马，印欧扩张与周商革命

来源：http://baojie.org/blog/2015/04/17/horse/
马，印欧扩张与周商革命

Posted on 2015-04-17 by BAOJIE
2002年2月16日，2002年12月2日修订

1 前言

从公元前二千纪初起, 几乎在蒙古-青藏高原以西的整个欧亚大陆, 发生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种族扩张, 这就是在从印度到西班牙的辽阔土地上, 原始印欧人(Indo-Europeans) 都开始逐渐替代当地居民.

除中国外三大文明中心的衰落都和印欧人的崛起有关. 埃及的古王国由于喜克索斯人的入侵而结束, 喜克索斯人虽然并非印欧人, 但他们从地中海东岸西侵, 却有极大的可能是受了当时从小亚南下的印欧人,例如赫梯人的压力, . 到公元前6世纪, 埃及人被印欧人的另一支波斯人(Persians)灭掉; 古印度被雅立安人(Aryans)灭掉 ; 巴比伦688BC亡于亚述(闪米特人Semitic )612BC亚述又亡于Medes(米底)人. 波斯, 雅立安和米底人又都是印欧人.

此外, 此时希腊人(Greeks)在希腊半岛, 吐火罗人(Tocharians)在中亚, 克尔特人(Celts)在中欧,意大利人(Italics, 含罗马)在亚平宁, 斯拉夫人(Slaves)在东欧, 日尔曼人(Germans)在北欧都取代当地民族, 大为发展. 他们都是印欧人.

所以各文明古国的衰亡不是孤立的现象, 应该说, 是原始印欧人的社会组织方式必有某种独到的优势, 使他们得以在几乎整个欧洲, 中东和南亚全面取得胜利. 今天, 欧洲, 美洲, 中亚南部, 南亚都以印欧语族后裔为主体, 联合国的6种工作语言中, 就有英语, 法语, 俄语, 西班牙语4种属于印欧语. 20种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中, 印欧语就占了11种(1993年,见 Languages with more than 30,000,000 Speakers as of 1993：http://www.friesian.com/upan.htm). 即使在人类历史全局上, 这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由于印欧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铁和马的民族, 我们相信她的空前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种技术进步. 下文中, 我们将论述马的使用对印欧扩张的重要性.

那么, 当亚欧大陆几乎所有的地方都面临印欧人压力的时候, 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是否孤立于这一变化之外呢? 事实上, 这一时期中国也发生着一次巨大的变化, 就是中国西部的周族受”狄人”的压迫,向南迁移到渭水流域, 然后进攻中原地区的商朝(1600BC-1046BC), 最后取而代之,建立周朝(1046BC-256BC),引发了东亚地区的民族大迁徙. 由于当时印欧人已经扩张到中国西部(其代表为月氏人), 而且从商代中期开始, 中国西北方向的用马的游牧民族突然出现并对商及后来的周构成强大威胁, 我们相信周的迁移与印欧扩张不是无关的, 而且在此过程中, 马的使用作为一种军事和经济进步,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们将探讨印欧军事革命和商周替代之间的某种联系. 第二部分讨论马的使用在印欧扩张中的意义及印欧人东进东亚的概述; 第三部分讨论商朝的用马情况; 第四部分讨论周族的用马情况; 第五部分讨论周族东迁与印欧扩张的可能关系; 最后, 在第六部分, 我们总结结论.

2 印欧扩张与马

– “History is written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horse.”

2.1 印欧扩张

早期印欧人生活在东欧到中亚的草原地带,即今天的乌克兰和哈萨克一带. 公元前2000年纪, 他们开始向东, 南, 西三个方向大规模扩张.

1亚欧草原

2 印欧人从草原的扩张 3 印欧人的第二阶段扩张

(map1,2 from The Spread of Indo-European and Turkish Peoples off the Steppe：http://www.friesian.com/upan.htm#steppe 3 from Indo-European Migrations：http://indoeuro.bizland.com/archive/article15.html)

大体上在1700BC-500BC之间, 在整个欧亚大陆都出现一种以南俄草原为中心, 向海岸线辐射的民族大迁徙的过程. 印度语(Indic), 伊朗语(Iranian), 斯拉夫语(Slavic),日耳曼语(Germanic),罗曼语(Romance),凯尔特语(Celtic),希腊语(Greek),阿尔巴尼亚(Albanian) 吐火罗语(Tocharian)赫梯语族(Hittite)诸印欧分支都逐渐兴起, 压迫其他民族进一步迁徙或灭亡.

当然这也不是一波实现的, 大体分了三波. 2000BC-1500BC前后是第一波, 代表作是赫梯南下和凯尔特人西进;1200BC-1000BC是第二波, 代表作是日耳曼人进入中亚(压迫凯尔特人西进, 到不列颠消灭了当地的巨石文化),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 吐火罗语进入黄河流域, 拉丁人进入意大利, 希腊人(迈锡尼人, 就是阿加门农那个民族了)替代了更南的非印欧的米诺斯文明; 500BC前后是第三波, 代表作是米底人和波斯人的兴起, 希腊人大殖民以及罗马的兴起(相对次要的, 这时候雅利安人扩张到了南印度甚至马尔代夫).

总结如下: (Frederik Kortlandt, THE SPREAD OF THE INDO-EUROPEANS：http://www.kortlandt.nl/publications/art111e.pdf)

Eastward migrations: 东向迁移
1. Tocharian. 吐火罗人
2a. Indic. 印度人
2b. South Iranian. 东伊朗人
2c. North Iranian. 北伊朗人
(3. East Slavic.) 东斯拉夫人
Southward migrations: 南向迁移
1. Anatolian. 安那托利亚人
2a. Greek. 希腊人
2b. Phrygian. 佛里吉亚人
2c. Armenian. 亚美尼亚人
2d. Thracian. 色雷斯人
2e. Daco-Albanian.
(3. South Slavic.) 南斯拉夫人
Westward migrations: 西向迁移
1a. Italic. 意大利人
1b. Venetic 维尼提亚人
1c. Celtic. 凯尔特人人
2. Germanic. 日尔曼人
(3. West Slavic.) 西斯拉夫人
注意向东的吐火罗人, 他们一直扩张到今天中国的河西走廊一带, 甚至可能更远. 他们很可能对中国, 特别是中国西部的历史, 有重要的影响.

2.2 马在印欧扩张中的重要性

印欧人的成功, 应当归功于他们两种最重要的技术发明: 铁和马.

马的性格不羁, 很难驯服控制, 故不论中外, 在常见的家畜中, 马都是最晚被驯养的.但马一旦被驯化, 无论对于军事运输, 战车还是骑兵.都可以说是一场革命.即使到了蒙古帝国时期, 欧洲的步兵集团对蒙古轻装骑兵依然没有办法.新大陆没有马, 皮萨罗(Pizarro) 征服印加帝国的时候, 在Cajamarca只用了168个骑兵就屠杀了6000印加军队, 足以见马的威力(见The Horse in History：http://www.abc.net.au/rn/science/ss/stories/s70986.htm).大体上, 马用于战争所带来的机动性, 只有四千年后坦克的发明才得以超越.马本身, 马拉战车, 马镫, 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古代战争的面貌. 所以马的驯化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头等大事.

印欧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马的民族, 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纪就开始用马. “The single biggest factor accounting for these migrations is probably the horse. A good deal of archeological work indicates that in the same period as the hypothesized spread of the Indo-Europeans,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groups able to ride horses in the same areas. Moreover, work in the Dnieper river valley of Ukraine indicates that the first groups to domesticate the horse lived there.” (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http://www.cohums.ohio-state.edu/english/people/odlin.1/courses/570/indoeuro.htm, by J.P. Mallo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9) . 入侵印度的印欧人- Aryan人就是”horse-using people”, 而在此之前的Harappan 文化中没有发现马. 扩张到欧洲的Celts人的钟形杯文化和战斧文化(Bell Beaker and BattleAxe Culture,约公元前3000年中期-约公元前2000年初)墓葬中已有马骨,表明该文化的创造者已很重视驯养和役使马匹。可能还会使用车轮了.

汤恩比也在（http://www.nease.net/~luolian/mankind/mankindIndex.htm）中也提到马的驯化使原始印欧人(汤恩比称为”那一批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作为游牧人拥有了对南方农业和商业民族的优势.古埃及人比喜克索斯人打败,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后者知道用马(可能是从印欧人那里学来) 而前者不会.中国古代一直受北方游牧人骚扰, 不胜其头疼, 对马在军事上的作用也有深刻的体会.

当然, 马的优势也不是绝对的. 在马蹬和马掌发明以前, 骑兵不能久战, 也不能在马上用很大的力气, 所以遇到重装步兵方阵(如希腊人的)和”装甲部队”(车步混合配置), 反而不敌. 马在印欧扩张中的意义, 可能在第一波第二波的时候比较重要, 到了后来其他民族也学会用马打仗也就相对次要了. 同一时期随着骆驼的驯化, 闪米特人在中东反而反攻倒算, 从 阿拉伯半岛向北挺进. 而且由于赫梯人在第一波迁徙和第二波迁徙之间发明冶铁, 后期印欧人扩张中可能铁的使用更加重要(铁制武器比青铜要厉害得多. 似乎西亚, 中欧和南欧的用铁技术都是印欧人传过去的. 当印欧人知道用铁时, 其他的文明还在用青铜. 如古希腊人的一支 多立安人Dorians消灭迈锡尼文明时前者知道用铁 而后者还没有). 大概到了罗马帝国晚期和中国战国时期骑兵才重新重要起来了.

3 商代马的军事使用讨论

3.1 夏商两朝用马历史

夏人发源于山西南部和河南中部一带, 商人发源于黄河下游河南东部一带, 属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

中国有独立于印欧人的用马历史. :”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 但由于该篇的真实性尚不能保证. 考古的证据中, 山东龙山文化(2600BC-2000BC, 相当于传说中黄帝到夏初, 早于印欧人大迁徙)里就已经有驯化马的遗迹.城子崖遗址(章丘市龙山镇)出土的动物遗迹就有大量的马, 数量甚多, 这说明夏朝中国已经有马,只是尚不确定是否是本土驯化的. 又, 同一地区更早的大汶口文化(4040BC—2240BC)中就没有马的发现, 可能马的驯化也不是很早的事.

《世本.作篇》说“相土作乘马”(发明马车), 相土是商人的第二代族长, 相当于夏初(前二十世纪), 和印欧人崛起的时间大致相当.甲骨文中也有”马”字(见题头图, 详参http://jgw.ayinfo.ha.cn/jiagu/gushi/hsu0104.htm),在殷墟出土有马车, 这是商朝有马的明确证据, 其时间相当于赫梯帝国时代(1750BC-1200BC).

和游牧人不同, 商人虽然也用马, 却主要不是用来骑, 而是拉车. 中国历史上首见战车据说是商灭有扈式的甘之战中商汤率良车70辆. 商代的车马坑就有完整的马拉车的遗迹(右图是安阳孝民屯南地晚商的两马车坑). 学会建立骑兵, 却要到公元前四世纪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了（http://www.pep.com.cn/wenhua/fushi/sanjituku/051-6.htm）.尽管如此, 中国的以马拉战车为核心的军队却足以抵抗游牧骑兵 .

3.2 商朝是否将马广泛用于军事

但是有证据表明商后期马的军事使用可能并不是长期的和广泛的, 它是由于对新兴游牧民族(鬼方等)的战争而发展的.

商代的军事制度发生过多次变化. 武丁(1250BC-1192BC,依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果)及其以前, 关于战争的卜辞多有“登人”若干和“步伐”的记录, 说明商朝前期步兵仍是主要 兵种. 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一带的商朝后期祭把坑, 往往10坑一排, 每坑8—10人, 表明步兵编制基本上是十进制, 有十 人、百人、千人等不同级次的区分.卜辞中的“行”可能是百人单位, “大行”则为千人单位.

晚商遗址中车马坑和战车实物的集中发现 , 显示出商朝后期战车愈益增加, 车兵逐渐成为主要兵种. 一般一车驾两马(两服), 或左右各再加一马(两骖).车上3人, 在前驾驭马为御者, 左部持弓者为主将, 右部持戈者为护卫.有时5车横列一组, 25车为一大组.随车的兵士3人为一组, 曾发现10组30人(商代社会诸问题的研究 ：http://202.102.230.155/jgyf/images/newpage1.htm). 据甲骨卜辞所记, 武丁时至 少拥有战车300辆 (http://www.no1190.com/junshi/zanyi/sangguzou/5.htm) 如果该记载属实, 则武丁时期的车战力量已不输于武王伐纣的军事力量.可能武丁时期的主要作战对象是鬼方和羌方.《易经·既济》九三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马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考古的证据对此也提供了其他的观点.

首先, 商朝军队中的马可能是从外来引入的. 殷墟中证据如下(Kwang-Chih Chang张光直, Shang Civi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
1- 甲骨文中关于狩猎的记载, 500次以上的有驯鹿, 獐, 鹿, 100次以上的有野猪和野牛,虎 , (a larger deer)和其他未知动物出现小于10次.这种记载和考古动物遗骸的发现是一 致的.这说明商代殷统治中心地区大型野生动物以偶蹄类为主, 并没有野生马.
2- 在祭祀和墓葬中发现有狗, 牛, 羊, 马, 猪和鸡, 但是其他动物均在垃圾中有发现,用于食用, 马未发现有食用迹象, 可能只用于拉车.相比之下, 牛的使用惊人, 一次祭祀的用牛量可达1000头.
3- 甲骨文中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胡厚宣, 武丁时期五种记事刻辞考)

显然商人是比较珍惜马的, 这和大规模养牛养马的游牧民族不同.可能当时中原地区还没 有大规模养马, 仅通过战争或朝贡获得少量马匹. 这样维持一只大规模用马的军队, 是国家经济的一个很大负担. (即使到1000年后的汉朝, 中原地区仍然是缺少马匹的, 汉武帝以倾国之力, 一次出征不过才能用十几万匹马, 而同期匈奴一次就可以调动40万骑兵)

其次, 随着鬼方的平定和主要作战对象改为东方的东夷(特别是晚商的纣时期,《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战车建设可能被忽视, 马车更多用于贵族礼仪.

张光直在一节(p194)详细描述了殷墟出土车马的情况, 并指出主要的武器出土是在车马坑中, 但也指出这些马车均装饰以青铜和和宝石, 车体绘以动物图示.则可能这些马 车是用于礼仪用途的, 配套出现的成套兵器也可能是权力象征, 因为传统上中国有用成套车马兵器作为权力象征赐于大臣或陪葬的礼仪, 如加九锡(《韩诗外传》：诸侯之有德, 天子锡之, 一锡车马, 再锡衣服, 三锡虎贲, 四锡乐器, 五锡纳陛, 六锡朱户, 七锡弓矢, 八锡鈇钺, 九锡秬鬯, 谓曰九锡.出卷五十三·治政部下) 殷墟出土的马羁饰 http://www.anyang.gov.cn/oracle/asp/curio/200226105448.htm(from 殷墟网站，见右图)到是精致, 全部以海蚌及高品质的玉器装饰, 但是明显不是用来打仗的.

商朝后期武丁的妻子妇好, 是一个重要的女将, 曾领兵攻打鬼方, 在甲骨卜辞中出现多次.1976年 发现了她的墓, 保存完整, 没有被盗过, 随葬兵器甚多, 包括象征兵权的大铜钺, 可是却没有与马有关的军事用具出土(不过有马玉雕).如果商朝的军队中骑兵或马拉战车是制式装备的话, 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高级将领的墓中没有马刀, 马车, 马鞍出现.如果确实没有, 只能说明当时马在商朝军队中作用不是很突出.

马拉兵车在农耕和商业民族在游牧民族接触前, 不是一种重要的战斗力量, 因为没有发展的必要(希腊罗马的战车使用都不很发达, 主要靠步兵和骑兵).毕竟长期靠进口马匹来维持军马使用是代价高昂的. 所以当鬼方威胁解除后, 商朝军队中马的使用可能大大消减了.

此外, 在文献中商朝有关马的记载也很少. 中描述商朝的先王武功, 只有一处间接提到马,

武丁孙子, 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 大糦是承.

比较(见第4节), 马和战车的频率明显较低.

在夏商时期, 中国的主要生产工具还是石器, 金属主要用于礼器和酒器. 夏王杼以坚中甲、长矛装备军队就已经算正规国防军的配置. 那时候武器主要还是石头和木头, 金属使用都很少, 更谈不上战车了. 即使在商朝后期(殷), 金属的使用依然是不如石器.当时的大多数农具还是石制的, 青铜的不多. 所以怀疑商朝有没有把马拉战车广泛用于军事.

商的马的军事使用普遍性问题, 我的看法是还是要比较商后期的殷墟和其他早商文化遗址, 如二里岗, 盘龙城, 潞王坟, 台西村等诸遗址, 如果发现有大量兵器出土但未能发现车马, 则可支持商代军马数量稀少, 仅用于王室礼仪及中央军队的假设.

4 周朝马的军事使用

4.1 周人的起源和迁移

周人发源于黄河上游的陕西中部和甘肃东部, 是一个和西北其他氏族部落混居的民族. 《史记周本纪》: 不窋以失其官而儆戎狄之间. 由于周所处的地方接近游牧民族, 一直不断受到”戎狄”的侵扰, 先是在公刘时期迁居于豳地（今陕西栒邑或邠县）, 恢复从事农业,”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周本纪). 周族在豳地住了“三百有余岁”（《史记·匈奴列传》）,再次受到”戎狄”的压力, 迁居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两扶凤). 到文王时期, 再东迁到丰邑(今长安县沣河以西). 文王的儿子武王东进最后消灭了商朝.

周人的迁徙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从武丁起, 商人和周人都受到了来自西方和北方”戎狄”的压力, 周人的迁移就是受到这一压力的结果. 这种压力, 很有可能是来自那些民族学会了用马. 考虑到印欧人的东支月氏人分布在离周人很近的甘肃中部一带, 我们有理由相信是月氏人或它稍西的吐火罗人将大规模的骑兵或战车技术带到了中国, 引发了一轮新的民族迁徙. 而那些受到这种压力的农耕民族, 也和从喜克索斯人那里学到用马的埃及人一样, 主动或被迫地学会将马大规模用于军事.

4.2 周人的大规模军事用马

和商人不同的是, 周人本来就处于西戎之中, 对用马民族的挑战反应更敏锐, 更多地习惯了在军事和经济生活中使用马.

回顾周的早期历史说:

古公亶父, 来朝走马.率西水浒, 至于岐下.

也说:”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 而营筑城郭室屋, 而邑别居之” 这是太史公婉转的说法. 其实周的先人本来就是戎狄. 后来虽然定居务农了, 但是受中原教化未久, 可能还是保留了比较多的戎狄作风.特别是马在周人生活中有重要影响. 说：

殷商之旅 其会如林
矢于牧野 维予侯兴
上帝临女 无贰尔心
……
牧野洋洋
檀车煌煌 驷騵彭彭

则早在灭商的时候, 周军就靠马拉战车武装起来了.中讲兵制的一节就称为.周制, 一辆兵车配72名步兵, 3名甲士, 人车比75:1, 和美军陆军现在的战车士兵比例也差不远(49万人, 主战坦克约8000辆, 约60:1). 武王伐纣的时候(前十一世纪)有车三百乘:”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而”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史记周本纪)

中有”坤：元, 亨, 利牝马之贞”,”屯, 六二：屯如□如, 乘马班如”, 等多例.

周颂和鲁颂(鲁是周公封国, 周最嫡系的诸侯)中, 则有”有客有客, 亦白其马”, “駉駉牡马, 在坰之野”, “有駜有駜, 駜彼乘黄”,”其马蹻々, 其音昭昭” , 几乎每篇回忆先王的作品都要提到马了.说：

公车千乘, 朱英绿縢.二矛重弓.
公徒三万, 贝胄朱綅.
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
荆舒是惩, 则莫我敢承！

这是说周公东征的时候(灭商后十余年)军队的配置 , 千乘可能夸大, 但几百乘还是有的, 实在是可怕的力量, 所以打的东方的夷人”荆舒””莫我敢承”.

周朝中后期仍然面临着游牧人的威胁, 特别是猃狁, 也就是后来的匈奴. 说：

“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
赫赫南仲, 猃狁于襄”,

就是讲周宣王(827BC-782BC) 的时候, 南仲平定猃狁的战争. 靠什么力量呢？反映同一时期事件的说

采薇采薇 薇亦作止
曰归曰归 岁亦莫止
靡家靡室 玁狁之故
不遑启居 玁狁之故
……
彼尔维何 维常之华
彼路斯何 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 四牡业业
岂敢定居 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 四牡騤騤
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 象弭鱼服
岂不日戒 玁狁孔棘

分明是说和猃狁的战争是以马拉战车为核心的, 而且是一种重装的四驾马车(注意商马车一般是双驾), 可能是这种技术优势导致或加速了”一月三捷”的结果.

周军具体用何种战术和猃狁作战不得而知, 但无疑比单纯的步兵战斗力强多了.战车在进攻中可以快速穿插逐杀敌人, 在防守中可以围成一个圈快速组建据点(在捷克胡司战争中胡斯党人就靠战车堡垒打了二十年.西部片中对付印第安人也是用这个法子).如果没有马, 倒很难想出更有效的办法能对付游牧骑兵的进攻–正如埃及人面对喜克索斯人时那样.

从语言构成的角度, 周族应该是属于汉藏语系, 和商同宗, 但相对于商, 周是蛮族, 文化很落后, 经济不发达, 因为其在与游牧族(河西的印欧语系或河套的阿尔泰语/汉藏语部落)接触的过程中, 逐渐建立了一个以马拉战车为核心的军队, 军事上反而大大超越了商., 这样的半蛮族进攻中原, 加上商朝又已经腐朽, 结果就象金灭北宋一样, 摧枯拉朽.以这样的军事优势对商朝的军队, 加上政治措施得当, 难怪周人能以落后战胜先进, 入主中原了.

5 周族东迁与印欧扩张的可能关系

回顾上面的讨论, 我们可以发现以下有趣的事实

1- 武丁时期(公元前13世纪后期)到周兴起(前11世纪中期), “华夏”国家和部落开始面临着游牧民族的巨大压力. 其时间段正好对应于印欧人的第二波扩张.
2- 周人由于紧密接触”蛮族”军事技术, 同时也具有农耕文化的基础, 得以能比商人更迅速地, 更彻底地完成从步兵到车战的军事革命.
3- 鬼方, 猃狁的兴起, 正好在伊朗语印欧人东迁压迫吐火罗语印欧人东进到中亚到黄河上游一带之后

这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暗示: 周灭商可以和其他文明古国的灭亡联系在一起, 代表了亚洲腹地骑马民族的兴起. 考虑到周人也是受到其他狄人的排挤才逐渐进入中原,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迁徙也是前二千年纪亚欧民族大迁徙的一部份.其根源就在于马. 无论商代中期(前13世纪)是否已经开始马的大规模军事使用, 都说明了印欧扩张对中国的影响. 至迟到前11世纪, 这一军事革命由周人最终完成并统一黄河流域. 很明显, 这种新的军事技术和西北游牧民族对中原前所未有的压力, 是和印欧人的东扩息息相关的.

5.1 印欧人的东进

公元前1500年, 来自乌拉尔–伏尔加河的印欧族雅利安人东迁到中亚和伊朗高原, 将早先来此的印欧人种吐火罗人赶到天山以东直至黄土高原一带.其中定居在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是波斯人的祖先, 定居在中亚的雅利安人是中亚塞种人的祖先, 他们都操伊朗语; 一部分南下进入印度征服达罗毗荼人, 成为操印地语的印度斯坦族的祖先. (刘水龙 中亚(新疆)历史 http://go7.163.com/cshis/history/zyls.htm)

其中的月氏人居住在黄河上游河西走廊一带.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1000年左右, 一度非常强盛,”当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控弦者可一二十万”. 月氏”行国也, 随畜移徙, 与匈奴同俗”(史记大宛列传),明显也是用马的游牧族). 直到177BC左右被匈奴逐到中亚阿姆河流域, 后来建立了著名的贵霜帝国.(见左图)

“月氏”也读肉支、乌氏、讹氏. 《穆天子传卷一（http://www.guoxue.com/zibu/zhajia/mutianzi/mtz_003.htm）》在说到公元989年周穆王北征犬戎的经过时，提到过“焉居”和“禺知”。王国维和剪伯赞认为“禺知”即虞氏、月氏的转音;“焉居”即“焉耆”，秦时作“义渠”(见5.2节)

月氏人西边为乌孙人和赛人, 属于第三阶段印欧扩张的产物. 杨瑾（http://211.154.143.185/gate/big5/www.bmy.com.cn/qwhyj/y81.htm）中说:

“西元前7世纪左右，一支游牧在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之间广大草原的游牧民族进入天山 南北，后在今伊犁等地立国，这个民族在中国史书中称塞人，波斯文献中称塞迦(Sakes)古希腊人则称斯基泰(Scythians或译西徐亚、塞西安)，属操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的雅利安 人的一支。其活动区域大致在喀什喀尔湖、和田河及克里雅河流域。《穆天子传》中的西王 母就是塞人部落首领。沉福伟认为“西”字兼有音义，译出了“斯基泰”(Scythia，Scyt h)民 。苏联学者伯恩施坦认为在天山东部游牧的乌孙族乃塞 人的一支，塞人与乌孙是一种文化的两个阶段。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记载北 方最西国是新疆北部布伦托海附近的无?国，又称无继国，其东端可能到达中国新疆的伊犁 河上游，这个无继国就是乌孙国，古希腊人称之为伊塞顿人(Issedonians)。与 切但又最复杂的是“西戎八国”，包括绵诸、绲戎、翟戎、豸原 戎、义渠之戎、大荔之戎、乌氏之戎和朐衍之戎，其中义渠之戎最为强大，成为秦的 心腹大患。林梅村根据义渠读音和吐火罗人对马的称谓几乎完全相同，认为义渠也许是吐火 罗部落的一支。”

可见印欧人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扩张都曾波及中亚和中国西部, 无疑, 这对当地和毗邻地区原有的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周人东进属于第二阶段的内容, 而秦人的兴起(公元前7世纪-前4世纪)则对应于第三阶段扩张, 和周人兴起的模式如出一辙.

5.2 印欧人在华北的扩散和其他游牧族的兴起

吐火罗人扩张后, 在从天山到鄂尔多斯的广大地域内，分布着众多的部落；当时吐火罗人同黄河上游的源出汉藏人的氐羌人混合在一起，被中原的华夏人统称为“西戎”。 西戎的吐火罗人中，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其次为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 义渠为秦西北最强大之戎，主要分布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其地包括宁夏贺兰山、青铜峡以东及甘肃环县、马莲河一带。义渠戎在春秋时势力相当强大，自立为王，有城郭，称义渠戎国。到公元前272年（秦昭王三十五年）“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邽焉。”

华北也可能也有白种人, 他们可能是印欧人, 也可能是受到印欧扩张影响的阿尔泰语系民族.可参吕思勉 “赤狄白狄考”和 “匈奴”篇. 王锺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篇详细列举了当时在华北和西北广泛分布的戎,狄的名号, 许多分布于今天河北, 山西, 陕西, 河南的腹地. 特别是犬戎, 长狄, 赤狄和白狄, 和后来的匈奴有历史渊源. 他们很有可能是白种人. 十六国时期(316-420)其后裔在中原还是”深目高鼻”. 后赵高祖石勒（http://zhenyuan.sdedu.net/Basic/EBookLib/JXCKS/TS011010/）, 属羯, 祖先为匈奴支系羌渠.王国维的说 　:”且深目多髥, 不独西胡为然, 古代专有“胡”名之匈奴, 疑亦如是.两汉人书虽无纪匈奴形貌者, 然晋时胡皆南匈奴之裔.晋书石季龙裁记云, 太子詹事孙珍问侍中崔约曰：‘吾患目疾, 何方疗之?”约素戏之曰：‘溺中可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晼晼, 正耐溺中.’珍恨之, 以告石宣.宣诸子中最胡状目深, 闻之大怒, 诛约父子.又云, 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 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是高鼻多髥至有滥死者.……晋之羯胡别明明匈奴别部, 而其状高鼻多髥, 与西胡无异, 则古之匈奴盖可识”. 则狄人可能也是白种.

更古老的商周时期, 白种的阿尔泰人或印欧人可能会更多, 而他们大多是游牧人或游牧人的后裔. 特别是其中的匈奴(鬼方、混夷、獯鬻、荤粥、猃狁、胡), 从武丁时代到北魏(386-534)近2000年中一直是中国最大的麻烦. 虽然他们从种族上不一定是印欧人, 但其对中国的冲击也间接来自印欧人 – 正如欧洲民族大迁徙时匈奴人, 东哥特人, 西哥特人的连锁反应.

5.3 第二阶段印欧扩张在东亚引发的民族迁徙

上面说了一大段中国的白种人问题, 是要说明, 中国在公元二千纪的时候其实也直接或间接的受亚欧草原马的驯化的冲击–通过印欧人, 阿尔泰语系民族(通古斯、蒙古、突厥). 随着马的驯化, 原始印欧人逐渐从乌克兰到哈萨克草原一带向东, 南, 西迁徙, 引发沿途各民族的民族大迁徙, 同时也传播着养马的技术.其中向东的一支.很有可能到达了今天新疆甚至华北, 或者至少把养马技术带到了那里.这些人, 不论是印欧人, 阿尔泰语系人, 或者是通过和前两者交流而学会骑射的西部汉藏语系人, 都是对中原王朝的一个新威胁.夏朝(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的时候中国并没有严重的戎狄之患, 到了商周(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3世纪)就严重起来.在商朝, 有羌方, 鬼方, 在西周有猃狁.而且有许多游牧族一直跑到中原腹地来.西周更是被犬戎灭掉.

许倬云(第二章第八节)指出这种迁徙可能有其气象的原因: “甚至可以更狭窄的定为西元前1500—1200年间的草原牧群大扩散，使商周的北面与西北面都承受了源自中亚的间接压力（Shernatt，1980：254—255）。西元前1500年时草原与森林的接界在北纬五十六度左右；西元前1250年时，接界北移了二百英里，直抵北纬六十度左右（Watson，1971：42）。这是草原温暖，人口增殖的时期。气候的改变，据竺可桢的研究，显示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地区曾有一段寒冷时期，延长到春秋时期才渐变暖。寒冷的移动由东亚太平洋岸开始，向西渐进经欧亚大陆到达大西洋岸，同时也有由北而南的趋势（竺可桢，1979：479，495）。由竺氏的曲线，当可猜度漠北与西北的游牧民族为严寒驱迫，会有南下可能。邻近中国内地陕晋两省北面的戎狄，在商末周初大为活跃，以致有商人与鬼方诸部的争战及周人为戎狄压迫而迁徙，遂也不足为奇了。”

斯塔夫理阿诺斯 更进一步说甚至商文化的兴起也和这种扩张有关:” 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 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也入侵了遥远的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在那里, 他们发现了一种繁盛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商文明就是由这种文化发展而来的.外族人侵与商文明的出现, 这两者间究竟有何关系, 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尚不能给于明确的结论 .不过, 一般都同意, 商文明的出现, 不是缘于大规模地移植外来成分, 相反, 是由于本士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而入侵者只是赋予了某种变革性的力量, 起了促进的作用.因此, 前一章在分析商文明时, 说它是世界古代文明之一.可见, 战车兵侵 入中国北部时, 与他们侵入希腊和印度时的情况不同, 没有造成明显的文化中止.相反, 独特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续地发展为独特的中国文明, 这一文明从商时期一直持续 到现在. 这种连续性在公元前1027年由商朝到周朝的转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周人曾长期居住在文明边缘区的渭水流域, 所以他们在借用西、北方牧羊“蛮族”的军事技术的同时, 也分享到商的语言和主要文化.因而, 当周人侵占中国北部时, 中国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中断. ”

总结这一民族迁徙过程可以得到如下简略的过程

– 公元前1500年, 印欧族雅利安人东迁到中亚和伊朗高原, 将早先来此的印欧人种吐火罗人赶到天山以东直至黄土高原一带. (雅利安人进一步南下入印度)
– 吐火罗人控制天山和河西走廊一带, 压迫当地羌人和戎人东迁; 部分吐火罗人进入华北
– 受吐火罗人影响, 中国北部开始出现用马的游牧民族的侵扰.
– 在”戎狄”的压力下, 周人被迫南下东迁
– 周人进入黄河中游, 灭亡商朝, 建立周朝

其实这个民族迁徙的过程并没有随商的灭亡结束. 随后
– 商族被打散散居晋鲁卫宋等国;
– 东夷在周公和齐鲁的打击下进一步东撤南下(他们本来在商末就已经被商沉重打击了), 渐次从豫东, 山东, 淮北退却, 穆王时期的徐偃王之乱的失败乃是一标志, 直至楚灭群舒
结束了夷人的政治存在;
– 荆人受周人压迫南迁到江汉一代, 建立楚国
– 越人则进一步受楚人压迫由长江流域撤退到珠江闽江钱塘江流域

[ 有趣的是, 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还出现过两次逆向的印欧民族大迁徙. 公元前7世纪后期，从蒙古高原到黑海北岸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民族迁徙，伊塞顿人又是迫于阿里玛斯普人（Arimaspea）的压力而西移, 马萨革泰人因受伊塞顿人（Issedone）的压迫，向西迁徙，击败了斯基泰人Scythae， 斯基泰人又将辛梅利安人（Cimmerian）赶往欧洲；追溯源头, 可能为齐桓公和秦穆公对大夏和西戎的征伐(cinasonhttp://bbs.mit.edu/cgi-bin/BBSanc?/groups/GROUP_8/History/difang/Cinason/M.960279389.A ) 公元前2世纪匈奴人赶走月氏人可能更加重要. 月氏人沿途击破了乌孙人和大夏人, 并南下进攻了印度. （http://www.shuku.net:8080/novels/zatan/cydglngls/cydg01.html）在评论月氏西迁时说：“匈奴在把月氏逐出甘肃的过程中，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反应远至西亚和印度都能被感受到，阿富汗地区丧失了希腊化的特征，亚历山大远征在这些地区所留下的最后的遗迹被消除了；帕提亚的伊朗暂时承受了震动；从甘肃被赶走的部落已经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起一个意想不到的帝国。在草原一端发生的一个轻微的搏动，不可避免地在这条巨大的迁徙地带的每一个角落都产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 在此之后, 印欧人基本上退出了东亚历史舞台-直到近代欧洲殖民者的到来 ]

周人和商人在文化上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比如鬼神观, 酒文化, 封建制度, 等等. 中原为周人入主相当于五胡乱华或满族入关, 是先进民族因为统治阶层的腐朽和军事缺乏活力而为落后民族所灭的例子.不过, 中国后来的文化体制是继承周的制度多些, 商的制度少些.特别是家国体制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商人是宗教政治不分的), 奠定了中国今后三千年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基础.

6 结论

总结:
– 中国在印欧人之外独立发明了驯马
– 但是中国人直到商朝并没有把马广泛用于战争
– 周人的迁徙是受到其他游牧族压力, 属于原始印欧人引起的亚欧民族大迁徙的一部份
– 周人在与印欧人或阿尔泰人的接触和斗争中学会了用马拉战车建立军队
– 这种军事优势加速了周人战胜商人的过程
– 周人入主中原后以自身文化为基础, 融合商文化, 奠定了中国三千年的家国体制

所以中国文化一样受到了马的军事使用的冲击, 只不过和在巴比伦印度不同, 和埃及类似, 是文明的一种融合和升华.在这次冲击之后, 埃及的新王国重新崛起, 中国的西周几乎统一了整个黄淮流域, 而巴比伦和古代印度, 却永远成为历史为人凭吊了.

附：马萨革泰与斯基泰——吐火罗人研究札记之四

雅利安人的大迁徙势必会对早已到达中央亚细亚的吐火罗人造成影响，在两者交界的区域，部落人民之间发生不同程度的混合与重组是相当自然的。本节拟从西方史料的记载出发，结合东方文献，简要分析古代中亚地区与吐火罗人和雅利安人有关的游牧部落。

如前所述，雅利安人南迁後，主要转入定居生活，但留在原地（即南俄至南西伯利亚一带）继续游牧的部落也不在少数，这些部落纵横驰骋于瀚海绿洲之间，与南 方的亲缘民族保持着某种时战时和的关系，对于他们的称呼，各地是不一样的，希腊人称其为“斯基泰”（Scythae），波斯人则称其为“萨迦 ”（Saka），当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上述指称的涵义也不完全一致，不过大体上可以认为，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在黑海北岸和哈萨克草原之 间分布着一个名为“斯基泰”（“萨迦”）的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从语言上来看，这些斯基泰人可以认为是与西伊朗人和东伊朗人相对的北伊朗人，即他们说的是 雅利安人的语言。但是，古希腊人和波斯人也注意到，在斯基泰人的东方，还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做“马萨革泰”（Massagetae），马萨革泰人与斯基泰人 有近似之处，但区别也很明显，可以认为他们是与斯基泰人不同的另一个民族，後来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入侵中亚时都曾与马萨革泰人作战。

公元前七世纪後期，从蒙古高原到黑海北岸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民族迁徙，马萨革泰人因受东方伊塞顿人（Issedone）的压迫，向西迁徙，击败了斯基泰人， 斯基泰人又将辛梅利安人（Cimmerian）赶往欧洲；追溯源头，伊塞顿人又是迫于阿里玛斯普人（Arimaspea）的压力而西移。关于伊塞顿人，我 们将在下节详细分析，此处只需大致指出，这是一个吐火罗－雅利安混合部落；而对于阿里玛斯普人，则因资料缺乏，很难作具体的分析。希罗多德在《历史》中 说，“阿里玛斯普”是斯基泰语的名称，意为“一目”，联系到《山海经·海外北经》中也记载有一个“一目国”，因此这个民族的存在确有一定的真实性。黄时鉴 认为，该族可能是蒙古高原西部阿尔泰山一带的突厥语部落，对应于前匈奴人，西方则有学者将其比定为中国古史中的猃狁；但无论是“前匈奴”还是“猃狁”，他 们都同蒙古高原直至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部落有关。分析一下此时的东方，我们发现，在从天山到鄂尔多斯的广大地域内，分布着众多的吐火罗部落；当时吐火罗人 同黄河上游的源出汉藏人的氐羌人混合在一起，被中原的华夏人统称为“西戎”。西戎的吐火罗人中，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其次为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 （周、秦、赵都源出西戎，周人以羌部落为主，但也杂有少许犬戎成分；秦、赵则带有更多的犬戎因子，关于这方面将在後文详析，此处不赘述）。周人和犬戎的关 系非常密切，秦人更甚；但进入春秋之後，犬戎便渐渐衰落，诸戎与诸狄进一步入居华夏，後来大部都被中原四周各大国吸收、同化。公元前七世纪中期，齐桓公曾 涉流沙、西伐大夏，这个大夏可能便是後来伊塞顿人中的吐火罗部，这次远征有可能引起大夏的西迁；又，公元前七世纪後期，秦穆公曾对西戎大肆扩张，服灭八 国，此举造成大批戎人向西北方向迁移，其中也可能有犬戎等部落在内。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前述将阿里玛斯普人比定为猃狁的假说，那么这一次民族大迁徙实质上 可以看作是中原和蒙古高原的汉藏人和阿尔泰人对印欧人实施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击，结果是吐火罗人的势力整体上向西北方向退缩，而斯基泰等雅利安人也因这一压 力向西移动。此後，吐火罗人的另一支——月氏兴起，成为河西的霸主。

加富罗夫在《中亚塔吉克人史》中，将“马萨革泰”与“大月氏” 等同起来，应当说，这一分析是有一定的启发性的，但从地域上来看，两者差别太大，中间还相隔有不少别的部落。不过，从名称上分析，“马萨革泰”与“大月氏 ”的确存在某种关系：“Massa-”是雅利安方言“大”的意思，“Getae”则可以对应“月氏”。如果我们联系到亨宁的假说，那么此处的 “Getae”和“月氏”就都可以看成是“古提”（Guti）的对音，即他们与更早的古提/库提人可能存在着亲缘关系，也就是说，马萨革泰人中存在着吐火 罗成分。但是从地域上看，由于夹在属于雅利安人的斯基泰人和吐火罗－雅利安混合的伊塞顿人之间，马萨革泰人不大可能是纯粹的吐火罗人，而又与邻近的斯基泰 人习俗相近，因此他们很可能也是雅利安－吐火罗

 

吐火罗人研究札记

一、吐火罗人——最早的印欧人
吐火罗人是原始印欧人的一支。原始印欧人的始居地至今未有定论，大致可以认为在东欧、南俄、西亚和中亚这些区域之间。确切可考的最早印欧人为何，至今也无定论，因为当印度、伊朗、希腊、罗马等印欧部落姗姗进入历史舞台之时，在三大洲交接处早已兴盛多时的各文明主人都是闪含人或达罗毗图人等。安纳托里亚地区赫梯人的重新发现将印欧人的历史大大前推了一段，但仍显太晚；直至近世对丝绸之路上重新发现的吐火罗语的研究获得较大进展，学者们才越来越感觉到，这种语言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最早的印欧人。
现在的欧洲固然是印欧语的天下，然而远古并非如此，至少欧洲西部和南部的远古居民不是说印欧语的，例如西欧的巴斯克人就是古代欧洲非印欧语人的遗裔，而南部的伊比利亚和亚平宁乃至巴尔干地区在凯尔特人、罗马人和希腊人迁入之前也都生活着说非印欧语的居民。这充分表明，原始印欧人绝不是欧洲的土著，而是本来位于欧洲东部或东方，后来才向西迁徙的。因此，最早的印欧人是生活在比后来更靠东的地方，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接触到西亚两河流域的先进文明，从而激励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吐火罗语的原始性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为了在文献记载上找到最早出现吐火罗人的踪迹，学者们便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悠久的美索不达米亚。著名伊朗学家英国人亨宁（W. B. Henning）提出，在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上多次提到的“库提人”（Guti/Kuti）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吐火罗人，亨宁从语言学上进行论证，将一些库提语专有名词与吐火罗语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相邻的东方有一个库提人的兄弟部族“图克里”（Tukri），这正是“吐火罗”、“敦煌”等名称在语音上的对应，而“库提”则可以对应属于吐火罗人的“龟兹”、“月氏”等名称。俄国学者加姆克列利则和伊凡诺夫由亨宁的观点出发，进一步作了这样的推断：早在公元前三千～二千纪，原吐火罗语便已经分化为两大互有差异的方言，这两大方言有着各自不同的名称——库提语和图克里语。将公元前三千～二千纪近东的古代民族库提人（包括Kuti和Tukri）跟后代的吐火罗人（他们留传下晚至公元一千纪后期的用两种方言写成的文献材料）等同起来的观点，与吐火罗语比许多其它印欧语言更具古老性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吐火罗语从原始印欧语分离出来的年代应该定在印欧语尚未扩散出其起源地之前和安纳托里亚语分化之后，也就是说，吐火罗语独立的时间最晚在公元前三千纪初，甚至更早。分成两大彼此差异又彼此联系的群体的吐火罗诸部落，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迁徙，他们经历许多国家，来到中央亚细亚，一路上留下了属于公元五～八世纪的吐火罗语文献。在这样的推断下，吐火罗人在他们经过的地区——从近东、伊朗西部（在这里他们以“库提人”而为人所知）到中央亚细亚（他们最后定居在那里），也就是中亚的广阔区域内——留下了他们的痕迹。从古代伊朗和中国的文献记载中，正可以发现，在伊朗和中国之间远在先秦时期就存在一条商路，而这条商路的主人，也就是在古代长期联系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者，正是最早的印欧人——吐火罗人。

二、吐火罗与大夏
“吐火罗”人（Tochari）最早确切出现于西方史籍是在古希腊人的著作中，其中记载：公元前140年左右，以吐火罗为首的塞人部落越过阿姆河进入巴克特里亚，灭掉了当地的希腊化王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史籍中的“大夏”就是吐火罗的译音。“大夏”在汉语文献中出现得很早，先秦时期“大夏”常常与“禺知”（即“月氏”）并提，也是一个活动于河西的民族，如果亨宁的假说成立，那么此时出现在中国西北部的“禺知”和“大夏”正是从近东迁来的兄弟部族“库提”和“图克里”。
由于吐火罗人到达中央亚细亚的时间远早于另一支印欧人——雅利安人，因此，原始印欧人同原始汉藏人的接触最早主要是通过吐火罗人与华夏人的交流来实现的。根据以蒲立本为代表的一些汉学家对上古汉语与上古印欧语的比较研究，汉语中有若干词汇系来源于印欧语（主要是吐火罗语），如“蜜”、“犬”、“剑”、“昆仑”/“祁连”以及“乾坤”的“乾”等等。将这些词汇带入汉语的，正是活动于上古东西方商路上的大夏人和禺知人，大夏与中原的交涉一直持续到春秋时代（齐桓公曾远征大夏），稍后西迁；禺知则发展为强大的月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宰着中亚到中原之间的玉石贸易。
“大夏”后来再次出现在中国史籍是汉代张骞通西域之时，被张骞称为“大夏”的那个区域在西方文献中叫做“巴克特里亚”，到了贵霜、嚈哒及突厥人入侵之时，便通称为“吐火罗斯坦”了。

三、雅利安与伊朗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印欧人中发生了著名的雅利安人大迁徙，这次迁徙的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夏末商初。雅利安人与吐火罗人基本上没有太多密切的关系，两者属于印欧语中不同的两大语组（Satem与Centum），吐火罗人虽然后来的地理位置在雅利安人的东边，但由于它远早于后者从原始印欧人中分离出来，因此吐火罗人的语言反倒更接近西部的印欧人如拉丁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语言。雅利安人在语言上大致对应于印欧语系中的印度、伊朗语族，“雅利安”（Aryan）是其自称，意为“高贵的”，盖因雅利安人迁入之地本为达罗毗图人所有，雅利安人在征服他们之后，便以“高贵者”自居。
此次迁徙主要分两个大方向，向南的一支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达罗毗图人，是为印度－雅利安人；向西南的一支进入伊朗高原，征服了亚述人和埃兰人，是为伊朗－雅利安人。印度－雅利安人在印度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并带去了他们的原始宗教——婆罗门教，后来发展为印度教；伊朗－雅利安人则分为两支，西支为米底人和波斯人，分别进入伊朗高原西北部和西南部，东支通称为东伊朗人，主要进入伊朗高原东部和中亚两河流域一带，后来成为波斯国教的祆教最先即是由苏鲁支（查拉图斯特拉）创立于东伊朗。约在公元前七世纪，米底人首先崛起，推翻了亚述人的霸权；不久波斯代兴，居鲁士二世于前六世纪后期统一了整个伊朗高原，建立了从地中海到印度河的强大的波斯帝国；与之相对，东伊朗人则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更喜欢城邦自治的形式，像花拉子模（火寻）、索格底亚纳（粟特）和巴克特里亚等都是很古老的城邦国。后来出现的“伊朗”（Iran）这个名称，便是由“雅利安”演变而来，因此最初只是雅利安人一个部落名称的“波斯”远没有“伊朗”的涵盖面广，此外，“伊朗”将东伊朗人也包含在内，尽管两者在历史发展上很早便已分离；不过，这层含义在现代只局限在语言学中（东伊朗语支），而在其他方面，“伊朗”人显然是不能将中亚的操东伊朗语的民族（如普什图人、塔吉克人等等）包含在内的。
虽然同为印欧人，但雅利安人同吐火罗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这种区别在语言上的明显性也暗示出其在种族、文化上的差异。雅利安人是比较典型的欧罗巴人种，吐火罗人则因东迁较早而混入不少原始的乌拉尔、阿尔泰和汉藏人的血液，白种特征已不甚明显；雅利安人较早进入定居生活，如印度、波斯等，都建立了较大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吐火罗人则主要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和商业，充当着东西交流的媒介。

四、马萨革泰与斯基泰
雅利安人的大迁徙势必会对早已到达中央亚细亚的吐火罗人造成影响，在两者交界的区域，部落人民之间发生不同程度的混合与重组是相当自然的。本节拟从西方史料的记载出发，结合东方文献，简要分析古代中亚地区与吐火罗人和雅利安人有关的游牧部落。
如前所述，雅利安人南迁后，主要转入定居生活，但留在原地（即南俄至南西伯利亚一带）继续游牧的部落也不在少数，这些部落纵横驰骋于瀚海绿洲之间，与南方的亲缘民族保持着某种时战时和的关系，对于他们的称呼，各地是不一样的，希腊人称其为“斯基泰”（Scythae），波斯人则称其为“萨迦”（Saka），当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上述指称的涵义也不完全一致，不过大体上可以认为，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在黑海北岸和哈萨克草原之间分布着一个名为“斯基泰”（“萨迦”）的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从语言上来看，这些斯基泰人可以认为是与西伊朗人和东伊朗人相对的北伊朗人，即他们说的是雅利安人的语言。但是，古希腊人和波斯人也注意到，在斯基泰人的东方，还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做“马萨革泰”（Massagetae），马萨革泰人与斯基泰人有近似之处，但区别也很明显，可以认为他们是与斯基泰人不同的另一个民族，后来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入侵中亚时都曾与马萨革泰人作战。
公元前七世纪后期，从蒙古高原到黑海北岸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民族迁徙，马萨革泰人因受东方伊塞顿人（Issedone）的压迫，向西迁徙，击败了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又将辛梅利安人（Cimmerian）赶往欧洲；追溯源头，伊塞顿人又是迫于阿里玛斯普人（Arimaspea）的压力而西移。关于伊塞顿人，我们将在下节详细分析，此处只需大致指出，这是一个吐火罗－雅利安混合部落；而对于阿里玛斯普人，则因资料缺乏，很难作具体的分析。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阿里玛斯普”是斯基泰语的名称，意为“一目”，联系到《山海经·海外北经》中也记载有一个“一目国”，因此这个民族的存在确有一定的真实性。黄时鉴认为，该族可能是蒙古高原西部阿尔泰山一带的突厥语部落，对应于前匈奴人，西方则有学者将其比定为中国古史中的猃狁；但无论是“前匈奴”还是“猃狁”，他们都同蒙古高原直至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部落有关。分析一下此时的东方，我们发现，在从天山到鄂尔多斯的广大地域内，分布着众多的吐火罗部落；当时吐火罗人同黄河上游的源出汉藏人的氐羌人混合在一起，被中原的华夏人统称为“西戎”。西戎的吐火罗人中，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其次为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周、秦、赵都源出西戎，周人以羌部落为主，但也杂有少许犬戎成分；秦、赵则带有更多的犬戎因子，关于这方面将在后文详析，此处不赘述）。周人和犬戎的关系非常密切，秦人更甚；但进入春秋之后，犬戎便渐渐衰落，诸戎与诸狄进一步入居华夏，后来大部都被中原四周各大国吸收、同化。公元前七世纪中期，齐桓公曾涉流沙、西伐大夏，这个大夏可能便是后来伊塞顿人中的吐火罗部，这次远征有可能引起大夏的西迁；又，公元前七世纪后期，秦穆公曾对西戎大肆扩张，服灭八国，此举造成大批戎人向西北方向迁移，其中也可能有犬戎等部落在内。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前述将阿里玛斯普人比定为猃狁的假说，那么这一次民族大迁徙实质上可以看作是中原和蒙古高原的汉藏人和阿尔泰人对印欧人实施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击，结果是吐火罗人的势力整体上向西北方向退缩，而斯基泰等雅利安人也因这一压力向西移动。此后，吐火罗人的另一支——月氏兴起，成为河西的霸主。
加富罗夫在《中亚塔吉克人史》中，将“马萨革泰”与“大月氏”等同起来，应当说，这一分析是有一定的启发性的，但从地域上来看，两者差别太大，中间还相隔有不少别的部落。不过，从名称上分析，“马萨革泰”与“大月氏”的确存在某种关系：“Massa-”是雅利安方言“大”的意思，“Getae”则可以对应“月氏”。如果我们联系到亨宁的假说，那么此处的“Getae”和“月氏”就都可以看成是“古提”（Guti）的对音，即他们与更早的古提/库提人可能存在着亲缘关系，也就是说，马萨革泰人中存在着吐火罗成分。但是从地域上看，由于夹在属于雅利安人的斯基泰人和吐火罗－雅利安混合的伊塞顿人之间，马萨革泰人不大可能是纯粹的吐火罗人，而又与邻近的斯基泰人习俗相近，因此他们很可能也是雅利安－吐火罗混合部落。

五、月氏、乌孙与塞种
汉文史籍中的“月氏”，更早的形式为“禺知”、“禺氏”等，是一个很久以来就活跃于中国西北的民族。根据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月氏语很可能是吐火罗语的一种方言，因此，将月氏视为亨宁假说中的古提人东迁到中央亚细亚的后裔之一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推测。月氏的活动范围相当大，从天山中部一直延伸到贺兰山甚至黄土高原，但它的核心则在河西地区。林梅村提出，月氏的故乡应当在天山北麓东段的巴里坤草原，从游牧的角度来看，这一分析很有道理，不过，月氏同许多吐火罗人部落一样，也不仅仅是游牧民族，而是过着一种筑城定居与游牧相结合的生活。很可能，河西一带本来是一些小的吐火罗城邦，月氏人向东扩张征服了他们，于是月氏人的中心也移到了河西。月氏人在河西留下了众多的地名，这些地名中有很多都能用吐火罗语去解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证实月氏人原先是属于吐火罗人的一支。昭武城是月氏在河西的故都，“昭武”其实就是“张掖”的异译，两者都是吐火罗语“王都、京城”之意。“姑臧”是武威/凉州的旧称，也出自吐火罗语，它与同属吐火罗人城邦的“高昌”可能是同源词，高昌的主人姑师/车师的得名也可能与此有关。“敦煌”，在更早的史籍如《山海经》中写作“敦薨”，正是“大夏”/“吐火罗”的异译。“祁连”/“昆仑”，经林梅村考证，原来也是吐火罗语，意为“天”，它的原型与同属Centum语组的拉丁语的“天”Caelum非常相似。
说到月氏，就不得不提及乌孙。乌孙本来与月氏一道，都在“敦煌、祁连间”游牧，但乌孙的势力似乎不及月氏大，并且原来可能还附属于月氏。据蒲立本的看法，乌孙语可能也是一种吐火罗语，因此乌孙人原先也是吐火罗人的一支。乌孙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西戎中的“允姓之戎”，秦穆公所灭西戎八国中的“乌氏”可能也与之有关，联系到西戎中的吐火罗成分，蒲立本的看法显然是可以成立的。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西戎中有斯基泰成分或者说操雅利安语的部落——在当时雅利安人的最东端大概也就在天山中部一线，因此将月氏和乌孙归入伊朗语部落似乎不大合情理，不过乌孙的居地更偏西，可能已与伊犁河流域的斯基泰人相邻，故而其杂有雅利安血统也并非没有可能，史载乌孙于西域诸族中欧罗巴人种特征最明显，也可作一旁证。
匈奴兴起后，击败月氏，月氏西逃，仓卒间将乌孙击破，乌孙在匈奴扶植下恢复后，发动复仇之战，彻底击破月氏，月氏西迁，引发了原居天山北麓西段至哈萨克草原的塞种部落的大迁徙；这个塞种部落，实则正可以大致对应西方史料中的伊塞顿人。伊塞顿人由四个较大的部落组成，以阿息（Asii）部落为首（伯恩斯坦认为“阿息”就是“乌孙”，伊塞顿实乃以乌孙人为首的部落联盟），其他为加兹亚尼（Gasiani）、吐火罗（Tochari）和萨卡劳利（Sacarauli），阿息和加兹亚尼分别与乌孙和月氏同源，都属吐火罗部落，而Tochari则更是毫无疑义的吐火罗人，因此，伊塞顿部落联盟中实际上只有萨卡劳利可能是属于斯基泰即操伊朗语的部落，其他则都是吐火罗部落。不过，塞种部落虽然由吐火罗部落占统治地位，但其组成中可能更大多数是操雅利安即伊朗语的萨迦（斯基泰）人部落（如萨卡劳利部落），而塔里木盆地西部曾经大部是塞种人的势力范围，所以在和田、疏勒一带发现的“塞语”多被认为属伊朗语。

六、吐火罗部落与匈奴的起源
关于匈奴的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此处不拟详细讨论各种假说，仅就与吐火罗有关的一些材料稍作探究。
匈奴的兴起是在战国末期即公元前三世纪的事情，此前出现的“匈奴”字样一般认为是误文或后人追述，不能表明其时已有匈奴存在。在匈奴兴起之前，中国北方的整体形势，如《史记》所说，乃是“东胡强而月氏盛”，燕将秦开曾大破东胡，但相对于匈奴来说，东胡仍足够强大；而月氏更甚，从头曼曾将冒顿送往月氏处作人质可以推测，匈奴很可能一度附属于月氏，甚或匈奴原本就是月氏的一个属部，后来才渐渐独立。
华夏与匈奴接触时，匈奴已经到达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因此秦汉时的中原人都以为匈奴是发源于鄂尔多斯，其实不然。从多方面材料综合来看，匈奴的主体最先可能来自蒙古高原西北，那一带是阿尔泰人的发祥地，尤其是阿尔泰语系中突厥语族诸族的起源地，今人多主张匈奴应属一种前突厥人，正与此相符；此外，《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也可以提供一个旁证，说明在秦汉以前，匈奴本位于中国西北；“开题”之名令人联想到亨宁假说中的“库提”，如两者确有关系，则匈奴在南下入黄河流域之前便已与吐火罗人有所接触。
在匈奴的主体南下以前，河套、陕甘宁北部地区本为吐火罗部落所居。殷商时期，甲骨文中有“马方”、“龙方”、“卢方”等部落名，这些可能都与吐火罗人有关，马方对应于后来的义渠，龙方对应于后来焉耆的龙部落，卢方则与卢水胡有关。
西周时期，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又名昆夷、混夷、浑邪，汉语的“犬，狗”正来源于吐火罗语，犬戎部落属于吐火罗人尚可从比较语言学上找到其他证据。犬戎后在秦及猃狁的打击下衰落，馀部一部分东迁为狄国（犬、狼、狄，实为一种），后被赵国所灭；一部分为月氏所吸收，当匈奴征服月氏后，在河西主要设有“浑邪王”和“休屠王”，其中浑邪（昆邪）即当为从前月氏属下的犬戎/昆夷部落。
犬戎之外，又有义渠。林梅村认为“义渠”即是吐火罗语“马”的音译，因此义渠很可能也是吐火罗部落。义渠曾经是秦国的劲敌，秦国软硬兼施，至战国末年（公元前三世纪初）始最终灭掉义渠，义渠的馀部多北融入匈奴，其地被秦置北地、上郡，今陕西宜川本名义川，正是义渠故地之一。义渠人实行火葬，与氐羌同；义渠国中有一个地名为“郁郅”（后与陈汤一同击杀匈奴郅支单于的甘延寿便是郁郅人），很可能与“禺知”/“月氏”有关，这也暗示着义渠的吐火罗成分。当义渠国亡后，有一些义渠人留在原地（主要是北地），逐渐汉化，后来还参加了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例如曾为汉丞相的公孙贺就是其中之一，而贺之祖父名昆邪（浑邪），似乎也可以暗示其祖上的吐火罗特征；又，奉霍光之命刺杀楼兰王的傅介子也是义渠人，而他曾多次出使吐火罗人的大宛、龟兹和楼兰等国，似乎也暗示他的出身与吐火罗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
秦所灭戎国中，除义渠、大荔、乌氏等以外，还有一个朐衍，朐衍馀部可能与犬戎一样，先投奔月氏，活动于月氏东北部，后亦融入匈奴，便是赫赫有名的“居延”，其地名有居延川、居延海等，居延塞则成为后来汉击匈奴的战略要地。
匈奴主体从蒙古高原西部南下后，在西面吸收了浑邪、义渠等吐火罗部落，东面则接受了不少因受燕赵压迫北徙的北狄和东胡部落如代、林胡、楼烦、山戎等，逐渐开始强大，因此与河西霸主月氏的矛盾冲突日益剧烈，最终，在一代雄主冒顿单于的领导下，匈奴击败了月氏，月氏主体西迁中亚。依照惯例，除大月氏、小月氏外，必然还有一部分原月氏部落加入了匈奴，除前面提到的浑邪之外，后来的匈奴别部卢水胡也是其中之一，卢水胡不是月氏的王族，但仍在匈奴国中居于重要地位——至十六国后期，出于卢水胡的沮渠氏建立了北凉国。月氏的王族可能与龙部落有关，其主体部分迁居中亚巴克特里亚，但在焉耆尚留下一个支族，焉耆王世为龙姓，后于九世纪中期迫于回鹘人的压力，焉耆的龙部落东迁至河西。
可以说，匈奴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以击败月氏作为契机，而后来匈奴的主要活动中心如河套、河西及西域等也都是从前月氏、乌孙及其他吐火罗部落（楼兰、高昌、焉耆、龟兹、大宛、康居等皆是）的聚居地，因此，匈奴对吐火罗文化的吸收定然不少。例如，“祁连”本为吐火罗语的“天”，月氏被匈奴击败后，其故地的“祁连山”落入匈奴之手，久之竟成为匈奴的要地，后来汉夺其地，匈奴人无不叹息，每每哀号：“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生息”，殊不知那本是吐火罗人之地。而匈奴人称“天”为“祁连”/“撑犁”也极可能是从吐火罗人那里继承，这一称呼也传给了后世阿尔泰语系的鲜卑、突厥等民族，至今蒙古人仍称“天”为“腾格里”。

七、马、鹿、龙、羊、狼之族
古代的民族曾普遍经历游牧时期，而游牧民族多以某种动物来标志其族。如突厥人以狼为贵，自称“狼种”，华夏人则自命为“龙种”。
吐火罗人作为最早游牧于中央亚细亚地区的民族，他们的标志最有可能与马有关。一般认为，雅利安人中的斯基泰人是最早的骑马民族，马具及骑射之术也出自他们。但是，从时间上来看，雅利安人进入中央亚细亚要晚于吐火罗人，而驯马的起源更可能是在那里；再则，斯基泰地域的更明显的标志是所谓的“鹿石文化”，从其可知，斯基泰人对鹿更为尊崇。在甲骨文中出现的“马方”有可能即与吐火罗人有关——其时殷人尚不可能与斯基泰人接触。
大概吐火罗人很早即以对马匹的善牧和品种的改良而闻名，因此位居犬戎前沿的秦、赵之祖在其影响之下，也练得一手高超的养马与御马的本领。赵人的祖先造父即以异常出色地为周穆王驾御马车而发迹，受封于山西的赵城，同族的秦人也一并受惠，后来非子也因善牧被封于秦，其嫡支则在犬丘，与犬戎关系更为密切；非子之后为周击犬戎，立下大功，渐渐取得关中之地，因此秦人所受吐火罗的影响也不可谓不大。赵氏后来成为晋国大卿，分晋之后，因北与戎狄相接，遂对其大加挞伐，而赵氏本就善牧，地域的影响使其习俗也渐染胡化——赵襄子在灭知伯后，曾漆其头为饮器，此俗不见华夏，却见于斯基泰、月氏、匈奴，据此可以推测，当时赵国已与鄂尔多斯一带的月氏人有所接触，甚至有可能也接受了斯基泰人的一些风俗：由墓葬可知，斯基泰人存在将马带上角装扮成鹿的风俗，这也可折射出其对鹿的崇奉；另一方面，赵氏之后的赵高在秦二世统治期间，曾有“指鹿为马”之举（日语中仍有“马鹿”一词，意为胡说），疑此即与斯基泰人扮马为鹿的习俗有关。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除受到赵国北方民族的影响外，赵氏自身的戎狄因素也是很值得考虑的。继犬戎之后最强大的西戎部落为义渠，“义渠”之名可能与吐火罗语“马”有关，似也可表明义渠以马著称；而后来作为人质的冒顿逃回匈奴，也正是靠盗取月氏的宝马；凡此种种，说明吐火罗人的确与马的关系非同一般。
月氏人尤其以盛产宝马出名。林梅村认为，汉藏语的“龙”与“马”可能有某种同源关系，尤可能与吐火罗语有关——月氏人将宝马称作“龙”，正是月氏人的西迁，带走了宝马的品种，也带走了月氏人牧养、驯服宝马的专利技术——“豢龙术”，中原人从此与良马绝缘，只在传说中依稀保留着“龙”的故事。直到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原才重新得知大宛的宝马，但此时他们已然忘记，这些“天马”就是他们从前传说中的“龙”。在吐火罗语中，“马”和“龙”的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有些吐火罗方言的“神、帝”一词，也与“龙”有关；据此，吐火罗人与龙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78年在阿富汗西伯尔汗地区出土的一处大型贵霜王室墓葬表明，其中有不少与龙有关的饰物，而它们并非从中原输入。华夏人的圣物也是龙，但华夏人与吐火罗人的直接接触与交流似乎只能在黄帝部落东来以前，两者各自的龙究竟有何关系已很难推断了。“龙”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形象，其起源也各异，东方的“龙”可能与鳄鱼有关，西方的“龙”可能与巨蛇有关，吐火罗人的“龙”则可能与对“马”的崇拜有关。后来属于吐火罗人一支的焉耆人即以“龙部落”为名，焉耆人的首领也被称为“龙王”。
史载，羌人主牧羊，本为“西戎中之卑贱者”，然则西戎之中当有尊贵者，联系当时情景，犬戎最有可能为其尊者。然而犬戎以犬为贵，似乎与吐火罗人的马崇拜不合。案犬、狗、狼实为一体，本来都是游牧民族羊群的保护者（至今牧人仍有牧羊犬之种），后世的高车、突厥、回鹘等都以狼为尊，似乎可以推测阿尔泰人中突厥语民族早期的崇拜物也是犬、狼；因此，犬戎有可能是吐火罗人与前突厥人的混合民族。周穆王曾伐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可证其确与狼崇拜有关，此处的白鹿则有可能与染入犬戎中的斯基泰因子的鹿崇拜有关；又，蒙古的始祖传说为苍狼与白鹿，可知蒙古核心部落的祖先也与突厥有关，而此处之白鹿则与斯基泰无关，而系出自东胡——兴安岭地区自古即有对鹿之崇拜。

八、贵霜、嚈哒与昭武九姓
月氏西迁，先居于伊犁、楚河流域一带，后在匈奴老上单于时，复为乌孙所破，于是继续南迁，进入锡尔河流域。当以吐火罗人为首的塞人部落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后，月氏在索格底亚纳地区停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当地土著本为东伊朗人，被月氏征服后，王族也易为月氏人，而被统治的广大臣民则是操东伊朗语的粟特人。稍后，月氏越过阿姆河，征服了吐火罗人的大夏国，旋又分为五大翕侯长期割据混战，最终，约在公元一世纪中，贵霜翕侯脱颖而出，统一五部，建立了贵霜帝国，汉本其故号，称之为大月氏。贵霜帝国崛起时，西边波斯故地帕提亚人的安息帝国已经衰落，贵霜遂成为中亚霸主，除占有中亚两河流域、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大部之外，又侵占了印度北部，成为当时与罗马、安息及汉并列的四大帝国之一。
约在二世纪中，贵霜内乱，一部分不愿屈服于南面渐染印度传统的王朝的贵霜移民遂向东方故地迁徙，他们取道楼兰、敦煌，进入河西，少数并一直到达洛阳。这些贵霜人由于离开故地河西已逾三百年，因此需要一定数量的中亚物品来逐渐适应当地的生活，于是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便活跃于中亚与河西之间的商路上，为贵霜及中原人作贸易交流，这在敦煌、楼兰的出土文书中都有证明。这一时期正值东汉末叶，史载灵帝喜好胡物，洛阳一时胡风大盛，此即与贵霜移民的到来颇有关系。在董卓从西凉带去的部队中，除羌胡外，也有不少支胡，即月氏胡，这些月氏人可能是小月氏或卢水胡部落，也可能与贵霜移民有关。例如董卓的女婿牛辅即有手下名支胡赤儿，而出身武威的张绣也有部将名胡车儿（即《三国演义》中盗取典韦双戟、致其战死之人），他们很可能都是月氏人。另有若干支姓高僧在洛阳传播佛教，更有一部分人后来南迁到东晋加入清谈玄佛的行列，这些则肯定是来自中亚贵霜的大月氏人。
贵霜在四世纪时逐渐衰落，适值被西方称为“白匈奴”的嚈哒人入侵。嚈哒的族源，似乎与东胡有关，蒲立本将其视为西迁的乌桓部落，余太山则将其与西部鲜卑中的乞伏、乙弗联系起来。嚈哒一度役属于柔然，后征服索格底亚纳，并于五世纪时南下击破贵霜，进而西向与萨珊波斯争雄，后于六世纪中叶被突厥与波斯联手灭掉。嚈哒馀部继续存留于吐火罗斯坦，并在后来阿富汗民族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十八世纪创建的阿富汗国的第一任国王就是出自普什图人的核心阿布达里部落（后改名杜兰尼），而“阿布达里”（Abdelai）正是古代的“嚈哒”（Hephthalitai）。
自贵霜兴起以来，索格底亚纳一直是由月氏王统治下的粟特诸城邦并立着，在嚈哒入侵期间，诸王不得不暂时屈服，连姓氏也改易为“温”；后当嚈哒人的统治被推翻后，诸王又恢复其姓为“昭武”，意在重提其月氏传统——昭武为月氏在河西故地的都城。中国史籍将其统称为“昭武九姓”，但这只是一种泛指，各书有不同的说法，而且也未必只有九个邦国，一种有代表性的说法（《唐书》）是：康、安、曹、石、米、何、戊地、火寻、史，共计九姓。其中，康国位于今撒马尔汗，是诸国之首领，安国位于布哈拉，石国位于塔什干，火寻则是花拉子模的异译；此外，尚有穆、毕等国。大约迫于嚈哒入侵的压力，昭武九姓国人曾在四、五世纪时大量东移至河西，有许多粟特人聚居于北凉的首都姑臧，北凉的统治者沮渠氏出自卢水胡，双方的接近似乎也可以通过与月氏的亲缘关系来加以解释。北凉国灭于北魏后，姑臧有大量的粟特人被俘，为此粟特王还派特使来觐见太武帝，请求予以归遣。

九、九姓胡、突厥与安史之乱
昭武九姓的粟特诸城邦是祆教的主要信奉地区，而粟特的商人和武士——统称“九姓胡”则更是闻名于天下。当突厥兴起占据中亚两河流域之后，九姓胡纷纷进入突厥上层，对突厥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突厥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但在建立汗国后不久，开始信仰祆教，史载“突厥事火”，虽然这有可能是突厥本身的固有习俗（突厥实行火葬暗示其有较强的印欧背景），但对拜火之祆教的信仰则是受之于九姓胡。突厥建国初期，尚无文字，此时即通用九姓胡之粟特文，后来后突厥人创立的突厥文字，据研究也是在粟特文字的基础上发明的。在突厥统治中亚期间，九姓胡在突厥国中的地位颇高，由此也因与突厥通婚而产生了大量“杂胡”。唐破突厥后，将其部落人民徙居鄂尔多斯一带，而其中的“六胡州”则主要是九姓胡的聚居区。至八世纪，虽然相隔遥远，中国北方的九姓胡仍然与中亚故地的同族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随着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扩张而加剧。史载九姓胡诸国曾数次向中国请求派兵协助抵抗大食，然而此时的大唐已是有心无力，于是有不少落难的粟特移民东逃，以躲避阿拉伯人的统治——其时大唐的北部本已充满了归降的突厥、契丹、高丽等各类胡人，这对于西来托附的九姓胡来说无疑是一处绝佳的避难之地。
处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之下爆发的安史之乱在唐王朝宫廷政治斗争之外又表现出文化与种族这一巨大冲突的复杂性。应当说，蕃将与内相的矛盾由来已久，其激化乃是动乱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满布胡人的北方地区早已潜在进行着的胡化进程却是这次动乱发生的更深层的原因。动乱的首领安禄山、史思明等都是杂胡：安禄山本为康国人，其母为突厥阿史德人，其义父为安国人，故禄山改姓安；史思明则是母为九姓胡，父为突厥（阿史那之“史”，也可能是昭武九姓中史国之“史”）。这种杂胡的出身使他们精通多种胡语，有利于多方联络各种胡人势力，从而更加壮大其反叛事业。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安禄山就曾多次利用九姓胡的商会来培植、拓展他的势力，提高他在胡人中的声望，近似的文化与种族使得北方胡人内部的认同感在其首领的努力之下更为增强，以至于安史之乱平定半个多世纪后，处于藩镇割据状态的河北幽燕地区仍尊安、史为“二圣”。
安史之乱同西晋的刘石之乱有不少相同之处（安禄山和刘渊都曾在中央朝廷进行过深入的活动，嗣后再返回胡人地区兴兵举事）。它们其实都不是一次简单的叛乱，而是种族与文化上聚集起来的巨大差异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后者开启了“五胡乱华”，形成东晋十六国甚至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前者则开启了中唐以后藩镇割据乃至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有所不同的是，刘石之乱导致汉族政权在中国北方无法再立足，因此他们及其他胡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后来都得到了史家的承认，而安史之乱虽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唐廷后又收复了长安，将叛军局限在河北，因此在名义上唐朝得以在中原再延续下去，实则河北诸镇仍然各自为政，内部也继续承认安、史的正统地位，因其地胡人居于强势。唐朝的中央朝廷也屡次想兴兵讨伐，打破这种分裂局面，但无一成功，一则朝廷被宦官把持，皇权不稳，二则河北自身的向心力也不大——汉化尚未达到一定程度。九世纪的黄巢之乱使这一平衡崩溃，党项、沙陀等都借平乱之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尤其是源出突厥别部的沙陀人，他们的活动决定了唐宋之间中国的走向。
沙陀本名处月，为西突厥之别部，薛宗正认为其可能为突厥化的月氏人部落；其首领本姓朱邪，即出自“处月”。沙陀迫于吐蕃的压力东迁，后来的沙陀人主要有三个部落，称为“沙陀三部”：沙陀、安庆、索葛，其中安庆、索葛都出自中亚九姓胡地区，“索葛”的名称更是直接与“索格底亚纳”/“粟特”有关；安庆、索葛部主要由六胡州地区的九姓胡人组成，而沙陀本部则由东迁的处月部组成。在五代时期，我们看到有不少九姓胡的姓氏，如安、米、何、史、石等，这正是沙陀人中有大量九姓胡的表现，这一现象似乎也能佐证沙陀与月氏的关系——九姓胡也与月氏有紧密的联系。五代中，除后梁是由原黄巢叛将朱温建立外，其馀四代的建立都与沙陀有关，其中后唐和后汉的统治者更是地道的沙陀人。史载后唐的奠基者晋王李克用手下有十三太保，实则为十三位义子（案养义子之风从唐初一直流行至宋初，其实本为突厥等胡人之风俗），其中最骁勇者为李存孝，本名则为安敬思，原先正是六胡州的九姓胡，其馀如康君立、安重荣、石敬瑭、史建瑭等，都为昭武九姓胡人；而李克用有绰号名“碧眼胡”，则可证明其仍保留着若干印欧人的体质特征。

十、匈奴石赵与突厥石晋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石姓的王朝，一个是十六国时由石勒建立的后赵，一个则是五代时由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前者为羯族，出自匈奴别部；后者自托沙陀，出自突厥别部。这两个“石”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不为人注意，其实，两者都与昭武九姓中的石国有关。
羯人的来源，至今仍不明朗，不过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羯”、“赭石”等与中亚石国（塔什干）有关。据《晋书》的记载，入塞的南匈奴有十九种，其中的羌渠、力羯当与羯人有关，“羌渠”可能即是“康居”的异译，而康居正是月氏西迁的初居地，昭武九姓与康居等一样可能原本就是月氏人内部的部落名。据此，羯人有可能是月氏中的一部，在匈奴征服月氏后，羯人归降，成为匈奴别部。羯人以“高鼻深目多须”著称，这是很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的特征，由此可以推想月氏人的外表应当与此相类，但由于匈奴的兴起，汉人极少同月氏人直接接触，因此在汉文史料中看不到对西迁前月氏人容貌的描述，而其对匈奴人的容貌则未有显著的议论，以此推知匈奴本部的种族当非白种，而与中原人相差不大。可以参证的是与月氏人近似的乌孙人，汉人对它感觉到的种族上的巨大差异似乎说明西迁之前的月氏人也当与之相近，同属欧罗巴人种。石勒的继承者石虎字季龙，按照北朝胡人常将其本名（胡名）作为汉名的字的惯例，石氏羯人似乎与“龙”关系密切，而如前所述，月氏人也是崇“龙”的民族。羯人与月氏的关系还可以从宗教上发现证据。史载，当冉闵欲专国政之前，石虎的旧部曾计划刺杀冉闵，他们率领三千甲士“伏于胡天”，此处的“胡天”，正是火祆教所崇奉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因此，羯人的宗教本为火祆教，而火祆教此前从未传入过中原，也不见于匈奴，故其只能是羯人在归降匈奴之前的固有宗教。月氏人在西迁之前的宗教信仰，因缺乏记载，情况不明，但从大月氏西迁中亚后很快便接受火祆教这一现象来看，原先月氏人中很可能已有信奉火祆教的部落，羯人即其中之一。又，长期研究中亚七河流域塞人遗存的苏联学者伯恩斯坦提出，七河流域很可能是原始火祆教的起源地之一，那么从地域上看，月氏、乌孙等吐火罗部落中亦存有信奉火祆教的部落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传统史家多将后唐、后晋、后汉皆称为沙陀人的王朝，其实，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并非沙陀人，而是随沙陀本部东迁的中亚九姓胡，从其姓氏来看，当同石勒一样，亦出自石国（塔什干），岑仲勉早就指出此点（《隋唐史》），惜至今未引起重视。不过虽然统治者为九姓胡的石国人，后晋在整个国家特点上确实与前后两个沙陀人的王朝没有多少不同，都是沙陀与九姓胡人相结合的政权，汉人的势力虽也不小，但毕竟不占统治地位，不过，汉化的趋势却是与日俱增，汉人将领的权力也逐渐加大，到后汉末，出身沙陀军人的汉人郭威逐渐得势，掌握了政权，建立后周，汉人才又夺回对中原的统治权，然而，燕云十六州却已经被石敬瑭割给契丹人，华北的门户从此大大洞开了。到了辽宋对峙的时代，昭武九姓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不过，“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北宋的毕昇，似乎竟然是一个来自昭武九姓中的毕国胡人，而导致这一发明产生的直接动因，则很可能与摩尼教的传播有关，不过，cinason的这一猜想过于武断，目前尚无坚实之证据，其证实或证伪只有等待更新的发现了（参见：林梅村，英山毕昇碑与淮南摩尼教）

与吐火罗人有关的札记，暂记于此，请方家指正。

博客网 > 阅读器 吐火罗人研究札记[转载]
http://liptontea.bokee.com/1954402.html
原文见“水木清华BBS”，原作者cinason。

土方与鬼方

土方+鬼方（一）：大夏=吐火罗=土豁罗=睹货逻/吐鲁番

唐善纯（南京理工大学）

内容提要 郭沫若说：“土方之地望盖在今山西北部；而邛方或更在河套附近也”。土方、邛方联合久之，从而形成新的一族，这就是“大夏”。由于战争和政治交往的需要，若干部落可能结为联盟，造成更大的族群。

关键词 大夏 吐火罗 土豁罗 睹货逻吐火罗语 吐鲁番

商代武丁对西北部族土方的长期征伐，扩大了商朝统治区域，加强了商与西北部族的关系。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辞大为减少了。甲骨文中除了土方外，还有一个方国叫邛，由上“工”下“口”构成，或释“苦”，或释“贡”。邛方与土方一样，也是武丁时期之劲敌。武丁卜辞有：

贞，乎师般伐邛方。（《前》6·58·4）

贞，勿乎多臣伐邛方，弗受出又。（《林》2·27·7）

令越来曰，寇伐邛方。（《金》525）

囗乞步伐邛方。（《粹》1072）

出贞，囗囗邛方。（《文》637）

邛方出，佳我有作祸？

王往伐邛方，受有佑。

登人三千呼伐邛方。（《前》7·2·3）

邛方卜辞甚多而不见于史书记载，而记载鬼方的卜辞只有2例却频繁见于典籍。学者们普遍怀疑邛方、贡方就是鬼方。顾颉刚说：《周易》记载高宗伐鬼方，至3年之久而后克之，可称是古代的大规模的战争，可是就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武丁卜辞中竟然没有记载。很疑心《周易》里说的高宗伐的鬼方应该是贡方。对于甲骨文中方国“邛”，唐兰释为从“口”，从“工”。董作宾说：“工鬼同属合口而韵别阴阳，殆如‘胡’与‘匈奴’之演变矣”（《殷历谱》上编卷9）。盖邛、鬼音近，地域交叠，故邛方可能即鬼方。

邛方国曾与土方同出一片甲骨。《菁》2：“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啚，哉[去口]二邑；邛方亦侵我西啚田”。也就是说，土方、邛方联合起来侵犯商王畿。郭沫若说：“土方之地望盖在今山西北部；而邛方或更在河套附近也”（《卜辞通纂》考释513）。而对于鬼方，学者则一致说在“河套一带”。

胡厚宣依据《诗经·商颂·长发》“禹敷下土方”的记载，断定土方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殷商的东边是大海，南面和岳石文化相接，只有西边是夏。从文献看，殷商与夏人隔着太行山毗邻而居。“禹敷下土方”的土方应该是太行山西麓的夏代的唐国（今山西太原一带）。土方即夏遗民之未服商朝的方国，武丁时屡次进行征伐，然后在山西南部河汾之间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筑大邑镇抚，此即夏人中心区域，文献称之为大夏之地。从现代地理来看，大致的“土方”所在就是今天的太原盆地，东西横距约144公里，南北纵约107公里。在商汤灭桀之后，夏人仍居夏土，土方作为商的敌对方国之一，必为夏人遗存。

现在的问题是，山西南部为什么被称为“大夏”？“大夏”与“土方”有没有关系？胡厚宣坚持土即夏，土方即夏人居处的地方。早在1930年，郭沫若就提出“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第309页）。从对音上看，“夏”不可能是“土”，但夏完全可能是“邛”。这两个部族如影随形，直到公元前15、14世纪，土方、邛方还是一个强大的联合体，与商人经常处于对抗之中。土方、邛方联合久之，从而形成新的一族，这就是“大夏”。

《逸周书·王会解》：“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又所附《伊尹朝献》：“正北空桐、大夏、竖沙、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狄、匈奴、楼烦、月氏、韯犁、其龙、东胡，请以橐驼、白玉、騊駼、駃騠、良弓为献”；《吕氏春秋·为欲》：“北至大夏，南至北户”；《淮南子·地形训》：“西北方曰大夏”。《史记·秦本纪》记载《琅琊台铭》：“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这个大夏人当处于北方草原地带。一般认为，《逸周书》成于战国，所列13部族可视为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总名单，“大夏”赫然位列其中。

余太山说：“每个游牧部族固然有原始的血缘部落为其核心，然在其兴起时，往往合并或役使周邻许多部落，形成一个政治、经济的联合体。而当这个部族走上迁徙、扩张和征服的道路时，这种情况尤其突出”（载《文史》第28辑第120页）。所以可以推断“大夏”也由土方、邛方（贡方、鬼方）两部分合并而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春秋以后，土方和邛方（贡方、鬼方）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在其原地，又出现一个新族“大夏”的原由。

《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主祀参星。”《吕氏春秋·本味》：“和之美者，大夏之盐。”这是指解池之盐，在安邑。夏亡，其中一部退至中原之北。在鄂尔多斯高原、陕甘宁一带留下了众多与“夏”有关的地名，如宁夏、甘肃南部的临夏地区以及大夏河等等。《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大夏县”。大夏县城的确切地点在今临夏市东南80公里的广河县阿里麻土乡刘家庄村棺木山。遗址三面环水，其北为山坡，背山向阳，现仅有南城残垣一段。

黄文弼认为，“大夏”之名首见于《山海经》，早在周赦王姬延十五年（前300），大夏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国都就设立在现在的大夏城，大夏人就生活在大夏河、洮河流域及和政一带，大夏水（今广通河）因住有大夏人而得名。秦昭王所修筑的北长城陇西段的烽火台正对准大夏河北岸的古大夏国。后迫于秦国的这种压力，大夏人开始向西迁徙。他们翻过了西倾山，涉过流沙，达到罗布泊一带，建立了吐火罗国（Tochari）。

公元前128年，西汉使臣张骞出使大月氏至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今阿富汗北部）时，见到定居在此的“吐火罗”（Tochari），他称之为大夏，当时该国已被大月氏征服。《史记·大宛列传》：“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

西方文献自4世纪始称贵霜治下的大夏故地为吐火罗斯坦（Tocharestan）。大夏王国的都城《史记》称曰蓝市，《汉书》为监氏，《后汉书》称蓝氏，当是马其顿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建城名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一名的省译。贵霜王朝时期，该地为大雪山以北地区的佛教中心。唐代玄奘西行求法，尝路经此地。

Tochari，后世译法甚多。北魏、隋唐年间佛教北传，东亚诸国佛事兴盛，故“大夏国”是各国僧侣们往返中原和印度的陆路必经之地。东晋释道安《增一阿含经序》作“兜佉勒”，《魏书》作“吐呼罗”，《隋书》、《唐书》作“吐火罗”、“土豁罗”，《杂阿含经》作“兜沙罗”，《高僧传》、《大唐西域记》作“睹货逻”，《正法念处经》作“都佉”，《孔雀王经》作“睹火罗”，显然都是回鹘文Toxr?、梵语Tukhāra的音写。

观史籍可知，大夏之名见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而吐火罗之名（或同音异字）则见于《魏书》、《北史》、《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大夏和吐火罗之名分别出现在两个时期，即汉时西域有大夏而无吐火罗，北朝及以后的西域则有吐火罗而无大夏。《新唐书·西域传》中列有“吐火罗”条：“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还记载：“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有鉴于此，[日]榎一雄认为，“大夏”正是吐火罗（Tochara）的精确音写（《月氏及其迁徒》）。

约前7世纪20年代，大夏人绝大部分已自河西迁至伊犁河、楚河流域，这里始被称为吐火罗斯坦。《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这两段话简略难明，各种解释说法不一。粗略看来，齐桓公的远征军从山东一直打到了河西走廊。这个“拘夏”的“夏”值得玩味，它肯定不是华夏国王。既然前曰“西征攘白狄之地”，后曰“西伐大夏”，看来所谓“大夏”就是“白狄”是再清楚不过的。齐桓公要襄助周王，打击犬戎是首要任务，而大夏国正是犬戎族的根本之地。《史记·秦本纪》又载，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从而引起了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大夏一部之西迁，或在此时。

若吐火罗人真如笔者所说为土方和邛方后代，则原始大夏语应为阿尔泰语系的一种语言。1970年在阿拉木图市附近发现的艾斯克库尔干的塞人古墓出土的公元前5-前4世纪的银碗证实了这一点。银碗上的26个字母组成的两行铭文，哈萨克斯坦学者破译为：“哥哥，对你来说，这是炉火，是异姓（异乡人），快投降吧！人民有丰厚的食物！”现在可以推测，公元前5-前4世纪，哈萨克斯坦地区北部属突厥语族，南部属伊朗语族（《哈萨克族简史》修订本）。

“大夏”之国，看似神秘缥缈，事实上却关涉到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刘起釪说：“在晋南，不只有几个地点称大夏，其中有几个地点又称夏虚，以其整个地区都是夏人之居，因而凡夏人居住的地方都可称大夏，夏亡后称为夏虚”（《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余太山认为：“大夏”是汉文献中指称吐火罗人的最早形式，原居晋南，后经由河西迁往伊犁河、楚河流域，并从游牧文化发展为城邦文明。到匈奴称雄漠北，攻破月氏，大月氏与大夏才再次相率远徙，西逾葱岭，渡妫水（中亚阿姆河），从此离开中国，但汉代以后，又重新出现在汉人视野。如此说来，大夏与大禹建立的夏王朝确有关系。

关于“大夏”的含义，刘起釪指出：“迁至西域的‘大夏’尚保存古音，故音译时，《隋书》与《北史》皆译作吐火罗（《北史》又承《魏书》有吐呼罗、都薄罗，疑一族分化或传闻异译），《大唐西域记》则译作睹货逻。‘罗’为语尾，‘吐’与‘睹’则为‘大’的对音（《大诰》篇中以‘图’为大，与此同），‘火’、‘货’等字则为‘夏’的对音，益足证字书及小学家所言‘华’、‘夏’二字古读之不误”（《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笔者基本同意刘氏关于“‘火’、‘货’等字则为‘夏’的对音，益足证字书及小学家所言‘华’、‘夏’二字古读之不误”的观点，所谓“‘罗’为语尾”含义模糊，正确的表达是：“罗”是阿尔泰语系语言表示复数或“地方”的词尾，如朝鲜语sae-ra “新罗”（更早的是“新卢”），其中ra韩国语言学界大部分认为相当于“地、国”之义。类似的例子还有哈密力（哈密的另称）、伊吾卢（伊吾的另称）等。兰司铁指出，在古突厥语中，复数的形式是在名词后加-lar或-l?r，如b?g（王爷，老爷），复数是b?gl?r；at（马），复数是atlar（《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在维吾尔语中，至今仍加-lar或-l?r表示复数和集合的意义，-lar或-l?r的音译就是“罗”。

但需要指出的是，与其说“‘吐’与‘睹’则为‘大’的对音”，不如直接说“吐”就是土方之“土”，“大夏”之“大”，不是大小之大，而是“土”的对音。吐鲁番（Turpan）位于天山东部博格达山南麓，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汉代为车师前王地，在今城北10里处建有国都交河城；晋置高昌郡，唐置西州，8世纪为吐蕃地。9世纪为高昌回鹘地。元代称和州或火州。清设吐鲁番直隶厅，1913年改吐鲁番县。出土文献中仅文字就达24种之多，大量的文物和史实说明，吐鲁番是东西方文化，中国、印度、伊斯兰、希腊罗马四大文明体系的交汇点。

“吐鲁番”之称，最早见于明人陈诚所著《西域番国志》一书，这是元代就有的地名。吐鲁番，一说在回鹘语中是“有许多佛塔的地方”，指该地区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有大量的寺院遗迹（《百科知识》1986年第3期）；二据《西域同文志》，系回语“蓄水”之意；三说意为“都会”；四是维吾尔语“富庶丰饶的地方”；五说来源于“吐蕃”；六说指“土层很厚”（人民大学资料汇编《中国地理》1982年3期第14页、《中文大辞典》）。在最后一说中，谈到“土”，则“吐鲁番”可比于裕固语durvaq（土），柯尔克孜语topraq（泥土），维吾尔语tupraq（土壤）、topa（土），也就是说，“吐鲁番”是突厥语“土”的对音。这与“吐火罗”之“吐”、“大夏”之“大”密切相关。
在藏语文献中，称吐火罗作Tho-kar、Tho-gar、Thod-gar、Thod-kar、Thod-dkar；称回鹘人（其先民为胡人）为霍尔（Hor），Hor即kar、gar；可见“吐火罗”（大夏）确与“胡人”有关。《三国志》注引《魏略·西戎传》：“匈奴…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零。”从语音上看，这个“大胡”就是“大夏”。仔细分析在藏语Tho-kar、Tho-gar、Thod-gar、Thod-kar、Thod-dkar，都是两个音节。大者，土也，古音同（人们一般理解为汉语“大”，非是），可比于突厥语topa（土）；夏者，邛也，古音亦近，可比于突厥语kun（太阳）。

B.N.Puli指出，在月氏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前，很可能该地已为大夏即吐火罗人占领。Tochara应即印度古文献《往世书》、《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所见的Tukhara，其人住在喜马拉雅山以北，乃一外来种族（Indian under the Kushana，1965）。公元前2000多年前，阿姆河沿岸土著东伊朗族Sacarauli人是塞种的近亲，故也被称为“塞地”。这一地区阿姆河下游有古国花拉子模（Khwarazm），都城为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共和国乌尔根奇）。约公元前7世纪就进入奴隶社会；《魏书》译其名为“忽似密”；《新唐书》作“火辞弥”，或作“火寻”、“货利习弥”等。蒙古人称之为“撒儿塔兀勒”（Sartaul），汉译“回回国”。13世纪初，花拉子模王国一度十分强盛，它不仅辖有花拉子模本土和河中地区，并且辖有今阿富汗和伊朗的大部分领土。至13世纪20年代为成吉思汗所灭。16世纪在花拉子模绿洲建立希瓦汗国。现今花拉子模绿洲一部分在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州），另一部分在土库曼斯坦（塔沙乌兹州）。花刺子模，波斯语作Khorazm，意为太阳的土地。阿姆河上游有古国呼罗珊（Khorasan），阿里·玛扎海里解释为“夕阳”。在塞语中，Khor是太阳的意思，很有可能，中国北方以太阳为图腾的夏人与花刺子模、呼罗珊早就有历史的联系。

中国史籍所记载的西域大夏国，应当是后期史籍中记载的吐火罗，也是西方史料中的Tokhara，而决不是巴克特里亚王国。西域Tochara确系突厥语族夏人，但它又与中国北部大夏有别。中国北部大夏仅指突厥语族夏人，但西域Tochara除包括来自中国北部大夏人之外，还包括Asii、Gasiani和Sacarauli诸部在内，并且随着民族的融合，西域Tochara在体貌、语言、习俗上也会有所改变。

古希腊人所称巴克特里亚（Bactria，Bactriana），主要指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公元前6世纪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前329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其地，并以此为其东方领地的统治中心。公元前255年，郡守狄奥多塔斯（Diodotus）宣告独立。公元前159或前158年，国内纷乱，大部分领土复为安息所得。约公元前140年， 吐火罗（Tokhara）等族渡过阿姆河，征服了巴克特里亚；这便是中国所称“大夏”的由来。10年后，Gasiani（月氏）等族又渡过阿姆河，征服了大夏。张骞于前128年左右抵此时，说月氏“臣畜大夏”，指的就是Gasiani征服巴克特里亚。于是中国此后长期称之为大月氏。

据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前64-公元23）在其《地理概论》中，引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的话说，曾有4种外国人Tochara、Asii、Gasiani和Sacarauli渡过阿姆河，征服了巴克特里亚。虽然斯特拉波记述了4种外国人征服过巴克特里亚，但这入侵发生于何时，是同时发生还是先后发生，皆不得而知，这为确定大夏究竟是吐火罗（Tokhara），还是被吐火罗（Tokhara）推翻的巴克特里亚增添了难度。

从地域角度看，无论是巴克特里亚、大夏，或是吐火罗、大月氏，它们都曾经被用作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流域的地名。但作为国家或民族，巴克特里亚、吐火罗、大月氏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国家或民族。

吐火罗问题是新疆古代历史和语言方面最有兴趣的问题之一，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为什么回鹘人称古代在焉耆、高昌一带使用的这种印欧语为toxri/吐火罗语，这是个迄今尚不能满意回答的问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疆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等地有一批用婆罗谜字体写成的残卷出土，开始时，人们既不懂这种语言，也不知道如何称呼它。1907年，德国著名东方学家缪勒（F.W.K Mueller）发表了第一篇为这种语言定名的论文，他根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一书中的一则跋文“（此书）为圣月大师从印度语制成为toxri语。智护大师又从toxri语翻译成突厥语”，认为其中所说的toxri语就是中、西文献中提到的吐火罗语/tokhar。以后，习惯称这种语言为吐火罗语或带引号的“吐火罗语”。

这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k组，5-10世纪通行于塔里木盆地。分为甲、乙两种方言。甲种方言通行于吐鲁番；乙种方言通行于库车。从土耳其语、伊朗语，后来又从梵语中借入许多词。汉语对它没有什么影响。牛津大学梵语教授伯罗指出：“鉴于这些残卷的位置，人们希望它们会显示出与印度—伊朗语有较密切接触的一些迹象，然而，从这些残卷却找不出这方面的任何痕迹。更有甚者，从它们也看不到与印欧语的其它分支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对于这些事实，最好的解释是，假定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分离出去的时间很早（尽管不如赫梯人等的分离那么早）。必定是上文概括的雅利安部落后来向东的扩张将他们推向越来越远的东方，直到最后定居在中国新疆”（《印度文化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发现了“真正吐火罗语”，跟新疆的Toxri语言不一样。流行新疆的吐火罗语属东伊朗语，其中有不少突厥语词汇；流行阿富汗北部的“真正吐火罗语”，则是伊朗语的一支，以希腊24字母加上一个表sh音值的特别字母构成，其特点是绝大多数词以o结尾。如shaonano shao（王中之王）、athasho（火神）、ashaeisho（最正直者）、mao（月神）、miro（光明神）。

前苏联东方学家V. S.Vorob’ev-Desyatovskiy刊布的吐火罗语 B 方言和梵文两种语言对照的残卷中，梵文词tokharika“吐火罗人”用吐火罗语B 方言词组翻译时，使用了形容词kucanne“库车的”。结论是：kucanne 为吐火罗语B 方言的自称。这一点也为吐火罗语B方言与古突厥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中，用古突厥语Kus?n（即元代汉文文献中的“曲先”）一名称吐火罗语B方言所证明。这样，操吐火罗语B方言的人称自己的语言为“库车语”。1980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会上，正式把旧称吐火罗语改为焉耆-龟兹语。

《九姓回鹘可汗碑》等粟特语文献也把焉耆一带称作 “四toxri”。有的学者提出吐火罗就是大月氏。英国剑桥大学已故的贝利（H. Bailey）说，从伊兰语的角度，Tokhar 一名中的to，可解释为“大”，khar可对应“月氏”。耿世民指出：“我很欣赏贝利教授的大月氏=Tokhar的理论。希望我国汉语音韵学家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贡献”（《吐火罗人及其语言》）。我们知道历史上大夏确和吐火罗/ 吐火罗斯坦有关系。如果把贝利所说的tokhar对应汉文史料“大夏”（土方+邛方），则许多说不清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虽然如此，并不排除吐火罗（即大夏）人迁入中亚以后将阿尔泰语系的一种语言，改为东伊朗语或伊朗语，正如后来的突厥人和蒙古人所作的那样。

将新疆用婆罗谜字体写成的残卷文字称为“吐火罗语”、将阿富汗北部发现的语言称为“真正吐火罗语”，都是张冠李戴，正确的称呼应为东伊朗语、伊朗语。尽管如此，东伊朗语、波斯语与突厥语无论在语音、词汇，还是在语法上，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正如《突厥语大词典》收集的谚语所说：“tats?z tyrk bolmas， bashs?z b?rk bolmas”（没有粟特人就不会有突厥，没有头颅就不会有帽子）。这种情况早在史前时代就是如此，所谓“吐火罗语”就是一例。

土方+鬼方（二）：敦煌=敦薨=兔葫芦=吐火洛=吐尔库里=吐葫芦

唐善纯（南京理工大学）

内容提要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在向汉武帝介绍大月氏时提及“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元鼎六年（前111）置敦煌郡。敦煌应为武帝设郡前居住在当地的先民所起地名的音译。其理由是“祁连”就源于匈奴语。据此，敦煌为当地民族“大夏”的音译。

关键词 敦煌 敦薨 兔葫芦 吐火洛 吐尔库里 吐葫芦 图伦碛 塔克拉玛干

大夏（土方+邛方）西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迁徙的轨迹，也可以循历史地理记载去梳理澄清。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汉语地名背后，深藏着汉语无法解释的语源问题，但正给民族变迁提供了难得的标识。

从中国史籍中大夏的方位变迁来看，大夏原在山西南部所谓夏虚。公元前7世纪的东周初期，齐桓公 “西伐大夏”，当时大夏可能已位于河西。今甘肃安西县城城东约50里，有名“兔葫芦”的地方，这里曾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末期、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文物。“兔葫芦”一名与历史上的“吐火罗”同源。此外，在疏勒河三角洲之南榆泉盆地至今仍有“吐火洛泉”之地名，似可视为大夏人曾在此活动的遗存。《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政府曾于陇西郡设县置“大夏”（今甘肃临夏、广河地区），治所在今甘肃广河县西北。《水经注》：洮水“左会大夏川水，…又东北迳大夏县故城南”，这是今甘肃临夏有“大夏”遗民的表现。

大约在战国末至秦初，亦即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河西一带的吐火罗人因受乌孙、月氏的压迫，除一部分人退保敦煌南山一带外，大部分人可能踏上了西迁的道路。出河西走廊，有大量由“吐火罗”转化而来的地名：如巴里坤以东的“吐尔库里”，亦当是Tochari。位于天山北麓东段的伊吾县境，今仍有一“吐葫芦乡”。该乡曾发现有据认为属铁器时代的拜其尔村南墓地及村东丘顶遗址和托背粱遗址。伊吾县，以古国而得名。一说为古代月氏语。“伊吾”是隋唐以前哈密的古地名，汉代称伊吾卢，隋、唐设伊吾郡，但都不是指今日伊吾县，而是指以哈密为中心及周围的地区。今之伊吾，于1929年废哈密王设哈密、宜禾、伊吾三县后转借命名。伊吾的维吾尔名称为“阿热吐鲁克”（Aratürük），即“中间的吐葫芦”，此名与伊吾县城所在地周围又称“吐葫芦”有关。伊吾县地处高寒，群山环抱，风、雪、洪、旱、虫灾经常发生，属全国少有的少、小、边、穷县。目前，吐葫芦乡以种植苜蓿、采摘天山野蘑菇为主要经济来源。有说“吐葫芦”源于准噶尔语“图古力克”（“物之圆者”之意），这是民间说法，不可从。

《旧唐书·吐谷浑传》称于阗以东大沙碛为“图伦碛”，王国维认为亦是“吐火罗”的对音（《西胡考》）。《汉书·西域传》称若羌国王号“去胡来”，黄文弼认为是“吐火罗”的对音（《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迁徙》），从对音上说，很难成立。但唐代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曾两次提到覩货逻（吐火罗），一为覩货逻国（即今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斯坦），另一为覩货逻故国。《大唐西域记》载，自于阗东境“行四百余里，至覩货逻故国”，更说明吐火罗人曾居住于于阗与且末之间地区。《山海经·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知周初大夏已移至昆仑之东、流沙之西。《楚辞·惜誓》：“右大夏之遗风”注：“大夏，外国名也。”这是战国时的情景，文中说的覩货逻故国也可能指这个地方。

大夏人在中国境内留下最重要的地名是“敦煌”、“敦薨”和“塔克拉玛干”。

种种迹象均表明，大夏人曾在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地区活动过，月氏和乌孙都是从那里出走的。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以其拥有的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藏经文物而成为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当我们走进敦煌，面对传承了1600多年的10多个朝代的3000多身塑像，4.5万多平方米壁画，每一个巡礼者都会深深感受到敦煌艺术中所蕴含的“开放性”和“兼容性”。

敦煌的名称始见于汉代的记载，系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在向汉武帝介绍大月氏时提及，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西汉初年，整个河西走廊为匈奴领地。强盛的匈奴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威协。汉武帝继位后，于元狩二年（前121）春，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万骑从陇西出塞，给河西的匈奴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其间，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浑邪王杀死休屠王，携其部4万余人投降汉朝。为了彻底断绝匈奴与西羌的通路和联系，捍卫边关和丝绸之路的安全，汉武帝在河西设置了酒泉郡和武威郡。元鼎六年（前111），又将酒泉、武威二郡分别析置敦煌、张掖两郡。当时的敦煌疆域辽阔，统管6县，成为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从此，中国的丝绸及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欧洲、地中海沿岸和西域的玉器、玛瑙、奇禽异兽、农作物等长途转运到中原。各国使臣、将士、商贾、僧侣往来不绝，都须经过丝路要道敦煌。自西汉设郡到西晋末的数百年间，丝绸之路虽几通几绝，但敦煌日渐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也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地，成为“华戎交集大都会”。

关于“敦煌”二字的解释，学者说法不一。东汉应劭注《史记·大宛列传》曰：“敦，大也；煌，盛也。”这个注释非常符合历代帝王好大喜功的心理愿望，因而也得到人们的认可，如唐代李吉甫也说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这个地区对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很重要的作用，故名之曰敦煌。近两千年来，皆遵循其说，莫能是正。也曾有人稍有怀疑，然亦未能提出新解。

李文实认为，“敦煌”之音与安多藏语“朵航”相近，“朵航”之义为“诵经处”，也就是说寺院的所在。藏语虽晚出，其初当有所承受，可以追论其本初。李文实以之推溯，谓汉武帝时，佛教已传至西域，始置敦煌郡地，其地即已经有了寺院，并有敦煌的名称。汉武帝时置郡，即以之为郡名（《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这个解释虽新，但不能成立。因为武帝设郡前，当地属匈奴先民所据，“祁连”就源于匈奴语。据此，敦煌当为居住在当地的民族对本地区所取名字的音译。

《山海经·北山经》：“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枏，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依黄文弼考证，“敦薨之山”，可能即为敦煌之南山，“敦薨之水”为今之党河，“渤泽”为今党河、疏勒河所注入之哈拉湖（KaraNor）。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敦薨”或“敦煌”之名均为吐火罗（Tochari）一词的简（节）译。

《水经注·河水》又将敦薨指实为新疆焉耆：“其水又东南注大河。大河又东，右会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乌孙之东。《山海经》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东流分为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径流焉耆之野，屈而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员渠城，西去乌垒四百里。南会两水，同注敦薨之浦。东源东南流，分为二水，涧澜双引，洪湍濬发，俱东南流，径出焉耆之东，导于危须国西。国治危须城，西去焉耆百里。又东南流，注于敦薨之薮。川流所积，潭水斯涨，溢而为海。《史记》曰：焉耆近海多鱼鸟；东北隔大山与车师接。敦薨之水自西海径尉犁国。”据研究，《水经注》中“焉耆之北敦薨之山”乃是指今天山山脉南侧，敦薨之水、之浦、之渚、之薮所包括的范围，当包括焉耆、库尔勒，再向东至罗布泊方园数千里的地方。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为“敦薨浦”即今博斯腾湖，古代又名“西海”，《汉书·西域传》称“焉耆近海”，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湖面面积为992.2平方公里，平均水深8.08米。湖面碧波万顷，是开都河、清水河、黄水河和乌什塔拉河的归宿，又是孔雀河的源头。孔雀河自博湖西南流出经过库尔勒市、尉犁县城，辗转向东一直注入罗布泊。

余太山说：“敦薨和大夏同为Tochari之对译，焉耆周遭山水皆以敦薨为名，说明该地曾有Tochari人居住”。那里也就是回鹘人称为“吐火罗”的地方。据此，《水经注》以上所记之“敦薨”实际上所指的很可能是公元前二千纪末至一千纪初沿塔里木盆地东徙的北支吐火罗人。在汉文文献中他们又被称为敦薨或敦煌，这亦可视为吐火罗人在这一带活动而产生相应影响的遗迹。

《汉书·西域传》记载，秦汉时乌孙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戴春阳力主乌孙未到过敦煌，提出：此说乃本于张骞被羁匈奴时所“闻”，故其可靠性值得研究。伊犁河流域大量乌孙考古遗存表明:乌孙系欧洲人种，自公元前3世纪至4世纪基本稳定地活动于伊犁河流域，因而此说也得不到中亚地区考古资料的支持和印证，有理由认为班固上述记載是错误的（《乌孙故地及相关问题考略》）。此乃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元鼎六年（前111），析置敦煌郡。张骞于建元二年（前138）出使西域，元朔三年（前126）回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尚未设置敦煌郡，如果张骞所说的敦煌就是敦薨，就是吐火罗，那么不是可以反证《汉书·西域传》是信史吗？

尽管在春秋战国间，晋南、临夏一带的大夏人相继西迁并同河西的吐火罗人相汇合，但此后的汉文文献却并未将他们与“大夏”联系起来。显然，被齐、秦等国从晋南和临夏地区逐出的大夏人，在人数上和规模上可能均不及东徙时留在敦煌一带并逐渐形成一个中心的那一部分吐火罗人，故这时的汉文文献中仍用“敦薨”或“敦煌”来指称他们，而没有使用“大夏”一名。这一点也表明当时汉文文献对吐火罗人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它们可能并未认识到“大夏”与“敦薨”均同源于吐火罗。这也就难怪后人更无法将后来西迁中亚吐火罗斯坦的吐火罗人，同历史上河西的“敦薨”、中国北部的“大夏”联系起来了。

吐火罗人西迁河西以后，主要活动于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一带，在这一历史时期，河西地区先后有月氏、乌孙两大游牧民族相继兴起，月氏分布在河西东部，乌孙则主要分布在河西西部，而吐火罗人则被排挤到敦煌及其以西一带，部分与乌孙杂处，故而他们的活动几乎不为人们所注意。

新疆塔克拉玛干（Taklamakan）沙漠的名称，一说维语“永远的家园”之意；一说蒙古语“进去出不来”的意思；还有说是由维语takti（根，最先）或tark（过去的，被抛弃的）+波斯语makan（家园，住宿地，处所）衍生而来，意为“过去的家园”、“往日的家园”、“被遗弃的土地”之意；另一说是维语“地下有珍宝”的意思。王国维认为塔克拉玛干（Taklamakan）名称即是“睹货逻”之讹变（《西胡考》）。现在的塔克拉玛干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除了西部的麻扎塔格等山，中南部的民丰隆起高地等少数地方外，其余全为沙丘所覆盖。其中流动沙丘占85％，但是，在深入沙漠内部的河流沿岸，冲积扇前缘地带，还残存一些 “天然绿洲”，生长成片的胡杨、灰杨、红柳、芦苇等，也有小面积农田。庄稼穗大粒饱，瓜果质优味甜。所以，远古时代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绝对不是没有野兽，甚至连飞鸟虫豸都没有，只有一片茫茫流沙。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尼雅河下游有一处遗址，以一佛塔为中心，沿古河道呈南北向带状分布，南北长约30公里，东西约7公里，其间散落房屋居址、佛塔、寺院、城址、陶窑、墓葬、果园、水渠等各种遗迹约百余处，是新疆古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且保存状况良好的大型遗址之一。匈牙利裔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在在今新疆南部民丰县北部，约当今天的安得尔（Endere）沙漠中发掘出一个废城，并认定这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自于阗东行四百余里，“国久空旷，城皆荒芜”的“睹货逻故国”。在这里生活的大夏人可能还曾保留有夏启、黄帝的传说。证据有二：

其一，《山海经·大荒西经》：“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夏启贡献3个美女给上天，得到的是《九辩》与《九歌》。

其二，《吕氏春秋·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俞之阴。”《说苑·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引此文，“阮俞”皆作“昆仑”。

这两段记载必须当作历史书、当作一首诗去读，才能理解其深意。

夏启曾到过流沙之西，大夏在昆仑地区，这不是传说。西域音乐之美天下闻，在夏代就是如此。杜甫《赠花卿》说：“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若将“锦城”改为“西域”，这首诗含义就更贴切了。天上的仙乐，人间当然难得一闻，难得闻而竟闻，愈见其妙得出奇了。然而这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其弦外之音是西域音乐美如神曲。西域音乐之输入，至少从黄帝或夏代初年就已经开始了。

作者简介：唐善纯（1944-），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出版过《中国的神秘文化》、《华夏探秘》等学术专著，曾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本文为其新作《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之一部分。孜孜不倦二十载，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也。

Email:shilantang@163.com

《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内容简介

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经作者二十年努力，《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终于横空出世。即便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对象，若是拉近距离在显微镜下观看，都会发现它那难以置信的美丽。作者选取近千个语言化石作研究对象，将语言学知识放在民族学、民俗学中审视，抛开汉字书写形式，以音求义，把一般无法企及的历史深处景象，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一书在手，远古大东亚历史，洞若观火。本书提出的结论不必是唯一答案，但它却提供了一个研究世界上古史的全新角度。

http://15269682.blog.hexun.com/103400222_d.html

解密吐火罗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979c96d401015jy4.html

此内容是鄙人《左手易经右手内经》被删的有关上古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有修订。今贴出，供大家参考.
——程奉.献忠

（二）、神秘的吐火罗人
或谓，怎么突然冒出吐火罗人来？主要是因为上古文化的许多奥秘都与此有密切关系，解开吐火罗人的奥秘能够解开上古文明的诸多疑团。

1、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
目前认为，吐火罗人是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古代民族之一，阿尔泰山至巴里坤草原之间的月氏人、天山南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皆为吐火罗人。他们对西域文明，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具有千年文明史的楼兰文明，对中国佛教史发生重大影响的龟兹文明，融会东西方多种文化因素的吐鲁番文明，也是吐火罗人创造的。
新疆出土吐火罗语文献表明，吐火罗人讲印欧语系的语言。尽管他们居住在印欧语系东方语支(Satem)分布区，但是吐火罗语却具有印欧语系西方语支(Centum)许多特点，与公元前1650—前1190年小亚(今安纳托里亚)赫梯人讲的印欧古语密切相关。例如：两者都用—r—作为中间语态后缀。所以吐火罗人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人部落之一，早在印欧语系东西语支分化以前，他们就从原始印欧人部落中分离出来。
吐火罗语的发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欧亚大陆古代民族分化迁徙的认识。就吐火罗人起源问题，国际学术界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激烈讨论。然而，吐火罗人究竟何时与印欧语西方语支的赫梯人、凯尔特人、希腊人分离?他们又如何千里迢迢来到塔里木盆地?迄今仍是一个谜。研究者对吐火罗人的起源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近东起源说，英国语言学家亨宁 (W．B．Henning)1978年提出，认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就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扎伽罗斯山区的游牧民族古提（或译为库提）人，阿卡德人称其为“古提姆”(Gutium)，亚述人谓之“古提”(Guti)。公元前2180年灭亡阿卡德王朝，后来推翻巴比伦王朝，主宰巴比伦达百年之久。亨宁分析了《苏美尔王表》记载的古提王名，发现这些名字具有吐火罗语特征公元前2082年古提王朝被苏美尔人推翻，从此在近东历史舞台上消失。在汉谟拉比铭文中，也提到了巴比伦四邻的民族，其中有两个，一个称为Gutium，另一个称为Tukris。亨宁认为，这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向东迁移，在我国西北地区定居下来，其中Guti人在河西，发展成月氏部落，而Tukri人则占据了今新疆南部的库车（也是Guti之音）和焉耆，他们后来被称为吐火罗人。其中，他Guti就是月氏的古音（地名库车更近），Tukris就是吐火罗古音。
第二、西域本土起源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纳兰扬(A.K．Narain)1990年提出，认为印欧语各族本身就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形成的，因为月氏人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黄河以西和中国西域。
第三、南西伯利亚起源说，爱尔兰学者马劳瑞(J．P．Mallory)博士1989年提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印欧人考古文化是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所以马劳瑞推测吐火罗人的祖先是阿凡纳谢沃人。

但是到底真实的情况如何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而让几百年来的学者都没有弄清其中奥妙呢？
个人认为记住三点：一，礼仪祭祀与有熊氏族有关，最初发源于红山文化；二，文字与史官与巫族（上面已经说过）有关，最初发源于甘肃，后世两者混而为一；三，上古人思维纯粹，文化较单一，故姓氏、族名、国名和尊号长久保留，只是有音转之别；四，善战的氏族是共工氏、公孙轩辕氏、蚩尤氏、夸父氏，而擅长礼、文者为大夏氏（有熊氏）与有虞氏（巫族）；五，大禹之子启，借“大夏”之名定国号为“夏后”，后世亦简称“夏”，其后裔多称轩辕氏（淳维、胡儿、匈奴皆是）。当然，降及后世，则混而难分，尤其是宗教的同化力。
然后纠正一点，就是上面所讲的亨宁的观点，将Guti（后世维吾尔语为Kutsi）人对应为“月氏”，其实两者的音差距很大，音转不可能！实际上Guti（Kutsi）就是前面所讲的“公孙”氏，它事实上是指被中央帝国大夏（Tokri）派往古苏美尔（下地）征伐阿卡德人（少昊之裔——该）的“重黎”——祝融，因为是轩辕黄帝一族（特点是善战而不擅文），故称之为“公孙”。其后从西亚归国，在商时名“鬼方”（鬼，为古提、库提或公孙的略称）——很显然依然善战，让武丁三年方克，其实还是远遁而已，后世被误认为的月氏人的帝国“贵霜”，实际上还是他们所建——“贵霜”就是“公孙”之音转。

为什么呢？
其实，上面说过，轩辕、猃狁、猃狁、荤粥、玁狁、獯鬻、山戎乃至淳维都是 “狮儿”的音转，是对首领的尊称，为“强大”威猛之意；而乌尔、酋耳和Hun人（匈奴），也还是一个音（有音转），近“虎儿”，也为百兽之王，故引申意义为“强大”之意！
而大夏，实际上应当是对轩辕黄帝统一时的称谓，一直延续到大禹皆是此名，此所以《竹书纪年》云“夏（其意还包括夏后）年多殷”的原因；而轩辕后裔大禹之子启所建立者为“夏后氏”王朝，夏后国亡后，后裔北迁——即史载的“淳维”匈奴族。“夏”的古音是“胡或虎”，而有熊氏后裔西迁为“大夏”（吐火罗），后来还融入从三星堆北上的有扈氏（就是有熊氏，后论）后裔。
而龟兹人是古提（龟兹古音库车）人，就是回归的重黎（公孙氏）——祝融，颛顼派其往苏美尔平定阿卡德之乱，此《山海经》所讲的“帝令重（舜族）现上天，令黎抑下地”也；焉耆人应当是尧帝后裔，以帝姓氏为伊祁氏，伊祁就是焉耆的古音，“安息”、“乌孙”也是如此；月氏为帝舜的后裔，以帝为有虞氏，夏亡后，虞氏也西迁，中原记载为“禺知”、“禺氏”，实际上就是“月氏”。而楼兰人实际上是主要是大夏的后裔，有部分是有虞氏族，而所谓的月氏人实际上为古提人所建的贵霜帝国对楼兰的影响很大。
而楼兰人的去向，迷惑了诸多学者！实际上后来的“突厥人”就是他们！
《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明确记载说：“突厥者，……匈奴之别种也”，因为他们与匈奴同俗。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更加惊人。

2、突厥与吐火罗
原来，据突厥人传说，其先祖曰 “射摩”，与阿史德窟西的海神女相爱，每天傍晚入海与海神相会，历往数十年，后因射不中神异的金角白鹿而滥杀无辜，遂与海神女绝缘，分析其中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突厥先祖每晚入海与情人相会的故事，显然古埃及、古巴比伦神话中太阳神暮归大海，去会“新娘”的故事相同。
②、先祖“射摩”之名，与古巴比伦太阳神“沙玛什”同，射摩情人海神女“舍利”之名，也和古希腊月亮女神“塞勒湿”相同。
③、关于金角白鹿，在古希腊，闪族和雅利安民间传说中相当常见。

因此，突厥人可能即源出于古巴比伦地区，实际上，尤有甚者!上面说过，在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中，有Tukris，亨宁认为它是Tochari(即吐火罗)一词的来源，笔者冒昧地认为，它就是“突厥氏”(Tukris)，实际就是“大夏氏”。
大夏之名，上面说过是夏朝亡灭后，西迁的夏族（主要是有熊氏后裔，轩辕氏后裔名淳维）称名，在《隋书》和《北史》中译为“吐火罗”，《大唐西域记》译作“睹货逻”，“夏”古音读为“户”或“和”，候古切，属古音匣母，而“吐火罗”或“睹货逻”者，“罗”为语尾，“吐”与“睹”为“大”的对音(《大诰》中以“图”为“大”，与此同)，“火”或“货”字则为“夏”对音。
关于“吐火罗”人，北大林梅村教授说：“在中国发现的具有白种人体质特征的骨架和人头像，属吐火罗人。从语言角度，吐火罗人可分为龟兹、焉耆、楼兰与月支四大系。”
然而“突厥人”是否应当也和此相关呢!他们特殊的长相和神话传说以及执意西迁入小亚西亚是否说明了这一点!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历史，以此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是两则关于楼兰王及贵霜大月支迦腻色伽的记载。
《魏书·西域传》记当时的楼兰王比龙曰：“唇亡齿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为魏所灭，攻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国事，取亡必近，不如绝之，可以支久。”这该是什么样的不可告人的大秘密?
另据林梅村先生《西域文明》中所引用的史料中描述贵霜大月氏（实际上为古提）迦腻色伽与大臣对话云：“王欲至葱岭，越度关险。先所乘象，马不肯前。王惊怪，而语马言‘我前乘汝征伐，三方已定，汝今云何不肯进路?’时大臣直白言‘臣先所言，莫泄密语；今王漏泄，命将不久’。”又是什么样的“密语”，关乎他们的存亡呢?
让我们回到历史上楼兰国的灭亡与消失，据《魏书》的记载，公元422年楼兰为北魏所灭，从此楼兰国名从中国史书上消失。然而奇怪的是约百年后，在阿尔金山地区出现一个被称之为“突厥”的民族，看上去应当是一个新兴的小部落，没有悠久的历史背景，并且部族为柔然国提供铁制器。公元546年，高车国残余欲击柔然国，被突厥部落酋长阿史那土门率众打败，土门自恃有功于柔然，向柔然求婚，柔然主阿那环怒言辱骂：“尔乃我锻奴，何敢发是言耶?”(《周书·突厥传》)土门便转向西魏人(鲜卑血统)求婚，西魏将长乐公女嫁给他，从此突厥部落便开始了对柔然的战争，并于552年颠覆柔然汗国。阿那环自杀后，土门自称“伊利可汗”。553年可汗死，两儿继位，并在短短三十年间，率突厥人建立了一个长达数万华里的突厥汗国。后来还建立过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突厥帝国。
更为重要的是，在突厥汗国建立之后，把中亚草原、西域诸城国家、蒙古草原统一起来，并创立了文字——突厥文，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前强大的、历史悠久的匈奴和柔然也都没有自己的文字!!
一个历史“浅薄”，身为“锻奴”的部落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如此奇迹?历史学家为何熟视无睹、心无疑虑?!
那么，“突厥”又是何意?据最初的传说，是因为突厥人起始地阿尔泰山(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果然如此吗?非也!其一，突厥的历史传说，显示其历史渊源与西亚有关，不会兴起于金山。在纪元11世纪70年代《突厥语大词典》中称之意为“最旺盛时期”，不过后人疑虑，认为是后起传说，不知此方才是真正的本、原义!何谓：“最旺盛时期”?岂非即是“大夏”!(“夏”此处之意指一年之中的夏季，为最旺盛季节)古音就是 “吐火”，而“突厥”只是略微的音转，目的是为了隐藏。阿史那称之为“土门”，意为“万人之长”，实际上“土门”(Tu man)”即是“大人”(man，就是耄)，意为“万人之长”而矣!因此英语中的“too”就是“太”、“大”的记音!

综上所述，“突厥”就是“吐火”，也即“大夏”，这个部落实际上就是原居楼兰建国的楼兰人(当然，后来还有其他原属同一源的月支人等)，他们隐藏“密语”及“身份”，甘当“锻奴”，其实当锻工的目的是保存技术，为打以后复兴打造兵器作准备，开始称“突厥”为“兜鍪”同样是为了隐瞒真实含义。但又不愿丢弃“真名”，所以才故意对外宣称其义：但后来的历史发展和壮大，本义即显露出来。突厥即是“吐火(罗)”，也即“大夏”，意即“最旺盛时期”（后来的字面意义），除了他们谁人又能创立文字，又如此精通人文地理而成功地东征西讨并建立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突厥帝国呢?!
另外，依据《周书·突厥传》和《隋书·突厥传》的记载，言突厥之先为平凉杂胡，后因北魏太武帝灭沮渠氏，遂逃至金山(即阿尔泰山)，充当柔然铁工。我们如果参考前文楼兰王所言“今武威(即沮渠氏)为魏(即北魏)所灭，攻及我也”，以及史载楼兰王古国被北魏灭于公元422年后，突厥就是楼兰古国（还有大夏人）后人又何疑哉!

2、 神秘的文字
星象 北斗——南斗———地球—————南门——天狼
——轩辕
文明 礼——乐—————语言—————文字——图画
——仪
文字 意化——乐化———音化—————声化——图化
——象化
礼玉 玉璧——玉环———玉佩—————玉钺——玉琮
——玉瑗

尽管如上面邹先生所讲，中国的文化是以礼文化为源头的连续发展的原生道文明，不能以文字的出现标准来定义东方的中国文明，然而，实际上历史传说与考古学的新发现证明，文字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只是对文字的认识存在着差异，西方人多数不认同我们所说的“文字”。从八千多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村与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的龟甲、石饰契刻符号，到7000年左右的陕西秦安大地湾以及仰韶文化的彩陶刻文和长沙南郊的高庙文化的象形文字，再到6000年前的湖北宜昌大溪文化的象形文字，无不早于殷商甲骨文，并且根据学者的破解，至少从长沙南郊古文化的象形文字年代开始，已经具有了相对成熟的“文字意识”。然而这依然是极其有限而断断续续的片段，使得从舞阳贾湖的龟甲、石饰契刻符号开始到殷商甲骨文之间，难以看见必然的联系与连续的发展规律。而以彝族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发现用彝文几乎可以解读贾湖村上面发现的文字，让一直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学者们更加茫然。其实，通过上面有关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或规律看，这一点也不奇怪。可以这么说，以彝族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是东方文化发生、发展的“活化石”！
那么，为何在中国文字如此神神秘秘而又断断续续呢？到底文字是如何产生？又为何有不同的文字与发展规律和途径呢？
依据上面的图示，笔者认为，人类文明的发轫，当以礼意识的形成为标志，然后才出现成熟的“语言”——语言并非就是声音，声音的交流尚只是礼附属下的神态之一；语言过后才会出现成熟的文字。但实际上，在礼意识产生的同时即有近似的“文字”产生，此即图画，它是文字的前身，这是文字的符号特征；另一方面是稍晚的由语声作为前身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文字才有偏于图象与偏于语音的区别。但是不仅仅如此，由于人种与地域的变迁，文字也相应的有变化。因而有图化、声化、音化、乐化、象化与意化的差别。而象古埃及的文字又当称为图声化，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为典型的图化；以英语为代表的所谓的拼音文字实际为声（音素）化；彝文主要为音（音节）化，兼有象（象征，指事）化，少量图化；而印度的梵文等当为乐化，梵文咒音即如此；而中国的汉字主要为意化，并且兼有其他形式，以后形声化——实际为象音化为多，但是依然以意为导，如言“终”为形声字，实际上此字取“冬”为声（音）者，还是因为与“冬”之义相关，所以主要还是意化。只有许多音译文字才为声（音）化。

4、巫族与有虞氏
前面关于文字的创造与巫族有关，实际上舜族就是巫族，以有虞氏之“虞”者，古音就是“巫”，“虞”有“预料”之意，而“舜”姓“姚”，取“兆”之意，就是巫之职。因此有虞氏应当是从西亚苏美尔回归的巫族——或出自苏美尔人内巫族，或出自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巫咸国，他们在山东重建龙山文化，创造出黑陶文化，后又西传黑陶技术与地中海。据古籍传说，有虞氏、夏后氏都尚黑。
知道了巫咸——虞氏——月支是同一族而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域的关系，我认为殷商甲骨文是由从地中海归来的巫咸（就是克里特岛）和后来的西域月支人（有虞氏后裔西迁在于阗处）共创的，所以后来月支人所用的吐火罗语被后人称之为：“欧洲甲骨文”，以其不似从印欧语系分支出，而更接近更古老的赫梯语。而何振明先生则指出，吐火罗语实际上是从甲骨文向外翻译时拆下的偏旁部首，不过这只看到了吐火罗语与甲骨文的关系，却未见甲骨文与更古老的赫梯文的关系，实际是克里特岛巫咸依据本有的文字，加上东方人的语言、思维习惯而创造甲骨文!
而后来的楼兰人，显然兼具了月氏人——有虞氏后裔和大夏人——夏族有扈氏（实际上是有熊氏姬姓黄帝后裔，非大禹之姒姓）后裔。为什么呢？因为，“夏”与“扈”古音同，其实本来应当是一个字，但是留音不留字，而且反其意——“夏”为大之意，而扈，从户与邑看，皆是小范畴之意（大曰都，小曰邑；户更小），与夏反，但是后世的“扈”字又重回有“广大”意，应当最先就是“熊”（古音胡弓切）字，也是夏、大之意！
就是说，有扈氏本姬姓有熊氏夏族，夏初，因为反对启干伯益，遭帝启征伐，有扈氏被迫西迁四川蜀地，创造三星堆文明；夏末，桀惊异于听闻的三星堆金玉礼仪文明，乃征伐岷山，未果所愿——三星堆人掩埋了礼器，精英逃亡西域，只留下美女“琬”、“琰”（都与玉有关！）搪塞夏桀。屈原曾经发疑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屈子不相信巍巍夏帝只为美女而不远万里征伐蜀地！

5、武丁中兴的奥秘
商之武丁时代，武丁之正妻实际上就是西域月氏人美女，正是她带来了玉礼仪文明的复兴以及精美青铜器和甲骨文字！
因为在武丁时期前后，殷王朝爆发性具备了许多先进的工艺技术文明，如后母辛(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青铜器、600件玉器、2000枚海贝及两件大铜钺等，而在此之前中原
的青铜工艺简单而技术质量也一般（也是因为限制的缘故）。
那么殷人如何突然具备如此精良的铸造工艺，又多为“妇好”独享呢?
原来，武丁长姬母戊，子祖已为长子；次子祖庚的母亲是后母辛，也即著名的殷墟墓主妇好。
然而历史记载，妇好诽谤祖已。《史记·帝王世纪》：“殷高宗武丁，有子祖已，其母早死。武丁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衰之。”妇好为什么诽谤祖已呢?
问题就出在祖已的特殊身份上，后世考证，西周入事周王朝的微子世家出于祖已，为祖已后第八代殷王长子，然而祖已放逐国都之外，其后生存于何处呢?
笔者认为，祖已母戊实际上就是因为巫咸归国后被认同的月支氏族的“西方美女”(居楼兰至和田一带——甲骨文所讲的“御方”)，并且可能是白色人种(或混血)，后母戊不仅嫁到了殷王朝，而且也带来了先祖流传下来的先进的铸造青铜的工艺、占卜之能事以及原在川内吸收良诸文化而形成的祭祀礼仪。由此才使武丁时期大量涌现品质优良、工艺精美的青铜器、玉礼器等。例证此还有一个重要讯息，就是现代考古学家证明，妇好墓出土的玉多不产于商本土，而是远在万里之遥的和田玉。并且也考证出在BC1400年前，确实有这样一条玉石之路，从和田至商都(后世周穆王所以西巡的路线当即此)，且其供给人只可能是月支人。
但是这样并非仅如专家所讲的那样是因为商业利益，实际上是祭祀之必需。而主持祭祀者即当是后母戊本人。由于主持祭祀，且系巫族后人，所以后母戊才铸代表南极天(相对于北极天，多称地)的四足方鼎（北极天则为三足圆鼎）。可惜其人早死(是否自然死亡也可疑)，可能主持工作由其子继承（源自其母或母族的教授），然而妇好诽谤祖已，结果祖已遭放逐。
不过，历史未记载妇好因何而“诽谤”，内容是什么，我想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关于《高宗肜日》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令后世争论不休。
原来，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鸣，武丁惧，祖已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已乃训王曰：惟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武丁乃修政行德，天下威欢，殷道复兴。”
或谓这有什么可争论的呢?不知问题可大了!
因为据《礼·丧服·四制》及《说苑·君道》乃至《史论·殷本纪》自身也称“高宗”指武丁。然而如此，问题便出来了，因为《尚书·商书》称“高宗肜日”的内容，依古文体例，称“某肜日”，必是某已死亡，后人祭某，因此“高宗肜日”则时高宗已死，后人祭高宗。
那么，《史记》便自相矛盾，因此后人“考证”，祭高宗(武丁)者，是其子祖庚，谏之者为其兄祖已。因为后者，在商代那样的社会中，以子训父不合古制，甚至大逆不道。因此，两方面考虑，还是祖庚祭武丁。不过这又与历史传说矛盾，因为祖已早被高宗 (武丁)放逐在外并早死，不过学者认为称祖己早死未必可靠。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史记》作者为何“自相矛盾”而不知?况且以太史迁的学识与见地，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笔者认为，历史传说如《史记》所记必是事实，但问题是称“某肜日，必是某已死亡”的观点未必正确，何况《史记·殷本记》的记载与《尚书·商书》记载吻合。
剩下来的问题就是，祖已身为武丁之子，焉能训其父哉?问题恰恰出在这里，祖已所以被武丁放逐正因此事，并且受其次姬妇好的盅惑!这正是妇好“诽谤”祖已的原因!
其实，若以子训父，不合礼制，那么妇好之言当非“诽谤”，但事实上，祖已训父的时候，身份应当不是儿子，而是“祭祀之主”，这就关乎祖已的特殊身份了，因为我前分析过，殷代武丁时期礼兴国盛的原因，就是因为长姬司母戊带来了相当完善的礼仪祭祀系统，并且担当主祭，然而可能遭妇好嫉妒而“害毒”至早死，而其子祖已则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主祭之职——因为这套系统是混血的月支人 (与良诸人)吸收本土良诸文化后综合而来。因此以主祭身份而训国王，是职之所当，礼之必然。但是野心的妇好则偷换概念，称其“以子训父”，不合礼法，故而“诽谤”祖已，如此祖已才遭武丁放逐，郁郁而死!是故后人称“武丁惑后妻之言”及“妇好诽谤祖已”之词，并不为虚。如此，妇好便顺理成章地“继承”(实为霸占)了主祭地位。
或许还有视之为“异族”的可能，这样祖已放逐(因此，其母早死，也有暗害的可能)后，后母辛便可霸占后母戊留传的铸造工艺和名声，又继承祭祀大职，而事实上，妇好是一名“枭勇善战”的武将，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其几乎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并且对待俘虏甚为残忍(殷人的这种人牲也是历史闻名的)。这与尚玉的品质相差甚远，因此尚玉非殷人及妇好之质。显然是月支人受良诸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此或许也是其西迁而入多玉之地的缘故。
由此可见，妇好“主持祭祀，地位显赫”的背后竟隐藏有如此多的巨大秘密，岂非千古一大盗乎?
而祖已的后人一直远居京都之外的西域之地，直到周武王战胜纣王之际，才从祖居地持“五十颂”(当是祭祀之仪)来见武王。《史记·宋微子世家》云：
“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矛，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从此以后微氏宗族与周王室共始终。例证微子氏族有白种人特征的理由有两个。其一是微氏家族为巫史之职，原居西域之地。且在当时的周原出土了两个白种人特征的蚌雕，下有孔为簪笔之用，为史官身份，而头顶有古“巫”字，正系家族氏族徽，即月支身份符号。

6、真实的雅士语
正因为，突厥人是楼兰国后裔，主族为大夏（有扈氏——三星堆——土方——吐火罗）和月氏（有虞氏——禺知——御方——楼兰），所以他们才会有如上所讲的巍巍功业！
也正因为如此，所谓的的吐火罗语，实际上就是大夏语，也就是中原古汉语！
然而从语言学上看，古汉语与吐火罗语真的有关系吗?这就得又从吐火罗语派生出来的突厥语研究(因为吐火罗语已是死语言，意义可知，读音则未必)。因为我已论述过“突厥”即“吐火”，其语言就是曾经名声显赫的楼兰王室(月支人与大夏混合)再创的，实际上事实也证明，突厥语言最初的“印欧系”借词来自“吐火罗”语，其实就是本族的再创!汉藏与突厥语关系证据何在?
据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语言学家芒·牧林先生发表在《蒙古语言学》上的论文指出，汉藏、阿尔泰语系之间极可能存在亲缘关系!
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蒙古、满一通古斯语)是世界上九大语系中的两大语系。语言学界向来认为它们是各自独立形成的语言体系。
芒·牧林先生发现，汉语与蒙古语之间音同义近或谐音义同的语达三千多个。对此，他依据它们语言多变规律，与藏语、满语及突厥语进行深入的竖横比较考查，结果出现极有意思的特点。这几种语言有着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对应的语全部是见于秦汉以前典籍、文献的常用词汇。构词规则和语法方面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痕迹。词类具全，不仅有名词、动词、形容词，而且还有代词、数词、副词等。芒·牧林认为，所有这些特征表明这绝对不是偶然接触或个别借用来解释得通的。
芒·牧林先生对一百二十一个核心词进行的比较探查表明，可视为同源词的比例为汉语和蒙古语之间为百分之九十四，满语与汉语之间为百分之八十七，均超出视为同一个语系的汉语与藏语间的同源比例的百分之六十五（因此现在多数语言学家反而不怎么认同）。
因此，芒·牧林先生认为，汉藏、阿尔泰语系之间曾有过共同的原始底层，进而认为这两个语系语言发生学上存在着很近的“亲戚”亲系。
其实，如果了解这一切都源自华夏族、巫族，以及上述所讲的有虞氏、有扈氏，再后来月支人、大夏人，再后为楼兰人、突厥人，殆无疑义乎哉!

7、华夏古语系
因此，所谓的上古同一语音“雅士语”是真实的！印欧语系与古汉藏语系是同源！
即，所谓的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实际上就是最初的华夏古语——大夏语——“雅士语”，即被称为东边的Satem组；而只有在蚩尤与夸父（古印度、伊朗、亚述和凯尔特人）等族背离后，才出现语音的改变，即被称为的西边Centum组。
兹列一图表以示大概：
解密吐火罗

需要注意的是：
狄，非火非犬音，为狄历（后世转为丁零）的简称，就是“天”、颠、祁连；狄，也有其意，火色赤，崇犬，连为“赤狼”，狄人之所尊。
戎，非戈非＋（甲）音，殆其青铜戈标志，原意“月（柔）人”简称，就是“月氏”的变称，后世楼兰、柔然皆一义而一音之转！故周初曰“戎”者，“月”“虞”之转，乃表知礼仪之意，“儒”即此本字也，非后西戎蛮人之蔑称也。
其余的称谓解释如此：夏，大人也；夷，长人也；（蚩尤的蚩原字），异人也；蛮，本当为“耄”，长者也；羌，美人也；氐，夷之转，氐（夷）羌者，伏羲女娲之裔也！
周人崇夏，非夏后氏姒姓，而是大夏，古有熊氏姬姓黄帝一族也（夏后氏以其皆是），其本有熊氏后裔，辗转迁徙故；周姬姓，国号“周”，也是姬音之转！正因为周为姬夏后裔与月氏后裔的混合，所以成为巍巍礼仪之邦，鼎祚享八百，此夫子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叹也！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所谓的古印欧人——吐火罗人，其实根本上就是华夏人，为红黄人种（好礼），而且同属华夏族的蚩尤与夸父为高加索人种（好战）！只是因为征伐与迁徙的缘故，面貌因为混血（公孙轩辕氏族为混血之初）而随世变化！看看现在的土耳其、匈牙利人，看看维吾尔族与其他中亚人，然后再思考一下混在汉人中的突厥与匈奴人，答案是再简单不过的！

吐火罗部落与匈奴的起源

关于匈奴的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此处不拟详细讨论各种假说，仅就与吐火罗有关的一些材料稍作探究。

匈奴的兴起是在战国末期即公元前三世纪的事情，此前出现的“匈奴”字样一般认为是误文或後人追述，不能表明其时已有匈奴存在。在匈奴兴起之前，中国北方的整体形势，如《史记》所说，乃是“东胡强而月氏盛”，燕将秦开曾大破东胡，但相对于匈奴来说，东胡仍足够强大；而月氏更甚，从头曼曾将冒顿送往月氏处作人质可以推测，匈奴很可能一度附属于月氏，甚或匈奴原本就是月氏的一个属部，後来才渐渐独立。

华夏与匈奴接触时，匈奴已经到达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因此秦汉时的中原人都以为匈奴是发源于鄂尔多斯，其实不然。从多方面材料综合来看，匈奴的主体最先可能来自蒙古高原西北，那一带是阿尔泰人的发祥地，尤其是阿尔泰语系中突厥语族诸族的起源地，今人多主张匈奴应属一种前突厥人，正与此相符；此外，《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也可以提供一个旁证，说明在秦汉以前，匈奴本位于中国西北；“开题”之名令人联想到亨宁假说中的“库提”，如两者确有关系，则匈奴在南下入黄河流域之前便已与吐火罗人有所接触。

在匈奴的主体南下以前，河套、陕甘宁北部地区本为吐火罗部落所居。殷商时期，甲骨文中有“马方”、“龙方”、“卢方”等部落名，这些可能都与吐火罗人有关，马方对应于後来的义渠，龙方对应于後来焉耆的龙部落，卢方则与卢水胡有关。
西周时期，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又名昆夷、混夷、浑邪，汉语的“犬，狗”正来源于吐火罗语，犬戎部落属于吐火罗人尚可从比较语言学上找到其他证据。犬戎後在秦及猃狁的打击下衰落，馀部一部分东迁为狄国（犬、狼、狄，实为一种），後被赵国所灭；一部分为月氏所吸收，当匈奴征服月氏後，在河西主要设有“浑邪王”和“休屠王”，其中浑邪（昆邪）即当为从前月氏属下的犬戎/昆夷部落。
犬戎之外，又有义渠。林梅村认为“义渠”即是吐火罗语“马”的音译，因此义渠很可能也是吐火罗部落。义渠曾经是秦国的劲敌，秦国软硬兼施，至战国末年（公元前三世纪初）始最终灭掉义渠，义渠的馀部多北融入匈奴，其地被秦置北地、上郡，今陕西宜川本名义川，正是义渠故地之一。义渠人实行火葬，与氐羌同；义渠国中有一个地名为“郁郅”（後与陈汤一同击杀匈奴郅支单于的甘延寿便是郁郅人），很可能与“禺知”/“月氏”有关，这也暗示着义渠的吐火罗成分。当义渠国亡後，有一些义渠人留在原地（主要是北地），逐渐汉化，後来还参加了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例如曾为汉丞相的公孙贺就是其中之一，而贺之祖父名昆邪（浑邪），似乎也可以暗示其祖上的吐火罗特征；又，奉霍光之命刺杀楼兰王的傅介子也是义渠人，而他曾多次出使吐火罗人的大宛、龟兹和楼兰等国，似乎也暗示他的出身与吐火罗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
秦所灭戎国中，除义渠、大荔、乌氏等以外，还有一个朐衍，朐衍馀部可能与犬戎一样，先投奔月氏，活动于月氏东北部，後亦融入匈奴，便是赫赫有名的“居延”，其地名有居延川、居延海等，居延塞则成为後来汉击匈奴的战略要地。

匈奴主体从蒙古高原西部南下後，在西面吸收了浑邪、义渠等吐火罗部落，东面则接受了不少因受燕赵压迫北徙的北狄和东胡部落如代、林胡、楼烦、山戎等，逐渐开始强大，因此与河西霸主月氏的矛盾冲突日益剧烈，最终，在一代雄主冒顿单于的领导下，匈奴击败了月氏，月氏主体西迁中亚。依照惯例，除大月氏、小月氏外，必然还有一部分原月氏部落加入了匈奴，除前面提到的浑邪之外，後来的匈奴别部卢水胡也是其中之一，卢水胡不是月氏的王族，但仍在匈奴国中居于重要地位——至十六国後期，出于卢水胡的沮渠氏建立了北凉国。月氏的王族可能与龙部落有关，其主体部分迁居中亚巴克特里亚，但在焉耆尚留下一个支族，焉耆王世为龙姓，後于九世纪中期迫于回鹘人的压力，焉耆的龙部落东迁至河西。

可以说，匈奴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以击败月氏作为契机，而後来匈奴的主要 活动中心如河套、河西及西域等也都是从前月氏、乌孙及其他吐火罗部落（楼兰 、高昌、焉耆、龟兹、大宛、康居等皆是）的聚居地，因此，匈奴对吐火罗文化 的吸收定然不少。例如，“祁连”本为吐火罗语的“天”，月氏被匈奴击败後， 其故地的“祁连山”落入匈奴之手，久之竟成为匈奴的要地，後来汉夺其地，匈 奴人无不叹息，每每哀号：“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生息”，殊不知那本是吐 火罗人之地。而匈奴人称“天”为“祁连”/“撑犁”也极可能是从吐火罗人那里 继承，这一称呼也传给了後世阿尔泰语系的鲜卑、突厥等民族，至今蒙古人仍称 “天”为“腾格里”。

https://tieba.baidu.com/p/4559955947?red_tag=2872293535&trace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