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化起源燕山说

商文化起源燕山说
——从饕餮纹在燕山地区消失最晚谈起

郭大顺

战国时期的北方大国燕国,由于同北方与东北地区诸民族的频繁接触和交流,在文化上表现出与其他列国不同的许多特点。大量使用中原等地区早已消失的古老的饕餮面作为瓦当的主要装饰花纹,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似乎寻常却又很不寻常的历史文化形象。
瓦当为建筑材料从商周之际开始使用以来,到战国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建筑花纹以瓦当面最为丰富也最具特征,已成为辨别列国文化的标志性纹样。其中较典型的如洛阳东周王城从饕餮纹演变而来的各类云纹瓦当,齐国临淄城的树木双兽纹和树木卷云纹瓦当,邯郸赵王城的三鹿纹和变形云纹圆瓦当。韩、赵以及楚国还大量使用素面半瓦当和圆瓦当,秦咸阳的瓦当则使用各类动物纹图案,如奔鹿、立鸟、四兽、三鹤等,惟燕国的半瓦当上仍保持了以古老的饕餮面为基本题材装饰纹样。这种饕餮纹瓦当不仅在燕下都有大量出土,就是远离燕都的燕山以北辽西地区的战国城址也有普遍的发现。
燕国饕餮纹的分类与基本特征。先来看着燕国饕餮纹瓦当的出土情况。燕国的饕餮纹瓦当,主要为半瓦当,以燕下都出土数量最多,种类也最多。多年在燕下都进行发掘和研究的石水土氏将燕下都半瓦当上的饕餮纹分作13小类。它们是:双龙饕餮纹,双龙卷云饕餮纹,卷云饕餮纹,山形饕餮纹,双璃卷云饕餮纹,三角双璃饕餮纹,卷云蝶形双龙饕餮纹,山形花卉卷云饕餮纹,山形太阳花卉饕餮纹,独兽卷云饕餮纹,四狼饕餮纹,双鸟饕餮纹,三角山形饕餮纹。
燕下都的饕餮纹半瓦当,虽然种类繁多,但其图案的基本结构相同,即目、耳、鼻、嘴、角等几部分俱全,多数表现为突目,宽卷鼻,张嘴,弯角。因为这些半瓦当绝大多数都采用了高浮雕的手法,所以图案极为醒目。
燕下都的饕餮纹半瓦当,不仅出土数量多,种类多,而且个体较大,一般底径都在15-20厘米之间,最大的超过30厘米。
在这13种饕餮纹中,以双龙饕餮纹规格最高,以双兽饕餮纹半瓦当和卷云饕餮纹半瓦当出现最早。燕下都出土的最大的一件饕餮纹半瓦当,就是双龙饕餮纹半瓦当,其底径达33.8厘米。作为燕下都中心宫殿的武阳台址就出有较多这种双龙饕餮纹瓦当,形体都较大,直径都在20厘米左右。最大的那件双龙饕餮纹瓦当,就出在武阳村西武阳台附近。
这件双龙饕餮纹瓦当除了个体最大以外,花纹也非常清晰,图案布局合理,很具典型性。饕餮面是这件双龙辔警纹瓦当的主纹,以占据整个图案中心的双目最为显著,作长方形凸起,外有3周凸线作眼眶,形成饕餮的巨目,弯眉偏于两侧,有宽鼻和凸鼻梁,鼻端上卷,目和鼻下的阔口和内卷的嘴角都尽力夸张。布置在饕餮面上方和周围的双龙首作背向倒立状,龙首紧贴饕餮的目部上方,圆凸目,张口露齿,有龙角。长颈甚粗壮并向上弯曲,可以作为饕餮面的角来对待。前腿和爪前伸,接近边轮顶部的内缘,形成饕餮的额梁。双龙尾盘曲于左右两下角,后足自左右两下角向上回曲,两爪抓于左右两下角上部的两侧边缘。双龙身以突起的弦纹和卷云纹表现体姿的动感和关节部位,使整个双龙与饕餮面融为一体。作为燕下都瓦当花纹的代表,其构图、雕技等都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性。
在燕下都出现最早的双兽饕餮纹半瓦当和卷云饕餮纹半瓦当,时间约在春秋中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从而有早晚演序列可寻。据发掘者研究,双兽饕餮纹半瓦当的演变规律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双兽距瓦当边缘较远,纹饰图案清晰;到战国中期,纹饰图案流畅,规整,个别双兽身饰有凹线纹;到战国晚期,纹饰图案潦草,粗糙,双兽纹仅具其形而已。卷云饕餮纹半瓦当从其出现至战国晚期无大的变化,惟一不同的是,部分半瓦当的纹饰图案也显得过于粗糙,失去了它昔日的凝重感。其它种类的饕餮纹都是在双兽饕餮纹和卷云饕餮纹的影响下出现的。
燕国半瓦当上的饕餮纹除配以双龙和双兽外,还常常与其它各类动植物花纹交配使用。大小类别共达40余种。有的采用多层花纹,以其它花纹作为地纹,其目的都在于使饕餮面更为突出,从而表现出极强的立体感。同时,以饕餮纹及其附属的动植物纹作为燕国建筑材料上的主题花纹,在其它建筑装饰上也可以看到,特别是一些特大型的高等级建筑构件,如大型板瓦上的陠敝纹和三角形蝉翼纹,就应是从饕餮纹演变而来的。围绕着饕餮纹的演变,集中反映出燕下都宫殿建筑装饰艺术的杰出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装饰花纹表现在青铜器、陶器和漆木器上,制作趋向于图案的模式化和单元化,个体趋向于小型化。如普遍为一种蟠螭纹及其变形,为适应大批量的生产,作风则趋向于细化、几何化和写实化,并出现有人物、楼阁等建筑以及宴飨、狩猎等活动场面的整幅图像。这就一改商周时期以饕餮纹为主题花纹的那种端庄威严,给人以生动、柔和、清新之感。这是与当时生产力发展主要是铁器的普及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主要是中小地主商人阶层的兴起分不开的。相对来说,惟有燕国顽强地在建筑构件上仍保持了古老的饕餮面传统,而且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必有非同一般的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
燕国缝饕餮纹源于燕山地区的古老传统。如前章所述,就在商代青铜器上大量使用饕餮纹之前的先商时代,分布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器上,已出现了以饕餮纹为代表的各个种类铜器花纹,如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随葬的彩绘陶器中,、饕餮纹和与饕餮纹有关的龙纹共达52例。它们从单元母题,基本组合到在器物上的三分面布局,都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有相对应之处。如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第371号大墓和第459号墓出土的彩绘陶罍,肩部和腹部都饰有兽面纹,这与商代青铜罍在肩、腹部同时有饕餮面的布局是相同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兽面纹的眼睛,有眼眶和眼珠,眼眶作斜立的窄长形和长圆形,都是商代饕餮纹眼部的基本特征。尤其是大甸子第371号墓和第612号墓彩绘陶鬲上的兽面纹,额部都饰有菱形纹,这是商代饕餮纹的一个重要的细部特征(图七十: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兽面纹是商代青铜器捉饕餮纹的前身)可见,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兽面纹,不仅已具备了商代饕餮纹的基本特征,还与商代饕餮纹表现出一种内在联系。
而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兽面纹,在辽西地区有向前追溯的线索,那就是在红山文化玉器中已有兽面纹出现。红山文化玉器中的一种块形玉雕龙的兽首,其展开形象就是一个兽面,是与饕餮纹起源有关的更早例证(图七一:红山文化玉雕龙展开图是更早的兽面纹)。从而被认为是最早的辔饕餮纹。此后不久,红山文化真的有这种展开的兽面纹发现,那是一种长形片状的兽面玉璋形器。已知3件,阜新县福兴地出土1件,辽宁省文物店收集2件。其共同特点是,长板状体,上端作成兽面形,长身饰平行弦纹式凹槽多道,体与上端兽面之间有横隔。体下端薄而少加工,正中容单孔,如按柄的榫。种种迹象表明,红山文化玉器中还会有更为明确的兽面纹出现。
与此有关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用以表现以饕餮纹为代表的这些青铜器花纹前身的黑陶彩绘,在红山文化也已经有线索露头。那是一种在黑色陶上涂朱的做法。到了后红山文化时期,黑陶涂末已较为普遍,并已出现黑陶红白彩的彩绘陶。这就进一步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以饕餮纹为代表的彩绘陶,是以当地为主发展起来的。此外,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龙纹表现龙鳞纹的”瓦”纹,在红山文化彩陶龙纹和赵宝沟文化的刻画龙纹上就已出现并定型,而商代龙纹身体上表现龙鳞的花纹图案与以上三种文化的龙鳞纹完全一致。可见以红山文化作为饕餮纹发展的源头之一,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既然饕餮纹在燕山南北地区有如此深的历史发展渊源,到了战国时期的燕国,这种饕餮纹重新被作为标志性花纹,就并不奇怪了。看来,燕国瓦当上大量使用饕餮纹,有来自于当地古老的文化传统的缘由。
另外,在燕国的普通陶器中,有一种特有的筒形局,被称为”燕式鬲”,其形制来自于当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筒形鬲。而这种东北地区独有的筒形鬲又同更早的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筒形罐有关,这与饕餮纹所具有的当地古老传统可以相互印证。商人遗风的再现。
不过,与战国时期燕国瓦当上的饕餮纹最为接近的,还是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商代盛期的标准饕餮纹,目前已知的有两种,一为长方形圆角,或左上角与右下角起尖,有眼眶;一为臣字眼,目旁有耳,目上有卷曲而粗大的角。这两种都有较宽的鼻部,鼻下端上卷;张嘴,嘴角内卷;饕餮面的两旁还常有倒立的黎龙和立鸟。战国时期燕国半瓦当上的饕餮纹,虽然增加了不少衬托的花纹图案,如双龙、双鹿卷云等,但主体的饕餮面,仍具备着商代青铜器上饕餮纹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特征。尤其是通过高浮雕的艺术手法,表现出的突目、宽卷鼻、大张嘴、有弯耳和巨角等,完全是商代风格。新增加的以各种动物作陪衬的,也可视为商代饕餮纹两侧辅助鸟兽花纹的延续。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瓦当上大量使用列国业已消失的饕餮纹,本是商代青铜器上饕餮纹遗风的再现。
而且,战国时期的燕国所表现出的商代遗风,并不限于瓦当上的饕餮纹。经过对燕国都城、公墓以及所用礼器的考察,这种商代遗风不时从各个层面以不同形式反映出来。
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青铜器,目前所知缺少王室一级的出土物,一时难作比较。不过燕下都燕国公墓却出土了大量成组的陶礼器,这些陶礼器为仿铜器而作,似也可反映王室青铜礼器的一些情况。这些陶礼器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仿制早期青铜器主要是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其中最显著的如燕下都第16号墓都出有方鼎、方座簋甚至方豆。这些器物以及其它器物的耳、足、器把手都有以兽面纹作装饰的,方座簋耳上作牺首,一件特大型陶鉴的耳部和腹部都装饰有标准的饕餮面,其仿早期铜器主要是商代青铜器的做法一目了然。
不仅如此,商代遗风还强烈地体现于燕下都的宫殿建筑和王室墓的布局上。燕下都的王陵区位于城内,且与宫殿区相邻。这种布局不同于同时代诸列国将王陵置于城外的新趋势,而是与殷墟的布局相似。尤其是燕下都的王室墓位置在宫殿区的西北,这与殷墟商王墓地在西北岗是完全一致的。燕下都的设计布局,以将重点放在城的东北部为一个突出特征,如整个宫殿区就位于东城的偏东北部,主要宫殿的附属建筑也主要布置在宫殿的东北方向,宫殿的方向也有偏向东北的现象,有的大墓如九女台第16号墓的方向也朝向东北,大墓的车马坑也大都在墓道的东北方向。燕下都宫殿和公墓这种尊崇东北向的规律,在北京琉璃河燕国早期都城已露线索。这可能是燕国都城市局的一种定制,使人联想到安阳殷墟的宫殿和王墓都有朝向东北的规律。杨锡璋以为,商人有尊崇东北的习俗,这与其思念先祖有关,从而可追溯商人的起源地。燕人与商人有尊崇东北的共同习俗,无疑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
这里已涉及到商文化起源问题。那就是,商代传统的文化因素在一千多年后的北方大国燕国再现,是否说明,商文化原在燕山南北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呢?随着燕山南北地区古文化的不断揭示,这一问题已有所明朗。
商先人与燕地先商与燕地的密切关系,可以从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两方面举出许多实例。古史记载商族起源与东北的关系甚多,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一、关于商代祖先诞生的神话。《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日: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 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此段记载在汉代以前就广为流传: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诗•商颂•长发》:”有娀氏将,帝立子生商。”
《吕氏春秋•季夏记 •音初篇》:”有娀氏有二女佚,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捕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吞鸟卵而生的神话,是东北民族共有的神话,还见于夫余、高句丽、满族,是考证商人起源与东北地区有关的重要记载。
《论衡•吉验篇》:”北夷囊离国王待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日:’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帮有娠’后生子……名东明…… 因都王夫余。”是为夫余始祖。
《好大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有圣。”是为高句丽始祖。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初,天降三仙女,海于泊。长名恩古论,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后生一男。”是为满族始祖。
二、商先公先王们的建都地和主要活动地域与北方和东北地区有关。首先是商先祖契的活动地域。《苟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关于砥石的所在,《淮南子•坠形训》曰:”辽出砥石”。高诱注:”砥石山名,在塞外,辽水所出,南人海。”金景芳据此以为砚石在辽水发源地,即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又,契称”玄王”。这一称谓不仅见于《荀子•成相》,亦见于国语》及《诗经》。《国语•周语下》:”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诗•商颂•长发》:”玄王桓拨”。玄为北方之色。《吕氏春秋•有始》:”天有九野……北方曰玄天”。金素芳据此认为,契为玄王即北方之王。尤其是商始祖契所都的”蕃”与商国都之称”毫”的关系。
《世本》:”契居蕃”,丁山释,蕃即毫,他并依据《左传•昭公九年》:”昔武王克商,肃慎、燕毫,吾北土也。”的记载,考证:”燕毫者,近于幽燕之毫也。由其相关联的地名考之,宜在易水流域。”
金景芳则进一步以为,契所居之毫与燕笔之毫,当是一地。他还认为:”正因为毫是契居,为殷商的发祥地,所以商虽屡迁,而毫名不废。”最早的毫地当与燕有关。它是商民族的政治活动中心和宗庙之所在地。又,战国时燕国都城仍称为”毫”,如战国中期齐人由燕国掠取的陈璋方壶和陈璋圆壶都有齐人刻铭”燕毫”,而”毫”是商人对其国都的专称。
契之后的先公先王也多有同北方有关的记载。《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说商人早期活动与渤海湾有关。《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因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服牛。”《郭璞注引竹书》:”殷王子亥宾于有易淫焉,有易之君曰绵臣,杀而放之,是故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有易氏以易水而得名,地在今河北省易县一带。
以上关于商先公先王最早活动地区,大都与东北南部到河北北部有关,即考古学上的燕辽文化区。
三、商后裔及对先祖居地的追忆与东北地区多联系,如武庚北奔的故事和”肃慎、燕毫,吾北土也”的记载。周初封武庚于那,《帝王世纪》:”殷都以北为邶”。《诗•邶鄘卫谱》:”自纣城而北谓之那”。王国维以为,耶在燕地。又据《逸周书•作滩解》:”二年,又作师旅,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北奔。”是说周初成王二年三监叛周,纣王子武庚向北方逃亡,大概北方应有他立足的老家。
对先祖居地的追忆见于《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苏秉奇以为:”这是殷人的认识,殷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燕山南北的古燕文化,甚至更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史学家依据上述文献记载对商文化起源的考证还可举出:丁山以为商人起源于河北省南部,翦伯赞认为可到渤海湾西北岸,顾颌刚也以为商文化另有来源,
可能与东北南部和河北北部有关。在这方面,傅斯年的观点最为明确,他有一句名言:”商之兴也,从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页。”
但问题的解决还要靠考古学。从20世纪初以来,历史考古学家对从地下实物寻找商人起源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从文献与考古结合上进行商文化起源研究的,最早见于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涞水县出土的一批北伯器的考证。这批北伯器于光绪十六年(1891年)出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涞水县张家洼,有鼎、卤,都铭”北伯”。王国维以为”北”即”邶’,邶即燕,又联系传河北省易县所出著名的商三勾兵和文献关于商先公先王在易水一带活动的记载,从而提出商祖先在燕地活动的思考:
“其器出易州,当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而其先君皆以日为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后并列,皆用殷制,盖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土矣。尝读山海经,纪王该有易事恒,以为无稽之说,及读殷人卜辞,见有王该、王恒诸名,乃知楚辞天问中该秉季德一节,实纪殷之先祖,王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与山经竹书相表里,二书言王该托于有易,天问作有狄,古者易狄同字,有狄即有易。盖商自侯冥治河,已徙居河北,远至易水左右,逮盘庚迁殷,又从先王故居,则今易州有殷人遗器,因不为怪。……颇疑商人于古营州之域,夙有根据,故周人因而封之。”
金景芳对王说作了补充,他引《逸周书•作雒》:”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你伸守殷祖。”《汉书•地理志》:”仰以封纣子武庚。”皇甫谥《帝王世纪》:”殷都以北为邶。”并综合分析为三条:
邶在殷都以北;纣子武庚所封;意在使守殷祖。守殷必封于邶,则邶即燕为殷商之发祥地。
从田野考古学上寻找商文化起源是从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发掘开始的,以李济为代表提出东方龙山文化是与先商文化有关的一支文化。1936年,李景聃先生赴豫东专门做过先商文化的调查;50年代随着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发现,探索先商文化的问题又重新引起重视,但看法不一,有山东说、河南说。豫北冀南说、北京说、东北说等。五六十年代,中原地区早于殷墟的商文化如郑州二里岗文化等和早于商文化的龙山文化有较多发现,而东北地区有关发现较少,对商文化的起源更多在中原地区或山东地区寻找。这一时期有关商文化起源的一大突破,是普遍接受了商文化起源于殷墟之北的说法,具体地区则依邹衡观点,定在河北省的漳河流域。但自70年代以来,随着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现,对东北地区在商文化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又重新提出。金景芳根据文献记载并参考近年辽西地区商代文化遗存的发现,主张商人起源地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西拉木伦河源,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等以为商先起源幽燕地区,红山文化即商先文化。虽然目前学术界较多采纳了商文化起源于河北省南部的观点,但东北说仍占一席之地,且两说都在殷墟之北,有可相互参照之处。
燕山地区考古发现的先商”商先”文化和商遗民遗迹,主要指的是广泛分布于燕山南北地区时间相当于夏到早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前身红山文化。商周之际的辽西大凌河上游和北京琉璃河燕都燕国公墓都发现的大量殷遗民的遗迹。
强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至商代早期。它的分布范围北至西拉木伦河一带,东至辽河以西,西部包括北京地区在内,南部达到拒马河一带。在这支文化分布中心区的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特别是大凌河和老哈河的中上游,这类遗址分布十分密集,居住址堆积丰厚,房址层层叠摞和墓地顺序排列所反映的居住连续性和稳定性极强。分布区内文化面貌保持着大范围的高度一致性,说明距今4000-3500年左右,这一地域活动着一支十分活跃而又强大的部族。这是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这一地区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在夏商周考古中,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二里头文化、东方岳石文化并称为先商时代三大考古文化。然而,在中国文献记载中,却几乎找不到关于这支部族的准确记载。这反而更引起学者们的关心。既然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分别与夏文化和东夷文化有关,那么,在夏商时期地处东北南部的这个地理范围内活动的是哪些氏族和方国呢?有以下几种观点:
邹衡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为辽西型和燕南型,并以为在《左传》中,肃慎与燕毫并提,说明为相邻的两地,它们的地望很有可能是包括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范围之内的。肃慎族原住地在今长城附近,后不断北迁,其最初的地望应该包括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型之内,而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型则同燕毫有联系。
张忠培等将燕山以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称为海河北系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它南与海河南系区的先商文化北境接壤,以为与有易氏有关。因为从文献记载看,海河北系区是古幽州的主要区域。幽州是共工氏流放之地,”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的空桑,就是今桑干河。舜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楚辞•天问》则将”有扈(易广与”有狄’讲提,可知’有狄”即”有易”。有易氏在商无公先王时期与商族发生过十分密切的关系,如王亥服牛被有易氏所杀,其子复仇的故事。据此,可以认为,海河北系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很可能就是有易氏所属的考古文化。
韩嘉谷执笔的大坨头发掘报告提出先燕或古燕说,以为大厂遗址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西周文化在同一遗址发现,这自然有助于研究这两个文化之间的关系。京津地区古代属于燕,燕在周初封召公之先即已存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殷周文化在这一地区同时存在,对研究燕文化的形成过程有一定意义。李经汉进一步提出夏家店下层文化属燕南型的一部分,很可能就是与古燕有关的历史遗存。刘观民支持这一说法,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黄河流域相当于夏、商时期的金属文明几乎是同时并行的,因此,将夏家店下层文化视同封燕以前的土著文明,在进入西周以后又是臣隶于燕的遗存,并将西周以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归纳为”
先燕说”是有道理的。近年随着琉璃河周初燕国都城和王室墓地的发现,在当地向前追溯燕文化过程中,这一观点很受重视。
但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最有可能的是先商文化的一支。而燕毫说、有易说以及先燕说,都与先商文化有关。 除地域和时间相符以外,主要是该文化具备商文化早期的主要特征。
首先是陶器。60年代最早确认夏家店下层文化时将该文化与商文化相联系就是从陶器入手的。绳纹灰褐陶甗、鬲作为主要炊器,同深腹罐、宽沿大口盆、浅腹高柄豆等,构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基本组合,这与被公认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陶器组合和特征甚为接近。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在总体作风及种类方面又具有与二里头文化相近的特征,如陶胎变厚、绳纹灰陶为主,三足器发达,以及出现陶瓷、豆、罐等器形。大甸子墓地出有成组陶瓷爵,其形制也十分接近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尤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中,以三袋足器为最发达,其中陶鬲颈腹不分而下接空足的做法,不同于周人连裆鬲的做法,也不同于楚式鼎式鬲。而与商文化的袋足鬲结构相同,是商人陶鬲的传统。这种鬲在燕山南北地区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燕文化,被视为商鬲的祖型。此外,从陶器分期和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起始年代在龙山时代晚期。所以,在先商文化的三大文化系统中,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开始年代最早、与早商文化最为接近的一支。
彩绘陶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特别发达的一种文化因素。如前章所述,完整而多变的彩绘图案中已可辨认出的以饕餮纹为主、包括龙纹、黎龙纹、目雷纹、圆涡纹以及各式云纹等,都酷似商代青铜器上的同类花纹主题。这几种图案在陶器上的位置也与它们在商代青铜器上的位置相同,三分面的图案布局又恰与商代青铜器的范缝在同一位置上。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起始年代早于商代早期,彩绘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出现和繁盛又在该文化的早中期,有提出这类彩绘陶器与商代青铜器花纹之间的关系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是模仿一种尚未发现的更早期的青铜器,一是这就是我们多年要寻找的商代青铜器花纹的源头。后一种推断随着当地夏家店下层文化源头的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发现的兽面纹和龙鳞纹而趋向明朗。
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形态的分布规律表明,当时聚落分化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从已发现较高层次的中心聚落,如大甸子遗址和墓地,可以推断当有更高层次的中心聚落,以至最高层次的中心邑落即王都。文献记载的”燕毫”,被认为与商先公先王所建的圣都有关。从考古学上看,”燕毫”的记载,准确地反映了辽西地区在先商时代的这种中心地位。或以为”燕毫”当在燕南地区,是燕国立国的基础。其实,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中心不在燕南,而在燕北,夏家店下层文化还表现出渐南渐晚的迹象,就是该文化由北向南推进的反映。因为燕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尚未具备出现该文化最高层次中心邑落的水平,所以,”燕毫”应在燕北而不是燕南。
商文化起源与东北地区有关,还得到人种学的支持。据潘其风对殷墟人骨鉴定的结果,在安阳殷墟属于商人中小贵族的墓,绝大多数具北方人种特征:”殷墟王陵区以外氏族墓中有一定规模的中型墓葬,均有成组的礼器或奴隶陪葬。墓主人的身份应区别于一般小型墓葬的平民。他们可能是受封的贵族,与王族关系密切。甚或本身就是王族的成员……”他们颅骨的测定结果,”呈现出具有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相混合的形态。”这说明”商族的祖先很可能与北方地区的古代居民有更多的关联,因为像这种兼有东亚和北亚两种类型相混合的人种特征,并不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原始居民所固有的。”
安阳殷墟的发掘者还考证出,商人有尊崇东北方的信仰,认为”商代王室及高级贵族尊东北方位,可能表示对其先祖起源地的怀念和崇敬。”然将涉及范围限在河北省中部到渤海湾一带,就其对先祖起源地的怀念和崇敬而言,再向东北方向延伸也并不遥远,而且可能找到更为可靠的落脚点。这不仅是指辽西地区是先商时代一个大的文化中。心和燕毫所在地,还可以与更早的 红山文化相联系。因为红山文化发现了以祭祀祖先亡灵和先祖偶像的坛庙冢遗址群,这个遗址群不仅组合齐全,而且规模特大,表明其级别极高,至少为红山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所共有,而且从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组合到女神像的传统塑造手法,表明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还远不限于当地。苏秉奇将红山文化这个特大祭祀址与分布于四周的商周之际窖藏青铜器群相联系,提出商周时期曾在这一带举行郊、燎、禘等重大礼仪活动。如与殷人尊东北方向的规律相联系,不难看出这是商起源于东北地区的又一重要证据。
所以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有机结合上看,商文化应起源于东北地区南部,夏家店下层文化即先商文化。商人入主中原后,吸收了各地报道不少文化因素,其面貌有很大变化,与原住地的商文化已有了很大差别,但其主体文化因素,仍不时透露出浓厚的东北文化特征。
正因为商文化与燕地的渊源关系,所以,周初实行大分封,将权势很高的召公及其后封与遥远的北方燕地,其目的显然与控制留在燕地的殷遗有关。北京琉璃河和辽西出土的商周时期燕国青铜器铭文都有当地殷遗服事于燕候的记录,包括商矩族候在内。他们接受燕侯赏赐,服事于燕国,又在燕国公墓内保持着独立的墓地和商人葬俗。这又说明,周人对燕地殷遗的统治方法与分封其他诸侯国至少是相同的,即尊重当地习俗以至政令,以控制当地遗民。正因为燕地是商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商人在周初的燕地仍保持着强大势力,春秋战国时期燕国以饕餮纹瓦当为代表的商人遗风的大量保留,也概源于此。(摘自郭大顺先生专著《龙出辽河源》中第十五章)

作者简介:郭大顺,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专职教授。郭大顺,1938年11月生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曾授业于苏秉琦教授,专攻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196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化厅从事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发现、主持和保护。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依据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新课题,引起海内外关注。主要论著有《龙出辽河源》《追寻五帝》《探索古辽西》等。现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受聘为大连大学教授。

【专家访谈】

燕国最早在辽宁播撒中原文明

记者 张 颖:

在《史记》的记载中,关于燕太子丹的描述虽然只有”匿于衍水中”寥寥几个字,但这丝毫不能改变燕国当年的强大和燕文化在辽宁大地上的影响。除辽西外,在我省的抚顺和辽阳等地都分别出土过许多燕时期的文物,这证明燕文化对辽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这种影响直到燕太子丹被杀后才逐渐被秦汉等文化所取代。
那么,燕文化两千多年前在辽宁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燕太子丹又是如何被杀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展开了采访。

战国时燕文化已遍布辽宁

《辽宁文化通史》作者、辽宁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王绵厚告诉记者,燕文化是影响辽宁地区最早最先进的中原文明。
他说,这从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中的那些珍贵文物中就可见一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燕王职戈和燕王喜矛。他接着介绍说,自公元前3世纪燕国大将秦开却胡设 “五郡”之后,燕文化开始逐渐北进东扩,并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燕秦汉早期文化。而西汉早期设立的典章制度也都受燕秦文化较大影响。
辽宁地区最早的燕文化起源于西周时期,周灭商后,周王分封召公奭(读shi)到北方燕地为王。现藏于国家博物馆中的燕侯盂,是1955年在我省朝阳喀左发现的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其标志着西周时期这里是燕的领地。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郭大顺说,燕侯盂是当地农民在种地时发现的,一坑出土了十几件铜器,后来大部分运回了省博物馆收藏,而其中两件国宝级文物——燕侯盂和鸭形尊现珍藏在国家博物馆中。郭大顺说,开始时考古人员也无法确认这些青铜器到底是不是属于西周时燕国所有,但后来不断出土的大量墓葬证实了这一判断。
王绵厚说,这时候的燕王还只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到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燕国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而在此过程中,燕国产生了不同于其他诸国的文化特点。燕国开始就在辽宁地区设立郡县,从西向东分别设立五郡,其中辽西、辽东两郡和右北平郡的一部分在辽宁境内。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抚顺社科院院长付冰。在采访中,他告诉记者,很多人都认为辽宁地区是古文明的荒芜之地,而我们这些年不断地进行考古研究就是要改变人们这种固有的看法。付冰在电话中对记者说,在辽宁的很多城市都出土过燕国时期的文物。而在抚顺,仅燕国时期的铁器就发现有十几件之多。他表示,在燕国统治辽宁地域时,抚顺还是燕国东部的军事重镇。

燕文化可追溯至”夏家店”

从东北地域文化的主体看,先秦的燕文化起源于上辽河流域和燕山南北的华夏文化的北支。它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分布在上辽河流域和七老图山、燕山以北的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即古”燕亳”文化。
郭大顺解释说,文献记载的”燕亳”被认为与商朝的先公先王所建的圣都有关。从考古学上看,”燕亳”的记载准确反映了辽西地区在先商时代的这种中心地位。也有学者认为”燕亳”应该在燕南地区,那里是燕国立国的基础。但事实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心不是在燕南,而是在燕北。同时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还出现渐南渐晚的迹象,这也是该文化由北向南推进的反映。燕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尚未具备出现该文化最高层次中心邑落的水平,所以,”燕亳”应该在燕北而不是燕南。
王绵厚说,从西周至春秋战国再至秦汉初期的近千年间,在北方地区形成了具有华夏文化主题内涵的燕文化,最早与辽河流域的土著民族文化相融汇,形成了环黄渤海北岸的早期铁器文化。而秦文化本来属关陇一带黄河支流渭河流域的西戎土著文化。与燕文化相比,秦文化进入辽宁的时间较晚,是在灭燕而据辽东之后。所以,地域文化上的”秦承燕制”,在辽宁地区反映最为突出。
王绵厚说,燕秦文化的北进与中原列国封建文化的形成,具有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
从考古学上反映的上辽河流域晚期青铜文化看,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已具有北方部族文化与中原燕蓟文化融合的特点。其中在辽宁地区发掘的大量的青铜文化中的铜礼器和铸造技术复杂的容器,显然是直接从中原传入或是源于中原冶铸技术的北传。而继齐桓公北伐孤竹、屠河,进入辽西之后,燕文化也越过七老图山强劲北进,并在辽宁地域文化的转型中起到了决定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生,是与战国以来中原列国的社会变革有关的。燕文化的北进,同时也开始了辽河流域的封建时代。

太子丹被杀宣告了燕灭亡

在采访中,郭大顺说,燕太子丹的故事更多的是传奇,但正是这一悲情故事宣告了燕国的灭亡。王绵厚说,燕国是北方明确建立政权的第一个国家。在今河北琉璃河附近发现了商末周初时燕国的都城,那时,燕国的势力范围已经涉及到辽宁境内。而秦朝统一六国是从西部开始的,攻打燕国也是自西向东。秦军先攻打到渔阳、上谷两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附近。后来,在秦将李信的追击下,燕太子丹一路东逃到现在辽阳附近的衍水。这时燕王喜听从代王嘉计策,在衍水河畔逼死太子丹,将头献给秦军以求和。后人为纪念太子丹,遂改衍水为太子河。然而,五年后,秦军横扫辽东,燕国自此灭亡。
太子河边留下的不应只是令人伤感的故事,也有令人自豪的美谈。那就是,它孕育了东北第一城——襄平(今辽阳)。辽阳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权晓红说,几千年来,华夏大地上肥沃的平原地区始终面对着北方那个地域广袤的蒙古高原,处于迁徙不定状态中的高原游牧民族,始终把平原上的大河流域作为他们争夺的目标。平原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空间不被游牧民族践踏,使用”城廓”来防卫,后来有了城墙,在中国北方绵延万里的长城,它最初的功用就是防御设施。这些城廓、城墙就像自家的墙院,守护着自家的安全。 “襄平”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 《史记》也曾有这样的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在权晓红看来,《史记》中的这段记述,明确了几个问题:一是燕长城的修筑时间在秦开却胡后;二是修筑长城的目的是为了拒胡;三是这段长城的起止点是从造阳至襄平;四是在长城的管理上设五郡,防胡南下。
权晓红说,在辽阳境内也曾发现了大量燕时期的文物:1965年,在辽阳县黄泥洼镇头台子村出土的燕国”名刀币”就有30多斤;1978年3月,在灯塔市柳条寨镇小观音阁村出土了”名刀币”200余枚;1987年,在弓长岭中茨山矿出土燕国 “名刀币”一罐。权晓红告诉记者,这种”名刀币”历来被认为是战国时期赵国所产,但燕国的领地内出土如此多的 “名刀币”表明,燕国同赵国一样都生产”名刀币”,而这被寓为燕国社会经济的符号。

燕太子丹最后藏身桃花岛

在辽阳境内流淌着这样一条河。它有两个源头,它的南支发源于今天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东营坊乡洋湖沟草帽子山麓,北支发源于今天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平顶山乡鸿雁沟,它在灯塔市鸡冠山乡的瓦子峪进入辽阳境内,在当地,人们叫它太子河。太子河全长413公里,流域面积13383平方公里。
记者驱车来到辽阳,接待记者的权晓红提起家乡的母亲河,眉宇间就掩饰不住从心底而生的自豪感。她说,虽然太子河无法与长江比之长,也无法与黄河比之古,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条河流孕育了古城辽阳。
她告诉记者,住在太子河边桃花岛上的居民都知道这个故事:一位太子避祸于此,却被父亲逼死,并砍下他的头颅,将其献给了他的敌人,这个人就是派荆轲刺秦王的燕国太子丹。当地的老百姓,凡是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够讲得出这个故事。
在《史记》的记载中,关于燕太子丹的描述只有寥寥几个字:”匿于衍水(太子河的古称)中”。但权晓红告诉记者,现在史学界普遍的观点是,燕太子丹被杀害的地方应该是距辽阳5公里处的太子河上的桃花岛。记者随后跟权晓红来到了这座桃花岛上,这是一座由太子河主干流与北支多年冲积所形成的狭长的自然岛屿。古时,这座岛曾是辽河平原与辽东山地的分界线,由此西去不远就是坦荡无垠的平原,而向东即可进入峰峦叠嶂的群山之间。环岛河面宽阔,水深浪静,岛上植被繁茂,岸边树木尤多。每到春季,岛上桃花盛开,落英缤纷。桃花岛在这样的环境中足以匿人藏物,而且可退可守,是藏身的绝佳之处。而在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中,曾直接描述了燕太子丹”自匿于桃花岛”。由此可见,燕太子丹最后的藏身之所是辽阳太子河边的桃花岛,还是有据可循的。

——摘自2011-07-11 《东北新闻网》

专家简介:
王绵厚,男,1945年5月生,辽宁海城人,中共党员。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沈阳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 主要业绩:多年从事东北历史、考古和文物研究,致力于历史地理研究和高句丽等民族研究。其业绩先后被英国剑桥中心和香港国际名人研究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论文”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辽阳行省地理疏证”,”明彩绘本九边图研究”和专著《东北历史地理》、《秦汉东北史》等曾获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和辽宁省历史学优秀著作奖。主编国家”七五”规划科研项目《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著有国家”七五”科研项目《东北古代交通》一书(沈阳出版社,1990年)和《秦汉东北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发表论文80余篇。

本文来源:http://www.yanduyizhi.com/xzz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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