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巫闾山曾是辽东辽西文化分界线

秦汉以前,辽西农耕发达,辽东渔猎为主
2018年01月22日 11:15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王岩頔

核心提示

近日,辽宁省著名考古学家王绵厚提出,从考古学、民族学来看,医巫闾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辽东、辽西两大文化区域的分界线。在秦汉时期以前,以医巫闾山为界,东、西两边的先民生活方式、习俗各不相同,形成了各具鲜明特色的两大地域文化区。后来,随着国家统一,这种差异逐渐消失。

山系表现为文化的阻隔与分区
——医巫闾山一直是辽东辽西郡的分界线

“2000多年前,燕、秦、汉等朝代曾在辽宁地域设置了辽东郡和辽西郡。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并结合文献记载,两郡的分界线恰好就是今天的医巫闾山。”上周,面对记者的采访,辽宁省考古学家王绵厚如是说。他进一步解释道:“当时的天然界河——大辽水(今辽河),在古代并不是理想的郡界。选择医巫闾山作为郡界,其内在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医巫闾山山系是历史上辽东地区和辽西地区的文化分界线。正是医巫闾山的存在使得辽东和辽西产生了诸多文化差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区域文化。”

辽东和辽西是辽宁省的两个地理概念。按照王绵厚的说法,在数千年前,辽东辽西成为两个有明显差异的文化学概念,这种差别是如何形成的呢?

王绵厚解释说,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山系和水系在文化地域的形成上起到重要作用,水系更多表现为文化的起源和流传,而山系主要表现为文化的阻隔和分区,医巫闾山的作用正是这样。

王绵厚说:“早在新石器时代,辽西就诞生了高度发达的红山文化,之后又延续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两种文化的中心区都在医巫闾山以西的辽西地区; 而在医巫闾山东部的广大区域,同一时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青铜文化。我们从考古中发现,辽东的先民对灵石崇拜并留下了诸多巨构墓葬,我们称之为‘巨石文化’。”

王绵厚分析,文化的形成与交通有关。衣、食、住、行,在古代都有依托水源和河流等自然资源才能存在的特征。位于辽西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大凌河和老哈河流域,其分布的密度不小于现代村庄,这就证明了辽西的大凌河、老哈河水系推动了文明的传播,正是有了这些水系才使得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得以在辽西地区发展、繁荣。

王绵厚说:“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主要在辽西地区,北部越过西拉木伦河,南端可达渤海沿岸,东部达到医巫闾山脚下。其中的几处重要代表性遗址,如朝阳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阜新胡头沟、凌源三官甸以及朝阳市龙城区半拉山发现的红山文化积石冢,都分布在大凌河或其支流牤牛河流域。而在医巫闾山以东,除少数零星分布外,绝难见到红山文化遗址。”

谈及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王绵厚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3200年至3500年前后,这一时间的下限已经进入商、周之际,属于“燕亳方国”时期。

《左传》记载:“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史料证实,在西周初年,燕山以北的辽西存在着一个燕亳方国。王绵厚认为,燕亳文化也就是考古中所知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王绵厚说:“在这一时期,在东北地区有几个大的民族文化和方国分布。以医巫闾山为界,以西主要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区,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燕亳方国所代表的燕亳文化; 医巫闾山以东,则是经过松辽平原进入长白山文化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巨石文化,也就是秽貊(mò)、夫余、高句丽、肃慎和沃沮部族的文化区。”

辽东文化标志:巨石、火葬、素面陶
——秽貊族系崇拜“灵石”,渔猎为生

医巫闾山之所以被当作文化分界线,是因为东、西两部分先民的生活习俗有着巨大的差别。

王绵厚说:“民族谱系不同,生活习俗不同,代表的文化也不同。青铜时代的医巫闾山以西存在着燕亳方国和东胡人势力,燕亳方国后被东胡人取代;在医巫闾山以东,则一直是秽貊族系的栖息之地。”

考古证实,经过辽河平原北缘的高台山文化的过渡区后,便是辽东地区的秽貊族系的巨石文化。秽貊族系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末开始就出现在这一地区。王绵厚表示,从整个青铜时代到战国、秦汉时期,秽貊族系一直保持着巨石文化这种文化标志。

秽貊族系又称貊族,生活在医巫闾山以东。在考古中,曾发现了众多的貊族大石棚、大石盖墓遗迹,故而其文化又被称为巨石文化。“巨石文化可以说是围绕辽东的‘二江’‘二河’发展起来的。二江指的是鸭绿江、浑江;二河指的是太子河、浑河支流苏子河上游。这片区域以遍布的青铜时代的积石墓、石棚、石盖墓、石棺墓和辽东系青铜短剑为其主要考古学文化特征,也就是汉代及之前的辽东貊族文化的遗存。”王绵厚说。

记者了解到,大石盖墓指的是以石块砌筑墓壁,上覆以大盖石的墓葬,盖石大于墓坑,并多裸露于地上。这是青铜时代辽东貊族墓葬形式的典型代表,在辽东非常有代表性,在历年的考古中多次被发现。墓中经常发掘到各式青铜器皿,如青铜短剑、青铜矛、铜斧等。

辽东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就是巨石崇拜传统。这一现象从考古民俗学的角度看,早在青铜时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

“遍布辽东的大石棚就是代表。”王绵厚说,“鞍山海城、营口盖州等地都有石棚。经考古调查,我们发现除部分石棚具有墓葬功能以外,石棚最突出的功能是信仰功能。特别是2006年在桓仁满族自治县发现的大恩堡石柱子,证明其并非自然立石,而是人工埋入地下数米的条状巨石,在这种巨石遗址下,甚至清理出汉代的五铢钱,说明直到汉朝,这里的秽貊族系仍保持着‘灵石’祭祀的习俗,是巨石崇拜。”

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厅,记者看到大石棚模型,为三面立石板,一面开口,尤为醒目的是,顶盖特别宽而长,形如石房,更似棚厦,故名“大石棚”。大多诞生于距今约2500年至3000年的青铜时代,石棚大小代表着当地部族权势的大小。巨型石棚多高耸于山冈之上,四周开阔,十分醒目。因其特征显著,这一词语已被用作地名,盖州市有大石棚、小石棚等乡镇。

王绵厚说:“在一些墓中,我们还发现一个重要的考古学现象——人骨均经火烧,即在埋葬之前,遗体要经过火烧,可见貊族还有火葬的习俗,这种葬俗与红山文化区完全不同。火葬习俗正是秽貊族系的文化标志之一。在我省的抚顺、本溪、丹东等地都有类似的遗迹发现,火葬的情景在辽西的红山文化以及后来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绝难见到。”

据了解,在考古学上,最有标志意义的发现之一就是古人的聚落形态。王绵厚介绍,貊族的墓葬很多与居住址毗邻,如新宾满族自治县发现的大石盖墓就是毗邻居住址。在考古发现中,由石垣、土垣和土石混筑的山上居住址以及其他许多类型的居住址都发现了墓葬与居住址共存或相邻的现象。

另外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辽东文化区的陶器制作工艺,从出土的陶器看,多为素面,有夹砂和滑石粉的平底红褐陶壶、陶罐、陶钵等,有叠唇和多耳的特点,而在辽西文化区常见的三足器、彩绘图案在辽东绝难见到。而且这种样式的陶器在考古发现中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可见隐藏在这一稳固文化传统后面的内在因素,是其深刻的地域差别和族系渊源。

辽西文化特征:农耕发达,三足器丰富
——后被游牧文化取代

与辽东巨石文化同时期相对应的是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区。

据介绍,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分布于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的一支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因最早发现于赤峰市郊的夏家店遗址而得名。

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农耕为主要经济活动,农业生产工具发达,磨制、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具备,以磨制石器为主。其中,石铲十分多见,是最主要的一种农耕工具。同时,也有较为发达的青铜冶铸业。

有意思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遗址发现较多,十分密集,而墓葬发现却较少。这种文化盛行土葬和深葬,有木椁以及殉葬猪和狗的习俗。

考古发现,陶器中的三足器和神秘的陶器彩绘艺术十分有特色。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以灰黑陶为主,器形有鼎、鬲、甗(yǎn)、爵等三足器,盆、罐等平底器。但以三足器的发达为主要特点。

王绵厚说:“甗作为炊具直接与火接触,如三足陶甗,是一种蒸器,上部是一个深腹的盆形,下部是三袋足。从实用角度看,三个实足加强了器物的稳定性,也增加了点火的空间,便于用强火蒸食物。这种三袋足器有不便携带的特点,这与长期定居生活相适应。而陶甗的大量使用,也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习俗就是蒸食,这也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农耕发达,普遍种植黍与粟有关。与早期的烧烤食物相比,蒸食更加健康。而在考古中,医巫闾山以东却少有这种三足器的发现。”

彩绘艺术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色之一,与辽东文化区的素面陶器不同。彩绘陶器是墓葬的随葬器物,花纹是在陶器上绘制,所用颜料以红、白两色相配使用。一般是在黑色陶器表面,用特殊工具绘上红、白两色,形成以陶器表面光亮的黑色为底,红、白两色相间的绘彩,黑、红、白三种色彩相配,十分美丽。花纹式样也十分丰富,有云纹、蛇、龟、龙、兽等动物纹样。图案设计和绘画技法都十分高超。

王绵厚介绍,这一时期辽西地区存在的燕亳方国,以农耕文化为主,时代与夏、商两朝相近,可谓是“与夏为伍的北土方国”,对燕山以南夏、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过重大历史作用。

3000年前,当医巫闾山被周朝封为镇山时,辽西地区的文化也渐渐发生改变,原来的农耕文化逐渐被草原游牧文化取代。当时南迁的东胡人来到这里,取代了原来的燕亳方国。东胡是游牧民族,狩猎、游牧是其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他们也是西汉之后出现的乌桓人与鲜卑人的祖先。

王绵厚说:“从考古发现上看,在发现燕亳文化时期围筑的石城以后,直至汉、魏、晋时期的近千年间,一直没有重要城邑发现。这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东胡族及其后裔乌桓和鲜卑在魏晋时期以前,仍处于无宫室、城郭的部落联盟阶段,还是一个游牧民族。”

考古发现,东胡人的墓葬中,马具、铜镞和一种骨板上常雕刻射猎武士和髡(kūn)发斗士的图案。在一些岩画中还发现了东胡人持弓狩猎的图案。东胡的这种文化被后裔所继承,汉魏时期的乌桓、鲜卑,在结合传入的中原汉文化之后,他们利用中原地区先进的金属锻造、弓矢加工和甲骑装具技术,打造出一支能征善战的骑兵队伍,使乌桓和鲜卑的骑射威力大大增强,驰骋塞外。

据 《三国志·魏书乌丸东夷传》记载:“米常仰中国”“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书中还记载:“数千部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由此可见,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人仍然不善农耕,粮食主要从中原购买,他们没有固定居住址,过着游牧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东胡是游牧民族,但他们没有向东越过医巫闾山,同时期在辽东地区活跃着的仍是秽貊诸族,秽貊族系仍以渔猎为生,生产力落后于辽西。

战国时期,辽东辽西和中原
——文化交流频繁,差异逐渐消失

王绵厚介绍,大约距今3000年前,燕亳方国开始被以游牧生活为主体的东胡族势力取代或驱逐,曾经强盛一时的燕亳方国,居民大部分被迫流迁向三个方向,一部分南迁融入燕山南北一带,成为后来西周燕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一部分迁往大凌河流域中下游,形成“魏营子文化”。也有少部分流向医巫闾山以东,融入辽东的秽貊等族系的青铜文化里面,形成新的文化共同体。

这种迁移带来了文化上的交流。

青铜时代的辽宁文化,以辽西地区的燕亳文化最为发达,并对辽东的文化产生影响,在辽东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部分三足器陶鬲等,就是燕亳文化对辽东地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证据,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单向的。

在燕亳文化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过素面的红陶壶和陶钵等器物,以及直筒形附横桥耳的陶鬲,这些都来自辽东地区。但是随着燕亳文化被东胡的草原游牧文化取代,辽西地区的文化渐渐处于弱势,辽东的文化影响增大,并逐渐跨过医巫闾山西进,使得辽西地区的陶器制作受到影响,由灰色变为红色,考古学上将其称为魏营子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当然这种变化也不仅仅是受到辽东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还受到来自中原其他地方文化的影响。

王绵厚认为,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末开始,到战国、秦汉时期,医巫闾山东、西两边的迥异文化同时存在了千年以上的时间。随着国家的统一,汉文化渐入辽海地区,并随着交通的发展,医巫闾山分界的影响渐趋式微,辽东、辽西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就如同巨石文化一样,很多文化上的差异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不见。

据先秦的甲骨卜辞和《左传》等史料记载,夏商时期,燕山以北存在一个古代方国,称为“燕亳方国”。其对应的区域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在的区域相同。

“燕亳方国”位于医巫闾山以西,有着自己的文化特征。从聚落形态上看,燕亳方国城址可分为高山型和高台型两种,均依山势、沿河流分布,形状多样,“不规则状”是主要特色。从建筑结构上看,方国多利用地形,以石墙砌筑。筑法有两种,一是用自然石块叠压式干插石筑法,二是两侧用石块砌筑,中间填充土石。多数山城两种筑法并用,有的附以堆土和土坯墙,有不规则的马面一类建筑,防卫功能突出。

在西周初年,大约距今3000年的时候,燕亳方国被东胡族势力取代。

记者/王岩頔
http://www.cssn.cn/gd/gd_rwdb/201801/t20180122_3823774_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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