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地区商文化聚落形态演变初探

【作者】 刘素娟
【关键词】冀南地区 商文化 聚落形态 演变
【出版日期】2011-02-15
【摘要】本文首先对冀南地区商文化各遗址进行梳理,将其分为先商文化早期、晚期、中商文化和晚商文化四期;然后结合文献记载,对各期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历史背景进行分析,指出冀南地区商文化经历了三次巨大的变化,前两次均伴随着文化的巨变,折射商族的迁徙,第三次则反映了商文化向北方的渗透,以及北方文化对冀南地区的影响。
【刊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河北省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有坝上高原、燕山和太行山山地、河北平原三大地貌单元。河北平原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按其成因可分为山前冲洪积平原区,中部中湖积平原区和滨海平原区三种地貌类型,比较适宜人类生存。古代学者一般认为冀州乃九州之首,三代帝王建都所在,大禹治水自此始,商族与这片土地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杀死商王祖先王亥,后又遭上甲微驱逐的有易氏,一般多认为即居住在河北易县流域;有学者指出,商族屡次迁都“前八后五”,其中“蕃”、“砥石”、“邢”都应在河北地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冀南地区发现了大量商文化遗址,主要有涧沟、龟台寺、界段营、下七垣、下潘汪、赵窑、曹演庄、贾村、南大郭、西关外、东先贤、台西村、北庄子等,其分布以邯郸、邢台、石家庄地区等冀南地区为多。时间上,总体来说,以上遗址从先商到晚商各期均有分布,但不同时期商文化在冀南地区的分布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本文拟从聚落形态的角度,对冀南地区商文化的演变进行分析,其结论不仅可以建立本地区商文化的标尺,还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商文化对冀南地区的经略。鉴于冀南地区在商族历史上的重要性,此结论也可以为探索商文化的起源和“祖乙迁邢”地望提供线索。曾有学者采用聚落形态演变的研究方法研究山东地区的商文化[1],本文受其启示。尤其是该文中提到的“贵重物品为标准”①来判定遗址规模等级的方法,值得借鉴。除此之外,由于冀南地区遗址较多,但许多遗址明显应当连做一片,因此本文在分析时做一个大的遗址群考虑。

一、冀南地区商文化遗址对冀南地区商文化的分期是本文研究的基础。鉴于河北地区商文化遗址较多,发掘历史较久,以及近年来学术界对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等概念的变化,所以很有必要列出该地区重要的商文化遗址进行重新分期。以下为重点选出的具有分期意义的遗址:

(一)下七垣遗址[2]据报告称:第四层,有鼎无鬲,为二里头文化,相当偃师二里头二期;第三层,鬲多鼎少,豆把形式多样,遗物近似邯郸涧沟商代下层,为早商文化;第二层,出土低裆矮足鬲,粗短把豆,与邢台曹演庄下层,安阳大司空一期相近,相当于商中期;第一层,鬲足更矮,出现了低弧平足鬲,簋圈足变高,这些特征与大司空三期相同,属商代晚期;墓葬所出的突乳足鬲,与邢台曹演庄上层,大司空村四期相同。各层遗物差别较大,衔接不紧,尚有缺环。第一层与墓葬出土差别较少,衔接较近。(以下为报告中文化层及墓葬出土陶器分期图)①包括青铜器、玉器、黄金、海贝、漆器、瓷器、釉陶、白陶。
(二)界段营遗址[3]据报告称,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文化遗存:就其中H8:35鬲而言,虽然其特点与邯郸涧沟、磁县下潘汪等地那种薄胎、卷沿、高尖足式相同,但此件器身粗肥,腹部弧度较大,口沿较宽,接近辉县琉璃阁的形制。说明这里的商代文化至少应和郑州二里岗下层年代相当。晚期文化遗存中的Ⅰ、Ⅱ式鬲和H16:3圜底罐等分别与殷墟发现的鬲和罐近似,簋则与殷墟略同,瓮的形态与曹演庄下层出土标本无显著区别。说明这里的商代晚期文化相当于殷墟早期。
(三)武安赵窑遗址[4]据报告称,分为三层。商代下层文化的遗迹有二个灰坑。灰坑中出土的磨光黑陶、方格纹陶片、长方形穿孔石刀等具有商代早期风格;薄胎细绳纹卷沿高尖足鬲、扁棱形鼎足、浅腹平底盆和无镂空细把豆等也是早商常见的器物。H5发现的两种石镰,相当于郑州二里岗商代文化的II、I两式石镰。据此,这两坑的年代应属于商代早期,可与邯郸涧沟、龟台二地早商文化相比,时间约与郑州二里岗下层文化相当。商代中层出土的遗物,石器有磨制的石斧、石镰、石锛等;陶器以鬲、盆、罐为主,平底器较多,并饰有绳纹;这些都与河北邢台曹演庄一层的遗物相同或相近。折沿三角唇尖足陶鬲、假腹豆、有钻灼的卜骨等器物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物相似。据此,我们认为商代中层文化应与郑州二里岗上层和邢台曹演庄下层文化时代相近,当为商代中期的文化遗存。商代上层出土的遗物中,折沿锥足鬲胎较厚,绳纹较粗;有鸟头型骨笄,以及带钻、凿、灼等甲骨等。所有这些,与河南郑州人民公园的商代中晚期文化有相同之处,当为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
(四)邯郸龟台遗址[5]简报中将龟台遗址商文化分为两期,第一期出土的有卷沿高足薄胎细绳纹鬲、平裆空足斝、长流带短柱的爵、卷沿圆唇或折沿薄唇平底盆、中口方唇或方唇微翻的平底罐等,其中鬲、甗、爵等的型式与郑州二里岗下层相同,时代应差不多;第二期鬲和甗绳纹很粗,鬲为斜沿方唇高足,有敛口斝,近似假腹的豆,折沿方唇盆,中口罐唇部变宽等。上述鬲、甗、斝、豆的型式都与郑州二里岗上层的相同,时代也应相当。
(五)曹演庄遗址[6]据报告称,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包含物在陶器中以粗绳纹矮足鬲最多,其次是半尖足鬲,此外尚有豆、盆、罐、甲骨、骨笄、骨刀、石镰、石铲等物。下层包含物有绳纹高尖足鬲、半高足鬲、镂空豆、圜底罐、雕刻骨笄、甲骨、石斧、石镰等。总之,上层出土的矮足鬲绝不见于下层,而下层的高尖足鬲亦非上层之物,只有半尖足鬲为上下两层共存①。
(六)葛家庄遗址[7~9]该遗址经过多次发掘,此遗址商文化基本上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商文化,分为一、二两段,第一段器形以橄榄形罐、高领花边口鬲、卵形瓮、敛口瓮、甗、泥质深腹或浅腹盆、豆、器盖为主。第二段器形与第一段相比较,高领花边口鬲被薄胎翻沿鬲取代;各种样式的盆明显增多,由卷沿变为折沿,上腹部圆鼓;橄榄形罐的口沿也接近平折。第二期:中商文化,所处陶器以鬲、罐、盆、豆、大口尊为基本组合。鬲的方唇下缘仍较突显,口沿内面多有浅凹槽,肩部多饰一周规整的弦纹,实足跟较高且外撇,所饰绳纹相对较粗等,该期遗存年代整体上晚于二里岗上层文化晚段的白家庄期,而早于殷墟文化一期。第三期:晚商文化,分为一、二两段。第一段的陶器种类以粗绳纹鬲为主,另有盆、瓮、罐等;鬲的器身高略大于宽,实足跟低矮而且粗大,颈部弦纹多已消失,器口沿呈盘状;此段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晚段。第二段的陶鬲近正方体或器身宽大于高,实足跟变得更加矮粗甚至近于消失,低裆,宽翻沿外展,盘口变平。此段年代大体不早于殷墟文化二期,下限可至殷墟文化四期。
(七)东先贤遗址[10~13]该遗址面积较大,遗存相当丰富,进行过多次发掘,据报告称,该遗址分为连续发展的五个时期,其中第二至五期分别与殷墟文化一至四期相当,第一期遗存早于殷墟文化而晚于郑州白家庄商代遗存,其年代正与祖乙都邢的年代相合。本期所出土陶器特征早于殷墟一期,晚于小双桥为代表的阶段,与台西墓葬M14、安阳洹北花园庄G4、邢台葛家庄H27等相似,略有不同,四个单位可能还有分期的意义。
(八)台西遗址[14]据报告原文称,台西遗址有四期:早期居住遗存———第一期墓葬———第二期墓葬———晚期居住遗存。其中,早期居住遗存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或者稍早;台西第一期墓葬大体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或者稍晚;台西第二期墓葬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台西晚期居住遗存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第一、二组之间。台西遗址虽可分为两期居住遗存和两期墓葬,但各期之间在时间上基本是连续的,而且文化面貌、性质也是一致的。该报告也指出,陶器虽然是划分时代早晚的准绳,但台西陶器陶质、纹饰、和制法颇难区别。总的来说,早期陶胎较薄,晚期加厚;早期泥质磨光黑陶比例多于晚期;早期细绳纹稍多,晚期则少见或不见。尽管如此,台西遗址早晚两期居址一些主要器物的形制区别还是显著的。晚期鬲与早期鬲相比,特点是胎厚、唇宽、器身矮肥、裆较低,三足矮而不外撇;早期豆唇均外斜,圈足底座无折棱,上盘多无纹,只是在圈足上饰凸弦纹数周。晚期豆唇极少外斜,圈足底座均有折棱,盘和圈足均饰划纹。总之,台西遗址所出陶器整体上属于商文化序列,但具有一定地方特点,比如筒腹罐、刻陶文瓮、钵等,台西器形与郑州、安阳商文化相比,以平底器最多,三足器次之,圜底器最少。
(九)定州北庄子墓地[15]据报告称,这批墓葬虽然有一些自身特点,如随葬品中铜器比重很大,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而①下文对三件器物分别称为“下层特有鬲”、“两层共有鬲”、“上层特有鬲”。陶、石、玉等器类只在少部分墓中见到,数量不多,制作也不甚精;和殷墟一些大器物相比,铜器规模要小得多等等;但从总体上观察,无论从其墓葬形制、埋葬制度,或是铜器、陶器的造型、纹饰等方面看,都显示着和商王朝中心一带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是商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整个墓群亦可区分早晚期,大致年代约相当于殷墟二、三期,个别墓可能晚到四期。其性质可能是一大群奴隶主贵族甚至是方国墓地。除此之外,冀南地区还分布着大量的商文化遗址,如邯郸下潘旺、涧沟遗址,邢台西关外、贾村、南大郭、尹郭村南区、北区、粮库,藁城北龙宫等遗址,其中正定、新乐、无极等地还出土了一些商文化青铜器①。

二、各个时期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趋势分析对冀南地区商文化的分期是本文进行聚落形态演变研究的前提。有的学者将商文化划分为早商、晚商两大阶段,有的学者将商文化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由于考虑到河北省与商代历史的密切关系,唐云明曾将河北商文化分为二里头文化、商代前期和商代后期,其中商代前期分为三段,后期分为两段[16]。鉴于学术界对商文化研究的不断进步,本文以唐文为参照,结合以上遗址的分层、分期,试将冀南地区的商文化聚落形态演变进行分期并分别介绍如下:

(一)第一期先商文化早期,相当于唐文中的二里头文化,以下七垣遗址四层、葛家庄遗址第一期一段等为代表。陶器特征:以夹砂陶居多,绳纹多不规整,有些器物口沿和底部饰有花边,器型以平底器为主,典型器型有圜底和平底罐形鼎、附加堆纹深腹罐和花边口沿圆腹罐、细把大盘豆等。除此之外,下七垣遗址出土卜骨三块,全为兽肩胛骨,骨料未经整治,只有灼痕。总的来说,该期代表遗址和出土遗物均较少,器物也多具二里头文化特征。
(二)第二期先商文化晚期,相当于唐文中的商代前期前段,以下七垣遗址第三层、界段营遗址早期、葛家庄遗址第一期二段、武安赵窑遗址下层、邯郸龟台第一期等为代表。陶器特征:以夹砂陶为主,以薄胎细绳纹高尖足鬲为典型器型,其他器型有深腹盆、浅腹盆、细把豆等,仍流行平底盆、平底罐、器身平底鼎、平裆空足斝等平底器。除此之外,下七垣遗址中个别陶片上残留有陶文或记号;出土有十二块卜骨,全为兽肩胛骨,骨料经过整治,其中卜甲一片,为龟腹甲,钻凿灼痕迹俱有。葛家庄1993—1997年发掘出土有灼无钻的卜骨,还有两件青铜小刀[7]。相对于第一期遗迹单位多为灰坑、出土遗物较少,本期遗址数量明显增多,遗迹单位虽仍多为灰坑,但也有个别窑址和居住遗址;出土器物也更加丰富,尤其是陶文、卜骨和青铜器物的出现,表明此地绝非一般的居住遗址,大量与二里岗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器物出土,对于探索先商文化的来源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考古工作受一系列条件的限制,该期尚未发现重大聚落。
(三)第三期中商文化,相当于唐文中的商代前期中、后段和商代后期,以下七垣遗址第二层、界段营遗址晚期、武安赵窑遗址中层、邯郸龟台上层、曹演庄下层、葛家庄第二期、东先贤第一期、台西早期为代表。陶器特征: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以折沿高尖足绳纹鬲为代表器型,此时的鬲方唇下缘仍较凸显,口沿内面多有浅凹槽,实足跟较高且外撇,所饰绳纹相对较粗,时代晚于二里岗上层,其他器型有半高足鬲、镂空豆、圜底罐、敛口斝,近似假腹的豆,折沿方唇盆等。除此之外,下七垣遗址出土卜甲二十八块,全是腹甲,钻凿灼痕迹均有的十三块,只有凿灼痕迹的十二块,只有钻灼痕迹的三块。卜骨三十九块,骨料全都经过整治,钻凿灼痕迹均有的四块,仅凿灼的三十三块,仅钻灼的两块。三块上有孔,似为穿绳所用。葛家庄卜骨以牛肩胛骨加工而成,多数只钻不凿,且多两面施钻、灼[8]。另外,曹演庄遗址下层、东先贤第一期、台西早期均发现有卜骨,且都经过整治,但较原始,一般施钻,有的兼施凿和灼;台西遗址陶器上发现有许多刻符或陶文;下七垣遗址出土铜器有钻头一件、刀一件、镞一件。该遗址还曾出土一件青铜戈,上有族徽铭文,并出土釉陶[17]。该期遗迹单位除有少数居住穴、陶窑、制陶场所外,仍以大量灰坑为主,但与前两期相比,本期出现的袋状窖穴比较特殊。此种窖穴出土有大量的遗物,例如下七垣遗址的蚌壳①由于学术界对先商文化的认识有所变化,以上提到的遗址各期的大致年代均是当时学术界的观点,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报告中关于各遗址的分期基本可靠。窖藏H103,口径1.05、底径1.35、深1.60米,在穴底放有一百对完整的大蚌壳,出土时绝大部分还都完整,显然当年是经过认真摆放的;曹演庄遗址T189的袋状穴,内出有鬲17件、罐19件、骨筓7件,其他尚有骨器、蚌器等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器物大部分都没有使用的痕迹,而且有一部分是经火烧过的,穴内并无灰土与烧土,土质与文化层相同。以上两种遗迹均有可能是祭祀遗迹[2];[6]。很明显,相对于前两期,该期文化在冀南地区分布更加广泛,遗迹单位更加丰富,出土器物明显增多,是冀南地区商文化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尤其是邢台地区分布较为集中,这些遗址主要分布于邢台市区至市区西南的七里河两岸,分布也很密集,组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遗址群。从其规模看远大于一般遗址,而仅次于郑州、偃师、安阳殷墟等商代都邑;遗址沿河分布的特点也与安阳殷墟商代都邑的分布格局极其相似。由此说明,在商代这里绝非普通村落[13]。
(四)第四期晚商文化,相当于唐文中的商代后期,以下七垣遗址第一层和墓葬、武安赵窑遗址上层、曹演庄上层、葛家庄第三期、东先贤二至五期、台西晚期、定州北庄子墓等为代表。陶器特征:以夹砂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型以低弧裆平足鬲、平裆突乳足鬲为代表,此时的鬲多宽折沿、足变乳状,豆多矮圈足。除此之外,下七垣、武安、曹演庄、台西等遗址出土刻有符号或陶文的陶器;武安、曹演庄、台西等遗址出土印纹硬陶或釉陶;下七垣、葛家庄、东先贤、台西等遗址出土卜骨、卜甲,其中下七垣仅发现四件,骨料全经过整治,钻凿灼痕迹均有的两块,只凿灼的两块;葛家庄卜骨多牛肩胛骨,卜甲多龟腹甲,均经过整治,多为钻凿灼并施;东先贤卜骨、卜甲较少,均经过整治,一般施圆钻,卜甲与葛家庄不同,用龟背甲制成;台西遗址出土大量卜骨、卜甲,但是卜甲都出自晚期居址内,早期没有发现,无论背甲或腹甲的背面都经磨修,而且甲板上大都是钻、凿、灼三者兼施[14](p.88)。与前三期相比,该期文化遗存有许多墓葬、房址、水井、陶窑等遗迹,其中以下七垣、武安赵窑、藁城台西和定州北庄子为代表,随葬有大量晚商文化遗物,包括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漆器等,台西出土的青铜器上还有丝织品痕迹。台西发现有这个阶段的保存较好的房址12座,水井1眼。值得一提的是,藁城台西、定州北庄子、正定新城铺、灵寿西木佛、新乐、无极等地出土或采集了许多该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除具有中原商文化特征外,还多兼具北方民族特征,为研究中原和北方民族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其中不乏有铭文的青铜器,对这些铭文的研究可以为解决商代该地区的归属问题提供重要线索[18];[19];[20];[21];[22]。与第三期相比,本期遗存相对较多,出土有大量商文化遗物,其中不乏前文提到的“贵重物品”,虽然有些青铜器等有北方文化色彩,但是其墓葬、居址、灰坑、陶器、青铜器、卜骨等主要文化遗存仍然属于商文化系统。此地应属于商代王畿范围,并且在商王朝具有重要政治或军事地位,经济也较为繁荣。

三、结语

上文通过对冀南地区先商文化早期、晚期、中商文化、晚商文化等四个时期的文化特征及其分布的分析,基本上总结出了商文化在该地区的动态分布。

(一)冀南地区先商文化,被学者们称作“漳河类型”或“下七垣文化”。本文根据冀南地区主要遗址的分期,将此地先商文化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时期,集中分布在邯郸、邢台地区的漳河和滏阳河一带。两期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区别,早期遗址的遗迹、遗物数量少,保留较多的二里头文化特征,晚期遗址的遗迹、遗物增多,除了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器外,还有许多有地方特征的陶器。很明显两期之间存在一定的缺环,后者可能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且后期有陶文、青铜器等“贵重物品”出现,表明在先商文化晚期此地已经开始出现了重要的遗址。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商代祖先与夏禹曾一同治水,很明显夏商是属于不同的族属的。杀死商王祖先王亥,后又遭上甲微驱逐的有易氏,一般多认为居住在河北易县流域;商族屡次迁都“前八后五”,先商时期的“蕃”、“砥石”都有学者指出应在河北地区。冀南地区先商文化从具有浓郁的二里头文化特征到具有鲜明的先商文化特征,可以反映出该地先商文化的逐渐强大。其原因可能是当地先商文化吸取先进文化得以发展,也有可能是远方先商文化驱逐了当地的二里头文化。当地的考古资料也证实了先商时期考古文化所反映的当时历史上多迁移的事实。虽然生活在同一时代,同时存在的两个族属一定有其不同的文化特征作为区别。对冀南地区广泛分布的先商文化特征进行研究,对了解夏王朝北方边境、夏商两族之间的关系甚至商族起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冀南地区商文化在中商时期达到繁荣,尤其是邢台地区分布较为集中,这些遗址组成一个较大规模的遗址群,从其规模、分布特点和出土贵重物品来看,当属重要的聚落遗址。而这些遗址的绝对年代,根据H15出土碳样的数据为距今3148±61年,H15出土骨头的数据为距今3098±37年[13](p.440)。文献记载的“祖乙迁邢”是商代数次迁都之一,邢都地望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邢为商人故地,周灭商后在其封地建邢国。关于西周的邢国,学术界结合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多认为在邢台。曾在1993—1997年发掘出西周贵族墓葬的葛家庄遗址,于1999年揭露出一批与祭祀有关的兽祭坑、人祭坑、燎祭坑等重要遗迹,另外在发掘区西部还勘探出大面积的夯土遗迹。作为中商时期的重要遗址群,该地从时代、文化特征等方面都符合邢都地望。需要注意的是,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系统相比,冀南地区明显缺乏早商文化,似乎突然出现了中商文化的繁荣。这正好印证了商代早期屡次迁都,冀南地区的先商文化很有可能随着商王朝的建立整体迁徙到了中原地区。早商时期商文化几乎没有影响到冀南地区,即王畿的北方。随着商都迁徙到邢,冀南地区才开始繁荣起来,再次成为商文化的重要分布区。这一次文化变迁,折射出的历史背景依然是商族的迁徙。
(三)冀南地区商文化在晚商时期继续发展,此时滹沱河流域出现了许多重要遗址。包括墓葬、居址等,分布面积大,出土遗物多贵重物品,可见这些遗址在商代具有重要地位。从这些遗址的遗迹和遗物看,它们与商文化都存在着密切联系,仍然属于商文化系统。与上一期相同,该遗址分布有向北发展的趋势,且在向北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许多北方文化因素。晚商时期,商王朝更加注重对北方的经略,在把北方纳入王畿统治范围的同时,客观地促进了冀南地区成为北方文化与中原商文化交流的纽带。总的来说,冀南地区商文化经历了三次巨大的变化,前两次的文化巨变折射出商族的迁徙,第三次则是商文化向北方渗透,以及北方文化对冀南地区的影响。以上两种形式正是文化传播的两种途径,即文化迁徙和文化传递。研究冀南地区商文化变迁背后的历史事实,对于促进冀南地区历史和商代历史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冀南地区商文化聚落形态演变初探@刘素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本文首先对冀南地区商文化各遗址进行梳理,将其分为先商文化早期、晚期、中商文化和晚商文化四期;然后结合文献记载,对各期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历史背景进行分析,指出冀南地区商文化经历了三次巨大的变化,前两次均伴随着文化的巨变,折射商族的迁徙,第三次则反映了商文化向北方的渗透,以及北方文化对冀南地区的影响。

冀南地区;;商文化;;聚落形态;;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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