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店下层文化类型辨析

夏家店下层文化类型辨析——基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对比研究

【作者】 徐昭峰

【关键词】夏家店下层文化 燕南型 燕北型 文化内涵 对比研究

【出版日期】2010-03-10

【摘要】从现阶段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将燕南地区和燕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确立为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似乎更为合适。而将燕南地区该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从燕北地区分离出来成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以考古资料来看,稍显薄弱。

【刊名】东北史地

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①,但对其真正意义上的识别与认识,则是20世纪60年代对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的发掘②。在夏家店遗址发现了上、下两层文化面貌不同的堆积,被分别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一认识渐为考古学界所认同。

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涵

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于燕山南北一带,北起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一线,西至冀西北的张家口、蔚县一线,南抵拒马河、天津一线,东至医巫闾山、渤海地区。在如此广漠的空间里,当存在不同的区域类型。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类型的划分,主要有两分法和三分法:两分法以燕山为界,将燕山以北称为“辽西型”、“燕北型”、“西辽河水系区”、“药王庙类型”等,燕山以南为“燕山型”、“燕南型”、“海河北系区”、“大陀头类型”等;三分法是在两分法的基础上,将冀西北地区从燕山以南类型中独立为“壶流河类型”。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还有一种趋势就是将燕山以南此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并存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围坊二期文化”、“大陀头文化”或者是“张家园下层文化”等等。③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根据其地层叠压关系、器物类型学的研究、结合碳十四测年,一般认为在公元前2000-公元前1400年间④,大致同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相当。

笔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类型,可以燕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类型,即“燕北型”和“燕南型”。

“燕北型”北起西拉木伦河,西至滦河,南至燕山,东抵医巫闾山。陶器以夹砂灰陶和褐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纹饰以绳纹为主,此外为附加堆纹和素面磨光,还有部分彩绘陶。器类主要有鬲、甗、鼎、盆、罐、瓮、尊、壶、豆、钵和盘等。代表器类中,鬲以桶腹鬲为主,鼓腹鬲和折肩鬲较少;甗袋足肥硕;罐为鼓腹;鼎为罐形,其形制近于鼓腹罐,鼎足多为锥形,少量靴形;尊深腹,下腹折收;鼓腹盆形近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较少,器类有锄、铲、刀、斧、钺、锛、凿、杵等。玉器主要有环、璜、玦及坠饰等。铜器较少,有斧柄饰件、杖首、戈及戈柄、耳环、指环等,多具本地特色。发现有卜骨,多有钻有灼而无凿。“燕北型”聚落的特色表现为成群、成组城堡的大量发现,墙壁多为夯筑或用土坯、石块垒砌等。窖穴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等几类,多位于居住址附近。墓葬以大甸子为例,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绝大多数为单人葬,葬式以侧身直肢葬为主。随葬陶器组合有鬲、罐;鬲、罐、壶;罐、鼎,鬲、罐、鼎等几种。男性多随葬石斧(钺),女性则多随葬纺轮,近20%的墓葬填土中放置有猪、狗。⑤

“燕南型”分布范围北起燕山南麓,西至冀西北的张家口、蔚县一线,南抵拒马河、天津一线,东至渤海沿岸。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次为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纹饰特征同于“燕北型”,也有少量彩绘陶器。器类主要有鬲、甗、尊、甑、瓮、罐、盆、簋、钵、杯、器盖。代表器类中,鬲以鼓腹鬲、折沿鬲为主,但在许多遗址与墓葬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桶腹鬲;甗袋足较“燕南型”略瘦;盆以侈口深腹平底多见;尊同于“燕北型”;鼓腹罐“燕北型”较“燕南型”为鼓。石器以磨制为主,器类有斧、锛、凿、刀、镰、矛、纺轮等。铜器有环首刀、针及与“燕北型”相同的耳环、指环等。房址发现较少,与“燕北型”不同的是,居住面多铺一层细砂。窖穴有椭圆形和圆形两种。墓葬发现也较少,其中唐山小官庄发现的6座墓葬为长方形石棺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其组合为鬲、尊、罐,个别墓中还出土了喇叭形铜耳环。⑥其余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组合为鬲⑦,簋、罐⑧,盆、罐⑨,罐、鬲、尊、鼎⑩,以鬲为主兼或随葬尊、豆、盆、罐等,个别墓出有铜耳饰訛輯輥。总体来说,“燕南型”的墓葬组合基本为鬲、尊、罐,以鬲为主。

冀西北壶流河一带此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燕南型”基本一致,略有区别的是,它有一些新器形,如瓿、蛋形瓮,盆多为斜腹平底,这当是受邻近地区如晋中南地区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影响的反映,这些些许的差别尚不足以将其从“燕南型”中单列出来成为一个新类型。壶流河所谓夏商时期最晚阶段的陶器,基本组合为鬲、簋、豆等。鬲方唇或斜方唇、束颈、鼓腹、实足根高而外撇,簋平沿、方唇、直腹、圈足略高,假腹豆盘较深訛輰輥,其组合和器物特征和早商文化二里岗上层一期一致輱訛輥。显示至二里岗上层一期之时,商文化已到达并实现了对壶流河流域的殖民,原夏家店下层文化已从该区域剥离并撤出,所以二里岗上层一期之时壶流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是商文化而非夏家店下层文化。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一期的北向扩张,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形成了强力冲击,加上该时期燕山以北地区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衰落、分裂,最终走向衰亡。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上限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基本可从。其下限,壶流河流域至二里岗上层一期已被商文化取代,但在壶流河流域以东的燕山南北,其消失年代当晚于壶流河流域夏家店文化消失的年代。从涞水富位遗址的发掘来看,商文化到达该地的时代约在早商文化末中商文化初。訛輲輥再东的张家园夏家店下层文化伴出的一件陶豆87T29②:2訛輳輥,其假腹豆特征略同于二里岗下层二期的同类器。北京昌平张营的发掘也表明,叠压于夏家店下层之上的张营第三段,其时代属中商文化第一期。訛輴輥故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下限约略于早商文化第三期之末,即公元前2000-公元前1400年。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对比研究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北型”和“燕南型”之间存在的差异,有研究者曾总结有6个方面:1.大坨头文化的房址居住面铺沙的现象不见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而后者以土坯或石块垒砌墙体的做法也不见于前者。2.大坨头文化的墓葬墓主的头向多向东,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多为头向西北。前者的随葬陶器组合多为鬲、罐、尊,鬲、罐、盆或簋,后者则为鬲、罐,鬲、罐、壶或鬲、罐、鼎。3.大坨头文化的陶系以夹砂褐陶为主,夏家店下层文化则以夹砂灰陶最多,夹砂褐陶次之。前者的泥质陶相当少,而后者泥质陶占近四分之一。4.两者的陶器虽均以鬲为主要器类,但大坨头文化的鬲以鼓腰鬲和折肩鬲为主,筒腹鬲较少,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鬲以筒腹鬲居绝大多数,仅见个别鼓腹或折肩鬲。5.大坨头文化的石刀为长方形或半月形,不见夏家店下层文化颇具特色的断面呈弧形或三角形的长体石刀。后者的打制亚腰形石锄和数量较多的穿孔石钺也不见于前者。6.大坨头文化的彩绘陶较少,且多为直线构成的几何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较多,以曲线的兽面纹为主訛輵輥。

笔者认为两者的差异还有:“燕北型”发现有数量众多的石筑城址,“燕南型”则几乎未见。“燕北型”和“燕南型”相比,“燕北型”发现的礼仪用品·11·和礼仪建筑较“燕南型”丰富,从各个方面来看,“燕北型”明显较“燕南型”发达。

但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似乎更多:1.陶质均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为辅。纹饰均以绳纹和绳纹加划纹为主,此外还有部分附加堆纹和素面磨光。陶器的制作均以泥条盘筑为主,部分陶器口部经轮修。袋足部分均为模制。2.陶器器类均有鬲、甗、甑、盆、罐、瓮、簋、钵、器盖等,其中筒腹鬲、折腹鬲、尊、簋等陶器的形制相同或相近。3.均见有彩绘陶,烧后绘彩,颜色为红、白等色。4.石器均以磨制为主,打制石器较少。相同的器类有斧、锛、铲、凿、刀以及磨盘、磨棒和杵等。5.玉石制品相同的器类有玦、管、珠及各种坠饰等。6.铜器发现的都不丰富,最具特色且形制相同的是耳环和指环。7.两者均发现有卜骨。8.墓葬均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随葬器物以鬲、尊、罐组合常见,以鬲、尊为主。9.房址均以半地穴式为主,地面建筑较少。窖穴以圆形和椭圆形多见,剖面相同的是筒形和袋状。陶窑见有圆形或椭圆形。10.经济均以农业经济为主,已进入青铜时代。

从以上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和共同性来看,似乎共同性表现得更为显著一些。因此,将两者视为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似乎更为合理。

同时期中原地区的二里头夏文化,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为发达的王朝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类型,学者最早将其分为两个类型: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輶訛輥随着考古资料的公布,学者关于二里头文化的类型划分亦有发展,如认为二里头文化可分为五个类型輷訛輥或四个类型訛輮輦。笔者将二里头文化分为三个类型,即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和杨庄类型。訛輯輦

二里头类型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类型或者说是核心类型,其他各类型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里头类型的分布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

二里头类型陶器群的主要特征是,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炊器以深腹罐和圆腹罐为主,鼎、甑为辅,鬲早期少见,晚期略多,但在炊器中始终不占主导地位;酒器占相当大的比重,种类有爵、觚、盉、鬶、尊等;食器有豆、瓦足皿、簋等;水器有杯、壶、捏口罐、平底盆等;盛储器有盆、缸等;其他有刻槽盆、透底器等。纹饰一期时以篮纹为主,方格纹、细绳纹次之;二期之后即以细绳纹为主。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有成组的青铜容器,如鼎、盉、斝、爵等,还有铜牌饰以及钺、戚、戈、刀、镞等青铜礼器、兵器和工具。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铸铜作坊遗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訛輰輦

二里头类型的玉器发现得也比较多。有铲、三孔玉刀、璋、戈、璧形戚、钺、镞等,近年来还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器制作作坊遗址訛輱輦。二里头类型的石器有斧、锛、凿、铲、刀、镰、戈、镞等。二里头类型也发现较多的骨角、蚌器等。二里头类型的卜骨为牛、猪、羊的肩胛骨,只灼不钻不凿,灼点周围有扩散痕,背面有相应灼痕。

二里头类型已形成比较完备的礼仪制度。表现在二里头遗址,首先是规模宏大、巍峨壮观的宫殿、宗庙夯土建筑基址群,訛輲輦以及由此形成的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和埋葬制度。其次是礼器的大量出现和应用,如铜礼器、陶礼器、玉礼器等。象征权力和地位的龙形器、铜牌饰、镶嵌绿松石饰品、白陶器等。訛輳輦第三是二里头遗址面积广大,訛輴輦是同时期聚落遗址最大者和最高等级者。

在二里头类型郑州大师姑遗址发现有大型城址。城址中的二里头类型中小型房屋,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地上起建、台基式和半地穴式三类,居住面经过处理,平整坚实,有大小不一的柱洞。陶窑,平面多呈圆形,直壁平底。灰坑数量比较多,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等。井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壁有对称脚窝。

墓葬分为长方竖穴土坑和无墓室墓两种。长方竖穴土坑墓大、中、小型墓葬均有发现。大型墓仅发现1座,早年被盗。中型墓随葬器物一般为10件,常见酒器爵、盉组合,爵或为铜器。小型墓一般只随葬陶器,主要有盉、圆腹罐、觚、爵等,有的无随葬品。无墓室墓尸骨散见于灰坑或灰层中,骨架零乱。
东下冯类型以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輵訛輦东下冯类型中的深腹盆形鼎、浅腹圆底盆形鼎、折盘豆、圆腹罐、深腹罐、小口罐、深腹和浅腹盆、壶、大口尊、捏口罐、高领尊、小口尊、罍、爵、盉、器盖等常见器物都可在二里头文化中找到同类器,且这些器物多为二里头文化的较典型器物,该群器物在东下冯遗址一至四期都有发现且所占比例较大。另外在陶质、陶色、石、铜质生产工具、卜骨、建筑遗迹及埋葬习俗等方面,东下冯类型和二里头类型虽小有差异,但共性是主要的。正是这些共性决定了东下冯类型的文化性质属二里头文化,而二者之间的差异正是划分不同类型的依据。

但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类型的确存在一定差异,如二里头遗址以大量的深腹罐、罐形鼎和花边圆腹罐为主要炊器,而东下冯却以较多的单耳圆腹罐、甗、鬲及斝等为主要炊器;东下冯遗址有较多的蛋形瓮、敛口瓮,二里头遗址则少见;二里头类型十分常见的刻槽盆、三足皿、酒器觚、角等在东下冯类型也很少见。

东下冯类型发现的铜器数量极少,见有簇、刀、凿等。蚌器少见。卜骨以猪肩胛骨为主,少数牛、羊、鹿,皆有灼而无凿。其中除牛骨有钻外,余皆无钻。

东下冯类型尚没有发现城址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与二里头类型不同的是,东下冯类型房屋中的窑洞是该类型最有特色和发现最多的建筑,是在生土断崖上掏挖而成,多有壁龛和灶,有的还有烟囱及附属的储藏室。半地穴式建筑也有壁龛。地面建筑有夯土墙。

东下冯类型陶窑的窑室和火膛均为圆形或椭圆形,有的陶窑还有附属的洞穴式储藏室。

墓葬均小型墓,可分为长方形竖穴、窑洞式横穴和墓圹不清三类。长方形竖穴中,有的墓中有壁龛,往往有随葬品。窑洞式横穴墓是东下冯类型墓葬中最有特色者,死者无固定葬式,或单人葬,或二三人合葬。一部分墓中随葬有陶器,或放有家畜的肢骨或卜骨。

杨庄类型以河南省驻马店杨庄遗址为代表。訛輶輦与二里头类型一致的是,杨庄类型的陶器也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纹饰以绳纹为主。就器类来说,杨庄类型以深腹罐、圆腹罐、鼎、甑为主要炊具;食器主要是豆,另有少量三足皿、圈足盘等;酒器以爵、盉、觚、鬶为主;以捏口罐、双耳壶为主要水具;盛储器主要包括尊、深腹盆、瓮、缸等,此外也有二里头类型的刻槽盆等。发现有部分白陶。这些是杨庄类型与二里头类型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决定性因素。

杨庄遗址是一处环壕聚落。另在该类型的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现一座二里头文化城址,城内探查出大面积的夯土遗存。在该城以北,发现20多座二里头文化房址,其外还发现有墙基。这些房址均为地面式建筑,有的还有奠基遗存,有1-6间等形式。訛輷輦

杨庄类型仍有与二里头类型不同的特色。陶器中有较多的黑陶;鼎均侧装扁三角形足,还见有一种极有地方特色的敛口垂腹圜底鼎;爵只见槽状流者不见管流者,鬶多见侈口无流者而罕见直口带流者。甑底多作三角形圆孔,一般是5个或以上的边孔围绕一个中心孔;盛食器少见二里头类型的典型器三足盘,圈足盘也少见;大口尊形体粗矮,肩不明显并且数量极多,捏口罐为球状腹,箍状堆纹缸极具特色且数量较多。石刀以单孔半月形或圆角梯形多见。

以上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和杨庄类型,在最具有代表性的陶器方面的共同性决定了它们在文化属性上的一致性。同时,由于地域差异和族群构成上的些许差异导致的各自文化特征上的不完全同一性,正是划分同一文化不同类型的依据。此外,我们还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原因造成的差异,还有类型地位上的不同形成的差异。简单地说,就是同一文化还可以依据其地位的不同划分为核心类型和非核心类型。二里头文化中,二里头类型不论是在铜器、玉器、礼仪建筑、聚落形态等方面,均要比东下冯类型和杨庄类型的内涵要丰富、发达得多,这正是核心类型和非核心类型地位不同的反映。同时,三类型在陶器、铜器、玉器、石器及聚落形态、房址、陶窑、窖穴、墓葬等均有些许的不同,而这则是地域差异的反映。

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北型”和“燕南型”在陶器的陶质、纹饰、制法、器类、石器、玉石制品、铜器、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组合、房址、窖穴、陶窑、彩绘、卜骨以及相同的农业经济形态和青铜文化发展阶段,决定了二者文化属性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燕北型”和“燕南型”在文化上众多的共性,说明二者属同一考古学文化,也即二者均应归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但“燕北型”和“燕南型”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客观存在的。正如二里头文化的类型划分一样,这些差异性是划分同一文化不同类型的客观依据。这些差异性既是由地域的不同造成的,也是由两者·13·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地位决定的。地域不同的差异性是因为本地域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族群构成的差异以及不同的相邻文化的影响等等因素造成的。同时,两者地位的不同也是造成文化上的差异性的重要原因。从两类型的文化状况来看,“燕北型”毫无疑问是核心类型,而“燕南型”则属非核心类型。

正是因为“燕北型”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核心类型,所以“燕北型”比“燕南型”要显得发达,从而使二者之间的差异似乎更为明显。比如“燕北型”发现数量众多的石筑城址,而“燕南型”则几乎未见;“燕北型”发现了比“燕南型”多的彩绘陶,而且彩绘图案丰富;“燕北型”发现的青铜器较“燕南型”多而且相对发达等等。这些也正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作为核心类型和其他两个非核心类型之间的差异。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中原王朝文化对“燕北型”和“燕南型”这两个类型的影响上来探讨两者同一文化不同类型的属性。

三、从中原王朝文化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两类型的影响看其属性

中原王朝文化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可谓深远。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夏家店下层文化均受到了中原王朝文化或多或少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因夏家店下层文化两类型的地位不同表现有所不同。

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北类型中,锦县(今凌海市)水手营子连柄铜戈訛輮輧中的铜戈形制,当源于二里头文化。

燕北类型中发现有数量众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器。在夏家店遗址訛輯輧、宁城南山根遗址輰訛輧、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輱訛輧、赤峰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訛輲輧、北票丰下遗址訛輳輧、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訛輴輧、建平喀拉沁河东遗址訛輵輧、义县向阳岭遗址訛輶輧、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和墓葬訛輷輧等均有发现。器类有捏口罐、鸡冠耳平底盆、大量的鸡冠耳饰、捏口装饰等,大量的罐形鼎形制是当地的罐下部加装三足,也应当是中原王朝文化对其影响的反映。大山前遗址的三足盘,四分地东山咀遗址的四足盘等,毫无疑问也是二里头文化因素。大甸子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中原王朝文化因素的器物或者说典型器。圈足罐、圈足簋等属二里头文化典型器;墓地和遗址较多的罐形鼎属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变异器;更为重要的是,在大甸子墓地及遗址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二里头文化的酒礼器——鬹、盉、爵、角。墓地发现的这些酒礼器与鬲、罐等同出于13座墓中。这类酒器的陶质、制法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其他器类相比,除制作较为精细之外并无区别,显然不是直接由二里头文化输入,而是制作于当地。此外,大甸子遗址也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盉。

燕北类型中还有数量众多的彩绘陶器,在赤峰蜘蛛山遗址、北票丰下遗址、北票康家屯城址等均有发现,特别是大甸子墓地中,共发现彩绘陶器420件,分别出自223座墓葬中。大甸子墓地的彩绘图案,部分图案当源于中原王朝文化的二里头文化,而部分图案则来源于早商文化。

大甸子墓地还发现有觚形漆木器,在6座墓中共发现了8件。而在二里头遗址1981年V区M5訛輮輨、1984年VI区M9訛輯輨、1987年VI区M58各发现了一件漆觚訛輰輨。此外,陶觚作为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之一,在二里头文化大量发现,而在西辽河地区的文化序列中除大甸子墓地外并无其他发现,所以可以说,大甸子墓地的觚形漆木器当源于二里头文化。

除青铜、陶质及漆木礼器外,在燕北类型还发现有权杖性质的石钺、乐器石磬等。石钺如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的石钺訛輱輨,当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在大甸子墓地发现了34件石钺,其中II型石钺8件,形状近于长方形,刃边稍宽于顶边,两侧边略有向内的凹曲,顶边中央有长方形的“内”,“内”端有穿孔,该型石钺当仿同时期中原王朝夏末商初的青铜钺的形制。石磬如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石磬訛輲輨,喀喇沁旗西府石磬等,与二里头文化石磬形制接近訛輳輨;辽宁建平县喀拉沁河东遗址发现的石磬,接近于商代的虎纹磬訛輴輨。

此外,在燕北类型各遗址还发现有卜骨,如赤峰蜘蛛山遗址、四分地东山咀遗址、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北票康家屯城址等訛輵輨,卜骨多有钻有灼,有的还有卜兆。而二里头遗址卜骨不凿不钻只灼;先商文化多直接灼,在先商文化晚期则既有直接灼,又有先钻后灼;早商文化卜骨普遍有钻有灼。西辽河地区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小河沿文化没有占卜的习俗,而在河南龙山文·14·化则存在占卜习俗,这一习俗被二里头文化所承袭,故夏家店下层文化占卜习俗应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但夏家店下层的先民对占卜活动似乎更为重视,发展了占卜只灼不钻的传统,先施钻后灼,这一进步为先商文化的先民所接受,在商王朝建立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类型,在河北宝坻牛道口訛輶輨、滦南东庄店訛輷輨、唐山大城山訛輮輩、北京昌平张营訛輯輩等遗址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鸡冠耳饰;北京昌平张营、琉璃河訛輰輩、河北蔚县三关輱訛輩等遗址和墓地发现的簋近于二里头文化陶簋;特别是唐山大城山遗址中,有二里头文化常见的陶礼器盉、鬹等,鬶既有二里头文化常见的白陶鬶,也有黑陶鬶;此外,还有2片白陶片。天津张家园遗址出土的1件陶豆87T29②:2訛輲輩,其假腹豆特征略同于二里岗下层二期的同类器。在河北蔚县訛輳輩、北京昌平张营等遗址也发现有彩绘陶器。卜骨在北京昌平张营、河北唐山大城山、河北蔚县等遗址有发现,有的只施钻,有的既钻又灼。

夏家店下层文化对应的中原地区同时期的二里头夏文化和早商文化,沿太行山东西两麓,更多的是沿太行山东麓向北对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施加不同的影响。太行山东麓地区,从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一路向北延至燕山南麓,分别是先商文化辉卫型、漳河型和保北型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型的分布区域。先商文化辉卫型由于紧邻二里头文化,所以辉卫型有较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漳河型由于是先商文化的核心类型,所以也有较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而且与辉卫型相比,漳河型发现的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礼器更丰富;保北型在地理空间上远离二里头文化,又是先商文化的非核心类型,所以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极少。

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类型与中原夏商王朝在地理空间上比燕北类型更为接近,但燕南类型中发现的中原王朝文化因素并不丰富。相反,在地理空间上与中原夏商王朝更为遥远的燕北类型发现的中原王朝文化的因素更多、更丰富。而且,中原王朝文化对燕北类型的影响与输出毫无疑问是通过燕南类型传入的。这一切仅仅是因为燕北类型的族群比燕南类型的族群对中原王朝文化更感兴趣,从而越过燕南类型而更多地传入燕北类型吗?当然不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北类型由于居于该文化的核心地位,从而代表该文化更多地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夏商王朝文化进行文化上的互动。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及其类型,可以说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从现阶段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将燕南地区和燕北地区该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确立为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似乎更为合适。而将燕南地区该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从燕北地区分离出来成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从考古资料的积累来看似乎尚显薄弱。

注释:

①滨田耕作:《貔子窝》,《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一册,1929年;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东方考古学丛刊》第6册,东亚考古学会,1938年。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③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类型划分,可参见陈平:《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综述》,《北京考古与文物》第5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④徐光冀、朱延平:《辽西区古文化(新石器至青铜的时代)综述》,《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大甸子》,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⑥安志敏:《唐山石椁墓及其相关的遗物》,《考古学报》第7册,1954年。
⑦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河北宣化李大人庄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90年第5期。
⑧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昌平张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⑩廊坊市文物管理所等:《河北香河县庆功台村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文物春秋》1999年第6期。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考古纪略》,《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安金槐:《对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陶器分期问题的再探讨》,《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第4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昌平张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08页。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将“燕南型”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剥离出来成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大陀头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33页-第137页;
殷玮璋:《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11页-第214页。
赵芝荃:《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的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7页-第48页。
文中赵先生认为豫东的二里头文化应另为一类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9页-第97页。
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6页-第126页。
徐昭峰:《夏商时期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杜金鹏、许宏:《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参见两书的有关章节和简报,此不一一注出。
赵海涛等:《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围垣作坊区》,《中国文物报》2006年7月21日2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魏兴涛等:《河南平顶山蒲城店发现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3日1版。
齐亚珍、刘素华:《锦县水手营子早期青铜时代墓葬》,《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赤峰考古队:《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9期;《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3期。
辽宁省博物馆等:《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
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 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组:《辽宁建平县喀拉沁河东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义县向阳岭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3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
李凤举:《喀喇沁旗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1期。
注释参见前引。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宝坻县文化馆:《天津宝坻县牛道口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7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滦南县东庄店遗址调查》,《考古》1983年第9期。
河北省文管会:《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安金槐. 关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陶器分期问题的再探讨[J]. 华夏考古,1988(04):106-110.[2] 魏兴涛, 赵文军, 楚小龙. 河南平顶山蒲城店发现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城址[N].中国文物报,2006-03-03.[3] 安志敏. 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的遗物[J]. 考古学报,1954(01):79-88+156-161.[4] 李恭笃. 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J]. 考古,1986(06):19-32+100.[5] The Inner Mongolia Archaelogical Team,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cademia Sinica. 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74(01):115-148+198-211.[6] 内蒙古赤峯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1961(02):6-9+27-31.[7] 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J]. 考古,1976(03):50+61-74+83-84.[8] 李凤举. 喀喇沁旗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01):46-49.[9] 赵海涛, 陈国梁, 许宏. 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围垣作坊区[N].中国文物报,2006-07-21.[10] 河北香河县庆功台村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J]. 文物春秋,1999(06):26-30+32.
引证文献
[1] 曾祥江, 毕德广. 辽西区早期铜器及相关问题探讨[J]. 黑龙江史志,2012(23):23-27.[2] 刘函. 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器研究[D].辽宁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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