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路透社记者有关幽燕教会提问的答复

问: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为什么河北省有那么多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堂?
答:广义的河北地区其实可以算上北京与天津两市,京津冀三地是奠基于幽燕文明的一个共同文化地域。这里传统上也被称作燕地,燕地上的居民就被称作燕人,因为这里最早是燕国的国土,燕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北方最强大的一个诸侯国,有长达八百多年的历史。燕国被秦国入侵灭亡以后的历史中,也曾恢复重建过数次燕国政权,其中有一些还是被游牧民族所建立,比如反抗唐帝国的安禄山便出身于粟特与突厥的家族背景。
中晚唐河朔三镇自治时期,传统上的幽燕与其南部的旧中山国、原先赵国的一小部分,在文化上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为后来直隶与河北行政版图的基础。地处北方,与欧亚大草原紧邻造成幽燕的民风与中原迥异,中古时期的幽燕胡化很深。这个特殊环境使得这一带的居民拥有一个共同的地域文化,其最突出的特征便是浓厚的尚武精神,以及在荆轲刺秦王时就已经为人所熟知的“慷慨悲歌”,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则对幽燕的居民影响很弱。加上燕人长期与胡人互相通婚杂居,种族与文化构成复杂多样的幽燕也就为来自西方新的宗教在此传播提供了一个通畅的环境,这是天主教得以在幽燕大规模传播开的基础因素。
除了幽燕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明初朝廷在幽燕的大规模移民事件,也加剧了这里复杂的民族结构。幽燕以前那些势力庞大的宗族随着元末战乱的冲击大都衰落了,大量外地居民抛弃了过去的宗族与文化从远方迁移到幽燕,移民与原住民都是一个个小家庭,彼此力量分散,使得这些居民有必要彼此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抵抗外部威胁,不管是来自朝廷的压力,还是灾荒的威胁,而教会就是一个最好的粘合剂。因为天主教信仰是普世性的,各种文化与种族背景下的人们都可以在基督的保护下依靠共同的信仰团结在一起,彼此互助,教会也可以代替政府或宗族的职能,维持幽燕乡村的自治,教会不仅是负责当地居民的精神层面,还维持法治,提供医疗与教育等各种社会服务,这些都是在中国传统的编户齐民帝国统治下所缺乏的。带来新的文明秩序,就是幽燕天主教兴盛的关键因素。
最后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因为帝国中心的便捷性。从蒙古人征服中国开始,大元帝国就将其统治中心选在了过去燕国的都城燕京,建立了大都汗八里城。由于教会早期一般多是采取上层路线,优先归化统治者,所以当时处于中世纪鼎盛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会,第一次向远东派遣的传教士,第一个教会据点就建在了大都城内,使得大都拥有了不仅是幽燕境内,也是东亚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还建立了幽燕最早的教区,第一位主教就是来自坎帕尼亚的孟高维诺。到了明代后期,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也将在中国传教的重点放在了京师(即大都、燕京),作为他们在北方传教的一个大本营。利玛窦在前往京师之前,甚至还做过一个神奇的梦,他梦到了天主会特别帮助他在京师的传教工作,结果他真的如愿以偿。当传教士们开始在乡下建立教会时,最先接触的就是京师周边的村庄,这就让幽燕相比帝国之下其他地区拥有了一个明显优势,加上我之前提到的胡化与移民因素,当地人接受起这个新的宗教信仰也并没有什么阻力。乡村教会共同体的稳固性也要远大于京师城内那些,使得在后来满清镇压教会,进行禁教时期,教会得以在幽燕乡村保留了许多在地下状态秘密传承信仰的教友,他们一直坚持到了19世纪中期满清政府重新允许自由传教。19世纪后期,在西方各国强大的武力保护下,以经受过百年禁教考验的各地乡村教会为基础,天主教信仰得以在幽燕正式传播起来。
新建立起的教会是需要经受数次考验,才能够真正地在当地扎下根,近代最严厉的一次考验就是1900年的庚子之乱。拳匪在满清政府的支持下大肆攻击各地教会,由于燕人传统的尚武精神,幽燕教友纷纷在神父的组织下,建立了许多以村寨为主体的防御工事,训练民兵进行武装抵抗,这使得幽燕境内各处的教会武装据点,基本上都坚持到了八国联军的支援到来,联军的军事援助起到了直接效果,导致满清政府战败投降。必须说明的还有东闾圣母与各圣徒在教友们抵抗入侵时的显圣事件,对东闾圣母的敬礼,在幽燕教友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此后十几年间教会的传教工作一帆风顺,没有遇到任何阻碍,特别是北洋军政府统治幽燕时期,由于其亲西方立场,教会的传教工作进入顶峰,目前幽燕大多数堂口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正是因为有以上几个基础,当20世纪后期中共夺得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以后,幽燕的教会成为了对于中共的宗教政策抵制最为强烈的一个。在中共建国之前,幽燕的教友就已经建立过一些以消灭共匪保卫民国为目标的军事组织,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是由比利时人雷震远神父所组织的“公教青年报国团”,这个组织一直活跃到中共建国以后数年才丧失武装抵抗的能力,其中的一部分神父后来还成为80年代以后幽燕忠贞教会的领袖,比如在廊坊一带传教的宋维礼主教就曾是报国团成员。幽燕忠贞教会的核心领导者则是范学淹主教,他是幽燕忠贞教会得以在80年代建立起来的关键人物,和许多忠贞教会的神父教友一样,他最后为信仰而殉道,而基督徒殉道的精神又恰恰是与燕人传统的“慷慨悲歌”精神相一致。
在我看来,幽燕就是天主所甄选的一个民族,她有着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要作为一个天主教信仰的堡垒,归化整个远东这片全球最大的异教徒地区,因此这里的人,这里的传教工作都是被天主所祝福的。

问:现在河北有大概多少天主教堂?
答:这个数字目前还没有被确切统计过,从我所掌握的资料分析来看,在传统的河北教省范围内,公开的教堂与非公开的弥撒点估计共有3800多个,1945年教会所统计的数字则是3491座教堂,除去后来教堂被拆毁当地教友丧失信仰且至今也没有恢复的那些,再加上80年代以后由传教而新增的堂口,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接近实际情况。传统上不属于河北教省的承德与张家口坝上地区现在约有50座左右。

问:中国的不同地方的天主教教堂和天主教徒是否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答:在教堂方面,传统上华北与满洲、南蒙古的教堂建筑多以青砖为主要材料,石材也多有使用,罗马式或哥特式风格是主流,一小部分混合有当地传统建筑元素,极少有完全按照当地中式风格建造的教堂。华南地区本土风格的要比华北多很多,比如在贵州和巴蜀一带很普遍,东南沿海有一小部分巴洛克式风格的教堂,哥特式较少,但广州的圣心主教座堂却是纯正哥特式风格。当代来说,由于传统技艺的丧失与审美水准的降低,各地新修的教堂普遍质量很差,加上梵二会议主张在礼仪上简化,导致新建教堂相比传统的老教堂显得十分丑陋粗糙。有些地方因为实行梵二改革,还和新教徒学习,采用现代主义极简风格,已经看不出什么天主教堂的样子了。
而各地教友方面的差异,同样因为中国所涵盖的地域过于广阔,像是欧洲内部的差异一般,使得中国人或汉族无法作为一个真正的民族,每个省都有各自独特的地域文化、语言、和政治传统,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只不过大一统主义在东亚的影响太大,没有能够形成近代欧洲的多民族国家格局。
因为不同地域的文化影响,各地教会也就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于幽燕(河北)来说,上面已经提到,这里是对纯正的天主教信仰认同最强的地区,他们不愿屈服于中共,是地下忠贞教会的大本营;相邻的满洲(东北)教会是爱国会势力很强的地区,比如他们曾经有过一位皮漱石主教,是爱国会铁杆,他们那边现在还流行梵二以后传播来的现代主义异端,比如门徒班;齐鲁(山东)教会里也是服从中共做为主流,他们曾有过一位宗怀德主教,为爱国会系统祝圣了最多的主教,烟台的高可贤主教则是当地忠贞教会突出的代表人物;晋地(山西)基本上全是爱国会系统,但他们保存了很多老教堂建筑,新建的教堂也是传统风格居多,建筑技艺较高;中原(河南)拥有一小部分地下教会,集中于北部和西部,今年刚过世的洛阳李宏业主教是当地忠贞教会十分保守的一位领袖;陕西的教会是最早实行双合法主教的试验区,当地也有过一些没有加入爱国会系统的主教,比如凤翔教区就可以公开建立教堂,当地甚至还有方济各会的修士,三原教区则因为张刚毅神父而使得当地建立过影响较大的地下教会团体;上海拥有著名的龚品梅枢机,是当地地下教会的精神领袖,但当地的爱国会系统也很强大;浙江温州也是地下教会的重要阵地;福建闽东则是华南最活跃的地下教会之一,也很传统,与温州相邻;江西也有一定规模的地下教会;其他地区的天主教会规模都比较小,基本上都是爱国会系统。

问:河北地下的和正式的教堂有什么样的关系?
答:我想你所指的教堂应该是教会的意思。对于幽燕教会来说,不同时期情况不同。1950年代末由于中共想要严密控制统治区内的宗教组织,不允许有信仰自由,开始进行脱离梵蒂冈教廷的自选自圣主教运动,当时圣座不认可那些自称天主教的神职,那些服从于中共宗教政策的神职自此从罗马天主教分离出去了,组成了国家官办教会。不愿服从中共的那一批神职,延续了原先的教会,与那些支持中共的爱国会神职彼此独立。文革时期地下教会与爱国会的神职一样受到打压,后来中共假意改革开放,重新启用了爱国会,对地下教会继续打压。从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在80年代初的祝圣主教事件开始,地下教会形成了一组自己的圣统,就像一个家族,与爱国会系统截然有别,两者彼此不相往来,当时地下教会认为爱国会系统已经不是天主教了,并不存在两个教会。90年代以后因为梵蒂冈立场的改变,开始对中共妥协,搞出了双合法主教,地下教会开始衰落。受教廷错误的合一主义引导,一部分原地下教会神职投向了爱国会,比如保定的安树新主教,支持安主教的原地下教会神父也转为公开,加入了爱国会,绝不屈服的苏志民主教则打算将牢底坐穿。还有一些处于灰色地带,就是虽然没有正式加入爱国会,但是与爱国会的神职互相往来,关系亲密,他们可能是没有得到中共信任而无法正式加入爱国会。有一部分并不是真正效忠中共的爱国会神职,则利用这个关系帮助一些地下教会的神职拥有自己的教堂,能够公开活动,比如天津滨海新区的中心桥天主堂便是地下教会的石洪祯主教在管理。还有一部分特殊地区,比如廊坊市境内,因为当地教区归属的复杂性,导致当地有几个教堂是易县教区地下教会的神父在管理,可以公开传教,当地政府对他们并没有采取严厉打压,算是少数特例。

问:河北的地下教堂一般是谁建的、谁管理的?
答:80年代地下教会曾经利用中共当时对宗教控制不严的环境,由各地的教友们自己出资出力建立了一些教堂,就像中共统治以前一样,由地下教会的主教神父管理,比如清苑县城南边的田各庄天主堂。还有一些在中共统治前就已经建立的老教堂,比如徐水的安庄天主堂,当时也是被地下教会的神职所控制,有些祝圣主教和司铎的仪式就是在那里举行的。但是这种情况维持的时间并不长,1996年中共对河北的地下教会进行集中镇压,大部分原来地下教会自己建立的教堂或简易祈祷所都被拆毁,比如曾经的东闾西堂,有些则被交予当地的爱国会神父。目前这种局面并没有明显改变,大多都是在教友自家搭建简易祈祷所,不能够集中进行弥撒礼仪,所以像是保定教区这种中共严密控制的地区,并没有地下神父可以公开活动的教堂,只有附近廊坊、张家口一带还有少数教堂可以被地下教会神父使用。

问:最近政府经常谈宗教的中国化,在天主教这方面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答:中共的所谓“中国化”,其实就是要所有宗教都必须处于中共严密的控制下,宗教要为共产党的统治服务,否则就会定为非法。对天主教来说就是继续坚定不移进行自选自圣主教,依附于中共,脱离梵蒂冈等西方的影响。但这对于传统的天主教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天主教的本质决定了神职人员的圣统是来自天主,而不是国家,更不用说共产主义是与天主教信仰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两者完全不能够共存。所以这个中国化与教会所主张的本地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照传统教会不可允许中共版的中国化。本地化则是说神职人员逐渐由当地人担任,并且在教堂建筑和礼仪上都可以在不超过传统的范围内适应当地文化,这对全球各地的教会都是一视同仁的,在教权上则是全球各地的教会都以罗马教廷为领导核心,主教任命权是教宗固有的特权,不能分享于任何世俗政府。

问:最近中国与梵蒂冈签署了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请问您认为这份协议对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会有什么意义和影响呢?
答:我认为,中梵之间签订的这个协议并不会对现在中国大陆教会的格局产生本质上的影响。
真正的地下教会是永远不可能承认爱国会的,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是出卖了过去那么多为了坚守信仰的纯正而殉道流血的前辈们。即便梵蒂冈教廷强制命令与爱国会合一,仍然有一部分地下教会成员坚决不会服从。因为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一份邪恶交易,毫无正义可言,盲目的服从就是愚忠,纵容犯错才是真正的背叛。天主教会的神职与平信徒之间并不是主仆的关系,唯一的主宰只有天主一位,唯一的律法也只有来自天主,教会神职则是律法的实行者,是天主的仆人。天主的律法体现于圣教会延续千年的传统之中,教会神职只有在真正履行天主律法的情况下,平信徒才可以对其服从。同样的原则存在于神职内部,长上犯错,下级有义务抵制,评判的标准就是律法和传统。只有在这种责任清晰的圣统制之下,教会才能够建立起正常的秩序,否则就是混乱。
那一部分坚持传统,绝不服从教廷谬误的地下教会成员,从此以后也只能独立起来。他们最明智的做法是先认识到教廷之所以变成这副模样,根本原因在于1960年代的梵二会议。梵二会议公然宣扬传统上被教廷所禁止的异端邪说,过去的谬误变成了现在的正统,这对天主教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分裂与混乱接踵而来。正因如此,有些人甚至相信这是某些教廷高层里的虚假神职蓄意所为,他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天真的想依靠妥协换取传教自由,而是极力瓦解任何坚持传统,坚持真正信仰的教会,大陆地区的地下教会就是他们想要消灭的一部分。而这也是唯一可以把事情理清楚的关键,当了解到教会真正的危机以后,最明智选择也就只有恢复梵二前的传统,光明正大地与一错再错的教廷对立了,只有扛起反梵二的传统主义大旗,才不至于使得以效忠教宗作为正统性来源的地下教会变得前后矛盾,问题只是出自于地下教会的领袖们当初没有认识到教廷早就已经不是当初他们所熟悉的那个坚守正统信仰的罗马了。现在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并不算晚,与魔鬼做交易正清楚证明了梵二后教廷问题的严重性,过去那些不敢公开对教廷表达不满意见的地下教会成员,从此也可以名正言顺的批判一番了。就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一样,不被教廷承认的原地下教会成员,比如正定教区董关华主教,可以联合其他不服从的神职,建立起一个司铎修会,丢掉早已名存实亡的教区制,从此依照传统独立传教,延续纯正信仰。有些最极端的可能会转而支持宗座缺出论。另有一些可能不会反对梵二,只是不承认方济各的合法性,也不会进行恢复传统的改变。
由于梵蒂冈教廷的立场在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动摇,很明显地倒向了妥协的态度,使得地下与地上之间不再泾渭分明,而是开始混杂有不少灰色地带,比如那些从地下教会公开领证服从中共的主教,或者接纳爱国会神父的地下主教,以及某些投机性的声称服从教宗的爱国会主教。那些来自原地下教会,立场不坚定的中间派在协议生效以后,很有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扭扭捏捏,而会正式加入爱国会。在经过这样的分流以后,原有的以效忠教宗反抗中共做为正统的地下忠贞教会必将不复存在,但这对于过去受教廷压力而半死不活、奄奄一息的地下教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彻底的解脱与重新振兴的机会。
至于爱国会方面,他们自己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自由,中共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这个协议对他们来说也就没任何意义了。但因为这个不平等协议,爱国会方面短期内可能会有一种虚假繁荣,但是教会的硬核是那些勇于殉道的真信徒,殉道者的血才是教会的种子,而教廷能够收获的仅仅是一些面对外来压迫毫无抵抗力的吃教分子,他们是经受不住任何考验的虚假教会共同体,而且会产生没完没了的负担,比如现在被爆出的多例高级神职性丑闻,正是梵二自由化的必然结果。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早已不是地下还是地上,服从教宗,还是服从中共,而是该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阵营选择了,追随传统信仰还是梵二异端,这是新时代里大陆地下忠贞教会必须要决择的,这才是决定他们在未来能否真正延续下去的核心问题。​​​​

问:本次协议会否影响中国政府对天主教地下教会和神父的政策和态度?
答:尽管梵蒂冈教廷已经把底线几乎全部抛弃了,做出了百分百的让步,但是对于中共来说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大陆地区各地教会,原有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梵蒂冈在这个较量中会颜面尽失,不仅得不到想要的,把已经有的也会全部弄丢。因为中共这种独裁者是完全不会讲任何道理的,他们只对武力服气,你越示弱,他们越会表现强硬。当然中共打压教会也是在履行他们应尽的职责,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权力是通过非正义的暴力手段夺来的,所以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任何放松控制力度都会让他们的统治迅速瓦解,他们不敢给教会任何自由传播的机会,而天主教会正是所有中共反对阵营里最有抵抗力的一个。乐观来看,当地下教会不再受教廷任意摆布以后,就可以专心抵抗中共的压迫,对于中共的维稳经费来说这可能就是个无底洞,加上中美冲突必败的下场,让其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不得不放弃打压,任由无法控制的教会团体越来越壮大。这就是邪不胜正,反基督者的如意算盘往往最后落得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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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雅格·比约于2018年09月30日,答复英国路透社记者Christian Shepherd的线上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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