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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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风云——燕国历史篇之一《始祖召公》 (2009-08-02 22:11:30)

前言:本文开始,想以我微薄之力,就北燕国的兴衰成败,参阅现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编辑整理,供博友们鉴赏,不知能否如愿!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并积极参与讨论,我将十分感谢!

始祖召公

话说纣王无道,宠信妲己。群臣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文王顺天民意,姜太公相辅,灭商建周,传位于武王(姬发),时有三公相辅,周王朝大兴。
三公之中,有姬名奭者。因最初封邑食采之地在召,今陕西省宝鸡市歧山县城西南的刘家原村一带,(现在该县被誉为“青铜器之乡”)故称召公或召伯。关于召公姬奭与周王室的关系,一曰:周文王之长子;二曰: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三曰:周王室之宗亲。召公生年不详,长寿,亡于周康王二十六年。召公经历了周朝武、成、康三世,居官数十载。
召公乃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为建立、巩固西周政权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经常巡行陕间乡里,舍于甘棠之下,决狱于阡陌陇亩之间,深受群众爱戴。百姓赋《甘棠》之诗,敬其人而爱其树。召公之德政教化,被称做“甘棠遗爱”。
西周王朝建立两年后,周武王劳病而逝,其子周成王年幼,用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和上卿召公奭辅政。召公任太保,以长老身份监护,所以召公又称太保。当时,西周天下很不稳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决定分陕而治。分陕的具体位置,在史籍《水经注》中记载为以陕城为界,而在史籍《括地志》中则记载为以陕塬为界。这样,周公旦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发展的领地;而召公奭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他辅佐成王,言传身教,继续执行周公的执政方针。召公勤于政务,厉行节俭,体察民情,反对奢侈,爱惜民力,把他的辖区治理得政通人和,贵族和平民都各得其所,因此深受爱戴,被后辈视为周朝杰出的政治家。在召公辅政四十多年里,周朝的政治比较清明,统治比较稳固,经济上一片繁荣景象,历史上叫做“成康之治”。禅让实践所追求的任贤则是他政治主张的体现。传说他曾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后人为了纪念他,舍不得砍伐此树。《诗经?甘棠》就是为此而写的。后人把他奉为“廉洁奉公之祖”、“亲政爱民之范”。
周武王灭掉商纣王后,建立周朝,封周王宗室、古圣王后人和功臣谋士为诸侯。其中召公奭与周公旦、太公姜尚位列三公。召公奭被封于燕,建燕侯国,后人为了区别于“南燕”故称“北燕”。召公是否是“北燕国”之始君,请看下篇《北燕国之始封》。

燕国之始封

书接上回,由于燕国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封国。关于它的始封,《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有明确的记载,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卷4《周本纪》也说武王伐纣之后,“封召公奭于燕”。可见《史记》认为燕国始封于西周成王灭商之后不久,始封者是燕召公,但是这一看法受到近代以来学者的怀疑。难道真的值得怀疑吗?
然而随着传世和出土的铜器出现,证实了燕国确实始封于西周初年。清朝同治年间出自北京芦沟桥的《亚铭》有铭文称“侯亚疑,燕侯赐亚贝,作父乙宝彝”。器铭字体为周初,又出于房山,可见周初燕国封于今北京附近亦即幽州之野。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山东寿张县出土的“梁山七器”中有《宪鼎铭》,铭文称:“佳九月既生霸辛酉,在燕,侯易宪贝、金。扬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彝”;清人吴大《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十六有《侯旨鼎铭》,铭文称:“侯旨作父辛”。两器提到的“召伯父”和侯旨之父都是召公,亦证燕国封于西周初年。
尽管如此,在燕国始封的具体时间上学术界尚有争议,一曰:是在周武王灭商同年稍后的四月。如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即持此说;二曰:是在周成王时期。如赵光贤《关于琉璃河1193号周墓的几个问题》即持此说;三曰:是在周成王亲政之时。但无论那种说法始封于西周初年并无疑问。
随着传世和出土的铜器出现,不仅证实了燕国始封于西周初年,同时也证实了燕侯的始封者。召公受封于燕,仅是名义而已,真正到燕国就封燕侯之位的是其长子。《史记索隐》曰“(召公)亦以元子就封”。召公这位受封为燕侯的“元子”之名,过去不详。当《侯旨鼎铭》受到学术界注意之后,或认为“侯旨”即召公的元子,《克、克铭》出土之后,多数意见认为铭文中的“克”才是召公的元子。所以,燕侯克是真正的始封者。召公受封于燕而元子克就封,这颇类似于同时的周公被封于鲁而实际到鲁就封的是其长子伯禽。
以上历史资料基本证实了燕国始封之时间、始封者。那么燕国最初的封地在今何地呢?请看下集《琉璃河遗址的发现》。

琉璃河遗址的发现

书接上集,关于燕国最初都城的封地,其说法有许多。本人经过查找资料整理归纳为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曰:传统之说,认为:燕国的都城是蓟,即今北京市区的西南隅。实际上蓟是燕国再迁之后的都城,最初的都城并非蓟。据《史记》卷4《周本纪》在记载“封召公于燕”的同时又说“封帝尧之后于蓟”,燕、蓟并称,足证二者是并立的二国。《史记正义》也说“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由此认为蓟、燕二国都是周武王时期的封国,分别因燕山、蓟丘而得名,蓟国衰落,为燕国所灭,并迁都于蓟,蓟国之名遂绝。显然燕国的最初都城不在今北京市区的西南隅。
二曰:今河北玉田西北一带之说。《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称:“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又引徐才宗《国都城记》称“周武王封召公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国都城记》认为召公所封的燕地在燕山之野,燕国因燕山而得名。唐初的地理著作《括地志》认为:“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唐代的渔阳县在今天津蓟县,蓟县东南邻接河北的玉田县,则“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大概在今玉田县西北。按照这种说法,燕国最初的都城应在今玉田西北一带。
三曰:河北涞水县之说。据《太平寰宇记》卷67记载,河北易州易县条称涞水县“县地即周封召公于此也”。涞水县今属河北。按照此说燕国的始封地应在今河北的涞水县,近代学者王国维《北伯鼎跋》即持此说。
四曰:河南郾城之说。由于“燕”字在金文中多作“郾”,有的学者据此推测燕国的始封与河南的郾城有关,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就主张郾城“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顾颉刚《燕国曾迁至汾水流域考》又进而发挥,认为燕国初封河南,然后向北迁徙,先迁山西的汾水流域,再迁至河北境内。
关于燕国始封地,之所以产生不同意见,是因为历史资料的不足而引起的。但这些分歧已经随着近几十年来北京房山县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的进展而得到解决。琉璃河遗址位于琉璃河镇北1.5公里的台地上。范围包括含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六七个村。面积500余万平方米,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遗址分居住区、墓葬区和古城址三部分,70年代以来,经考古工作者多次发掘,证实这是一处规模巨大的商周遗址,古城始建年代不晚于西周初期,即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8世纪。并且在城外不远的黄土坡村(京广铁路两侧)还发现并发掘了一处大规模的西周燕国贵族墓地,墓地并出土了有关燕侯始封的有铭铜器。学术界一致认为,这座古城就是周初燕国的封地所在,是当时燕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和年代的确定,证实了燕国最初的都城位于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一带。至此燕国最初封地问题已真相大白了,然而都城之说又是那些文化古迹证明的呢?请看下集《西周遗址》。

西周遗址

前文已叙,琉璃河西周遗址主要包含居住址、古城址和墓葬区三部分遗存。本篇就这三部分遗存的资料进行编辑整理,提供给大家鉴赏。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经过考察,在居住址发现了当时人们居住的房子,使用过的窖穴,以及属西周时期的遗物,包括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其中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同时在一些使用过的灰坑中也发现属于商代的遗物。
早在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者就开展了对西周古城遗址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基本确认古城遗址位于琉璃河西周遗址的中部——董家林村。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地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根据附近居民的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北城墙有的地段,地面上还留有1米多高的城墙,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夷为平地。但是整个城址仍然比周围地面高出1米有余。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得知北城墙和东西二面城墙的北半部,地下仍然保留了大部分墙基,其中北城墙的东北角保存相对完好。
北城墙全长829米,东、西二面城墙保留的北段长约300米,南城墙及东、西面城墙的南段,由于破坏严重,长度不明。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发现有深2米多的护城壕沟。根据已知的城墙长度,推测城的平面应是方形或长方形。由于城墙内侧的“护坡”,被商末周初的墓葬以及属于西周时期的灰坑、房址所打破,说明古城的修建年代最迟不应晚于西周初期。这和古代文献所记西周初期北京地区的历史情况,基本一致。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考古工作者终于发现了黄土坡村墓地,该墓地位于古城址东南,他们先后经过1971年—1978年和1981-1986年的两次发掘,这个占地5万余平方米的墓葬区,到1986年冬,先后清理出300余座墓葬和30余座车马坑。按照墓葬规模,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
墓葬的基本特征是:中、小型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四周一般有熟土二层台,坑底置棺停,大型墓墓室部分亦为长方形土坑竖穴,一般带有二条墓道,个别的带有四条墓道,坑底木停保存较好。墓葬中的入骨保存情况:小型墓以陶器为主,保存较好;中型墓以青铜器为主;大型墓因被盗严重,青铜器亦不多见了。
墓葬中有大量的随葬品,在出土的器物中主要有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玛瑶器、骨角器以及原始青瓷器、漆器、蚌器、货贝等;陶器有鬲、簋、罐、壶、鼎、豆等,多为明器,显然这是专为燕国贵族烧制的;漆器的种类有觚、豆等;原始瓷器有尊、豆两种;青铜器有圆鼎、方鼎、爵、尊、卣、觯等礼器和戈、戟、矛、镞、匕首等兵器及车马器等。青铜礼器有百件之多,大都铸有铭文,青铜礼器及其器物上所铸的铭文,尤其是铸有“克侯”铭文的青铜礼器,为确定古城址的性质、作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然而这些随葬品又是从那些墓室里发掘的?请看下集《古墓遗存》。

古墓遗存

书接上文,琉璃河遗址是西周初期燕国的一处重要都邑遗址,已毋庸置疑。遗址内有古城址、居住址、墓葬区等重要遗迹,也实为可信,迄今为止已发掘200余座贵族墓。在此不可以一一介绍,本篇主要就黄土坡遗址中三个编号墓的遗存,经过整理编辑后重点推荐给大家,供朋友们鉴赏。
本人认为在向大家介绍主要古墓遗存之前,将整个西周燕国黄土坡墓葬遗址进行简单介绍很有必要。由于京广铁路从黄土坡墓葬遗址中穿过,于是将墓葬遗址分为东、西二区,即铁路以西的为Ⅰ区,铁路以东的为Ⅱ区。而Ⅰ区墓葬和Ⅱ区墓葬在文化上又存在着明显差别:黄土坡遗址Ⅰ区是燕地的殷商遗民的墓葬;Ⅱ区是西周燕国贵族和平民的墓葬,而Ⅱ区的墓葬遗址才与本主题有关。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黄土坡遗址Ⅱ区的发现对我们研究北燕国的历史更有意义。Ⅱ区黄土坡遗址,到1979年为止,共发掘了27座墓葬和2座车马坑,其中主要的是251号墓、253号墓。
251号墓出土“伯矩鬲”、“单子尊”、“单子卣”、“伯矩盘”和“庶觯”等铜器,其中“伯矩鬲”造型庄重、华丽;铭文为“在戊辰,匽侯易(赐)伯矩贝,用乍(作)父戊■(此字模糊)彝;“伯矩鬲”通体饰满浮雕牛头形花纹,盖内和口沿内都铸有内容相同的铭文。
253号墓出土“堇鼎”、“圉卣”、“圉卣”、“圉方鼎”等器,其中墓中出土的堇鼎。通高62厘米,口径48厘米,重41.5公斤。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和出土的商周青铜礼器中最大的一件。器内壁铸有铭文26字,记述堇奉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保贡献食物,而受到太保的赏赐。《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由此可见铭文所记正好与文献上所载召公本人并未前往燕国就封燕侯,而“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一事相印证。此外还发现有不少玉器与玛瑙、绿松石等组合而成的串饰,这是有身份的贵族统治者的佩饰物。
1986年黄土坡遗址Ⅱ区1193号墓的发现。对于研究北燕国的历史具有重大的作用。该墓位于黄土坡村西北,该墓葬大而形制特别,为长方形土坑葬;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现存墓口南北长7.68米,宽度在5米以上;墓底部距地表10.25米;大墓有4条墓道,各在墓室四角。在椁室东南部出土的铜罍、铜罍上有4篇内容相同的铭文。据殷玮璋先生考证,这两件铜器是西周成王早期遗物,铭文内容当译读为:周王说:‘太保,你明德贤能,于周有功,你常以香酒奉献给君主。为了报答你的忠诚和对君王的尊奉,封你侯于燕。’这两件铜器就是太保召公为纪念周王册封他燕侯爵位并授土授民而铸造的,据此,可以判断1193号墓就是召公奭的陵墓。西周初召公被封于燕,其后因供职宗周而爵位由子辈承袭,所以他死后仍归葬于燕国封地内。对此,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该墓的墓主当为燕侯克,是召公奭的子辈或孙辈,属第一代或第二代燕侯。但是在董家林古城就是西周初期燕国都城且是“封召公于燕”的始封地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至此,进一步证明了董家林古城不但是西周燕国都城遗址,而且是“封召公于燕”的西周燕国最初都城遗址。
关于琉璃河遗址,本文暂且讨论到此。然而燕国疆域有多大,又是如何向外扩张的呢?请看下集《西周燕国的发展》。

西周燕国的发展

书接上文,众所周知,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称为西周。西周时期燕国的疆域究竟是怎样呢?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由此可以大概知道这个时期燕国的疆域,主要包括冀北、今北京地区和辽宁西部的大凌河流域,周围多分布着戎狄和貊部族,东南与齐邻接。
关于西周时期的燕国历史,史书记载很少。据《河南济源市白涧燕氏族谱》记载:这个时期共有十二代燕侯,按时间先后分别是:燕侯克、燕侯旨、燕侯舞、燕侯宪、燕侯和….第六至第九代名号不详,最后三代为惠侯、厘侯和顷侯。西周时期的燕国,在《春秋》经传和《国语》中也很少提及,尽管《竹书纪年》和《史记?燕召公世家》中,都记录了这一时期的世系,但文多龃龉不合。但从考古发现看,燕在这一历史时期是有所发展的。
兼并蓟、韩,蓟国是与燕国同时受封的侯国之一,《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礼记?乐记》则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尽管受封者史书记载有异,但是蓟是周初封国之一并无疑问。关于它的灭亡,早期史籍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据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说:“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乃并蓟居之”,应解释为:燕国灭掉蓟国之后,都城迁移到了蓟城。结合考古发现,大约西周后期蓟国被燕国所灭。韩国为燕所灭,不见于史籍记载,考虑到韩国之地后来并入燕国,它为燕国所灭应无疑问。至于具体时间,史无明文,如果《潜夫论?志氏姓》所说“周宣王时有韩侯”可信,而春秋时期已经不见韩国的记载,则燕国兼并韩国的时间当在周宣王之后至春秋初期。
向冀北、辽西的扩张。西周时期,商朝原在冀北的方国部族孤竹、令支、无终等都不见有活动的记载,可能都已经臣服于燕或为燕所灭,至少是相继纳入到了燕国的封域,此外,燕国势力在北部和东部也有所扩展。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发现,近年来,在北京地区和辽西发现有西周时期的燕国贵族墓葬和窑藏铜器。如北京昌平县白浮村西周墓;辽宁朝阳魏营子九座土炕木椁墓;辽宁凌源马厂沟及其附近的喀左北洞村和山湾村的窑藏铜器…。
白浮村西周墓发现随葬品: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陶器、玉器、象牙器及有字卜甲等。墓中出土的100多件卜甲残片,背面都显有凿和灼的痕迹,是西周墓葬中最具有历史价值的带字卜甲。更重要的是墓中青铜短剑极有地方特色,有的剑格与剑身之间有凹缺;有的柄首作马头状或鹰头;还有柄端带铃的匕首,这些都显示出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关。
喀左铜器窖藏,是西周初年燕国祭祀山川时埋葬的青铜礼器,发现于辽宁省喀左县西南大凌河两岸区丘陵地带的山岗上;在咕噜沟村出土一件周初铜鼎,高50多厘米,重70余公斤,有铭文;在马厂沟出土16件铜器,有鼎、盂、卣、壶、盘和鸭形尊等,铭文上显示,系燕侯所作的盛食器;在北洞村出土有方鼎,有铭文24字,记作器者受侯的赏赐,器底又有“侯亚疑”徽号;在山湾子出土铜器22件,有鼎、鬲、盂、尊等,13件有铭文,其中为伯矩所作;在小波汰沟出土的青铜器,作器者为“圉”,曾参加周王在成周举行的典礼并受到赏赐。
由此可见,喀左窑藏铜器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关系十分密切,两地铜器“侯 ”铭文、字体一致。山湾村的伯矩同琉璃河出土的伯矩鬲是一人之器。这些墓葬和窑藏铜器的发现,表明西周时期,燕国的经济文化已传播到冀北和辽西地区,这一带已经纳入到燕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公元前770年,随着周平王迁都洛邑,西周王朝结束。随后燕国又将发生什么呢?请看下集《迁都临易》。

迁都临易

前文已述,有明确记载的燕侯世序是从第九世(另一说第十世)燕惠侯开始的。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自惠侯以下至春秋末期,燕侯历有釐侯、顷侯、哀侯、郑侯、缪侯、宣侯、桓侯、庄公、襄公、前桓公、宣公、昭公、武公、前文公、懿公、惠公、悼公、共公、平公、简公、献公(另一种说法是孝公)21世。其中的釐侯、顷侯属于西周时期,哀侯至献公属于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的燕国,史籍有关的资料很少,《左传》虽然也有一些燕的零星记载,但这些有限的材料或属南燕,或难以判断是北燕还是南燕。但是关于燕国《迁都临易》的记载还是清楚的。
迁都临易是燕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对此,《史记?燕召公世家》并无记载,它是通过《史记集解》转引《世本》而得以保存的。《史记集解》在燕桓侯条下称“《世本》曰:‘桓侯徙临易’。宋忠曰:‘河间易县是也’。”燕桓侯在位时间是公元前697年——前691年。宋忠,当是宋衷,东汉人,他所说的河间易县治今雄州市。可见东汉时临易故城遗址在当时的易县境内。
燕桓侯迁都临易的原因,可能与山戎侵燕有关。山戎是春秋时期分布于河北北部的古代部族,公元前7世纪时最强,曾先后南下攻伐郑、燕、齐等国。据史载,燕宣侯五年(公元前706年),“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厘公与战于齐郊”。这次山戎进攻的对象不是燕国,但山戎“越燕而伐齐”,对燕国的威胁不言而喻。燕桓侯即位的时间是公元前697年,上距山戎攻伐齐国不过10年,因此迁都临易可能存在躲避山戎侵扰的因素。
燕桓侯在位时间凡七年(公元前697一前691年)。他死后,其子庄公继位,仍以临易为都。燕庄公执政33年,这一时期正值山戎强盛,燕国成为山戎侵扰的主要目标。燕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4年),山戎对燕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庄公不敌,只好向齐国求援。齐国此时是桓公在位,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在管仲的帮助下,经过改革,国力空前强盛。因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燕国请求。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向山戎大举反攻。“遂北伐山戎,令支,斩孤竹而南归”。令支,又作离枝,在今滦县、迁安一带。令支、孤竹位于今冀东一带,是山戎势力的重心地区,齐桓公北伐山戎,进兵令支、孤竹,挽救了燕国的危亡,燕庄公对此非常感激,不惜优礼相待,《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曾记下了这一戏剧性的细节:“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燕庄公的优礼换来了齐桓公的慷慨赠地,不失为燕、齐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对齐桓公所割之地,燕国曾经筑城以示纪念,后世称为“燕留城”。《史记正义》引唐《括地志》称“燕留故城在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地与燕,故名燕留。”唐代的长芦县在今沧州市,燕留城位于长芦县东北十七里,说明燕庄公时期燕、齐两国的分界线在沧州市东北一带。
为抵御山戎的入侵,燕桓侯《迁都临易》,燕庄公在齐桓公的帮助下保全燕国,尽管迁都时间不长,但是却是燕国历史上发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因此,本人认为了解临易很有必要,那么临易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又有那些历史文物?请看下集《南阳遗址》。

南阳遗址

书接上文,关于临易,赵一清《水经注释》说:“自蓟徙临易水,谓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东汉人宋忠(衷)曰:“今河间易县也。”后汉时的河间(国)易县,即今容城县东部南阳、古贤及雄县西部一带,可见东汉时临易故城遗址在当时的易县境内。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临易故城遗址现属今河北容城县(与雄州市相邻),位于县城东14公里的晾马台乡南阳村村南 200 米处,名为南阳遗址。
南阳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遗址 , 遗址的东、南、西三面有故河道。遗址呈长 方形 , 东西长 800 米 , 南北宽 700 米 , 面积 56 万平方米。南阳遗址的北坡高出地表 2-3 米 , 南坡高出地表 0.5 米 , 东坡高出 0.3 米 , 西面地势平缓。
遗址包括南阳村“燕国城”和“晾马台”两处大型春秋战国台地文化遗址。这两处遗址,似是南北二城的格局。在这里征集到和清理出有铭文的铜器、陶器及骨器等文物40多件,其中的几件还刻有铭文和陶文。后经分析鉴定 , 确定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南阳遗址的文化层厚度在 0.3-1 米之间。遗址中出土文物主要有:陶碗一件,器身有“易市”陶文;“燕王职戈”一件、铜鼎二、铜簋一;铸有“西宫”铭文的铜壶一,铸有“左征”铭文的铜壶盖一;铸有“燕侯载之萃锯”铭文的铜戈三件;燕首刀币三百余枚。另外还采集到铜凿、陶鬲、罐、豆、筒瓦等,陶罐局部也有“易氏”陶文。
从上述文物看,“西宫”铜壶的发现,说明这里应为国都宫殿地址所在,铜壶上的“左征”、“右征尹”铭文中的“征”应为燕国内府官署名,左、右为分工司职。“易市”陶文,或与“临易”、“易都”相关。
关于易都的年代,《嘉靖雄乘》载:“周武王克商三年,封召公于北燕,庄王三年(前六九四年)燕桓侯徙都易。”《韩非子·有度》篇载:“燕襄公以河为界,以蓟(都)为国。”由此可见,燕国易都的营建年代是公元前六九四年,至燕襄公时(前六五七年),又自易都回蓟城,以易为都的时间三十七年左右。
尽管燕都在临易的时间不长,但是据遗址出土的文物记载燕侯载的铭文,可以推测为战国时期的燕成侯(公元前450年一前434年)在位时曾经与临易还有密切的联系。这说明,从公元前697年燕桓侯迁都到临易,直至公元前434年,260多年间,这里一直是燕国的重要城邑。
前文已叙,齐桓公北伐山戎,解除了燕国的东部威胁。至燕襄公时(前六五七年),燕国又自易都回蓟城。那么蓟城又在今天的那里呢?请看下集《蓟城之说》。

蓟城之说

书接上回,燕襄公时期(前657—前618年)燕国都城由临易迁都蓟城。关于迁都之时间,《韩非子·有度篇》云:“燕襄王以河为界,以蓟为国。”史载燕室谱系无襄王,只有襄公,学者有的怀疑襄王为战国时期的燕昭王之误。然而常征先生《古燕国史探微》根据先秦时期国都制度和有关史事对此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襄王当为襄公之误,这种说法是可以相信的。尽管史籍没有明确文字的记载,不过根据考古材料可以推断迁都是在春秋时期。解放以来,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一带的陶然亭、姚家井、广内大街白云观、宣武门内顺城街、和平门外海王村等处,不断发现有古代瓦井。并伴有制作精美的饕餮纹半瓦当及战国时期墓葬等。据介绍,瓦器有典型的燕陶文,瓦井的年代大约从东周开始延续到西汉以后。属于宫殿建筑构件的瓦当与东周时期的古井并存,可证迁都蓟城是在春秋时期。
燕国为什么迁都蓟城?其历史背景有两个:一是齐桓公北伐山戎,解除了燕国的东部威胁;二是晋国自献公起,通过经济和军制的改革也逐渐强盛起来,先后灭掉赤狄、长狄,并吞二十余国,解除了燕国的西部威胁。这样就使燕国摆脱了戎狄东西夹击的困境,为燕国创造了重新发展的机遇。考虑到上述两个主要因素,由此,进一步证明了,燕国由临易迁都至蓟城应在燕庄公之后的燕襄公时期。
至于燕国之所以不从临易重新迁回董家林燕都旧址,而是迁都蓟城。其原因有二:一方面,蓟城的地理位置优越于山前平原城市的琉璃河和平原城市的临易,便于燕国凭山据险,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另一方面,蓟城处于华北地区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和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连接地带,便于发展农牧经济和实施北进蒙古高原、东拓东北疆域的战略方针,奠定了以后再度拓展冀北和辽西的基础。
关于蓟城的具体位置,据郦道元《水经注》说:“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经过数十年的工作,为探寻蓟城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50年代在蓟丘以南不到4公里处(广安门南700米外),曾发现战国遗址,出土饕餮纹半瓦当,这是燕国宫殿建筑常用的建筑构件。1956年在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151座春秋、战国至东汉时的陶井,其中战国36座,陶井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共130座。1965年在配合市政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发现65座战国至汉代陶井,陶井分布在陶然亭、白云观、姚家井、广内白纸坊、广内南顺城街、和平门外海王村等处,较密集的地方是内城西南角经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发现陶井55座。人们原来一直认为东周以来的蓟城在今北京广安门外白云观一带,即今北京城区的西南部,但后来发现这里的古城遗址的年代晚于东汉,所以东周蓟城遗址具体在那里,至今仍在探索之中。
燕国迁都蓟城以后,在燕国的历史中又将有那些故事呢?请看下集《惠公奔齐》。

燕惠公(简公)奔齐

书接前文,燕襄公(公元前657年)迁都蓟城以后,燕国历经了前桓公、宣公、昭公、武公、前文公、懿公,这段时期燕国无重大事件可叙。话说到了公元前539年,即春秋末年,燕国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一场政治危机,造成了燕国君位传承的一次重要更迭,但史籍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一曰:“惠公奔齐”。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惠公多宠姬,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四年,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意思是说:惠公欲立宠姬而去诸大夫,结果是诸大夫起兵杀死宠姬,惠公被迫出奔齐国。由此可知,《史记》中称事主的谥号是燕惠公。
二曰:“简公奔齐”。据《左传》记载:“简公多嬖(pi)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大意是:燕简公欲重用“嬖宠”而去诸大夫,结果是诸大夫起兵杀死“外嬖”,简公被迫出奔齐国。由《左传》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事主的谥号是燕简公。
从上面的记载,我们很容易看出,《史记》与《左传》两书所述是同一件事,而事主的谥号及事件的原因却有很大的不同,这难免让我们产生许多疑惑。不过从记载的文字中仔细琢磨,还是可以发现有相同之处,即对奔齐之原因都与宠姬有关,尽管《左传》记载是“嬖(pi)宠”,但是经过查阅古汉语词典,其意思是宠幸、受宠爱的人。根据“嬖”字的结构组成以及古汉语文字形成来源,可以推测“嬖(pi)宠”乃为宠幸女姓为多。于是,本人推测奔齐之原因皆为宠幸女子所引起。
至于对事主谥号记载的差异,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曰:认为《左传》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条的燕君应是简公,《史记》将春秋时期的简公与战国时期的惠公位置搞颠倒了,《史记志疑》的作者梁玉绳即持此种观点。二曰:认为是燕惠公,燕简公可能是双谥分称造成的,《燕史纪事编年会按》的作者即持此种观点。根据《湖南武陵源燕氏族谱》和《河南济源白涧燕氏家谱》的《燕国四十三代国君在位年代表》记载,公元前539年在位的国君是燕惠公,于是,我持第二种观点。
关于事件的起因。多数人认为《左传》所记比较准确。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大家认为:所谓“嬖宠”、“外嬖”,可能是简公相信和依靠的一批地位比较低下的下层官吏所引起的,但是也不可以全面否认可能是宠幸某女子所引起的。二是,《史记》所述简公出奔至齐、晋联兵送简公归国等事,是将不同三年中的四件事杂揉在了简公奔齐以后的第四年一起来叙述,对此《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已有说明。
尽管在奔齐事主谥号上有不同观点,但是我还是把查到的诸家关于《燕简公奔齐与还国》的基本内容叙述一下,供大家鉴赏。
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燕简公起初可能是思谋变革,起用一批下层官吏,以取代“诸大夫”。但这一措施遭到了上层贵族的反对,于是燕大夫们朋比为党,起而诛杀了燕简公的“外嬖”,燕简公不得已逃往齐国避难。从公元前539-前536年,燕国一直虚位无君。鲁昭公六年冬,齐景公入晋,请求晋侯联合伐燕,送简公归燕执政,得到了晋侯赞同。燕国执政的诸大夫自然不愿看到燕简公回国复辟,面对齐、晋联军的军事压力,他们一方面拥立新君燕悼公,作为对抗措施,另一方面又对齐、晋联军分化瓦解,以珠宝鼎彝等厚礼贿赂齐国,并以“燕姬”嫁给齐景公为诱饵。这一措施果然奏效,齐军遂停顿于虢(今保定市高阳、蠡县间),与燕国会盟于濡上(今安新、任丘间),承认了燕国拥立新君的现状。
关于究竟是那位国君奔齐的问题,两种观点均已叙述,供朋友们讨论,这次事件不久,东周进入了群雄混战的时期,请看下集《群雄并起中的燕国》。

群雄并起中的燕国

书接上回,为了方便叙述燕国以后的历史,便于整体内容的衔接,本人认为有必要了解春秋时期几个主要列国的大概情况。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在这二百九十多年间,社会风雷激荡,战火连天。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春秋时期大小列国约有一百二十多个(一百四十多个),其中以姬姓者为最多。经过混战兼并,到后来只剩较大的几个。春秋时期,周天子也失去了从前的权威,反而依附于强大的诸侯。于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权,互相征战,争做霸主,先后有五个诸侯称霸,即“春秋五霸”。
关于春秋五霸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曰: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此说见之于《白虎通·号篇》。二曰: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hé lǚ),越王勾践,此说见之于王褒的《四子讲德文》。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他任用管仲为相,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改革,采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统一国策。同时采纳管仲的意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团结其他诸侯,抗击周边的少数民族,阻挡强大的楚国北上,在诸侯国中树立了威信。不久,齐桓公召集诸侯国在蔡丘会盟,率先成为霸主。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领楚、郑、陈等国军队围攻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晋文公采纳了谋士的正确意见。联合齐、秦两国参战,改善同曹、卫的关系,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孤立楚国。激怒楚国令尹(官名,相当于宰相)子玉,发兵进攻晋军。
晋文公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采用“退避三舍”之计,后撤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省憋县)。会合齐、秦、宋等盟国军队,诱敌深入,集中兵力,于公元前632年4月,大败楚军。后来,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于是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公元前六三九年春,宋襄公邀请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于齐国的鹿地。宋襄公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急功近利,空讲仁义,被楚成王令楚兵拘押后放掉。尽管宋襄公是盟主的身份,不过有名无实,并没有成为真正的霸主。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率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又成为中原霸主。
公元前659年 ,秦穆公即位,他非常重视人才,其任内获得了百里奚、蹇叔、由余等贤臣的辅佐,西部的秦国也逐渐强大起来。后来,秦穆公企图争霸中原,但由于向东的通路为晋所阻,便向西吞并十二个小国,在函谷关以西一带称霸,史称“称霸西戎”。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进攻越国,围困越王勾践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迫使越国屈服,接着又打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在黄池(今河南封丘附近)与诸侯会盟,成为霸主。
越王勾践自被吴国打败后,卧薪尝胆,立志报仇,经过几十年努力,转弱为强,灭了吴国。勾践乘势北进,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今山东膝县),成为霸主。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春秋时期的霸主几经易人。到了春秋末年,经列国兼并,剩下的大国主要有西方的秦,中原以北的晋,东方的齐、燕,南方的楚、吴、越。
由于燕国地处边陲,更重要的是春秋时期的燕侯或者燕王没有什么野心,与列国关系友善,反而相安无事,得以保全。然而到了战国又会怎么样呢?请看下集《御齐战争》。

御齐战争

前文已经交代,春秋末年经过混战兼并,形成了秦、晋、齐、燕、楚、吴、越七个大国。据《史记编年史》记载,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史称“战国”。战国早期,除吴于公元前473年被越所灭,全都保存下来。其中秦国、燕国实力较弱,而晋、齐、楚、越四国比较强大。后来晋国经过六卿之间的兼并,于公元前453年,形成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局面,号称“三晋”。齐国自公元前481年田氏子杀齐简公,专齐政,形成“田氏代齐”的局面。楚国虽向东方略地扩展,但其北上被“三晋”击败。越国灭吴后曾强盛一时,进入战国后因长期内乱而衰弱,后被楚国所灭。随着赵、魏、韩“三家分晋”,越国被楚国所灭。不久东周便形成了秦、齐、楚、赵、魏、韩、燕七雄争霸的新局面。
在此期间,各国先后进行改革,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齐国有田氏代齐;其余韩、赵两国也不同程度地推行过改革的措施。唯独燕国在变法改革方面默无声息,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是战国七雄中比较贫弱的国家。然而燕国仍然立于七国之中,至于其中的原因,在此暂不叙述。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从公元前475年起到公元前221年燕国灭亡。燕国先后历经孝公、成公、湣公、釐(lí)公、桓公、文公、易王、王哙、昭王、惠王、武成王、孝王、王喜,共13世。自燕孝公至燕王哙,这期间,燕国北有东胡,南与齐国、中山相接,西与赵国为邻,而其威胁主要来自齐国。
公元前380年,秦、魏两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表面上答应救韩,实际上却秘密集结军队,向燕国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桑丘(今徐水县东南)。燕国不得已,向韩、赵、魏三国求援,三国迅即出兵伐齐,兵至桑丘。第二年,三晋为救燕,再度攻齐,直至占领灵丘。齐、燕桑丘之战,齐国因慑于三晋的军事干预而退兵,燕国最终保住了桑丘,此后,燕、齐又曾多次发生战争。
公元前373年,燕、齐于林营(有的说是林孤)交战,燕胜齐败。燕文公七年(公元前355年),齐国侵掠泒水之地。泒水为燕国东部的一条河流,这一带是燕国的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是燕国的必争之地。燕国出兵抵御,两国再次交战,齐军以兵败溃逃告终。可见,燕国的实力也不容小视。
尽管战国早期,燕国没有进行什么实质性的改革,但是仍然能够在燕、齐战争中屡屡获胜,多次挫败了齐国的向北扩张。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燕国在军事上采用了与韩、赵、魏三国联合抗齐的对策。韩、赵、魏之所以助燕抗齐,是因为他们与燕国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当时华北地区相邻的燕、齐、韩、赵、魏五国中,齐国最强大,燕国相对弱小,燕国只有联合赵、韩、魏,才能自存。而赵、韩、魏为了保持东方大国之间的平衡,也不愿意看到齐国过分强大。因此在遏止齐国的扩张方面,燕国和赵、韩、魏往往能够保持一致。二是外交上采用“和亲”计谋,利用秦、齐两大国间的矛盾,营造与秦亲善的气氛,答应秦惠王“以其女妻燕太子”的要求,借以牵制齐国。三是燕国在此期间国力也得到了加强,“泒水之战”,大败齐军,说明燕国的实力比春秋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
由此看出,战国前期,由于燕国采用了联合御齐的军事外交,审时度势的“和亲”计谋和自身实力的提高,所以有效的抵御了齐国的向北扩张,保卫了自己的国土。
然而随着北方东胡的崛起,燕国又将如何应付?请看下集《东胡其事》。

东胡其事

东胡从有史记载以来,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包括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早在商朝(约公元前十六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主要活动在当时燕国(在今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今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由于燕国与东胡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因此本人认为了解一下他们的历史很有必要。
关于东胡的历史,根据考古人员在东北地区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遗址的发现,主要从二方面的遗址内容得到了体现。
一是从出土的兵器体现东胡的历史:(1)老哈河流域遗址中的兵器多为青铜制品,说明了东胡处于青铜时代,其中出土的双侧曲刃青铜短剑,与中原地区铜制形制完全不同,它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2)辽宁朝阳十二台子出土的铜饰具和人面形铜饰牌,也同样被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3)1958年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最具特征的青铜短剑,双侧曲刃的特点虽仍然保存,但有的刃部已成直线型,而匈奴的剑,刃部一般都是直线型的,这说明东胡早期文化逐渐受到匈奴文化影响。
二是从随葬物等物件来反映东胡的历史:(1)从出土的猪、狗、羊、马、鹿、兔等动物骨骼来看,说明当时东胡的畜牧业很发达,而且还兼狩猎。(2)从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石锄、石铲等来看,说明当时的农业也有所发展,但在社会经济中未必占有重要的地位。(3)从东胡活动地区出土的战国时代各国的货币来看,说明东胡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较多。
东胡因位于匈奴之东而得名。《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称春秋时期“燕北有东胡”,《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也说战国时期的燕“东北边胡”。燕国与东胡的接触地带,大约在今滦河、燕山以北,西拉木伦河及其迤北的丘陵地带,东部不过医巫闾山。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文物看,在燕北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地带,燕文化的遗存下面,叠压着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交错存在的曲刃式青铜短剑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这说明,在战国燕势力到达这一地区之前,燕北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地带曾长期是东胡人聚居之地。
燕国与东胡有着长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一点虽不见载于史籍,却可以从东胡的文化遗物带有燕文化的成分看出。进入战国时期之后,东胡势力逐步获得发展,军事实力渐增,成为北方草原上的强大民族。
东胡崛起对中原地区北部缘边的燕、赵、秦诸国形成直接的威胁,他们除了西侵匈奴之外,也时常南下寇扰燕、赵、秦边民。而燕国更是首当其冲,如《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此时的燕国为防止东胡之侵扰,采用了两个措施:一是利用东胡对秦开的信任,遣贤将秦开“为质于胡”,暂时对东胡采取防御为主的战略;二是燕文公重新迁都至临易(这是本人之推测,没有史书记载)。之所以这样推测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年代很近,尽管如此联系起来好像有些牵强附会。但是燕文公在位徙易,有史可查,《水经注》卷11《易水》称:“易水又东迳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
由于东胡的崛起,燕国遣贤将秦开“为质于胡”,麻痹了东胡,因此也为后来“燕国大败东胡”创造了有利条件。
燕文公迁都临易古贤村(前文已叙)以后,没有多久,又复迁蓟城。公元前322年易王继位,翌年燕国在中山“五国相王”活动中称王。两年后,易王卒,儿子哙继位。燕王哙在他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318年,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大事,几乎让燕国遭受灭顶之灾。请看下集《燕王哙禅让》。

燕王哙让位

书接前文,根据《武陵源燕氏族谱》记载,燕王哙在位的时间共9年(公元前320年——公元前312年)。话说在他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318年,燕王哙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将燕王的君位“禅让”给了相国子之,并把三百石以上高官的玺印全部收回,交由子之任命。子之全面执掌了燕国军政大权,“南面而行王事”。燕王哙禅让王位一时成为列国震动的大事。
据《战国策?燕策一》和《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王哙禅让王位发生于公元前318-314年之间,同时比较详细的记载了这次事件。二十世纪70年代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遗址1号墓出土的中山王方壶铭文,也为这个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根据上述这些材料,大致可以看出,燕王哙让位于子之,起主要是受了纵横家苏代,和一位叫做鹿毛寿(潘寿)的隐士的蛊惑。这个蛊惑是分为三步来进行的。
第一步:苏代假借批评齐王“不信其臣”而“必不霸”,刺激燕王哙更加信任重用子之。苏代做这件事,显然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作为齐国使者来到燕国,知道“无益子之,则必不得事而还”,而且他跟子之是有私下交易的(苏代的哥哥苏秦跟子之有婚姻关系,苏代事后还接受了子之的酬谢金百镒)。
第二步,由鹿毛寿出面,以尧让天下于许由获得千古美名为诱惑,直接劝说燕王哙“以国让子之”。鹿毛寿在《韩非子》书中作“潘寿”,且是一位“隐者”。这位隐者究竟跟子之是什么关系?文献中没有明确交代。但是,这一步由一位“隐者”来完成,实在是非常高明的,因为在这一步的蛊惑中,一个极大的诱惑之处就在于: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没有接受,于是尧既有让天下之名,而实际上又不失天下;而“隐者”可以说就是一位在世的许由,现身说法地表明让国可以使燕王哙得名而又不失实的可能性结果。
第三步,又用禹当年政权交接时的情况为例,说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因此不如尧伟大,暗示燕王哙削弱太子的权力,进一步强化子之的权利。于是燕王哙“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这一步,《战国策》和《史记》以“或曰”引出,但据《韩非子》则仍然是那位“隐者”潘寿来完成的。中国古代所谓隐士,往往在政权交接之际发挥意想不到的关键作用。
燕王哙禅让王位除了受苏代游说和一位叫做鹿毛寿(潘寿)的隐士的蛊惑外,还有两个原因。
第一、燕王哙本身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好贤”、“行仁”,对历史上唐尧虞舜禅让的传说非常仰慕,企图通过自己的实践建立一种君位任贤的制度。《韩非子?说疑》就说:“燕君子哙,邵公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湮污池台榭,外不a(上下结构,上为“四”,下为“毕”)戈田猎,又亲操耒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然而子哙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淮南子?人间训》也说:“燕子哙行仁而亡”。燕王哙是一位励行节俭,反对奢侈,爱惜民力,提倡耕作劳动而“苦身以忧民”的君主,其“勤身而忧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古代的“圣王明君”。如果说燕王哙的苦身修行还仅仅属于他的道德主张范畴的话,那么禅让实践所追求的任贤则是他政治主张的体现。
第二,子之是一位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他迎合了燕王哙让贤推能的心理。史籍有关子之的记载不多,《史记?燕召公世家》只说他任燕王哙之相,“贵重,主断”,但燕王哙既然肯让位于他,表明二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比较接近,也说明燕王哙为子之的才能所倾倒。起码是他的“贵重,主断”得到了燕王哙的赞许。根据燕王哙让位之后的事实,看来子之是任非其人,才过其实,很可能是权术多于才能。《韩非子?内储说上》称子之任燕相时,曾“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他托言“白马”而实则要弄权术。《韩非子?二柄篇》所说“子之托於贤以夺其君者也”。可谓一针见血。
由此看出,苏代的游说、鹿毛寿(潘寿)的蛊惑、燕王哙本身的理想主义,加上子之的野心,于是促成了燕王哙让位子之。然而燕王哙让位后将发生什么呢?请看下集《让位之乱》。

让位之乱

书接前文,由于苏代的游说、鹿毛寿(潘寿)的蛊惑、燕王哙本身的理想主义,加上子之的野心,于是燕王哙的“禅让”过程比较顺利,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但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有的学者认为是因为子之推行的一系列措施遭到了失败,于是引发了一场社会动乱,即所谓“国大乱,百姓恫恐”。其实未必如此。
太子平和将军市之所以结党聚众,谋攻子之。既有内在的因素,也有外在的因素。
太子平是燕王哙的儿子,他是这次策动起兵的主谋。燕王哙在“禅让”之前曾有人向燕王的进言:“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进言人所谓“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可能燕王哙的禅让是以保持太子的原有地位作为前提条件的,由此看出,太子平的地位在“禅让”期间应该是不受影响的。这为太子平起兵提供有利条件,是内在的因素。
燕王哙在“禅让”子之之后,齐宣王曾派人向太子平劝说:“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以为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话说得委婉,意思却很明确,齐国愿意出兵帮助太子平。由此表明,太子平在起兵之前曾得到齐宣王的支持。这是太子平起兵的外在因素,也可能是后来齐国发兵侵燕的借口。
据《战国策卷一燕策》记载:“太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已殉。”意思是说:太子平经过一番准备,终于起兵了,他们“围公宫、攻子之”,一时声势浩大。但太子平的攻势并不顺利,连攻数月而不克。由于战局陷入胶着状态,叛军内部又发生分裂,“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子之也趁机组织反攻,叛军最后归于失败,太子平和将军市被都死于乱军之中。对于这场内乱,《战国策卷一燕策》是这样记载的:“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
由于燕国的内乱造成了人心的涣散和国力的严重削弱,也为外敌的入侵提供了机遇。还在燕国内乱发生之初,齐国、中山国就开始侵燕。齐国的群臣就向齐王建议“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子也劝说齐王:“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公元前315年,当燕国进入子之执政的第三年,内乱结果即将显现分晓的时候,齐宣王宣布接受群臣建议,命将军匡章率领“五都之兵”和“北地之众”,向燕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燕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几乎毫无抵抗。齐军如入无人之境,50天的时间便占领了燕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
与此同时,中山国也参与了齐国伐燕之役。中山王命国相司马“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得燕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帝大邦”,大大开拓了中山的领土,还得到了周天子和诸侯的策赏祝贺。
齐国和中山国侵占了燕国绝大部分领土,前后达三年之久,由于燕国军民的奋力抵抗和列国诸侯不承认齐国的军事占领,魏、赵、楚、秦等国又不断援燕伐齐,齐国最后不得不从燕国撤军,燕国这才免遭亡国之祸。
经过这次内乱之后,燕国将会发生什么?请看下集《燕昭王姬职》。

燕昭王姬职

前文已叙,燕国在战国七雄中比较弱小,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未能参与逐鹿中原、争夺天下的斗争。至燕王哙时(公元前315年),听信他人的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这个人原本就“贵重主断”,一朝权在手,更加不可一世,把燕国搞得“大乱”。“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 《战国策·齐策二》 )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攻子之,失败。齐因起兵攻燕,五十日而举燕国。燕王哙身死,子之被擒后处醢刑而死。后来由于齐军过于残暴,结果“燕人畔”( 《孟子·公孙丑下篇》 ),迫使齐军不得不撤退。
燕国在经历一场大乱之后,燕公子职即位,是为燕昭王。燕昭王(?-前279),前311即位,在位32年。燕昭王姬职,周召公三十八代孙,燕王哙之子。
关于燕昭王的名字和身份,《史记》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曰:太子平为昭王之说,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子姬平与将军市被谋攻子之失败之后,市被反攻太子,太子逃逸他国。后燕国军民把太子平立为国君(公元前312年),奋起反抗,把齐国军队赶了出去。“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昭王,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二曰:公子姬职之说,据《史记》记载:太子平与将军市被一同被之子所杀,燕王哙公子姬职在内乱一起之时就逃往魏国,当齐宣王破燕时,赵武灵王曾听从乐毅的计谋,以赵合楚魏而伐齐存燕(《赵策三》)。后由于形势变化未能实行,由于齐军过于残暴,结果“燕人畔”,迫使齐军不得不撤退之后,赵取燕公子职于韩,派乐池护送燕公子职入燕,立以为王(公元前311年),即燕昭王。上述的不同记载造成了后人认识的混乱,并为此而聚讼纷纭。
但是随着50年代考古发现的铜器铭文而澄清。1958年容城出土了铭文为“燕王职作冕萃锯”的铜戈,辽宁北票也发现有燕王职戈,《商周金文录遗》595著录有含燕王职字样的铜器铭文,证实燕昭王只能是公子职而非太子平。公子职是从韩国被赵武灵王召回,应是出质于韩。他于赵武灵王十一年被立为燕王,时当燕王哙六年,齐宣王五年,公元前315年。这时正值齐国占领燕国,说明燕昭王称王初期还在赵国过了几年流亡生活,直到公元前312年秦、魏、韩等国出兵救燕,齐军从燕国撤兵后,才在赵国军队的护送下返回燕国。
燕昭王受任于国破家亡之际,即位后励精图治,决心兴复燕国,报仇雪耻。故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他礼待老臣郭隗,当时对郭隗说的一段话很能反映当时的这种心态。他说:“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采纳郭隗的建议,招贤纳士,于是昭王拜郭隗为师,给以优厚待遇,“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这一措施很快见到实效,“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诸天下之士欲破齐者”、“善用兵者”,他“尽养之”,在燕国集中了一大批各方面的人才。
唐代诗人陈子昂有诗:“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即是形容燕昭王以重金聘用了苏秦。《战国策》里也记载他千金市马的故事,一时燕国成为“人才高地”。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年)燕国联合赵、楚、韩、魏诸国攻齐,上将军乐毅攻破齐国,占领齐国七十多城,开创了燕国最辉煌的时期。
那么燕昭王在位期间,为光复大燕,采取了那些措施呢?请看下集《昭王求贤》。

昭王求贤与千金买马

书接上文,据《战国策?燕策》记载:燕昭王收拾了残破的燕国以后登上王位,他礼贤下士,用丰厚的聘礼来招摹贤才,想要依靠他们来报齐国破燕杀父之仇。为此他去见郭隗先生,说:“齐国乘人之危,攻破我们燕国,我深知燕国势单力薄,无力报复。然而如果能得到贤士与我共商国事,以雪先王之耻,这是我的愿望。请问先生要报国家的大仇应该怎么办?”
郭隗先生回答说:“成就帝业的国君以贤者为师,成就王业的国君以贤者为友,成就霸业的国君以贤者为臣,行将灭亡的国君以贤者为仆役。如果能够卑躬曲节地侍奉贤者,屈居下位接受教诲,那么比自己才能超出百倍的人就会光临;早些学习晚些休息,先去求教别人过后再默思,那么才能胜过自己十倍的人就会到来;别人怎么做,自己也跟着做,那么才能与自己相当的人就会来到;如果凭靠几案,拄着手杖,盛气凌人地指挥别人,那么供人驱使跑腿当差的人就会来到;如果放纵骄横,行为粗暴,吼叫骂人,大声喝斥,那么就只有奴隶和犯人来了。这就是古往今来实行王道和招致人才的方法啊。大王若是真想广泛选用国内的贤者,就应该亲自登门拜访,天下的贤人听说大王的这一举动,就一定会赶着到燕国来。”
昭王说:“我应当先拜访谁才好呢?”郭隗先生说道:“我听说古时有一位国君想用千金求购千里马,可是三年也没有买到。宫中有个近侍对他说道:‘请您让我去买吧。国君就派他去了。三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千里马,可惜马已经死了,但是他仍然用五百金买了那匹马的脑袋,回来向国君复命。国君大怒道:‘我要的是活马,死马有什么用,而且白白扔掉了五百金?’这个近侍胸有成竹地对君主说:‘买死马尚且肯花五百金,更何况活马呢?天下人一定都以为大王您擅长买马,千里马很快就会有人送了。’于是不到一年,三匹千里马就到手了。如果现在大王真的想要罗致人才,就请先从我开始吧;我尚且被重用,何况那些胜过我的人呢?他们难道还会嫌千里的路程太遥远了吗?”
于是昭王为郭隗专门建造房屋,并拜他为师。消息传开,苏秦至韩入燕,乐毅从魏国赶来,邹衍从齐国而来,剧辛也从赵国来了,人才争先恐后集聚燕国。昭王又在国中祭奠死者,慰问生者,和百姓同甘共苦。为后来反齐收复燕国创造了条件,燕昭王又是怎样收复燕国的呢?请看下集《反齐联盟的方针》。

附:《战国策?燕策》片断【原文】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
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
昭王曰:“寡人将谁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
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甘共苦。摘自《战国策?燕策》。

反齐联盟(一)

书接前文,在燕昭王招揽的人才中,最著名的有三个:苏秦、乐毅、邹衍。
苏秦(公元前340—前284),字季子,东周洛阳轩里人据战国时期的韩国人,是与张仪齐名的纵横家。可谓“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他出身农家,素有大志,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捭阖之术多年。
乐毅是魏文侯时期著名将领乐羊的后代。乐毅的归燕,受到燕昭王的高度重视和信任,将他列为亚卿。乐毅不仅协助燕昭王实行了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而且成为后来率领燕、秦、韩、赵、魏五国伐齐联军的统帅,为燕昭王立下赫赫战功。
邹衍,齐国人,号“谈天衍”,归燕后受到燕昭王无上礼遇。据《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记载:“他初到燕国,燕昭王亲自手执扫帚,为他在前面清道,专门为他筑碣石宫,亲自前往受业。”他的五德终始说,把历史上的朝代和开国帝王按照五行相胜的次序来排列,认为帝王将兴,天必显现祥瑞,迎合了燕昭王承受天命、雪耻兴燕的心理。另外,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兼讲如何运用阴阳五行排兵布阵等。在军事领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所以又被称为“兵阴阳家”。这也有利于燕昭王练兵扩军,以备将来伐齐之用。
由于燕昭王招贤纳士,得到这三位人才。回国不久就确定了建立反齐联盟的战略方针,乐毅参与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制定。据《史记》卷80《乐毅列传》记载:有乐毅报燕惠王书,其中回顾了乐毅建议燕昭王制定反齐联盟的情况,称:“夫齐,霸国之余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乐毅认为齐国力量较强,燕国要想战而胜之,必须联合天下各国共同对付齐国;建立天下各国的反齐联盟,核心是必须让赵国参与进来。他认为齐国占领的淮北、宋地,楚、魏两国垂涎已久,楚、魏两国有参加联盟的可能。只要燕、赵、楚、魏四国联合伐齐,“齐可大破”。这一建议得到了昭王的赞成并付诸实施。
乐毅是反齐联盟的倡导者,而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则主要是通过苏秦完成的。苏秦自燕昭王二年初说燕,至燕昭王二十八年被车裂于齐,主要活动于燕昭王、齐闵王之世(公元前310一284年)。苏秦一生的活动,实际上就是秉承燕昭王的旨意,组建以燕国为核心,联合赵、秦、韩、魏、楚等国的反齐联盟。他在初见燕昭王时就分析说:凡天下战国七,燕处于弱国地位,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韩、魏,韩、魏重。燕的向背在列国间的争霸关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亡齐之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燕昭王在苏秦、乐毅、邹衍等贤臣的帮助下,初步勾画出了反齐联盟的方针,为后来雪耻兴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燕昭王又是如何实施的呢?请看下篇《反齐联盟的建立》。

反齐联盟(二)

书接上回,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燕昭王派苏秦入齐,先是说齐宣王归燕十城,后是鼓动齐伐宋,离间齐赵关系,并在赵武灵王、魏襄王、楚怀王、韩襄王这些大国王侯之间进行外交游说。
为了筹划伐齐,燕昭王在外交上采取了结好于秦的战略。 燕、秦的结好,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燕昭王和秦昭王的个人关系。燕昭王五年,即公元前307年,秦武王猝死,公子稷继立,是为秦昭王。秦昭王以雄才大略著称,在秦国历史上颇有建树。他的继立为燕、秦结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因为公子稷在继立秦王之前,曾作为质子长期居留燕国。秦武王与力士孟说举鼎,绝膑而死,事发突然。当秦国决意立公子稷为王之后,燕昭王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将公子稷迅速送归秦国,使他得以顺利继位,所以史称秦昭王的继立,“燕昭王与有力焉”。燕昭王正是利用这个机遇,与秦国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
二是双方战略的需要。在当时列国兼并战争的形势下,各国之间都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双边或多边的利害关系,燕、秦两国也是如此,既有倚重的互利关系,也有冲突的潜在可能,但在燕昭王时期,由于两国地理上相距较远,暂时还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冲突。双方依存的互利关系超过冲突的潜在可能,作为秦国,可以通过联燕而制齐。牵制东方的强齐;作为燕国,可以通过联秦而伐齐,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活动的筹码。
公元前288年,秦、齐两国同时称帝,企图东西联手瓜分天下,引起各国的不安。后来两国虽放弃了帝号,但各国对它们的戒备之心却没有消除。齐国向外扩张,唯一易于得手的是南向灭宋。齐攻宋,有利于燕,一则有利于燕的安全,加紧预作伐齐的准备;二则齐攻宋,宋国的近邻楚、魏,也势必要和齐国争夺宋地,从而又可引发楚、魏和齐国的矛盾,这也有利于燕孤立齐国。齐攻宋,对齐国来说,最顾虑的是秦国的干预,因此,齐国在攻宋前,派苏秦联络三晋和燕国与齐五国合纵抗秦。公元前287年,五国合兵伐秦,赵国奉阳君李兑为主帅。燕国只是表面上应付齐国,只派2万人,自备粮草参加。齐国意在借机灭宋,防止秦国东出救宋。各国目的打算不一,所以五国“合纵”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结果是五国伐秦无功,疲于成皋(今河南荥阳水镇)而退。齐国则借机于公元前286年灭宋。
齐伐宋,正中燕国下怀,为防止齐国识破燕国的企图,燕国还派张隼带兵跟从作战,张隼作战不力,被齐王杀死,燕昭王为此遣使“请罪”,自认“择人不谨”。齐灭宋,引起各国震动,推动了反齐联盟的建立,公元前285年,秦王、楚王相会于宛(今河南南阳市),秦王、赵王相会于中阳(今河南郑州市东南);公元前284年,秦王、魏王相会于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秦王、韩王相会于新城(今山西朔州西南),燕昭王入赵见赵惠文王。燕、赵、秦、韩、魏、楚等国王频繁相会,是为了协调攻伐齐国的行动。这是伐齐前最后一次重大外交活动,标志着反齐联盟的正式建立。

反齐联盟(三)

乐毅最初设计的反齐联盟是燕、赵、楚、魏四国联合,最后实际情况是扩大到了燕、赵、韩、魏、秦、楚六国的范围,其中燕、赵、韩、魏、秦五国是共同出兵,组成联军,直接进攻齐国本土;楚国则是单独出兵,进攻齐国所占原宋国故地淮北,策应、配合五国联军的军事行动。反齐联盟的扩大和建立,奠定了后来伐齐胜利的基础,是燕昭王外交战略的胜利,
苏秦为反齐联盟的扩大和建立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一则苏秦作为客卿,奉昭王之命出使齐国,引起了昭王身边权臣的嫉忌和不满,这些人在昭王面前屡进谗言,诽谤苏秦,昭王并不十分信任他;二则燕昭王伐齐之心急切,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常有冒险行动,如燕昭王十四年,就贸然发动了攻齐的“权”(今顺平县西北)之战,结果为齐所败。公元前287年,五国联军攻秦时,燕昭王“与群臣谋破齐于宋而攻齐,甚急”,迫使正在攻宋的齐闵王从宋撤兵。这两场危机,都陷苏秦于很大的被动及危险中,权之战,经秦国和赵国的出面干预,齐国才罢兵休战。燕乘齐攻宋时急谋伐齐,是在苏秦及时劝告下,燕昭王才没有贸然行动。苏秦为燕昭王反齐联盟的组成建立了大功,可是当公元前284年乐毅率五国之师伐齐获得大胜时,齐闵王最终察觉了苏秦使齐反间的真面目,将他处以极刑,他为燕国的胜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燕、秦结好成为燕国联合诸国、攻伐齐国的外交战略的支柱之一。在燕、齐两国的权之战中,燕国损兵折将,几乎不支,多亏秦国会同赵国出面干预,才使燕国摆脱危机。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当乐毅大举伐齐时,秦国也出兵相助。强秦参与伐齐联盟,是燕国敢于制定伐齐战略和伐齐战争初期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燕昭王除了招贤纳士,建立反齐联盟外,同时还采取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积极改革内政,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昭王“吊死问疾,与百姓同甘苦”,虽然只是寥寥数语,仍可窥见燕国曾经采取诸如休养生息、奖励农耕、调节矛盾等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二是加强边防防御能力,营建燕下都,修建燕下都是燕国为适应当时形势需要而采取的重大举措。燕国在西周时疆域宽广,国力雄厚。曾经一度称为“钜燕”,但在进入春秋、战国以后,它却北面受到戎狄的压迫,南方面临齐、晋或齐、赵的威胁,处于强国和戎、狄的夹缝之间,国势比较弱小。特别是在燕王哙的“禅让”导致国内大乱和齐国、中山的大举进犯之后,燕国的内忧外患更加严重。不仅齐、赵、中山对燕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秦国这时也频频东向出兵伐韩、侵赵,使燕国日益面临更具危险性的潜在威胁。燕国为了南防齐、赵的兼并和西御强秦的威胁,需要在靠近齐、赵边境和西依太行山的西南界修建军事、政治重镇,以应付可能来自东、南、西三面的威胁。因此扩建燕下都——武阳城就成为燕昭王的必然选择。 这一切都是为燕国恢复元气,增强国力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反齐联盟的建立创造了客观条件。

然而燕下都又是怎样的呢?请看下篇《燕下都——武阳城》。

燕下都——武阳城(上)

书接上文,营建燕下都是燕国为适应当时形势需要而采取的重大举措。燕下都位于今易县城东南,战国时这一带属武阳邑,因此又名武阳城。武阳邑因居于武水之阳而得名,它始建于何时,史书上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而如今学者们主要有二种说法。一曰:始建于春秋时期,《史记集解》在燕桓侯条下称“《世本》曰:‘桓侯徙临易’。可能始建于燕桓侯在位期间(公元前697年——前691年)。二曰:始建于战国初期,《水经注》卷11《易水》称:“易水又东迳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可能始建于燕文公(公元前361年—前333年)在位期间。由于桓侯所迁之“临易”与文公所迁之“易”,都在今河北容城县境内。而燕下都遗址则是在今天河北的易县境内,从地理位置上看似乎发生了矛盾。其实不然,由于容城和易县都在易水一带,相距很近,加之这一带是燕国故城遗址群。
作为燕国政治经济中心和军备要地的下都,则是在燕昭王时期大规模兴建的。《水经注?易水》就说:“燕昭创之于前,(太)子丹踵之于后”。又说“燕昭王广延方士,不欲令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馆之南陲”。地方志书也多以为下都建于昭王,再修于太子丹。
燕下都不仅是燕国的古城,更重要是具备适宜的地理条件,它西依太行山脉,东临河北大平原,南有易水(即中易水的武水和南易水的鲍河),北有濡水(即北易水),自然条件优越,经济相对发达。它的西北至西南一线是山岳地带,高山峻岭绵延数十里,西北约40公里有紫荆关,西南约15公里有下关,是一道天然屏障。总之,这里进可攻,退可守,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地理位置的优越成为营建燕下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燕下都遗址是从本世纪20年代末开始发掘的,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发掘,其基本情况已经搞清,它包括有城池、宫殿、仓库、馆舍、手工业作坊、百工居地和贵族墓地等,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本人经过收集、整理、编辑后简要介绍如下:
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8公里,南北约4公里,是现在已知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城区分为东、西两部分,中间为一古河道隔开。
东城是燕下都的主体,平面略呈方形,东西4.5公里,南北4公里。城墙宽约40米,夯筑,至今地面仍保留有部分残垣。城市东、北、西三面各发现城门一座。南垣外以中易水为天然城壕,东、西两垣外则有人工河道为城壕,距北城墙1000多米的北易水,也起着城壕的作用。
东城中间有一条东西向的横隔墙和一条自西垣外古河道中引来的分为南、北两枝的古河道。古河道南枝以北,包括北城墙以外的大片地段,有众多的宫殿基址,是宫殿区。古河道北枝东端为蓄水池,即《水经注?易水》所称的“金台陂”。这条河道可能是为解决宫殿区内用水和布置风景的需要而修挖的。蓄水塘湖的湖径约260米。在横隔墙和东垣北段、北垣上,各有突出于城垣的建筑基址一座,当属保护宫殿区的防御措施。在古河道南枝以南直抵南城垣的10多个地点,发现面积较大、堆积较厚的文化层,是居民区。
西城平面略作方形。该城东西约3.5公里,南北约3.7公里,墙基宽亦40米左右,地面城垣保存较好,有的高达6.8米,宏伟壮观。该城北垣中部向外突出一块,俗称北斗城。城内堆积极少,可能是为军事防守需要而增建的附郭城。郭城本应是城的外围,应建在城的四周,因燕下都南北为武水和濡水所限,不便于在南北扩建,所以在城西建郭城。

燕下都——武阳城(下)

上篇主要介绍了燕下都古城池,接下来继续介绍燕下都城内的设施及古迹。
燕下都宫殿建筑,以紧贴在横隔墙南侧的武阳台为中心,在武阳台以北,1400余米中轴线上,依次有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等为主要的宫殿区。其中以武阳台最大,外形分上下两层,东西约140米,南北约110米,高约11米,外形分上下两层;望景台东西约40米,南北约26米,残高3.5米。张公台长宽各约40米,高约12米,外形作四层阶梯状,上面的两层是汉以后加修的。在这4个中心台基之外,目前已经在武阳台东北、东南和西南分别钻探出三个宫殿建筑群,各由一个大型主体建筑和若干较小的建筑组成,同武阳台组成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体。
另外,建于武水之阳者,还有五华台(亦名侯台),其址在今易县城内西北隅;有黄金台,其址在易水东南约9公里,为燕昭王置金于台纳天下贤士的地方;有仙台,传说为燕昭王求仙处,又据出土瓦当所示,发现还有左宫、右宫及武库等建筑名称。
仓库。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在燕下都发掘出了 “上党武库”铭文的韩国铜敦;“十四年武库”铭文的铜矛;冶铜和兵器作坊;燕王剑、矛、戈等铜兵器,大约就是武库中的藏品;出土多枚的燕明刀币,可能是“钱库”中的藏品。
馆舍。燕昭王为招贤纳士,曾在城、郭之外修建了很多馆舍,这些馆舍多在燕下都城南。著名的有钓台、金台、小金台、三公台等。三公台,传说为乐毅、邹衍、剧辛的居所。金台、小金台、阑马台遗址的情况,宋代的《太平御览》曾记载说:“并悉高大秀峙,相对翼然。台左右水流径通,长庑广宇,周流波浦。栋渚咸沦,柱础尚存,是基构可得而寻”。可见燕下都的馆舍遗址在宋代还相对完整。
手工业作坊。燕国百工只有冶者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今据考古勘查,燕下都官办手工业作坊有冶铁、兵器、铸币、骨器、制陶等。这些手工业作坊,多分布在东城宫殿区西北到东南的弧线上。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有、犁、铧、镰、五齿耙等铁农具和锛、斧、凿、刀、锥、锤等铁工具;青铜剑、戈、矛、镞等兵器和铁制盔甲等;陶器有鬲、釜、豆、盂、尊、罐、壶等,以灰陶为主,但多有文字记载,表明是官手工业制品。
居住区。东周末年,手工业、商业和农业都相当发达,当时的士、商、工、农四民,有的就居于城郭之内。燕国的官吏、百工,寓居都城之内。从考古得知,除东城内有居民区外,今高陌村北也是一大型居民区,面积约4万平方米,固安城鼓楼台一带,居民稠密,发现废弃的水井40眼,东周至汉代的遗物颇多。在城内居住区除出土的陶器用品外,还出土有建筑陶器板瓦、筒瓦、瓦当,这里的居室可能是瓦屋,大约是官吏的住区。
贵族墓地。东城的西北隅有两个公室墓区。隔墙和古河道以北的叫虚粮冢墓区,《水经注?易水》称之谓“柏冢”,有13个高大的封土堆,由北向南分成四排。隔墙和古河道以南的叫九女台墓区,有10个封土堆,分成3排。据钻探,墓内有积炭、积蚌。从九女台墓区16号墓出土物看,有残存(已被盗掘)的陶a(形声字,左为“钅”边,右为“获”的右半)鼎,大牢九鼎一套,大牢七鼎二套,陶、二套,八、四为组。鼎、之数合乎王制。这两个墓区的墓葬,每排当为一代燕王(或侯)及其王后与夫人的陵墓。这种陵墓区,以周制说叫做“公墓”,公墓设于城内是春秋的常制。燕下都陵墓区设于城内,说明还保存着古制。其他墓葬则大都在东、西城之外。1964年2月,文物工作者在中易水南岸周任村和定兴县落宝村发现墓葬群,经探查计有480座,大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填土经过夯实,可能是官吏的墓地。
燕下都的建筑布局规模宏大,自成系统,具有燕国政治、经济中心的恢宏气象,不失为燕王政治权力强大和燕国经济发展的标志。燕下都不仅是燕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武备要地。

黄金台之说(上)

黄金台亦称招贤台,位于河北省定兴县高里乡北章村台上西(台上隶属于北章大队,由黄金台在此而得名),是战国燕昭王为宴请天下士而筑。据史料考证,燕昭王于公元前311年即位,至公元前279年执政33年。其即位后着手以卑身厚币招徕人才,《战国策·燕策一》记载:“于是昭王为(郭)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此事参见器用部·珍宝“死骨千金”。公元前284年联合各国攻齐,占领70余域,推测筑台时间起于公元前310年。《战国策》原文系“筑宫”,至孔融《论盛孝章书》始有“筑台”之说,指招贤之所。当时只言筑台而无“黄金”二字,唐李白《南奔书怀》:“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洎鲍明远(南宋?宋人)《放歌行》“岂伊白壁赐,将起黄金台”始见黄金台之名。
当时台略成方形,占地20亩,高约20米,台顶平台约10亩。台顶后建昭王殿,高约8米,两侧为招贤馆,东有钟鼓楼,钟高6尺,重约1吨。殿后为进院,内有观音殿;再后为三进院,内建药王庙、孙圣殿、露天石佛等。整个台上殿、堂、阁等建筑共25间有余,树木花卉盈庭。同时并建一寺,名隆兴,正殿前上嵌宝镜,内有僧侣数十人。殿前凿有一井,后人称金台古井,传说每值夕照,通过宝镜反射,井内呈现类松似柏的奇数影像,塑成定兴县八景之一——金台夕照。
明正德二年(1507年)寺僧本海重修,树有碑刻一通,名为重修金台寺记,迄今犹存,碑文主意为“古人筑台在拜将为国,今之修寺意是奉神祈福……”,惋惜久经战乱,建筑尽毁兵燹。

明朝王绂有诗为证:
黄金此地能延土,极目平川夕照斜。
水绕易城流霸业,田连督亢属农家。
苍茫暝色烟中树,飘渺晴光雨外霞。
千古荒台遗旧址,西风残柳集寒鸦。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8月复建昭王祠,亦以年久失修倾圮,民国36年(1947年)后,土台被民建所建所用,台基全部变为村民住宅区,惟古井独存。1984年定兴县将台址、古井、碑刻均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黄金台之说(下)

前文已叙,燕昭王为了报仇雪耻,振兴燕国,拜郭隗为师,郭隗向燕昭王讲述了《千金买骨》的故事,于是深受启发。随后,昭王任命郭隗当了宰相,责成他马上动工建造黄金台,并搬出武阳宫请郭隗居住。郭隗受宠若惊,对燕国更加尽忠效力了。
话说燕昭王筑黄金台的消息传出后,易水南北,一片欢腾。人们听说筑造黄金台是为了招贤纳士,振兴燕国,都争着参加。在燕下都西郊有一家,母女俩靠卖茶水为生。女儿十七岁,名叫苦女子,也想为修黄金台出力。可是官府规定只要男,不要女工。苦女子三次进官府定要上工地,官府见她出工心切,只好答应她去工地上给大家烧开水。苦女子去工地时,妈妈让她带了一捧家乡土献给黄金台,表达母亲的爱国心意。在苦女子的带动下,街坊四邻,三里五乡,许多不能出工的百姓们也纷纷捧了家乡土送到工地上。结果 , 人们排成长队 , 一个挨一个地给黄金台献上一捧家乡土。
燕昭王听到燕国百姓都积极支持修筑黄金台,就派郭隗带了美酒佳肴到工地犒赏民工。大家喝到燕昭王犒赏的美酒,兴高采烈,一个个都换上了新衣裳,打扮得整整齐齐,敲锣打鼓表示庆贺。郭隗看到民工们个个身强力壮,精神抖擞,心里十分高兴。他忽然发现有些小伙子还佩带刀剑枪棒,于是问一个佩剑的民 工:“喂 ,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 这个威武的青年说:“我叫羊角哀。”郭隗问:“你们这些小伙子来工地干活,怎么还带兵器 ?”威武青年答:“ 白天筑台 , 晚上苦练武艺 , 准备随时报效祖国。”其他几个年轻人也一齐说:“我们练武学艺 , 是为了振兴燕国。”郭隗高兴地说:“好好好,大家都这样做,燕国的振兴就大有希望了。那么 ,咱们何不趁今天这个大喜日子比比武 ?”
听了郭隗的话,民工们齐声赞成。羊角哀第一个站出来要找人比武。郭隗说:“今天比武,一不赌输赢,二不准伤人,能者为师,为大家助助兴。”话音刚落,人群里跳出一个黑脸汉子,没有答话就跟羊角哀交起手来。不到三五个回合 , 就被羊角哀一拳打出两丈多远。接着又跳出一个佩刀的红脸大汉,他抽出单刀,旋风一样冲来。羊角哀拔出佩剑还击。两人走了个两照面,红脸大汉就又被羊角哀一个扫膛腿扫倒在地。
羊角哀一连打败两个小伙子,面不改色,气不长出。郭隗拍着他的肩膀说:“好武艺 !”然后对大家说:“要是没人敢应战,羊壮士就是第一名。”
不料一句话激恼一位小姑娘:“郭大人且慢,俺要和他比试比试 !”众人一看,说话的原来是烧茶水的苦女子。
这苦女子叫白桃花,父亲原来是燕国军中一名武士,在一次反抗齐国侵犯的战争中阵亡,留下她母女二人相依为命。苦女子从没在人前露过本领,今天看羊角哀连胜三人,趾高气扬,心里不服气,所以挺身而出。她从别人手里要过一把剑,要跟羊角哀比比高低。
人们一看,这烧茶水的小姑娘要比武,齐声呼叫,为苦女子助威。郭隗倒替小姑娘担心,便说:“我己有言在先,今天的比武,点到就算,不准伤人。”这话的意思是叫羊角哀手下留情。俗话说,出手见高低。这苦女子的剑法出手就不凡。一时间剑锋相撞,疾如闪电,腾挪躲闪,难解难分。开始有人叫好,几个回合以后,人们目瞪口呆,鸦雀无声。把郭隗看得也连说这小姑娘真厉害。
羊角哀本以为小姑娘一时赌气,跟自己走几个照面,游戏一番而已,没想到满不是这么回事,只好使出真本事来对付。但是 苦女子满不在乎。她身轻如燕 , 忽左忽右 , 绕着羊角哀团团转,弄得他眼花缭乱。羊角哀这才知道遇着了强手,心也慌了,意也乱了,脑门子上的汗直往下掉。心里想 : 如不使出绝着,今儿个准得栽倒在这儿不可。于是他找了个破绽,喝了一声“着”, 猛 不丁地向苦女子左侧虚击一剑,随手一个猛虎扑食,向苦女子右侧扑去。苦女子真不愧从小受过高手指点,懂得这是声东击西的 招数。只见她身子一闪,腾空跳起,转到羊角哀背后。羊角哀因用力过猛,扑了空,一时转不过身来,被苦女子轻轻用剑在他背上一点,“扑通”趴倒在地,全场立时轰动起来。羊角哀从地上爬起来,满脸通红。
郭隗高兴地说:“这是我们燕国的巾帽英雄呀 ! 快拿酒来 !”
传说后来,在向齐国收复失地的战争中,苦女子率领一队人马冲锋陷阵,杀得齐兵人仰马翻。齐兵只要见了苦女子的旗号,就不战自乱。苦女子被人称为“苦无敌”,是当时燕国有名的巾帽英雄。
巍巍黄金台,是燕国的擎天柱。直到今天,人们看到黄金台的遗址,仍然把它称为招贤纳士、富国强民的聚贤台。

秦开却胡

前文已经交代,燕文公在位期间,由于东胡的崛起,燕国遣贤将秦开“为质于胡”,缓解了东胡对燕国的威胁,麻痹了东胡,是当时条件下燕国采取的权宜之计。
秦开却胡与燕筑长城在国力发展的基础上,燕昭王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拓边活动,这就是秦开却胡。《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秦开却胡是燕国史上的大事,但由于史书记载过于简略,所以有必要作一些具体分析。
关于秦开的身份,《匈奴列传》只说他是燕国的“贤将”。实际上秦开恐怕还有更深的背景。按照古时两国交往取信的习惯,一般都是派遣国君的爱弟或贵子到对方去,秦开既作为燕国的质子前往东胡,应是受到燕昭王信重的人,类同于前往齐国作人质的燕昭王之弟襄安君。由此推测秦开不是一般燕将,起码是受到燕昭王宠信的爱将。东胡人之所以相信秦开,本人认为应该与秦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大背景下,有着开放的思维谦卑的心态。自己不以大民族正统而自居。能够虚心的向胡人学习,与胡人关系很融洽,深得胡人的信任。
关于秦开为质于胡的时间,《燕史纪事编年会按》的作者曾有一番分析,他认为秦开入胡为质应在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大举兴兵伐齐之前,目的有两个:第一,东胡是战国时期燕北的重要游牧部族,燕昭王谋伐齐,必须解除北顾之忧,秦开入胡为质的直接目的就是和东胡,使东胡不致侵犯燕国北边;第二,借助东胡的军事力量,开辟新的兵源,以备将来伐齐之用。
关于秦开却胡的时间,《匈奴列传》置此事于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之后和赵将李牧守边之前。据《史记》卷43《赵世家》,赵武灵王“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的时间是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相当燕昭王的十二年(公元前300年)、十三年(公元前299年)。这应是秦开却胡时间的上限。又据《史记》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李牧守赵边约在赵悼襄王元年前10余岁,即公元前260年前后,相当燕武成王十二年前后。这应是秦开却胡时间的下限。再综合考虑燕昭王伐齐前后的列国形势,秦开却胡的时间应在乐毅伐齐之后,当在燕昭王三十年至三十二年间(公元前282年——前280年),因为这一期间乐毅伐齐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燕昭王有力量,并且也敢于向东胡进军。
秦开却胡是燕昭王兴燕图强的重要举措之一。它的成功使燕国东部边境向前推进了一千多里,大大开拓了燕国的疆域,燕国随即开始修筑北长城。北长城西端起自造阳(造阳在上谷,汉上谷郡治在今怀来县),向东到达襄平(襄平为汉辽东郡治,在今辽宁省辽阳市北)。北长城的遗址至今犹存,位于今宣化、怀来以北的张北和赤峰间,东西走向,西入内蒙古自治区的兴和县,与赵长城相接,东北经丰宁、围场至辽宁西部,经赤峰以南进入今北票。其中赤峰红山以北沿西路a(独体字,“嘎”字的右半)河北岸向东延伸,经过老爷庙、八家子、撒水波等村的一段,全长约15公里,跨山越谷,气势雄伟。城墙的建筑方式,有的地段用土夯筑,有的地段用石块砌筑,现存高度2、3米至4、5米不等。燕国南长城位于今易水流域,是由易水的堤防扩建而成的。西端始于今易县西南,沿易水而东,经徐水、安新至文安县止,原是燕国与中山国的分界线。
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展,燕国随即开始了修筑北长城。为燕国成为战国七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乐毅伐齐

乐毅,字永霸,华夏族人,魏将乐羊后裔。乐毅少年聪颖,喜好兵法,深得赵人推崇。赵武灵王时,因避沙丘政变来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当了大夫。乐毅因替魏出使到燕国,燕昭王用客礼厚待乐毅,乐毅谦辞退让,最后终于被昭王诚意所动,答应委身为臣,燕昭王封乐毅为亚卿。
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燕国征发全国军队出征,以乐毅为上将军。秦国派尉(官名)斯离率兵和三晋之师会合。赵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统帅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师伐齐,先从燕境进攻齐之北地(黄河以北属齐国而与燕相接之地),由于齐闵王信任苏秦,认为燕国不会反齐,所以齐国的防务只注重济西的正面,“悉起军而距军于济上”。而乐毅之师却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从北线攻伐。齐国北地失守,西线济西也很快动摇,齐将触子缺乏斗志,刚一交战就下令退兵,自己先乘车溜走,导致齐军大败。继任的达子统率余部继续作战,屯兵于秦周(临淄雍门以西地方),又战败,达子战死。这时秦、韩之师退出战争,乐毅于是分魏师攻占原宋国旧地,分赵师攻取河间,打算独率燕师进击齐国内地。燕将剧辛不同意孤军深入,他认为:“齐大而燕小,赖诸侯之助以破其军,宜及时攻取其边城以自益,此长久之利也。今过而不攻,以深入为名,无损于齐,无益于燕,而结深怨,后必悔之”。乐毅则认为:“齐王伐功矜能,谋不逮下,废黜贤良,信任谄谀,政令戾虐,百姓怨怼。今军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罪,改过恤下而抚其民,则难虑也”。燕军遂深入其地,一举攻陷齐都临淄。燕昭王亲自到济上(即济西)犒赏燕军,封乐毅为昌国君。齐闵王出逃到莒(今山东莒县),为淖齿所杀。
燕军乘胜追击,齐军望风奔溃,燕军一举攻占临淄,尽掠齐国珍宝重器,“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於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皇”。此后乐毅一面继续攻打其余齐城,一面镇守临淄。休整燕军,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统治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安抚齐国贵族,在齐国封了20多个拥有燕国封邑的封君,还把100多个燕国爵位赏给齐人;搜求齐国的逸民隐士,给以礼遇;革除暴政,施行轻徭薄赋,重建社会秩序,收买齐国之心;将攻占的齐国城邑改设为燕国郡县。
乐毅镇守齐地期间,也有人向燕昭王进谗言,说乐毅久围莒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不克,欲借兵威南面称王,居心叵测。燕昭王不信谗言,反而大会群臣说:“先王举国以礼贤者,非贪土地以遗子孙也。遭所传德薄,不能堪命,国人不顺。齐为无道,乘孤国之乱以害先王。寡人统位,痛之入骨,故广延群臣,外招宾客,以求报仇;其有成功者,尚欲与之同共燕国,今乐君亲为寡人破齐,夷其宗庙,报塞先仇,齐国固乐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乐君若能有齐,与燕并为列国,结欢同好,以抗诸侯之难,燕国之福,寡人之愿也”。燕昭王杀掉进谗言者。封乐毅为齐王,赐乐毅妻以王后之服,赐其子以公子之服,赐乐毅“辂车乘马、后属百两(辆)”。乐毅坚辞不受,以死自誓,信义节烈为诸侯所畏服。
乐毅伐齐,前后历时5年之久,攻克齐城70余座,齐国最后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孤城。齐宣王五年,齐匡章率师攻破燕都,迁其重器,占领燕国4年;31年后,乐毅率燕师攻入齐都,尽收其宝,毁其宫室宗庙,占领齐国达6年之久,燕昭王终于洗刷了国耻。
乐毅伐齐成功,不仅实现燕昭王为燕国雪耻的愿望,而且燕国的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扩展,同时也确立了燕国在战国中的“七雄”地位。

昏庸的惠王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子惠王立。这时燕国伐齐已达五年之久,取70余城,唯莒(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未下。乐毅围而不攻,以待时机。但初立的燕惠王对乐毅猜忌,改用骑劫为将代替乐毅。这一错误的决策导致了燕国伐齐的失败。对此,《史记?燕召公世家》、《史记?田单列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战国策?齐策六》、《战国策?燕策二》等均有记载,大体一致。
据《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燕惠王为太子时,就与乐毅不和。关于他们之间的恩怨,本人收集了这样一则故事,提供给大家,也许可以从中看出点什么。
有一天,燕国王宫里的内侍和卫兵都在交头接耳的议论,燕昭王为何一反常态,竟怒气汹汹地把太子打了二十大板。原来太子受了大夫骑劫的挑唆,向昭王进谗言,说大将乐毅费了三年工夫还打不下齐国的莒城和即墨两个地方,是乐毅阴谋以恩德感化两地的齐国百姓,等齐民真归顺了,乐毅便可当上齐王。昭王始终认为乐毅是知己,一听此话便蹦了起来,给太子一顿好揍,指着太子的鼻子骂他是个忘恩负义的畜牲,说:“先王的仇是谁给咱们报的?乐毅的功劳简直没法说,咱们把它当作恩人还不够尊敬,你们还要说他的坏话!就是他真做了齐王,也是应该的。”
昭王责打了太子后,立即派使者拿节杖去见乐毅,立乐毅为齐王。乐毅十分感动,对天起誓,情愿死也不接受封王的命令。此后,乐毅更加尽心尽力地为燕国效劳。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惠王与乐毅之间的隔阂。齐将田单知道燕国君臣相疑,就利用这一矛盾,派人前往燕国进行反间活动,到处散布乐毅以伐齐为名,其实是想联合齐国的残余势力在齐称王,只是齐人不肯归顺,他不急于攻克即墨,是养敌自重,等待时机;还散布说齐人害怕燕国换将,那样莒和即墨两城就守不住了。昏庸的燕惠王本来就疑忌乐毅,听到这些谣言,疑心更重,就派骑劫前往齐地指挥燕军,召乐毅回燕。乐毅担心被杀,便逃亡赵国,被封为望诸君。齐国视为光复旧业的最大障碍名将乐毅,就这样被燕惠王轻而易举地解职了。
骑劫平庸无能,并无军事才能,他代替乐毅为将,造成了燕国军心动摇。齐将田单为了激励齐军的士气,故意诱使骑劫犯错误,放出口风说:我们最害怕的就是燕国人割掉齐国俘虏的鼻子,把他们赶在队伍的前面,来跟我们作战,这样,即墨城里就会人心涣散,守不住了。骑劫果真依言而行,结果大大激怒了即墨守城的齐军。田单又派人四出散布说:“我们齐人最担心燕军发掘城外的祖坟,侮辱我们的祖先。你们要是这么做,即墨人就会伤心害怕,不愿死守了。”骑劫又依其言而行,挖齐人祖坟,焚烧齐人祖先尸骨,这更使齐人激发了与燕军拼死一战的决心。在双方军队的士气和战斗意志方面,燕军也开始明显地低于齐军。
即墨惨败燕军的易将已经预兆了燕军的不祥结局,而燕军在即墨遇到齐军的优秀将领田单更注定了燕军必将失败的归宿。齐将田单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他受任于危难之际,领导即墨军民抗燕,成功地将燕军拒守于即墨城外,使燕军不能越雷池一步。他看到齐军士气高涨,斗志旺盛,知道与燕军决战的时机到了,于是就散家财以犒劳将士,把自己的妻妾也编进队伍,以取得军民的信任和拥护。他还借用迷信的形式,在军队里挑选一个机灵的士兵装扮“神师”,谎称天神下凡相助齐军,借以坚定即墨军民抗燕的信心。决战前夕,他埋伏下精壮的铁甲士兵,令老弱残兵和妇女站在城上守城,遣使者假意向燕军联系投降事宜,认定投降条款。又令即墨的富家,携带重金送给燕军将领,请求保护家小。田单的种种麻痹手段果然收到奇效,燕军个个斗志涣散,警惕松懈。
与此同时,田单却在即墨城里积极进行战斗准备,他“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即墨之战是燕、齐双方成败兴衰的关键一战。田单用“火牛阵”一战而败燕军,骑劫为齐军所杀,燕军望风而逃,齐军很快就收复了失陷的70余城。这一年是公元前278年。
燕军的败北,是燕国衰落的开始。燕昭王、苏秦、乐毅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兴燕功业,就这样被昏庸无能的燕惠王、骑劫毁于一旦。

燕惠王被杀

书接前文,由于惠王与乐毅之间的隔阂,导致惠王改用骑劫代替乐毅为将,骑劫平庸无能,并无军事才能,他代替乐毅为将,造成了燕国军心动摇。齐将田单利用这一矛盾,采用计谋,用“火牛阵”大败燕军,骑劫为齐军所杀。燕昭王、苏秦、乐毅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兴燕功业,就这样被昏庸无能的燕惠王、骑劫毁于一旦。
公元前272年,燕惠王立七年而死。对其死因,《史记?燕召公世家》及《史记?秦本纪》、韩。魏、齐、楚《世家》均没有提及,只有《史记?赵世家》作了一个简略的记载:“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然而却又晚记了一年,系于赵惠文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1年)。可见他属于非正常死亡,是为燕相公孙操所杀。燕惠王因何被杀?史所不详。燕惠王死后,继立者是惠王子,是为武成王。武成王是公孙操扶立的傀儡,还是公孙操的幕后支持者?也不详。不管这一事件的真相原委如何,有一点可以确信:这是燕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所致。
惠王的被杀,招致了列国诸侯的声讨和攻伐。对此有几种说法:一曰:魏、楚两国攻伐,此乃《史记》卷15《六国年表》所记。二曰:韩、魏、楚共伐燕,此据《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三曰:“秦佐韩、魏、楚伐燕”。此乃《史记》卷5《秦本纪》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所记,表明秦国也间接地参与了伐燕战争。
赵国是燕国为邻国,起初也曾准备伐燕,但后来却中止了,这是因为听从了苏代的劝说。苏代是苏秦的弟弟,他之所以能说动赵惠文王停止进兵,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故事起了作用。《战国策?燕策二?赵且伐燕》记此事说:“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指赵惠文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出方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之熟计也’。惠王曰:善。乃止”。赵国没有出兵伐燕,是采纳了苏代的意见。
秦、韩、魏伐燕的结局如何?由于史书缺载,无法知道其具体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燕国决不是胜家。在战国时代,一国统治集团的矛盾冲突往往导致外来列国的军事干预,从而削弱该国的实力甚至加速该国的衰亡过程。
由于燕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激化,燕国的国力逐渐衰弱,加上西秦的日趋强大,后来在燕国的内部又将发生什么呢?请看下集《燕赵之战》。

不该发生的战争

自从田单破燕复齐之后,燕国开始从极盛的顶点跌落,走上了衰亡的下坡路,无力再对齐国采取攻势战略,齐国本身也是元气大伤,仅以自存,同样无力图燕,燕、齐间的对抗,从此主要转为燕、赵间的对抗了。赵国经武灵王的变革后,国势较强,是与西方秦国相抗衡的东方强国。而这一时期的燕国末世之君武成王、孝王和燕王喜三代,虽是平庸之君,却在燕国处于衰亡之际,迎合秦国之意或乘赵国危难之机,不断挑起与赵国的争端。其结果是燕国在战争中屡屡失败,使已经处于衰落进程的燕国更加衰弱不堪。
公元前265年,赵国国君新旧交替(赵惠文王死,赵孝成王立),赵太后主政,秦国趁赵国政局不稳之际,向赵国发动了进攻,连取三城。秦在攻赵之前,曾派使者说燕武成王从燕国的代北之地攻赵,与秦军南北策应。燕武成王遂遣荣为将,配合秦攻赵的军事行动。赵国一时处于秦、燕夹攻的困境,不得已而求救于齐国。齐国则提出条件,要求赵派长安君作为人质。赵国答应后,齐国派相国田单率师救赵。西拒秦军之后,田单又率赵、齐联军对燕国进行报复,占领了燕地中阳(中人,今唐县)。燕攻代地的军事行动以得不偿失而告终。
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大败,秦坑杀赵卒40万,赵国大伤元气。第二年秦国又攻取赵国的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和武安(今武安西南),进而兵围邯郸,赵国处在岌岌可危之中。就在赵国军民全力以赴投入邯郸保卫战时,公元前259年,北部靠近燕境的武垣却发生了叛赵归燕的事件。《史记?赵世家》赵孝成王七年条称:“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武垣处于燕、赵交界地带,《史记正义》认为:“武垣此时属赵,与燕接境,故云率燕众反燕地也”。言外之意是武垣原为燕地,后属赵国。所谓“率燕众反燕地”,《燕史纪事编年会按》的作者推测傅豹等人原是燕国的武垣令长,赵夺武垣后,他们仍任原职,他们可能是受到策反而弃赵归燕。据《战国纵横家书》第22《虞卿谓春申君章》有虞卿当时对燕国扮演角色的反映,称:“今燕之罪大,赵之怒深”。可证燕国确实卷入了武垣令傅豹反赵入燕众事件。
长平之战以后,燕国错误估计了形式,以为赵弱,率军近40万分兵击赵,结果被赵打败不说,反被夺取好几个城池。燕军之所以失利:其原因有三:一是师出无名,燕赵之间关系一向良好,两国几乎没有交过战,故燕兵对燕王攻赵多有不解而多懈志;二是燕军分兵多处,希望依仗兵力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攻占赵地,反而被赵各个击破;三是燕军将领指挥能力不如赵,且燕兵作战能力有限,甚至不如赵临时组织起来的下民的作战能力。反观赵之胜其原因亦有三:一是长平之败后全国悲愤万分,兵法云:哀兵必胜;二是长平之败后赵为防秦长驱直入,进攻邯郸已经在最短时间内组织了另一支生力军且连日操练,战斗力颇强;三是赵之将领指挥艺术颇为娴熟,对付秦可能吃力但对付燕绰绰有余,赵民尚武,即使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都具备战斗力,加上燕军分兵作战。由此可见燕军岂能不败!

燕赵之战(下)

书接上回,燕武成王及其幕僚在决策进攻赵地时,由于错误估计了形式,在进攻赵地时几乎每城都遭到了顽强的阻击,为赵主力分歼燕军制造了条件,最后在赵军势如破竹的进攻下燕军一败即溃。结果是燕王不得不出质子、割地以换被俘的近20万燕军。
公元前258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继位。孝王在位仅3年又卒,子燕王喜继位。燕王喜时期,燕国曾两次向赵国发动进攻:一次是栗腹攻赵;一次是剧辛攻赵。
栗腹攻赵发生在燕王喜四年(公元前251年),起因是燕王派遣相国栗腹作为使者前往赵国,为赵王贺寿,送上礼金五百。这时赵国上距长平之战不过十年,国内一片萧条,栗腹认为有机可乘。返燕后建议燕王伐赵。他说“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将军乐间和大夫将渠以及朝臣一致反对,尤其是将渠反对最力。燕王不听,坚持伐赵。于是发兵两道,车二千乘,计60万人攻赵。栗腹一支领兵40万攻(今柏乡北),卿秦一支领兵20万攻代,燕王自率后继部队相随。燕军进至宋子(今赵县北),赵将廉颇带兵8万迎击,大败燕军,阵杀栗腹,乘胜追奔500里。与此同时,乐乘也率军5万击败卿秦于代地,卿秦被俘。第二年,廉颇率赵军进围燕都。公元前249年,乐乘所率赵军也开赴前线,会同廉颇合围燕都。
这次燕赵之战前后历时三年,燕国破军杀将,都城被围,燕王喜不得已向赵国求和。赵国提出必须让将渠来主持和议,燕王只好同意。最后双方达成和议,燕国割地五城,赵师解围而返。
公元前245年,赵悼襄王新立,任命武襄君乐乘代廉颇为将。廉颇愤而发兵攻打乐乘,接着便离赵至魏,庞援被任命为赵军主帅。公元前242年,燕王喜见赵国“数被秦困”,良将廉颇又离赵至魏,认为是伐赵的好时机,就任命剧辛为将伐赵。剧辛原居于赵国,与庞援相善,当燕王征询伐赵的意见时,他口出狂言,说:“庞援易与耳”。赵国闻讯,即以庞率军抵御。两军刚一交战,燕军就一败涂地,连失五城,损兵二万,剧辛被赵军擒杀。燕王喜两次伐赵都以失败告终。
赵伐燕,赵国自长平战后,实力虽然中衰,但大国余威犹在,且有名将廉颇、乐乘、李牧、庞援等人支撑,与燕相比还是赵强燕弱。赵国自悼襄王起,也利用这一优势频频伐燕。公元前243年,赵悼襄王以李牧为将伐燕,取武遂(今徐水县西)、方城(今固安县南)。公元前236年,赵将庞再次率师伐燕,攻取狸(或作厘,今任丘市东北)和阳城(今唐县东)。
赵、燕两国的混战给秦国以可乘之机,秦以救燕为名遣师伐赵。令王翦出兵上党(今山西长治一带),攻取赵国的阏与(今山西和顺)等地;令桓、杨端和攻取赵国的邺(今临漳西南)、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及河间(今献县东南)六城。燕、赵的相争不仅消耗了各自的实力,使秦国坐收渔人之利。而且很快就使燕、赵两国共同面临了秦兵东进和北上所带来的亡国威胁。
由于在此期间的燕王及其幕僚的错误决策,本应联赵共同抵御强大的秦国,反而迎合秦之阴谋,与赵多次发生摩擦和战争,此举不仅使秦国的阴谋得成,重要是大大的削弱燕赵两国的实力,从而加速了赵、燕两国的灭亡。请阅读下集《荆轲刺秦王》

燕太子丹与荆轲

书接上文,公元前230年,赵国发生大地震和大灾荒。次年,秦国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了灭赵之战,王翦率军东出井陉(今井陉县东北),杨端和军由河内(今河南新乡一带)北上,南北合围赵都邯郸。
公元前228年,邯郸失陷,赵王迁被俘,赵公子嘉率其宗族数百人逃至代(今蔚县东北),自立为代王,继续抗秦。王翦率军驻扎中山,随时准备向燕大举进攻。燕国第一次直接处于秦军兵锋之下,真正感到亡国的威胁了。荆轲刺秦王秦灭赵之后,燕国成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面对这种形势,燕国统治集团采取了两个对策:一是由谋刺秦王政;二是与赵国残余势力代王嘉政权联合拒秦。
谋刺亲王政的计划由燕太子丹秘密制定并主持。太子丹年青时与秦王政(当时称赵政)在邯郸相识,关系融洽。赵政回国即位秦王后,太子丹入秦为质,却受到冷遇。他“怨而亡归”。还在秦灭赵之前,太子丹就已意识到燕国形势日趋危急,他为此而向老师鞠武征询“图秦”的良策。鞠武提出了“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以对付强秦的设想。太子丹认为这一计划旷日持久,短时间难以奏效。于是他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向荆轲提出了一个“图秦”方略,认为:“今秦已虏韩王,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赵不能支秦,则祸必至于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不可,则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 这个计划简而言之就是遣刺客劫持秦王,不得已而杀之,然后再联合诸侯合纵破秦。
公元前228年,秦灭韩,破赵后,秦军屯中山。燕太子丹决定组织刺客行刺秦王政,遂发生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荆轲生在卫国,祖籍齐国。其先人继承了齐人尚武善技击的传统。荆轲出生于武林世家,但荆轲深沉好书,对技击略精通,因出身世家,在外有侠名。
卫国到战国末期是弱国,较早臣服于秦。秦对卫保持以礼相待。秦王政六年,秦拔卫,秦王政徙卫君角和其支属居野王县,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保留卫国称号和祭祀。秦灭六国,卫拥有一个县的地盘依然存在。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去世后,秦二世胡亥下令取消卫国号,卫绝祀。
史记中记录,荆轲年轻时游历天下,曾向卫国君元君提了一揽子改革建议,遭到元君的拒绝。
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
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
荆轲的父亲是当时的剑宗高手,与燕国豪侠田光都是一代泰斗,在江湖中享有盛名。限于时代资讯交通条件,两人生前没有交过手,都以为恨事,相约决战紫禁之巅,后荆轲父亲病逝,没有能兑现诺言。那么,荆轲能否实现父亲生前的愿望与田光切磋剑宗呢?请看下集《荆轲、田光、高渐离》。

荆轲、田光、高渐离

书接上集,荆轲携父亲生前佩剑来到燕国拜访田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荆轲替父以剑会友,完成了父亲生前与田光坐而论剑的心愿。
荆轲即至燕,和狗屠,善击筑者高渐离结为朋友。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荆轲即至燕,和狗屠,善击筑者高渐离结为朋友。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荆轲刺秦时,燕太子姬丹应是四十五岁左右,荆轲也不算年轻,是三十岁以上,估计应是三十五岁左右。刺秦是姬丹和荆轲都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秦,燕和荆轲都没关系,荆轲为燕献身,不是为一己利益,荆轲受到田光以死激励和信任,才去刺秦。荆轲代表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情操,是在国家危机时,英雄无可奈何的一次自杀性的拯救。
豪侠田光正在替姬丹物色行刺人员,荆轲的不请自来让田光喜出望外。荆轲沉静有力,遇事荣辱不惊的定力,让田光确定荆轲就是冥冥之中来完成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遂后发生了田光以死激励,姬丹重金收买荆轲 ,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姬丹请荆轲速做决断,早日出行。荆轲拿出经过多日构思的行刺方案,逐一实施。
一天晚上,荆轲来到樊于期住所,向樊于期说明来意,樊于期偏袒扼腕感叹,遂自刭。荆轲和樊于期会面交谈,不料却被一尾随荆轲之后的黑衣人清晰地看到了全过程。黑衣人身背短剑,一身夜行装,静静伏在房上,与夜色浑然一体,待荆轲走远,轻叹一声,轻捷地跃下,隐身在黑暗之中,悄然离去。
黑衣人回到自己家中,点亮烛台,脱去黑衣,慢慢转过脸来,竟是击筑者高渐离。原来高渐离的真实身份是秦墨弟子,八年前奉尉缭和禽轩子之命,加入黑冰台,赴燕组建间谍网。平时以击筑者为掩护,行走于燕闹市和王公贵族将相之家。近日田光猝死,荆轲和太子丹亲密接触,高渐离非常重视,细加打探之下,竟暴出了一个惊天阴谋。
高渐离脸色平静,心中早已是波涛汹涌。经过考虑,高渐离决定密而不报,助荆轲完成刺秦心愿。
荆轲取得了樊于期首级,又重金购得徐夫人匕首,使工以药淬之,见血封喉。荆轲派人去找自己的一位朋友,一起刺秦,由其主杀。荆轲的朋友还没到,姬丹以为荆轲改悔,派人催促,荆轲愤而成行,遂发。
燕太子丹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素服以送荆轲。
易水之上,即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zheng)之声,士皆垂泪涕泣。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
田光门下两宾客,大呼:“吾等替田先生相送。”说罢,双双拔剑自刭。
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簦车远去,始终没有回头,一去不复还。
荆轲携副使秦舞阳来到咸阳,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政宠臣中庶子蒙嘉,以献樊于期首级和燕督亢地图为名,求见秦王政。
秦王政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为客,见燕使者咸阳宫。秦王见到燕国使者将会如何?请看下集《图穷匕见》。

图穷匕见

书接上文,公元前227年的一个清晨,荆轲抬头看了最后一眼,正在喷雾而出的红日。
荆轲奉樊于期头函,秦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已可以远远看到位于殿上大案之后的秦王政。秦王政冕冠朝服,长剑拄颐,正襟危坐,一派威武的王者之风,威武中还有一点点帅和酷。
秦舞阳色变振恐,浑身发抖,四肢发软,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
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秦武阳的怯场使事情没有按荆轲计划进行,本来是二对一,秦舞阳主杀,现在成单挑了。
荆轲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据当日目击者侍医夏无且口述传于后世,司马迁收集整理确定。当日刺杀情景如下,荆轲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飞身,挥匕,直揕(zhen)秦王政其胸。揕,意思是用刀或剑来刺。
秦王政措手不及,大惊,剑未及身,自引而起,袖绝。荆轲一击不中。秦王政后退几步,拔剑,剑长,三次拔剑而剑不出。
荆轲飞身跃过大案,逐秦王,秦王政放弃拔剑,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步意,尽失其度。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朗中持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
荆轲逐秦王政,两人环柱而走。秦王政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秦王政被追急了,转身准备空手入白刃,拿下荆轲,过了两招,秦王政一看不行,掉头拔腿又跑。
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荆轲不知是何等暗器袭来,下意识闪身躲过,稍微停了一下,场上紧张形势顿时一缓。
秦王政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大脑一片空白,只顾逃命。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定秦剑出。
秦王政持定秦长剑,荆轲持徐夫人见血封喉匕首,两人正式对决。秦王政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秦王政用定秦剑,一击即中,手起剑落,斩断荆轲左大腿。
荆轲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政,秦王政闪身躲在柱后,不中,中柱。秦王政复击轲,轲被八创,战斗力彻底被解除。
荆轲自知事不成,倚柱而笑,面带微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古人不穿裤子或穿开档裤,外穿裙子,所以日常是跪坐,以免露点。箕踞是一种极不尊重的姿势。
左右即前杀轲,并斩杀秦武阳。秦王政头晕目眩良久。论功行赏,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荆轲刺秦的消息传到邯郸,昔日曾和荆轲争道,并辱骂荆轲的鲁句践公开发表讲话,“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囊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为自己以前的行为向死去的荆轲道歉。
高渐离身为秦黑冰台驻燕高层长官,知情不报,易水送别荆轲后开始隐姓逃亡。事发后,秦下令严加通缉。秦灭六国,高渐离逃亡多年,耐不住寂寞,以击筑技能示人,击筑而歌,听者无不流涕而去者。高渐离因此泄露身份,被缉拿归案。秦王政爱惜其善击筑,重赦高渐离。高渐离身为秦墨行动组精英,精于搏击之术,秦王政特矐其目,留在身边击筑。
后高渐离以铅至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王政,因双目被刺瞎,不中,被诛。高渐离事件后,秦王政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唐骆宾王有《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随着荆轲刺秦王的失败,燕国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了。请看下集《燕王喜被俘》。

燕国被秦所灭

书接上回,燕太子丹指使荆轲刺杀秦王的冒险行动,引起秦王政的大怒,他下令秦将王翦、辛胜大举攻燕。燕、代联军于易水之西组织抵抗,为秦军所败。
公元前226年冬十月,秦将王翦攻占燕都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精兵东保辽东郡,秦将李信率军尾追。代王嘉给燕王喜写信,提议杀太子丹献秦,以求延缓时日。太子丹闻讯,藏匿于衍水之中,终为燕王派人所杀,献首级于秦求和。
公元前225年,秦在燕故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第二年,又设上谷郡、广阳郡。时为燕王喜三十年。
燕王喜三十三年(公元前222年),秦灭韩、魏、楚后,再遣王贲攻燕辽东,燕军战败,燕王喜被俘,燕国灭亡。秦军回师攻代,代王嘉被俘。燕辽东故地和代地被秦分别设为辽东郡和代郡。
北燕自西周初:公元前1025年召公封侯其长子侯克继任,到公元前222年燕王喜被秦所俘,风云八百余年,历经侯、公、王共四十三世。为便于了解燕国具体的世系情况,根据《湖南武陵源燕氏族谱》和《河南济源白涧燕氏家谱》提供的燕国世系表,先整理如下:

燕侯克 姬克 (前?年——前?年)
燕侯旨 姬旨(前?年——前?年)
燕侯舞 姬舞(前?年——前?年)
燕侯宪 姬宪(前?年——前?年)
燕侯和 姬和(前?年——前?年)
(前?年——前?年)
(前?年——前?年)
(前?年——前?年)
(前?年—前865年)
燕惠侯 38 (前864年 —前827年)
燕厘侯 姬庄 36 (前826年——前791年)
燕顷侯 24 (前790年——前767年)
燕哀侯 2 (前766年——前765年)
燕郑侯 36 (前764年——前729年)
燕穆侯 18 (前728年——前711年)
燕宣侯 13 (前710年——前698年)
燕桓侯 7 (前697年——前691年)
燕庄公 33 (前690年——前658年)
燕襄公 40 (前657年——前618年)
燕前桓公 16 (前617年——前602年)
燕宣公 15 (前601年——前587年)
燕昭公 13 (前586年——前574年)
燕武公 19 (前573年——前555年)
燕前文公 6 (前554年——前549年)
燕懿公 4 (前548年——前545年)
燕惠公 9 (前544年——前536年)
燕悼公 7 (前535年——前529年)
燕共公 5 (前528年——前524年)
燕平公 18 (前523年——前505年)
燕简公 12 (前504年——前493年)
燕孝公 38 (前492年——前455年)
燕成公 姬戴 16 (前454年——前439年)
燕闵公 24 (前438年——前415年)
燕后简公 姬载 42 (前414年——前373年)
燕后桓公 11 (前372年——前362年)
燕后文公 29 (前361年——前333年)
燕易王 12 (前332年——前321年)
燕王哙 姬哙 9 (前320年——前312年)
燕昭王 姬职 33 (前311年——前279年)
燕惠王 7 (前278年——前272年)
燕武成王 14 (前271年——前258年)
燕孝王 3 (前257年——前255年)
燕王喜 姬喜 33 (前254年——前222年即:秦王政25年)

虽然燕国被秦所灭,但是几千年来其影响是深远的。始祖召公德政教化,被称做“甘棠遗爱”。 后人把他奉为“廉洁奉公之祖”、“亲政爱民之范”。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仁者施政,高筑黄金台等被千年流传。唐代诗人陈子昂有诗:“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以至于日后的几千年历史中,都冠有燕国、燕王、燕侯、燕属地等名字,关于这些本文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讨论。

燕国文化的演变过程

前文对燕国八百余年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叙述,本篇开始对燕国的文化及经济状况经过收集编辑整理向朋友们做一简单介绍,便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燕国及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众所周知,西周燕国,乃今京、津及河北北部,召公之封地。自西周早期分封始,地处北方民族的环围之中,曾是周王朝的东北屏障。
但是,文献里有关燕的记载甚少,尤其西周时期的燕国,自第一代燕侯起,有八世燕侯无任何文献记载,直至第九世燕惠侯继位时,已是公元前864年。也就是说,西周早、中期历时约200年的历史,在文献中处于空白状态。因此,要了解这一段历史,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的释读尤为重要。
自本世纪70年代初,北京市琉璃河燕国墓地的“侯”铜器的出土及附近城址的调查之后,史学界便从燕国封地诸多地点的寻觅中摆脱出来,认定琉璃河遗址就是燕国始封地,但就文化范畴方面,又产生了分歧。
即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所有发掘简报和报告中,也慎用“文化”一词,多用“燕国贵族”、“殷遗民”等词。最早使用“文化”一词是天津市博物馆的韩嘉谷先生,在一篇论文中用“周人的燕国文化”一词以显示与土著文化遗存的区别。
80年代中期,吉林大学的拒马河考古队在流经河北地区的拒马河沿岸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后,使用了“西周燕文化”的概念,将周文化和商文化合成界定为西周燕文化,认为土著文化游离于其范畴之外。
1992年,石永士等先生撰写了《燕文化简论》,对东周时期燕文化的来源及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周、商碔、北方民族等多种文化构成了燕文化。
1995年8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举行了燕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会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对琉璃河城址和墓地进行了再次发掘,视琉璃河遗址的西周时期遗存为燕文化。
从琉璃河墓地1973年发掘开始,至1995年的22年期间,随着河北北部、京津地区考古工作的展开,产生了“周人的燕国文化(或姬燕文化)”、“西周燕文化”、“西周燕国文化”、“燕文化”以及“周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土著文化(因素)”等相关概念词语。

上述诸多称谓其实应包含着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一、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一种文化中的最小构成单位,指文化中的一种成份或某种趋向性。如周文化中含“商文化因素”,应理解为商族文化的影响渗透到周文化中,成为周族文化的一个组合部分。这部分“商文化因素”呈现的并不是商族文化的全部,很可能只是少量的几种最富特色的表象,象使用腰坑的葬俗,常见器物中的袋足鬲、簋等。另外,这部分“商文化因素”由于存在于母体文化之外的异族文化之中,必定会产生某些变异,所以,有时,它表现的是商族的趋向性,并非是商族文化的象征。
二、族文化:像“燕文化”、“周文化”、“商文化”中的燕、周等都是民族的称谓,那么,连带的文化就有了族文化的含义。
在考古学上,文化与族名相连接,需要诸多程序。发现一种有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要确定其地域上的分布范围和年代上的跨度,然后同文献上记载的同时间、同地域活动的民族相对照,完全对应起来之后,才能够冠以某族文化之名。当然,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史学背景,也有先确定文献上的民族,再从固定的地域去寻找考古学文化的先例,但找到之后,在确定哪一种文化与族名相对应时,仍旧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物出发,在考古学文化和历史文献的两个时空框架中构筑族文化的柱石。
一种族文化确定之后,考古学文化就与创造这一文化的人类共同体相关联。周文化和商文化的确立是考古工作者多年努力的结果。对西周时期是否有燕文化这一问题存在着分歧,当然这里的燕文化概念未指有特色的燕文化。否认者更多地考虑到遗物中周文化因素的成分,肯定者则更多地看到土著文化因素的渗透。燕国城址和墓地的存在已经证明了燕文化的存在,使用同一座城池、同一处墓地的只可能是一种人类共同体,西周早期燕文化主体由周、商两种文化因素构成,至西周晚期,该城址和墓地所体现的同一性考古学文化的主体仍然不变,早期的其它文化因素有极少量地融入其中。整个西周时期周、商两种文化因素稳定地出现于燕国的一个个遗址中,稳定地共同创造新的文化因素,这些因素既不同于周文化,也不同于商文化,它们的合成状态就是西周燕文化。
“土著文化”是指他族文化到来之前,在当地长期生存,有自己的文化源流的文化。实际上可能包含有多个不同的族属,是一种存在状态上的称谓,不是某一个部族的称谓,因此,它不应与“燕文化”、“周文化”、“商文化”并列在一个概念层次上。但是在燕国大地上,西周燕文化产生之前,当地只确认出一种考古学文化,即张家园上层文化。这一名称毕竟是考古学上的称谓,与创造并使用这一文化的人毫无关联,因此,就燕国的特殊情况而言,土著文化已成了张家园上层文化的代名词。
三、国文化:国文化是一国之内的主体族文化和其它附属族文化共同的复合体。燕国是西周的分封国,带有强制性殖民的色彩,其统治者是姬姓周人,必然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强行推行周文化,但封地内非同族文化的抵抗也是正常的,周文化也好,张家园上层文化也好,它们只是处在不同的等级层面上,即为统治者所属文化与被统治者所属文化之分。如果仅是从统治者所属文化的角度去认识文化的属性,那么两周时期,中国大地上存在的就只有一种周文化,正是由于诸多异族文化的碰撞、磨擦,西周各个封国的文化面貌才异彩纷呈,即使是统治者所属文化的本身也因身处异地而不同于周人本土的文化。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观察西周燕国文化,最初必定是几种文化的复合状态。
以上我们基本了解了“燕文化”的演变过程及其初始含义,但是又是如何具体区分的呢?请看下文《燕国文化诸等级层面的区分》。

备注资料来源:
① 韩嘉谷:《京津地区商周文化时期古文化发展的一点线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 B34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4期。
③ 柴晓明:《论西周时期的燕国文化遗存》,《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
④ 石永士、王素芳:《燕文化简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2年8月。
⑤ B16 B33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区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6期。
⑥ 陈光:《西周燕国文化初论》

西周燕国文化的六个层面

了解认识西周燕国文化最好的切入点,莫过于北京市的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关于西周燕国都城遗址的内容,本文已在二至五篇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此不在重复。本篇通过收集整理现有的资料,将琉璃河燕国遗址及墓地所体现的文化面貌区分为六个等级层面,从而进一步了解燕国的文化和历史。
划分层面的标准是根据墓室的大小,墓室越大,等级越高,反之越低。从而体现了燕国人之间社会地位差别。

第一等级层面——燕侯
燕侯墓的墓室长7米以上,宽5米以上。以下是已经发现的两座燕侯级墓穴的具体情况,供大家参考。

墓号/方向/墓室(米)/棺椁(米)/车马坑/备注
M202/345°/7.25×5.20-7.00南墓道14.8北墓道12.00/椁5.2×2.3-1.7 棺不明/燕侯墓的墓室长7米以上,宽5米以上车4辆、马42匹/南墓道殉人头1。/《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M1193/352°/7.68×5.35-9.4无墓道/椁3×1.8-1.58棺不明/未见/《考古》1990年1期

第二等级层面——燕侯宗族显贵
这类墓墓室长4米—5.10米,宽2.5米—3.7米。下面是其中三个已发表资料的墓葬的一览表(引自《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

墓号/方向/墓室(米)/棺椁(米)/随葬品
M251/10°/4.5×3.7-1.6/椁3.24×1.8棺2.8×1.34棺椁高度不明/六鼎四簋二鬲等。无兵器。青铜容器较多。
M253/357°/5.1×3.5-7/外椁3.14×1.7内椁2.64×1.24椁高度不明,棺不明/六鼎二簋四鬲等。无兵器。青铜容器较多。
M401/357°/4×2.58-4.1/椁2.7×1.26-0.7/青铜容器仅觯一,无兵器。

这些墓的葬俗与燕侯墓相同,不殉人,没有腰坑,其中M253的堇鼎、圉碢、圉卣的铭文都记载了这一支系曾作为燕侯的代言人去成周参加周王的典礼,向召公奉献食物等事件,表明他们与燕侯的关系相当密切,其身份应为燕侯宗族中的重要成员和直系亲属,无疑也是姬姓周人。

第三等级层面——异族贵族
这类墓墓室长3.8米—4.3米、宽2米—2.4米。墓中多存在殉人、殉狗、墓底设腰坑的情况,与周人的葬俗明显不同;墓室较周人显贵小,距燕侯墓区远,青铜礼器不配套,数量少,花纹简单。有内容的铭文记载的是燕侯赏赐事件有;车马坑的两座墓多随兵器。显然是较周人显贵地位低,有征战能力的异族首领。

墓号/方向/墓室(米)/棺椁(米)/殉人/殉狗/车马坑/随葬品
M52/358°/4.3×2.2-1.9/外椁2.9×1.4-0.7内椁2.8×1.1-0.5棺2×0.8/两座。车1,马4。车1,马2。/青铜鼎1、鬲1等,多兵器。
M53/20°/3.4×2.1-1.5/外椁2.9×1.5-0.6内椁2.0×1.0-0.1棺1.8×0.8/2人车马坑1人/填土1/马6/青铜簋1等,多兵器
M54/4°/3.8×2.4-1.9/椁2.7×1.4-0.9棺1.7×0.7/2人/填土1腰坑/青铜鼎、簋各1等,多陶器,无兵器

第四等级层面——周人及异族中的次贵族
此类墓室长3米—3.75米,宽1.5米—2.8米。根据分布位置又可分辨出等级稍有差别。

第五等级层面——燕国平民
这类墓是墓地中数量最多者,墓室长度在3米以下,除M65出土一件铜爵,余墓多以陶器和装饰品随葬,发表资料中有确切墓室记载的有42座,只有六座墓出有青铜兵器,推测其身份应是平民,可能包括燕国军队的士兵。
第六等级层面——张家园上层文化
这类遗存被称之为张家园上层文化,尽管在城址中一直生息到西周中期,始终未能进入燕国墓地。

由墓地的六个等级层面的划分我们看出如下信息:
1.墓地有大、中、小型墓。每个墓区的小型墓均占半数以上,小型墓中有相当数量只随葬一种陶器或者无陶器随葬,这样的墓主生前也不会很富有。所以,该墓地应是燕国人的公共墓地,并不是只作为贵族墓地。
2.墓地不同区中聚集了不同的人,随葬器物显示出周文化的、商文化的、张家园上层文化的,以及其它难以命名的文化因素,据传还出土过青铜短剑,燕文化呈现的文化面貌是多源的。当然,周、商文化是其最主要的两个源头,而其它文化因素逐渐被排挤掉。
3.等级制度的不可逾越性。周人是第一位的,大型墓是燕侯墓,自然是姬姓周人,为第一等级;属于显贵阶层的稍大的中型墓中,燕侯的宗亲者的墓室最大,随葬的青铜礼器也是配套的,并且图案华贵,等级高于异族贵族;属于次贵族阶层的中型墓,距燕侯最近,与燕侯有某种血亲者,墓室最大;小型墓中,燕侯墓附近的小型墓墓室较大。商人是第二位的,贵族阶层墓中有商文化墓,或与商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的墓。与张家园上层文化等土著产生关联的墓,在同一等级里,几乎是最末等,如M26,埋葬偏远,没有青铜器礼器。
4.商文化是周文化与其它异族文化的中介点。周人墓葬中可以看到商式的铜器和陶器,商人墓葬中可见到张家园上层文化的陶器,商人起到了周人与异族联合的桥梁作用。
5.墓地中四分之一的面积是周人的,而四分之三是商人及其异族的,说明燕国之中,周人只是权势极大的少数人。

西周燕国文化构成

前文简单介绍了燕文化的六个层面,为进一步了解燕文化几个层面的相互关系,本文就燕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编辑整理后推荐给朋友们。
燕侯墓M1193中的铜器铭文曾载,燕侯克就封燕国时,带来了周王分给他的羌、微等六个方国部族,犹如鲁国得到的“殷民六族”等意义相同。已有学者考证燕侯得到的六族分布在西至陕、东到鲁的广大区域,有的是周人同盟;有的是周人平乱后臣服于周的东夷诸族。周灭商后,将天下分封给自己的同族或同盟,每个被封者都要靠自己的武力来维持领地,尤其是姬姓诸侯被封在完全陌生的,原来曾是商人后方的地方,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必须凭武力才能夺取立足之地,因而,周灭商时的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被瓜分成许多支各自为战的小股力量,仅靠此去夺国是困难的。于是,诸侯只能利用异姓部族的合作,而原曾为商臣的一些小国部族也愿意服事周人以保有贵族地位,最后,分封国的贵族阶层实际上已经成为来源复杂的复合体,表现的文化也是多种面貌的组合状态。
考古资料所表明的早期西周燕国文化面貌也不例外。如前部分说到的那样,是以周、商文化因素为主,包含北方其它异族文化因素的组合状态文化。之所以用组合状态一词,是因为诸多的文化因素尚未完全的融合为一体,只是彼此趋同。如属周人墓的M209出现商式分裆袋足鬲、M254出现商式的簋,北区异族墓的葬俗上逐渐减少腰坑、殉狗现象,向周人的无腰坑形式靠近。
周人与异族文化之间趋同首先开始于低等级墓,上面提到的出现商文化因素的周人墓M209、M254是中型墓中较小的,南北区的小型墓在西周中期表现了更大的趋同性,随葬陶器的鬲向低裆发展,罐向矮胖演化,而城址的非宫殿区文化堆积中往往是诸文化因素陶片共出,未见一例某种文化因素单独存在的单位。可见等级越低的人们越容易沟通。
不同种的人类文化聚合在一起,经过一定的时间,就像江河的支流汇入主道一样,最后必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新的文化。西周初年的灭商、分封等重大历史事件造成了不同种文化聚合的机会,促成多种文化汇入周文化,形成不同风格的齐、鲁、燕、晋等新的诸侯国文化。新的文化生成之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周王朝从兴盛走向衰亡也是历史之必然。
燕国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聚集了诸多不同种文化,诸文化因素的渗透酿成燕文化。从琉璃河附近之镇江营遗址的情况看,西周中期已有一种周、商文化因素合体的文化覆盖了异族文化。这种合体现象体现在许多器型上,如鬲的整体为商式造型的袋足,却附有周式的矮小足跟,如簋虽有商式的敞口外形,口沿、器表、圈足都发生了变化,周人是不使用陶簋的,也许是受商人铜簋的影响。文化合体的结果,使遗物产生群体的变化,我认为应将这些变化后的遗物群体称之为西周燕文化,与此相关联,创造这一文化的人类共同体业已形成。
西周是随着商朝的灭亡而建立的,而燕封侯于遥远的北方,所以燕侯封地带有更为浓厚的商文化。我们从西周北京琉璃河燕都城遗址、镇江营遗址、昌平白浮、河北满城等出土的器物可以看出。其陶器中商文化因素显然强于周文化因素,如大量出土商式袋足鬲、四系罐、三角划纹等。簋的普遍存在,埋葬习俗上更接近商文化风格,满城要庄和昌平白浮的中型墓均有腰坑,要庄M1的二层台上也殉有一狗。在随葬品方面,要庄M1的袋足鬲多于足跟鬲,商文化特色更浓重,昌平白浮墓陶鬲的足跟为周文化因素,口沿起泥条凸棱又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同墓的青铜短剑、头盔、刀等兵器则为北方某些民族所特有。
我们从燕国墓地中周人占据面积很小可以看出:燕国社会背景的某些方面,周人在燕国只是少数,又多属高等级人物,不可能直接与下层接触,其间必将借助的中间环节——商人文化。而商文化在其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中,广泛地播下了文化传统的种子,最终成为燕国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周人虽然在意识上歧视、排挤张家园上层文化等北方民族文化,但无法控制商人旧臣与当地土人的接触,当土著文化强大起来之后的春秋时期,就连周人也无法拒绝土著人的加盟了。
总之,西周燕文化中,商文化因素最重,周文化因素次之,并间或显示出少量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及北方其它民族文化因素的存在。

燕国的农业

前几篇介绍了《燕国的文化》,本篇开始就燕国的经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进行讨论,本人经过收集编辑整理现有的资料分三篇向大家作简单介绍,供大家参考。
众所周知,燕国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大约包括以燕山为界的山南地区、山北地区和冀东地区以及辽东地区。自然地貌既有山地和平原,也有丘陵和草原。其分布是山南地区以平原为主,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山北地区以草原为主,辽东地区以平原为主,牧业经济占主要地位;燕山地区和冀东地区处于农耕区和游牧区的过渡地带,同时兼有农业和牧业两种经济成分。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燕国经济的多样性特点:东部有渔盐之利,北部出产马牛羊,南部盛产黍稻粟菽,山地有铜铁矿冶,经济部门比较齐全。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燕国经济就是在这一基础之上继续存在并获得发展的。
一、铁农具的普遍使用 近些年来,考古界在广袤的燕国领域范围内,都发现了战国中、晚期的铁农具。其出土地点为今北京地区、易县燕下都遗址、河北兴隆县及辽宁抚顺莲花堡等地。从出土的燕国铁农具看,不仅数量多,种类也不少,计有犁、、锄、镰、铲、耙、斧、三齿镐、二齿镐等。辽宁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占全部出土农具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实物资料说明,铁制工具在燕国的农业生产中已占主导地位。农业中深耕细作、犁耕、中耕、整地保墒等操作技术的改进,都与铁器农具的普遍使用相关。铁制农具品种的增多和普遍的使用,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二、水利设施的兴修 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对水与农业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管子·禁藏》就说:“食之所生,水与土也”。《荀子·王制》更提出了通过水利工程趋利避害的主张,称:“修堤梁、通沟浍(大沟),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燕地河流众多,今之潮白河、永定河、拒马河、南易水和北滦河等,都位于燕国境内,为燕国兴修水利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燕国的水利工程,在幽州南界有督亢泽、督亢陌,在北京永定河流域有陶井,在燕南长城有易水堤防,在燕下都有运粮河。督亢的地望在燕南今涿州市、固安、定兴、高碑店一带,这是燕国农业的富饶地区。这里之所以富饶,就是督亢陌的土地可以得到督亢泽的浇灌。战国时期燕人挖掘水井比较普遍,在今北京陶然亭、清河、蔡公庄、宣武门、永定河河畔,发现了战国至西汉时的陶井多眼。陶井用多节陶圈套叠起来砌成,呈筒状,位于居住区的是饮水用井,位于田野的是灌溉用井。易水堤防位于易水沿岸,后来又由堤防扩建成为燕国的南长城,即所谓“易水长城”,既是燕国的军事设施,又是大型水利工程项目。燕下都武阳城的运粮河,是引水人工河,它和原来的水系濡水、易水相连接,是兼有灌溉、运输、防卫综合效益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于灌溉的推广,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三、农作物的种植 据《周礼·职方氏》所记、幽州“其谷宜三种”,郑玄注解“三种”是黍、稷、稻。黍,即为黍子,脱皮即为黏黄米;稷,即为粟(谷子),脱皮为小米。黍、稷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主要农作物,亦为北方居民主要的粮食品种。稻是喜水农作物,燕国有稻,种植于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在耕作技术的改进方面,如园圃、深耕、施肥、畜力挽犁等,史书上虽找不到燕国的相关记载,但燕作为一个与中原各国频频交往的大国,这些方面的改进应当存在,如田地中的陶井,当与“园圃”相关;铁犁铧的出土,说明燕人已经使用牛耕。燕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的储备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苏秦曾说燕国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可支十年。这虽是夸辞,也多少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燕下都遗址发现有陶仓模型,起码证实了燕国粮仓和储粮制度的存在。
四、其它物产 燕国地跨燕山南北,东临渤海湾,盛产鱼、盐、枣、栗、桑、蓟等特产。《管子·地数》说“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可见燕国的海盐煮制业发达,堪与齐国并称,《战国策·燕策·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公》载燕地“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田作而枣栗之实足食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史记·货殖列传》也说“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说明燕国枣栗的生产不仅产量大,而且专业性经营的程度相当高。除枣栗果树外,桑蚕的种植和生产也是燕国农业的重要部门,所谓燕地“田畜而事蚕”,是将畜牧业的生产与桑蚕的种植生产并称,反映出桑蚕的种植生产非常普遍。燕地还盛产蓟,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蓟有不同的品种,可以入药,传说食之能延年益寿,当时人称为“仙药”、“山精”。蓟城一名的来源,可能与蓟草相关。

燕国经济——畜牧业

上篇介绍了燕国主要经济——农业,据史书记载:畜牧业也是燕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考证,畜牧业萌芽于1万年前。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选育出众多的地方品种,并积累了丰富的选种、饲养、管理技术。
夏商时期由于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农牧业有很大的发展,专职人员的放牧,饲养中圈养的发展,饲草的制备贮存,使畜群不断增长。定期配种和淘劣选优的配种制度使畜群的品质不断提高。传说商的祖先“立皂(食槽)牢(牛舍)”,在殷墟甲骨文中有刍、牧、牢、厩、庠等反映畜养方式的文字;有反映马、猪去势的文字;有一次祭祀用牛300头、马300匹以至千牛的卜辞;反映了畜牧生产的发达。
西周时期,《诗经·君子于役》:“鸡栖于埘,羊牛下来”,反映了农村中饲养畜禽的普遍;《诗经·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反映了贵族畜群的宠大。《穆天子传》中记述周穆天(公元前947-前928)到西北地区游历,沿途部落贡献食马牛羊,动辄以千百计,反映了当地畜牧业的发达。《周礼》中记载:管理畜牧生产的专门机构,如“牧人掌牧六牲而阜养其的,以供祭祀之牲栓”,“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种马、戊马、齐马、田马、道马、驽马)之属”,“圉师掌教圉人养马”,“牛人掌养国之公牛”,“羊人掌羊牲”,以及草人供应舍饲所需的干草,职责分明。又载“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疗兽疡”。在军队中,校人之下设巫马,巫马之下有职兽医管军马的疫病。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畜牧业的发展。
从西周时期开始,燕国的畜牧业已经很兴旺,当时燕国人民放牧牛、羊,畜养狗、猪,马更是燕人放牧的重要牲畜。当时,这些牲畜除开役使和食用外,主要用于祭祀和殉葬。就连中、小奴隶主墓葬里,也动辄以成套的车马陪葬,有的几匹、十几匹,有的则用了几十匹。以狗陪葬,以牛、羊、猪、狗、鸡等牲体祭奠,是每个奴隶主墓葬几乎都有的。
燕国北部处于内蒙古草原地区,历来是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带,山戎、东胡等族皆以畜牧为生。西周初年,燕北一带就以狩猎产品为多,《逸周书·王会解》说:“孤竹距虚,不令支玄貘,不屠何青熊,东胡黄罴,山戎戎菽”。这里的孤竹、不令支玄貘,不屠何、东胡、山戎就是居于燕北的当地部族。到了战国时期,这里的畜牧业更为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说“燕、代田畜而事蚕”。在畜牧业中,多养马、牛、羊,以养马最有名。燕地及其东北地区,养马历史悠久,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当地产马的记载,西周时“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战国时燕国军用马匹,多产于燕北牧区。
牛、羊、豕也是燕地的重要畜产,《周礼·夏官·职方氏》称幽州“齐畜亦四扰”。“四扰”即马、牛、养、豕。燕地多牛,故出产名贵的燕牛角和筋角。筋角是制作弓的优质原料,在七雄兵争的战国年代,弓箭是杀伤力很强的远射兵器,筋角是贵重的军用物资,因此“燕牛角”受到兵家的喜爱,被视为美物。其它与畜牧相关联的制革、毡毛、肉奶食品等,也是畜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燕国经济之手工业

前文探讨了燕国农业及畜牧业,但是随着冶金工业的出现,手工业则应运而生,西周时期冶金手工业主要是指冶铁手工业和青铜手工业。然而到了战国时燕国冶铁手工业有了飞跃的进步,不仅生产工具用铁制作,战争的武器也已逐渐改用钢铁制成,同时青铜手工业的冶铸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从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晚期铁a(形声字,左为“钅”,右为“获”的右半)、六角锄、a(形声字,左为“钅”,右为“尊”),展性铸铁可以看出,当时冶铸技术的发达。不仅如此,经科学工作者考察,当时还利用控制退火的办法,创造了表面为低碳纯铁,中心为硬度高的复合铸铁器件,借以提高农具的性能,使农具具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而具韧性。比如燕下都出土的剑就是低碳钢剑,这种低碳钢,是以块练铁为原料的纯铁在反复锻打中吸收了碳,或经过渗碳处理而形成的。
在铸造工艺方面,燕国冶铁匠人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从陶范到金属范,从单合范到双合范,从外范到内范,都有出土。兴隆县曾出土有87件铁范,全部是浇铸而成,这说明当时已采用了鼓风的竖炉,它不仅能练出液态生铁,而且可以达到浇铸的温度。铁范的出现,对当时的铁器生产有很大的作用,铁范可连续使用,冶铸多件成品铁器,如在兴隆鹰手营和隆化县发现的铁斧,封王坟发现的铁锄,经验证,都与兴隆出土的铁范是一样的。
战国时期,燕国的青铜制造业也比较发达,截止到现在已发现规模较大的遗址有两处:一是燕下都遗址;二是唐山贾各庄遗址,另外在北京地区发现的较小的遗址十几处。这些遗址中青铜器种类繁多,有鼎、簋、豆、敦、戈、剑等。这些青铜器的制作,形制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每多用同一印模在铸范上反复印成。有的用刀或矿石在光素的铜器表面刻成1纤细的图案(如在怀来北辛堡发现的铜缶,就是刻纹铜器);有的用红色金属物镶嵌在铜器表面(如唐山贾各庄出土的铜豆,器物的纹饰,就是用红铜镶嵌而成的);也有的用金银镶嵌图案的,称“金银错”,如描画车马狩猎、水陆攻战、宴乐、射猎等;还有的用立体鸟兽装饰在铜器上的;更有金器铸作鸟兽形的,非常生动优美。铜器上的铭文,有临时刻上的,也有特别加以铸造的,字多波折,带有装饰性。有的青铜器物,形制精巧,花纹细致,铭文讲究,这种器物,大约已经不是实用品,而是一种专供贵族统治者赏玩的工艺品了。
显然这些青铜器的制作比西周初期有了更大的进步。《荀子·强国篇》曾说过,青铜器的制作,主要在于“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从燕国出土的铜铁器文物看,燕国冶金匠人已熟练掌握了这种冶铸技术。
战国时期燕国的木业比西周也有较大进步。木工的业务是建筑房屋、制造车舟等交通工具和建造坟墓;从燕下都宫殿遗址看,规模是宏大的,从贵族墓葬看,坟墓里往往有棺椁数重,棺的制作,底和壁已运用套榫(梯形榫)来镶拢;从车马坑遗迹看,轮辐已多到十几辐以上。车轮需要曲木,而要把木料压曲,使之合乎制作需要,又需相应的技术和工具。这都说明当时的木工技术已相当进步。
漆器在战国时应用也很广,许多木器都髹漆。琉璃河燕国墓地就有漆木器,漆器种类有觚、豆。棺多髹漆。漆的颜色已有黑、朱、黄、紫等多种,漆工往往用各种颜色的漆在器物上绘画图象和图案。
战国时期燕国陶器比西周有一定的进步。从燕下都琉璃河墓葬出土的陶器、陶片看,有素面灰陶,也有彩陶;有日用器皿,也有建筑瓦当等。精美的彩陶有红色彩绘的,也有黑色的暗花的。黑色陶器上的这种暗花,须趁陶胎半干时制作,先将表面打光,再用钝锋的竹木片在上面磨画花纹,尔后入窑烧制。这样,陶器表面发黑光,花纹比较暗淡,仅隐约可见,成为一种很别致的暗花。这些都显示了陶业的进步。
关于燕国的经济,本人经收集编辑整理分三篇从三个方面(农业、畜牧业、手工业)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也许对大家了解燕国的经济有所帮助,在此真诚希望朋友们参与讨论,并提出宝贵意见。

从燕文化的三个阶段看燕文化的内涵

书接前文,纵观燕国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在西周还是在春秋战国,燕国在众多的诸侯国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弱小的境地,但是燕国却是西周初封众多姬姓诸侯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风风雨雨八百余年。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内涵。究其原因则更多的是从燕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体现出来的,依据众多学者的观点,把燕国文化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先燕文化、姬燕文化、燕文化,由三个发展阶段从而折射出燕国文化丰富的内涵。
(一)先燕文化,先燕文化指在召公封燕以前,在燕地区域内由商人子姓燕国创立的文化。对于先燕文化这一概念,国内有些学者持不同看法,主要是因为商代在燕地氏族方国众多,很难区别哪些东西是燕国文化。笔者认为,先燕文化当指燕氏一族创立的文化。由于目前考古资料的不足,对于先燕文化的认识还比较浅显。
在虞夏之际,殷商民族起源于燕地,而商代自兴起至灭亡,五六百年间有关这一地区的记载是一片空白。即使是《史记》,对于周初以前这一地区也没有任何记载。现在有了大量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一大批青铜器铭文的发现,结合史籍中有关商族起源的叙述,可以认为,周初的燕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商代子姓燕国的基础上建立的。
从甲骨文的材料中可看出,在有商一代的北方燕国已是一可观的大国,其周围邦国众多,而在成汤建商以前的先商时期,燕地还是商民族的发祥地。商代居于燕国的燕氏一族不仅在商族最早起源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还是众多商族宗族、支族中的本族。在商民族的起源的传说和商民族的文化信仰中,有很多内容都与燕国之燕的得名有关。到商代晚期,这一地区仍然有众多方国密集分布,燕亳就是商代众多都城中的第一座都城,燕国则是众多方国中由宗族而留守的一个方国,是最重要和居于核心地位的方国。商人子姓燕国存在的时间由夏商两代相加,大约960年之久,创造了相当发展的燕地文化。
(二)姬燕文化,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封召公奭(音shi)于北燕,历经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21年秦灭燕,长达八百多年,为姬姓燕国。由姬姓燕国创造的文化遗存为姬燕文化。姬燕文化是商代先燕文化的继续。但是,在商代得到丰富发展的先燕文化到了西周被封为燕国后,就很快萎缩、衰落下去。西周、春秋时燕国的衰落程度可从史籍中有关燕国的记载和春秋战国诸子的记载中看出。《庄子》中以燕国为北方最偏远的国家,与南方的越国相并提,有”燕之北,越之南”之语;《韩非子》篇幅宏大,又好作寓言,其中多次提到燕国,但都是把燕国放在一种愚蠢荒昧的地位上加以批评和嘲笑。
姬燕到战国时,由于燕昭王奋发图强,广纳人才,励精图治,终于使弱小的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燕昭王对于燕地文化风格的形成和成熟起了关键作用。姬燕文化长达八百多年,是燕文化的成熟和高潮期。
(三)燕文化的延续,燕国的灭亡,秦国的统一,但燕文化并没有因此而中止。由于燕文化历史的悠久、漫长的发展过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燕文化在秦以后数千年间不仅在燕地区域历经汉唐宋元明清得到继承和发展,而且燕文化的主体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构铸也起了重要作用。
燕文化千古传承,绵延不断。燕文化在战国时成熟达到高潮,而在北朝时因地方士族制度的盛行而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在盛唐时达到鼎盛。自宋代以后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和政治重心北迁,北方成为政治中心,经济地位日趋下降,古代燕文化所独具的若干特征日益趋向平淡,其自身发展所依据的若干生机已日渐耗尽。明清时期燕地成为畿辅之地,开始大量接受儒家教育,加以受其他地域文化的影响,文化发展日趋复杂化。但燕文化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精神风貌已深深植根燕地民众的血液中。
燕文化的传承主线为:在内容上以忧国忧民的正气和责任感为主,风格上以”直””刚”为主体色调,以慷慨悲歌为基调;在表现形式上则宽而广,兼容百家,具体表现可从关汉卿、杨继盛、孙奇逢等人在不同方面表现出来。可见燕地在成为畿辅重地以后,文化虽有所发展,但燕文化的主体精神逐渐减弱,其容纳各地域文化则越来越明显,然而慷慨悲歌的燕文化精神风貌仍然顽强地保存传递下去。
(四)燕文化的内涵,燕文化地域范围,西起今山西省东北角,北到河北省北部、内蒙古南部,东到辽宁省,以河北省北部为主,时限上包括古今。因而广义的燕文化可归纳为:燕文化是在燕国时形成、发展而在后世得到继承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风韵和价值。它既包括西周分封伊始至秦统一前燕人所创造的艺术、科学、意识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包括召公封燕以前的先燕文化以及在燕地区域内,受其影响在三国两晋元明清时继承其精神发展的文化。
燕文化以战国时的遗存燕下都为代表,尤以太子丹和荆轲刺秦王,标志着燕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我们通常所说的燕文化,一般指广义上的燕文化。狭义的讲,燕文化是指先秦时期燕国从建立到灭亡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从周代封召公于北燕开始到公元前222年燕国被秦灭掉,燕国在这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文化综合体。燕国的文化是在长期发展的商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到燕昭王时达到高潮,经过了八百多年,创造了非常丰富的成果。
然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又具有什么特点呢?请看下篇《燕文化的特点》。

燕文化特点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

前文讨论了燕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本文将探讨燕文化的特点。本篇经过对资料的收集编辑整理,就燕文化特点形成的原因以及燕文化特点的具体表现探讨如下:
燕文化的特点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燕地的地域环境、自然气候条件,燕地山高气寒,水冽土厚,山石块垒,危峰雄峙,恶劣的自然环境必然要影响到这一区域人们的生活、生产以及心理情感,燕地的苦寒悲弱,因此它的文化从本质上就有着自伤自怨、刚烈悲壮的特点。二是因为燕国地处边陲,往往是作为维护南方经济区域的安全作出的牺牲或纯粹沦为战场。因而更增添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色彩。频繁的战争是燕地一大特色,于是战争的环境形成了燕地民众寒峻刚强、苍劲剽悍的气质,造就了燕地民风强悍、勇武难制、侠义之风盛行的特点。三是燕地处于华北中北部,融合了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特点,特别是西周召公封燕之后,召公“德政教化、亲政爱民”的精神使燕国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丰富。
总之,地理环境、气候、战争、民族融合、先祖精神等几大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燕地慷慨悲歌、正道直行、好气任侠等特点。其具体表现在:
一、慷慨悲歌,舍生取义。燕太子丹和荆轲是对燕地慷慨悲歌文化风格的形成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太子丹的精诚与荆轲的志向契合在一起,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局促产生出的激变,完成了燕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的风格,而在易水边,荆轲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绝唱,把燕地慷慨悲歌的精神推到了极致。慷慨悲歌是一种精神风貌,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贡献一切的献身精神,是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大义凛然的勇气和胆气,是为正义、为真理而斗争,舍生取义的气节,是义无返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侠肝义胆。
二、好气任侠,正道直行。好气是豪放不羁;侠者,最大特点是不苟于世人,而是遵循自己价值标准。他们孤介独行,砥砺自信。重信义,言必信、行必果;重德行,重名誉,但绝不务虚名;轻生死,但不逞匹夫之勇。侠士代表公平和正义,但由于以武犯禁、干扰国家秩序而被限制,普通人也因其志行高绝,生不求财、死不惜命而难以仿效。好气任侠往往与慷慨悲歌相联系,得到人们的认同而被推崇。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崇尚气节、讲求情操、正直坦荡,具有忧国忧民、敢担道义的责任感和刚直不阿、敢于反抗强暴、抵御外侮的无私无畏气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宁可弃利甚至杀身也决不丧志辱身,是燕文化中被历代知识分子推崇的品德典范,正道直行的精神可在燕文化名人身上得到诠释。
三、质朴务实,自强不息。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面向现实,重视人生,求是务实,从日常生活和人伦关系以及社会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意愿,反对不务实际的清谈玄想。立足现实,重视实际,朴实无华。立身行事,讲究脚踏实地、循序渐进,鄙视华而不实的作风。燕地文化质朴务实的精神最直接体现在燕地文化名人身上。例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对燕文化质朴务实的风格做出很大贡献。他在《校友堂家训》中,把教子弟读书,明理作为立身之本,认为读书最重要的是”明道理,做好人”。他还把教子弟读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体悟勤俭二字的重要,他晚年还亲率子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燕文化的基本精神。自强不息是奋发图强、自立自强,是以高度的自信自尊而表现出的自强精神,这种观点为全社会所接受,不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一般民众也有强烈的激励作用。

燕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前文介绍了燕文化的特点,本篇讨论燕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作用。笔者认为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燕文化本身具有的重要价值;二是燕文化为构铸中国传统文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燕文化的重要价值,主要包括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一是理论价值,我们知道燕文化处在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是在两种文化冲突、融合的背景下形成的。燕文化历史悠久,丰厚博深,在中国各地域文化中以其”慷慨悲歌,壮士不返”、”视死如归,舍生取义”、”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刚健有为,正道直行”、”急人之难,好气任侠”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著称于世,特别是”慷慨悲歌”以及慷慨悲歌中体现的浩然正气,几千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生活方式。燕文化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区域文化的精髓,构成了熔铸中华民族灵魂的一个重要内容,凝聚着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二是燕文化的历史价值:燕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有一个完整的孕育、发展、延续过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典型代表。燕文化中的许多事件有很高历史价值,如黄金台现象。黄金台成为招贤纳士的象征,成为爱惜人才的代名词。对后世人才观有重要启示,无论对中国古代治国方略的运用还是现代企业的发展都有很强的借鉴作用。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价值在于它的极为慷慨悲壮的色彩和孕含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河北、辽宁等地出土的数百件燕国遗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燕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燕文化的主要贡献在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慷慨悲歌、正道直行等方面。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内容之一,它来源于《易传》。从汉代至清,历时两千多年,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为全社会所接受,不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民众产生强烈的激励作用。这种思想使中华民族愈是遭到挫折,愈是奋起抗争,意志也更加坚韧不拔。特别是外族入侵时,中华民族总是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进行反侵略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为祖国奋斗不息。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使一般民众保持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精神状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与燕文化密切相关。
正道直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优秀结晶。正道直行表现为一种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是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浩然之气,忧国忧民、敢担道义的责任感,刚正不阿、不畏强暴的无畏精神,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胸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两种人,一种是正道直行的仁人志士,一种是为了贪欲可以出卖一切的卑劣小人。为了拯救燕国于水火之中,田光伏剑自杀,樊於期拔刀自刎,夏扶在车前刎颈相送。为真理而献身,这种正道直行的精神与慷慨悲歌相结合,更增添了正道直行的道德原则的感人力量。正道直行的精神成为中国古代正直知识分子的处世原则,这是燕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贡献。
慷慨悲歌千百年来成为燕文化的独特标志和燕地风貌的集中概括,被天下有志之士视为典范,为了刺杀秦王,太子丹的精诚与荆轲的志向相契合,与樊於期、田光、夏扶的捐躯相映衬,就完成了燕文化由苦寒和局促产生出的激变,形成了慷慨悲歌的独特风格。慷慨悲歌在秦汉以后被人们所认同。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黄宗羲认为:”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自战国以后,慷慨悲歌等豪侠之风已成为燕赵文化精义所在,一直延续到清末而不改其独特风韵,被天下人视为精神典范,被普遍认同和称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慷慨悲歌是一种精神,一种风貌,它具有巨大的美学价值,它是一种舍身为国、舍身为他人的美德;是一种急人之难的豪侠之风;是一种悲壮的美,所以几千年来历久不衰,被人们所称颂。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价值在于它的极为慷慨悲壮的色彩和孕含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荆轲成为妇孺皆知的侠士。它对我国侠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性格形成有巨大影响,对武侠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作用,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慷慨悲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贡献。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从燕国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体现出了燕文化的特点,从而折射出燕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由于有了如此优秀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因此北燕至召公长子姬克就封到燕王喜被秦所虏,历史八百余年而经久不灭,谱写一部可歌可泣的燕国历史,为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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