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家园墓地的年代和文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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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梁宝玲
【关键词】张家园 墓地 年代 文化属性
【出版日期】2001-05-30
【摘要】自从1987年蓟县张家园青铜礼器墓被发现以来,对于其年代和文化属性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分歧。分歧的根源在于对以蓟县围坊遗址三期和张家园遗址上层两者之间的关系认识截然不同。本文先从有关遗址的文化层上论述了张家园上层和围坊三期不存在叠压的地层关系;又从文化面貌上探讨了围坊三期和张家园上层的异同,从而为这两种遗存是“年代基本相当,具有文化谱系方面差别的两类遗存”的认识提供了依据。并提出了张家园遗址青铜礼器墓与本遗址张家园上层晚段遗址的关系密切,应属张家园上层的葬俗遗存的认识。
【刊名】北方文物

1986年春,蓟县修筑邦均至善峰口公路时,在邦均镇东南方向一块俗称“刘家坟”的高台地上取土时,首次发现了以鼎和它为组合的青铜礼器。铜器出土时,鼎放置在座内。出土铜器的地点上色发黑,黑土中有人骨渣,黑土周围皆是黄土。经对现场清理找到了残存的墓扩,确定了铜器出土于墓中。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考古队于当年春、秋两季和转年秋季先后三次开展了发掘工作,除又发现了一座青铜礼器墓外,还清理了马坑、房址、井和灰坑等遗迹①。

1987年5月,蓟县张家园村民在张家园遗址上挖坑种树时发现了青铜礼器和金饰品(实为M4葬品),由此引发了对张家园遗址的第三次0发掘。发掘中除又清理了三座这类铜器墓,还发掘了房址、客穴和灰坑等遗迹。

蓟县刘家坟和张家园两遗址先后发掘六座墓,出土的主要随葬品有:青铜礼器9件、金饰品3副,这些发现是天津市迄今为止青铜时代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对于这批墓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尤其是对张家园墓地的年代和文化局性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以韩嘉谷先生为代表。他对张家园基地年代的认识有“瞩商代③”、“主要年代在周人封建燕国以前”④、“应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之际,最晚不过西周初年⑤”三种说法。认为张家园墓属于围坊三期的葬俗遗存。另一种以陈雍先生为代表。他认为蓟县刘家坟和张家园发现的青铜器墓“年代应当在西周初至中期⑤”,‘“据器形、组合和铭文,知为周人墓”①。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作者对围坊三期③和张家园上层彼此之间关系的认识也不相同,前者提出它们是前后相衔的两种文化③,后者认为它们是大约相当于黄河流域商末至西周时期具有文化谱系方面差别的两类遗存o。

我们认为对围坊三期和张家园上层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张家园墓地年代和文化属性的确定。因此本文认为要讨论张家园墓地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就必须先探讨围坊三期和张家园上层之间的关系。

坚持围坊三期和张家园上层是前后相衔的两种考古学文化的文章中多次指出:,‘在唐山古冶、宝俄联马台等遗址,都发现了围坊三期文化被张家园上层文化塑压的地层关系,表明二者的相对年代”o。那么古冶和歇马台两遗址是否存在这种地层关系,应该是检验这一认识能否成立的关键。

《唐山市古冶商代遗址报告》o中,将古冶遗址的第4、3、2层堆积视为本遗址青铜时代的早、中、晚三期。对于古冶中期(第3层)的文化性质,原报告作者又在《冀东地区商时期古文化遗址综述》o一文中,明确提出古冶遗址第4、3两层后“古冶下层类型”,第2层用“古冶上层类型”,并指出:“古冶3层出现叠唇沿上饰花边堆纹的圆柱足高,在第2层得到普遍发展,最终代替东庄店类型居统治地位的卷沿细绳纹是,到古冶上层叠唇圆柱足民成为用的主体形式”。综上可知,古冶中期与古冶早期文化面貌相同,均是以卷沿细绳纹均为典型代表器;古冶晚期是以叠唇圆柱足高为典型代表器。古冶遗址青铜时代早、中、晚三期只能区分为以卷沿细绳纹闻为代表的古冶下层和以五后圆柱足均为代表的古冶上层这两种有铜文化遗存。其实提出古冶遗址发现了“围坊工期文化被张家园上层文化台压的地层关系”的作者,在其所著的《大蛇头文化陶器群浅析》④一文中,也是把古冶遗址的早、中期均作为对以卷沿绳纹鼓腹角为代表的“大蛇头文化”进行分期的地层资料,同时还特别指出了“古冶晚期的柱足反”不能归人以卷沿鼓腹角为代表的遗存之中。由此可见,古冶中期不是围坊三期遗存,而是属于以卷沿细绳纹民为代表的古冶下层晚段遗存;古冶晚期属于张家园上层遗存。古冶遗址只存在古冶下层被张家园上层文化在压的地层关系,根本不存在围坊三期文化被张家园上层压压的地层关系。

笔者曾参加了宝批县联马台遗址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该遗址o发掘范围内,第1层皆为耕土,第3层以下均为生土。其中渠东B区探沟内的第2、3层皆属东周时期遗存。渠东A区和渠西 C区的第 3层均是以卷沿绳纹鼓腹g为代表的遗存。渠东 A区和渠西C区的第 2层均为黑褐土,土质粘且硬。渠西C区第2层出有一件基本可复原的高领四沿花边民,还出有饰交叉绳纹的锥状损足、无腰隔的自腰、肩部饰一周三角形绳纹的尊以及饰交叉绳纹的器底残片等。渠东A区第2层除含有与渠西C区第2层文化相同的器物外,还出有较粗大的住状角足和宽折沿是残片。这里暂且不论第西C区和组东A区的第2层内含有何区别,先应该指出的是,这两区之间有水渠相隔,彼此间在层位上并不存在直接的年代关系。即使渠西C区第2层的发现可称之为是以高领花边是为代表的围坊工期遗存,渠东A区第2层是以曾唇高裆柱足足为代表的张家园上层遗存o,那么,歇马台遗址的这一发现,同样也不能作为证明围坊三期早于张家园上层的地层依据。

韩先生在其文章o中指出,“张家园遗址上层堆积,包括1965年发掘的第3层,1979年发掘的围坊三期文化,1987年发掘的部分探方的第2层”;张家园上层“灰色陶占98.85 Wi”;围坊三期“第1层灰陶明显多于第2层,交叉拍印绳纹和方后口沿普遍流行,因而更接近张家园上层”。那么,张家园上层和围坊三期的陶色、陶质和纹饰特点是否如上所述呢?

关于张家园遗址1965年发掘的第3层,原报告o指出:‘“第3层,灰坑2个,编号田、HS,建筑遗迹3座,编号FI、Th、Th”;第3层陶器“夹砂褐陶、红陶约占6O%,夹砂灰陶约占ZO%,泥质陶较少。纹饰以粗绳纹为主,还有划纹、弦纹、三角划纹、凹三角纹和附加堆纹等”。以上报告中关于第3层陶器陶质和纹饰特点的叙述,无疑是包括了以65TI③为代表的第3层和开口于第3层下的FI与HS等遗迹单位。因此说1965年发掘报告中对于第3层陶器的介绍,实际是对1965年发掘的张家园上层陶器总体特点的概述。

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o对于围坊三期陶质和纹饰的统计是以TI和T4的第!、第2层为依据。围坊三期“夹砂褐陶、红陶共占60钝,夹砂灰陶近15%,泥质灰陶近14ffe,泥质褐陶近11%,各种绳纹约占67%,素面和磨光陶占23de,绳纹与划纹并施者近Ic%。”

如果我们把张家园遗址1965年发掘的张家园上层陶器的总体特点与围坊遗址三期的统计数据相比较,便可发现它们均是以夹砂褐、红陶为主,均占60%左右。夹砂灰陶的比例亦很接近,张家园上层是20%,围坊三期是15%。器表均是以绳纹为主,但绳纹的特点有别,张家园上层是粗绳纹,围坊三期绳纹较细。

另据张家园遗址1965年发掘简报,知FI和HS均开口于第3层下。查本队存1965年发掘的原始资料,知FI和HS均是以夹粗砂褐陶为主,夹粗砂灰陶次之,夹砂红陶较少。器表以饰粗绳纹为主。而以TI第3层为代表的地层中,夹粗砂灰陶的比例已明显增加,交叉绳纹已占相当比例。据此知,1965年发掘的张家园遗址上层遗存可分为以FI和HS等单位为代表的早段,和以TI第3层为代表的晚段。

张家园遗址1979年发掘的FI和HI等单位,原报告称为“围坊三期文化”,其陶器是“以夹砂灰陶为主,夹砂红褐陶次之,还有少量的泥质相陶和泥质灰陶,绳纹为主要纹饰,拍印方法各异”④。1987年发掘的以罚和IM T4的第2层为代表的张家园上层遗存,原报告③称为“第四类(或第四种)遗存”,其陶器是“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纹饰以坚行粗绳纹和交叉拍印绳纹为主”。笔者认为以上两次发掘所获的陶器文化面貌相同,皆民张家园上层晚段遗存。以上报告中对主要陶质的说法各异,有文指出可能是发掘报告的整理者区别泥质和夹砂陶的标准不同@。笔者经查1987年发掘报告中介绍的14件陶器标本,有8件出土于I$T4第2层;又查该单位的有关原始资料知,16T4第2层是以泥质灰陶罐残片为主,夹砂灰陶的是、施残片次之。这可能正是1987年发掘报告中提出第四类遗存陶器是以泥质灰陶为主的根据。该报告中还指出,“第四种遗存,1979年发掘报告曾将其归人围坊三期,这类遗存的陶器群特征鲜明,以夹砂灰陶为主,流行交叉拍印绳纹”@,可见该报告作者也认为张家园遗址1987年发掘的‘“第四种遗存”和1979年发掘报告中称之为“围坊工期文化”的遗存文化面貌一致,均是以夫砂灰陶为主,流行交叉绳纹。

如果我们把张家园遗址第一次发掘的上层晚段和上层早段在主要陶质的色泽和流行纹饰方面的区别,分别与有文提出的围坊三期“第1层灰陶明显多于第2层,交叉拍印绳纹和方唇口沿普遍流行。第2层基本上仍是类似大蛇头文化的褐色陶,流行坚行拍印绳纹”o的特点相比较,可知张家园上层和围坊三期的晚段合灰陶和交叉绳纹的比例均明显大于早段,其早段均是以夫砂用陶为主,以竖绳纹为主。这些事实,不能不使我们对张家园上层“陶器中灰陶占绝对优势”③,或张家园上层的陶系“灰色陶占98.85%”o,以及围坊三期‘“第1层灰陶明显多于第2层o等说法提出质疑。

韩先生对这两种遗存的年代和基本文化特征的认识也一直处于变化中,如对围坊三期的年代由认为“早期阶段不会晚于西周早期@”,到认为其“上限应和二里岗上层接近”、“下限应当在商周之际”o,或曰:“围坊三期文化上限,亦可接近早商。围坊三期文化的下限,与包含西周文化因素的张家园上层文化相衔接”④。对张家园上层的年代,由认为‘“大致相当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期”@,到认为“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年代应当为西周早期”o。再如曾提出围坊三期的典型代表器——宽沿四面条是“同周文化作风”,并据此提出“周文化能对燕山地区发生影响,只能在武王克商以后”o。后又认为围坊工期的典型陶两“表现出和先周文化陶器群的联系”,又依此提出“周人在灭商以前其势力影响确已进人燕山地区”o。更令人不解的是,韩先生在文章中曾指出蓟县西山北头属于围坊三期文化的遗址@,后又将其归人张家园上层文化遗址之中o;曾提出宝抵歇马台遗址是张家园上层文化遗址⑤,后又将其既归人张家园上层文化遗址,又归人围坊三期文化的遗址之中o。我们认为,这一系列变化的结果,不但没有达到其坚持围坊三期和张家园上层是前后相衔的两种考古学文化的目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动摇了其观点的可信度。

韩先生文章中对于一些典型器的描述更是相差甚远。如对张家园1987年发掘出土的编号为临叨②:1这件陶尾的描述,有“直领外加一周附加堆纹高裆袋足高⑤,也有‘“高领、鼓腹、分裆、肥袋足,张家园1件为在唇,房山塔照1件领部饰堆纹”o,还有“在高直领中部饰锯齿状附加堆纹,见于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材料和房山塔照o三种说法。这里且不说直领与高领、袋足与肥袋足、附加堆纹与锯齿状附加堆纹均具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想强调指出的是这件器物是叠盾而不是锯齿状附加堆纹,叠唇的位置是与口沿唇部平齐而不是在领中部。曾居与附加堆纹是制法和形态均不相同的两种花边形式,对此韩先生在《论我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一文o的开篇中也有严格的界定。该文认为,张家园遗址1987年出土的这件(lisT4②:l)在唇高领鼓腹角,是具有张家园上层和围坊三期双重文化因素的器物,既不能在描述上有极大的随意性,更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人张家园上层‘“具有代表性三种形制冷”o之中。

在此须强调指出的是,围坊三期和张家园上层这两种遗存虽然在主要陶色和流行纹饰上具有某些相同的特点,但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根本区别,表明了彼此之间并不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o。先从夹砂陶的陶质上看,张家园遗址第一次发掘的原始探方记录中,对于张家园上层的夹砂陶,皆称之为夹粗砂陶。1987年发掘报告中曾指出,“这类遗存的夹砂陶,所掺的多为大粒粗砂”o。笔者曾参加了张家园遗址的第M次(1979年)发掘工作,参加了围坊遗址的发掘和整理,因此对于张家园上层和围坊三期夹砂陶的区别,认识较为深刻。相比较而言,围坊三期的夹砂陶质细胎薄,火候显低,陶质较为松软。而张家园上层的夹砂陶质粗胎厚,火候较高,陶质坚硬。在纹饰上,围坊三期的绳纹和交叉绳纹均细且浅,张家园上层的绳纹和交叉绳纹均较粗,纹痕也显深。再从代表性器物看,围坊三期是以高领四沿鼓腹袋足局为代表器,这种菇不论是直领,还是斜领,始终保持了高领、凹沿,领、腹分界清楚的特点。领外不论有无附加堆纹,唇边一周多为素面,附加堆纹均饰于口沿唇部以下。陶色不论是祸,还是灰,始终是薄胎夹细砂陶。而张家园上层是以夹粗砂陶的叠唇器最具特色,以直口、叠唇、深垂腹柱足民为代表性器物,这种菇口、腹间并无明显分界,叠唇的部位均是与口沿唇边平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围坊三期和张家园上层各自的典型特征,不仅在本身的陶器群中表现明显,而且在彼此的陶器群中也互有反映。如张家园1987年发掘出土的叠唇局(l$T4②:l),其陶质和叠唇特点均与张家园上层遗存的陶器一致,而高领、鼓腹、领腹分界清楚的特点却与围坊三期高领晶相同。张家园1979年发掘的FI中出土的高领缸、高领尊均为夹粗砂厚胎灰陶,又有柱足问同出,应属张家园上层遗存,但其高领斜夕晰领部微凹的特点与围坊遗址三期晚段的11式ff(Th①:l)领部特点完全一致,显周围坊三期的文化因素。在围坊遗址三期陶器群中,曾出过泥质灰陶盘后器残片o。叠唇器出现在以高领绩为代表的陶器群中的现象,在河北深水渐村三期o也有发现。目前,我市及相邻地区直接经压或打破海河北系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堆积的遗存中,除少量的较为单纯的西周时期燕文化的灰坑外,主要是围坊三期和张家园上层这两种遗存,却从未发现围坊三期和张家园上层遗存二者之间有直接年代关系现象,因此说,把围坊三期和张家园上层称之为“是前后相衔的两种文化”的认识是缺乏根据的。我们倾向“它们是大约相当于黄河流域商末至西周时期具有文化谱系方面差别的两类遗存”的观点。

韩先生在文章中曾提出张家园墓葬是属于“围坊三期文化的葬俗遗存”,认为墓葬的年代“晚于大蛇头文化,早于张家园上层文化”。其理由是“张家园遗址第3次发掘的4座墓葬,在地层上打破张家园下层堆积,但和上层堆积没有直接发生关系。不过墓葬所在的土台上到处都有上层的零星堆积分布,在第一和第二次发掘中还都发现有上层文化的房址,因此墓葬和上层堆积不应同时,从出上物判断,应略早于上层文化”脾。本文认为以上对墓葬和上层遗存的年代与关系的认识值得讨论。

首先,据张家园遗址3次发掘成果知,该遗址(墓葬暂除外)只有以张家园下层(65第4层)和上层(65第3层)为代表的早、晚两种青铜文化堆积。4座铜器墓皆开口于表土层下,“填土内出土极少量第三种遗存(张家园下层)的陶片”o,表明墓葬的年代晚于张家园下层遗存的年代。笔者赞同围坊三期和张家园上层的年代基本相当的认识,张家园遗址经三次发掘均未见围坊工期遗存的地层堆积,由此推知,张家园墓葬与围坊三期遗存的关系应相对疏远,而与张家园上层遗存的关系应较密切。

再从张家园上层房址和墓葬的分布上看,该遗址共发现上层房址4座,唯有79FI坐落在遗址西部边缘处。79FI是一座圆形浅穴窝棚式建筑,面积约7平方米,室内除出有铜钉和骨匕各1件外,余均为陶器碎片。而以65FI为代表的3座房址,均坐落在遗址东半部,建筑特点相同,皆有墙基,室壁砌石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65FI经历三次修建,但范围大致相同,全长约6米,最宽处3米。室内出土有丰富的张家园上层的陶器和石、骨、铜等不同质料的生产工具。据该房址的建筑规模、特点和出土遗物,知65FI应始终是掌握着张家园上层权力和生产资料的人所居住o。从数量上看,与65FI 4$特点相同的房址也居多数,推知这种房址应属于张家园上层遗存的主体建筑形式。相比较而言,以79FI为代表的圆形浅穴窝棚式建筑明显为次要建筑形式,其主人的地位也显低下。张家园发现的4座墓葬,原报告指出是“自南向北依次排列有序,间距3-5米,基本成一排’咽。笔者从该遗址三次发掘遗迹分布图上看出@,这4座墓明显地分别排列在两条中轴线上,每排两座墓,每两座墓为一组,东组墓位居西组墓之东北。西组两座墓南北相距约3米,东组两座墓相距较远约7米。据原发掘者鉴定,西组MZ为女性,MI为男性,年龄均在30至4O岁。又据西组两座墓虽然主要随葬品不同,但墓向极为接近,且均用单棺,在墓主人下颌骨处皆放置有绿松石2颗,推测西组两座墓主人之间关系相对密切。东组M4是村民种树时发现并破坏,墓主性别不详。笔者据西组墓中居南的MZ为女性,居北的为男性,东组墓中居南的M3也恰为女性,推知东组居北的M4墓主人应是男性。又据东组两座墓内出土的主要随葬品皆为1鼎11和1副金饰品,推知东组两座墓主人之间的关系与西组两座墓主人的关系一样应该是同样密切的。以上分析、推测如果不谬的话,张家园发现的4座墓很可能是具有下层贵族地位的两对夫妻。如果我们把坐落在张家园遗址东半部以65FI为代表的属张家园上层主体建筑形式的房址和位于遗址西半部的4座铜器墓联系起来,便不难发现,张家园遗址上层房址和墓葬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于张家园墓地和张家园上层的年代。张家园东组M3出土的三角蝉纹鼎和方格乳了纹色、M4随葬的分档柱足鼎和双耳有胆直,皆可从长安张家坡M54和M87两座墓中找出颇为近似的同类器。又,张家园东组两座墓随葬的礼器组合不仅与张家坡M54的礼器组合一致,而且张家园M4:1和张家坡M54:2两件铜鼎上的谷签纹特点亦完全相同。张家玻M54和M87两座墓的年代原报告认为是‘“西周初年至成康时期”④。李丰也认为张家坡M54和M87两座墓的年代“大约相当于周初武王和成王早年”④。蓟县张家园东组墓的年代应与张家坡M54和M87两座墓的年代基本相当。结合我市蓟县刘家坟与张家园两地相距不足5公里,刘家坟遗址发现的年代历“西周中期③”的两座墓中,出土的铜礼器也均为鼎和宜。张家园和刘家坟两地共发现6座这类墓,竟有4座墓随葬品组合是以鼎、区配置,这4座墓的年代又皆已进人了西周,可说明该地区下层贵族中使用重食组合的时间当已进人了西周。张家园西组MZ虽然只随葬单鼎,但亦属重食礼制。MZ出土的圆腹柱足鼎虽然与殷墟西北岗出上的鼎近似④,但这种鼎“存续时间较长”o;西组MI虽然只出金饰品,但出土的金饰品与东组两座墓内随葬的金饰品完全相同;再加之张家园东、西两组墓彼此相邻,墓主人身份、地位也相当。因此说张家园墓地西组墓的年代虽然比东组墓的年代相对要早,但彼此的年代并不会相差太远。如果是这样,那么张家园墓地的主要年代无疑是在周人封建燕国以后,而不是在周人封建燕国以前。张家园遗址上层遗存虽无测定的年代数据,但在该遗址的3次发掘中,皆在用张家园上层晚段的地层里发现了具有典型西周文化特征的陶器,可知张家园遗址上层晚段的年代已经进人了西周。蓟县刘家坟遗址现有3个碳一14测定的年代数据,虽均在西周早期纪年范围之内③,但该遗址出土的折沿、联裆、有矮足根的小型足和出土的夹砂红陶素面鼎的年代明显已至西周中期。结合刘家坟遗址出土的颇具周燕文化特点的陶器明显比张家园遗址上层遗存丰富,推知,刘家技遗址含张家园遗址上层遗存的年代下限很可能晚于张家园遗址上层遗存的下限。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这与刘家坟两座铜器墓的年代比张家园墓葬年代相对要晚恰相一致,这种一致性或许透露了上述两地已发现的铜器墓年代与本遗址张家园上层晚段年代显得密切。如果我们把张家园遗址上层早段遗存中未见典型的西周文化系统的陶器,而晚段已发现了少量的典型西周燕文化特征的陶器,再与刘家坟遗址张家园上层晚段遗存中含西周燕文化特征的陶器比张家园遗址上层晚段发现的丰富且年代特征显晚联系起来,可以看出由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周武王灭纣后封燕,西周燕文化的因素在张家园上层晚段遗存中经历了一个由少量流人到逐步发展的过程。如果我们再把张家园遗址发现的东、西两组墓均视为两对夫妻墓,西组墓的年代比东组墓的年代略早,与西组两座墓中MZ只出铜鼎不见金饰品、MI只有金饰品不见铜礼器,而东组两座墓中均是铜礼器和金饰品共存相比较,便不难得出张家园西组两座墓内主要随葬品的区别,应是反映了墓主人原来的身份根本不同。很可能只随葬单鼎的二号墓主人是来自中原文化系统的周人,而只出金饰品的一号墓主人应属于土著文化系统中的显贵。如果是这样,那么从张家园东、西两组墓主要随葬品的区别变化中,也可窥测到,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周人文化系统一方,也曾经历了由在张家园上层遗存分布的势力范围内出现,到与拥有金饰品的土著文化中的显贵势力之间相互融合的过程。从上述张家园遗址上层早、晚段遗存文化因素的变化和张家园遗址东、西两组墓主要随葬品的区别中所折射出的中原文化系统与当地土著文化系统相互融合过程的一致性中,也可以看出张家园遗址发现的4座墓葬与本遗址张家园上层遗存、尤其是与张家园上层晚段遗存的关系尤为密切。

注释:
①赵文刚等:《蓟县郊均周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8年。
②⑤(21)(23)(45)(49)(51)(52)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 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第4期。
③(16)(37)(39)(55)韩嘉谷:《1979—1989年天津文物考古新收 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11)(17)(24)(26)(27)(28)(29)(32)(34)(36)(38)(40)(43)(48)韩嘉谷等:《蓟县张家 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综述》,《考古》1993年第4期。
⑥⑩陈雍:《天津考古随笔(线一)》,《天津史志》1994年 第3期。
⑦陈雍:《天津市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⑧(19)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 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⑨(25)(28)(31)(33)(35)(37)(44)韩嘉谷:《京津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发 展的一点线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1年。
(1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古冶商代遗址报告》,《考 古》1984年第9期。
(13)文启明;《冀东地区商时期古文化遗址综述》,《考古与 文物》1984年第6期。
(14)韩嘉谷:《大坨头文化陶器群浅析》,《中国考古学会第 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5)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宝坻县文化馆:《天津市宝 坻县歇马台遗址》(待发)。
(18)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 《文物资料丛刊》第1集。
(20)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 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8期。
(22)张立东:《试论张家园文化》,《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 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
(30)(41)(42)韩嘉谷;《论我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天津 市历史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10月。
(46)该标本出自天津蓟县围坊遗址18②层,报告中未发表。
(4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涞水渐村遗址发掘报告》, 《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50)沈勇:《围坊三期文化初论》,《北方文物》1993年第3 期。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 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第4期。
(54)(57)李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和器的分期与年 代》,《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56)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7册1954年。
(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 年代报告(一五)》,《考古》1988年第7期。

参考文献:
[1] 沈勇. 围坊三期文化初论[J]. 北方文物,1993(03):21-26+68.
[2] 李丰. 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J]. 考古学报,1988(04):18-54.
[3] The Fengxi Archaeological Team, IA, CASS. 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J]. 考古学报,1980(04):57-102+135-146.
[4]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五)[J]. 考古,1988(07):84-88.
[5] 韩嘉谷, 纪烈敏. 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综述[J]. 考古,1993(04):8+69-78.
[6] 陈梦家. 殷代铜器三篇[J]. 考古学报,1954(01):17-61+105-148.

引证文献:
[1] 盛立双. 燕山南麓夏商时期考古遗存研究[J]. 边疆考古研究,2007(00):121-147.
[2] 孙晓鹏. 商代北方青铜文化向中原传播路径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2.
[3] 梁宝玲, 梅鹏云. 天津市张家园遗址发现磬形石器及相关问题[J]. 草原文物,2012(02):55-58.
[4] 蒋刚, 赵明星, 李嫒. 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时期墓葬遗存的再认识[J]. 华夏考古,2012(03):57-63+68.
[5] 蒋刚. 冀西北、京津唐地区夏商西周北方青铜文化的演进[J]. 考古学报,2010(04):35-60.
[6] 蒋刚, 王志刚. 关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医上层文化的再认识[J]. 考古,2010(5):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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