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调值为基础的官话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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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阴平和阳平这两个调类是在全浊声母清化后才由平声分化而成,所以这两个调类的调值分化较晚,所以为了探讨诸种官话方言的源头及其合理分区,本图将古老的上声和去声作为官话内部诸方言分区的首要标准,而只将阴平与阳平作为次要因素考虑。当然,本图作分出的基本上只是以上声和去声所分出的官话一级分区,事实上官话内部各大类型之中又有多种子类型,在为这些子类型分区时阴平和阳平的重要性也会凸现出来,但是由于本图只考虑官话的一级方言分区,故而仍然只将上声和去声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根据上面划分官话方言的标准,我们可以将官话分为以下几大方言:关中方言、山东方言、燕赵方言、两淮方言和齐东方言。

而事实上这种分法确实要比目前学界对官话的分区合理得多,因为这种分区在历史上是有文献支持的。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在其《唐代长安方言考》一书中指出陆法言曾大致将中古汉语分为“吴楚”、“燕赵”、“秦陇蜀”、“梁益”四种(事实上应该加入“山东”方言而取消“梁益”方言,因为陆法言可能是站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的立场看其他不同方言的,而“梁益”方言即蜀方言应为“秦陇蜀”方言的次方言,所以马伯乐认为是长江中游方言是错误的,因为他把中国地理概念搞混淆了),而颜师古则将其分成“吴楚”、“山东”(马伯乐认为即是陆法言所说的)、“太原”(马伯乐认为即是陆法言所说的“赵”方言)、“关中”四种方言。我们比较二人的分法可以发现,事实上他们的分法基本上是相同的,除了二人都指出有“吴楚”方言外,还都指出有“燕赵”和“太原”(由于太原在唐代为北京,故而颜师古所说的“太原”方言实为陆法言所说“燕赵”方言的代称),也都有“秦陇蜀”方言和“关中”方言(马伯乐认为颜师古所说的“关中”方言就是陆法言所说的“秦陇蜀”方言,这是合理的,由于唐代西京长安位于关中,故而颜师古以“关中”方言代指整个“秦陇蜀”方言)。由于陆法言和颜师古的时代南方诸种非官话方言大多没有形成,所以陆法言和颜师古所说的汉语方言除了吴楚方言外,其余三种方言基本上就是现在官话诸方言的鼻祖,而我根据对现代官话诸方言调值的归纳也可以证实这种推论(关中调值区、山东调值区和燕赵调值区详见附图,而两淮调值区和齐东调值区稍后再作解释)。

1.太行山脉东侧的弧形地带,这一地区从河北张家口坝下地区开始,经保定、石家庄、邢台的西部边缘的狭长地带直到邯郸,再到河南北部的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这一带的方言的调值有其独特之处,在当前学界把它们大多归入晋语邯新片,部分则归入张呼片,也有一小部分因为入声舒化而被归入了冀鲁官话,但是这一弧形地带的调值虽然也有接近晋语之处,不过相比起来更接近冀鲁官话和东部中原官话,当然,这一弧形地带和最典型的东部中原官话、冀鲁官话还是有一些差异,但是却和郑州比较接近,而事实上开封话的调值在东部中原官话和冀鲁官话中最具代表性,郑州本身也不典型,而是因与黄河北岸的新乡隔河相望而带有了太行东侧弧形地带的调值特征,猜想这一地带的基础仍然应是中原官话(即本图根据颜师古的说法所称的“山东方言”),不过由于这一地区曾经在明初有大量洪洞大槐树移民,调值在一定程度上被改造地具有了一些关中方言的特色,而且又因紧邻山西晋语区而与之具有了很多共性,比如入声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存,而且很多地方还出现了晋语那样深臻曾梗通五摄合流的现象。总之,这一地区虽然或多或少具有东部晋语式关中方言的特色,不过就其来源来说,似乎仍应是山东方言的一个子方言。

2.山西东南部的上党方言具有七个调类,同时又处于关中、山东、燕赵的包围之中,难免会出现混杂现象,情形非常复杂,不过如果不考虑其全浊音消失所带来的阴阳分化,事实上其调值的基础却很明显可以看出是燕赵类型的,甚至在个别阴去、阳去合流的次方言中,其调值本身就十分接近北京的调值,比如上党方言最南端的晋城话。

3.山西西南部的河东方言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类似陕西关中地区并且更加古老的次方言,但是事实上却可以发现这一地区的调值分布十分复杂,除了一些县市是典型的关中调值外,还有很多县市的调值表现出了豫西洛阳式的山东方言调值,当然,洛阳话的调值本身也不是典型的山东方言类型,因为它的上声具有了关中方言的特色,事实上除了去声是山东方言式的,整体上看它的调值似乎还更接近关中调值,这大概也就是过去说洛阳是天下之中、发音最正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它是山东方言与关中方言的过渡调和型,正因为这样,夹在长安与洛阳之间的河东必然同时受到了关中方言和山东方言的影响,不过由于其内部调值分布比较复杂,本图暂时将其全部视为关中方言的一种。

4 胶辽官话虽然没有见诸陆、颜二氏的记载,不过相信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齐东野人之语”,只可惜本人去查了一下调值资料,事实上现在大部分胶辽官话的调值都受到了周边方言的严重影响,乃至彻底其他方言的调值所同化,比如青岛方言明显是山东方言式的,而大连方言和丹东方言一样,则明显是燕赵方言式的,不过在胶东半岛的最东面,其调值类型似乎很难归入任何一类其他方言,所以大致就是“齐东野人之语”的残留调值了,烟台话就是这种方言的代表。

5.所谓的江淮官话黄孝片的调值和江淮官话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一般来说该片方言的上声和去声仍然是西南官话式的关中调值类型,不过很多方言点在阴平和阳平的调值上又因靠近信蚌片的山东方言而表现出了山东方言的特点,甚至在十堰西部两个县的黄孝片方言岛则完全表现出了河南式的山东方言调值,不过因为上声和去声要比阴平和阳平古老,所以黄孝片的基础仍然应该是西南式的关中方言,只不过后来全浊音清化之时受到了相邻的河南式山东方言的影响。

6.江淮官话的情形要复杂一些,因为陆、颜二氏均未提到此种方言,估计此种方言的基础可能是吴楚方言,不过后来受到了北方方言的较大影响才形成了现在的面貌,但是其所受影响主要不应来自山东方言,而是应该来自关中方言,因为已经有一些学者研究过历史上秦雍移民的迁徙路线,他们是从西北出发进入湖北,在那里停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又继续分两路前进,一路南下江西,后来发展出赣语,而另一路则东进江淮,最终形成了江淮官话。事实上据我观察江淮官话的调值类型在官话方言里也可自成一类,不过很多方言点比如扬州和连云港等地的调值又具有明显的关中方言特征,所以两淮方言可能是吴楚方言与从湖北东进江淮的关中方言的混血儿,不过也可以发现一些不同于关中调值的江淮方言的调值也可能是由关中式调值衍化而来的,所以江淮方言也可能确实属于关中方言的一类,不过本图暂时考虑其调值的独特性而将其单列一类,或者将其视为吴楚与关中的混合型方言。

7.可以发现所谓的“晋语区”根本就不应存在,晋语区内同时具有燕赵、关中和山东几种不同的调值,虽然“晋语区”内诸方言经过长期的接触,由于四面多山而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具有了一些共性,但是其内部差异甚至可以超过很多官话大区的差异,而且其内部的词汇也多有不同,比如燕赵调值区的上党方言称太阳为“老阳”,显然是燕赵方言的词汇,而中北部“晋语区”的太阳则分别有“日头”和“阳婆”两种说法,前者来自关中方言,而后者来自燕赵方言。

8.历史上的燕赵方言可能要比现在大一些,估计当时豫西和山西(除河东外)都是其地盘,而且保定、唐山以南更远的地方也曾属于燕赵方言,因为陆法言在《切韵序》中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陆德明也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可见当时的燕赵方言(河北方言)与山东方言和关中方言相比与吴楚方言(江东方言、江南方言)相差更远,而由于北宋时期黄河向北改道,淹没了燕赵方言南端的地区,造成了惨重的人道灾难,因此操山东方言的人口得以迅速向北推进侵占了燕赵南部因洪水而变成的废墟,随着黄河的北迁而往北推进了很远,而在宋金之交又由于宋将杜充认为造成黄河决口改道淮河流域,因为山东方言北进彻底失去了黄河的阻挡,故而继续北进,直达保定、天津一线,而且对东部燕赵方言(或者说是燕方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保唐片方言,虽然基础是燕赵方言,但是受到山东方言的影响却很深,而北京和后来的东北方言也同样受到了以山东方言为基础的《中原音韵》的巨大影响。山东方言甚至还沿太行山脉继续北上,通过保定西部边缘抵达了京西的宣府地区(今张家口坝下)从而将燕赵方言彻底切断开来,从此燕赵方言分化为了燕方言(北京方言、东北方言和保唐片方言)与赵方言(确切说应该是代方言,也就是西部晋语以及东部的五台片晋语),当然宣府地区由于靠近山西大同,所以后来又受到山西移民的很大影响,所以这一地区除了调值接近山东方言,事实上更多地方反而比较接近“晋语”。

9.至于燕赵方言区中的两大片关中方言岛(晋阳方言岛和雁门方言岛)的形成时间现在还无法确定,不过最有可能是在北宋宋太宗赵光义灭北汉后焚毁唐代的北京——太原城之时,具记载宋太宗灭北汉后为了摧毁这一地区数百年的军事、政治优势而火烧太原城,迁晋、代民众于豫东,因此豫东民风大变,而晋、代却出现了人口荒漠,于是这时候汾河下游操河东式关中方言的移民很可能因为河东人口过于稠密而越过霍山沿汾河中游北进,迅速占领了晋中盆地,形成了今天操关中调值的并州片“晋语”。而在明初又有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就是洪洞大槐树,至今晋中和雁门等地民间多认为祖上来自洪洞大槐树,也就是河东方言区,而且雁门地区的关中方言可能也跟明代在宣、大二府的重兵屯集有关,而至清代雁门移民更越过长城进入内蒙古中部。

10.有一种很荒唐的观点是把官话按南北分,其实按南北分根本不如按东西分合理,因为“西南官话”本来据历史记载就来自关中方言,秦国灭蜀后大量移民自不必说,而后关中多次动乱,其流民也是自湖北东进江淮或南下江西,那么整个“西南官话区”都应该是关中移民后裔的衍生区。而且事实上西南官话的调值是与西北方言十分接近的,尤其上声和去声更是完全相同的类型,虽然因为平声分阴阳西南与陕西关中出现了不同的调值,但是西南官话的调值仍与兰银官话和晋语的接近程度就要比陕西关中接近得多,可以说差别很小,而由于豫西洛阳的调值也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关中方言,故而有时西南人觉得他们的话像河南话,其实那是一种误解,真正像的仍应是广义上的关中方言区。

11.古代早期东南地区应该只有吴楚一种方言,而当时很多东南地区还有大量苗瑶语族或壮侗语族的分布,现在的闽南语应该最接近那时的吴楚方言,后来关中流民东进湖北,在那里繁衍了很长时间,融了一些苗瑶民族的血统,然后南下江西,又融入了当地干越民族的血统,后来继续南下,形成了接近畲族的客家人(对客家Y染色体单倍体的研究已经证实这种推断),他们操的早期关中方言也演变成了客家话,后一批经过同样路线到达江西的关中流民所操的关中方言后来则形成了赣语,而东进江淮地区的关中流民方言则与当地的吴楚方言结合形成了江淮方言。另外,粤语可能也曾受到过关中方言不小的影响。

12.由于操关中方言的流民在江西南下、东进,大大改变了南方原先的吴楚方言分布,首先是导致了吴、楚的分化,西部形成了湘语,东部形成了吴闽语群,后来长江以北被关中化而形成了两淮方言,而苏南、浙江则由于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受到操山东移民方言的影响而成为现在吴方言的鼻祖,其中西部的吴语又受到赣语的影响而形成徽语,而从闽北到闽东,再到闽南,古吴楚语的特征最为明显。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160696330/
原始出处:http://hiemsruls.yl016.84684.net/jianghuai/archiver/?tid-3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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