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县张家园商周遗存的族属问题

【作者】 史广峰 边质洁
【出版日期】2002-08-25
【刊名】文物春秋

商、周时期,在今天津市的蓟县山地地区,土著部落一直十分活跃,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近年来,天津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蓟县张家园、邦均及宝坻县牛道口、歇马台等遗址,整理了蓟县围坊遗址的发掘材料,丰富了过去称作夏家店下层文化南燕类型的张家园下层(以遗址第四层为代表)类型遗存和张家园最先发现的张家园(以遗址第三层为代表)类型遗存的内涵。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张家园上、下层文化类型以及连接这两个类型的围坊三期遗存,代表了天津地区上承龙山、下迄春秋的全部发展过程。这是一支土著系统文化,在当地古文化发展中居主导地位。这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相邻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与燕山以北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但始终保持着滋生的文化传统,拥有独具特色的器物群,并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可寻。〔1〕然而有关这支文化的族属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甚至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故对其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探讨,不论对于考古学还是民族史的研究,都显得颇为必要。

以前,学术界曾将这支文化归入夏家店下层文化,然而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其各种遗迹、遗物群,乃至文化的渊源和归宿,都异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至围坊第三期及张家园上层类型,与辽西地区的魏营子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相比较,区别就显得更为明显。考古材料表明,这支文化的分布范围南到拒马河流域,燕国都城琉璃河古城在它的包围之中。有的学者推测:“根据文化的性质、年代和分布范围判断,这支文化应当是西周和春秋时期活跃在燕山地区的山戎文化,天津一带则应与无终国有关。”〔2〕近年来,也有学者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进行推测,认为“天津张家园遗址、辽西喀左遗址所出周初青铜器的形制及特征表明,商、周之际,这块地区曾经为殷商王朝的统治区。周初随着西周王朝政治、军事势力的进入,使该片地区的考古文化深受西周文化的影响,从而使其文化内涵更加复杂化。然而据以上分析,周初肃慎等族居地恰在此范围之内,这无疑为探讨西周早期肃慎等族的古代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3〕笔者认为,以上说法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存在若干重要的疑难和症结,故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必有利于澄清历史是非,从而将该问题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首先,将该支文化与无终国相联系,显然不妥。无终的历史,先秦时期的文献屡有记载。《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戎。”《左传》襄公十一年说:“晋侯使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春秋》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从以上记载可知,春秋时期无终与晋国交往最为频繁。据清代学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考证,无终初在今山西太原东,后徙于今河北玉田县接蓟县境。至于无终此次迁徙的时间,虽无确凿年代,但从以上材料看,至少春秋时期无终的居地还应在今山西太原一带。事实上,先商时期无终之地当颇为辽阔。《诗·商颂·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有的学者说:“海外指山东半岛之外,亦即从‘有穹’到‘无穹’。‘无穹’指北方广远之地。……‘无终’即‘无穹’。《史记·赵世家》说赵武灵王‘随之代,北至无穹’。北方貉族以北,辽阔无边,俱属‘无穹’之地。”〔4〕可见,早在先商时期,商族的势力已远达无终之地,他们之间已有颇为频繁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和文化交流。商、周之际,其居地大致仍不固定,过着“逐水草迁徙”〔5〕的生活。春秋中晚期,晋国采取了和戎的政策,无终同华夏族在和平交往中逐步融合到一起了。因此,我们认为,蓟县商、周文化遗存似难以与无终对号入座。

其次,将蓟县商、周之际文化遗存同肃慎相联系,似也难以在考古学和古代文献方面找到可靠的证据。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关于肃慎的记载较少,其中,《国语·鲁语下》记载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孔子的话:“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矢、石,其长尺有咫。”在周初大分封时,武王还曾将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使无忘服也”。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其对周初史事的追述自当所出有据。韦昭注:“,镞也,以石为之。”显然,周初肃慎氏尚未建立起国家,还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从考古学上讲,他们大体上还处于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左传》昭公九年儋桓伯追述周初史事时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以上材料告诉我们,早在周初,周族就与肃慎有过来往,肃慎氏很早就臣服于周王朝,向周王朝贡纳方物。并且肃慎与燕亳并举,则二者地望当相去不远。史籍常常把肃慎和矢一并叙述,说明其以喜使马、好射猎为特征。他们处在原始狩猎经济时期,善于造箭、射箭,用于征战、狩猎和防身,所以也成了肃慎向中原地区进贡的贡品。但是,蓟县张家园商、周遗存所反映的当地的经济生活为农耕经济为主、农牧兼营的复合经济体系。1965年考古工作者对蓟县张家园遗址进行了试掘,1979年和1987年又进行了两次发掘。〔6〕1987年在下层堆积中发现半地穴式房址一座,平面呈椭圆形,长3.8、宽2.04、深1.96米,斜坡门道两侧有柱洞6个。1979年还发现袋形窖穴1个,口径0.8、底径1.2米左右,坑壁涂有1厘米厚的草拌泥,平整光洁。遗迹中最多的是小型圆竖窖穴,直径多在1-1.2米左右,个别的达2米。1987年发掘中见到这种窖穴15个。陶器除过去见到的敛口鼓腹鬲、束腰、盆、罐、钵、瓮外,又增加了簋、斗、尖底器等。在上层堆积中也发现房址1座,圆形浅穴,直径3.2-3.55米,有门道,长1.1米,室内有1柱洞。陶器除鬲、盆、罐、钵外,又增加了泥质灰陶簋。鬲仍以迭唇高裆柱足鬲为主,并有在直领外加一圈附加堆纹的高裆袋足鬲,具有西周文化早期特征的折沿浅腹矮足鬲也有发现。在遗址台地边缘的一处斜坡地层中,发现较多的鹿、马、猪、鸟、鱼、蚌的骸骨。总之,以上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天津蓟县张家园商、周遗存与文献所载周初肃慎氏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颇为明显的差别,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判定蓟县张家园商、周遗存的族属问题,还应结合所出考古材料及有关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张家园在1987年发现4座铜器墓,尽管随葬铜器具有商文化铜器的特征,但金耳环无疑系燕山地区土著文化所特有,因此,墓主人应是土著贵族,其所属考古文化,应是在年代上介于张家园上、下两层文化之间的围坊三期文化类型遗存。由此可知,蓟县张家园商、周遗存并非商、周民族的文化,而是受商、周文化影响颇深的北方土著民族的考古文化。《史记·匈奴列传》说,春秋时期“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春秋时期的这种民族地理格局应是从殷商、西周时期发展演变而来的。殷商时期,土方的活动屡见于甲骨文记载:“土方征于我二东鄙,灾二。”“土方侵我田十人。”(《合集》6057)土方曾是商王朝北方的敌对方国,其与殷商王朝之间的战争颇为频繁。今试举数例:

……土方出。(《合集》6381)
乙卯卜,贞,王土方征?(《合集》6442)
丁酉卜,贞,今载王共人五千征土方,受有佑?三月。(《合集》6409)
庚申卜,争贞:王循土方?(《合集》6390)
辛巳卜,争贞:今载王共人乎妇好伐土方,受有佑?五月。(《合集》6412)
戊午卜:贞:王从伐土方,受有……(《合集》6407)辛巳卜,
贞,今从伐土方,下、上若,受……(《合集》6418)
贞:获?征土……
贞,弗其获?征土方。(《合集》6451)
贞,弗其土方?(《合集》6450)

经过多次征伐,土方曾归顺商王朝,并对商王有所佑助。
贞:我受土方佑?(《合集》8479)
贞:弗其受土方佑?(《合集》8481)

有的学者曾经考证说,殷商时期的土方在今河北省北部一带,具体而论,商代土方可能主要活动于今北京市以北或以西的燕山南北地带,并进一步推测卜辞中的土方可能就是拓跋氏的后裔。〔7〕这种说法确有一定的道理。《魏书·序记》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丁山先生据此认为:“拓跋氏即为‘土后’音讹,土后殆亦土方语变矣。”〔8〕根据以上考证则可以推断,早在殷商时期,以后发展演变为拓跋鲜卑族的土方即长期在此地区活动,并且很早就与中原的殷商王朝频频发生过极为密切的联系。中原地区的青铜制作技术被其广泛地加以吸收,中原地区的文化也不断地在该区域得以传播,所以蓟县张家园商、周遗存中随葬的铜器皆具有商文化铜器的特征自然不足为怪。与此同时,蓟县张家园商、周遗存的文化特征又具有颇为鲜明的地方性特色,也表明这是一支深受殷商和西周文化影响的土著文化。鲜卑族于西周时期的活动,文献记载中不多见。《国语·晋语八》说:“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设望表,与鲜卑守燎。”这则材料颇为重要。以前,有的学者曾怀疑此鲜卑为“鲜牟”之讹,但今天看来,此种怀疑并没有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能否定这则记载的重要史料价值。由此可知,迄西周王朝初年,鲜卑仍长期与周王朝和平相处,并且与西周王朝南土大国楚一起在周成王举行的盟会上为周天子守燎。自然,西周青铜文明也因此得以在遥远的北土地区传播和发展。

总之,从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学材料分析,我们认为,天津蓟县张家园商、周文化遗存很有可能与早期的鲜卑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蓟县张家园商周遗存的族属问题@史广峰$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边质洁$河北省博物馆

〔1〕〔2〕天津市历史博物馆:《1979-1989年天津市文物考古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
〔3〕周书灿:《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第136-13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4〕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56页,巴蜀书社,1992年。
〔5〕《史记·匈奴列传》。
〔6〕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8期。
〔7〕参见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第325-32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8〕《商周史料考证》第783页,中华书局,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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