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商时期商文化东进通道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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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庞小霞 高江涛
【关键词】晚商时期 中原地区 海岱地区 商文化 通道
【出版日期】2009-10-20
【摘要】晚商时期商文化进入海岱地区至少通过两条通道,其一由古黄河、古济水、古泗水沟通中原与海岱进而连通至江淮中下游地区,可称为水路。另一通道大体是商末征人方路线。通道主要功用很可能是为了控制鲁北的海盐及保障长江下游地区的铜锡原料的北运。
【刊名】中原文物

中原和海岱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商代,中原文化以强胜之势影响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商文化至少有两次明显的东进高潮。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周文化又一次向东大举拓展。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东扩之下,至迟春秋中期,海岱地区土著文化最终纳入中原文化体系。显然,中原和海岱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存在一定的通道。随着数十年来晚商考古、历史等学科研究的进展,特别是近年甲骨文征人方问题的深入研究,使得对两地通道的探讨成为可能。在此,本文主要考察了晚商时期商文化东进通道,并对这一通道的功用及其早期概貌等相关问题作一研究。

一、晚商文化东进通道概况

晚商时期,商文化的核心区大概包括今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部及中部地区,即今殷墟类型的范围。商文化核心区和历史学所言的王畿区范围大体相当,一般认为王畿区(核心区)的东边界限大致在濮阳至商丘一线,东南方向则不过杞县至禹州一线②。综合考察王畿区东限一带及整个海岱地区的晚商文化的分布及山川地势,笔者认为晚商文化东进可能存在这样一条通道:由菏泽沿古济水,经巨野泽到达济南,再向北向东,几乎贯通整个鲁西北平原;此外,仍在菏泽境内由古济水沟通古泗水,沿泗水溯河而上则可到达汶泗流域,沿泗水向下游则可达薛河流域、徐淮地区及江苏北部等。这一通道主要由济水、泗水两条古河流支撑起来。其实这一沟通中原和海岱的水道在《尚书.禹贡》中已有记载③。《尚书.禹贡》曰:“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乂道。……浮于汶,达于济。海、岱及淮唯徐州:淮、沂其;……浮于淮泗,达于河。”④这里青州、徐州大致与今天的海岱地区相当,大概说鲁北的青州地区通过汶水可以到达古济水流域,而徐州地区则通过淮河、泗水到达黄河流域。济水和黄河又穿行于中原腹地,这样由水道即沟通了中原和海岱地区。关于先秦时期的济水,史念海先生认为是形成于史前的一条自然水道,属于黄河的一条支流。济水自今荥阳市东北从黄河分流出来,流经古荥泽(今古荥镇东南)后分成南济和北济,南济古道由今原阳县南,开封市北,封丘县南,兰考县北,菏泽县西南,再经定陶县和曹县之间,绕定陶县城的东北,至巨野县西境流入巨野泽;北济概与南济平行,主要经今河南原阳县南,封丘县北,长垣县西南,山东菏泽县吕陵店南,定陶县北,至郓城县南入巨野泽。出巨野泽后南济和北济合为一条,流经今东平湖后在今济南市及其以上地区大部分古道为今黄河所占用,济南市以下则流于今黄河以南,与小清河一样东入于海,但并非小清河,中间几度为小清河穿过而已⑤。泗水,古代属于淮河水系。据《水经.泗水注疏》,泗水发源于今泗水卞桥,西南流,过鲁城(今曲阜),西南过今兖州,至今鱼台西合菏水。又东南至彭城(今徐州)合卞水,又东南沿今废黄河至下邳(今邳州市西南)合沂水、沭水,东南至下相(今宿迁县)合睢水,又沿今废黄河至角城(今清江西)注入淮水⑥。近代对淮河水系的研究表明⑦,先秦至北宋时期淮河水系相对稳定,干流独自入海,其间偶有黄河南泛入淮,但对淮河水系未构成严重影响。故推测夏商时期泗水的流经路线应和前述《水经注》的记载大同小异,而今天的泗河实际仅是先秦时期泗水的上游而已。济水和泗水本不相通,多认为到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菏水遂沟通二水,今天的万福河的大部可以看作是菏水的古道⑧。尽管菏水或许确为一条人工开凿的水道,但是菏水附近即是巨野泽,这一带今天除万福河外仍有洙水河、鄄郓河、赵王河等自西向东流过,史前时期这一地区地势是较低的,在菏水未人工开凿之前,推测沿菏水古道左近也应属于低洼之地,或许这里本就有一不知名的河沟存在。因而晚商时期即使菏水尚未开凿,泗水和济水之间有水道沟通是可以理解的。商文化东进除了上述通道外,商末征人方的路线也是很重要的通道。尤其帝辛十年征人方的路线学术界以往研究着力甚多。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主张人方位置在山东境内,而这一观点又可细分成鲁南和鲁北两种⑨。主张人方在鲁的考订。而李学勤先生认为人方都邑在鲁北潍淄之间,几个重要地点,如攸在潍淄之间,杞在新泰,淮指鲁北的潍水等。此说由于人方的位置在山东,所以征人方的多数地点在山东境内。其二,认为人方在山东东部和南部、苏皖两省淮水下游⑩,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人方位置不包括山东,仅在淮河下游两岸○11。此说尽管人方的具体位置大不相同,但是关于征人方的几个主要地点差别不很大,如雇在原阳,商在商丘,淮指今淮水,永指永城,攸在永城南等。征人方路线主要在河南中东部与山东交界。其三,认为人方位置在江汉,自安阳出发后主要向西南,中经郑州再向南达江汉平原12○。笔者基本赞同第二种说法,人方位置目前来看早晚期有所变动,可分成几个不同时期来考察。仅晚商时期,就有学者指出早晚期不同的分布范围1○3。人方位置及路线涉及较多,限于篇幅另文探讨。总之,乙辛时期的人方位置概在皖北、苏北、鲁东南一带,征人方的这条行军路线也同时是商文化东进的一条重要通道。

二、东进通道存在的证明

商文化东进的通道可以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商文化核心区东南方向的边缘地带在今菏泽、商丘一线。目前在这一地区发现了重要的晚商遗址———菏泽安邱堌堆,而该遗址恰好就在古济水北岸附近。自安邱沿古济水在济水南有平阴洪范14○、长清小屯15○、济南大辛庄1○6等出土青铜器的重要晚商遗址。此外,还有梁山青堌堆17○、平阴朱家桥○18等晚商遗址。济水北岸则有荏平南陈庄19○、东阿王集、阳谷刘楼20○等遗址。这些遗址均分布于济水两岸的台地或阶地上,这种遗址沿济水分布的空间地理特征很可能与控制济水这一交通要道有关。与之相似的是,在鲁南的泗水流域沿泗水两岸目前已发现了多处晚商遗址,其中15处出土晚商青铜器○21,其中一些青铜器带有与商关系密切的族徽铭文,至少表明晚商时期有许多可能就是商王的宗亲、支族的族群生活在这里○22。这些与商王关系密切的族群居于此地或许与控制这一连接东土和王畿地区的重要水道有关。关于商文化东进的这一通道,从卜辞中也可看出一些迹象。由卜辞可见,商王朝与东土海岱地区之间往来尤其军事活动提及济水,由济水东进海岱地区应可信。值得注意的是,商王朝向东土扩张在地理上最近的通道应该是由安阳向东经内黄、南乐、莘县直达鲁西北。晚商时期商人迁都安阳后,由于商代黄河在华北平原向北流,内黄一带即是黄河古河道。因而商人向东行必先涉河。而且涉河后东边的今濮阳市的南乐、清丰一带属于商敌族诸单或干族所居30○。相对而言,安阳以南,濮阳以西,郑州以北地区自早商就属于商人控制地区,其对这里的地形地貌非常熟悉,所以商人很可能选择渡河向南走早商时与东方之间的旧有通道,而不会另辟新途,而早商时这条古济水通道已经存在。

三、东进通道在早期的概况

二里头文化时期,该文化的核心区在伊洛平原区,其向东及东南发展很可能并未利用古黄河、济水、泗水构成的上述水路。二里头文化在二三期时是其发展的强盛期,遗址分布呈现以伊洛平原为中心向四面扩张的格局。而自二期始,二里头文化向东、东南方向发展的态势更为明显,二里头文化向东及东南已达豫东的杞县、太康、淮阳、沈丘一线3○1。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看,其向豫东南发展的路径主要是沿淮河支流颍水、汝水等,很可能这些河流曾被用作连接二里头文化腹地与豫东南淮河以北地区的主要通道。夏末商初,下七垣文化自豫北冀南经濮阳-滑县-长垣-杞县-鹿邑通道来到豫东和鲁西南地区,与这里的岳石文化代表的族群结成联盟再向西拓展,占领郑州地区后再逐步向西蚕食最终成功占领伊洛地区32○。商人灭夏的路线表明至迟在夏末商初联通郑州、开封、商丘、菏泽这一今天仍在使用的东西主要通道可能已存在。早商时期,商文化以郑洛地区为中心向四方发展。在东面,早商三期时商文化开始代替原有的岳石文化而占据豫东地区33○,并逐渐东扩至鲁西南,甚至在鲁北也出现了商文化遗址。目前在菏泽的安邱堌堆、济南的大辛庄遗址均发现了属于早商三期的文化遗存,而这两处遗址均位于古济水沿岸。同时,在菏泽和济南之间济水南岸目前还发现一处出土早商青铜器的遗址———长清前平。早商几处重要遗址沿济水沿岸分布的特点很可能表明早商时期商文化正是通过古济水进入鲁北地区的。而在鲁南汶泗流域,基本未见到属于这一时期的商文化遗址,显然早商时期商文化可能尚未控制该地区。因而早商时期商人可能尚未利用济水-泗水通道到达淮河下游或者长江下游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泗水流域的兖州桲椤村遗址发现零星早商遗存,似乎表明商人有控制该地区打通泗水通道的迹象。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有学者认为早商向鲁西南和苏北地区的扩张主要是为获得江淮下游地区的铜、锡、铅而控制泗水南北交通线(该文又称这条线为金道锡行的东路),并依据安徽和江苏出土的青铜器认为很可能这个时期泗水交通线已经使用○34。笔者认为,从中商二三期以及晚商时期商人确在为控制济水-泗水这一南北主要水道所作的努力表明,商人在早商向鲁西南和苏北扩张可能确有这种动机,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早商时期商人已控制了这一水道。文中所言的江苏连云港出土的青铜器即使确为商文化青铜器,其出土地点远离这一水道,显然,没有多少意义。更何况据我们上文分析早商时期商文化尚未控制泗水流域,远在江苏的连云港此时更不在商文化分布范围内,该青铜器时代属于商末周初,出现在此地并不能说明早商时商文化已到达该地区。而安徽铜陵的青铜器为零星出土,且紧邻属于早商文化大城墩类型○35,与笔者上述所言水道关系不大。中商时期,菏泽至济南沿古济水沿岸的中商文化遗址逐渐增多。目前遗址面积较大、规格较高的是济南大辛庄36○、长清前平37○。此外尚有茌平南陈庄3○8、章丘马彭北39○,禹城蒋芦、周尹,齐河尹屯、曹屯40○,邹平丁公41○等。这些遗址沿济水两岸分布的特点很可能表明中商时期商人已控制这一通往鲁北的主要通道。大辛庄遗址位于济水南岸,正处于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要道上,其作为连接东部和中原的枢纽很可能自中商时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鲁南济水-泗水通道自中商时期被商人着力经营。目前在汶泗流域发现的众多中商遗址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比较重要的遗址有泗水天齐庙○42、尹家城○43,济宁凤凰台44○、潘庙45○,滕州前掌大46○、轩辕庄、吕楼、大康留47○,江苏徐州高皇庙48○、铜山丘湾49○等。这些中商遗址多分布于泗水两岸,尤其滕州地区的几处遗址出土青铜器,且地理位置又处于沟通黄河和江淮下游地区通道的关键部位,商人在此形成密集分布的聚落群很可能与控制这一水道有关。四、东进通道的功用及相关问题关于商文化向东扩展其政治军事势力的原因,近年有学者提出是为了保障中心都城地区的自然资源的供给50○。目前来看,晚商时期商文化东进海岱地区的主要原因很可能缘于控制鲁北的海盐生产及保障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锡等青铜原料北运。因而,晚商东进通道的主要功能是向都城地区输送盐、铜、锡等,或可直称这一通道为“盐路”和“铜路”。商代晚期鲁北的海盐生产已得到相关考古学的证据51○,由鲁北海滨进入古济水-济南-菏泽顺古济水向西进入王畿区后运达商都的盐路较为清晰,在此不赘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料进入中原的铜路则较为复杂,刘莉、陈星灿先生提出主要的线路至少有三条路线,即西路、中路和东路。西路为长江中游经汉水、丹江、洛河和黄河,到达都城。值得注意的是,早商时期汉江、丹江以及淅水两岸甚至流域内基本未见到明确的商文化遗址,丹江岸边的淅川下王岗遗址虽有二里头文化遗存,却没有任何商文化遗存○52。换言之,商文化并未控制汉水以及丹江流域,通过此通道商王朝运输铜料恐不大可能。至于西路的长江经汉水及支流白河入南阳盆地,翻伏牛山分水岭,再沿沙河水系经鲁山、临汝,达伊洛盆地以至商都这条支线,同样因沿岸地区少见早商遗存,只能存疑。中商时期也存在上述情况,晚商时期所言西路通道也仅见南阳十里庙一处含有商文化遗存的遗址53○。所以,在商代此西路是否为商王朝用来输入铜料等所需资源目前不敢断言。中路为长江中游北上淮河,经过其支流汝河等进入商文化腹地以至商都。值得注意的是,此通道有着兴衰演变的过程。由商文化在通道范围内的分布可见,早商以及中商时期,商王朝应控制该通道用于运输铜料等资源。然而至中商末,商文化由长江以南向北收缩,商文化盘龙城遗址以及整个盘龙城类型逐渐废弃。相当于殷墟一期时,长江流域盘龙城类型商文化控制地区已基本为土著地方性文化所覆盖。通道北上的淮河及支流区域也少见商文化遗址。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商末期的中路商王朝或许已不再使用而废弃。东路为长江、淮河和泗水,经济水西行进入黄河以至商都。前文已述早商时期商王朝并未控制进入海岱地区的济水-泗水这一水道。此外,鲁西南、皖北、苏北相连地区基本未见到早商文化遗址5○4,也即笔者所言殷末征人方的那条东进通道此时商人并未打通。中商时期,东路与中路应大体同时并存,前文已有所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商文化之后,对于商王朝而言,中路基本废弃不用。晚商早段尤其武丁时期,考古和卜辞材料表明商王着力开拓西方疆域,频繁征讨土方、鬼方等。迫于形势商王朝无力重振南方,以致对南方的控制大大消弱甚至势力回缩。东方地区同样受此影响,原苏北地区的几个遗址不见商文化遗存,商文化退出徐淮地区。但我们同时注意到泗水流域鲁南鲁中这一时期商文化虽有所减少,然仍至少有济宁南赵庄55○、潘庙○56、凤凰台○57、张山洼5○8等几处遗址。而豫东鲁西南区变化不大,仍为商文化牢固控制。鲁北地区的商文化延续中商时期势力范围同时向东有所拓展,桓台史家商文化重要遗址开始出现59○。所以,整体而言晚商早段商王朝应仍控制着中商时期的东进通道或者前文所言通道东路的主体。至晚商晚段,商王朝通过古济水继续经略鲁北,包括继续输送盐等自然资源。而鲁南地区的泗水流域商文化遗址大有改观,沿泗水流域大量出土青铜器○60。殷末帝辛劳师动众长期征人方,正是要打通皖北、苏北及江淮之间甚至长江中下游沿岸的通道。相比较而言,原来的中路对于商王朝来说久已废弃,而笔者论述的东进通道以及东路所在地区商王朝一直未断控制与经营。所以,殷末重启中路难而打通徐淮以至长江产铜地区的东路易,这很可能也是帝辛征人方的原因所在。综上所述,晚商时期商文化进入海岱地区至少通过两条通道,其一可称为水路通道,即由古黄河、古济水、古泗水沟通中原与海岱进而连通江淮中下游地区。第二可称为陆路,即商末征人方的路线。值得注意的是水路和陆路有些路段可能是兼用的,比如在王畿区内。这两条通道晚商时期的主要功用很可能是为了控制鲁北的海盐及保障长江下游地区的铜锡原料的北运。但值得注意的是,由古济水进入鲁北的水道可能早商时已被商人利用,而由古济水进入泗水到达江淮下游地区的通道则中商时才可能开始利用。晚商时期商人重点经营东路及劳师动众征人方的背景很可能与此时沟通江淮与中原的其他路线废弃有关。

晚商时期商文化东进通道初探@庞小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北京100871 @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晚商时期商文化进入海岱地区至少通过两条通道,其一由古黄河、古济水、古泗水沟通中原与海岱进而连通至江淮中下游地区,可称为水路。另一通道大体是商末征人方路线。通道主要功用很可能是为了控制鲁北的海盐及保障长江下游地区的铜锡原料的北运。晚商时期;;中原地区;;海岱地区;;商文化;;通道

1]海岱地区各地土著文化的消亡时间不一,据学者研究,岳石文化之后海岱地区代表土著夷人的文化主要是珍珠门文化,该文化最终消亡可能到战国中期了。参见刘延长:《珍珠门文化初探》,《华夏考古》2001年第4期。 [2]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200~21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林欢:《晚商地理论纲》,1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2年。 [3]《禹贡》的成书,以前学界多认为成书于战国,近年楚简《容成氏》、■公盨等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使不少学者倾向认为《禹贡》蓝本出于商朝史官之手,《禹贡》的定本由周初史官追记。参见刘起釪:《〈禹贡〉的写成年代与九州诸问题探研》,《九州》第三期,商务印书馆;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卜辞金文地名》,《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2004年;李学勤:《论■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李零:《论■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此外,甲骨文表明商代的册封与纳贡体制可能已经确立,见沈建华:《卜辞所见商代的封疆与纳贡》,《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据此推测《禹贡》所记载的这些贡道很可能晚商时期就已存在。 [4]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13~17页,学苑出版社,2005年。 [5]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6]参看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泗水注疏》卷二十五,2095~215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邹逸麟:《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椿庐史地论稿》,15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7]水利部治淮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3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8]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9]主要是山东的一些学者,近年李学勤先生放弃殷西说,认为人方应为夷方,在今山东的中东部,其都邑在潍、淄之间的鲁北地区。(李学勤:《重论夷方》,《民大史学》1996年第1辑;李学勤:《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李学勤:《帝辛征人方卜辞的扩大》,《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王恩田:《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104~116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方辉:《从考古发现谈商代末年的征人方》,《东方考古》第1辑,249~262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10]董作宾:《殷历谱.日谱三.帝辛日谱》下编卷九,48~49页,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388~389页,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钟伯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219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 11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八章,科学出版社,1956年;陈秉新等:《出土夷族史料辑考》,41~8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几位学者观点可归入此系,但排谱和具体地点考证略有不同,可参见孙亚冰:《卜辞所见方国考》,39~4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1年,后加以修改成文《甲骨文中的人方》发于《东方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林欢:《晚商地理论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2年。 12邓少琴、温少峰:《论帝乙征人方是用兵江汉》,《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4期。 13方辉:《从考古发现谈商代末年的征人方》,《东方考古》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孙亚冰:《甲骨文中的人方》,《东方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 14平阴县博物馆筹建处:《山东平阴洪范商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 1536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4期。 16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任相宏:《济南大辛庄龙山、商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8期;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考古》2004年第7期;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大辛庄遗址1984年秋试掘报告》,《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1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梁山青堌堆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期。 183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平阴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2期。 19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省茌平县南陈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 20孙淮生、吴明新:《山东阳谷、东阿县古文化遗址调查》,《华夏考古》1996年第4期。 2160高江涛:《泗水流域出土青铜器的历史地理考察》,《考古学集刊》待刊。 22高广仁:《海岱区的商文化遗存》,《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23丁山:《商周史料考证》,94页,中华书局,1988年。 24陈桥驿:《水经注校释》,144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25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3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 26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52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27谭其骧:《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66页,学苑出版社,2005年。 28王恩田:《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29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68~6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 30宋镇豪:《商周干国考》,《东南文化》1993年第5期;林欢:《晚商地理论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2年。 31郑州大学文博学院等:《豫东杞县发掘报告》,257~259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32宋豫秦:《论杞县与郑州新发现的先商文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张国硕:《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1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4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谈起》,《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200~2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7韩明祥:《山东长清、桓台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 39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等:《山东章丘马彭北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5年第4期。 40李开岭:《山东禹城、齐河县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6年第4期。 4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 42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泗水天齐庙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4年第12期。 4357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4456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凤凰台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45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46滕州市博物馆:《山东滕州市薛河下游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考古》1996年第5期。 47滕州市博物馆:《山东滕州市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93年第6期;滕州市博物馆:《山东滕州市薛河下游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考古》1996年第5期。 48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49南京博物院:《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考古》1973年第2期。 50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51目前在山东邹平丁公、青州凤凰台等遗址均发现了属于商晚期的制盐用的盔形器(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而最近在寿光双王城水库则发现有商代晚期的制盐作坊遗址,发现了卤水井、盐灶、储卤坑等与制盐有关的重要遗迹,参看《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3日。 5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188页、2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3游清汉:《河南南阳市十里庙发现商代遗址》,《考古》1959年第7期;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十里庙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 5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1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5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市南赵庄商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11期。 58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等:《山东济宁市张山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9期。 59张光明等:《桓台史家遗址发掘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7年5月18日;张光明:《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掘收获的再认识》,《夏商周文明研究——97山东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学术讨论会》,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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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

[1] 毕经纬. 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2] 庞小霞, 高江涛. 先秦时期封顶壶形盉初步研究[J]. 考古,2012(09):46-53.[3] 黄富成. 郑州商城周边聚落变迁与环境因素影响浅析[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02):105-107+179.[4] 杨丁. 山东地区商西周青铜兵器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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