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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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刚 王志刚
【关键词】燕山南麓地区 晚商时期 围坊三期文化 张家园上层文化
【出版日期】2010-05-25
【摘要】燕山南麓地区进入晚商后以永定河为界,存在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可以分成围坊和塔照类型,张家园上层文化可分成张家园和镇江营类型。塔照类型和镇江营类型在文化谱系上有承继关系,围坊类型和张家园类型则是前后替代关系。
【刊名】考古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燕山以南的冀北、京津唐地区进入晚商以后考古学遗存的争议较多。西周初年,周王朝为了“藩屏周室”分封召公于燕,建立燕国政权。学界都认定此地原有的文化格局由此改变,但对当地晚商到西周的土著遗存的性质却认识不同。一种意见认为这些遗存是一种考古学文化,但对其命名却有“张家园上层文化[1”]、“围坊三期文化[2]”、“张家园文化[3”]等多种不同说法。另一种意见认为属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两个考古学文化[4]。在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中,对这两个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又意见不同。一种意见认为是前后相继的两个考古学文化[5],另一种意见认为它们是具有文化谱系差别的两类遗存[6]。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资料的增加,尤其是《镇江营与塔照》[7]对镇江营和塔照两个遗址材料的详细公布,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当地原有两种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意见[8]。通过对材料的对比,我们也赞同这个观点,但是,这两支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一、围坊三期文化的分期、年代及类型划分

以往,围坊三期文化的资料十分零星,分期较困难。而《镇江营与塔照》公布了较多具有层位关系的围坊三期文化资料后,准确的分期有了条件。

(一)居址的分期及年代

1.镇江营与塔照遗址
该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的房山区与河北省交界的北拒马河南北两岸。《镇江营与塔照》依据层位学和类型学分析将属于围坊三期文化的“商周第二期遗存”分为二段三组,认为第1组出现在二里冈上层时期之后不久,第3组的年代下限不晚于殷墟第三期。这个研究结论为整个围坊三期文化的分期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标尺。本文遵照原报告的分组,将这三组各自所包括的单位介绍如下。

第1组,以FTH86为代表,还包括FTH67、70、80、106、FZH698。
第2组,以FTH76、97为代表,还包括FTH77、78、79、84、96、FZH1044、1051。
第3组,以FTT3008第4层为代表,还包括塔照所有探方的第4层及FTH23、30、45、53、69、101、FZH1105。

2.涞水渐村遗址[9]
该遗址位于河北涞水县石亭乡。原报告将发现的遗存分为三期,其中第三期遗存大部分就属于围坊三期文化。这批遗存与镇江营和塔照遗址发现的“商周第二期遗存”具有较多的相似性。该遗址中也有较多叠压打破关系,为分期提供了基础。据原报告提供的T2和T3的剖面情况,可以得出如下两组地层关系:

根据这两组地层关系,以及其他地层及灰坑出土器物的特征,可将涞水渐村遗址围坊三期文化遗存划分为三组,各组所包括的单位如下。

第1组,包括T3⑤、H7下。
第2组,包括T2~5④、T4③、T9③以及H3、H4、H7上、H13、H16、H19。
第3组,包括T3、5~7②、T10~12②以及H15。

其中第3组遗存中T5②∶5鬲是典型的西周陶鬲,在《镇江营与塔照》中的“商周第三期”遗存中大量存在,显然不属于围坊三期文化的范畴。第1、2组的器物特征,尤其是花边鬲口沿特征分别与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第1、2组相似,年代大体相当。

3.围坊遗址[10]
围坊遗址位于天津蓟县城东2.5公里的翠屏湖畔,经过1977和1979两年的发掘,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等三类遗存,其中属于围坊三期的T8第2层和T5第1层出土陶鬲形制存在明显区别,所以,可以将这个遗址的围坊三期遗存分为两组。第1组,以T8第2层为代表,包括其他各探方的第2层。第2组,以T5第1层为代表。其中T8②∶6花边鬲风格与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第2组花边鬲风格相似,T8②∶5鬲的凹沿风格与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第2组的FZH1051∶1相似,T8②∶5鬲与涞水渐村遗址H7上∶16鬲形制相似,由此可见,围坊遗址第1组的年代和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第2组大体相当。第2组的陶鬲、敛口钵、大口折肩罐与第1组的同类器物具有明显继承关系,二者年代相差不会太远,由此,把第2组的年代推定为和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第3组大体相当是比较合适的。

4.后迁义遗址[11]
它位于滦县后迁义村滦河东岸的山前台地上,1999和2001两年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遗址既有居址又有墓葬,此处先讨论居址材料。居址出土的凹沿鬲、敛口钵与围坊遗址第1段同类器具有较多相似性,年代大体相当。

5.其他遗址
易县北福地[12]属于围坊T2:①→H3→②→H5→H4→③→④→⑤T3:①→②→H12→H15→H18→③→④→H13→H14→H17→⑤→H16(→表示叠压或打破关系)第5期表一围坊三期文化分期表期段塔照类型围坊类型镇江营与塔照涞水新村涞水北封村唐县洪城房山刘李店蓟县围坊三河冯家府卢龙双望玉田东蒙各庄玉田五里桥滦县后迁义一期第1段1组1组第2段2组2组1组二期第3段3组2组的第1段大体相当于早商文化第三期[20],第2段大体相当于晚商[21]早期,第3段大体相当于晚商晚期偏早。(二)墓葬的分期及年代近年在平谷刘家河[22]、遵化西三里村[23]、卢龙东干各庄[24]、蓟县张家园[25]、滦县陈山头[26]、迁安马哨村[27]、迁安小山东庄[28]、滦县后迁义等处发现了较多的墓葬。学界对这些墓葬的性质一直有争议。其中,刘家河墓葬的文化属性,有人认为是商墓[29],有人认为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30]。近年刘绪、赵福生先生指出其属于围坊三期文化[31],论证可信,此不赘言。其他墓葬由于出土器物内涵相似,所以一般都认为文化性质相同。但是,有将其文化属性归属于围坊三期文化的[32],也有将其归属张家园上层文化的[33]。从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的材料来看,围坊三期文化于晚商晚期就在永定河以西的北拒马河一带开始逐渐演变成最早的张家园上层文化,之后逐渐向东发展。在永定河以东发现的张家园上层文化的遗存中一般都伴出有西周早期周文化因素,所以,张家园上层文化是在西周早期才由永定河以西发展到永定河以东地区的。分布于永定河以东的滦县后迁义出土墓葬年代可以早到晚商晚期甚至晚商早期,而且在后迁义遗址中还存在数量较多的围坊三期文化居址遗存。此外,这些墓葬中多数随葬有铜臂钏式耳环,这种耳环与平谷刘家河墓葬出土的臂钏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由此来看,这些墓葬的文化属性应当归于围坊三期文化。由于这些墓葬均没有叠压打破关系,分期较困难。依据墓葬出土器物的时代特征(尤其是陶器)及其组合关系可以将墓葬分为四组。第1组,只有平谷刘家河的一座墓葬。第2组,包括后迁义99M7、M8,遵化西三里村。第3组,包括后迁义99M3、M4、M6。第4组,包括后迁义01M2、99M5,滦县陈山头、迁安马哨村、迁安小山东庄、张家园M1、M4、M2、M3,卢龙东干各庄。关于刘家河墓葬的年代,学者存在分歧,有认为相当于二里冈上层,下限不晚于殷墟第一期[34],有认为相当于殷墟第一期[35]或殷墟第二期[36],有认为在二里冈以后,或者不超过殷墟中期[37]。这座墓葬出土铜器的时代差异较大,其中爵的时代特征最晚,大概相当于邹衡先生商文化分期体系[38]中的殷墟一期。考虑到这座墓葬随葬铜器年代差异较大,墓葬下葬的年代可能比殷墟一期更晚。所以,将这座墓葬定在殷墟一期或殷墟二期都是合理的,即相当早商文化第三期偏晚至晚商早期。第3组的后迁义M6出土的蝉纹簋和蝉纹鼎与妇好墓[39]出土同类器相似,前者簋圈足起台,时代可能略晚。妇好墓属于朱凤瀚先生铜器分期中的殷墟二期Ⅱ段[40],故把第3组的年代定为殷墟二期偏晚到殷墟三期大致不误,即大体相当于晚商晚期偏早阶段。朱凤瀚先生将属于第4组的卢龙东阚各墓年代定为他铜器分期中的殷墟铜器三期Ⅱ段[41]。第4组的后迁义M5出土乳丁纹簋与张家坡M54∶1簋[42]相似,后者年代为周初,所以第4组的年代可定为殷墟四期到周初,即大体相当于晚商晚期偏表二围坊三期文化居址、墓葬分期及其年代对应关系期段居址墓葬年代一期第1段第1段第1组早商第三期第2段第2段第2组晚商早期二期第3段第3段第3组晚商晚期偏早第4段第4组晚商晚期偏晚到周初表三围坊三期文化两个地域类型比较类型塔照类型围坊类型陶质陶胎中多数夹云母陶胎中夹云母少见流行器类主要为颈部饰花边的陶鬲,很少见凹沿鬲,少见敛口钵,存在一定量的商文化因素多见凹沿鬲,口沿多压印成花边,少见颈部饰花边的陶鬲,敛口钵常见,不见或少见商文化因素流行时间一期1段到二期3段一期2段到二期4段晚至周初。由此可以将第2组的年代推定为殷墟一期到殷墟二期偏早,即大体相当于晚商早期。上述墓葬分组与居址年代对应关系列为表二。由此,可以将整个围坊三期文化分成四段,其中1段和2段,3段和4段的区别较小,2段和3段的区别较大,故可以将1、2段合并为一期,3、4段合并为一期。(三)类型的划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围坊三期文化分布范围较广,除了整个京津唐地区,向南已经抵达涞水一带。早商文化退出壶流河流域后,围坊三期文化可能进入了该地[43]。通过比较分析,以永定河为界,可以将围坊三期文化划分为东、西两个类型,以西面塔照遗址为代表,可以称谓塔照类型;以东面围坊遗址为代表,可以称谓围坊类型。这两个类型在陶质、流行器类、流行时间上都存在一些差别,见表三。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分期、年代及类型划分据纪烈敏先生介绍,最早见有张家园上层文化遗存的是北京西便门外古庙村[44]。1965年天津市文管处发掘了蓟县张家园遗址[45],其中第3层遗存面貌独特。天津历史博物馆于1979和1987年又对张家园遗址进行了发掘[46],发现了较为丰富的同类遗存。后来,韩嘉谷先生以1965年发掘的张家园遗址第3层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张家园上层文化[47]。目前可以归属于这类遗存的主要还有蓟县青池[48]、刘家坟[49],宝坻牛道口[50]、歇马台[51],唐山古冶[52],房山镇江营[53],涞水炭山[54],易县燕下都[55],涞水渐村[56],大厂大坨头[57]等遗址。(一)分期及年代《镇江营与塔照》根据遗址中可以利用的层位关系,结合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将属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遗存即“商周第三期遗存”分为三段六组。其中,第1段的镇江营FZH1025∶5簋是殷墟三期的典型器物,第2段年代为西周早期,第3段的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报告的分段以及年代的推断为整个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分期提供了标尺。需要指出的是,原报告将镇江营FZT0911第5层归为一段一组。但这个单位出土筒腹鬲的叠唇已经比较宽扁,共出的还有受周文化因素影响的鼓腹弧裆鬲,所以,我们认为原报告将这个单位定年过早,将其划归第2段比较合理。炭山遗址位于涞水永阳乡。报告将发现的遗存分为两期,其中第二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属于张家园上层文化。炭山H2∶8鬲的叠唇较宽扁,与镇江营第2段的筒腹鬲叠唇风格相似。H2∶2袋足鬲的形制与镇江营第2段FZH591∶7袋足鬲区别不大,与琉璃河西周早期ⅠM3∶1袋足鬲[58]也很相似,所以,涞水炭山遗址第二期遗存年代大体与镇江营第2段相当。北封村遗址位于涞水西南的明义乡。简报将发现的遗存分为三期,其中第三期遗存就属于张家园上层文化。北封村T2④∶5鬲的叠唇较扁,与镇江营第2段的筒腹鬲叠唇风格相似。而且北封村T2④∶1鬲亦是西周早期弧裆鬲的典型形制,所以,涞水北封村第三期遗存年代大体与镇江营第2段相当。易县燕下都东沈村D2T2第3层中出土叠唇鬲叠唇的风格介于镇江营第1段和第2段出土筒腹鬲的叠唇风格之间,共出的弧裆鬲足与琉璃河西周早期燕国墓葬[59]中出土的弧裆鬲的鬲足相似。据此,易县燕下都东沈村出土的张家园上层文化遗存与镇江营第2段的年代大体相当。张家园遗址位于天津蓟县,分别于1965、1979、1987年三次发掘,每次都获得了属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遗存。1965年发掘的F1出土的叠唇罐叠唇较为宽扁,风格与镇江营第2段遗存叠唇相似。F2的鬲足与镇江营第2段的叠唇筒腹鬲的鬲足形态相似,年代可能大体相当。87临T4②∶1叠唇鬲较宽扁的风格与镇江营第2段叠唇鬲相似,年代大体相当。79H1∶5叠唇鬲(原报告叫筒形器,实际上是叠唇筒腹鬲)叠唇很宽扁,与镇江营第三段叠唇鬲的风格相似,年代大体相当。古冶遗址位于唐山市东矿区。报告将发现的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晚期遗存属于张家园上层文化。古冶T8②∶332鬲的叠唇很扁,与镇江营第三段出土筒腹鬲的叠唇风格相似;古冶T2②∶206瓮与镇江营第3段的FZH1330∶2瓮相似,所以,古冶晚期遗存年代大体与镇江营第3段相当。青池遗址位于蓟县。纪烈敏先生在其论文中发表了3件标本[60]。其中叠唇鬲的叠唇很扁,与镇江营第3段的筒腹鬲相似,袋足鬲与属于镇江营第3段的FZH518∶1鬲相似,所以,蓟县青池的年代大体与镇江营第3段相当。牛道口遗址位于天津宝坻县。简报将居址分为三个文化层,其中第3文化层出土遗存属于张家园上层文化。属于第三期遗存的H10∶2鬲的叠唇很扁,与镇江营第3段筒腹鬲相似,所以宝坻牛道口第三期遗存与镇江营第3段遗存的年代大体相当。大坨头遗址位于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村村东,其中属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只有1个灰坑。从灰坑中的袋足鬲与镇江营FZH591∶7袋足鬲相似来看,这个灰坑出土器物的年代大体相当于镇江营第2段遗存。前文的分析表明,其他遗址出土相关遗存的年代都不出镇江营遗址三段的年代范围,据此可以将整个张家园上层文化分为三期。第一期,包括《镇江营与塔照》中“商周第三期遗存”第1段。第二期,《镇江营与塔照》中“商周第三期遗存”第2段、涞水炭山H2、涞水北封村第三类遗存、易县燕下都东沈村出土同类遗存、张家园遗址1965年发掘的第3层,1987年发掘的第四类遗存、大坨头1个灰坑。第三期,《镇江营与塔照》中“商周第三期遗存”第3段、宝坻牛道口第三期遗存、古冶晚期遗存,蓟县青池,张家园1979年发掘的H1。此将各遗址年代对应关系列为表四。据《镇江营与塔照》的推断:第一期年代相当于殷墟晚期,即殷墟第三、四期,第二期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第三期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二)类型的划分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张家园上层文化分布地域较大,北可能不过怀柔—遵化一线,期别镇江营类型张家园类型镇江营炭山北村封东村沈张园家青池牛口道古冶第一期第1段第二期第2段第三期第3段表四张家园上层文化分期表南抵涞水,东达唐山地区。从阳原油房、四十亩滩、泥泉堡等遗址的陶鬲口沿[61]来看,张家园上层文化向西可能到达桑干河南岸。陈光先生提出:以永定河为界,可将张家园上层文化划分为两个类型,南区以镇江营遗址为代表,称为镇江营类型,北区以张家园遗址为代表,称为张家园类型;前者还包括涞水炭山、易县燕下都、涞水渐村等遗址,后者还包括蓟县青池、刘家坟、宝坻牛道口、歇马台、唐山古冶等遗址[62]。陈先生还就各类型的文化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归纳。我们认为这样的划分是合理的,二者的区别还有如下几点。(1)镇江营类型陶器中夹云母现象普遍,而且以褐色为主,张家园类型陶器夹云母少见,且以灰陶为主。(2)镇江营类型中叠唇筒形鬲腹腔很深,形体很大,完整器的器高一般都超过50厘米,而张家园类型中叠唇筒形鬲腹腔较浅,形体较小,完整器一般高约30~40厘米。(3)镇江营类型中具有较多的袋足鬲、簋、四系罐等商文化因素,而这在张家园类型则很少见。张家园类型中流行的敛口钵在镇江营类型中罕见。(4)是受周文化影响形成的鼓腹弧裆鬲在镇江营类型中多见,在张家园类型中少见。(5)是镇江营类型中流行的骨角器尤其是角镢在张家园类型中少见。(6)是镇江营类型流行于张家园上层文化一至三期,张家园类型只流行于二、三期。三、对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关系的再认识通过前面对这两支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分期和类型划分的讨论,这两支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已经比较明确。只要搞清楚下面几组关系,我们就能对整个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关系得出较正确的认识。(一)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和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的关系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和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分别以《镇江营与塔照》“商周二期遗存”和“商周三期遗存”为代表。研究表明两者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陶质陶色。“商周二期遗存”中以夹砂陶居多,泥质陶少见。陶胎中皆含有云母粉,褐胎、红胎陶占据主流地位。“商周三期遗存”中夹砂陶占多数。陶胎中含有较多云母粉,器表也以灰褐色为主。二是纹饰。“商周二期遗存”到了第3段时粗而僵直的绳纹迅速增加,达70%。高领鬲口沿附加泥条堆纹变粗。而粗而僵直的绳纹和高领鬲口沿附加堆纹较粗并呈方形凸起是“商周三期遗存”的典型特征之一。三是陶器制法。《镇江营与塔照》已经指出,“商周第三期遗存”中“陶器制法分为三足器和平底器两部分。三足器中的鬲从足至口和从口至足的两种制法并用。平底器同样分为从底至口和从肩部分制的两种制法。各种制法均同于商周二期遗存”。四是器形和器类。“商周二期遗存”到了第3段时,器形变得厚重而高大。高领鬲的颈部直立,整体显得瘦长。陶器器形厚重而高大,桶形深腹鬲正是“商周第三期”遗存最为典型的特征。比如属于“商周第二期”遗存的塔照FT091、FT3011④∶1陶鬲(图二,7、8)和属于“商周第三期遗存”的镇江营FZH1036∶2陶鬲(图二,10)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此外,“商周第三期遗存”中的甑、深腹盆、簋、小口平底罐等也与“商周二期遗存”的同类器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近年,南水北调工程中发现的河北易县七里庄遗址[63]的第三期和第四期遗存分别属于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和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该遗址这两期遗存的陶器尤其是陶鬲承继关系明显。这再次证实,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和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二)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和围坊类型的关系图二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陶鬲1.北福地H25∶22.塔照FT0433.渐村H7上∶164.围坊T8②∶55.围坊T8②∶66.冯家府7.塔照FT0918.塔照FT3011④∶19.围坊T5①∶110.镇江营FZH1036∶211.镇江营FZH1278∶112.张家园87T④∶113.镇江营FZH206∶914.古冶T8②∶33115.古冶T8②∶332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和围坊类型分别以《镇江营与塔照》“商周二期遗存”和围坊遗址“第三期遗存”为代表。1.年代对应关系《镇江营与塔照》将“商周第二期遗存”分为二段三组。唐县洪城发现了数量较多的花边鬲陶片,其特征与《镇江营与塔照》“商周第二期遗存”第1组的花边鬲十分相似,应属于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在塔照和唐县之间的易县、涞水地区发现的花边鬲也与唐县洪城和《镇江营与塔照》“商周第二期遗存”第1组的花边鬲相似,所以涞水地区发现的这些遗存也当属于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围坊遗址“第三期遗存”中的T8第2层和T5第1层出土陶鬲形制区别明显,所以前文将该期遗存分为两组。此外,在永定河以东的三河冯家府、卢龙双望、玉田东蒙各庄、玉田五里桥、滦县后迁义等处也发现了与围坊遗址“第三期遗存”文化性质相似的遗存,这些遗存都应属于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前文依据各遗址出土遗存的特征将这些遗存分别归入围坊遗址“第三期遗存”的两组中。其中第1组的年代相当于《镇江营与塔照》“商周第二期遗存”的第2组,第2组的年代相当于《镇江营与塔照》“商周第二期遗存”的第3组。此外,前文还将永定河以东的属于围坊三期文化的墓葬遗存分为四组。其中,第1、2组的年代与围坊遗址第1组相当,第3组的年代与围坊遗址第2组相当,第4组年代晚于第3组。2.文化性质我们认为,《镇江营与塔照》中“商周第二期遗存”和围坊遗址中的“第三期遗存”文化性质一致,都应该归属于以围坊遗址“第三期遗存”命名的“围坊三期文化”的范畴。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陶质陶色。前者“以夹砂陶居多,占48%”,“褐胎、红胎仍占71%的主流地位”。后者“以夹砂褐陶为主”。二是二者主要纹饰都是绳纹,陶鬲都流行全身施绳纹。到晚期,陶器器形都高大而厚重,陶鬲表面都流行施僵直绳纹。三是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围坊遗址“第三期遗存”中最具特色的是凹沿风格的肥袋足鬲和花边鬲。陶鬲凹沿的风格早在《镇江营与塔照》中的“商周第一期遗存”中就出现了,在“商周第二期遗存”也大量存在。花边的风格在《镇江营与塔照》中的“商周第二期遗存”第1组就大量存在,而且这里的花边的类型有扁宽型和麻花型两种,而围坊遗址“第三期遗存”中的花边类型目前只发现有麻花型。围坊遗址中的凹沿鬲和花边鬲在年代上都晚于《镇江营与塔照》“商周第二期遗存”第1组。此外,围坊遗址第三期遗存中的盆、钵等器类也能在《镇江营与塔照》中的“商周第二期遗存”中找到同类器。由此可见,围坊遗址的“第三期遗存”与《镇江营与塔照》“商周第二期遗存”在文化内涵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但是,后者出现的年代比前者早。前面的分析表明,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很可能是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向东发展的结果。当然,前者在形成过程中很可能还受到了本地先前存在的大坨头文化的影响。(三)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和张家园类型的关系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和张家园类型分别以《镇江营与塔照》“商周三期遗存”与张家园遗址“第四类遗存”为代表。1.年代对应关系《镇江营与塔照》将“商周第三期遗存”分为三段六组。前文我们已经将永定河以东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张家园类型的居址遗存分成了两组。第1组的年代大体与《镇江营与塔照》“商周第三期遗存”第2段相当,第2组大体与《镇江营与塔照》“商周第三期遗存”第3段相当。2.文化性质由于《镇江营与塔照》“商周第三期遗存”与张家园遗址“第四类遗存”文化无论在陶器纹饰、器形、器类上都存在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二者都属于以张家园遗址“第四类遗存”命名的张家园上层文化,这一点在学术界几无疑义。(四)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和张家园上层文化张家园类型的关系就目前发现的居址材料而言,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和张家园上层文化张家园类型还存在年代上的缺环,但是,前面的讨论已经指出,围坊三期文化的墓葬年代下限可达晚商晚期晚段。就总体文化特征而言,二者没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张家园上层文化张家园类型是永定河以西的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向东发展的结果,它与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体现的是一种替代关系。当然,张家园上层图三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时、空变化示意图A1: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A2: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B1: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B2:张家园上层文化张家园类型→表示文化承继关系文化的张家园类型在形成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的影响。比如属于前者的张家园87T4②∶1陶鬲(图二,12)就受到了属于后者的冯家府遗址的陶鬲(图二,6)的影响。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永定河以东的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是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向东发展形成的一个地域类型。张家园上层文化张家园类型是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向东发展形成的一个地域类型。在永定河以西的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和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在文化谱系上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而在永定河以东的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和张家园上层文化张家园类型则主要表现为替代关系。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类型划分以及其时空变化等如图二、图三所示。四、结语前文的讨论表明,以往将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归纳为继承或替代关系都将问题简单化了。只有充分考虑到时间、空间以及文化变迁等情况,才能准确认识这两支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通过对已有材料的对比研究,我们对二者的关系得出如下新认识:围坊三期文化有一个从西往东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张家园上层文化也是最先在永定河以西形成,之后传入永定河以东地区并形成一个新的地方类型。这两支考古学文化在永定河以西具有明显的文化谱系上的承继关系,而在永定河以东主要表现的是一种替代关系。关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再认识@蒋刚!重庆市,400047$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 @王志刚!长春市,13003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燕山南麓地区进入晚商后以永定河为界,存在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可以分成围坊和塔照类型,张家园上层文化可分成张家园和镇江营类型。塔照类型和镇江营类型在文化谱系上有承继关系,围坊类型和张家园类型则是前后替代关系。燕山南麓地区;;晚商时期;;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

[1]李伯谦:《张家园上层类型若干问题研究》,见《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第143~157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2]沈勇:《围坊三期文化初论》,《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3]张立东:《试论张家园文化》,见《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第226~23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4]韩嘉谷:《京津唐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发展的一点线索》,见《北方考古研究》(四)第255~26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5]a.韩家谷、纪烈敏:《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综述》,《考古》1993年第4期。b.纪烈敏:《燕山南麓青铜文化的类型谱系及其演变》,见《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第103~122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6]a.陈雍:《天津考古随笔(续一)》,《天津史志》1994年3期;《考古的天津》,见《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558~570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b.梁宝玲:《论张家园墓地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
[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第175~28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8]a.赵福生、刘绪:《西周燕文化与张家园上层类型》,见《跋涉集》第153~15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b.林:《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燕京学报》新十四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涞水渐村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10]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10期。
[11]此遗址材料目前尚未全面公布。 [12]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涞水北封村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0期。
[14]保定地区文管所:《河北唐县洪城遗址的调查》,《考古》1996年第5期。
[1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的商代遗迹》,《文物》1997年第4期。
[16]同[5]a。
[17]李捷民等:《河北卢龙双望乡发现细石器与陶器》,《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18]马洪路:《河北玉田县发现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存》,《考古》1983年第5期。
[19]同[18]。 [20]本文商代商文化采用邹衡先生早商文化和晚商文化的划分意见(邹衡:《试论夏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89~17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其中,早商文化的分期采用王立新先生的意见(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21]本文殷墟晚商文化的分期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安阳考古队四期的划分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5~39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将其中第一、二期称为晚商早期、第三、四期称为晚商晚期。
[22]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23]刘震:《河北遵化县发现一座商代墓葬》,《考古》1995年第5期。
[24]唐云明:《河北境内几处商代文化遗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2集第44~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5]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第4期。
[26]孟昭勇、赵立国:《河北滦县出土晚商青铜器》,《考古》1994年第4期。
[27]a.尹小燕:《迁安县发现商代器物》,《文物春秋》1996年第1期。b.李宗山、尹晓燕:《河北省迁安县出土两件商代铜器》,《文物》1995年第6期。
[28]唐山市文物管理处、迁安县文物管理所:《河北迁安县小山东庄西周时期墓葬》,《考古》1997年第4期。
[29]同[23]。
[30]杜金鹏:《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与商代燕国》,见《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第211~21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31]刘绪、赵福生:《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与刘家河M1的属性》,见《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第146~152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32]同[5]a。
[33]同[6]b。
[34]同[23]。
[35]a.同[1]。b.同[31]。c.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655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d.同[5]a。
[36]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33~27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37]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见《北方考古研究(四)》第272~29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38]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9~8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40]同[35]c,632页。
[41]同[35]c,655页。
[42]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67年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43]同[1]。
[44]同[5]b。
[45]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见《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年。
[46]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8期。
[47]同[4]。
[48]纪烈敏、张俊生、刘键:《蓟县青池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第96~97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49]a.韩嘉谷等:《蓟县邦均西周时期遗址和墓葬》,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98~99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b.赵文刚等:《蓟县邦均周代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第113~114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50]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宝坻县牛道口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7期。
[51]韩嘉谷等:《宝坻县歇马台战国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第106~107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5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古冶商代遗址》,《考古》1984年9期。
[53]同[7]。
[54]同[12]。
[5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 [56]同[9]。
[57]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
[58]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第81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59]同[58],第81~85页。
[60]同[5]b。
[61]张家口地区博物馆:《河北阳原桑干河南岸考古调查简报》,《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
[62]陈光:《西周燕国文化初论》,见《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第363~397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
[63]段宏振、任涛:《河北易县七里庄遗址发现大量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8日第二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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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Fengxi Archaeological Team, IA, CASS. 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J]. 考古学报,1980(04):57-102+135-146.
[4] 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拭掘简报[J]. 考古,1966(01):5-6+20-25.
[5] 段宏振, 任涛. 河北易县七里庄遗址发现大量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N].中国文物报,2006-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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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

[1] 蒋刚, 赵明星, 李嫒. 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时期墓葬遗存的再认识[J]. 华夏考古,2012(03):57-63+68.[2] 胡保华. 中国北方出土先秦时期铜矛研究[D].吉林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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