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南麓新石器早期遗存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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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月前
【出版日期】2002-08-25
【刊名】文物春秋

广义的燕山南麓地区属于环渤海地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自然地理上,它的范围除了燕山山麓的盆地和沟谷地带以外,还应包括燕山、太行山等山脉半包围的部分平原地区,其南部界线大体在海河支流永定河一带。从行政区划来看,基本上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北省的部分地区(图一)。

本地区新石器遗存首次被集中发现始于上世纪70年代。1976年春,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在冀东滦河流域迁安县安新庄遗址采集到大量的新石器遗物,并于两年后进行了调查性的试掘,〔1〕因为发表的资料多系地面采集品,而且当时周边地区尚无可供对比的材料,所以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展开,本地区新石器遗存相继被发现,周边地区也陆续发表了大量相关的资料,这些都加深了研究者对于本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认识,并为进一步探讨考古学文化类型、年代、特征及相互关系等问题奠定了基础。尤其是1983年“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的召开,确定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考古的专门课题,〔2〕这更对本地区新石器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原本分散、孤立的发现与研究逐渐被统一到一个大的研究方向上来,一些先前颇有争议的问题也渐渐趋向共识。

田野考古发现的规模与水平制约着研究的深入程度,因此,如何根据现有材料努力揭示燕山南麓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原貌就变得异常关键。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该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若干问题略抒己见,以求教于前辈与同行。

本地区新石器早期遗存,从文化类型上划分,指兴隆洼文化阶段的遗存。兴隆洼文化因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而得名,〔3〕它的分布范围一般认为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和大小凌河流域以及燕山南麓部分地区。兴隆洼文化的陶器均为夹砂陶,胎厚质松,火候不高,器表颜色不均。器形单一,各种形式的筒形罐在陶器群中占绝大多数,钵、碗等数量较少。陶器多为手制,多采用泥圈套接的方法,有些器物直接用手捏制。器表多满施纹饰,以压印纹为主,呈横向分段式排列,纹饰有短斜线纹、之字纹、网格纹、席纹、凹弦纹和附加堆纹等等。

兴隆洼文化在燕山南麓比较公认的遗址有下列几处:
(1)孟各庄遗址〔4〕位于河北省三河县,1979年进行调查和试掘。遗址所处地形为河等冲击形成的山麓坡地。陶器的主要器型为夹砂陶筒形罐,纹饰有弦纹、之字纹、窝点纹以及组合纹饰等。
(2)东寨遗址〔5〕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罗锅屯乡东寨村,1990年发现,同年进行了发掘。遗址分布于滦河北岸的沙丘上,主要堆积为一不规则的灰沟。出土陶器多为筒形罐,其次有少量的钵和碗等,陶胎较厚,羼有大量的滑石颗粒和云母,陶色也不均匀,以红褐色为主,器表多施规整的压印纹饰,种类有弦纹、窝点纹、席纹、之字纹、网格纹等。
(3)上宅遗址〔6〕位于北京市平谷县韩庄乡上宅村,1984年发现,1985-1987年共进行了5次发掘。遗址处于河北岸的高地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堆积共有6层,但年代能早到兴隆洼文化的目前只有可能是该遗址的第8层,即报告分期中所谓的早期。出土的筒形罐为夹砂黄褐色,纹饰有弦纹、网格纹和窝1.2.孟各庄同H1∶11、T12③∶233.4.东寨G1∶175、G1:170点纹等。
东北平底筒形罐在其分布区内的不同地域有各自的特点,这种规律造成它简单型式之中也蕴含丰富的变化。我们观察上述三个遗址兴隆洼文化层中出土的筒形罐的造型特点,可以发现其中至少应包括两种型式:
A型:以孟各庄T1H2∶1和T12③∶24为代表,其特征是口径大于器身之高,器物整体为矮胖、浅腹的造型,表面施以窝点等纹饰(图二:1、2)。
B型:以东寨G1∶7和G1∶160为代表,它的特征是口径小于器身之高,器物整体造型高瘦、深腹,器表纹饰有之字纹、网格纹、弦纹等(图二:3、4)。

从目前发现来看,东寨遗址出土的筒形罐均为我们所分的B型,即深腹的造型。而孟各庄遗址A型之外的筒形罐多系碎片,无法辨明其具体形状,但仅从口部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些筒形罐均呈圆唇直口的造型,唇边还有加厚的现象。这些都与A型斜方唇的造型特征有所区别,应该是与A型不属于同一类的器型。我们借助于陶器自身的其它要素对这些陶器的器型加以印证。如前所述,兴隆洼文化的陶器表面多压印有规整的纹饰,它们也是标志该文化特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于是我们遍寻各个遗址,发现孟各庄A型外的陶器表面存在与东寨遗址几乎完全相同的纹饰图案(图三)。既然孟各庄A型外的筒形罐与东寨深腹型的筒形罐有如此相近的共通之处,则我们有理由推断孟各庄A型外的筒形罐属于B型,即也是深腹造型。

兴隆洼文化跨燕山南北地区,分布面积广,延续时间长,其文化内部因地域和时代等原因也存在一些差别,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表现为可以划分出若干类型。截至目前,燕山北部地区已经先后提出的命名有兴隆洼类型、〔7〕白音长汗类型、〔8〕查海类型、〔9〕南台子类型〔10〕等,它们分别代表了老哈河、大凌河和西拉木伦河等不同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南台子类型和白音长汗类型还被认为是前后相继的早晚两种类型。〔11〕燕山南麓地区随着东寨和孟各庄遗址的发现,也有东寨和孟各庄类型的划分,但孟各庄类型在提出之初实际上包含了时代和内涵不同的两类遗存,而且将第一期遗存的时代定的偏晚。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孟各庄类型,确切来说,是指该遗址的第一期的一部分遗存。

东寨类型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与燕山北麓区兴隆洼文化较大的一致性。陶器器类单一,仅为罐、钵,陶胎较厚,质地疏松,烧制的火候也不高。器表多施有纹饰,素面的较少,且都以组合型的纹饰为主,纹样有弦纹、附加堆纹、之字纹、网格纹等。另外,两地的石斧、磨盘、磨棒等也有相似之处。与之相反,孟各庄类型的个性却很突出,它的筒形罐包含我们所划分的A、B两种型式,在面貌上既不同于东寨遗址,更区别于燕山北麓的兴隆洼文化。可见在兴隆洼文化的范围内至少还存在两个大的类型区,分别以深腹和浅腹的筒形罐为代表器物,每个类型区内又包含若干类型,类型区内遗存的共性要大于两个类型区之间的共性。

燕山山脉东西向横亘于渤海西岸,成为南北交通的天然阻碍,山脉两侧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在新石器早期即显示出若干差别,因此,我们所说的兴隆洼文化的类型区之间的界线就大体位于此。但是,代表一定文化特征的人群只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文化之间的传播、交流等现象经常会打破这些限制,反而使这种界线变得不甚规整,所以,所谓的界线实际上也是动态和变化的。

兴隆洼遗址前后5次的发掘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全部的揭露,综合历年的发掘成果,遗址可以分为三期。〔12〕虽然遗址的分期不能代替文化的分期,但是通过对已知遗存阶段性变化的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该文化整体发展过程的理解,并为确定已发现的其它遗存在该文化中的大体序列提供参考。燕山北麓的滦河上游地区迄今为止只在承德岔沟门遗址发现有相当于兴隆洼文化阶段的遗物,〔13〕其文化面貌总体上接近于大凌河和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且从特征上看相当于兴隆洼遗址分期表中的第三期阶段。而东寨等遗存有典型的之字纹、网格纹等纹饰,一部分筒形罐上还有附加堆纹和“三段式”的纹饰布局,这些特征显示以东寨为代表的遗存基本相当于兴隆洼遗址分期中的二期,早于以岔沟门为代表的遗存。这种情况暗示燕山以北的兴隆洼文化最初可能并未采取翻越燕山的方式,而是绕道山脉东部比较顺畅的平原地带向南扩张,因此,东寨所在的滦河下游平原就是从燕山以北进入南部地区的第一站。东寨遗存整体面貌上与北部地区如此近似,不应是传播造成的,而象是北部兴隆洼文化居民南迁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迁移看来到滦河流域即现出停滞的迹象,因为向西再无我们所说的单纯以B型筒形罐为代表的遗存,而A、B两种型式的筒形罐共存的频率很高,这种情况表明,此后两种谱系的筒形罐代表的遗存在燕山南部地区有过充分的交流。

关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北方考古的重大课题,二者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关系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对于兴隆洼文化在何时以及如何演变为赵宝沟文化等问题,在研究者中却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兴隆洼文化区分为若干类型的情况下,对赵宝沟文化是由其哪一类型发展而来的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燕山南麓几个早期新石器遗存的材料,希望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在肯定赵宝沟与兴隆洼文化承继关系的前提下,关于赵宝沟文化的具体来源问题看法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概括起来基本是两种意见,即南来或北来,南北之划分仍然以燕山为界。北来之说法在实际中遇到一些本身就很困惑的问题,一是燕山以北诸河流域兴隆洼文化之后本地皆有继承者;〔14〕二是赵宝沟文化的筒形罐均为浅腹、矮胖的造型,与燕山以北的兴隆洼文化普遍存在的深腹、高瘦的筒形罐显然不属于同一谱系,却与燕山南麓同类器物的造型非常接近;三是在冀东滦河流域下游区很少发现有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共存的遗址,而在冀北滦河中上游的承德地区却可找到两者共存于一个遗址的现象。〔15〕如果简单地用突变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矛盾的存在则过于勉强,相反如果尝试将赵宝沟文化作为起源于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那么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依东北平底筒形罐区系研究,筒形罐基本分为北、东、南三大区,其中南区又有六小区的变化。〔16〕燕山南麓地区作为南部六小区之一,筒形罐的突出特征就是呈浅腹、矮胖造型,这是其地域性的体现。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的三河县孟各庄遗址一期A、B两种型式的筒形罐共存,且年代较早,表明在赵宝沟文化形成之前,燕山南麓已经存在以浅腹筒形罐等遗存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了,只是这种文化的力量在当时显然弱于北方强大的兴隆洼文化,所以兴隆洼文化才能长驱直入,进入燕山南部,形成以东寨为代表的遗存。

西寨遗址〔17〕与东寨相邻,但性质却与东寨明显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滦河流域文化发生、发展和更替过程的一个缩影。据发掘者分析,西寨一期时代接近于新乐下层文化,〔18〕二期则相当于赵宝沟文化。〔19〕通过比较可看出,一、二期的陶器的确迥然有别。一期基本上保持了东寨时期的特点,筒形罐多深腹造型,只是器表纹饰比东寨时更趋简化和单一。二期的筒形罐则多呈浅腹、矮胖的造型,器物中新增添了圈足类的钵和碗等,纹饰中多见刻划的平行斜线纹、人字纹,压印的之字纹、篦点纹及一些直线、弧线几何纹等。判断遗存之间是否具有文化上的联系的依据是遗存的性质,而非堆积的层位,西寨遗址上、下层筒形罐之间的差异正说明了一点,即并非是本遗址一期发展成为二期,相反是二期取代了一期,而二期遗存的来源当归结到以浅腹筒形罐为代表的早期新石器遗存。这其中似乎蕴含了一个消长的过程:当原来的弱者实力增强了以后,便转入了积极的扩张,不但恢复原先的势力范围,而且继续向北发展,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赵宝沟文化的布局。作为典型遗址,西寨遗存明显代表的是赵宝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而与成熟期的赵宝沟遗存〔20〕不同。这一点在纹饰上表现得尤为确切,一方面之字纹等还没有完全消退,另一方面赵宝沟文化最典型的几何纹正处在形成时期,简单僵硬,有脱胎于压印之字纹的迹象,还有之字纹带构成的几何纹等。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赵宝沟文化应起源于燕山南麓地区,而且具体区域也应是当时文化冲突最为剧烈的地带,所以,滦河流域可能是孕育赵宝沟文化的地区。

不同地区的古代文化,其内部运动规律也存在区别,“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发展规律突出地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交错存在,不同的群体在这里交错。”〔21〕这种特征在历史时期存在,史前时代也同样具备。我们今天借助已有的发现,讨论燕山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早期遗存的若干问题,目的也在于阐明这个地域内文化的发生、发展及更替等情况,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由于一种文化总是处在与同时期各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之中,所以研究本地区的考古学问题离不开周边地区相关的发现。张忠培先生指出,河北境内有两个源头来探索新石器时代起源,一个是磁山,一个是兴隆洼文化。〔22〕磁山文化〔23〕是豫北冀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陶器中的盂颇具特征,这种器物在拒马河流域的易县北福地〔24〕等遗址也有发现,它的造型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孟各庄的浅腹筒形罐,故我们有理由将其归入筒形罐系统。北福地一期甲、乙两类遗存共存,乙类即以盂为代表,与磁山文化的某些因素相同;甲类以圜底的釜、支脚和红顶的钵为代表,它的釜与支脚相配套的复合式炊器与磁山文化有着共同的时代特点。同在拒马河流域,北京房山的镇江营遗址一期〔25〕只出土了类似北福地一期甲类特征的遗存,证明这种遗存确实是单独存在的。以上事实构成了浅腹型筒形罐及相关遗存在其它地区分布的情况。

磁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比较晚的一种文化,年代仅为距今7300~8000年,镇江营一期的年代为距今8000~9000年,〔26〕故磁山文化晚于镇江营一期遗存,而与兴隆洼文化2002的已知年代〔27〕相当。这种年代关系表明,在距今7000~8000年阶段,燕山以南地带的文化交流主要在兴隆洼文化与磁山文化之间进行,它们分别从北向南和从南向北移动,接触地带就是燕山南麓地区。有两组共存关系事实可以对这个过程加以印证:一是在北福地遗址甲、乙两类不同性质的遗存共存,表明磁山文化在北上过程中,曾进入了镇江营一期在拒马河流域的领地;二是在孟各庄遗址A、B两种造型的筒形罐共存,表明磁山文化的因素曾到达过燕山的脚下,并与兴隆洼文化有过充分的交流。来自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最终导致新的文化的产生。赵宝沟文化同时具备燕山南麓筒形罐等器物的造型特点和燕山北麓之字纹的装饰风格,它的形成很可能就是以这两大文化在燕山南麓地区的接触为背景的。

燕山南麓新石器早期遗存的若干问题@王月前$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安新庄新石器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第4集。 〔2〕《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纪要》,《文物》1983年12期。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0期。 〔4〕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廊坊地区文化局:《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考古》1983年5期。 〔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迁西县东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8期。 〔8〕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7期。 〔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1987-1990年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11期。 〔10〕〔1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2)。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1期。 〔13〕承德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省承德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2年6期。 〔14〕赵宾福:《赵宝沟文化的分期和源流》,《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 〔15〕文启明:《安新庄遗址再认识》,《考古》1998年8期。 〔16〕冯恩学:《东北平底筒形罐区系研究》,《北方文物》1991年4期。 〔1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文物管理处、迁西县文物管理所:《迁西西寨遗址1988年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18〕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4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1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21〕苏秉琦:《燕山南北地区考古—1983年7月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文物》1983年12期。 〔22〕张忠培:《河北考古学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1年2期。 〔23〕邯郸市文物保管所、邯郸地区磁山考古队短训班:《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6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24〕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4期。 〔2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拒马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9年3期。 〔26〕郑绍宗:《河北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27〕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文物》1994年5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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