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时期墓葬遗存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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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刚 赵明星 李嫒
【关键词】京津唐地区 墓葬 围坊三期文化
【出版日期】2012-09-25
【摘要】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墓葬遗存从早商三期偏晚延续到西周初年,文化性质属于围坊三期文化。这批墓葬遗存的文化内涵和器物组合表明,围坊三期文化居民与商文化关系较为疏远,与先周文化关系密切。围坊三期文化与大坨头文化一脉相承,在埋葬习俗上始终保持着自己民族的服饰习惯、审美观念及宗教信仰。
【刊名】华夏考古

多年来,在京津唐地区的平谷刘家河[1]、滦县后迁义[2]、遵化西三里村[3]、卢龙东阚各庄[4]、蓟县张家园[5]、滦县陈山头[6]、迁安马哨村[7]、小山东庄[8]等处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属于晚商西周时期的墓葬遗存。由于这些墓葬遗存中多随葬有鼎、簋等中原系青铜器,同时还有臂钏式铜耳环等典型的北方系青铜器,所以受到学界的广泛注意。但是,关于这些墓葬的年代以及文化性质,学界一直存在较多争议。其中,关于刘家河墓葬的文化属性,有人认为是商墓[9],还有人认为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10]。由于刘家河墓葬年代和地理位置都在围坊三期文化的范围内,出土商式铜器组合随意,不具规律性,所以,已有学者指出,刘家河墓葬应该属于围坊三期文化[11]。其他各处墓葬随葬器物内涵十分相似,所以一般都认为其文化性质相同。但是,有将其文化属性归属于围坊三期文化的[12],也有将其归属张家园上层文化的[13]。近年出版的《镇江营与塔照》[14]以及滦县后迁义墓葬的发掘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可能。

一、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墓葬遗存的分期、年代及性质

为了研究的方便,先把这些墓葬遗存出土器物统计如下。(表一)表一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墓葬登记表编号遗址点青铜容器青铜工具武器其他金属器陶器及其他年代1刘家河方鼎2、圆鼎3、鬲1、甗1、爵1、卣1、罍1、瓿1、盉2、盘2钺1铜人面饰5、圆泡饰3、蟾蜍形泡饰4、蛙形泡饰2、当卢1,金臂钏2、喇叭形金耳环1、金笄1、金箔残片玉斧1、柄1、璜1,绿松石珠9,平纹麻布早商文化第三期偏晚至晚商早期2后迁义M7铜耳坠2、项圈1陶鬲1、敛口钵4,绿松石珠项链13后迁义M8铜耳坠1陶敛口钵14西三里村陶鬲1、敛口钵3、盂1晚商早期5后迁义M3臂钏式铜耳环1陶鬲1、敛口钵2,羊肩胛骨16后迁义M4陶敛口钵5、罐1、网坠1,殉葬牛、羊头各17后迁义M6盆鼎3、盆形簋1、管銎斧1、弓形器1、臂钏式铜耳环2,金箔片陶鬲1、敛口钵2,绿松石珠项链1,殉葬牛头7晚商晚期偏早8张家园M4鬲鼎1、带耳簋1臂钏式金耳环29张家园M2盆鼎1陶纺轮110张家园M3盆鼎1、乳钉纹簋1臂钏式金耳环211张家园M1臂钏式金耳环2绿松石112后迁义M2盆鼎2臂钏式金耳环1陶鬲1、敛口钵2,玉玦1,殉葬牛头1、羊头313后迁义M5鼎1、乳钉纹簋1镜2臂钏式金耳环2陶鬲1、敛口钵2、网坠1,绿松石项链1,殉葬牛、羊头各214小山东庄盆鼎2、带耳簋1啄戈1、有銎戈1、管銎钺1、斧3喇叭形铜耳环1,金臂钏2、臂钏式金耳环1,绿松石串珠35颗陶鬲4、敛口钵815马哨村罐形鼎1、带耳簋1鬲2、敛口钵116陈山头盆鼎1、乳钉纹簋1管銎斧1、弓形器117东阚各庄鬲鼎1、乳钉纹簋1弓形器1金臂钏2晚商晚期偏晚到周初由于这些墓葬均没有叠压打破关系,给分期带来了困难。后迁义遗址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墓葬遗存,而且这些墓葬基本上都有陶鬲、陶钵随葬,陶鬲和陶钵形态也有较为明显的变化。张文瑞先生依据后迁义遗址墓葬出土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将后迁义遗址出土墓葬分为早、中、晚三段:早段以99M7、M8为代表,中段以99M3、M4、M6为代表,晚段以01M2、99M5为代表[15],可从。遵化西三里村墓葬出土陶鬲,近口沿有花边、鼓腹、最大腹径居中等特征与后迁义99M7∶1陶鬲相似,年代大体相当。滦县陈山头出土乳钉纹铜簋,平沿外侈、深腹高圈足等特征与后迁义99M5∶4乳钉纹铜簋相似,年代大体相当。迁安马哨村出土陶鬲近折沿,最大腹径靠上等特征与后迁义01M2∶1陶鬲相似;迁安马哨村出土陶钵敛口,腹斜收程度较大与后迁义99M5∶3陶钵相似,年代大体相当。迁安小山东庄[16]QXM1∶14陶鬲,深腹、腹最大径靠上等特征与后迁义01M2∶1相似;迁安小山东庄QXM1∶18陶钵,敛口、腹斜收程度较大与后迁义01M2∶2相似,年代大体相当。卢龙东阚各庄M1∶2乳钉纹簋,盆形、高圈足等特征与后迁义99M5∶4乳钉纹簋和滦县陈山头出土乳钉纹铜簋相似,年代大体相当。张家园M3∶2乳钉纹铜簋,高圈足等特征与后迁义99M5∶4乳钉纹铜簋相似;张家园M2∶1铜鼎,盆形、立耳、柱足等特征与后迁义01M2∶4铜鼎相似;张家园M4双耳簋特征与迁安马哨村出土双耳簋相似;张家园M1出土金耳环与张家园M3∶3金耳环相似。由此可见,张家园M1、M2、M3、M4与后迁义01M2、99M5的年代大体相当。据此,本文将所有墓葬分为4组。(图一)第1组,只有平谷刘家河墓葬。第2组,包括后迁义99M7、M8,遵化西三里村。第3组,包括后迁义99M3、M4、M6。第4组,包括后迁义01M2、99M5,滦县陈山头、迁安马哨村、迁安小山东庄、张家园M1、M4、M2、M3,卢龙东阚各庄。关于第1组刘家河墓葬的年代,学界存在分歧,有认为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下限不晚于殷墟一期[17],有认为相当于殷墟第一期[18]或殷墟第二期[19],有认为在二里岗以后,或者不超过殷墟中期[20]。这座墓葬出土铜容器形制上的时代差异较大,锥形足甗、平底斝、袋足盉等铜器在形制上可以早到二里岗偏晚时期,其中爵为卵形腹、三棱尖角实足,体现出的时代特征最晚,大概相当于邹衡先生商文化分期体系[21]中的殷墟一期。考虑到这座墓葬随葬铜器之间的年代差异较大,这些铜容器可能是墓主先辈留传之物,所以,墓葬下葬的实际年代可能比殷墟一期还晚。由此来看,将这座墓葬定在殷墟一期或殷墟二期都是合理的,即相当于早商文化第三期偏晚至晚商早期[22]。第2组墓葬中没有发现中原系铜容器,我们先来讨论第3组。在第3组中,只有后迁义99M6伴出有中原系青铜容器,给我们断代提供了可能。后迁义99M6∶4蝉纹盆形簋和后迁义99M6∶5蝉纹鼎与妇好墓[23]出土蝉纹盆形簋(小屯M5∶848)和蝉纹鼎(小屯M5∶757)相似,前者簋圈足起台,鼎耳微外撇,鼎口微内敛,时代可能略晚。后迁义99M6∶7圆泡纹鼎与小屯M18[24]的同类鼎(小屯M18∶12)相似。后迁义99M6∶6盆形鼎与安阳戚家庄M269∶39[25]盆形鼎相似。妇好墓和小屯M18属于朱凤瀚先生铜器分期中的殷墟二期II段[26],戚家庄M269属于朱凤瀚先生铜器分期中的殷墟三期I段[27]。把第3组的年代定为殷墟二期偏晚到殷墟三期大致不误,即大体相当于晚商晚期偏早阶段。朱凤瀚先生将属于第4组的卢龙东阚各庄墓年代定为他铜器分期中的殷墟铜器三期II阶段[28]。第4组的张家园M3∶2乳钉纹簋,盆形、高圈足,张家园M4∶1鬲鼎在形制上都可以晚到西周早期偏早[29]。第4组的后迁义M5出土乳丁纹簋与张家坡M54∶1簋[30]相似,后者年代为周初。滦县陈山头村出土的乳钉纹簋与张家坡M106∶1[31]相似,后者年代为周初。所以,把第4组的年代定为殷墟四期到周初是合适的,即大体相当于晚商晚期偏晚至周初。由此我们可以将第2组的年代推定为殷墟一期到殷墟二期偏早,即大体相当于晚商早期。关于这批墓葬的文化性质,一种意见认为属于围坊三期文化,另一种认为属于张家园上层文化。我们认为,必须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搞清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时期的整体文化格局,才能准确的认识这批墓葬遗存的文化性质。通过对京津唐地区商周遗存的全面研究表明[32],围坊三期文化大体以永定河为界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东边以围坊遗址[33]为代表,可以叫围坊类型,西边以塔照遗址[34]为代表,可以叫塔照类型。张家园上层文化也大体以永定河为界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东边以张家园遗址[35]为代表,可以叫张家园类型,西边以镇江营遗址[36]为图一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墓葬遗存分组图1.青铜容器(刘家河墓葬出土)2.金耳环(刘家河墓葬出土)3.金臂钏(刘家河墓葬出土)4.泡饰(刘家河墓葬出土)5.绿松石(刘家河墓葬出土)6.陶钵(后迁义99M7∶3)7.陶钵(后迁义99M7∶6)8.陶钵(后迁义99M7∶4)9.陶鬲(后迁义99M7∶1)10.青铜鼎(后迁义99M6∶5)11.青铜鼎(后迁义99M6∶7)12.青铜簋(后迁义99M6∶4)13.青铜弓形器(后迁义99M6∶11)14.青铜管銎斧(后迁义99M6∶9)15.陶钵(后迁义99M6∶3)16.陶鬲(后迁义99M6∶1)17.铜泡(后迁义99M6∶8)18.金耳环(后迁义99M6∶10)19.陶钵(后迁义99M6∶4)20.青铜鼎(张家园87M4∶1)21.青铜鼎(张家园87M3∶1)22.青铜簋(张家园87M4∶2)23.青铜簋(张家园87M3∶2)24.青铜斧(小山东庄QXM1∶25)25.青铜臂钏(张家园87M4∶3)26.青铜啄戈(小山东庄QXM1∶6)27.陶钵(马哨村)28.陶鬲(马哨村)29.铜耳环(小山东庄QXM1∶11)30.管銎钺(小山东庄QXM1∶5)31.管銎戈(小山东庄QXM1∶9)32.陶钵(小山东庄QXM1∶8)33.陶鬲(马哨村)代表,可以叫镇江营类型。大约在晚商晚期,永定河以西的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就开始逐渐蜕变成最早的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之后逐渐向东发展,并形成一个新的地域类型即张家园上层文化张家园类型。目前在永定河以东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张家园类型的遗存中一般都伴出有西周早期周文化因素,由此可见,张家园上层文化是在西周早期才由永定河以西地区发展到永定河以东地区。前面的分析表明,这些墓葬遗存基本都位于永定河以东,尤其是的滦县后迁义遗址西距永定河已经很远,而后迁义遗址中的墓葬年代可以早到晚商晚期甚至晚商早期,由此可见,在张家园上层文化来到永定河以东之前,这批墓葬遗存就已经在永定河以东地区存在了。所以,将这些墓葬遗存归为张家园上层文化在年代和空间位置上都是矛盾的。此外,这些墓葬中多数随葬有铜臂钏式耳环,这种耳环与平谷刘家河墓葬出土的臂钏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二者在装饰传统上明显具有一致性。由此来看,这些墓葬的文化属性和刘家河墓葬的文化属性是一致的。刘绪等学者通过对刘家河墓葬的年代、地理位置以及文化特征等分析后认为,刘家河墓葬的文化属性应当归于围坊三期文化[37],所以,将这批墓葬遗存归属于围坊三期文化是比较合理的。最后,在后迁义遗址不仅发现了上述的墓葬遗存,还存在数量较多的围坊三期文化居址遗存,这也为将这批墓葬遗存归属于围坊三期文化提供了间接的证据。

二、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墓葬遗存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从表一和图一来看,刘家河墓葬出土的中原系铜容器具有如下两个特点:1.时代差别较大,非同时代产物。2.组合不具规律性,显得较为随意,不与商人重视酒器组合的传统相类。这两个特点表明,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居民可能没有接受中原商人以爵、觚搭配为主的青铜容器组合随葬为表征的礼制信仰,他们只是把这些铜器当成奢侈品,而且这些奢侈品还可能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累积形成的。一并随葬的较多的泡饰和耳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些饰品的存在可能表明了墓主真实的族群认同和审美观念。由此来看,将这座墓葬推定为商人墓葬[38]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将其归为围坊三期文化[39],无论是在这座墓葬的时代、地理位置以及总体文化特征等方面都是比较吻合的。从这些墓葬材料来看,围坊三期文化虽然与晚商文化比邻,但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甚小,围坊三期居民始终没有接受商人以爵、觚为主要搭配的青铜容器组合随葬所表征的礼制信仰。不单墓葬表现出商文化对围坊三期文化影响甚小,就居址而言,我们也只在涞水渐村[40]、房山塔照等属于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的居址中发现有少量假腹豆、有铤双翼青铜镞(图二)等商文化因素。在蓟县围坊、滦县后迁义[41]等属于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的居址中至今几乎不见商文化因素。图二围坊三期文化中的商文化因素1.假腹豆(塔照FTH84∶4)2.假腹豆(渐村T9③∶4)3.青铜镞(塔照FTT3411④∶1)从晚商晚期偏早阶段开始,在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居民(贵族)中开始出现鼎、簋等为组合的青铜容器随葬;进入晚商晚期偏晚时候,随葬鼎、簋青铜容器组合的墓葬越来越普遍,似乎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葬制。已有的研究表明,以鼎、簋等食器为主要组合的青铜容器随葬是周人典型的礼制信仰,而且早在先周时期就开始形成[42]。另外,乳钉纹簋也是典型的周人文化传统,在这些墓葬中,越是晚期,随葬乳钉纹簋越普遍。由此可见,围坊三期文化的居民(至少是上层贵族)从晚商晚期开始就受到了周文化的强烈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越明显、越强烈。最后,围坊三期文化的居民(至少是上层贵族)充分的认同、吸收、继承了这种礼制信仰。从现有的墓葬材料来看,大约在晚商早、晚期之际或稍晚时期,围坊三期文化居民(至少是上层贵族)在精神层面上可能曾经发生过一次变革。这次变革的直接原因可能就是周文化因素的进入。其实,已有学者指出,通过花边鬲、凹沿鬲、俯身葬等文化现象,明显可以看出,围坊三期文化和先周文化的联系[43],而且这种联系可能是族群迁徙的结果,这在图三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墓葬出土陶器与大坨头文化陶器对比图1.后迁义01H17∶4 2.古冶T2③∶76 3.后迁义01H19∶1 4.张家园65F4∶15.张家园79T2②∶2 6.东干各庄采∶48 7.后迁义99M7∶1 8.后迁义99M6∶19.马哨村出土10.99后迁义M7∶3 11.后迁义M7∶6 12.后迁义M7∶4金文中也有明确反映[44]。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先周文化与围坊三期文化的这种文化联系的路线很可能是关中-陕北-晋中-冀西北-京津唐地区。比如陕北的“石楼类型铜器”在晚商时期出现了以乳钉纹青铜簋为代表的较多的先周文化因素,而且鼎、簋组合的周人礼制传统随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增多[45]。在晋中的杏花墓地[46]中还出现了数量较多的典型的周人瘪裆联裆鬲。灵石旌介墓葬[47]也出现了羽状纹三角援戈等先周文化铜器类型。从这些墓葬出土器物以及葬俗上还可以看出,围坊三期文化与大坨头文化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这些墓葬中随葬的鬲、钵等陶器与大坨头文化同类器十分相似(图三),由此可见,围坊三期文化居民用这种陶鬲、钵随葬可能表明了他们的族群认同。滦县后迁义M5用牛、羊头殉牲也与属于大坨头文化的房山塔照FTM6[48]用动物头殉牲一脉相承,臂钏和耳环从早到晚始终普遍存在。这些现象表明,围坊三期文化的居民在埋葬习俗上始终保持着自己民族的服饰习惯、审美观念及宗教信仰。当然用牛、羊头殉牲的丧葬习俗还表明了围坊三期文化居民经济生活中对牛、羊等牲畜的依赖和重视。

三、结语

前文我们从时、空以及文化内涵等方面对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墓葬遗存进行了详细讨论,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大体可以归纳成如下几点:

1.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墓葬遗存大体可以分成四个年代组,年代从早商三期偏晚一直延续到西周初年。
2.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墓葬遗存文化性质应该属于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
3.这些墓葬随葬器物及组合表明,比邻的商文化对围坊三期文化居民的影响甚小。相距遥远的先周文化对围坊三期文化居民的影响很大,围坊三期文化居民后来接受了周人以鼎、簋等青铜食器为主要组合随葬为表征的礼制信仰。
4.围坊三期文化与大坨头文化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围坊三期文化的居民在埋葬习俗上始终保持着自己民族的服饰习惯、审美观念及宗教信仰。

[1]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11).[2]张文瑞.冀东地区龙山及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3]刘震.河北遵化县发现一座商代墓葬.考古,1995,(5).[4]唐云明.河北境内几处商代文化遗存记略.考古学集刊(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5]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4).[6]孟昭勇,赵立国.河北滦县出土晚商青铜器.考古,1994,(4).[7]a.尹小燕.迁安县发现商代器物.文物春秋,1996,(1).b.李宗山,尹晓燕.河北省迁安县出土两件商代铜器.文物,1995,(6).[8]唐山市文物管理处,迁安县文物管理所.河北迁安县小山东庄西周时期墓葬.考古,1997,(4).[9]同[1].[10]杜金鹏.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与商代燕国.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211~217.[11]刘绪,赵福生.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与刘家河M1的属性.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46~152.[12]韩嘉谷,纪烈敏.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综述.考古,1993,(4).[13]梁宝玲.论张家园墓地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北方文物,2001,(2).[1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5]同[2].[16]小山东庄QXM1∶4附耳铜鼎时代较晚,明显与其他出土品不是同时代产物。张文瑞通过对小山东庄发表的敛口罐即钵的分析后认为,其他出土品也不是同一座墓葬所处,至少有两座墓葬。参看注释[2]。[17]同[1].[18]a.李伯谦.张家园上层类型若干问题研究.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143~157.b.同[10].c.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655.d.同[11].[19]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33~270.[20]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北方考古研究(四).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272~293.[21]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9~86.[22]本文商代商文化采用邹衡先生早、晚商文化的划分意见(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89~170),早商文化的分期采用王立新先生的意见(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殷墟晚商文化的分期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安阳考古队四期的划分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25~39),并将其中一、二期称为晚商早期,三、四期称为晚商晚期)。[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4).[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1991,(5).[26]同[18]c:632.[27]同[18]c:636.[28]同[18]c:655.[29]同[18]c:793.[30]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67年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4).[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1~1962年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84,(9).[32]蒋刚,王志刚.关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再认识.考古,2010,(5).[33]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10).[34]同[14].[35]a.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b.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8).c.同[5].[36]同[14].[37]同[11].[38]同[1].(下转66页)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时期墓葬遗存的再认识@蒋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400715 @赵明星$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郑州市450002 @李嫒$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市400047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墓葬遗存从早商三期偏晚延续到西周初年,文化性质属于围坊三期文化。这批墓葬遗存的文化内涵和器物组合表明,围坊三期文化居民与商文化关系较为疏远,与先周文化关系密切。围坊三期文化与大坨头文化一脉相承,在埋葬习俗上始终保持着自己民族的服饰习惯、审美观念及宗教信仰。京津唐地区;;墓葬;;围坊三期文化[1]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11). [2]张文瑞.冀东地区龙山及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3]刘震.河北遵化县发现一座商代墓葬.考古,1995,(5). [4]唐云明.河北境内几处商代文化遗存记略.考古学集刊(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4). [6]孟昭勇,赵立国.河北滦县出土晚商青铜器.考古,1994,(4). [7]a.尹小燕.迁安县发现商代器物.文物春秋,1996,(1).b.李宗山,尹晓燕.河北省迁安县出土两件商代铜器.文物,1995,(6). [8]唐山市文物管理处,迁安县文物管理所.河北迁安县小山东庄西周时期墓葬.考古,1997,(4). [9]同[1]. [10]杜金鹏.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与商代燕国.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211~217. [11]刘绪,赵福生.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与刘家河M1的属性.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46~152. [12]韩嘉谷,纪烈敏.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综述.考古,1993,(4). [13]梁宝玲.论张家园墓地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北方文物,2001,(2). [1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15]同[2]. [16]小山东庄QXM1∶4附耳铜鼎时代较晚,明显与其他出土品不是同时代产物。张文瑞通过对小山东庄发表的敛口罐即钵的分析后认为,其他出土品也不是同一座墓葬所处,至少有两座墓葬。参看注释[2]。 [17]同[1]. [18]a.李伯谦.张家园上层类型若干问题研究.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143~157.b.同[10].c.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655.d.同[11]. [19]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33~270. [20]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北方考古研究(四).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272~293. [21]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9~86. [22]本文商代商文化采用邹衡先生早、晚商文化的划分意见(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89~170),早商文化的分期采用王立新先生的意见(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殷墟晚商文化的分期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安阳考古队四期的划分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25~39),并将其中一、二期称为晚商早期,三、四期称为晚商晚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4).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1991,(5). [26]同[18]c:632. [27]同[18]c:636. [28]同[18]c:655. [29]同[18]c:793. [30]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67年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4).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1~1962年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84,(9). [32]蒋刚,王志刚.关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再认识.考古,2010,(5). [33]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10). [34]同[14]. [35]a.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b.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8).c.同[5]. [36]同[14]. [37]同[11]. [38]同[1]. [39]同[11]. [4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涞水渐村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增刊. [41]同[2]. [42]a.杜正胜.从三代墓葬看中原礼制的传承与创新——兼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220~226.b.张天恩.关中地区商代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217. [43]同[12]. [44]林沄.释史墙盘铭中的“逖髟”.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74~183. [45]蒋刚,杨建华.陕北、晋西北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遗存的组合研究.文物世界,2007,(1). [46]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47]a.戴尊德.陕西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和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1980.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11).c.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旌介商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48]同[14].

参考文献

[1] 蒋刚, 王志刚. 关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再认识[J]. 考古,2010(05):2+69-80.[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十年研究成果展览[J]. 考古,1991(01):66-68.[3] The Fengxi Archaeological Team, IA, CASS. 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J]. 考古学报,1980(04):57-102+135-146.[4] 赵永福. 1961—62年沣西发掘简报[J]. 考古,1984(09):18-23+100-101.[5] 韩嘉谷, 纪烈敏. 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综述[J]. 考古,1993(04):8+69-78.[6] 孟昭永, 赵立国. 河北滦县出土晚商青铜器[J]. 考古,1994(04):90.[7] 梁宝玲. 论张家园墓地的年代和文化属性[J]. 北方文物,2001(02):17-23.[8] 蒋刚, 王志刚. 关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医上层文化的再认识[J]. 考古,2010(5):67-78.[9] 李经汉, 梁宝玲. 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1983(10):15-31+99-101.[10] 蒋刚, 杨建华. 陕北、晋西北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遗存的组合研究[J]. 文物世界,2007(01):13-21.[11] 刘震. 河北遵化县发现一座商代墓葬[J]. 考古,1995(05):88.[12] 纪烈敏, 张俊生. 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J]. 考古,1993(04):25-37+104.[13] 尹小燕. 迁安县发现商代器物[J]. 文物春秋,1996(01):89-90.[14] 李宗山, 尹晓燕. 河北省迁安县出土两件商代铜器[J]. 文物,1995(06):90-91.[15] 李经汉. 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J]. 考古,1984(08):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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