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利安人到欧亚游牧民族:探索印欧语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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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利安人到欧亚游牧民族:探索印欧语系的起源
刘欣如

【内容摘要】印欧语系语言学研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曾经纠缠于人类起源问题,最终导致宗教史观与科学史观的对立。英国殖民者语言与印度被殖民者语言之间存在相似性的发现将印欧语言研究引向人种学。但是,对于印欧语言发源地的研究也促进了对生活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并且证明游牧民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印欧语言学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历朝历代入侵、占领农业地区的民族并非只有印欧民族。该领域学者在研究游牧民族历史时,往往忽视了那些与印欧语言民族没有任何关系的游牧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了解印欧语系形成发展的历史,进一步探讨草原游牧社会与农耕帝国在历史上的相互依赖与无止境的冲突。

【关键词】印欧语系;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人种学;印度种姓

【作者简介】刘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印欧语言学研究起源于18世纪后期,几乎与英国人占领印度同时。在科学史观和宗教史观的辩论中,研究印欧语系的学者放弃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观,追随进化论,探索印欧语言民族发源地及其传播。研究者们意识到,操不同印欧语言的民族曾经长途迁徙,在欧亚广阔区域内流动扩散,并且不约而同地与其他语族及语言相互影响、交换词汇。特别是在欧亚大草原活动的印欧语系游牧集团入主农耕社会的历史时期,双方的接触与融合促成文化包括语言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印欧语言学研究成为历史学家研究人类迁徙的工具。语言学家对文字记录产生前人类活动的历史特别是草原游牧社会历史的探索,促使历史学家将研究的视野从定居农业和城市社会扩展到辽阔的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本文旨在梳理18世纪以来印欧语言学发展的历程,批判性地考察期间所发生的理论争辩与考古发现,从而指出印欧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雅利安人与人种学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是第一位发现英语与英帝国殖民地印度的语言拥有共同语言祖先的英国学者。琼斯于1784年到达印度,在此之前,年轻的琼斯已经是一位资深的东方问题专家,曾经将一些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作品翻译成英文,其早期著作有《波斯语法》,[1]并翻译《穆罕默德的继承法》。[2]这一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正与莫卧儿帝国争夺孟加拉省。尽管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来自中亚,是说突厥语的穆斯林,但是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他们采用波斯语这个更为发达的书面语言作为帝国的官方语言。因此,琼斯的语言技能恰好符合英国人管理孟加拉地区来自世界各地的桀骜不驯的商人团体的需要,而且使他能够与当时仍然凌驾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上的莫卧儿帝国势力斡旋。但是,琼斯到了印度以后很快发现多数印度人的语言属于各个印度斯坦地区的土语方言,包括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而且多数人口信奉印度教的各个支派,他们的宗教语言是梵语。也就是说,他精通的诸种东方语言仍不足以应付印度的语言环境。琼斯马上开始利用他的波斯语知识学习梵语,因为多数印度婆罗门教知识分子通晓这两门语言。琼斯深入研究梵语文献,其中他翻译的《摩奴法典》(Dharmashastra)成为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社会的法律根据,而他早年的译作《穆罕默德的继承法》则用于审理印度穆斯林的财产继承纠纷。

威廉·琼斯只是众多研究殖民统治下亚洲语言与文化的东方学者之一。但是,他第一个指出梵语与希腊语之间的联系,进而通过希腊语与其它多数欧洲语言的联系来解释印度语言与欧洲诸语言的关系。1786年,他在担任亚洲学会第一任主席的第三份年度报告中,公布了自己的发现:

梵语语言尽管十分古老,但是其结构十分严谨;比希腊语更加完美,比拉丁语更加丰 富,比上述两种语言更加精炼,但是梵语与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体现在动词词根及语法 结构上,基本不存在巧合的可能性。这种相似性让任何一个语言学家都必须确信三者拥有 共同的祖先,否则几乎没法研究这三种语言。基于同样原因,但并不十分确定的是,哥特 语和凯尔特语也与梵语拥有共同的语言学祖先,尽管三者使用的俗语差别极大;如果可以 讨论波斯古代社会问题,古波斯语也应该可以纳入其中。[3]

印欧语系语言众多,尽管琼斯首先揭示了该语系的基本结构及其地理分布,但是他完全没有提到诸多印欧语系社会属于同一人种。将印欧语系民族与“雅利安人种”联系起来的学者是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他出生于德国,维多利亚时代在牛津大学担任比较语言学教授。缪勒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帝国在印度统治最为辉煌的时期,但是他本人从未前往印度了解过印度文化。他认为,印度人的语言从梵语演变而来,因此印度人与欧洲人的知识水平相当,或者比欧洲人还聪明,他们与欧洲人应当来自同一个种族,因此印度人和欧洲人应该是“雅利安兄弟”。[4]麦克斯·缪勒的理论把英国殖民者精英与其统治下的殖民地印度人拉在一起,这必然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印度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国家,语言多样、民族众多。同时,种姓制度已经将印度人分为各个种姓,形成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缪勒尽管热爱梵语文化,愿意与懂得梵语的印度婆罗门知识分子称兄道弟,但与那些不懂梵文的印度苦力结为兄弟还是很为难。他的学说立即遭到在印度生活的英国殖民官员和学者的抨击。生活在欧洲的白人当然也不能屈尊认同印度人在智力上与自己相当。因此缪勒抛出双人种论解释印度的种姓制度。一部分人属于雅利安人种,与欧洲人拥有共同的知识与血缘关系,他们占领印度,成为婆罗门种姓,并且继续使用印欧语言。皮肤黝黑的印度土著人成为奴隶,或者是低级种姓者。[5]然而,这个对于印度社会结构的人种学解释还是不能说明印度人民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外貌。在印度历史上,来自中亚、西亚、非洲东海岸以及太平洋群岛的移民给印度次大陆带来了多样的文化和各异的体型相貌,但是从未到过印度的缪勒看不到这些,他一心想着如何在印度知识分子精英与英国统治者之间建立血缘关系。

印度知识分子多半属于高级种姓,所以很痛快地接受了这个理论,原因是这个理论将他们置于与他们的统治者至少在智力上平等的地位。但是,其他欧洲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难道自己真的与那些黑皮肤的被统治者来自同一个祖先吗?有些欧洲学者热衷研究各殖民地的社会风情,自称民族学者(ethnologists)。他们研究人种特别是殖民地的“土著”,他们眼里的种族差别反映在体质上,而非语言中。他们无法全盘否认欧洲语言与南亚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但是仍然尽量贬低这种相似性的意义。与此同时,他们极力强调,控制地球上其他种族的欧洲人种的核心特征是白皙的皮肤、深凹的眼睛和高高的鼻梁。

威廉·琼斯在其整个印欧语言研究生涯中,一直坚信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都是圣经中诺亚的后代:诺亚的3个儿子闪、含和雅弗离开圣地,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在圣经记载的大洪水时期,没有登上诺亚方舟的人类都已经死亡。用圣经年代学推算,将能得出一个相对晚近的人类种族起源年代,即不早于6000年前。在威廉·琼斯生活的18世纪以至于19世纪,多数欧洲学者认为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是上帝重新安置人类的计划,但是对于诺亚的哪个儿子缔造了哪一群人则存在诸多争论。琼斯相信雅弗是欧亚大陆北部居民——即缺少教化的游牧人群的祖先。另一方面,他认为含的后代以农业人口为主,他们后来发展成为居住在不同文明地区的印欧人,这些地区包括:印度、埃及、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闪的子孙成为红海两岸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琼斯认为这部分人没有悠久的历史,他们仅仅是亚伯拉罕的后代。[6]在贬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文化的同时,他的主要论点却以《旧约全书》中的《创世记》为主要依据,在这里上帝是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共同的创造者,这对他确定印欧语言是否是地球上最睿智的语言制造了障碍。这三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闪含语系民族,基督教在创始时期是希伯来语文化,并不是印欧语系民族的产物,因此欧洲的基督教社会虽然可能是最早的印欧语系民族,但却被不那么高级的希伯来语文化改造。

麦克斯·缪勒则将最早的印欧语系民族或雅利安人的荣耀赐予他认为最具骑士精神的雅弗的后裔,他认为他们是征服印度、并奴役土著黑色人种的群体。[7]尽管缪勒极力鼓吹睿智语言(他用来衡量语言优劣的名词)真正属于雅利安人种,但是他解释南亚语言和民族成分的复杂性时却区分出两个人种,这最终导致人种学与语言学研究纠缠在一起。他认为,皮肤白皙的、智慧的雅利安人征服肤色较深的民族,建立了一个等级森严的文明社会。他生活的时代为19世纪中叶,此时部分欧洲自然科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抛弃圣经的人类起源理论。其中,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竞天择之物种起源》一书。他提出的人类起源于猿猴的理论无疑在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当时已经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开始转向理性地解释人类起源问题,而不是仅仅接受《创世记》的说辞。他们探索全球范围的生物和动物物种,发现这个世界的历史要远远长于根据圣经年代学计算得出的时间,开始意识到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必然远远早于《创世记》的时间。因此,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能够更加合理地解释人类起源问题。

对于人类起源的宗教阐述与科学解释的争论在当今欧美社会仍在继续。物种起源理论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各个民族的体质差异。自然环境可能解释这个问题,热带地区人类肤色较黑,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居民肤色白皙,尽管如此,物竞天择理论仍然无法解释地球上人类之间所有的体质差异。在《物竞天择之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对这个问题未置一词,因为他意识到不是所有的差异都与自然环境因素有关。后来,他在另一部著作《人类的繁衍与性别选择》[8]中尝试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不同物种,包括人类,拥有不同的美学价值观,特别是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他们/它们会创造或生发出各种与生存环境无关的体质特征。近几十年来,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重新探讨人类的体质差异问题,用更加丰富的资料完善和发展了达尔文的理论。[9]性别选择理论也许仍然不能完美地解释人类体质差异,但是达尔文的远见卓识在于,他在没有基因学资料的情况下,已经指出人类各群体在本质上的共性。

在欧洲“白种人”为自己的殖民统治寻找道德依据的时代,对于那些坚信现代欧洲的强大得益于上帝的旨意的人来说,达尔文用“异性相吸”解释人种差异的理论无法获得普遍认可,使用最睿智语言的雅利安人种是最智慧的种族,他们的体质特征必然与愚笨的种族不同。人种学者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极力寻找雅利安人与犹太人以及阿拉伯人之问的体质差别,因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使用非雅利安语言,但是与印欧语系民族的体质差异并不明显。对于非洲人、东亚人和美洲人,欧洲白人视其为劣等民族,一方面因为他们肤色较深,另一方面他们的体质特征与欧洲人差异太大。在欧洲,在各个殖民地,统计官员不厌其烦地测量头盖骨、鼻骨、臂长、腿长,描绘不同人种肤色的深浅差异、身体各部分的形状甚至头发的差别,统计所有能够区分不同人种或亚人种差异的特征。与此同时,考古学者在世界各地考察和测量各个时期人类的骨骼,试图确定不同文明创造者的种族。

人种学家尽管耗费大量精力用科学的方法搜集数据资料,但是人种学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近来两部著作明确说明人种学的失败:芭芭拉·卡茨·罗特曼的《基因图谱与人类畅想——关于“我们是谁”的科学阐述的局限》[10]和史蒂芬·阿尔维森的《雅利安人崇拜:作为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印欧人神话》。[11]罗特曼的著作建立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她归纳了人种学破产的原因:

我们回顾种族主义者利用科学进行阐述的时候,发现那确实很诱人,因为他们说他们 在解决科学问题:但是,他们的科学被他们的种族主义玷污了,他们的科学不是真正的科 学。我们可以这么说林奈的科学、纳粹种族主义科学家的科学、以及正在占据报纸头条的 各种各样美国种族主义者的科学。但是,如果一个记录已经如此差劲了,那么它就提出了 这样一种可能:问题不是出在方法上,也不是答案上,而是出在提出的问题上。[12]

她的核心思想是,人种学家是先有答案,之后才提出问题。尽管他们运用几乎所有可能的科学手段,包括体质人类学、生物学、古生物学、统计学,最后还利用基因学方法,但是他们最终没能获得任何收获。更重要的是,对于19世纪欧洲列强来说,利用体质差异区分人种已经成为一种贬低非洲黑人、土著的美洲和亚洲棕色和黄色人种的有效工具。在美国内战及其之后,美国白人同样利用各种以人种差别为参照的道德规范制造后奴隶制时代种族间的隔离和对立。19世纪后期的人种学演化为以人类的体质外貌为标准判断文化水平或者说是文明程度的工具,成为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阿尔维森在《雅利安人崇拜》一书中指出,欧洲白人理想祖先问题研究中存在众多内在矛盾。例如,那些在体质上与欧洲白人差异不大的民族,特别是犹太人,给种族主义者出了一个大难题。最大的问题是,犹太人祖先使用的语言并不是印欧语言,因此,基督教起源时期的语言是非印欧语言。犹太人思想家曾经用各种方式阐释这个问题,希望证明他们与基督教来自同一个种族,借此提高他们在欧洲社会的地位。[13]19、20世纪的欧洲思想家无论是否信奉基督教,都一致接受正统基督教价值观,但是,基督教并非起源于欧洲,而且欧洲皮肤最白的印欧人祖先曾经是处于古代文明社会即罗马帝国边境地区西北欧的蛮族人。文明的罗马人和金发碧眼的日耳曼蛮族都说印欧语系的语言,也都曾经信奉多种神灵,而不是信奉一神论的基督徒。把雅利安人和基督教捆绑在一起确实很牵强。[14]纳粹科学家着力解决人种学面临的这些根本矛盾,目的是真正确立完美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最终,他们抛开语言学的根据,着重体质差别,因而确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金发碧眼的白人具有雅利安人种的典型特征。

纳粹种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破产,欧洲国家失去了在亚洲、非洲的殖民地,但是欧洲人并没有失去自我优越感,并不认为自己与前殖民地的人民属于一个种族。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研究人种的学者利用越来越先进的手段研究种族间的差异。但是,用先进手段寻找人种差异碰到的问题,与19世纪人种学家用尺子测量骨架碰到的问题如出一辙。人类基因图谱的出现证实,人类各种群之间没有体质上的根本差异。

二、马拉战车与欧亚游牧民族论

雅利安人种理论的全面瓦解并没有阻碍印欧语言学的发展。事实上,在回应这个错误的人种学问题时,印欧语言学者也在探寻人类的过去,并且在无意中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地理和社会范畴,通过研究欧亚大陆内部人群的生活和迁徙,语言学研究的内涵更加丰富。尽管纳粹科学家极力鼓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居住的欧洲人是印欧语言民族的榜样,但是他们也无力否认古典时代日尔曼人曾经被罗马人视为蛮族这一事实。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和罗马人的头发是黑色的,身材也比现代日尔曼人矮小。即使日尔曼人当时拥有雅利安人的白皙皮肤,他们也不过是地中海文明的后进者。甚至“印欧人”这个名称也与日尔曼人没有任何联系,这个名词在19世纪出现时主要是指梵语民族与希腊罗马人。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印欧语言发源地的研究还是扩展了学术研究的地理范围,从地中海和印度洋地区扩展到西欧和北欧地区,向东扩展到欧亚大草原。在希腊和罗马古典历史学家看来,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是蛮族,是那些说十分艰涩难懂语言的人,是未开化的“外人”。但是,对近代人种学家来说,他们属于雅利安人种,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与希腊语和拉丁语拥有共同的祖先。现代种族主义学者确信他们必然拥有某种特质,这种特质帮助他们最终战胜当时最先进的社会。考古学者和古代语言学者追溯印欧人/雅利安人的历史至公元前2千纪,发现取代亚述人在中东地区建立霸权的米坦尼人,可能还有赫梯人,均为早期印欧语言民族。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戈登·柴尔德对考古学家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行归纳整理,并用之阐述世界历史。柴尔德坚持认为印欧人/雅利安人兼有野蛮和勇猛特性。他认为雅利安人,包括米坦尼人以及后来的赫梯人,都是骑马民族或马拉战车民族,他们垄断铁质武器制造技术,因此他们的军事和技术水平无人能及。他认为,雅利安人是铁器时代的开创者。[15]尽管柴尔德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将语言与某个特定种族联系在一起,但他实际上赞同所有的印欧语言——吠陀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凯尔特语以及各种斯拉夫语方言、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等一一均源自一种“母语”。[16]

在探索最早的印欧民族的过程中,语言学者必然面临没有文献资料的困境。戈登·柴尔德对于人类早期历史的概述尽管并不全面、也不准确,但是却开创了利用物质文化遗存重构历史的先河。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众多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沿着这个思路将印欧语言民族描述为驾驭马拉战车的武士。[17]他们揭示了野蛮的印欧人在与定居人口接触后,由野蛮、无知的部落社会向半定居的农业和畜牧业社会转变的历程,例如驾驭马拉战车的迈锡尼人发展成为种植葡萄、在海上航行的希腊人。[18]考古学家利用罗马帝国北部边境地区的考古资料描绘了日耳曼蛮族与罗马帝国既相互敌视又互相依存的历史。[19]

同时,语言学家也在寻找印欧语系的共同祖先。重构这个语言祖先的历史,要依据词汇表所提供的零散信息。语言学家已经建立以发音和句法变化为基础的各类模式,用来确定不同支系语言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他们还研究每种语言词汇表中能够反映各个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词汇。但是,将语言与某种物质文化进行对应研究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面临严重问题。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将马匹和马拉战车与印欧人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语言学者注意到,所有已知的早期印欧语系民族尽管相距遥远,但是他们使用的与马匹、马具、马拉战车有关的词汇基本相同。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印欧人是公元前2千纪“战车革命”的缔造者,他们从草原游牧民族手中接受这种强大的武器,用之征服城市社会。马拉战车问题因而成为欧亚大陆研究(考古学)和印欧语言研究(语言学)两大领域的热点。他们急于确定谁是马拉战车的制造者和使用者。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考虑:首先,其发明者是印欧语言民族还是其他语言民族?其二,他们是驯化和训练马匹的草原游牧民族还是制造发达灵活的轮轴车辆的定居民族?将马拉战车与印欧语言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最终走进死胡同。尽管早期印欧语言民族的首领和国王,比如公元前1600年左右进入希腊半岛的迈锡尼人以及约公元前1500年进入南亚地区的吠陀人部落,都是马拉战车的拥有者,并且引进了与马匹和战车有关的词汇,但是其他非印欧语言民族的统治者也是马拉战车的驾驭者。例如将马拉战车引进埃及的喜克索斯人,其民族构成十分复杂;中国商朝统治者(用战车陪葬,坚信他们将在另一个世界驾驶战车)显然亦非印欧语系民族。

是游牧民族还是定居民族发明了马拉战车?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一种比较合理的假设为草原游牧民族发明马具,包括缰绳;定居社会的木匠和青铜器匠人制造出先进灵活的轮辐车轮和车厢。这说明马拉战车极有可能产生于草原与农业社会接壤的地区,这个地区应该出产树木和青铜。1950年代在亚美尼亚塞凡湖地区的拉琛(Lchashen)发现的包括战车在内的23件交通工具基本可以证实这个假设。[20]塞凡湖位于高加索山区,山林茂密,各种交通工具的木质构件所需木材在这里均可找到;高加索山脉北麓草原地区生产马匹;南麓为亚拉腊山(Ararat),是古代农业产区。该遗址发现的车辆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但是坚固的四轮车厢出现的时间可能稍早。总之,拉琛堪称公元前2千纪交通设施的博物馆,并且提供了最早的马拉战车的实物证据。

但是,近年来在高加索山脉东北部地区更加令人震惊的发现颠覆了拉琛的重要地位。1992年,一部名为《新塔式塔》(Sintashta)的俄文著作出版。该著作公布了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北方草原上发现的一个早期手工业聚落的考古发现,该地距离古代农业城市化社会十分遥远。俄罗斯考古学者发现的第一个遗址为一座圆形防御聚落,其中布满青铜冶炼作坊。不久,众多相似聚落相继发现,其中包括一座位于阿尔凯姆(Arkaim)的保存完好的遗址。到目前为止,在新塔式塔一阿尔凯姆(Sintashta—Arkaim)遗址群,至少在9座墓地发现了16个车马坑,年代在公元前1900一前1750年之间。[21]在此后大约10年的时间里,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仅为通晓俄语的学者所知。近来,戴维·安东尼的力作《马匹、车轮与语言——青铜时代来自欧亚草原的骑士如何构建现代世界》帮助英语阅读者了解到更多信息。这个发现证据明确,证明了马车的制作位于草原深处,因此,学者们必须放弃游牧民族无力自主制造手工产品的观点,同时也必须修正游牧民族总是不断流动的观点。证据明确显示,他们不仅是众多先进产品的发明者,也是聚落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尽管由于流动生活的需要,聚落存在时间并不是很长。

那么,这些富有创造性的游牧民族是印欧语言民族吗?戴维·安东尼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作为考古学者,他捍卫印欧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承认语言与人种无关,而且考古学物质遗存也很难与特定的语言建立联系。但是,他尝试一种新的利用考古发现复原语言学,并确立联系的方法。他认为,尽管我们无法将某种物质文化或者某种物质特征与语言直接联系起来,但是长期存在的、互动的、明确的文化界限似乎可以证明两种不同文化与两种不同语言的并存关系。

另外,这种文化界限的变化可以证明两个民族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人口流动关系如通婚,因此,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种语言向其它地区传播的方向。[22]安东尼利用这个方法收集了大量欧亚大陆的考古资料,包括从前不为英语读者所知的俄语著述资料,之后他完成了该部研究印欧语言传播的历史著作。与多数历史学者不同,他从草原游牧民族或牧民的角度——而不是城市居民的视角——探索欧亚草原与不同农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两个邻近区域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瞬息万变的历史。此外,他还研究公元前5200一前5000年近东地区包括牛羊在内的各种动物的驯养过程及其向草原地区传播的历史;约公元前4200年草原民族开始骑马的历史;公元前4千纪草原游牧民族参与城市社会长途贸易活动的历史以及他们在草原地区建立手工业城市、冶炼金属、制作金属马具零件的历史。[23]安东尼让我们确信印欧语言的故乡在欧亚草原,游牧的印欧语言民族是马拉战车的发明者。另外,根据考古学者对于在新塔式塔一阿尔凯姆发现的器物的定年,无论他们是否属于印欧语系民族,他们的技术最终也将向其它地方扩散,影响操印欧语言的游牧民族,并且与其他游牧社会和定居社会保持着长期的互动关系。

安东尼论述了马匹及马拉战车从草原地区向中东地区各个青铜时代国家以及草原以南其他民族传播的过程。[24]他特别指出,近几十年在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地区(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和伊朗东部)的考古发现证明,公元前2100年左右该地区已经出现农业生产区和农垦区。因此,当地居民可能向驾驶马拉战车路经此地从草原北部向西部和南部迁徙的游牧民族(极有可能是印欧语系民族)提供食宿。生活在这些建有防御工事的市镇和绿洲的居民从北部草原进13马匹,与西亚地区的城市社会建立贸易关系。该文明居民使用语言不详。约公元前18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文化衰落,但是当地居民并没有抛弃他们定居的农业一畜牧业生活方式。200年或300年后,吠陀人可能经过这个中间地带到达南亚地区,他们带来了马匹和马拉战车。安东尼将《梨俱吠陀》中记载的丧葬仪式和颂诗与在新塔式塔及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游牧民族文化的丧葬仪式进行对比,试图证明吠陀人来自草原。尽管这种对比十分新颖,但是鉴于目前吠陀遗址考古资料十分匮乏,此项研究取得进展仍需时日。

如果以马拉战车作为研究印欧语系游牧民族物质文化传播的标准参照物,那么,在研究曾经分布在中亚地区的一种印欧语——吐火罗语言的分布状况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都遭遇困难。这种语言在20世纪早期被发现并命名,当时在塔里木盆地绿洲发现众多书写在木条板上的手稿。吐火罗语是这部分手稿中的众多未知语言之一,文献内容多数为佛教典籍及商业文件,年代在公元6—8世纪。吐火罗语与当地发现的其他印欧语言——包括和田语和粟特语——相比有明显差别,它与印欧语系东支语言——比如伊朗语和梵语——的联系并不密切,反而更接近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事实上,它甚至具有某些赫梯语的特征。早已有学者开始研究吐火罗人的迁徙路线,并将吐火罗人与来自中国西北部农业地带边境地区的月氏人联系起来,他们向西迁徙至阿姆河沿岸,之后占领巴克特里亚地区,并最终建立贵霜帝国。之后,该地区更名为吐火罗斯坦。[25]

也有学者更为关注多个游牧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包括匈奴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他们与包括中国、印度、波斯、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中亚和西亚地区在内的定居社会的关系。[26]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大草原上生活在不同生态环境下的形形色色民族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敌对的关系。在所涉及的民族中,月氏人(或称吐火罗人)、塞人和斯基泰人都是骑马民族,也是印欧语系民族,同时大草原上的非印欧语系民族,比如匈奴人、噘哒人和蒙古人也是优秀的驯马师、英勇的武士和精明的政治家。但是草原上印欧语系民族和非印欧语系民族并不都是精明的商人,因此往往依赖邻近定居社会的居民甚至他们的对手为他们贩来所需的物品。

近年来,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出土了众多属于公元前2000一前1000年的干尸,其中部分干尸鼻梁高挺,眼窝深陷,具有“高加索人”特征。这些属于公元前2千纪即青铜时代的干尸迅速引起语言学者和体质人类学者的注意。尽管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高燥气候的影响,干尸的肤色已经无从辨别,但是仍然可以确定他们的面貌和肤色可能接近欧洲人的体质,或者说接近印欧语系西支民族的外貌。至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研究这些干尸的语言学者首选吐火罗语,他们认为在公元前2千纪早期,这些人沿草原贸易商路迁徙至此。[27]目前欧亚问题研究者已经尝.试性地接受那种认为在塔里木盆地生活的吐火罗语居民属于高加索人或“欧罗巴人”的观点。

该地区近年最新发现的一座墓葬再次引起有关公元前2千纪居住在中国农业产区附近的吐火罗人是否属于“欧罗巴人”的讨论。该墓葬位于新疆楼兰附近干涸的小河河边,出土的尸体保存完好,肤色仍然白皙,褐色头发清晰可辨,可以确定他们是“欧罗巴人”。尸体埋葬在船形棺内,头戴毛皮帽,周围陪葬的篮筐内装满小麦和粟。[28]但是没有发现马匹和车辆的证据。研究印欧语系语言学和草原考古的学者一般认为,马和马车是大草原上印欧人的标志性特征。但是小河墓葬的物质文化遗存并不包括这个特征。小麦是西亚地区的主要作物,粟则来自中国。这些生活在草原与沙漠之间小河绿洲上的、长相类似“欧罗巴人”的居民更有可能是农民,而不是骑马的游牧民族。这些墓葬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每个人身上或身旁都有麻黄枝条。有些死者直接被安放在小型麻黄包或麻黄袋中(里面还有小麦、粟或大麦),有的栓在包裹死者的裹尸布旁边”。[29]麻黄和大麻均在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考古遗址中被发现,二者被认为是吠陀人迷醉仪式索玛(soma)和波斯人经典《阿维斯陀》(Avesta)中记载的豪玛(homa)仪式中使用的物质。如果麻黄能够证明小河人是印欧人,那么他们使用的语言则极有可能是印欧语系东支印度一伊朗语族中的某种语言,而非吐火罗语。

总之,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得出吐火罗人于公元前2千纪经草原商路向东迁徙至塔里木盆地,他们的后代就是曾经在塔里木盆地生活、擅长驯养马匹的月氏人,后来他们迁徙至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地区并建立贵霜帝国等一系列结论为时尚早。对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印欧语系民族迁徙历史的研究证明,众多印欧语系社会的人民曾经是城堡建造者,是农民,是骑马的游牧民族。他们可能皮肤白皙,也可能皮肤黝黑。将种族与某种特定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显然已经经不起推敲。

三、雅利安人与婆罗门

尽管麦克斯·缪勒极力鼓吹包括英国人及其印度属民在内的欧罗巴人种之间血缘关系相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欧洲人种学者仍然拒绝接受他们与南亚地区操印欧语言的肤色棕黑的民族平等的观念。同时,印度知识分子,主要是婆罗门,仍然热衷于坚持缪勒的有关种姓制度的种族主义理论,因为他们掌握梵语文化,坚信他们与其殖民地宗主国同为雅利安人。雅利安人种理论一方面被民族主义者利用,成为谴责殖民统治的论据,另一方面也成为保卫印度教高级种姓特别是婆罗门特权的有力武器。20世纪初期,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被发现之后,考古学者摩提梅尔·惠勒进一步推崇入侵的吠陀人部落后来成为南亚地区高级种姓的理论。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2500年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在公元前2千纪初期开始衰落。在印度河流域主要城市遗址摩亨佐·达罗最晚地层发现了“最后的屠杀”的证据。惠勒在其力作《印度河文明》中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非常简单。在公元前2千纪某个时候——一般认为是中期,但证据并不充分——雅利 安语言民族入侵七河流域、旁遮普及其附近地区。学界长期认为这次入侵行动反映在公元 前2千纪下半叶编纂完成的《梨俱吠陀》的史诗式记述中。《梨俱吠陀》记载的入侵行动全 部表现为攻打原住民的城防工事……雅利安人的战神因陀罗是攻破城池者(puramdara)。[30] 文献中对于雅利安人入侵者摧毁印度河文明的描述似乎比较可信,因此被学界接受,并且写入印度历史教科书。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撰写的《牛津印度史》写到:

根据吠陀史诗,我们有可能勾勒出一幅连贯的雅利安人对于黑皮肤、无鼻子(即扁平鼻子)的当地反对者和依附者达修产生第一次印象的画面。入侵者的榜样是他们的战神因陀罗;雅利安武士像他一样强壮、蓄须、嗜吃、酗酒(一种被称作索玛的琼浆玉液,成分不详,与希腊人的蜜酒十分相似)。[31]

在这幅“连贯的图画”中,雅利安吠陀人入侵者及他们的后代婆罗门和刹帝利与欧洲白人外貌相同,当地的印度人则鼻子扁平,相貌丑陋。体质人类学者沉迷于测量印度河城市文明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用来确定他们的种族身份。他们与其他地区的人种学者遭遇到同样的致命问题。他们收集到的大量资料无法帮助他们确定印度河流域居民确切的种族属性。根据人种学的分类,他们发现古代印度河流域居民属于不同种族,包括“前澳大利亚人种”、“阿尔卑斯人种”和“蒙古人种”。某一具人体骨架可以被纳人多种种族类型。人种学破产后,考古学者再次检测古代印度河流域居民的体貌特征,努力寻找他们适应生态环境变化和城市农业生活的证据。他们发现古代印度河居民的体质特征与今人差异不大,并且可能属于东地中海至西亚地区多个大规模的民族集团。[32]

雅利安人种是印度河文明攻占者的观点还有另外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惠勒开展考古发掘活动的时期,还没有很好的测年手段,印度河城市遗址衰落与消亡时间被模糊地定在公元前1500年。后来的考古学者利用碳14方法测定遗址年代,将印度河流域城市完全消亡的年代修正为公元前1700年甚至更早。这个结论明确表明在印度河文明衰亡至吠陀人到来之间存在至少200年的空白期。并且吠陀人于公元前2千纪进入印度河流域的时间也仅仅是个假说。由于这200年考古学证据缺失,吠陀人到来的语言学证据也仅仅能够推进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因此可以断定,崇拜因陀罗神的吠陀人到达印度河流域时,他们发现的是200多年前的古城市废墟,早已无人居住,他们的行动也全无英勇可言。在南亚早期历史研究中,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科技手段彻底驳斥了麦克斯·缪勒从印欧语言学角度建立的、摩提梅尔·惠勒从考古学家角度继承的种族主义历史观,亦即白皮肤的雅利安人种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入侵南亚,击败当地黑皮肤、扁鼻子的土著而建立南亚的文明社会。

到目前为止,现代科技新方法和新手段仍然无法根据印度河城市废墟遗存确定当地居民使用的语言。破译印章,甚至泥板上发现的众多字符的努力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也无法断定这种语言属于哪个语系。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下宣布独立后,部分印度人(有些是学者)努力寻找雅利安语源自南亚地区的证据。众多著述宣称印度河流域字符是一种早期印欧语言,是所有印欧语言的母语。这类讨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后殖民地时代印度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没有提出值得重视的、可信的证据。

无论印度河流域或者说印度北部居民使用哪种语言或哪些语言,吠陀语言民族的到来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建立了联系。对部分印欧历史文献进行的语言学及文献学研究证明,二者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吠陀人在南亚地区定居过程中,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当地农业词汇。《梨俱吠陀》及各类史诗中记载的战斗场面主要是吠陀人各个世系之问的战斗,很少针对“扁平鼻子”的达萨(Dasas)或达修(Dasyus)。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一些在吠陀人到来之前长期生活在印度地区的当地氏族加入到某个吠陀世系,参与吠陀世系之间的争斗。[33]

印欧语系语言学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印欧语系各个世系之间的战争、分裂乃至迁徙的过程。用吠陀经典与阿维斯陀波斯文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印度一伊朗语系中的伊朗支系与印度支系部落曾经在众多地区发生激烈争斗,这是两个支系语言民族在迁徙过程中发生的内斗。吠陀文化中的魔鬼阿修罗(Ashuras)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神祗阿胡拉(Ahuras);印度教神祗德瓦(Devas)就是琐罗亚斯德教阿胡拉神的敌人。[34]吠陀语言部落民族并非最早到达南亚地区的印欧语言民族;古典梵语的源头并不是吠陀语言,而是另外一个印度一伊朗语言民族,他们到达印度的时间甚至早于吠陀人。争夺印度北部地区统治权的战争在多个印欧语系中爆发,并且记载在《梨俱吠陀》中。另外,吠陀经典中所谓扁平鼻子的达萨人和达修人也非印度土著居民,他们只是比吠陀人到达的时间更早。达萨人和达修人有可能是印欧语系民族的一支,也有可能是来自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考古群的居民,那个地区是印欧人向南亚迁徙的中转站。因此驾驶战车的吠陀人在向南方迁徙过程中曾经在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农业及非印欧人区域驻留,他们可能在那里接受部分词汇,甚至接纳部分居民即达萨人和达修人。[35]最合理的推论是,印欧语系的一支从中亚进入南亚并带来他们的物质文化包括马车文化。他们在中亚曾与伊朗语的一支征战并决裂,在进入印度平原后继续分裂为不同世系。他们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分裂与重组,成为印度古代史诗的题材。

四、结语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印欧语言学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自18世纪诞生以来,它与其他近代学科并肩发展。其中,曾经开拓印欧语系语言学家视野的、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石的生物学成为当代生命科学的主流;从印欧语言学衍生的人种学最终失去了科学的外衣及其在学术界的信誉。同时语言学家追踪印欧语言发源地的研究促进了对生活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他们与考古学家携手证明游牧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欧语言学的发展及其对印欧语系民族起源的研究表明,语言学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相互参照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前沿,当代历史学家应当充分利用印欧语言学及考古学的优秀成果,深入探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课题,比如生活在森林、草原、农业等不同生态区域内各群体之间的迁徙运动及其相互影响。与此同时,印欧语系语言学家需要与研究其它语系的语言学家合作,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历朝历代入侵、占领农业地区的民族并非只有印欧语系民族。其中源自亚洲北部操阿尔泰-通古斯语言的各民族在历史上不断向东南迁徙,最终把印欧语系民族推出中亚大地。

注释:

[1] William Jones, A Grammar of the Persian Language,1771, Menston, Yorkshire: The Scolar Press,1969.

[2] The Mohammedan Law of Succession to the Property of Intestates, trans. William Jones, London: Dilly,1792.

[3] Anna Maria Jones,ed.,The Works of William Jones.13 vols.,London:John Stockdale and John Walker,1807,3:34—35,转引自Thomas Trautmann,Aryans and British Ind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38.

[4] Max Mǘiler,“0n the Relation of the Bengali to the Arian and Aborigina1 Languages of India,”(1847)转引自Thomas Trautmann,Aryans and British India,P.176.

[5] Thomas Trautmann, Aryans and British India, pp.174-175.

[6] Thomas Trautmann, Aryans and British India, pp.51-52.

[7] Thomas Trautmann, Aryans and British India, p.175.

[8] Charles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London:John Murray,1871.

[9] Jared Diamond,The Third Chimpanzee: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 Human Animal,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2,PP.111—121.

[10] Barbara Katz Rothman,Genetic Maps and Human Imaginations:The Limits of Science in Understanding Who We Are,New York:W.W.Norton,1998.

[11] Stefan Arvidsson,Aryan Idols:Indo—European Mythology as Ideology and Science,trans.Sonia Wichman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12] Barbara Katz Rothman,Genetic Maps and Human Imaginations,p.57.

[13] Stefan Arvidsson,Aryan Idols:Indo—European Mythology as Ideology and Science,108ff.

[14]在第4章“秩序与蛮族观念”(Order and Barbarism)以及第5章“来自东方的骑马民族”(Horsemen from the East)中,阿尔维森列举了这些事实,参见Stefan Arvidsson,Aryan Idols:Indo-European Mythology as Ideology and Science.

[15] Gordon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4,pp.170,175—177,185,191.米坦尼的语言中存在很多与马和战车有关的印欧语元素,但是这个语言属于哪个语系并没有定论。

[16] Gordon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p.176.

[17] Robert Drews,The Coming of the Greeks:Indo—European Conquests in the Aegean and the Near Ea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121—135.

[18] Robert Drews,The Coming of the Greeks:Indo—European Conquests in the Aegean and the Near East,pp.165—167.

[19] Peter Wells,The Barbarians Speak,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20] Arthur Cotterell, Chariot: From Chariot to Tank, the Astounding Rise and Fal1 of the World’s First War Machine, Woodstock,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2005, p.45.

[21]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p.397.

[22]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p.106.

[23]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Chapter 15, “The Sintashta-Arkaim Complex,1900-1750 BCE. ”

[24]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Chapter 16, “The Opening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25]克雷格·G.本杰明详细阐述了月氏人迁徙的历史,参见Craig G.R.Benjamin,The Yuezhi:Origin,Migration,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Louvain:Brepols,2007.

[26]参见刘欣如与琳达·诺兰·沙菲尔(Lynda Norene Shaffer)共同撰写的《欧亚地区的联系——丝绸之路的交通、交流与文化传播》。(Xinru Liu and Lynda Norene Shaffer,Connections across Eurasia: Transportation,Communication,and Cultura1 Exchange on the Silk Road,New York:McGraw-Hill, 2007)

[27] Victor Mair,“Prehistoric Caucasoid Corpses of the Tarim Basin,”The Journa1 of Indo—European Studies,vo1.23,no.3 & 4,1995,pp.281—307;J.P.Mallory and Victor Mair,The 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London:Thames and H udson, 2000,尤其是第九章“Tocharian Trekkers.”

[28] Victor Mair,“The Rediscovery and Complete Excavation of ördek’s Necropolis,”The Journa1of Indo—European Studies,vo1.34,no.3&4,2006,pp.274—318.

[29] Victor Mair,“The Rediscovery and Complete Excavation of ördek’s Necropolis,”p.299.

[30] Mortimer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pp.131-132.

[31] Vincent Smith,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p.32.

[32] Kenneth A.R. Kennedy, “A Reassessment of the Theories of Racia1 Origins of the People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from Recent Anthropologica1 Data, ” in Kenneth A. R. Kennedy and Gregory L. Possehl, eds., Studies in the Archaeology and Palaeoanthropology of South Asia, New Delhi: Oxford & IBH Publishing,1984,pp.97-119.

[33] Romilar Thapar, From Lineage to State: Socia1 Formations in the Mid-First Millenium BC in the Ganga Valley,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27.

[34] Asko Parpola, “From the Dialects of Old Indo-Aryan to Proto-Indo-Aryan and Proto-Iranian, ” in Nicholas Sims-Williams, ed., 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43-102

[35] J. P. Mallory, “Archaeological Models and Asian Indo-Europeans,” in Nicholas Sims-Williams, ed.,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p.38.

*此文最初用英文写作,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健研究员翻译成中文,并经本人校对修改,因此,一切错误由本人承担。

来源:《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

点击:221,935 发布:2012-02-21 责编:you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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