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面图像看内亚高加索种游牧民族与华夏的早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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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九卷第二期(民国一百年冬季)

从文面图像看内亚高加索种游牧民族与华夏的早期接触*
陈健文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提要本文从一种特殊的卷云状文面图样,探讨先秦时期内亚高加索种早期游牧民与华夏民族的早期接触问题。本文发现:在陕西扶风所出土的西周高加索种造型蚌雕脸上的卷云状文面图案,同时也在南俄、乌拉山区、中亚大夏地区、新疆、南西伯利亚以及中国北方的考古遗物上出现,说明此种文面图样或与内亚早期游牧民有关。而在脸上施以卷云文面的习俗,更可能是一种早期印欧人的传统。从陕西出土高加索种造型蚌雕一事可以得知,至迟在西周时期,华夏民族与来自内陆欧亚的高加索种系民族已发生某种程度之接触与交往,可视为是骑马游牧文化东渐的一个侧面。而先秦中国与印欧人的早期接触,其实不一定是来自新疆地区,从南西伯利亚与西部蒙古南下的高加索种早期游牧民,可能才是华夏民族最先接触到的白种人。
关键词:高加索种、印欧人、文面图样、内陆欧亚、游牧民族、斯基泰、塞种
*本文承两位匿名审查人提供宝贵意见并热心提示资料,谨申谢忱。

前言

早期中国与高加索种人(白种人Caucasoid,或称欧罗巴种Europoid)之间的接触,特别是与印欧人(Indo-Europeans)间的文化互动,向来是西方汉学界相当关注的问题。1 究竟华夏民族与印欧人的接触可上溯至哪个时期?双方又是透过何种途径而发生接触与文化互动?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自从上世纪后半叶以来,新疆发现了数量庞大的古代高加索种人干尸,曾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但截至目前为止,新疆地区仍是高加索种人在中国境内分布的东界,就目前体质人类学的材料来看,白种人在上古时期似未进入甘肃,哈密地区是中国境内汉代以前高加索种人分布的极东界。不过就体质人类学以外的考古文物来看,早在先秦时期,高加索种人似已与华夏民族有所接触。本文拟从一种特殊形状的文面图案入手,试图揭示古代内陆欧亚高加索种游牧民族如何与东方的华夏民族发生接触。从考古图像来观察,一种与日后斯基泰(Scythians)、塞种(Saka)相近的早期内陆欧亚游牧民族,至迟在西周时期已接触到中国北部的华夏民族。易言之,中国与来自内陆欧亚的游牧(胡)文化发生互动的时间应可上溯至西周,而非迟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战国晚期。

一、西周蚌雕所引发的高加索种人东进问题

1980 年秋,陕西周原考古队在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中,发现了两件作为骨笄帽所使用的蚌雕人头像。因为这两个编号分别为80FCT45: 2 与80FCT45: 6 的蚌雕头像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高加索种特征(图1),出土后随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80FCT45: 2 号头像的面部特征为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头戴尖角护耳帽,但帽顶遭锯断。帽上刻有等距之竖线条,推断是一种毛织的尖顶硬高帽。80FCT45: 6也戴着相同造型的帽子,帽顶同样被锯掉,唯一不同的是帽顶横截面上刻有一「 」符号,即巫字。其面部特征亦为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雕像两侧脸颊部位各刻有一个呈蝌蚪状的阴线纹(图2), 3 疑为一种文面或刺青图案。而关于两个蚌雕的制作年代,据刘云辉考订至迟不会超过西周晚期。4

以往学界多将注意力集中于蚌雕上的「 」(巫)符号,如杨宽先生提出这两个具有白色人种特征的人头蚌雕,是由西方东来的「胡巫」。5林梅村认为此符号与阿富汗西伯尔罕(Siberghan)黄金之丘(Tillya-tepe)遗址中一件剑鞘上的卍(万)字纹饰相同,并据此认为蚌雕应与月氏有关。6饶宗颐另指出此符号与西亚五千年前Halaf女神肩上的符号完全相同(图3), 7梅维恒(Victor. H. Mair)则进一步据此将中国的巫与古伊朗语之“ Magu?”做了联系,认为当时西周宫廷中已有来自西亚的巫师。8此外李零在一篇研究中国早期「巫」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两个蚌雕材料,并指出中国古代的「巫」一直同「胡巫」有很大的关系。9故基本上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此蚌雕与古代的巫有密切关联, 10这暗示了这两个蚌雕所代表的族群,在西周时期可能是以胡巫的身份在中国活动。至于这两件蚌雕是否为中国本土制品?颇成疑问。梅维恒11与刘云辉12均认为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不过考虑到在秦始皇兵马俑之前,此种近乎完全写实的艺术风格在中国似较罕见,且其帽顶看来是遭到后来使用者的截断,因此不能排除这两件文物是来自中国域外的舶来品。13
在中国西周时期的文物中,这两件蚌雕似非唯一的白种人文物,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指出: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辕饰,为虎食人之母题,他认为从图版可看出老虎下面的人头应也是白种人(图4)。14由于此件辕饰具有明显的中国本土铸造特征,说明周人对白种人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夏氏认为该件辕饰的高加索种造型,为梅维恒所主有白种人住在周原之说提供了旁证。15

西周时期尚有几例疑似高加索种人物造型之出土图像,从图像观之或存疑虑,然在此也一并提出供学界参考。如北京昌平县所出土的一把西周剑柄头部,剑柄虽残损,但仍可看出刻画了一个人头像,容貌大眼,嘴上蓄髭,被Emma C.Bunker、Mera Csorba 等人认为具有高加索种的外貌。16西方还有一件中国剑鞘饰收藏品(The Therese and Erwin Harris Collection),其顶部有两个作跪姿状的小人像(年代被定为公元前十世纪),造型杏眼、高鼻、厚唇、大耳,也被Bunker 教授认为具有高加索种的面貌。17 又美国佛瑞尔博物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所藏之玉人头像,具有大眼、高鼻的特征(图5), 18 潘其风认为有胡人典型之高鼻深目形象。19 该玉人头像原著录之年代为西周早期(11th -10th cBC), 20 但有学者认为年代可能还要更早。21

由于在甘肃以东的中国境内,迄今为止并未发现秦汉以前的高加索种人骨,依据目前发掘的体质人类学材料来看,高加索种人在秦汉以前的分布地域,似未超过现今新疆的哈密地区。同时甘、青地区目前的古人类学资料也表明,至少在敦煌以东的河西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秦汉以前的各种古代文化类型居民,都属于蒙古人种的支系类型,并未发现可靠的高加索种成份。与此相对,在新疆境内,已知属于高加索人种居民的古文化遗址仅向东分布到哈密地区,时间可上溯至公元前十三世纪以前,并未越过今天的新疆、甘肃交界地区。22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河西走廊地区的原始居民都属于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类型,并没有发现可靠的高加索种成份, 23 河西走廊似为早期东西方人种在中国境内的地理分界线。24 所以这两个西周时期有明显高加索种特征的蚌雕,就成为早期东西两大人种(黄、白)迁徙与接触的一项重要指标,被认为是西周晚期周人已和欧罗巴人种有所接触的证据。25 蚌雕上所表现的高加索种人究系属于哪个民族?他们是透过何种路径而来到中国?其与早期华夏民族又是怎么样的一种互动关系?凡此都是学界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

二、有关西周蚌雕的族属

有关这两个高加索种蚌雕的族属,学者们各有不同的意见。罗宏侠仅指出其为居住于新疆、伊朗、土耳其一带的亚利安人相貌, 26 林梅村认为是吐火罗人(月氏), 27 陈全方认为蚌雕的族属为大月氏或乌孙, 28其他如尹盛平、 29 饶宗颐、 30 刘云辉31 及水涛32 均认为此蚌雕与塞种有关。斯维至则主张蚌雕头像的族属应为猃狁,而猃狁即塞种; 33 梅维恒没有特别指明蚌雕是属于哪个民族,但他认为应将蚌雕的族属联系到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34 由于这两个蚌雕上并没有暗示其族属的其他文字,因此有关其族属推定,便存在着无可避免的臆测性。本文现尝试从蚌雕的文面图案入手,希望能进一步廓清该蚌雕的族属问题。

于身上进行文面或刺青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古老习俗, 35 在华南及沿太平洋一带尤为风行。但古代中国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如戎狄、匈奴等亦有此俗,《史记.匈奴列传》载:

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36

虽然匈奴要求汉使黥面可能是一种示威的举动,表示汉使已臣服于匈奴,但不能排除黥面是匈奴之故俗(引文曾强调王乌「习胡俗」),因此匈奴要求汉使须按照匈奴之俗黥面,有入境随俗的意味。

而就考古图像资料来观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文面习俗可能与其西北方的内陆欧亚地区有关。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Pazyryk)墓地所出土的木乃伊,留下了内亚早期游牧民刺青风俗的实体证据(图6), 37 这符合西方早期文献的记载。据西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的描述,「大部分的游牧斯基泰人(Scythians)在肩膀、胳臂、手腕、胸、臀和腰部,都有刺青的痕迹」; 38 罗马地理学家PomponiusMela则提到,西徐亚地区的阿加菲尔斯人(Agathyrsi)会依据其贵族血统的不同程度,在身上及脸上施以文身(Ⅱ , 10)。39 刺青在古代印欧人中似乎是个常见习俗,希腊、罗马的史家们曾指出不列颠人(Britons)、伊比利亚人(Iberians)、高卢人(Gauls)、哥德人(Goths)、条顿人(Teutons)、匹克特人(Picts)、苏格兰人(Scots)、伊利里亚人(Illyrians)与东阿尔卑斯的Iapodes 人都有刺青的习俗。40 希罗多德(Herodotus)曾经提到在色雷斯人之中,「刺青被认为是出身高贵的标帜,身上没有刺青则就表示是下贱的人」(Ⅴ , 6),他同时提到了波斯人曾在奴隶头上施以刺青的事情(Ⅴ , 35), 41 而希腊人在奴隶身上刺青的作法应是受到波斯人的影响。42 色诺芬(Xenophon)于《长征记》(Ⅴ)一书亦提及小亚细亚麦叙诺基亚人(Mossynoecians)的文身,说他们「在前身及后背上都有文身的图样」。43 至直十九世纪末,西部西伯利亚地区(鄂毕河与叶尼塞河之间)的Selkup 人仍有在脸部、手部与足端刺青的习俗。44 因之,西周蚌雕上的文面图像或可作为一个线索,帮助我们了解蚌雕人像与内陆欧亚古代民族间的族属关系。

西周蚌雕头像的脸颊部位,有明显的水滴状文面刻痕,疑为一种卷云纹的简化表现。而在西周时期,此种脸颊卷云状文面并非是孤立的个案,如果蚌雕不能排除是从域外输入的舶来品,那么前章提到的美国佛瑞尔博物馆所藏西周玉人头像,将提供一个具有本土艺术特征的图像证据。该玉人头像面部即有明显的卷云状文面(图7), 45 而与这种卷云纹近似的文面图案,亦见于南俄、乌拉山区、中亚乌兹别克与新疆一带,为我们在探索这两个蚌雕的族属问题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线索。在中亚与南俄一带的游牧民族如斯基泰人与年代稍晚的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或塞种,他们也有脸部文面之俗,而他们的文面图案亦有卷云纹。

与西周蚌雕年代较为接近的卷云状文面例子,出现在希腊公元六前世纪的古陶瓶,这个斯基泰人作吹笛状,腰际挂一矢箙(gorytos),脸上戴着一个φορβει?(Capistrum 笼头headstall),而笼头上方的脸颊上有一个与西周蚌雕类似的卷云状文面(图8)。46

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提到了有关斯基泰民族的起源,特别提到了斯基泰人原本是居于亚洲的传说。他说斯基泰人是遭到东方玛撤该塔伊人(Massagetae)或伊赛多涅斯人(Issedonians)的驱赶,才往西侵入了原本是奇姆美利亚人(Cimmerians)的国土,并逐走他们进而盘据于黑海北岸:

此外还有另一个传说,这个传说的说法是我个人特别认为可信的。这种说法的大意是这样:居住在亚细亚的游牧的斯奇提亚人由于在战争中战败而在玛撤该塔伊人的压力之下,越过了阿拉克塞斯河(Araxes),逃到了奇姆美利亚人的国土中去(因为斯奇提亚人现在居住的地方据说一向是奇姆美利亚人的土地)。(Ⅳ , 11) 47

除去叙佩尔波列亚人(Hyperboreans)之外,所有这些民族,而首先是阿里玛斯波伊人(Arimaspi),都一直不断地和相邻的民族作战;伊赛多涅斯人(Issedonians)被阿里玛斯波伊人赶出了自己的国土,斯奇提亚人又被伊赛多涅斯人所驱逐,而居住在南海(黑海)之滨的奇姆美利亚人又因斯奇提亚人的逼侵而离开了自己的国土。(Ⅳ , 13) 48

因此若依希罗多德的记载,斯基泰人原先是一个亚洲民族。而对于上古时期游牧于现今中亚一带的斯基泰人,波斯人称其为Saka(Sacae)。据希罗多德记载:

这些人虽是阿米尔吉欧伊.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撒卡依人(Sacae),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斯奇提亚人都称为撒卡依人的。(Ⅶ , 64) 49

Saka 之名,最早见于阿喀美尼德朝(Achaemenids)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I, 521-486 BC)的贝希斯登(Behistun)铭文。50在这块碑文之中特别提到了Saka属于大流士一世所辖二十三区之中的一员,并提到了大流士同戴着尖帽的Saka 人之间的战斗。51 Saka 人还曾加入大流士的​​军队攻入希腊,此事见于Ctesias 所著的书籍中,此人与诗人Aeschyros(525-456B.C)同时,所以Saka 一​​名,至少在公元前六世纪半至五世纪半的前期,已为希腊所知无疑。52 在希腊拉丁史家的著作中,Saka 被称为Saca 或Saga,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河婆罗多》中亦称为Saka。53至于Saka 一​​词的涵意,有的释为「鹿」,有的释为「犬」,也有将之释为「强而有力的」,Szemerényi 认为该词为「漂泊者」、「游荡之游牧人」之意。54 而这个民族在中国史料中被称为「塞种」。

塞种之名,在中国史料首见于《汉书.西域传》乌孙国条:

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西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55

塞(上古音读如sək)种应即西史上所见之Saka。56 关于其起源,这是争议很大的问题,一般认为Saka 是Scythian 部落联盟中的一部。57 约在斯基泰人形成大部落同盟时,一些原始塞人从斯基泰的基本分布地区分离了出来,向遥远的东方迁徒,而到达了中国的边地。58 但也有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塞人是从突厥斯坦的极东部、西藏和天山迁到中亚来的,他们就是突厥的先驱者。59 另有学者认为他们本来就起源于中亚,是中亚土生土长的民族, 60 或认为他们来自临近中亚的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61 总之,塞人确切的起源和部族构成至今仍不清楚,俄国学者则曾以「早期游牧民」 62 来称呼这诸多的游牧民族,而不问是否为斯基泰、萨迦或塞克。63

至于塞人的语言,尽管有学者认为他们说的是突厥语, 64 或者主张「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北部塞种人操突厥语,南部的塞种人操伊朗语」 ,但现在学界已普遍认为塞人操的是伊朗语,Rahula.S,曾列举了一些塞语单词,如塞人称国王为Fakpur,这与中世纪波斯语完全相同,说明了塞语属于伊朗语。65

另一个卷云状文面的例子出现于乌拉山区。1986 至1990 年,位于欧亚交界处乌拉山区的Filippocka 发现了早期游牧民族的墓葬,墓中出土了相当丰富的草原风格金银器。66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件黄金牌饰上刻有一骑士,而骑士脸上也有明显的卷云状文面图案,而这种「逗号」母题(“comma”motifs)与S 形母题也充斥整个牌饰的其他造型,如马匹与羚羊。该牌饰原先是作为一件木质容器缘口处的饰件,骑士身上着紧身长袖衣裤,未戴帽子,身后有一矢箙,手作射箭状(图9)。而关于该牌饰的年代,约当公元前四世纪。67 Filippocka 黄金牌饰的年代虽然较之西周蚌雕约晚四世纪,但其脸上文面图案之相似性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其实乌拉山区青铜时代的塞伊玛―图比诺(Seima-Turbino)文化类型与其东方南西伯利亚、商朝间的联系,长期以来受到学界之关注,学界争论多时的欧亚草原动物纹饰(Animal Style )起源问题或与此有关。68 现在这个区域出现与西周蚌雕非常近似的文面图像,显示乌拉山地区与南西伯利亚、中国之间一直维系着某种程度的文化接触与互动。

在中亚地区,我们仍可找到卷云状文面图案在该区持续流传的证据。在贵霜时期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达尔弗津之丘(Dalverzin-tepe)所掘出之「下方城」(lower city)壁画残迹中(公元二至三世纪),有一女神头像,其脸上亦有相同的卷云状文面(图10)。69 而有关贵霜帝国创立者的族属,一般认为是属于中亚游牧民族的大月氏,但也有认为是原先稍早于大月氏入侵巴克特里亚的塞种部落。有关大月氏与斯基泰、塞种的关系,学者多认为其有极密切的族属亲缘性。70 因此达尔弗津之丘女神脸上的卷云文面图案,可能是一种来自于早期内亚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

在新疆地区,也有几个例子可供讨论。新疆近三十年来出土了为数甚多的干尸,在学术界已引起广泛的注意与讨论。71 1985 年在南疆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曾出土了三具干尸,而干尸脸上也有卷云状的文面图案。其中一具女尸在面部的两侧及鼻梁上,有用黄色等颜料施以曲卷的纹饰(图11)。72 另一具男尸脸上靠眼睛的两侧,也有用黄色颜料所绘的曲卷纹,只是曲卷纹上还带有放射状绘线(图12)。73 干尸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及树轮校正后,为距今约三千年。74 新疆地区尚有一个年代较晚的例子,亦可作为参考。在勒科克(Albert von Le Coq)的著作中曾收录了一幅来自库车克孜尔石窟,年代约为公元750 年的壁画,图中一人着头盔作跪姿托盘貌,脸上有着一样的卷云状文面(图13)。75

类似的卷云状文面也疑似出现于中国北方山西省。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的石椁外壁墨绘,有一男跪侍者图,年代约为公元592-598 年(图14)。76 虞弘墓被认为是在华粟特人之墓葬,在该墓葬的图像画面中,粟特人的发式皆为短发, 77 此图男侍发式符合短发特征,故应为粟特人而非习惯蓄长发或编发之突厥人。78 据该墓考古报告指出,图中男侍深目高鼻,短发略带卷曲。79 但若仔细观察,可发现所谓卷曲的头发图案,极可能是属于前述的卷云状文面图案而非卷发。粟特人来自中亚,属印欧语族之伊朗系民族, 80 至中古时期仍保有此卷云文面习俗自不意外。

卷云状文面图案除出现于脸颊外,在内亚地区尚有文面于前额的例子。流行于南西伯利亚公元一千纪前半期的塔施提克(Tashtyk)文化,有制作人体模型或以面罩覆于尸体脸部的特殊随葬习俗。而这些人体模型或面罩的前额部位,也经常可发现此种卷云状的文样(图15 81 、16 82 、17 83 ),Teploukhov 认为这些图案表现出当时普遍地刺青习俗。84

高本汉(B. Karlgren)很早就注意到与卷云纹类似的逗号形(comma-shaped)文饰,是草原动物文样的重要特色,并强调其对中国东周时期青铜器所发生的影响。85 Karl Jettmar 也注意到卷云纹是一种古代内陆欧亚的重要纹饰传统,并指出卷云纹至今仍是土耳其艺术之精髓。但一开始他并未对其起源做出明确的看法,仅认为此种卷云纹与所谓的「动物文样」(Animal Style)之起源有密切关系。86 后来他认为新疆阿拉沟陶器上的卷云纹,可能是此种纹饰研究上的「失落环节」,因之卷云纹的起源不在中亚草原西部,而应往中亚东部去寻找。87 我们也需注意到,卷云状文面图样并非普遍出现于古代草原游牧民族图像之中,故此种文面图案应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若从西周蚌雕被学者认为与「巫」有关的这种面向来考量,刺有此种文面图案者恐怕是代表某种特殊的社会阶级或某种特定职业,譬如说是「巫师」。

由上列的脸颊卷云状文面图案来看,西周蚌雕的族属应和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有关。但他们是否就是斯基泰人或塞种?目前这样的族属推测似欠妥当,因为斯基泰人迫逐奇姆美利亚人侵入南俄约在公元前670 年, 88 而塞种之名出现于希腊文献与大流士贝希斯登碑铭的年代也不超过公元前六世纪, 89 但西周蚌雕的年代约为西周晚期,也就公元前八至九世纪左右。很明显西周蚌雕的年代要早于斯基泰或塞种出现于历史文献的年代,因此将蚌雕之族属归诸于斯基泰人或塞种,在年代上无法相符。梅维恒已指出:像斯基泰等这些被认为与蚌雕相关的民族,不是在历史文献上出现的时间太晚,就是在族群与地域分布上不相符。他认为这两个蚌雕的族源应追溯至内亚的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 90 这是目前看来较为合理的解释。

安德罗诺沃文化是泛指西部西伯利亚地区从乌拉山到叶尼塞河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该文化的主人已开始进入游牧生活,但也保留了村落定居的生活形态,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900 年,其文化族属被认为与史前印欧民族中的印度――伊朗人(Indo -Iranians)有关。91 我们必需留意到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中亚,早期游牧民族留下来的土冢墓(Kurgan 库尔干)非常多。遗留这种土冢墓的早期游牧民族之中有塞人、萨尔马特人、斯基泰人、马萨格特人(Massgetaes)、月氏、乌孙等等。这些民族有的彼此有亲缘关系,有的极可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历史家给予同一个系属部落的不同称谓。实际上,中亚早期不同游牧民族的墓葬并不容易划清。92 上述的这些民族彼此间都有紧密的关系,他们可能操东伊朗语。Leonid T.Yablonsky认为应避免用历史文献上的族称来为这个区域的考古文化命名,他建议用「斯基泰――西伯利亚世界」(Scytho-Siberian World) 93 或「斯基泰――西伯利亚联合体」(Scythian and Siberian Unity) 94 一词来称呼这些早期游牧民的考古文化遗存,有的学者干脆把他们都称为「游牧伊朗人」(Iranian Nomads)。95

此种卷云状文面图像所带给我们的另一项思考点,是斯基泰人的起源问题争议。斯基泰人是伊朗系还是阿尔泰系?学者间对此曾有不同的见解。96 从目前卷云状文面分布的地域来看,最东是中国北部,极西则是南俄。若优先考虑从核心往周围扩散的这种传播情况,则其中心点恰位于今日的哈萨克斯坦一带,而这正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的地域基本相符。紧邻哈萨克斯坦东边的阿尔泰巴泽雷克墓地,其埋葬习俗与希罗多德所载斯基泰人风俗的高度一致性,已久为学界所熟知。97 是否这一带即是日后斯基泰、塞种等游牧民族的起源地?值得学界进一步思索。

由上述的图像材料可知,以卷云状图案作为脸部文面的习俗,至少从公元前第一千纪起便流行于广大的内陆欧亚地区,其族属可追溯至安德罗诺沃文化所代表的早期游牧民。这种以卷云图案作为文面的习俗,甚至有可能延续至唐代,时间长达一千余年。而中国北​​部至少在公元前八世纪的西周时期,即已出现此类文面的图像,这暗示了自西周时期开始,中国北部与内陆欧亚地区的早期游牧民已开始展开接触与交往。

三、内亚早期游牧民与华夏民族接触的可能路径

一如前述,于脸上施以卷云状文面的习俗广泛见于南俄、乌拉山区、中亚以及新疆地区,而除新疆南疆地区外,这些地区都是所谓的草原游牧文化区,显然此种卷云状文面是一种早期内亚游牧世界的习俗。值得注意的是,有此种文面习俗的早期游牧民与华夏民族接触的时间相当早,目前至少可上溯至西周时期。而稍晚之后,一些骑马游牧民族也开始出现于西方史籍,如奇姆美利亚人、 98 斯基泰人逐渐出现于西方古典史家的记录。而有关斯基泰人的起源,希罗多德曾提示他们是来自于东方的亚洲,说明了这些早期游牧民的起源地区,是在距离中国北部并非特别遥远的中亚或南西伯利亚地区。而这些地区自青铜时代以来的人种状态便是以白种人为优势,而杂有蒙古人种的混血,如斯基泰人便是属于欧罗巴种长头型。99

有关华夏民族与这些高加索种早期游牧民的接触路径,就目前考古与人类学的材料来看,可能存在两种途径:一是透过蒙古高原,与原先即活动于蒙古西部及南西伯利亚一带的高加索种人发生联系;另一种可能路径是透过河西走廊,而与居住于新疆地区的印欧人发生接触。100 就第一种路径而言,其实古代华夏民族透过鄂尔多斯地区与蒙古及南西伯利亚发生文化互动,已早为学者所认知。如高本汉曾提出早自东周时期开始,中国的青铜器就曾受鄂尔多斯青铜艺术的影响。101 陈盘也同意这种看法,并进一步指出如白狄、代狄、林胡、楼烦、义渠等古代戎狄,都可能是华夏与鄂尔多斯交通的媒介, 102A. A. Kovalev 近来亦提出阿尔泰艺术可能是藉由楼烦人传入中国内地的看法。103 水涛认为:对于关中西部的周人来说,他们接触欧罗巴人的途径应是来自于北方戈壁或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或是活动于新疆东部的欧罗巴人族群, 104 林沄同意这样的见解, 105 本文也倾向这种主张。

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的蒙古地区生活着各种部落,操不同的语言,人种与文化也各有区别,但他们使用的器物形制却大多类似,尤其是武器、马具和装饰品。106 诺夫戈罗多娃指出,早在公元前三千年末至二千年初,蒙古境内即已形成在墓葬、仪式等物质文化方面极不相同的两个氏族文化区域。而特别重要的,是居民在人种类型上的差异:东部是蒙古人种,西部是欧罗巴人种(阿法纳西耶沃型)。107 在蒙古西北部的乌兰图木古墓中,大量的颅骨为欧罗巴人种,只有在一些女性的头骨中才发现有蒙古人种。而且在公元前一千年末,在蒙古的西部及北部或许还混入了一支伊朗语族。108 HH 玛蒙诺娃亦认为,西部蒙古(科布多省、乌布苏省)石冢墓出土的颅骨属于稍稍杂有蒙古人种的欧洲人种,他们与图瓦斯基泰时期石冢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的塞种—乌孙人墓葬中出土的颅骨最为接近。总的看来,西北蒙古居民的古人类学类型与同一时期东哈萨克斯坦的古人类学类型最为接近。109 在蒙古西部的杭爱山地区,曾发现一个青铜时代的石雕人像,就外貌来看,即具有相当明显的高加索种特征(图18), 110 该石雕的年代约为公元前第二千纪后半叶。在稍晚的公元前第一千纪初,蒙古北部的Ushkiin Uver 及Agar 村也有类似的高加索种面貌鹿石头像,说明该区曾是欧洲系人种的扩张地带(图19)。111

至于南西伯利亚以及阿尔泰一带,在公元前三千年之初,阿尔泰一带主要被白色人种的乌古斯(Oguz)型人种所盘据。112 而在米奴辛斯克(Minusinsk)盆地,在公元前三千年至二千年间,那里住着长头型的「原欧洲人」(Proto-European 或称古欧洲人种),但到了公元前十二世纪到七世纪间,有大量来自中国北方的居民移居到此区,而与原有的欧洲人种混杂。然而再往下的公元前七至二世纪间,该地又混入圆头型的欧洲人种因素,逐渐地削弱了中国北部人种的特征,而回复到单一的欧洲人种。但自公元前二世纪开始,由于与南方匈奴不断接触的结果,使得比较单一的欧洲系丁零族人种又被匈奴所混杂。所以这个区域曾经历过二次的人种混血,一次是丁零的北迁,第二次则是匈奴的向北扩张入侵。113 由于这两次蒙古人种的扩张,造成了该区原有欧罗巴人种的蒙古人种混血,如卡拉苏克人的混杂类型, 114 以及巴泽雷克(Pazyryk)古墓中欧罗巴人种中的蒙古人种混血。115 中国自先秦时期起,可能便开始与这些南西伯利亚的白种部族发生接触。如先秦古族丁零,徐中舒先生认为即是「狄」,属高鼻深目的高加索种。116

在中亚地区,自古以来一直是蒙古人种与高加索种两大人种的交会地带, 117 南西伯利亚还有属于接近北欧人种(Nordic)的族群分布。早在西元前七至五世纪期间,咸海地区的居民看来已是一种混合种族,主要为由安德罗诺沃文化底层所代表的欧洲人种和起源于中亚的蒙古人种混合而成。118 Bahaeddin Ogel 曾指出西元前二千年活动于阿尔泰、萨彦岭及天山一带的宽头型白色人种,就是日后突厥人的祖先,而这些白种人是与欧洲之阿尔卑人种相似的人群。119 《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和乌孙的考古文化》一书作者阿基舍夫与库沙耶夫认为:居于天山和帕米尔的塞种乃是尖帽塞人,因与中亚蒙古利亚人种为邻,早就开始(至少在西元前五世纪)逐渐蒙古利亚化, 120 但也有学者认为乌孙的人口中大部分是操伊朗语的塞克部落。121 考古学家最近的研究和发现还表明,自新石器、青铜时代开始,西伯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诸民族间自远古就存在过深刻的联系。122

由于距离中国北部不远处的蒙古西部、南西伯利亚与阿尔泰地区,在公元前一千纪都有白色人种在该处活动,白色人种在当地甚至还是主要的人种成分,因之中国北部的华夏民族会接触到一些白种部族,应是意料中事,尽管这些白种人所操的语言不一定全是印欧语而可能是其他的语言(如阿尔泰语)。Karl Jettmar 认为可能自商代以降,就存在着一条从中国到贝加尔湖地区的贸易路线,而这条路线甚至还往西延伸至森林草原带。此区域是蒙古人种与欧洲人种的交会混合地带,这条相对较安全的路线避开了刚开始崛起的斯基泰――萨尔马特(Scythno-Sarmatic)游牧世界,这些北方森林草原带的人群与我们所称的乌拉――阿尔泰(Ural-Altaic)语人群有密切的连结关系。123 中国自商代开始即与南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有过接触, 124 马车125 甚至是骑马术126 可能都是从这条北方路径传入中国,这条中国与内陆欧亚草原沟通的路径,可能一直往下延续至西周。

至于新疆地区文面的来源我们也不应忽略。准噶尔盆地一带因邻近阿尔泰山及哈萨克斯坦,这里的人群与生态总体来说接近阿尔泰与中亚的早期游牧人。东疆地区的哈密盆地是中国境内高加索种人分布的极东界,而此处的欧罗巴人种接近于古欧洲人种类型,他们至少在距今三千年前已经抵达这个地区。127 这些居民在体质型态上与前苏联境内的哈萨克斯坦,南西伯利亚,甚至更远的西方伏尔加河流域的铜器时代居民有着更接近的关系,其总体特征则近似于现代的北欧(Nordic)人种。目前还无法具体确知他们是从什么地方?通过何种途径而来到新疆地区的, 128 不过已有学者尝试将他们与后来公元六至八世纪在焉耆、库车、吐鲁番等地操所谓「吐火罗语」(Tocharian or Tokharian)的民族做了联系。129

有关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干尸脸上的彩绘文面习俗,很可能是源自于早期印欧人的传统。扎洪鲁克干尸的年代距今超过三千年,当时见于东西方历史文献的游牧民族都还未出现,他们到达南疆绿洲后过的是农业定居生活而非游牧,因此他们是在内亚游牧文化还在酝酿形成的阶段就已来到新疆。或许他们是与安德罗诺沃文化有关的早期印欧人族群,也有可能他们就是日后新疆吐火罗人的祖先。因此克孜尔石窟的卷云状文面图像来源可能有二:一是源自于三千年前即已进入新疆的早期印欧人传统;一是受到公元前后进入新疆的中亚塞种人文化影响。

关于塞种人进入新疆的过程,依据《汉书》的说法是源自于大月氏迁徙的冲击效应。130 但也有学者认为塞种进入新疆的时间要早​​于公元前二世纪。前苏联学者们认为塞人的迁入东突厥斯坦,是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的那次塞种入侵印度事件之前。而早在公元前十世纪,由庞大原始塞人部落联盟所组成的三部份斯基泰人,离开了他们的大本营向东迁徒到中国边境。而且从斯坦因在新疆所发现的一种长矛和镖枪的青铜箭头来看,它与欧洲黑海北岸到西伯利亚在公元前五世纪所流行的箭头非常近似,此亦证明了东突厥斯坦和欧亚草原至少从公元前十世纪起就存在着某些联系。131 在唐代塔里木盆地西缘的佉沙(疏勒)国,当时仍存有文身之俗。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该国的人民「容貌粗鄙,文身绿睛」,由于该国周边的语言属于伊朗语, 132 因之其文身习俗可能是来自于塞种人。

有关南西伯利亚、西蒙古及新疆地区早期高加索种人的来源,近来在体质人类学与遗传学研究上有了新的发现。早在1950 年代,体质人类学家孔恩(CSCoon)即已指出:叶尼塞河米努辛斯克(Minussinsk)盆地青铜时代的人种类型接近乌克兰人群,都是北欧人种(Nordics)。从该地区铁器时代所遗留的随葬面具所显示之面部类型来看,亦多为长头、狭面、窄鼻之面貌,且就面具上所残留的发须来看,多为金发或棕发,故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人群是北欧人种的一支,我们不能把所有中亚的游牧民族在种族上都认定为伊朗人。133 最近以TA Chikisheva 为首的俄国研究团队指出:阿尔泰地区的早期居民大多具有黄、白两大人种混合的体质特征,而其中的高加索种因素系来自中亚西南部与近东。在基因上,部分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基因导向欧亚大陆西部的起源,特别是H 和U5 这两种单倍群(haplogroup),是广泛分布于西部西伯利亚与欧洲。134 但俄国体质人类学家AGKozintsev 在分析了二百二十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男性头骨后发现,阿法纳西耶沃(Afanasyev c.3500-2500B.C. )时期的许多头骨型态都接近于乌克兰第聂伯河与顿河地区的人骨。在奥库涅夫时期(Okunev 约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叶),当地居民是该地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后裔,人种上具有高加索种与蒙古人种的混合特征,但图瓦的奥库涅夫文化人群可能来自乌克兰。西哈萨克斯坦的阿拉库尔(Alakul)人群显然来自南俄草原,他们相对狭面细长的身型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的中、西欧人群。而某些费德洛夫(Fedorov)人群的祖先是来自早先阿尔泰地区的阿法纳西耶沃部落,但其他的费德洛夫人群可能来自北高加索及里海西北地区。在新疆白种人的来源问题上,他指出高加索种人并非像以往认为的是来自于西面的大夏(Bactria)绿洲地区,其实更可能的路径是从北方的草原带南下而进入新疆。在西伯利亚及中亚东部所发现的狭面细长型高加索种人(gracile Caucasoid),并非是来自近东与中亚南部的地中海人种(Mediterraneans),而应属于北欧人种,他们向西伯利亚的迁徙的时间至少可上溯至公元前第三千纪。在安德罗诺沃时期,南西伯利亚居民的人种类型皆显示与南俄草原青铜时代居民的亲缘性,他们通过哈萨克斯坦而移居至该地,这波的迁徙可以联系到所谓雅利安人的扩散与原伊朗人的起源。135

俄国与法国的遗传学家团队透过男性Y 染色体与女性粒腺体DAN 的交叉比对,在分析了二十六个采自南西伯利亚地区从公元前第二千纪至公元后四世纪的库尔干(Kurgan)坟人骨DNA 样本后发现,从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来自俄罗斯—哈萨克草原的欧洲系人群大量的移居此地,而他们大多带有名为R1a1 的单倍群,这个遗传标志被学者认为是与原始印欧人直接相关,这个遗传标志往东一直分布至贝加尔湖沿岸地区。从这些南西伯利亚古代人群某些控制色素的DNA 显示,他们在体质上超过六成具有蓝眼(或绿眼)、白晰皮肤与浅色头发的特征。这些南西伯利亚的古代欧洲移民很可能从北方草原带进入新疆,从而缔造了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早期文明。安德罗诺沃文化应是库尔干文化人群朝东扩散的结果,而且可以联系至新疆操吐火罗语的人群。136 遗传学的研究成果似乎支持了印欧人起源争议中的库尔干理论,即原始印欧人是从南俄地区朝周边地区扩散的。137
通过体质人类学与遗传学的分析,解决了学界对东西方史料上关于新疆、中亚地区一些青眼赤须人群描述的疑惑。在罗马时期,老普里尼(Pliny the Elder)在其著作《自然史》中曾提及在安息人(Parthians)与印度人附近的赛里斯人(Seres), 138 「他们的身材超过了一般常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犷(Ⅵ , 88)」。139 从赛里斯人细长身材、红发与蓝眼的体质来看,是接近于北欧人种。在中国的史料方面,如有关乌孙的形貌,唐代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乌孙国条下注云:「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140 颜师古所描绘的乌孙形貌,无疑就是北欧人种的体质特征。又如早先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的坚昆或黠戛斯,在史籍上曾留下「长大、赤发、皙面、绿瞳」 141 的纪录,这也是典型的北欧人种形貌。最初学者们认为叶尼塞河畔的这些黠戛斯人并不是一个说突厥语的民族, 142 他们很可能是被突厥化的叶尼塞Ostiak 人,甚至是源自斯拉夫人。143 现在遗传学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古代文献对这些人群的体质描述似乎相当可信,足见该地区的北欧人种类型直至唐代似乎未有太大的变化。在帕米尔地区周边,唐代时依然有碧(绿)眼的人群生活于其间,如《新唐书.西域传上》载疏勒国的人民是「俗尚诡诈,生子亦夹头取褊,其人文身碧瞳。」又同传提到护蜜国时亦云其国是「出善马,人碧瞳。」。144 疏勒国的文身与碧瞳,正说明了他们的族源应属印欧民族,而此点在语言学上也得到佐证。145 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西伯利亚的高加索种族群又随匈奴混入鲜卑,而继续在东北亚一带生活。146 甚至直至宋代,东北亚地区都还有黄发绿眼的人群在该处活动,如洪皓在《松漠纪闻》一书中曾提到有所谓的黄头女真,「疑即黄头室韦也,金国谓之黄头生女真,髭发皆黄,目精多绿,亦黄而白多」, 147 从洪皓的描述来看,黄头女真也具有北欧人种的特征。

周人究系有无可能经由河西走廊接触到属于白色人种的早期游牧民?依据文献,还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月氏的故地是在「敦煌祁连间」, 148 《汉书.张骞传》更补充乌孙也是「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149 有关乌孙与大月氏的人种,许多学者认为是属于高加索种,如有人认为月氏即吐火罗人, 150 而韩康信等人认为乌孙在未西迁至伊犁河流域时,就应属于以欧洲人种为优势的人种类型。151 不过因至今在河西走廊所发现的人类学材料,并未发现有秦汉之前白色人种活动的痕迹, 152 因此对于这条路径目前还是暂时持保留的态度。不过近来杨建华指出甘肃天水张家川墓葬所出土的草原文物,其特征与固原及鄂尔多斯等地的青铜器有很大区别,反而接近哈萨克斯坦东部七河地区的塞人遗物。而从年代更早的考古发现可以得知,四坝文化与天山东部哈密地区的天山北路遗迹联系密切,说明在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河西走廊就与新疆东部有着文化交往。因此张家川墓葬的草原文化因素可能是从哈密地区经过河西走廊而传入甘肃天水地区的, 153 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发现。

另外必须一提的是,文化交往与接触经常是双向的,斯基泰人的头骨饮器风俗,可能与中国北部有关。希罗多德曾描述斯基泰人将他们最痛恨的敌人首级割下之后,把眉毛以下的部分锯掉,在外面包牛皮或镀金之后,做为杯子使用。154 白鸟清早先曾认为欧亚大陆使用头盖杯的习俗,是源自古代藏族前身的伊赛多涅斯人(Issedonians),并由此向东西方各族传播, 155 重松俊章指出中国南方的乌浒人也有此俗。156 然而郑州商城中曾发现过骷髅杯, 157 且在更早的龙山时期邯郸涧沟遗址也同样发现了头盖杯,年代距今约四千三百年。158 看来有关此种人头杯习俗的起源,可以上溯至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中国北部地区,然后再向西北传播至广大的内亚草原地区。

结论

饶宗颐先生曾提示我们:「自大流士以来,华与胡两种文化,接触自不寻常,未可等闲视之」。159 中国古代与欧亚大陆西部地区的接触与交往,应超过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范围。胡博(L G. Fitzgerald-Huber)注意到中国北方自二里头文化开始,已可观察出某些与中亚及西部西伯利亚之间文化互动的现象, 160 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旧大陆的各古文明区,长距离的文化接触互动在史前时代即已开始。161 本文从西周宫殿发现的蚌雕头像出发,考察了中国北方、中亚、新疆、乌拉山与南俄地区古代文物中的文面图像,发现他们脸上的卷云状图案有其一致性,这或许是一种源自内亚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的印欧古老习俗。而从西周时期即有此种文面图像出现于中国,显示西周时期中国北部与内亚地区的早期游牧民已有某种程度的接触。162 其实中国与内陆欧亚地区的接触可再向上延伸, 163 至少自商代起,中国北方青铜器在某些形制风格上,已与内陆欧亚草原青铜器有密切的互动关系,究系是何者起源较早?目前仍在争议之中。164 先前杨希枚曾认为史语所挖掘的殷墟头骨中,可能至少有两例的头骨接近北欧人种, 165 近来也有学者认同此种看法。166 杨氏的见解或容有异议, 167 但商代与内陆欧亚草原地区人群曾存在交通互动,已渐为学界所重视,而商代饕餮纹上也可常见此种卷云纹,更值得进一步探索。因此中国北部华夏民族与草原地区游牧文化的相互交往,其密切与频繁可能远比我们目前理解的更为复杂。168 对于印欧人与早期中国的接触,以往学界多将焦点集中在新疆地区,但随着考古学与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进展,中国北方与蒙古西部及南西伯利亚地区早期高加索种系居民的接触,可能更值得我们注意。这条接触路线在探讨汉语与印欧语早期接触的问题上,应可以提供更多的思考点,而中国历史上胡、汉文化之长期互动,其观察的起点应自先秦时期始。

注释:
1如对早期印欧语与汉语接触问题的研究,可参见Edwin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 Europeans,”pp. 9-39; Edwin G. Pullyblank, “Early Contacts Between Indo-Europeans and Chinese,”pp. 1-24; Tsung-tung Chang, “Indo-European Vocabulary in Old Chinese,”pp. 1-56.大陆学者近来也有成果展现,如周及徐,《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 ;高晶一,《汉语与北欧语言》。
2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页46,图版叁;孙振华,《中国美术史图像手册》,页37,图124。
3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页20。
4刘云辉,〈周原出土的蚌雕人头像考〉,《周秦文化研究》,页487。
5杨宽,《西周史》,页294。
6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页73-74;将此符号归入万字一类的尚有王克林,〈“卍”字图像符号源流考〉,文收氏著,《华夏文明论集》,页147。有关卍字之研究,可另参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芮传明、余太山,《中西纹饰比较研究》,页39-95;刘昭瑞,〈谈考古发现的卍字等符号〉,收入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九、十辑(一),页307-313。
7饶宗颐,〈丝绸之路所引起的「文字起源」问题〉,页48-49。
8 Victor H. Mair,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 and English Magician,”pp. 27-47.
9李零,〈先秦两汉文字史料中的“巫”(上)〉,文收氏著,《中国方术续考》,页41-46。
10如罗西章,〈周原出土的骨笄〉,页9;刘云辉,〈周原出土的蚌雕人头像考〉,页489-490;水涛,〈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看塞人东进诸问题〉,收于《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页377。
11同注8,页28.
12刘云辉,〈周原出土的蚌雕人头像考〉,页488。
13水涛,〈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看塞人东进诸问题〉,页377。
14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上》,页221,图292。
15夏含夷,〈公元前1000年前后东西文明交流三则〉,收于饶宗颐编,《华学》第九、十辑(一),页289。
16 Jeny F. So & Emma C. 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p. 21, fig. 5; Mera Csorba, “The Chinese Northern frontier: reassessment of Bronze Age burials from Baifu,”p.564.
17 Jeny F. So & Emma C. Bunker, op.cit, pp. 123-124.
18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海外遗珍玉器(二)》,页23,图21。
19潘其风,〈中国古代人种〉,页97。
20 Freer Gallery of Art,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Freer Gallery of Art handbook, p. 30.
21江伊莉、古方认为该人像外型倒像是尼格罗人种,且年代应为龙山晚期,形制接近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的玉雕。参江伊莉、古方,《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页147;又殷志强对该人像之年代亦持同样见解,参氏著,《旅美华玉─美国藏中国古玉珍品》 ,页40。
22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种成分研究〉,页256、260;韩康信、潘其风,〈关于乌孙、月氏的种属〉,收于西域史论丛编辑组编,《西域史论丛》第三辑,页1-8。
23韩康信、潘其风,〈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页516。
24潘其风,〈关于中国古代人种和族属的考古学研究〉,页290。
25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页120。
26罗宏侠,〈周原出土的人物形象文物〉,页90-91。
27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页73。28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页20。
29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页49;尹盛平,〈周穆王西巡与塞种部落〉,收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页254-250。
30饶宗颐,〈上代塞种史若干问题〉,页165-166。
31刘云辉,〈周原出土的蚌雕人头像考〉,页486-491。
32水涛,〈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看塞人东进诸问题〉,页373-377。
33斯维至,〈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谈猃狁文化的一些问题〉,页92-100。
34 Victor H. Mair,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 and English Magician,”p. 33.
35 NV Polosmak, “Tattoos in the Pazyryk World,”pp. 95-96, 99.
36 《史记.匈奴列传》点校本,页2913。
37 NV Polosmak, “Tattoos in the Pazyryk World,”p. 96, fig1; S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pp. 109-111; NV Polosmak, “The Burial of a Noble Pazyryk Woman,”p. 154, fig . 14.
38 Hippocrates,“Airs Waters Places (XX),”in trans by WHS Jones, Hippocrates, p. 123.此资料蒙杨彦彬教授提示,特申谢忱。
39 Pomponius Mela, trans. by FE Romer,Pomponius Mela’s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p. 71.中译另参MC波德纳尔斯基编,梁昭锡译,《古代的地理学》,页258;另参SI Rudenko, FrozenTombs of Siberia, p.113.
40 CP Jones, “Stigma: Tattooing and Branding in Graeco-Roman Antiquity,”p. 146; Steve Gilbert ed. Tattoo History: A Source Book, p.16.
41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Hisorties, p. 390 , pp. 401-402;译本参王以铸译,《历史》,页341、353-354。
42 CP Jones, “Stigma: Tattooing and Branding in Graeco-Roman Antiquity,”pp. 146-147.
43 Xenophon, trans. by Carleton L. Brownson, Anabasis, p.385;译本参崔金戎译,《长征记》,页125。
44 NV Polosmak, “Tattoos in the Pazyryk World,”p. 98.
45江伊莉、古方,《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页147,图6-10。虽然江伊莉等人认为此玉雕之年代应该属于龙山晚期,但这或许能提供另一项思考,即这些来自南西伯利亚的欧洲系人群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即与华夏发生了接触。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南西伯利亚地区已有白色人种在当地活动。
46 MF Jongkees-Vos, Scythian Archers in Archaic Attic Vase-Painting, p. 24, pl. Ⅸ b.
47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Hisorties, p. 309;译本参王以铸译,《历史》,页263-264。
48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Hisorties, pp. 309-310;王以铸译,《历史》,页265。
49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Hisorties, p. 538;王以铸译,《历史》,页487。
50余太山,《塞种史研究》,页1。
51该碑铭的译文,系参照李铁匠译,《古代伊朗史料选辑》,页34-49。
52白鸟库吉,〈塞民族考〉,《白鸟库吉全集》第六卷,页361-365。
53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页173。
54 Oswald Szemerényi, Four Old Iranian Ethnic Names: Scythian-Skudra-Sogdian-Saka, pp. 40-46.
55 《汉书.西域传下》点校本,页3901。
56余太山,《塞种史研究》,页1。
57 EH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p. 112.
58尹伟先,〈塞克的涵义、起源与分布〉,页54。
59 TT Rice, Ancient Arts of Central Asia, p. 42.
60同注58。
61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页173;王小甫,〈先秦我国西北的塞种〉,页63。
62 CC车尔尼科夫著,晓漠译,〈关于“早期游牧人”一语〉,页277-280。
63纪宗安,〈塞人对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页199。
64白鸟库吉,〈塞民族考〉,页191-192。
65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页172-183;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页19-20。
66 Ann Farkas, “Filippocka and the Art of the Steppes,”in Joan Aruz et. al. ed.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Scythian and Sarmatian Treasures from the Russian Steppes, pp. 17.
67 Joan Aruz et. al. ed .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p. 95.
68 G. Parzinger, “The Seima-Turbino Phenomen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Siberian Animal Style,”pp. 66-75,译文参见梅建军,〈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页102-113;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页47-57。
69 János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Ⅱ, pp. 296-297;中译本参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页229-230。
70 Kazuo Enoki, “The Yueh-Shih-Scythians Identity,a Hypothesis,”Studia Asiatica: The Collected Papers in Western Languages of the Late Dr. Kazuo Enoki, pp. 22-29;余太山,《塞种史研究》,页2、52-69。
71 Elizabeth Wayland Barber, The Mummies of ürümchi; JP Mallory &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王炳华主编,《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 。
72王炳华主编,《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页80;李肖冰,《丝绸之路服饰研究》,页22,图46。
73王炳华主编,《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页75。
74同注73,页74。
75 Albert von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p. 62, fig. 77.
7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页44。
77张庆捷,《胡商、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页128-129。
78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型态〉,文收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151;张庆捷,《胡商、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页128-129。
7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页118。
80张广达,〈粟特〉,收入氏著,《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页66-68;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文收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001,页19。
81 EB Vadetskaya, “Painting on Tashtyk Burial Masks,”p. 51, fig. 11-b.
82 TT Rice, Ancient Arts of Central Asia, p.51, fig.41.
83吉谢列夫(CB Kиселев)着,莫润先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图版一。
84同注81,页47。
85 Bernhard Karlgren, “New Studies on the Chinese Bronze,”pp. 108-109.
86 Karl Jettmar, Art of the Steppes, pp. 13-20, pp. 228-235.
87 Karl Jettmar, “Body-painting and the Roots of the Scythno-Siberian Animal Style,”in Bruno Genito 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pp. 3-15.但E E. Kuz’mina却认为此种卷云纹可能来自迈锡尼,参E E. Kuz’mina,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Stock-Breeding Husbandryand Ecology of the Steppes in the Light of the Archaeological and Palaeoecological Datas (4thMillennium BC- 8th Century BC,” in Bruno Genito 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Strategies, p. 39, fig. 6.
88 Ludmila Koryakova & Andrej Vladimirovich Epimakhov, 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p. 222.
89白鸟库吉, 〈塞民族考〉,页361-365。
90 Victor H. Mair, “Old Sinitic Myag,Old Persian Magu? and English Magician,”p. 30, 33.
91 JP Mallory & DQ Adams ed.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pp. 20-21; EE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pp. 17-30, pp. 163-168;李特文斯基(BA Litvinsky)着,杨富学、李吉和译,〈公元前二千年纪中亚的种族问题〉,页72。
92黄振华、张广达,〈苏联的乌孙考古情况简述〉,收入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页199。
93 Leonid T. Yablonsky, “Scythians and Saka:Ethnic Terminology and Archaeological Reality,”in Joan Aruz et. al. ed.,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Perspectives on the Steppe Nomads of the AncientWorld, pp. 24-31.
94 Ludmila Koryakova & Andrej Vladimirovich Epimakhov, 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pp. 220-221.
95 János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Ⅱ, pp. 23-25;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页4-5。
96江上波夫,〈ユーラシアにおける头皮剥夺の风习—スキタイの起源の问题に寄せて〉,文收氏著,《江上波夫文化史论集5.游牧文化と东西交涉史》,页103-112。
97详细的考古报告参见S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98奇姆美利亚人出现于亚述文献的最早时间为公元前714年,参见Askold Ivantchik, “Reconstructing Cimmerian and Early Scythian History:The Written Sources ,”in Joan Aruz et.al. ed.,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Perspectives on the Steppe Nomads of the Ancient World, pp.146-153.
99 Я. Я.罗金斯基、М. Г.列文着,王培英等译,《人类学》,页608。
100有关南西伯利亚白种居民之语言,目前缺乏进一步的材料,他们可能操印欧语,但也可能操阿尔泰语。新疆地区的白种居民则因吐火罗语及于阗塞语的发现,比较能确定他们应是印欧语族。
101 Bernhard Karlgren, “New Studies on the Chinese Bronze,”pp. 97-112.
102陈盘,〈春秋列国的交通〉,页909-916。
103 AA Kovalev, “The Location of Loufan Tribe in 4-2 Century BC and Influence of Its Culture to the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 and the South,”收入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组编,《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83-394。
104水涛,〈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看塞人东进诸问题〉,页376。
105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页121。
106 János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Ⅱ, p. 152.中译本参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页112。
107阿法纳西那沃型(Afanasievo)具有长头型、鼻骨明显、低颜、低眼窝与宽大前额的体质特征,这一类型的高加索种体质在现代欧洲人身上并不多见,反而是接近旧石器时代的克罗马侬人(Cromagnon),这种体质特征更接近在东欧的竖穴墓(pit graves)人群。参见KarlJettmar, “The Karasuk Culture and its South-eastern Affinities,”pp. 113.
108诺夫戈罗多娃,〈蒙古民族的起源阶段〉,页48-52。
109莉.列.维克托罗娃着,陈弘法译,《蒙古民族形成史》,页35-36。
110 Iaroslav Lebedynsky, Les Indo-Européens: Faits, débats, solutions, p. 94.该图另参SG Kliashtorny & DG Savinov, “The Nariyn Khurumta Sanctuary:Prehistoric Caucasoid in Central Asia,”p. 90.
111 SG Kliashtorny & DG Savinov, “The Nariyn Khurumta Sanctuary: Prehistoric Caucasoid in Central Asia,”pp. 88-97.
112 Bahaeddin Ogel着,陈庆隆译,〈匈奴以前之中亚〉,页8。
113周连宽,〈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收于林干编,《突厥与回讫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上册,页55-56。
114吉谢列夫(CB Kиселев)着,莫润先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页7、58。
115鲁金科(C. И. Руденко),〈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页41。
116徐中舒,〈夏代的历史与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收氏著,《先秦史论稿》,页48。
117 Bahaeddin Ogel着,陈庆隆译,〈匈奴以前之中亚〉,页8-32。
118 János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Ⅱ,p.24;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页5。
119 Bahaeddin Ogel着,陈庆隆译,〈匈奴以前之中亚〉,页8-9。
120黄振华、张广达,〈苏联的乌孙考古情况简述〉,页195-196。
121 János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Ⅱ, p. 459;徐文堪、芮传明译, 《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页370。
122 KM穆沙耶夫著,舒平译,〈突厥语和世界其他语言的接触〉,页266。
123 Karl Jettmar, “The Karasuk Culture and its South-eastern Affinities,”p. 120.
124 Karl Jettmar, “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pp. 135-223;乌恩,〈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收徐元邦编,《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二集,页135-150;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页231-408。
125中国马车的起源至今仍存争议,但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马车应是从西方传入的,重要的论证参见林巳奈夫,〈中国先秦时代の马车〉,页155-284;夏含夷,〈中国马车的起源及骑历史意义〉,页131-162;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收余太山编,《欧亚学刊》第三辑,页1-75;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380-388;相关讨论参见吴晓筠,〈近年关于中国马车起源问题研究的述评〉,页1-16。
126王明珂先生认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混合经济人群,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有可能从阿尔泰地区的游牧人群习得游牧的观念与技术,影响了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产生,参氏着,〈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页412、418;林沄也同意马车及骑术是从北方传入的观点,参氏著,〈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页127;黄时鉴、龚缨晏,〈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的起源〉,页1-16;易华,〈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收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编,《东亚古物》A卷,页76-96。骑马术由于牵涉到中国家马的驯养时间,以及马衔等控制马匹工具的发明时程等复杂问题,因此中国骑马术是否习自游牧民族,比马车起源更具争议性。
127韩康信,〈新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研究〉,页371-390。
128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收入氏著,《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页23。
129徐文堪,〈关于吐火罗人的起源和迁徒问题〉,文收氏著,《吐火罗人起源研究》,页82-103。
130有关这次塞种迁徙的情况,可参阅黄盛璋,〈塞人南迁罽宾与沿途所建诸国考〉,页131-158。
131李特文斯基等撰,李琪译,〈东突厥斯坦塞人的早期历史〉,页116、118。
132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页995-997。
133 CS Coon, The Races of Europe, pp. 168-170, 236. ?ūāī?
134 TA Chikisheva et.al., “A Paleogenetic Study of the Prehistoric Populations of the Altai,”pp. 130-142.
135 AG Kozintsev, “Craniometric Evidence of the Early Caucasoid Migrations to Siberia and Estern Central Asia, with Referance to the Indo-European Problem,”pp. 125-136.
136 Christine Keyser et. al., “Ancient DNA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y of south Siberian Kurgan people,”pp. 295-410.
137 L. Luca Cavalli-Sforza,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nomadic pastoralism:insights from genetics, linguistics and archaeology,”in David R. Harris ed.,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Pastoralism in Eurasia, pp. 51-69.
138 Samuel Lieberman, “Who were the Pliny’s Biue-eyed Chinese,”pp. 174-177.
139 Pliny, trans. by H. Rackham, Natural history, Vol. 2, p. 405.另参戈岱司(George C?dès)编,耿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页12 。
140《汉书.西域传》点校本,页3901。
141《新唐书.回鹘传下.黠戛斯》点校本,页6147。
142 René Gsousset着,蓝琪译,《草原帝国》,页42。
143陈庆隆,〈坚昆、黠戛斯与布鲁特考〉,页4-5。
144《新唐书.西域传》点校本,页6233、6255。
145林梅村,〈疏勒语考〉,页55-64;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页11;黄盛璋,〈塞人南迁罽宾与沿途所建诸国考〉,页142-143。
146杨军,〈鲜卑人中白种人来源考〉,页108-111。
147洪皓,《松漠纪闻》,收入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10》,页371。
148《史记.大宛列传》,页3162。
149《汉书.张骞传》,页2692。
150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页73-74;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页9-23。
151韩康信、潘其风,〈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页521;韩康信、潘其风,〈关于月氏、乌孙的种属〉,页1-8。
152有部分学者主张《史》、《汉》所言的祁连山并非今日甘肃之南山,而是新疆之天山。这种看法始于唐代颜师古,他于《汉书.霍去病传》中注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祁音上夷反」。如从颜说,则此「祁连」实指今新疆境内之天山。持此观点者如陈世良,〈浑邪考〉,页38-40;余太山,《塞种史研究》,页54-56;林梅村,〈祁连与昆仑〉,页113-116;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页11-20。盖如此一来就会与目前的种族人类学材料所显示的人种分布现象一致,参韩康信、潘其风,〈关于月氏、乌孙的种属〉,页7-8。
153杨建华,〈张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寻踪─天山通道的开启〉,页51-56。
154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Histories, p.327;王以铸译,《历史》,页284。
155白鸟清,〈髑髅饮器使用の风习と其の传播(上)、(下)〉,页421-445、599-615;江上波夫, 〈髑髅の盟に就て〉,页98-99 。
156重松俊章,〈髑髅饮器考〉,收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会编,《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页173-189。
157郝本性,〈试论郑州出土商代人头骨饮器〉,文收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页15-20;陈星灿,〈中国古代的剥头皮风俗及其他〉,页48。
158严文明,〈涧沟的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史前考古论集》,页234-338。
159饶宗颐,〈塞种与Soma ─不死药的来源探索〉,页7。
160 Louisa G.Fitzgerald-Huber,“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pp. 17-67.
161 Andrew Sherratt, “The Trans-Eurasian Exchange: The Prehistory of Chinese Relations with the West,”in Victor H. Mair ed.,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pp. 30-61.
162杜正胜,〈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兼论关中出土的「北方式」青铜器〉,页23。
163有学者提出在先秦时期应以「青铜之路」取代「丝绸之路」,主张包含冶金术在内等重要技术是从西方导入的观点,参见易华,〈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页76-96。
164参见乌恩,〈欧亚大陆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页437-470;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页145;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文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页231-408; Nicola Di Cosmo,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in Michael Loewe &Edward L. Shaughness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pp. 885- 966.
165杨希枚,〈卅年来关于殷墟头骨及殷代民族种系的研究〉,文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考古所编,《安阳殷墟头骨研究》,页6-20。
166 Kim Hayes, “On the Presence of Non-Chinese at Anyang,”pp. 1-11.
167韩康信、潘其风,〈殷墟祭祀坑人头骨的种系〉,文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考古所编,《安阳殷墟头骨研究》,页85、89;韩康信、何传坤,〈商代殷墟人类遗骸的鉴定与研究〉,文收宋文薰等编,《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页179-191。
168王沥、植田信太郎等人研究了山东临淄出土的春秋末期与西汉初期的二具人骨DNA后,发现其分别与西欧人及中亚人的DNA最为接近。Hiroki Oota et. al., “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of Remains of a 2,000-Year-Old Human Population in China – and Its Relevance for the Origin ofModern Japanese Population,”pp. 250-258; Li Wang et. al., “Genetic Structure of a 2,500-year-oldHuman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Spatiotemporal Changes,”pp. 1396-1400;植田信太郎,〈现生人类の扩散を化石DNAから探る〉,页2572-2578;但韩康信等人对此结论表达了质疑,参见韩康信、尚虹,〈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种族属性的讨论〉,页282-287。

参考书目

一、传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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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29:2 (2011) 108

Facial Tattoo Patterns: Exploring the Early Contactbetween the Inner Asia Caucasian nomads and Ethnic Chinese

Chen Chien-wenDepartment of History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arly contacts that might have happened between theInner Asia Caucasian nomads and the ethnic Chinese of the pre-Qin period, inferre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pecial kind of facial tattoo marks. The study found thata cirrus-like facial tattoo on the clam carvings in the shape of a human head withCaucasoid features, unearthed at Fufeng, Shanxi Province, China, had also appearedin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Southern Russia, the Ural mountains, the CentralAsian Bactrian region, southern Siberia, Xinjiang, and northern China. It indicatesa likely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nomadic peoples of Inner Asia, and even a ritualtradition of early Indo-Europeans. The Fufeng finding shows that at the latest in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some contact already existed between Chinese and theCaucasian peoples of Inner Eurasia,resulting from the eastward development of thenomadic horseback culture, and not necessarily by the way of the Xinjiang region.Those early Caucasian nomads might have come from Southern Siberia and westernMongolia, becoming the first white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encountered.
Keywords: Caucasoid, Indo-Europeans, Facial marks, Inner Eurasia, Nomads,Scythian, Saka

109图1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头像摘自孙振华,《中国美术史图像手册》页37图124图2 80FCT45:6蚌雕脸颊上的蝌蚪形文面及帽顶巫字图案摘自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图版页20图3西亚Halaf女神肩上的符号摘自饶宗颐,〈丝绸之路所引起的「文字起源」问题〉页48图4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早期青铜人头辕饰摘自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上》页221图292图5美国佛瑞尔博物馆所藏之玉人头像(左)摘自国立故宫博物院《海外遗珍玉器(二)》图版页23
图6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墓出土木乃伊身上的刺青摘自NV Polosmak,“Tattoos in the Pazyryk World,”p. 96, fig. 1.图7美国佛瑞尔博物馆所藏西周玉人头像面部的卷云状文面摘自江伊莉、古方《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页147图6-10图8希腊古陶瓶上斯基泰人的文面图案摘自Jongkees-Vos, MFScythian Archer s in ArchaicAttic Vase-Painting, pl. Ⅸb.
图9乌拉山区Filippocka出土脸上有卷云图案文面的黄金牌饰摘自Joan Aruz et. al. ed.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p. 96.图10 Dalverzin -tepe「下方城」壁画女神脸上的卷云状文面摘自Harmatta, János. ed. History of Civi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Ⅱ, p. 297.
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九卷第二期112图11-1新疆扎洪鲁克墓地女性干尸脸上的卷云状文面图案李肖冰《丝绸之路服饰研究》页22图46(左)图11- 2新疆扎洪鲁克墓地女性干尸脸上的卷云状文面图案摘自王炳华主编《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页80(右)图12新疆扎洪鲁克墓地男性干尸脸上的卷云放射状文面图案摘自王炳华主编《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页75图13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卷云状文面摘自Albert von Le Coq,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p. 62, fig. 77.图14山西太原虞弘墓石椁男跪侍者图的卷云状文面
113图15塔施提克文化胸像摘自EB Vadetskaya,“Painting on TashtykBurial Masks,”p. 51, fig . 11-b.图16塔施提克文化面罩1摘自Tamara T. Rice, Ancient arts of Central Asia, p. 51, fig. 41.图17塔施提克文化面罩2摘自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图版 一。图18蒙古杭爱山区青铜时代石雕人像摘自Iaroslav Lebedynsky, Les Indo-Européens: Faits, débats, solutions, p. 94.图19蒙古北部的公元前十至八世纪的鹿石石雕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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