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初探

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初探

作者:邵方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重庆400031)

[摘要]关于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游牧与农业的分离,其中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混合经济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游牧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过程。第三,中国北方游牧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在中国北方青铜时代,人们已生活在一种依赖动物畜养而经常移动的方式中。第四,在混合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环境的变化可能是导致中国北方游牧兴起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中国北方;游牧起源;混合经济;青铜文化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20(2004)01-0144-06

一、游牧与农业的分离

关于游牧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层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1]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2]。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3]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4]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5]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6]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游牧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如有学者认为,畜牧民的出现才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标志,而畜牧民是从既种植谷物、又驯养家畜的人群中发展来的。因此,最早出现的不是游牧部落,而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畜牧民;随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才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7]

然而,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指导意义即在于此。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踪迹中游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从事游牧业的人群由部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国家。游牧从起源到游牧国家的形成、演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

二、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

晚期混合经济的出现

以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为例,在新石器时代,这里曾出现过三个文化系统。一个是东南部地区的兴隆洼、红山文化系统,以筒形罐为主要特征。这一地区由于距海较近,雨量相对较多,所以早作农业传人较早,文化发展较快,是全国最早孕育文明因素的地区之一。一个是中南部地区,仰韶文化早期的居民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分两路进入,带来了旱作农业,后来发展为海生不浪、老虎山文化系统。此外,还有一个从东北、北部到西部的弧形地带,以细石器为基本特征,人口稀少,似乎以狩猎为生。进入青铜时代,中南部和东南部分别出现了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地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甚至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也有一定联系。此后气候向干冷期转变,其中西部地区的变化最为明显。人们不得不缩小农业的比重而逐渐向畜牧业转化,一些具有畜牧民族特征的器物开始出现。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以西的宁夏和甘肃等地。由于气候继续干冷,后来一些部族不得不向南迁移,给中原农业区造成巨大压力。而另外一些部族则向游牧经济转化,其活动领域除向东延伸外,还向北扩展到蒙古国和外贝加尔湖一带,所以这一大片地区的陶器和青铜器的风格十分相近。由于这些从半农半牧状态中分化出来的游牧民族大批进入欧亚北方大草原,当地原有居民也迅速由狩猎转变为游牧经济。[8]

从包头阿善遗址仰韶晚期(阿善二期)文化遗存来看,属于此期的房子为半地穴式,房子附近有窖穴。生产工具有大型石器、细石器、陶制品及角骨器。大型石器有斧、铲、锛、穿孔石刀、磨棒、磨盘等。细石器有刮削器、钻刻器、石镞、石核、石叶、石片等。陶制品以刀、铲为主。阿善二期文化遗存的年代,经学者们推测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700一前3000年之间。[9]在鄂尔多斯南部边缘的靖边县高渠遗址、子州县后淮宁湾遗址、横山县烂泥湾遗址、神木县的四卜树遗址等地及其他地方都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中除石刀、石斧、石铲之外,还有丰富的细石器。有的学者认为,这些考古发现显示,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较早的居民是与中原仰韶文化有密切联系的人群。他们住在河边台地上,以种植业为主业,以狩猎为辅。但与中原仰韶文化略有不同的是,这儿的生产工具除了石铲、石刀等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外,尚有大量的细石器。这些细石器似乎显示,在农业生产之外的其他生业活动,特别是狩猎或畜牧,在他们的经济生业中,似乎占有较重的份额。

在阿善二、三期遗址中都曾出土过许多狗、猪、羊、牛的骨骼,细石器中又有大量的石镞,因此动物畜养或者狩猎在当时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从阿善二期至三期晚段的生产工具(见表1)来看,在这一时期中,当地的人群过着一种兼营农业与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生活。[io]表1阿善遗址二期、三期各种生产工具比例

工具种类 二期 三期早段 三期晚段
细石器 17% 23% 19%
大型石器 51% 29% 38%
陶制品 22% 20% 21%
骨角器 10% 28% 22%

由上表可以看出,细石器、骨角器、大型石器在所有工具中的比例呈规律性的变化:细石器、骨角器的增加或者减少与大型石器的增加或者减少成反比。有的学者认为,骨角器增加表示当时动物的遗骨容易取得,而细石器与骨角器同增减的现象似乎表明这些细石器的使用的确与狩猎或者畜牧活动有关。这个工具比例的变化显示,在三期早段时,畜牧或者狩猎在当时混合经济中的重要性曾显著增加,到了晚期又略有下降。[11]

包头转龙藏遗址也说明当时人有较长期的定居生活。从出土的文化遗存来看,细石器有石叶、刮削器、石核、石镞、尖状器等,磨制石器有梯形斜刀石斧、梯形直刀石斧、梯形石锛、有肩石铲、长方形有孔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石环,以及陶刀、骨锥、骨铲等。各灰坑均有兽骨发现,其中有狗、羊、狍、马及猪等动物骨骼。因此,考古学家认为当时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并兼营畜牧及狩猎。转龙藏类型在伊克昭盟的一些地方亦有分布。[12]

以上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人群过着定居生活,经济类型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在生产工具中,细石器所占比例较大,显示当地的人群比同期的中原地区人群更依赖畜牧或者狩猎。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业受挫造成的。从部分聚落由河边台地迁移至谷地的断崖上,可推断为这是由于人口增长带来剧烈的资源竞争所导致的结果。另外,从阿善三期的细石器与骨角器在生产工具中的比例明显增加而磨制石器(以农业生产工具为主)减少来看,似乎表明当时人们在农业活动方面受到挫折,从而增加了对狩猎或者畜牧的依赖。在这样的混合经济中,农业与畜牧业原来就是互补的,在某一方面的挫折会使得人们加重对另一方面的依赖。

西方学者大都同意欧洲的农业起源于西亚。[13]西亚一万年前就进入了定居农业发展阶段。西亚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前有一个长达七千年的中石器时代,这正是农业孕育或起源的时期。[14]中石器时代晚期的纳吐夫文化不少遗址已有建筑及初具规模的村落遗迹,仍以狩猎采集为主,但正在向农业方向发展,并有了畜牧的萌芽。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只经历了两千年,随后进入了约三千年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三千年,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以种植小麦和牧养绵羊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已经成熟,并开始向四周扩散。

新石器时代欧亚大陆的主体部分已进入了定居农业发展阶段,包括蒙古草原和中亚。房子为半地穴式,石锄、石磨盘、石杵和牛、羊骨骼的出土表明,内外蒙古草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非常一致。中亚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文化是哲通文化和克尔捷米纳尔文化。两者在经济类型上均为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受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总之,新石器时代欧亚草原上的居民和他们南部的邻居一样,过着以定居农业为特色的经济生活,还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表明新石器时代存在游牧部落的客观证据,至于游牧民族的形成就更晚了。[15]

三、青铜时代与游牧的兴起

游牧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大量乌兰察布岩画显示,在青铜时代乌兰察布草原出现了车辆,其车形不仅与我国殷商时期的车形大致一样,也与中亚各地青铜时代的车形相仿。“游牧养畜业促进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物质文化的建立。这一时期已经发明并启用了一些运输工具,例如,鞍桥和用来载人运货的各种兽力车、活动住所——毡包车的出现,就是这种终年游牧的特殊标志……(内蒙古乌兰察布)岩画上可以见到一些四轮车和双轮车的图像。带有幅条的四轮车,车轮被固定在两根简单勾画的车轴上,在车的前部画一个从圆心辐射出一些直线的大圆,这显然是用来表示毡包车的圆顶。车辆由两对挽畜牵引,挽畜颈上套轭,轭的中间与单辕相连。”[16]在乌兰察布岩画中的四轮车和双轮车,是乌兰察布草原新的物质文化标志。在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已发掘的战国晚期至汉初的墓葬中,也发现大量的以动物文饰为特色的随葬青铜器,以及大量的随葬青铜武器、车马器和随身装饰品。这些墓葬中还有大量的以草食动物马、牛、羊为主的殉牲。[17]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带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常发现的猪,此时几乎消失在墓葬遗存中。在这些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农业生产工具,如铲、镰、锛、杵、臼等物品,随葬的陶器也非常少。武器与马具是相当普遍的随葬品,武器主要有短剑、刀、镞,以及可能为武器的鹤嘴斧,马具有马衔、马镳等。

根据这些考古遗存可以推断,当时人们已采取了一种依赖动物畜养而经常移动的生活方式。主要证据如下:首先,文化遗存大多出于墓葬,而绝少发现居住遗址;其次,墓葬中多有马、羊骨随葬,除饮牛沟发现一具猪骨随葬外,其他墓葬中都不见猪骨;再次,可被用于翻土的铲、收割谷物用的长方形带孔石刀,以及加工谷物的工具如杵、臼,几乎从考古遗存中消失。这与《史记》中所描述的汉初匈奴人的经济生活相符。而肉、乳与乳制品已成为匈奴人的主食。[11](p395)

位于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遗址,其第一段属于龙山晚期的遗存,当时的人群过着定居农业生活。第五段遗存出现青铜器容器鼎、爵等,以及铜刀、铜剑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器物。从朱开沟遗址第一至第五段的遗存来看,可以发现如下现象:第一至第三段在经济类型上无重大差别,从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大量的陶器、房屋的建筑方式以及随葬的猪骨等可知,当时的人群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到了第三段时,殉葬的家畜以及细石器有显著的增加,并出现骨柄石刃刀这样精致的切割工具,这意味着当时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比例。特别是由第三段开始,许多墓葬中有大量的羊下颚骨。从第三段起开始使用青铜器,但主要不是用于农业生产,起初用来制造小型工具和作为随身装饰品,到第五段时则用来制作武器。从第五段墓葬中发现的铜兵器来看,当时不同群体的冲突逐渐扩大,应付战争已成为社会机能之一。[11](p399)

与朱开沟晚期文化面貌类似的考古遗存还有陕北清涧李家崖古城遗址,此外,在山西柳林高红、陕西绥德薛家渠,以及延川、洛川等地也都发现了该文化的遗址。有些考古学家称这种广泛分布于陕北与晋西北的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为“李家崖文化”或者“鬼方文化”。l18)李家崖文化在经济类型上可能是以农业与畜牧业为主的混合经济。生产工具中有铜制的斧、锛,石器有刀、斧,玉器有铲、刀、斧,骨器有铲,皆显示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李家崖古城遗址中还发现有马、牛、羊、猪、犬、鹿的骨骼。属于李家崖文化的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出土的兽骨据称是以牛、羊骨最多。“9j

四、混合经济到游牧经济的转变

导致从农牧业混合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原因是复合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生态环境的变化可能是导致游牧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王明珂以大量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受青藏高原抬升运动影响,全新世以来,这一地区的干旱与半干旱气候呈逐渐形成及加强的趋势。而气象上的变化导致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缺少水资源或水资源不稳定常是游牧流行地区的主要环境特征,中国北方的游牧地区也不例外。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气候逐渐变得干旱,从而使农业生产受到挫折,造成人们在经济上增加了对畜牧业或狩猎的依赖。在晚新石器时代,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生态环境似乎越来越不利于农业的发展,这很可能是气候上逐渐干旱化造成的结果。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游牧化与气象上的干旱期来临常常相对应。气象因素曾被用来解释西奈半岛内盖夫地区古人群由狩猎采集转变为游牧的原因之一。三千年前东非雨型的改变也被认为是造成当地游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11](p406)
其次,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早期游牧人群是以马、牛、羊为主的专业化游牧人群。因此,马、牛、羊的驯养史与游牧的出现密切相关。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出的农牧业兼营的混合经济为游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从动物遗存以及出土器物上的动物形象来看,除了当地原有的家畜猪、狗、牛、羊外,也出现了驯养的马。李家崖古城遗址中的动物遗骸有马、牛、羊、猪、狗、鹿。因为有车马器的出土,无疑在李家崖文化中已有驯养的马了。

已有学者指出,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已知最早驯养的马出现在东欧。[20]在乌克兰南部dereivka村srednistog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马骨和六个鹿角式嚼子。研究表明,马正处于被驯化的过程中,主要是食用,也开始用于骑乘和牵引,其时代是公元前3500—前3000年。1956年,古姆巴特斯(gimbutas)曾提出“库尔干文化”的概念,用来描述灵活机动、骑马好战的父系氏族部落文化,以区别欧洲古老的定居、和平的母系氏族文化传统。库尔干文化是印欧语的源泉,是原始印欧人或雅利安人的创造。1985年,安东尼完成了一篇以马的驯化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他将马的驯化和印欧语的起源看做是库尔干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并且指出马是导致印欧语广泛传播的关键因素。在马被驯化的同时,适应马拉的车也应运而生。一辆牛车一天行程不过25公里,而马车可以轻易超过50公里,使人类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以超过自己的速度进行长途运输,从而导致了陆上运输的革命。

公元前1720年,喜克索人手执青铜武器和弓箭,驾着马拉的战车征服了埃及,并统治埃及一个半世纪。公元前1500年左右,自称雅利安人的部落联盟侵入了印度,并且在此永久定居下来。几乎与此同时,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来到了黄河流域。也许是强弩之末或人数太少,他们并没有把商朝推翻,但商朝甲骨文中有关于从北方侵入者手中俘获战车和马的记载。

最早的游牧部落形成的时间和地点目前尚未能确定,但与库尔干文化或印欧人的起源相关,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的欧亚草原的西端。关于游牧部落的最早记载见于苏美尔文:“他们的伴侣是武器……从不知道屈服,生食而没有住房。”

在西方史学著作中最早系统记述游牧历史和文化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该书第四卷具体描述了斯基泰人的文化面貌和大流士对他们进行的戏剧性的征伐。“斯基泰人自称是世界上一切民族当中最年轻的民族”。他们实行幼子继承,好饮马奶。他们的家在房车上,精于骑射,“绝对没有养猪的习惯”,不建造永久的城镇。斯基泰人分为游牧斯基泰人和农业斯基泰人,游牧中的一部分被称之为王族斯基泰人。斯基泰人被公认为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活跃于公元前七世纪至前四世纪。同时代他们附近还有许多类似的游牧民族。考古发现和当代研究表明,希罗多德的记述大体上是正确的。

第三,外来游牧文化的传人是我国北方游牧兴起的原因之一。

马在草原游牧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关于马驯养的起源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东欧、南俄及乌克兰一带的欧亚草原是驯养马的原生地。在中国,驯养马较为可靠的考古学证据所显示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或略早,因此,从驯养发生的时间顺序上看,似乎也支持游牧文化是从西北方传人中国的看法。当然,已有的考古学证据并不排除中国北方马在本土驯养的可能。考古资料显示,野生马在新石器时代曾生存在华北及北方草原地带。《史记》中也记载着匈奴人的畜产中有捕获的野马。直到近代,蒙古野马还是世界上惟一的野生马种。

但是,目前在长城以北的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马具如马衔、马镳来看,均表现出其来自北方的文化因素,到了春秋时期,中国长城以北的北方地区的马具仍接近南西伯利亚马具的风格。中国北方地区的“北方青铜器文化”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与流行于欧亚草原上的同类器物在风格和工艺上是一致的。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以及有南俄草原特色的动物纹饰主题早已出现在中国的北方青铜器文化中,因此,草原游牧的技术与观念很可能在此时(公元前六世纪或略晚)影响中国北方地区游牧的产生。[11](p410—412)

来源:http://www.surag.net/?p=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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