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方与鬼方

土方+鬼方(一):大夏=吐火罗=土豁罗=睹货逻/吐鲁番

唐善纯(南京理工大学)

内容提要 郭沫若说:“土方之地望盖在今山西北部;而邛方或更在河套附近也”。土方、邛方联合久之,从而形成新的一族,这就是“大夏”。由于战争和政治交往的需要,若干部落可能结为联盟,造成更大的族群。

关键词 大夏 吐火罗 土豁罗 睹货逻吐火罗语 吐鲁番

商代武丁对西北部族土方的长期征伐,扩大了商朝统治区域,加强了商与西北部族的关系。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辞大为减少了。甲骨文中除了土方外,还有一个方国叫邛,由上“工”下“口”构成,或释“苦”,或释“贡”。邛方与土方一样,也是武丁时期之劲敌。武丁卜辞有:

贞,乎师般伐邛方。(《前》6·58·4)

贞,勿乎多臣伐邛方,弗受出又。(《林》2·27·7)

令越来曰,寇伐邛方。(《金》525)

囗乞步伐邛方。(《粹》1072)

出贞,囗囗邛方。(《文》637)

邛方出,佳我有作祸?

王往伐邛方,受有佑。

登人三千呼伐邛方。(《前》7·2·3)

邛方卜辞甚多而不见于史书记载,而记载鬼方的卜辞只有2例却频繁见于典籍。学者们普遍怀疑邛方、贡方就是鬼方。顾颉刚说:《周易》记载高宗伐鬼方,至3年之久而后克之,可称是古代的大规模的战争,可是就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武丁卜辞中竟然没有记载。很疑心《周易》里说的高宗伐的鬼方应该是贡方。对于甲骨文中方国“邛”,唐兰释为从“口”,从“工”。董作宾说:“工鬼同属合口而韵别阴阳,殆如‘胡’与‘匈奴’之演变矣”(《殷历谱》上编卷9)。盖邛、鬼音近,地域交叠,故邛方可能即鬼方。

邛方国曾与土方同出一片甲骨。《菁》2:“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啚,哉[去口]二邑;邛方亦侵我西啚田”。也就是说,土方、邛方联合起来侵犯商王畿。郭沫若说:“土方之地望盖在今山西北部;而邛方或更在河套附近也”(《卜辞通纂》考释513)。而对于鬼方,学者则一致说在“河套一带”。

胡厚宣依据《诗经·商颂·长发》“禹敷下土方”的记载,断定土方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殷商的东边是大海,南面和岳石文化相接,只有西边是夏。从文献看,殷商与夏人隔着太行山毗邻而居。“禹敷下土方”的土方应该是太行山西麓的夏代的唐国(今山西太原一带)。土方即夏遗民之未服商朝的方国,武丁时屡次进行征伐,然后在山西南部河汾之间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筑大邑镇抚,此即夏人中心区域,文献称之为大夏之地。从现代地理来看,大致的“土方”所在就是今天的太原盆地,东西横距约144公里,南北纵约107公里。在商汤灭桀之后,夏人仍居夏土,土方作为商的敌对方国之一,必为夏人遗存。

现在的问题是,山西南部为什么被称为“大夏”?“大夏”与“土方”有没有关系?胡厚宣坚持土即夏,土方即夏人居处的地方。早在1930年,郭沫若就提出“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第309页)。从对音上看,“夏”不可能是“土”,但夏完全可能是“邛”。这两个部族如影随形,直到公元前15、14世纪,土方、邛方还是一个强大的联合体,与商人经常处于对抗之中。土方、邛方联合久之,从而形成新的一族,这就是“大夏”。

《逸周书·王会解》:“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又所附《伊尹朝献》:“正北空桐、大夏、竖沙、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狄、匈奴、楼烦、月氏、韯犁、其龙、东胡,请以橐驼、白玉、騊駼、駃騠、良弓为献”;《吕氏春秋·为欲》:“北至大夏,南至北户”;《淮南子·地形训》:“西北方曰大夏”。《史记·秦本纪》记载《琅琊台铭》:“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这个大夏人当处于北方草原地带。一般认为,《逸周书》成于战国,所列13部族可视为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总名单,“大夏”赫然位列其中。

余太山说:“每个游牧部族固然有原始的血缘部落为其核心,然在其兴起时,往往合并或役使周邻许多部落,形成一个政治、经济的联合体。而当这个部族走上迁徙、扩张和征服的道路时,这种情况尤其突出”(载《文史》第28辑第120页)。所以可以推断“大夏”也由土方、邛方(贡方、鬼方)两部分合并而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春秋以后,土方和邛方(贡方、鬼方)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在其原地,又出现一个新族“大夏”的原由。

《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主祀参星。”《吕氏春秋·本味》:“和之美者,大夏之盐。”这是指解池之盐,在安邑。夏亡,其中一部退至中原之北。在鄂尔多斯高原、陕甘宁一带留下了众多与“夏”有关的地名,如宁夏、甘肃南部的临夏地区以及大夏河等等。《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大夏县”。大夏县城的确切地点在今临夏市东南80公里的广河县阿里麻土乡刘家庄村棺木山。遗址三面环水,其北为山坡,背山向阳,现仅有南城残垣一段。

黄文弼认为,“大夏”之名首见于《山海经》,早在周赦王姬延十五年(前300),大夏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国都就设立在现在的大夏城,大夏人就生活在大夏河、洮河流域及和政一带,大夏水(今广通河)因住有大夏人而得名。秦昭王所修筑的北长城陇西段的烽火台正对准大夏河北岸的古大夏国。后迫于秦国的这种压力,大夏人开始向西迁徙。他们翻过了西倾山,涉过流沙,达到罗布泊一带,建立了吐火罗国(Tochari)。

公元前128年,西汉使臣张骞出使大月氏至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今阿富汗北部)时,见到定居在此的“吐火罗”(Tochari),他称之为大夏,当时该国已被大月氏征服。《史记·大宛列传》:“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

西方文献自4世纪始称贵霜治下的大夏故地为吐火罗斯坦(Tocharestan)。大夏王国的都城《史记》称曰蓝市,《汉书》为监氏,《后汉书》称蓝氏,当是马其顿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建城名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一名的省译。贵霜王朝时期,该地为大雪山以北地区的佛教中心。唐代玄奘西行求法,尝路经此地。

Tochari,后世译法甚多。北魏、隋唐年间佛教北传,东亚诸国佛事兴盛,故“大夏国”是各国僧侣们往返中原和印度的陆路必经之地。东晋释道安《增一阿含经序》作“兜佉勒”,《魏书》作“吐呼罗”,《隋书》、《唐书》作“吐火罗”、“土豁罗”,《杂阿含经》作“兜沙罗”,《高僧传》、《大唐西域记》作“睹货逻”,《正法念处经》作“都佉”,《孔雀王经》作“睹火罗”,显然都是回鹘文Toxr?、梵语Tukhāra的音写。

观史籍可知,大夏之名见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而吐火罗之名(或同音异字)则见于《魏书》、《北史》、《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大夏和吐火罗之名分别出现在两个时期,即汉时西域有大夏而无吐火罗,北朝及以后的西域则有吐火罗而无大夏。《新唐书·西域传》中列有“吐火罗”条:“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还记载:“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有鉴于此,[日]榎一雄认为,“大夏”正是吐火罗(Tochara)的精确音写(《月氏及其迁徒》)。

约前7世纪20年代,大夏人绝大部分已自河西迁至伊犁河、楚河流域,这里始被称为吐火罗斯坦。《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这两段话简略难明,各种解释说法不一。粗略看来,齐桓公的远征军从山东一直打到了河西走廊。这个“拘夏”的“夏”值得玩味,它肯定不是华夏国王。既然前曰“西征攘白狄之地”,后曰“西伐大夏”,看来所谓“大夏”就是“白狄”是再清楚不过的。齐桓公要襄助周王,打击犬戎是首要任务,而大夏国正是犬戎族的根本之地。《史记·秦本纪》又载,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从而引起了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大夏一部之西迁,或在此时。

若吐火罗人真如笔者所说为土方和邛方后代,则原始大夏语应为阿尔泰语系的一种语言。1970年在阿拉木图市附近发现的艾斯克库尔干的塞人古墓出土的公元前5-前4世纪的银碗证实了这一点。银碗上的26个字母组成的两行铭文,哈萨克斯坦学者破译为:“哥哥,对你来说,这是炉火,是异姓(异乡人),快投降吧!人民有丰厚的食物!”现在可以推测,公元前5-前4世纪,哈萨克斯坦地区北部属突厥语族,南部属伊朗语族(《哈萨克族简史》修订本)。

“大夏”之国,看似神秘缥缈,事实上却关涉到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刘起釪说:“在晋南,不只有几个地点称大夏,其中有几个地点又称夏虚,以其整个地区都是夏人之居,因而凡夏人居住的地方都可称大夏,夏亡后称为夏虚”(《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余太山认为:“大夏”是汉文献中指称吐火罗人的最早形式,原居晋南,后经由河西迁往伊犁河、楚河流域,并从游牧文化发展为城邦文明。到匈奴称雄漠北,攻破月氏,大月氏与大夏才再次相率远徙,西逾葱岭,渡妫水(中亚阿姆河),从此离开中国,但汉代以后,又重新出现在汉人视野。如此说来,大夏与大禹建立的夏王朝确有关系。

关于“大夏”的含义,刘起釪指出:“迁至西域的‘大夏’尚保存古音,故音译时,《隋书》与《北史》皆译作吐火罗(《北史》又承《魏书》有吐呼罗、都薄罗,疑一族分化或传闻异译),《大唐西域记》则译作睹货逻。‘罗’为语尾,‘吐’与‘睹’则为‘大’的对音(《大诰》篇中以‘图’为大,与此同),‘火’、‘货’等字则为‘夏’的对音,益足证字书及小学家所言‘华’、‘夏’二字古读之不误”(《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笔者基本同意刘氏关于“‘火’、‘货’等字则为‘夏’的对音,益足证字书及小学家所言‘华’、‘夏’二字古读之不误”的观点,所谓“‘罗’为语尾”含义模糊,正确的表达是:“罗”是阿尔泰语系语言表示复数或“地方”的词尾,如朝鲜语sae-ra “新罗”(更早的是“新卢”),其中ra韩国语言学界大部分认为相当于“地、国”之义。类似的例子还有哈密力(哈密的另称)、伊吾卢(伊吾的另称)等。兰司铁指出,在古突厥语中,复数的形式是在名词后加-lar或-l?r,如b?g(王爷,老爷),复数是b?gl?r;at(马),复数是atlar(《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在维吾尔语中,至今仍加-lar或-l?r表示复数和集合的意义,-lar或-l?r的音译就是“罗”。

但需要指出的是,与其说“‘吐’与‘睹’则为‘大’的对音”,不如直接说“吐”就是土方之“土”,“大夏”之“大”,不是大小之大,而是“土”的对音。吐鲁番(Turpan)位于天山东部博格达山南麓,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汉代为车师前王地,在今城北10里处建有国都交河城;晋置高昌郡,唐置西州,8世纪为吐蕃地。9世纪为高昌回鹘地。元代称和州或火州。清设吐鲁番直隶厅,1913年改吐鲁番县。出土文献中仅文字就达24种之多,大量的文物和史实说明,吐鲁番是东西方文化,中国、印度、伊斯兰、希腊罗马四大文明体系的交汇点。

“吐鲁番”之称,最早见于明人陈诚所著《西域番国志》一书,这是元代就有的地名。吐鲁番,一说在回鹘语中是“有许多佛塔的地方”,指该地区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有大量的寺院遗迹(《百科知识》1986年第3期);二据《西域同文志》,系回语“蓄水”之意;三说意为“都会”;四是维吾尔语“富庶丰饶的地方”;五说来源于“吐蕃”;六说指“土层很厚”(人民大学资料汇编《中国地理》1982年3期第14页、《中文大辞典》)。在最后一说中,谈到“土”,则“吐鲁番”可比于裕固语durvaq(土),柯尔克孜语topraq(泥土),维吾尔语tupraq(土壤)、topa(土),也就是说,“吐鲁番”是突厥语“土”的对音。这与“吐火罗”之“吐”、“大夏”之“大”密切相关。
在藏语文献中,称吐火罗作Tho-kar、Tho-gar、Thod-gar、Thod-kar、Thod-dkar;称回鹘人(其先民为胡人)为霍尔(Hor),Hor即kar、gar;可见“吐火罗”(大夏)确与“胡人”有关。《三国志》注引《魏略·西戎传》:“匈奴…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零。”从语音上看,这个“大胡”就是“大夏”。仔细分析在藏语Tho-kar、Tho-gar、Thod-gar、Thod-kar、Thod-dkar,都是两个音节。大者,土也,古音同(人们一般理解为汉语“大”,非是),可比于突厥语topa(土);夏者,邛也,古音亦近,可比于突厥语kun(太阳)。

B.N.Puli指出,在月氏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前,很可能该地已为大夏即吐火罗人占领。Tochara应即印度古文献《往世书》、《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所见的Tukhara,其人住在喜马拉雅山以北,乃一外来种族(Indian under the Kushana,1965)。公元前2000多年前,阿姆河沿岸土著东伊朗族Sacarauli人是塞种的近亲,故也被称为“塞地”。这一地区阿姆河下游有古国花拉子模(Khwarazm),都城为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共和国乌尔根奇)。约公元前7世纪就进入奴隶社会;《魏书》译其名为“忽似密”;《新唐书》作“火辞弥”,或作“火寻”、“货利习弥”等。蒙古人称之为“撒儿塔兀勒”(Sartaul),汉译“回回国”。13世纪初,花拉子模王国一度十分强盛,它不仅辖有花拉子模本土和河中地区,并且辖有今阿富汗和伊朗的大部分领土。至13世纪20年代为成吉思汗所灭。16世纪在花拉子模绿洲建立希瓦汗国。现今花拉子模绿洲一部分在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州),另一部分在土库曼斯坦(塔沙乌兹州)。花刺子模,波斯语作Khorazm,意为太阳的土地。阿姆河上游有古国呼罗珊(Khorasan),阿里·玛扎海里解释为“夕阳”。在塞语中,Khor是太阳的意思,很有可能,中国北方以太阳为图腾的夏人与花刺子模、呼罗珊早就有历史的联系。

中国史籍所记载的西域大夏国,应当是后期史籍中记载的吐火罗,也是西方史料中的Tokhara,而决不是巴克特里亚王国。西域Tochara确系突厥语族夏人,但它又与中国北部大夏有别。中国北部大夏仅指突厥语族夏人,但西域Tochara除包括来自中国北部大夏人之外,还包括Asii、Gasiani和Sacarauli诸部在内,并且随着民族的融合,西域Tochara在体貌、语言、习俗上也会有所改变。

古希腊人所称巴克特里亚(Bactria,Bactriana),主要指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公元前6世纪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前329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其地,并以此为其东方领地的统治中心。公元前255年,郡守狄奥多塔斯(Diodotus)宣告独立。公元前159或前158年,国内纷乱,大部分领土复为安息所得。约公元前140年, 吐火罗(Tokhara)等族渡过阿姆河,征服了巴克特里亚;这便是中国所称“大夏”的由来。10年后,Gasiani(月氏)等族又渡过阿姆河,征服了大夏。张骞于前128年左右抵此时,说月氏“臣畜大夏”,指的就是Gasiani征服巴克特里亚。于是中国此后长期称之为大月氏。

据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前64-公元23)在其《地理概论》中,引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的话说,曾有4种外国人Tochara、Asii、Gasiani和Sacarauli渡过阿姆河,征服了巴克特里亚。虽然斯特拉波记述了4种外国人征服过巴克特里亚,但这入侵发生于何时,是同时发生还是先后发生,皆不得而知,这为确定大夏究竟是吐火罗(Tokhara),还是被吐火罗(Tokhara)推翻的巴克特里亚增添了难度。

从地域角度看,无论是巴克特里亚、大夏,或是吐火罗、大月氏,它们都曾经被用作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流域的地名。但作为国家或民族,巴克特里亚、吐火罗、大月氏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国家或民族。

吐火罗问题是新疆古代历史和语言方面最有兴趣的问题之一,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为什么回鹘人称古代在焉耆、高昌一带使用的这种印欧语为toxri/吐火罗语,这是个迄今尚不能满意回答的问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疆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等地有一批用婆罗谜字体写成的残卷出土,开始时,人们既不懂这种语言,也不知道如何称呼它。1907年,德国著名东方学家缪勒(F.W.K Mueller)发表了第一篇为这种语言定名的论文,他根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一书中的一则跋文“(此书)为圣月大师从印度语制成为toxri语。智护大师又从toxri语翻译成突厥语”,认为其中所说的toxri语就是中、西文献中提到的吐火罗语/tokhar。以后,习惯称这种语言为吐火罗语或带引号的“吐火罗语”。

这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k组,5-10世纪通行于塔里木盆地。分为甲、乙两种方言。甲种方言通行于吐鲁番;乙种方言通行于库车。从土耳其语、伊朗语,后来又从梵语中借入许多词。汉语对它没有什么影响。牛津大学梵语教授伯罗指出:“鉴于这些残卷的位置,人们希望它们会显示出与印度—伊朗语有较密切接触的一些迹象,然而,从这些残卷却找不出这方面的任何痕迹。更有甚者,从它们也看不到与印欧语的其它分支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对于这些事实,最好的解释是,假定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分离出去的时间很早(尽管不如赫梯人等的分离那么早)。必定是上文概括的雅利安部落后来向东的扩张将他们推向越来越远的东方,直到最后定居在中国新疆”(《印度文化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发现了“真正吐火罗语”,跟新疆的Toxri语言不一样。流行新疆的吐火罗语属东伊朗语,其中有不少突厥语词汇;流行阿富汗北部的“真正吐火罗语”,则是伊朗语的一支,以希腊24字母加上一个表sh音值的特别字母构成,其特点是绝大多数词以o结尾。如shaonano shao(王中之王)、athasho(火神)、ashaeisho(最正直者)、mao(月神)、miro(光明神)。

前苏联东方学家V. S.Vorob’ev-Desyatovskiy刊布的吐火罗语 B 方言和梵文两种语言对照的残卷中,梵文词tokharika“吐火罗人”用吐火罗语B 方言词组翻译时,使用了形容词kucanne“库车的”。结论是:kucanne 为吐火罗语B 方言的自称。这一点也为吐火罗语B方言与古突厥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中,用古突厥语Kus?n(即元代汉文文献中的“曲先”)一名称吐火罗语B方言所证明。这样,操吐火罗语B方言的人称自己的语言为“库车语”。1980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会上,正式把旧称吐火罗语改为焉耆-龟兹语。

《九姓回鹘可汗碑》等粟特语文献也把焉耆一带称作 “四toxri”。有的学者提出吐火罗就是大月氏。英国剑桥大学已故的贝利(H. Bailey)说,从伊兰语的角度,Tokhar 一名中的to,可解释为“大”,khar可对应“月氏”。耿世民指出:“我很欣赏贝利教授的大月氏=Tokhar的理论。希望我国汉语音韵学家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贡献”(《吐火罗人及其语言》)。我们知道历史上大夏确和吐火罗/ 吐火罗斯坦有关系。如果把贝利所说的tokhar对应汉文史料“大夏”(土方+邛方),则许多说不清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虽然如此,并不排除吐火罗(即大夏)人迁入中亚以后将阿尔泰语系的一种语言,改为东伊朗语或伊朗语,正如后来的突厥人和蒙古人所作的那样。

将新疆用婆罗谜字体写成的残卷文字称为“吐火罗语”、将阿富汗北部发现的语言称为“真正吐火罗语”,都是张冠李戴,正确的称呼应为东伊朗语、伊朗语。尽管如此,东伊朗语、波斯语与突厥语无论在语音、词汇,还是在语法上,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正如《突厥语大词典》收集的谚语所说:“tats?z tyrk bolmas, bashs?z b?rk bolmas”(没有粟特人就不会有突厥,没有头颅就不会有帽子)。这种情况早在史前时代就是如此,所谓“吐火罗语”就是一例。

土方+鬼方(二):敦煌=敦薨=兔葫芦=吐火洛=吐尔库里=吐葫芦

唐善纯(南京理工大学)

内容提要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在向汉武帝介绍大月氏时提及“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元鼎六年(前111)置敦煌郡。敦煌应为武帝设郡前居住在当地的先民所起地名的音译。其理由是“祁连”就源于匈奴语。据此,敦煌为当地民族“大夏”的音译。

关键词 敦煌 敦薨 兔葫芦 吐火洛 吐尔库里 吐葫芦 图伦碛 塔克拉玛干

大夏(土方+邛方)西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迁徙的轨迹,也可以循历史地理记载去梳理澄清。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汉语地名背后,深藏着汉语无法解释的语源问题,但正给民族变迁提供了难得的标识。

从中国史籍中大夏的方位变迁来看,大夏原在山西南部所谓夏虚。公元前7世纪的东周初期,齐桓公 “西伐大夏”,当时大夏可能已位于河西。今甘肃安西县城城东约50里,有名“兔葫芦”的地方,这里曾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末期、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文物。“兔葫芦”一名与历史上的“吐火罗”同源。此外,在疏勒河三角洲之南榆泉盆地至今仍有“吐火洛泉”之地名,似可视为大夏人曾在此活动的遗存。《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政府曾于陇西郡设县置“大夏”(今甘肃临夏、广河地区),治所在今甘肃广河县西北。《水经注》:洮水“左会大夏川水,…又东北迳大夏县故城南”,这是今甘肃临夏有“大夏”遗民的表现。

大约在战国末至秦初,亦即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河西一带的吐火罗人因受乌孙、月氏的压迫,除一部分人退保敦煌南山一带外,大部分人可能踏上了西迁的道路。出河西走廊,有大量由“吐火罗”转化而来的地名:如巴里坤以东的“吐尔库里”,亦当是Tochari。位于天山北麓东段的伊吾县境,今仍有一“吐葫芦乡”。该乡曾发现有据认为属铁器时代的拜其尔村南墓地及村东丘顶遗址和托背粱遗址。伊吾县,以古国而得名。一说为古代月氏语。“伊吾”是隋唐以前哈密的古地名,汉代称伊吾卢,隋、唐设伊吾郡,但都不是指今日伊吾县,而是指以哈密为中心及周围的地区。今之伊吾,于1929年废哈密王设哈密、宜禾、伊吾三县后转借命名。伊吾的维吾尔名称为“阿热吐鲁克”(Aratürük),即“中间的吐葫芦”,此名与伊吾县城所在地周围又称“吐葫芦”有关。伊吾县地处高寒,群山环抱,风、雪、洪、旱、虫灾经常发生,属全国少有的少、小、边、穷县。目前,吐葫芦乡以种植苜蓿、采摘天山野蘑菇为主要经济来源。有说“吐葫芦”源于准噶尔语“图古力克”(“物之圆者”之意),这是民间说法,不可从。

《旧唐书·吐谷浑传》称于阗以东大沙碛为“图伦碛”,王国维认为亦是“吐火罗”的对音(《西胡考》)。《汉书·西域传》称若羌国王号“去胡来”,黄文弼认为是“吐火罗”的对音(《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迁徙》),从对音上说,很难成立。但唐代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曾两次提到覩货逻(吐火罗),一为覩货逻国(即今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斯坦),另一为覩货逻故国。《大唐西域记》载,自于阗东境“行四百余里,至覩货逻故国”,更说明吐火罗人曾居住于于阗与且末之间地区。《山海经·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知周初大夏已移至昆仑之东、流沙之西。《楚辞·惜誓》:“右大夏之遗风”注:“大夏,外国名也。”这是战国时的情景,文中说的覩货逻故国也可能指这个地方。

大夏人在中国境内留下最重要的地名是“敦煌”、“敦薨”和“塔克拉玛干”。

种种迹象均表明,大夏人曾在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地区活动过,月氏和乌孙都是从那里出走的。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以其拥有的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藏经文物而成为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当我们走进敦煌,面对传承了1600多年的10多个朝代的3000多身塑像,4.5万多平方米壁画,每一个巡礼者都会深深感受到敦煌艺术中所蕴含的“开放性”和“兼容性”。

敦煌的名称始见于汉代的记载,系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在向汉武帝介绍大月氏时提及,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西汉初年,整个河西走廊为匈奴领地。强盛的匈奴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威协。汉武帝继位后,于元狩二年(前121)春,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万骑从陇西出塞,给河西的匈奴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其间,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浑邪王杀死休屠王,携其部4万余人投降汉朝。为了彻底断绝匈奴与西羌的通路和联系,捍卫边关和丝绸之路的安全,汉武帝在河西设置了酒泉郡和武威郡。元鼎六年(前111),又将酒泉、武威二郡分别析置敦煌、张掖两郡。当时的敦煌疆域辽阔,统管6县,成为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从此,中国的丝绸及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欧洲、地中海沿岸和西域的玉器、玛瑙、奇禽异兽、农作物等长途转运到中原。各国使臣、将士、商贾、僧侣往来不绝,都须经过丝路要道敦煌。自西汉设郡到西晋末的数百年间,丝绸之路虽几通几绝,但敦煌日渐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也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地,成为“华戎交集大都会”。

关于“敦煌”二字的解释,学者说法不一。东汉应劭注《史记·大宛列传》曰:“敦,大也;煌,盛也。”这个注释非常符合历代帝王好大喜功的心理愿望,因而也得到人们的认可,如唐代李吉甫也说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这个地区对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很重要的作用,故名之曰敦煌。近两千年来,皆遵循其说,莫能是正。也曾有人稍有怀疑,然亦未能提出新解。

李文实认为,“敦煌”之音与安多藏语“朵航”相近,“朵航”之义为“诵经处”,也就是说寺院的所在。藏语虽晚出,其初当有所承受,可以追论其本初。李文实以之推溯,谓汉武帝时,佛教已传至西域,始置敦煌郡地,其地即已经有了寺院,并有敦煌的名称。汉武帝时置郡,即以之为郡名(《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这个解释虽新,但不能成立。因为武帝设郡前,当地属匈奴先民所据,“祁连”就源于匈奴语。据此,敦煌当为居住在当地的民族对本地区所取名字的音译。

《山海经·北山经》:“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枏,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依黄文弼考证,“敦薨之山”,可能即为敦煌之南山,“敦薨之水”为今之党河,“渤泽”为今党河、疏勒河所注入之哈拉湖(KaraNor)。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敦薨”或“敦煌”之名均为吐火罗(Tochari)一词的简(节)译。

《水经注·河水》又将敦薨指实为新疆焉耆:“其水又东南注大河。大河又东,右会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乌孙之东。《山海经》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东流分为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径流焉耆之野,屈而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员渠城,西去乌垒四百里。南会两水,同注敦薨之浦。东源东南流,分为二水,涧澜双引,洪湍濬发,俱东南流,径出焉耆之东,导于危须国西。国治危须城,西去焉耆百里。又东南流,注于敦薨之薮。川流所积,潭水斯涨,溢而为海。《史记》曰:焉耆近海多鱼鸟;东北隔大山与车师接。敦薨之水自西海径尉犁国。”据研究,《水经注》中“焉耆之北敦薨之山”乃是指今天山山脉南侧,敦薨之水、之浦、之渚、之薮所包括的范围,当包括焉耆、库尔勒,再向东至罗布泊方园数千里的地方。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为“敦薨浦”即今博斯腾湖,古代又名“西海”,《汉书·西域传》称“焉耆近海”,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湖面面积为992.2平方公里,平均水深8.08米。湖面碧波万顷,是开都河、清水河、黄水河和乌什塔拉河的归宿,又是孔雀河的源头。孔雀河自博湖西南流出经过库尔勒市、尉犁县城,辗转向东一直注入罗布泊。

余太山说:“敦薨和大夏同为Tochari之对译,焉耆周遭山水皆以敦薨为名,说明该地曾有Tochari人居住”。那里也就是回鹘人称为“吐火罗”的地方。据此,《水经注》以上所记之“敦薨”实际上所指的很可能是公元前二千纪末至一千纪初沿塔里木盆地东徙的北支吐火罗人。在汉文文献中他们又被称为敦薨或敦煌,这亦可视为吐火罗人在这一带活动而产生相应影响的遗迹。

《汉书·西域传》记载,秦汉时乌孙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戴春阳力主乌孙未到过敦煌,提出:此说乃本于张骞被羁匈奴时所“闻”,故其可靠性值得研究。伊犁河流域大量乌孙考古遗存表明:乌孙系欧洲人种,自公元前3世纪至4世纪基本稳定地活动于伊犁河流域,因而此说也得不到中亚地区考古资料的支持和印证,有理由认为班固上述记載是错误的(《乌孙故地及相关问题考略》)。此乃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元鼎六年(前111),析置敦煌郡。张骞于建元二年(前138)出使西域,元朔三年(前126)回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尚未设置敦煌郡,如果张骞所说的敦煌就是敦薨,就是吐火罗,那么不是可以反证《汉书·西域传》是信史吗?

尽管在春秋战国间,晋南、临夏一带的大夏人相继西迁并同河西的吐火罗人相汇合,但此后的汉文文献却并未将他们与“大夏”联系起来。显然,被齐、秦等国从晋南和临夏地区逐出的大夏人,在人数上和规模上可能均不及东徙时留在敦煌一带并逐渐形成一个中心的那一部分吐火罗人,故这时的汉文文献中仍用“敦薨”或“敦煌”来指称他们,而没有使用“大夏”一名。这一点也表明当时汉文文献对吐火罗人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它们可能并未认识到“大夏”与“敦薨”均同源于吐火罗。这也就难怪后人更无法将后来西迁中亚吐火罗斯坦的吐火罗人,同历史上河西的“敦薨”、中国北部的“大夏”联系起来了。

吐火罗人西迁河西以后,主要活动于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一带,在这一历史时期,河西地区先后有月氏、乌孙两大游牧民族相继兴起,月氏分布在河西东部,乌孙则主要分布在河西西部,而吐火罗人则被排挤到敦煌及其以西一带,部分与乌孙杂处,故而他们的活动几乎不为人们所注意。

新疆塔克拉玛干(Taklamakan)沙漠的名称,一说维语“永远的家园”之意;一说蒙古语“进去出不来”的意思;还有说是由维语takti(根,最先)或tark(过去的,被抛弃的)+波斯语makan(家园,住宿地,处所)衍生而来,意为“过去的家园”、“往日的家园”、“被遗弃的土地”之意;另一说是维语“地下有珍宝”的意思。王国维认为塔克拉玛干(Taklamakan)名称即是“睹货逻”之讹变(《西胡考》)。现在的塔克拉玛干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除了西部的麻扎塔格等山,中南部的民丰隆起高地等少数地方外,其余全为沙丘所覆盖。其中流动沙丘占85%,但是,在深入沙漠内部的河流沿岸,冲积扇前缘地带,还残存一些 “天然绿洲”,生长成片的胡杨、灰杨、红柳、芦苇等,也有小面积农田。庄稼穗大粒饱,瓜果质优味甜。所以,远古时代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绝对不是没有野兽,甚至连飞鸟虫豸都没有,只有一片茫茫流沙。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尼雅河下游有一处遗址,以一佛塔为中心,沿古河道呈南北向带状分布,南北长约30公里,东西约7公里,其间散落房屋居址、佛塔、寺院、城址、陶窑、墓葬、果园、水渠等各种遗迹约百余处,是新疆古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且保存状况良好的大型遗址之一。匈牙利裔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在在今新疆南部民丰县北部,约当今天的安得尔(Endere)沙漠中发掘出一个废城,并认定这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自于阗东行四百余里,“国久空旷,城皆荒芜”的“睹货逻故国”。在这里生活的大夏人可能还曾保留有夏启、黄帝的传说。证据有二:

其一,《山海经·大荒西经》:“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夏启贡献3个美女给上天,得到的是《九辩》与《九歌》。

其二,《吕氏春秋·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俞之阴。”《说苑·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引此文,“阮俞”皆作“昆仑”。

这两段记载必须当作历史书、当作一首诗去读,才能理解其深意。

夏启曾到过流沙之西,大夏在昆仑地区,这不是传说。西域音乐之美天下闻,在夏代就是如此。杜甫《赠花卿》说:“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若将“锦城”改为“西域”,这首诗含义就更贴切了。天上的仙乐,人间当然难得一闻,难得闻而竟闻,愈见其妙得出奇了。然而这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其弦外之音是西域音乐美如神曲。西域音乐之输入,至少从黄帝或夏代初年就已经开始了。

作者简介:唐善纯(1944-),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出版过《中国的神秘文化》、《华夏探秘》等学术专著,曾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本文为其新作《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之一部分。孜孜不倦二十载,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也。

Email:shilantang@163.com

《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内容简介

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经作者二十年努力,《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终于横空出世。即便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对象,若是拉近距离在显微镜下观看,都会发现它那难以置信的美丽。作者选取近千个语言化石作研究对象,将语言学知识放在民族学、民俗学中审视,抛开汉字书写形式,以音求义,把一般无法企及的历史深处景象,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一书在手,远古大东亚历史,洞若观火。本书提出的结论不必是唯一答案,但它却提供了一个研究世界上古史的全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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