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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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京宁
【关键词】燕山南麓地区 新石器文化 研究历程
【出版日期】2005-08-25
【摘要】本文对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历程进行了总结,并就个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了初步探讨,提出了未来有待提高的若干研究领域。
【刊名】文物春秋

燕山南麓地区,地理格局上大体指北抵燕山山脉,西至军都山,南至永定河及滦河中下游,东达渤海湾的广大地区,行政区划包括了现在的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北省东部的部分地区,处于北方、中原、海岱三大古文化区的交汇地带。由于山隔海临,这一区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位置十分重要,是多种远古文化活动的主要舞台之一。正如苏秉琦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发展规律突出地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交错存在,不同的群体在这里交错”犤1犦。由于田野工作有限,过去对该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探索一直较为薄弱。近年来随着一些重要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该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的面貌渐趋明朗,亦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本文拟在总结历年工作的基础上,简述燕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从而引发一些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思考。

一、燕南地区新石器文化发现史相比国内其它地区,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田野工作开展较晚。1966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同学实习时,在京郊门头沟区东胡林村发现墓葬一座犤2犦。由三对保存完整的髌骨判断,属两个成年男性个体和一个少女个体。少女属一次葬,另两男性属二次葬。后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为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由于发现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墓葬在北方地区为仅见,从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数次调查的基础上,2001年及2003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又对该遗址进行了联合发掘,获得一批包括墓葬、灰堆、石器加工地点等重要遗迹在内的丰富材料犤3犦。这是迄今为止燕山以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遗存。上世纪70年代初期,天津北郊地区发现数个出土零星磨制石器的地点犤4犦。据部分年代特征较明确的石器推断,这些地点的时代属距今6000年前的赵宝沟文化时期。1977年,天津考古队两次发掘天津蓟县的围坊遗址。据发掘者分析,遗址一期文化的内涵“在北方红山、富河等原始文化中均可找到,其文化性质应与它们相近,时间也可能大体相当。”犤5犦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对迁安的安新庄遗址进行了发掘犤6犦。遗址年代大体相当或略晚于红山文化,文化面貌既具中原、北方文化因素,又有不少地方特征,因而发掘者认为代表了冀东原始文化一种新的地方类型。1979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单位对三河县孟各庄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犤7犦。遗址可分为二个文化期,第一期文化约接近于新乐下层文化或磁山文化,第二期约相当于红山文化犤8犦。1982~1983年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昌平雪山遗址进行了发掘犤9犦。实际上,遗址早在60年代就曾被发掘犤10犦,所确立的雪山一、二期文化属新石器时代,年代大致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至夏文化前期。1984~1987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发掘了平谷上宅犤11犦及北埝头遗址犤12犦。其中上宅遗址新石器遗存可分为三期四段,北埝头遗址的年代则大体与上宅二期相当。所谓的“上宅文化”或“上宅类型”,实际指上宅第二期遗存。此次发掘不仅填补了北京地区新石器中期文化的空白,并借此机会开展了以上宅遗址为主要对象,涉及北京全市的环境考古研究工作。自1986年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房山的镇江营遗址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连续发掘犤13犦。遗址中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分为四期,所跨越年代从距今9000年至夏前期,发展序列较为连续。其中第一期遗存存在着自身的叠压关系,因而又再分为三个小期,填补了北京西南地区新石器早期较晚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1987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在对蓟县张家园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接近雪山一期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堆积。但龙山文化的遗存与雪山二期文化有所区别,更接近于冀东地区的龙山文化。这些差别应与所处的地域、文化传统及与周围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有关犤14犦。1990年,河北省组织的文物调查中发现了属兴隆洼文化的迁西县东寨遗址,属赵宝沟文化的洒河桥遗址,从而丰富了燕山南麓东部地区史前文化序列的建设犤15犦。1991年,廊坊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三河县的刘白塔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试掘犤16犦。通过发掘表明,遗址年代与后冈一期文化大体相当或稍晚,可将其视为上宅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199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发掘了怀柔北部的转年遗址犤17犦。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细石器,属典型细石器工艺传统,代表了北京地区由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一类遗存。1997年所发掘的天津蓟县青池遗址,文化内涵与上宅二期遗存相当犤18犦。2001年,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再度发掘了三河刘白塔遗址。此次发掘与此前的认识差异较大,认为刘白塔遗址的遗存应从上宅文化中剥离出来,而与太行山东麓地区的同时期文化归为一体犤19犦。通过对燕山南麓地区田野工作的回顾,不难发现该地区新石器文化存在若干特点:文化序列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较为连续,而铜石并用阶段遗址数量减少,这一情况已难以用遗址发掘的随机性来解释,而是可能反映了该地区龙山时代曾一度萧条;由于地理格局上介于北方、中原、海岱三大古文化区的交汇地带,因而不同时期受其它文化出文物春秋2005年第4期研究与探索-2-现或扩张的影响较大;遗址面积普遍不大;各遗址间距较为分散,未形成同一时期内遗址群向心、凝聚的格局,这或许暗示着燕南地区的古人并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实体;石器中多见磨盘、磨棒等加工工具,少见石刀、石镰等收割工具,可能表明本地区生业模式中,采集业的比重要大于农耕业;而较多网坠、鱼镖等渔猎工具的发现也正印证了古人对渔猎业的依赖性很强等等。这些特点又成为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点。

二、燕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史随着田野材料的不断增加,燕南地区新石器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1982年,苏秉琦先生提倡召开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区系考古)系列座谈会”犤20犦,确定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考古的专门课题,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本地区研究工作的开展。此后的工作中,研究者们首先关心的是对考古学文化遗存年代分期的考察。如段宏振将燕山南麓新石器文化分为六组,代表了四个不同的文化发展时期犤21犦;郁金城对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编年进行总结犤22犦;刘化成将泃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四期犤23犦;文启明将天津地区的史前遗存分为六个发展阶段犤24犦;金家广等对环渤海西侧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进行研究犤25犦等。而对这一地域内新、旧石器文化过渡进程的研究,从大的知识背景讲,也属于文化史编年的范畴。谢飞将其总结为两种模式,一种为细石器工业过渡为新石器文化,另一种为小石器工业过渡为新石器文化犤26犦。概括以上的学术观点,可将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梳理如下表。在该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逐渐廓清,文化史的编年大致有了框架后,开始有学者注意到京津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地区的影响犤27犦。除在梳理文化谱系上下功夫外,研究者们还注意到燕山南麓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存在着若干地域差别,即可划分为以渤海湾北岸区及北岸区到辽东半岛区的筒形罐系统与渤海湾西岸区的圜底釜系统,两支文化系统以永定河为界,呈割据状态,相互间极少交流犤28犦。这一文化状况在北京地区则表现为以上宅文化为代表的平底器系统分布于北京东北地区,而以镇江营一期文化为代表的圜底器系统分布于北京西南地区犤29犦。但从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的最新发掘资料看,以平底器系统为代表的一期遗存要早于以圜底釜系统为代表的二期遗存犤30犦。因此,两支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究竟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印证。在两支文化系统中,学术界对筒形罐系统的研究开展相对较多,如北京东北部地区的上宅、北埝头、西寨、安新庄、孟各庄等遗址所代表的泃河流域一类遗存的文化性质之归属出现不同意见。朱永刚先生将其归为赵宝沟文化的“燕南类型”,属赵宝沟文化的较早阶段,反映了赵宝沟文化由南向北传播的迹象犤31犦。王素清先生虽将此类遗存作为一支单独的考古学文化,但也发现其与赵宝沟文化的早期阶段存在较多交流,因而将其与西辽河、大凌河流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同归为一个文化系统犤32犦。还有研究者将此类遗存归属为兴隆洼文化范畴犤33犦。苏秉琦先生则赞同将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谱系表文物春秋2005年第4期研究与探索-3-此类遗存称之为“上宅文化”,并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年代分别与红山文化早、晚两期相当犤34犦。此后,这种意见在学术界渐趋达成共识犤35犦。杨虎、赵宾福先生在比较了西喇木伦河南北地区、老哈河、教来河流域及泃河流域的文化遗存后,还提出了上宅文化的前身是兴隆洼文化犤36犦。周昆叔先生在论述本地区文化的运动与交流后,提出赵宝沟文化的出现是来自冀南的磁山文化与燕山北部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在本地区发生碰撞、融合所致犤37犦。此外,河北地区的学者将太行山东麓地区晚于磁山文化阶段而早于仰韶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称为北福地文化,其与周边的北辛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年代大体相当,是后冈一期文化的直接前身。三河刘白塔遗址所代表的文化面貌即属此类文化犤38犦。对燕山南麓地区铜石并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一直相对薄弱。韩建业先生将雪山早期遗存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看待,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目前发现尚少,晚期遗存据海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所反映出的区域性差异,可分为午方类型和小河沿类型犤39犦。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王策等人犤40犦。韩嘉谷先生认为,来自豫北一带的中原龙山文化北上形成了雪山二期文化,雪山二期文化与雪山一期文化属不同的文化谱系,应反映了共工氏北迁的历史传说犤41犦。上世纪90年代后,考古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发展,除对考古学遗存的文化内涵、年代分期、地方类型等基本内容探讨外,自然科技手段的应用也起了重要作用。如研究者们据华北平原南部两种类型沼泽沉积剖面的观察与分析,确定华北平原在全新世期间至少存在九个洪水-沼泽沉积旋回,洪水侵害是形成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时期遗址多选在地势较高的山前洪积台地或人工修筑高台的主要原因犤42犦。从而把对遗迹、遗物的研究与人类活动、自然环境的研究结合起来。韩嘉谷先生通过海侵在天津平原地下留下的遗迹,提出距今8000年来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的变化与洪水的作用关系密切,是洪水的原因造成各种文化易帜、交替出现犤43犦。韩建业先生还提出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先秦时期长城沿线陶器遗存的北界线南北摆动。东部摆动频繁,幅度大,与气候演变节奏恰好合拍;西部摆动不甚频繁,幅度小,主要反映人类的自主开发过程。界线北移时南侧文化占上风,界线南移时北侧文化更强盛犤44犦。回首数十年的研究历程,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基本面貌已为人所知,为研究领域的拓展创造了条件。研究者们也就有条件从事一些考古学与环境、地质、生物等学科的交叉渗透研究犤45犦,或开始注重区域文化与特殊自然环境和特定人文环境的关系,探讨北京文明的诞生模式犤46犦等。

三、未来的课题尽管该课题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尚有若干研究领域有待于提高:大部分研究者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该地区史前文化的谱系编年之上,几乎没有涉及到聚落形态演变、经济贸易、技术手段、社会组织、观念信仰等专题研究;囿于材料的局限,对燕南新石器文化的分期与该地区社会化进程之间的联系还不能确认;文化分期还可以进一步讨论;雪山一期、雪山二期文化分布范围内,其文化遗存面貌并不尽一致,存在划分地域类型的可能;各地方类型的源、流讨论不够深入;燕南地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化过程中处于何地位等等。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与早期青铜文化的联接,即雪山二期文化和大坨头文化,经历着由泥质陶、彩陶,尊、钵等平底器向文物春秋2005年第4期研究与探索-4-夹砂陶、灰陶,鬲、甗等三足器演变的历史过程。器物群风格如此大的转变并不能令人感到顺理成章,反而有些突兀,这其中是否有社会强制的原因造成如此大的反差,或可耐人寻味。存在问题种种的同时,研究中也产生了一些可喜的新气象。这些研究领域中新的增长点无疑对推动该地区文明的演变研究、了解社会发展的过程及其动力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如由于燕南地区处于环渤海平原地带,为考察考古学文化与海岸线变迁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极佳的个案。因此,探讨当时人地关系及人类适应或改造环境的行为模式即环境考古的研究便显得既具典型性,又具可行性。燕山以南地区处在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其史前人种的源、流成为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领域没有开展太多工作。东胡林人发现后,亦将逐步开展对其体质人种学的研究,从而为这一领域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转年、东胡林是迄今华北地区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遗址,对陶器展开制陶原料、工艺、烧制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将会对中国早期陶器的研究提供更为充分的资料犤47犦。对燕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的归纳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是学科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基础。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和研究手段的不断提高,对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研究理应取得较大进展,从而对中国史前社会的研究有所贡献。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郭京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历程本文对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历程进行了总结,并就个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了初步探讨,提出了未来有待提高的若干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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