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原文作者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教授。

第一部分

引言

齐桓公时期,周室衰微,天子的地位大大降低,势力严重削弱。而诸侯们带领军队,彼此之间连年征战。南夷和北狄也一次次对周王室发动战争,周王室的统治岌岌可危,可谓命悬一线。齐桓公对周王室所陷入的危机和夷狄的入侵感到忧心忡忡,他希望能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恢复周天子的尊崇地位。同时,也扩大自己所统治的疆域、提高自己的军事和社会地位,《管子》一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1]

所谓“文明”包括文化上具有内聚力、承担共同的命运、具有共同的起源等一系列内涵。人类似乎具有共同的经验,那就是,在文明的起源阶段,在属于这一文明的人群中尚为柔弱模糊的东西,一旦面对与他们有差异且属于不同范围内的人群的威胁时,这些东西就会逐渐凝聚得坚强而清晰有力。篱笆、城墙和田垄都会成为分界线,一个共同体可以凭此将一片区域圈定,作为自己的领土。一旦外来势力侵入,就有可能引发冲突威胁本地区的稳定,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导致统治的崩溃。

那么,毫无疑问,在“内”、“外”[2]人群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以及用来区分共同体的标准(这种标准不仅仅在于领土,也在于作为共同体存在理由的根本基础——包括信仰、民族、举止、共同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一种文明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基础之上的。虽然“隶属于”一个共同体的观念或许早在外界的挑战来临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外界挑战的现实才使共同体的成员敏锐地意识到了他们共同的疆域,并迫使他们明确文化之间的差异,引导他们增强心理和生理上的自卫能力。假如说所有的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在思想观念上需要保护自己,不仅仅要反对共同体本身的敌人,还要反对本文明的敌人——“野蛮人”(the barbarians)。我们所遇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需要不断探讨的最大课题之一,就是一种文明和它的敌人之间的对立。然而,边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仅仅是用作防御的。随着文明的扩大、需要探索的新空间的扩展、对更广阔的地理以及更高的文化水平的获得,边疆的含义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由于它们处于边缘地位而又至关重要,所以边疆经常成为灰色地域、游离空间。在这里,习以为常的惯例和准则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而新的价值观开始出现。在此意义上,对于边疆的研究,常常会将一种批判性的姿态推进到对于“共同体”(community)、“文化”(culture)或“文明”(civilization)等概念的确定上。

目前我所从事的这项课题是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早期历史的研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是更加充分地理解古代中国的关键,而且也是关于直到当前这个时代为止的、整个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大课题之一,它研究的是古代中国和草原游牧民族的对抗关系。而关于这一主题的蓝图规划,就如同太史公司马迁大约在公元前100年撰写的被称为“匈奴”的草原游牧民族的专题文章那样,是固定在汉代的历史文献之上的,这篇专题文章收录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司马迁在撰写北方历史时,首先认定或者说是假定,中国,即华夏民族,和居住在北方的各个外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一假定还仍然伴随着我们,反映在现在的观念中,那就是认为北部边疆地区总是以一系列对立面的存在为特征的——游牧者和定居者(放牧者和农耕者)、游牧部落和中原诸侯国、城市文明和好战的野蛮社会。

本书所探讨的一些主要问题都是关于隐藏在这些二元性因素背后的历史真实:草原游牧民族是如何以及何时出现在中国北部边缘地区的?被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称为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两种相对立的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的本原形式是什么?在最早的中国通史中,内亚的地理、政治和种族问题是如何成为被有意识地研究的一部分的?假定在这种关系中,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将文化和政治要素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北方各游牧民族和中国关系的历史背景就将会成为我们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在此,有两种现象特别重要:一是前帝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政治势力的对外扩张;二是帝国统一之后不久,匈奴族所建立的游牧帝国的出现。为了能够在中国历史的统一的观点模式中确定“北方”的含义,我们还需要研究司马迁所建构的文化模式,这一模式也被司马迁同时代的以及后代的人们所采用,以此来收集关于“北方”的信息。

探究这些问题的主要困难在于,早期中国历史虽然非常生动有趣,但它又是一个极富变化的研究领域。考古发掘中经常发现的新的文本和实物,会促使人们对于表面现象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由于发掘的实物极为丰富,而且考古学家会从各个方面提出诸多问题,因此伴随着种种新的可能性的诸多解释也会持续不断地涌现。因为各种历史叙述正在不断地遭到推翻,所以历史学家们在这种情况下也都手足无措。努力使考古学“叙述”和历史文本叙述相匹配是徒劳无益的,对于这两类根本就不具备内在相容性的历史证据来说,其作用往往是极为有限的。文本性的资料通常会有一种传统的继承性,而且总是经过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加工的;而实物性的证据,从总体上来说,又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对其解释和利用还有待于现代学者们的研究。然而,假如我们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集中在一起,形成一系列“文本”,这些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为我们提供有益的线索。这些来源截然不同的材料收集到一起之后,它们彼此之间会产生相互的“作用”,实质上这就可以使我们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发现其中可能具有的相似、类似以及交接点,经过一番逻辑处理,就能够制定出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些问题如果还存在的话,那么它们对于研究中国北疆地区就提供了更加令人信服的材料,在此作出的对于文化接触的分析也一定能够跨越更为巨大的地理区域和更为长久的历史时期。那些可供选择的探索问题的途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永远无法解决问题。恰恰相反,正是日益增加的证据本身,为我们提供了最激动人心的可能性,而且对分析材料的必要性进行的论证说明,脱离了现代西方评论界所说的中国古代传统所具有的幽闭狭隘性。这种传统已经牢固地把对于跨越中国北部边疆所进行的文化接触的分析圈定在“中国化”与“自然化”(也就是非文化化)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被分为两类,而很少出现“另类”:人要么被视作适合社会文化需要的人;要么被视作本性上异于常人、毫无希望而且根本不可能进行文明改造、因而命中注定要被排斥在文明之外的人,这样的人的生活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通常是不受欢迎的,甚至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以批判性的眼光来考察文化接触以及作为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各个种族间的差异的历史,其书写就必定具有极大的难度。实际上,北部边疆地区的历史常常被简单化地缩减为相互征服史的陈述,这种征服是在代表两种相反原则的民族之间进行的。

本书就是希望对这种狭隘的空间进行扩大,通过建立起可以将整个北部边疆历史联系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历史文本,而将这一历史放在文化史的高度。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本”并不是详尽无遗的,我也不打算只采用一种单一的叙述方式。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供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以期能够揭示出各种不同的阐释方式的可能性。因而,在此,我将本书彼此独立而又有内在关联的四部分内容作一下简单的介绍,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可以视做是对一个单独的边疆问题的研究。这四部分内容基本上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这样做,一部分是由于可获得的原始文献的类型所致,一部分是因为历史叙述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尽管这些文本(以及由这些文本所产生的叙述)仍然是不确定的,而且正如我们早已指明的那样,它们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但这不是说,这种类型的调查研究就必然走向死胡同。通过对一个个证据的研究,通过对所浮现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对考古出土实物的比较分析所提出的问题的追问,以及通过提出以前没有人想到过的解答,我希望将一部内容翔实、而且会把中国与北部边疆关系史的研究推进到新的历史高度的著作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分为四部分,每部分有两章。每一部分都是对一个独立的边疆问题的阐释。虽然其他一些学者也曾经以他们丰富的学识和深刻的理解力研究过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却与我的迥然不同,因为我们建构这些学说的前提有着巨大的差异。例如,我们来看一下两部书,它们出版于同一年,都具有古典风格,而且与本书所涉及的问题极为相近,它们分别是1971年在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出版的雅罗斯拉夫•普鲁塞克(Jaroslav Prûšek)的著作《公元前1400—公元前300年之间中国的诸侯国和北方的野蛮人》(Chinese Statelets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in the Period 1400—300 B.C. )和1971年在爱丁堡(Edinburgh)出版的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的著作《古代东亚的文化边疆》(Culture Frontiers in Ancient East Asia)。普鲁塞克对古代原始文献的运用超过了任何其他曾经写作过此论题的人,但是他的论述是建立在某些假设之上的(例如中国北部游牧主义的兴起),而这些假设超出了传统文献的范围,只能通过考古调查来证实。普鲁塞克精深的学识使他的著作最终远远超出了他曾经进行过专业分析的文本所涉及的范围,其结果只能是由于过分依赖一系列单一的证据,而缺乏说服力。[3]与此相比,沃森的考古学著作内容极为丰富,见解非常深刻,但是,假如我们从中寻找历史问题的答案的话,这些证据就立刻显现出其局限性了。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学术著作中,它们对一些互不相连的论题或者说是问题的论述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是对于一些特殊历史时期的研究、对一些原始文献的探究或者其学术传统和规范的训练就极为有限。[4]当然,它们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宽阔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能够攀登上去并且能更加高瞻远瞩。

本书第一部分是专门研究考古学的,这一部分通过对不同形态的实物文化的研究,通过对可以穿越边界进行交往的“边疆”和汉族之间的相互交往的考察来研究边疆问题,而它们从根本上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第二部分既不是通过对实物材料,也不是通过对人工制品和丧礼文化,而是通过对有关的书面材料及其所传达的思想对边疆问题进行研究。边疆地区是这样一种地区,在那里,不同的民族,其对生活、社会和道德的理解迥然有别,而且构成他们自身和确定他们的民族性的价值观也完全不同。边疆还是这样一种地区,它是建立在那些使用文字和不使用文字的人之间的(从而证据就具有片面性)。第三部分对边疆问题的考察更多的是关注政治,这是由历史上所记录下来的政治事件决定的,这些事件使得人们对边疆的理解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边疆从一个个充满了神话传说的、野兽样的人物经常出入的地方,逐渐变得具体有形,而成为军队对峙的地域、商人进行贸易的市场和政治家们冒险的乐园。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论述的是对边疆问题的编史工作,这种编史工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边疆历史进行记录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所开创的。这种早期叙述的影响不会过分夸大,因为它深深影响了后人对边疆形成过程的理解,而且它所叙述的这一历史进程的主线绝大部分至今也未受到质疑。

关于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的两章内容所要探讨的是关于出现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的考古材料。第一章描述了欧亚大草原地区游牧力量的扩张进程以及游牧文化的出现,他们已经掌握了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和各种手工制作技术。骑马技术以及马车运输技术的引进更是极大地推进了游牧文化的发展,而且这些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他们跨越中欧亚地区的能力。早在公元前1千纪,我们称之为“早期”或“斯基泰型”(Scythian-type)的马背游牧民族,就显然已在遍及欧亚大陆的群居文化中心之内。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将要看到的,整个中国北部毫无疑问都已进入了这一宽阔的大陆文化进程。经济实践活动方面结合了农耕和牲畜饲养,而在文化方面则与内亚的冶金业密切相关,这些都出现在商朝所统治的地区和中亚、西伯利亚、阿尔泰等青铜文化区之间。在这一早期的历史阶段,北部边疆社会和商朝以及西周经常不断地进行交往活动。尽管事实上的确存在着一条国界线,但是那时感觉不到一种明确的分界。实际上,中国早期的国界极具渗透性,非常有利于来自或者是穿越于这些紧邻的北部社会的各种形式的艺术和技术的引入。

逐渐地,中国北部也经历了一场变革,那就是越来越依赖于畜牧业。在这里,“斯基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其特征是出现了专业的骑师、用于作战的勇士,还有动物造型的艺术,这种艺术造型的习俗在穿越欧亚内陆的地区内都存在着。在这样一些最有可能培育出内部极高的专业化水平的社会中,既有农夫、放牧者,也有在当时似乎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游牧贵族。骑马和冶金技术逐渐地在中国北部地区广为流传起来,可能作为一般的演进结果,就是使得各个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更为精细复杂。这一具有“考古学”意义的边疆地区,在前帝国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发掘出了许多精美的物品,其中绝大部分是黄金和白银,它们是贵族用品,而且极有可能从公元前5世纪或者是公元前4世纪开始,就越来越多地用于与中国的商业贸易中。

关于第二部分:如果说考古学能够帮助我们根据其生活方式、技术水平、当地风俗,甚至是精神家园来定义不同的文化类型的话,那么关于中国人如何从文化和政治的视角看待北方的问题,就只能通过书面的原始文献来了解了。这一问题与一种“文化主义者”的观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观点,在早期中国的对外关系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观点强调,整个人类旗帜鲜明地分成两个世界,一个世界在文明程度上具有优越性、有文化,人们在美学修养、智力培养、道德规范方面,在浸透着礼仪或者庆典活动中的社会秩序观等方面,都有着共同的认识;而另一个世界则缺乏这些东西。在中国早期的原始文献中,大量的陈述支持着这种两个世界的观点,而存在于两个世界间的这种界线极易被解释为是具有文明的一系列价值观和不承认这些价值观的两种社会的分界线。这种解释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以致任何其他的探讨方式都被排除在外,甚至在面对着一些显著的矛盾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在古老的中国,一个与欧洲人的“barbarian” 相类似的简单名词都没有。但这并没有否认,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中原“之外的”世界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敌对的世界,那里的环境和中原世界迥然不同。也没有否认,外族经常用一个抽象的概念“外夷”来表示,而且这些民族被看作是低级的、没有教养的、具有威胁性的民族。但是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这些与外族关系的实际行为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将这些对于文化差异的表述与产生这些表述时的历史现实结合起来?

在我看来,我们对当时中国(也就是中原或周王朝)各个诸侯国和其他一些政治共同体的关系的探讨,不应该仅仅限定在一系列从原始的历史文献中提炼出来的“文化”的表述上,而应该广开思路,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这样的探讨将有利于建立一种文化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不仅存在于“华人”世界中,也存在于与之相对应的被看作是非华夏民族的“反价值”体系之中,而不必去考虑那些产生了既有的叙述的历史文本。但是,对于这些并没有分析其所产生的背景,而只是表明了一条真正的文化分界线的表述,我们如何才能够接受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第3章调查研究了现存的关于各个外族政权和中国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文本。这一章所讨论的是,华夏民族文化统一体和与它迥异的外在于它的野蛮主义文化之间的分歧。尽管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这种分歧,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术语来表示,但实际上它们都植根于一种文化模式中。这一文化模式是受政治和军事战略的需要所支配的,这些战略对于维持当时各个诸侯国的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其所面对的各个北方民族,从剧烈的对抗到结为盟友、到政治上的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各诸侯国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态度和对策。

面对着一场场地方战争和一次次粗暴的军事征服,就必须有条不紊地采取一系列政策,利用各方面的优势以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对这样一种历史背景的认识下,我们在强调文化差异的中国原始文献中又有所发现,对于这些发现我们必须做出说明。有时候,出于政治的需要,以外族是低贱的这样一种观点为借口,他们会时不时地违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使征服和吞并其他民族成为合法化。而另外一些时候,中国人又利用外族人,把他们作为增强国家力量的一种资源,在民族的相互交往关系中,与各个外族结成联盟。

第4章,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早期游牧民族和当时中国北方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史上。公元前4世纪晚期,一个新的角色出现在了中国历史舞台上,那就是:骑在马背上的草原勇士。目前的文献对于骑在马背上的勇士是否存在还持怀疑态度,文献的最初来源是一次著名的辩论,在这次辩论中,赵国国王阐述了采用在北方普遍流行的骑马作战战术的必要性。

对此时所发生的许多事件的分析揭示出,在边疆地区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吞并了许多戎狄部族,但这并没有满足这些诸侯国对外扩张领土以及扩充所占有的物质资源的欲望。实际上,新的军事形势的需要才是北方各诸侯国在北方扩张势力的根本原因,这种战争局势导致的恶果是,战争需要进一步延长、扩大,军队人数需要不断增加。对于在中国北部地区修筑早期“长城”背后所隐藏的秘密,本章试图作出新的解释。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些静态的军事防御工事的建造,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牢固的基地,从这个基地出发,中国“占领军”可以控制其周边的非汉人地区。利用文本文献和考古材料的证据,本章还要回顾一下对于这些军事防御工事线,即长城前身的传统解释。按照传统的观点,建造这些军事工事是为了保护中国文化(或者说是早期中华帝国)免遭游牧民族的侵略。但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诸侯国建造的这些城墙是对外族领地进行军事侵略或占领的一种工具,其用途极为广泛,既可以畜马、驯马,又可以用来储备军队和劳动力。汉族一旦与游牧民族开始建立一种更为持久的相互关系,其对这些游牧民族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就会表现出政策和战略方面的连续性。这种政策和战略在汉族与戎狄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与其他游牧民族的关系中,同样也不会中断这种政策和战略而采取一种单纯的防御性战略(就如“防御性的城墙”的竖立所暗示的那样)。

关于第三部分:第二部分所探讨的话题对于理解接下来在边疆所发生的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变化是与一个统一的游牧力量的兴起同时发生的。这支游牧力量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帝国”以及土耳其帝国和蒙古帝国的先驱。公元前3世纪中国北部各诸侯国所采取的侵略和逐渐扩张的政策,被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彻底地继承下来,公元前215年,他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侵占了位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广阔牧场,并在此开拓其殖民地。第5章讨论的问题是,在中国北部边疆,一些诸侯国所给予的残酷压榨极有可能像催化剂一样,促使游牧民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社会变化。在对匈奴帝国的起源做出局部性重新评估的基础上,我在本章探讨了内亚游牧民族中国家的形成模式,目的是与历史文献中对此类事件的记载保持一致。匈奴帝国的崛起迫使传统的“边疆管理”方法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此时的中国在军事地位上已处于劣势。 就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产生了,在这种秩序中,主要的力量将世界分成众所周知的两个具有影响的大的区域。而中国虽然获得了统一,却不再处于霸权地位。在处理匈奴和汉帝国的关系方面,西汉早期主要采取绥靖和迁就的政策,西汉实际上已成为了匈奴的一个进贡国。

第6章揭示了汉朝为什么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一绥靖政策,以及为什么需要转而采取一种更具进攻性的战略策略。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的成熟使汉朝能够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全力以赴地打赢一场战争;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思想意识发生了转变,汉朝统治者意识到,实行绥靖的和亲政策并不能够保证国家的和平。对汉王朝采取战争姿态这一问题,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论述,这一章则更多地从匈奴方面来说明,为什么和亲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从整个内亚的局势来看,“绥靖主义”政策之所以遭到失败,是由于,对于在相互交往关系结构中,匈奴和汉王朝各自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双方的理解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第6章的结尾简单概述了汉王朝向西部地区的扩张,以及汉王朝在“西域”建立军事力量的动机。当然,这些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的,而且我在此所表达的绝大部分观点也与其他学者的观点相一致。但是我的着眼点更多的放在军事和政治因素上,而不是着重强调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似乎在对这样的问题的探讨中,即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统一体,匈奴帝国最后是如何走向瓦解的,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也最引人关注。

关于第四部分:公元前1世纪,边疆地区发生了一次更为深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这时,北方最终成为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有意识地进行探讨研究的对象。匈奴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建构的那样,是奉行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有着不同的倾向的对立者,这种对立的起源和中国的历史一样久远。与内亚历史的“具体化”进入一种模式同步,历史学家司马迁为我们打开了对北方进行经验主义研究的大门,而这种模式,以前人们以为,在任何方面,甚至在最低程度上,都不能与司马迁所建构的伟大体系相媲美。司马迁的研究不是用神话传说和道德戒律组成的,而是正如我们所期望于从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那里得到的一样,由鲜活的历史信息组成的。司马迁选取历史材料的态度非常仔细,他从许多亲自从事匈奴事务的人那里获取了大量的信息,抄录了许多大事记和外交书信,他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则是既精确、细节又丰富翔实。整个第四部分是建立在对司马迁的叙述中所具有的两个主要方面的肯定上。其一,其收集的信息对于理解中国与匈奴帝国的关系来说具有关键性意义;其二,这一点也同样重要,就是司马迁建构了一种研究范式,这种范式使北方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合理化。第7章研究的焦点是司马迁在他的关于匈奴的专题性记述(也就是《史记》第110卷)中所采集的信息。匈奴列传有效地开启了一种人种论和关于北方民族的具有很高文学性的历史记载的先河,而这也为后来各个朝代历史的写作树立了仿效的典范。第8章探究了司马迁是如何将北方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史合理化地纳入一种广泛的模式中的。他是依靠两点做到的,第一是为北方民族建立了一个“家谱”,从具有神话传说性质的历史开端,一直到这位历史学家所处的年代,这一“家谱”完全可以与为中国历代王朝和独霸一方的诸侯所记载的“家谱”相媲美。另一点就是将北方地区及其居民纳入一个“天人感应”的体系中,在汉代,人们相信这一体系构成了世界的秩序。诸如战争或者统治者统治的崩溃等事件都被比附为上天意志在人间的显现。因而所谓的历史只不过是天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机械的“产物”而已,而这种历史并没有将匈奴排除在外,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历史涵盖了各个外族。这样外族人和他们的土地在中国历史的建构中,就成为平等的参与者,但是在过去,就我所知,他们是被排除在相互关系和历史预言的体系之外的,而历史的因果关系恰恰主要是以此为基础的。

关于中国和北方各民族之间关系的起源以及延续至汉代的最早的历史演变等,我们的理解一直是通过司马迁的“太史公言”的视角而获得的。太史公的叙述有效地使中国北疆地区成为了历史舞台上一个极为活跃的角色,但同时也使北疆的历史陷入了一个二分的模式,我们必须从此种模式中解放出来。通过将边疆历史确认为是一种人为撰述的历史、确认为是一种“讲述”——这种讲述必须被放置在特定的时间和理性的背景之中、确认为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顶点(显然这并不是终点),我们也能够重建起关于中国历史的北方“领域”,这个领域有其本身自主的、充满内在辩证性的、历史的以及文化发展的进程。

注释:

[1] 所采用的材料改编自李克(Alan Rickett)的英译本《管子》第1卷,普林斯顿(Princet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年版,第5—6页。

[2] 在中国人关于世界制度的观念中,“内”和“外”是有区别的,见杨联(Lei-sheng Yang),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收入由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编辑的《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Cambridge Mass):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年版,第21页。

[3] 这不是对普鲁塞克(Prûšek)所做工作的批评,尤其是他并没有采用今天人们所普遍认可的观点,而是警告人们,在说明一个历史问题时不能一味盲目地迷信书面的材料,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

[4] 要在语言学上进行精确的比较,我们可以提及的著作,比如,何四维(A.E.P.Hulsewe)和鲁惟一(Michael Loewe)编写的China in Centra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B.C.-A.D.23.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61 and 96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莱顿(Leiden):布里尔(Brill)出版社,1979年版;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苏芳淑(Jenny So)和艾玛•邦克(Emma Bunker)的考古专长使他们在合著的《中国北方边疆的商人和劫掠者》(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西雅图和伦敦(Seattle and London):亚瑟•萨克勒美术馆和华盛顿大学出版社(Arthur Sackler Galley an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年版\]中,对中国及其北邻的贸易关系重新进行了大胆的评价。

一 地理特征

对术语的解释

有关史前时期以及有史时期内亚游牧和半游牧民族所居住地区的术语,自古以来就极不确定,所给出的这一区域的地理名称有中亚(Central Asia)、内亚(Inner Asia)、北部地区(Northern Zone)以及中欧亚(Central Eurasia),这些通常都是一些专有名称。[1]

因为现在的著作多数都是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称的“中国亚洲腹地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相关的,所以对于欧亚大陆板块上东方这部分,我通常就采取“内亚”或“亚洲内陆边疆” (Inner Asia Frontiers)这样的名称。实际上,它包括三个地理区域:在东方,是满洲(中国东北);中部,蒙古,包括甘肃省的几部分、陕西北部和山西北部;在西方,不仅包括今天的新疆,还包括米努辛斯科(Minusinsk)盆地和阿尔泰山脉的北部。

这一核心概念必须要与其他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来理解。从狭义的方面来说,所谓的“北部地区”(Northern Zone),尤其是在中国,是用来描述中国和内亚之间的一条生态学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疆的。今天,这一区域已经完全包括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之内,它东起辽河流域,向西经过太行山、一直到中部的鄂尔多斯地区,最后到达西部的宁夏—青海文化区域。这一概念通常是指长城附近地区,但是,为了避免出现时代错误,“北部地区”这一概念很显然要比“长城地区”(Great Wall Region)这一概念更可取。

从更广的含义上来说,“中欧亚”这一概念是特指欧亚大陆这部分地区的,一片草原地带横跨这一地区,它从满洲西部一直延伸到多瑙河。从公元前两千纪开始,从黑海草原穿越阿尔泰山、一直到蒙古高原的这一广阔的地区,就经历了以畜牧业为基础的游牧文化的发展与兴盛。[2]就亚洲方面来说,这一辽阔的地区是结合了1843年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命名为“中亚”,而后来费迪南德•冯•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ofen)又将其定义为亚洲大陆的那一部分地区的,该区域有一个封闭的水文系统,这一水文系统中没有通向公海的出海口。李希特霍芬所提出的该区域的边界分别是:北到阿尔泰山,东到兴安岭地区,西到帕米尔高原,南到西藏。[3]其他一些学者对此边界甚至提出了更为宽泛的定义,认为它包括了西起里海和乌拉尔河盆地,东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山脉,北边则到哈萨克大草原地带,往南一直到兴都库什山脉和科佩特山脉(KopetDagh)的广袤地区。今天所称的“中亚”沿袭了苏联所指称的地域,它包括的地区相对来说比较狭小,可以说它包括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另外再加上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一地区在古时候是与中亚其他地区紧密相连的。

在我们谈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地区游牧文化的形成这一话题之前,很有必要大略地描述一下这些文化区域所具有的自然环境,因为该地区的环境对于他们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具有限制作用。这一辽阔的区域将中国从西伯利亚和中亚中分离出来,它可以分做三个主要的地理区域:满洲平原 ;蒙古草原和森林;新疆绿洲、沙漠和草原。[4]

满洲平原

地处今天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洲平原与黄河平原的区别在于,黄河平原是沉积平原,而满洲平原则是侵蚀平原,而且地表呈现出起伏状态。整个满洲平原被松花江水系和辽河水系分作南北两部分,在它的四周,处处有山脉环绕。在东部和东南部,长白山将它与朝鲜半岛隔开。北边是绵延起伏的与阿穆尔河 平行走向的小兴安岭。西边是大兴安岭,大兴安岭是南北走向,这成为满洲草原和蒙古高原的分界线。西南边则是一系列山脉,如七老图山和努鲁儿虎山,这些山脉将满洲平原与内蒙古和黄河平原分隔开来。

在南方,辽河流域前方有长达120公里的河段伸展在辽东湾上。在群山和大海之间,一条狭长的海岸低地穿过山海关通向黄河平原,而山海关则是历史上进入(或侵入)中国的一个大门。在东北,松花江穿过群山之间一个狭窄的通道进入阿穆尔河低地。而在西北方,大兴安岭山脉的一片低地成为进入蒙古的一个便捷的通道。

在满洲则形成了三种天然环境:高地上是森林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地区;河流流经的地区则形成了耕地;而西部则是草地。由于是大陆气候,冬天漫长而又寒冷,夏天则炎热而又短促。南部地区从十月到来年的四月,而北部地区则是从九月一直到来年的五月,都在下雪。降雨集中在七八两个月,年降雨量,东部大约是630毫米,西部大约是380毫米。由于天然的绿草覆盖,所以土壤非常肥沃。这里的生长季节非常短暂,西部地区由于干旱,要进行农业生产很困难,但是在东部地区,由于有来自海洋的湿润气候,就能够较为顺利地开展农业生产。

东部的满洲高地夹在山脉和河谷之间,从辽东蔓延到阿穆尔河。由于雨量和水汽大,在这儿的高纬度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大片的森林地带,其中南部是落叶林,东部是针叶林。这儿是猎人们的天地,而今天,当地的人们也仍然在用挖陷阱的方式捕猎,但同时,他们也从事农业生产。

地理学上所说的满洲平原的西部,在今天是内蒙古的西北部。那儿的气候更加干旱,不适于从事农业生产。大兴安岭地处蒙古高原的最东部,而实际上大兴安岭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与蒙古极为相似。[5]至于植被问题,满洲平原北部是西伯利亚落叶林和桦木林所组成的大森林,而南部是蒙古草原。传统上,该地区的居民绝大多数曾经是猎人和牧民。西南部诸山脉崎岖不平,非常难以穿越,因此就成为了两个经济区之间天然的分界线:东部是辽河谷地,适于农业生产;西部是蒙古草原和戈壁沙漠。这些山脉一直延伸到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省和山西省,在这里,太行山脉自北至南成为两省间一条天然的分界线。

从太行山脉北部向西伸展,其中一部分深入到戈壁沙漠的最南段,这一戈壁沙漠也就是被圈在黄河河曲地带内部的鄂尔多斯沙漠。由于周围有一系列山脉环绕,所以在地球上的所有沙漠中,这儿的戈壁沙漠就成为最北部、最遥远的内陆沙漠,其大部分地带的气候接近于干旱草原的气候。在它的地表上覆盖着卵石和沙砾,而水量也足够维持某些植被和动物的生命。少部分极为干旱的地区,地面全部都是沙丘,几乎没有任何植被。这样的地区只占整个沙漠地区的5%,而且主要集中在西南部。

蒙古

蒙古分作四个植被区,而且这四个植被区几乎都是自东向西平行伸展的。[6]最南段是一个沙漠区,从这儿往北接着是一个沙漠草原地带。再往北,东部是一片干旱的草原地带;西部的低海拔区是南部沙漠草原地带的延续,而高海拔区则是一片山地草原和森林草原相互交替的地带,并且还夹杂着少许干旱草原地带。最北部是茂密的森林区,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生长着茂盛的牧草的高山草地,西伯利亚泰加林带点缀着这些高山草地。南部的戈壁沙漠地带从内蒙古的西部一直延伸到新疆的东部,这片戈壁沙漠地带从南至北占据了蒙古地区的整个南半区。蒙古还有几条重要的山脉。在西部,阿尔泰山脉呈现西北-东南走向,伸展到最东南处与一条名叫戈壁-阿尔泰山的山脉相连接,由此形成了一个山区内部有高山谷地和盆地交叉分布的山系。在蒙古西北的阿尔泰山北部,一些群山更深地蜿蜒进入西伯利亚;而在蒙古东部,则是一个名叫湖泊河谷(the Valley of Lakes)的大凹地,它夹在这些山脉和大面积的山区,即杭爱山脉之间,这片山区地形崎岖不平,其中散布着一些沙山和一些干涸的河床。

杭爱山脉的中心干线是西北走向,这一点与阿尔泰山相似,而且有几条河流穿过山脉,从而使这一山脉成为了一条分水岭,一边是向北流向的水系,即北冰洋海盆水系,而另一边是中亚的内陆河水系。杭爱山的北部和西北部的地势非常平缓;在南部,更典型的地形是陡峭的悬崖和侵蚀的高原。在蒙古的中间靠北的地方,肯特山脊也在太平洋水系和中亚水系之间形成了一个陆地分水岭。蒙古的东部地区是一个长着茂密青草的高出来的平原,平均高度在海拔800—1000米之间。

在蒙古,主要的水上航道都集中在北部,并且流向北极海盆:色楞格河是贝加尔湖的支流,鄂尔浑河则是色楞格河的主要支流,而鄂尔浑河的水还来自于图拉河。这一地区东部的河流,特别是发源于肯特山脉东部斜坡的一些河流,属于太平洋水系。其中,阿穆尔河的支流鄂嫩河,和流入大兴安岭西边的大来诺尔湖的克鲁伦河,是两支最重要的水上航道,这两条河流成为连接蒙古中部、贝加尔湖区以及满洲北部的天然通道。

新疆

新疆可以看作是由三个主要的分区所组成:南部是沙漠地带塔里木盆地,中部是巨大的天山山脉,北部是半干旱的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是中国最干旱的沙漠地带,它的中心完全就是一个干旱的沙漠,即塔克拉玛干沙漠,它的北部、西部和南部边缘被一系列绿洲所环绕。这些绿洲中较大的是叶尔羌绿洲、和田绿洲、喀什绿洲、库车绿洲和喀勒沙尔绿洲。这些绿洲是由于一些季节性的河流的浇灌而形成的,这些河流发源于一些高山顶上的冰川,这些山峦是环绕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它们分别是:北部的天山、西部的帕米尔山、南部的昆仑山。条条灌渠将水从山上引下来,流过全部的河流沉积扇,所以就创建了面积相当大的农场。每个绿洲都独自组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环绕在绿洲周围的一部分沙漠,拥有一个核心城市的灌区,还有一些光秃秃的山麓丘陵,而在灌区的上游则有一些水量丰沛的山谷。

再往南,进入塔里木盆地腹地,是沙漠化更加严重的地区,这儿流淌着新疆最主要的河流,塔里木河。从周围许多山谷流出的小溪最终都汇集于此,当然在流入塔里木河之前,这些小溪中的许多水流会蒸发掉,或者是消失在地下。由于这里的气候极度干旱,塔里木河两岸没有任何的农作物栽培。最终,塔里木河流入位于该地区东部的罗布泊湖。在罗布泊湖的正北方,靠近属于东阿尔泰山的博格达山南部斜坡处的就是吐鲁番盆地,该地区低于海平面266米。在塔里木盆地的北边,天山往东进入中国,在中国绵延1600公里。西部海拔达到6686米,而属于东部的位于吐鲁番盆地以北的博格达峰则是5089米。尽管有一些覆盖着高寒牧草的高地草原和宽阔河谷,这儿的地形总体上却还是起伏不平的。

新疆北半部是一片干旱的地区,这个地区以准噶尔闻名。这是一片沙漠化的地区,但是其干旱程度要比南疆好一些,而与戈壁沙漠更为接近。沿着天山的北坡有一些绿洲,但是与南疆的绿洲相比,它们的面积比较小,灌溉条件也差一些。在西边,天山山脉分作两支,两支山脉环抱着肥沃的伊犁河谷地,而伊犁河流向西北,最后进入巴尔喀什湖。伊犁河北边就是海拔304米的准噶尔山口,这是一个很深的走廊,它夹在天山北沿和西北方的塔尔巴哈台山之间,是全中亚地区地势最低的出入口,也是游牧民族进出哈萨克草原的门户。该地区的最北边和最西北部都是以阿尔泰山为界。阿尔泰山山麓地区形成了一个地势起伏的高原,高原上有大片美丽的草地。再往北是额尔齐斯河谷地,额尔齐斯河谷地地处塔尔巴哈台山和阿尔泰山之间,海拔高度大约在430米左右,这一地带形成了通往中亚的另一个门户。

除了这一系列的山脉之外,塔里木盆地的南部边沿向东与阿尔金山脉相接,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南和西南方却被高耸入云的昆仑山所阻挡,它是从青藏高原延伸下来的。在山坡地带,降水量充沛,因而生长着极为茂密的青草。实际上,在这一地区所能发现的最好的草原就在阿尔泰山山坡以及天山的山间谷地和高山牧地上,在这些地区,牧民们可以全年放牧。在海拔1400—2500米之间的草原地带以上的地区也可以生长出森林。

最后,还有一个地区,它对于早期冶金技术和以放牧为基础的游牧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地区位于阿尔泰山和萨彦岭之间,西起准噶尔山口附近,向东绵延1600公里,到达贝加尔湖附近。两座山脉的中心山脊都是起伏的高地,海拔大约在2586米左右。阿尔泰山山系经过蒙古西北进入西伯利亚,它被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所环抱。我们知道,阿尔泰山的最高峰是友谊峰,海拔大约在4300米左右。鄂毕河的东岸是东阿尔泰山,它几乎要漫延到叶尼塞河。萨彦山系的两个山脉环绕着米努辛斯科盆地:东萨彦岭从贝加尔湖一直伸展到叶尼塞河,而西萨彦岭则是围在盆地的南边。这儿的地形也是以起伏的小山为主。草原植被覆盖了阿尔泰-萨彦岭从低坡地带一直到海拔860米的地方,往上一直到海拔1720米的地方是由西伯利亚落叶松、雪松、冷杉、松树和白桦树所组成的森林,再往上则是高山草地,而在海拔2580米左右的地方则是皑皑的积雪。

新疆处于沟通中国和中亚的交通线上。在铁路这一便捷的交通方式出现之前,商队从西安(今陕西省省会)出发往西沿着这条交通线到达西方的货物集散地和市场。他们沿着南山(祁连山)山脉的山谷从西安到达兰州,接着开始穿越干旱的甘肃,从一个灌溉绿洲到达另一个灌溉绿洲。所谓的甘肃走廊是一个宽不到80公里而长960公里多的低地,在那里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一些从南山山脉引水灌溉的绿洲。经过了安西和敦煌两座城市之后,就到达了甘肃走廊的尽头,在这里,玉门关打开了通往新疆的交通要道。今天,在戈壁沙漠的西部尽头处,是一处不毛的沙漠,但是在古代,有很多迹象表明,这儿的气候条件较为宜人,很有可能,那时沿着这条线的路途就是到达塔里木盆地南部边沿的直线旅程。[7]然而,另外一条更著名的路线,是穿越沙漠、沿着西北方向到达天山山脉东沿的哈密,而就在那儿,这条路线被一分为二:一条通往天山山脉的北麓,而另一条则通往南麓。

通往南边的路线也分成了两支,这两支路线分别到达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沿和南沿。它们在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又汇合在了一起,在那儿坐落着一个名叫喀勒沙尔的大绿洲。从这儿往前推进就会到达特列克山口,穿过这个山口就到达了费尔干纳裂谷和河中地区(Transoxiana)。在天山的北部,这条路线经过乌鲁木齐,从这儿经过库尔加到达伊犁河谷和准噶尔山口。最后,位于更北边,还有一条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在那儿,一片没有中断的沿着阿尔泰山谷地伸展的草原地带为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额尔齐斯河谷地的通道。

二 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前提条件

历史上,中欧亚地区的森林、沙漠,尤其是草地,与以放牧为基础的游牧生活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些游牧民族(也就是斯基泰人),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历史记录,来自于希腊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虽然他们彼此之间对于这些亚洲游牧民族的看法相差很大,但是他们都旗帜鲜明地认为,在中亚大草原上,这些不同种族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与过着定居生活的民族有着天壤之别。

我无意于对斯基泰人的方方面面都做出完全的肯定,但是不能否认他们性格中有最伟大的一面,那就是,对于那些进攻他们的人,他们是决不允许一人逃脱的。如果他们不想屈服,那么就没有人可以捕获他们。那时,他们还不会建造城市和城堡,他们只是一些拖着房子的人和骑在马背上的弓箭手;他们的生活不是依靠耕种农田,而是依靠家畜饲养,并且居住在马车上,到处游走。这样的人是多么的战无不胜、天下无敌啊![8]

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是怎样出现的呢?在19世纪,依照达尔文的观点和实证主义者的思想,学者们坚信游牧生活是人类进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在人类迈向文明社会的发展旅程中,它要比狩猎生活高级,但是比农耕生活落后,人们认为游牧生活就是从狩猎生活中发展而来的。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摩尔根对于实证主义的人种学和社会学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在,他认为,在人们学会谷物栽培之前,最早驯养动物的人群往往会过上畜牧生活。[9]

在19世纪末期,学者们开始批评这一观点,他们强调“训养动物只能在定居生活的条件下才能进行”。[10]驯养动物要求长时间的试验和长期的技术知识积累的过程,他们推测,其他生产方式的存在才能使食物过剩,从而为饲养动物提供饲料和谷物。据此我们可以推论,植物栽培和原始农业的发展很有可能是驯养动物的先决条件。世界上最早驯养动物的事例出现在肥沃新月(Fertile Crecent), 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500—前6000年,其饲养动物的目的是为了向农业生产提供肥料。那时驯养动物,其中一些,比如牛、驴和狗,还有其他一些用途,比如作为运输工具或者是防止其他肉食性动物的掠夺。

欧文•拉铁摩尔以其独特的视角,强调指出了绿洲经济对于内亚草原游牧民族发展的重要性。[11]他举例说明,早期的驯养业很有可能最早出现在那些自然环境既适合于农业生产、又同样适合于畜牧业的地区。在欧亚大草原地区,在绿洲上所捕获的大型食草动物可以保留下来进行饲养,人们逐渐地学会了如何使用它们,并最终传播到整个大草原,就这样,那儿的人们成为了“专业的放牧者”。拉铁摩尔将启动这一过程和“推动”最早的游牧民族进入大草原的原因,归之于在经济上对大草原自然环境的更有效的适应。[12]

尽管拉铁摩尔的置换理论并没有考古证据可以支持,但是考古学家们已经强调过在绿洲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在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方面引起革命性的变革。例如,绿洲上的殖民主义者是基于大夏•玛剑类型的文化(Bactria Margiana Archaeology Complex,简称BMAC文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中亚的“阿姆河文化”(Oxus Civilization)。[13]就适合于游牧生活前进发展的有利条件方面来说,绿洲环境被认为是有助于农耕—游牧这种混合型经济类型的产生的,因为从整体上来说,草原上对于牲畜饲养的限制,并不像河谷地带对于农耕的限制那样严格。而在河谷农耕地带,人类和动物之间一旦失去了平衡,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14]按照某些理论,那些专门从事牲畜饲养的居住于绿洲上的人,最终将自己从原来的环境中独立出来,成为过着游牧生活的放牧者。[15]然而这些游牧民族与农耕人群之间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农业生产和手工生产。

大量的考古研究已经清楚表明,早期游牧人群和农耕人群的分离至少出现在青铜时期的晚期,也就是在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之间,那时,他们之间的区别还不是那么严格。我们还知道,甚至那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游牧民族也从事农业生产。[16]在中亚大草原上,最早的游牧-农耕混合型生活社群的出现,是在数量稀少但是体形庞大的“猎食者”(megafauna)统治人类世界的旧石器时期之后。这些社群组织起了一些小型社会,它们具有以下特征:“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居住在游牧帐篷里、智力水平大有进步、表现出极高的诚信、记事方面从规则到记事符号都进行了革新。”[17]畜牧文化最早出现在乌拉尔山脉以西的欧亚大草原的西部,时间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这些畜牧人群很容易辨认,因为他们有独特的坟冢(位于库尔干,kurgan)。[18]

从公元前3千纪中期开始,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中欧亚北部地区,经济类型发生了变化,从狩猎型经济转变为生产型经济。此时,大草原地区充满了从事各种类型经济的人群,有新石器时期的狩猎者、渔夫,也有青铜器时期的游牧者、农耕者。或许由于气候的干燥影响了土壤的生产力,在欧亚大草原和半沙漠地区,从总体上来看,出现的是向畜牧型经济的转变。[19]这儿的环境为饲养动物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农业生产。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占据了高海拔的高山牧场;而沿着海拔较低的中亚地区的阿姆河谷地,共存着畜牧业与灌溉农业,这儿的灌溉业模仿了地处美索不达米亚区域最东北边的克尔孜米亚文明(Khorezmian civilization)的灌溉系统。

虽然牧民们逐渐更多地过上了游牧生活,而且在许多地方,干旱的气候使农业生产越来越困难,但是,这种上升的轨迹并不能表明,必须要将农业生产彻底抛弃。公元前2千纪的上半期,中亚地区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定居的农业-畜牧业混合型社会在发展,这种社会看起来好像拥有更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除了前面提到的气候变化这一因素之外,在游牧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的,似乎是中亚绿洲地区游牧民族和更先进的农业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以及其内在向更高级经济类型的发展。比如早期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

(Andronovo Culture Period)(公元前1900—前1750年)的社会 就是这种类型的社会。[20]

按照哈扎诺夫(Khazanov)的观点,在游牧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进化模式由低到高分做四个阶段:第一是定居的畜牧业;第二是半定居的畜牧业;第三是牧民的放牧业或者说是远距离的放牧业;第四是半游牧的畜牧业和纯粹的游牧业。[21]大卫(T.David)将这四种模式与各种各样的考古学上的文化类型结合起来,提出了进化的发展历程。[22]第一阶段以早期养马者的出现为代表,其明显的证据是在俄罗斯南部森林-草原地带的乌克兰草原的德瑞夫卡(Dereivka)遗址中发现的。第二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原始的马背骑乘,据推测,它是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从乌拉尔河流域与伏尔加河流域的大草原上发展而来的,这一举动导致了这些早期以养殖业为基础的畜牧人群流动性的增加。第三阶段在公元前2千纪,时间相当于大草原地区青铜文化的繁荣时期和马车出现的时期。在流动的过程中,密封的马车给移居者们提供了搬迁的工具和挡风避雨的遮体,而且轻型的四轮马车有可能已经用于战场和控制畜群。第四阶段从公元前1千纪初期开始,时间相当于古代游牧民族的出现时期,这时期骑马早已经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成熟期。因而,我们可以假定就是在第三阶段,马匹开始用来骑乘,但是至于这一举动对于这些农业-畜牧业混合型集体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来说,推广程度有多大以及有多大的重要性,还仍然是争论未决的问题。今天,我们必须依据新的证据,即公元前4千纪晚期所出现的最早的骑马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考察。

在从农业-畜牧业混合型生活到完全成熟的马背上的以畜牧业为基础的游牧生活的转变过程中,马一直被认为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马背骑乘中能够使用各式各样的放牧技巧,这使得少数人就可以控制大的牧群,而且,因为增加了流动性,从而扩大了早期放牧者的政治和文化视野。[23]马是一种名声恶劣的难以驯服的动物,依据一些学者的看法,最早驯化的马科动物并不是马,而是更加驯良的野驴。[24]但是在俄罗斯南部草原地带的德瑞夫卡遗址(公元前4200—前3700年)发现了大量马匹的遗骸,毫无疑问,这说明,驯养马有可能在公元前5到4千纪就已经开始了。[25]在德瑞夫卡遗址所发现的马的遗骸中,找到了结实的马嚼子磨损牙齿留下的痕迹,时间可以追溯到车轮发明之前(因而可以将当时马已经被套住用来拉马车的假说排除掉),这表明德瑞夫卡的马当时已经被喂养,而且用于坐骑。[26]所发现的用穿了洞的鹿角装饰的马脸颊骨片可以证明这一结论。我们还可以假定结实的马嚼子是环形的,它们的用途是相同的(因为马嚼子磨损牙齿留下的痕迹只在一匹马上见到)。我们同样可以假定骑马已经发展到了可以控制大的马群的程度了。然而,这些证据能否足以证明马就是用来骑的,目前还不清楚,因为,即便当时还没有马车,马也是可以用作拉货的动物。[27]即使是最早的养马者实际上也骑马,当时的人群主要还是从事农业,也喂猪、养牛、养羊。对于德瑞夫卡人来说,尽管马是最重要的动物,但是他们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农业—畜牧业混合型经济。[28]

然而,这些早期的驯化者在驯化物种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德瑞夫卡马与体形矮小的野种马截然不同,但它们与3500年之后在阿尔泰山山脉哈萨克斯坦境内段的巴泽雷克(Pazyryk)地区的马种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马骨骼的类型证明,早期的人们曾经人为地对马进行过选择,不论他们是否发明了骑马,这些早期的人群在培育动物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专业化水平确实值得赞誉。[29]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在公元前4—前3千纪的一个村落里所挖掘出的所有的动物遗骸中,有99%属于马的遗骸,这表明那儿的人们(他们居住在巨大的、半地下的房子中)曾专门进行马的培育。[30]在这个村落遗址中,还发现了马的脸颊骨碎片,但是这一村落中的经济和社会特征表明,他们并非过着一种游牧生活。

关于早期骑马对于西方和中亚所发生的重大影响,一个保守性的注释注明,其日期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之间。[31]然而,准确地说,早期的骑马人群并不是游牧者。尽管有些人群坐在马车里跟在他们牧群的后边,或多或少地过着流动生活,但是还不能将他们的畜牧生活视为那种按照季节的变化、在不同的牧场之间周期性的游动迁徙的游牧生活。毋宁说,他们是“农牧混合”(herder husbandry)或者说是半游牧生活。[32]这些人群还依靠农业生产,有自己定居的村落。考古学资料表明一些族群的迁徙很有可能永久性地离开自己的老家,原因或许是由于草场的衰败,或许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或许是由于外来的威胁。[33]

“雅利安人”(Aryan)这一术语出现于公元前14世纪。关于赫梯(Hittite)的专题性论文中有涉及马术问题的,描述了对于拉战车的战马的训练。这些论文表明,这种训练有可能在草原地带的印欧语系的民族那儿得到了发展,他们或许属于伊朗人的祖先阿奇美尼亚王朝(Achaemenian dynasty)时期。[34]可以一目了然的是,尽管他们仍然从事农耕业,但是在训练和驯化马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绝大多数技术革新,都是在这个民族的人们早已经非常熟悉如何培育马、而且早已经专业化从事这一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取得的。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大草原的环境容许早期的游牧者们互相交往,这有利于驯马技术的传播。无论如何,骑马者的生活要在实践中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游牧生活,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有可能直到公元前1千纪开始的时候,才彻底完成这一转变。而最早的斯基泰马上弓箭手,则是在公元前10或前9世纪才出现的。[35]

安德罗诺沃人的马车

公元前3千纪,大草原地区气候的变化可能已经导致人们增加了流动性。在青铜时代,随着大草原地区冶金技术在所有生产领域内的广泛推广,人们的技术水平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因此出现了一些精于冶金技术的人群,他们乘坐着马车四处流动。[36]欧亚大草原地区最早出现的马车是重型马车,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900年,这要归功于位于第聂伯河(Dnieper)低地的亚姆纳亚文化(Yamnaya culture)。[37]直到很久之后,也就是在公元前3千纪的晚期或者是公元前2千纪的早期,伴随着安德罗诺沃人的扩张,马车才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地区出现。这一中亚文化区分布广泛,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那儿的人们善于驯化动物,而且他们中的艺人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工艺。这些冶金艺人能够掌握合金技术,这样他们可以根据他们所制作的武器和工具各自的特殊需要,将青铜冶炼得或者是坚硬,或者是坚韧。后来,由于长途迁徙,安德罗诺沃人从同样是来自于遥远地区的一支游牧部落那儿掌握了陶瓷技艺,因而他们在绿洲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8]

将各种原本独立的冶金途径复合在一起,增加矿石的利用范围;扩大马车和青铜器的利用,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标志。然而随着武器的大量生产,表明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39]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这一“第二次新纪元型的文化”(second epochal type of culture)时期,似乎是“为靠暴力重新分配草场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在某一时期社会财富的积累到了变为军国主义社会的程度,这些都表现在武器的生产上,也促进了武器的生产”[40]。

更何况,轻便马车大部分用于战争,应该将它与拉人、运货用的四轮马车和两轮马车区别开来。战车虽然是按照以前就存在的马车的样式建造起来的,但是安德罗诺沃文化中这些过着农耕-畜牧混合型生活类型的人将它发展改进。[41]战车既轻便,速度又快,它们的车轮上装有辐条,还在后轴上面装上了一个车厢,车厢最多可以装两个战士,他们在里面既可以站着也可以跪着,还可以坐着。[42]最近,在辛塔什塔—比德罗夫卡文化(SintashtaPetrovka culture)遗址中的发现,揭露了车轮上装有辐条的战车的完整结构。[43]而这些战车的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26年。它们与在西亚高加索(Caucasus)地区鲁查申(Lchashen)以及东亚商都安阳所发现的战车在技术水准以及构造理念上都极为相似。然而,依照利陶尔(Littauer)、克劳威尔(Crouwel)两位专家的意见,辛塔什塔—比德罗夫卡的战车都有固定的轨距,尤其是一个车毂太窄了,因而其结构极不稳定,不能胜任狩猎、竞赛或者战争等。这种类型的马车的低效性,更明显地突出了骑马所具有的优越性,很显然它在运输、放牧、战争中是一种更高级的工具。因此,利陶尔和克劳维尔主张,发端于近东的这种轻便马车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发展历程,这可以从四轮马车到两轮马车,再到轻型马车的发展中找到痕迹,而这些端倪从游牧部落墓地中主流的象征死者身份的陪葬品中可以看到。换句话说,轻便马车在近东所具有的“崇高价值”(prestige value)在于它促进了大草原地区建造业的发展,而不在于它“日常的”(workaday)使用价值。[44]

安德罗诺沃人在经济方面无可争议的领先性,使他们的文化传遍了从乌拉尔河流域到南西伯利亚的整个欧亚大草原地区,这种传播是通过骑马或者坐马车这两种途径进行的。而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制造马车技术是通过中亚从西方传播而来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前后。[45]尽管还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然而极有可能安德罗诺沃人与中亚东部地区的人进行过文化交流,尤其是根据考古材料表明,他们与中国的西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彼此之间相互影响,有可能是他们将马车制造技术介绍进了中国,这一技术起源于西方只有少数人提出异议。考古材料(包括青铜器具如斧、形似铲的锛头,以及其他一些器具)可以作为证据证明这些交往的存在。[46]

中国最古老的马车是在商朝安阳的墓地中发现的,与马车一块被埋葬的是马和马夫们,都是随葬的牺牲品。这种类型的马车是贵族们用来展览、打猎、作战用的。它的构造是:中间有一个轩辕,两边各有一个套着马具的马,有一个正规的矩形或者椭圆形的为驾驶员准备的座位;中间轩辕的尾部有两个十字交叉形的车轴,每一个车轴的每一边都有一个装有辐条的车轮。在中国所出现的这种类型的马车已经是很成熟的了。[47]在轻便马车从西方传入中国之前,似乎没有其他类型的车载运输工具,比如四轮马车(wagon)或者两轮马车(cart)在中国使用。后来,到了周朝时期,马车就成为了那些最富有者的坟墓中标志富有身份的普通的随葬品了,同时也成为周朝和外族军队的核心力量。

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公元前2千纪所发生的很多事情还是有待于公开进行探讨的,包括:我们所知的在中欧亚一些地区人口的急剧减少;定居的农夫和流动的放牧者之间更多的交往。而且,以前认为当时人们的流动方向是从西到东,现在看来有一部分方向却正好相反,我们也可以沿着从东到西的方向追寻他们的足迹,这有可能就是从赛亚诺-阿尔泰(SayanoAltai)地区向四周辐射这一更通常的人口迁徙现象的组成部分。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在称之为塞伊玛-图尔比诺(SeimoTurbino)这一跨文化综合体的影响下,中亚各族人们的冶铁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塞伊玛-图尔比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包括了畜牧者和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森林里的流动的狩猎者,在公元前17世纪,它得到了统一。对于这一在赛亚诺-阿尔泰地区流动迅速的民族,车尔尼克(Chernykh)以“启程”(departure)来形容它们,车尔尼克和与其齐名的乌拉尔地区相比,还要靠东,而这一文化共同体就是以后者来命名的。在这一地区,以畜牧业为基础的草原文化所面对的,是居住在森林中从事冶金业的人们,他们将冶金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而且他们的流动性极强,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塞伊玛-图尔比诺的人们就是从内亚的这一地区向西扩张的,这一迁徙过程被车尔尼克以大量的材料予以证实,是以金相学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的。[48]

位于额尔齐斯河沿岸的罗斯托夫卡(Rostovka)遗址是东方或者说西伯利亚文化的典型代表,它是塞伊玛-图尔比诺这一跨文化综合体的变种。在这里,青铜器是由锡铜合金制作而成的,它的生产是与鲁德内-阿尔泰山山区(Rudny Altai Mountains)的矿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大多制造成了武器,比如装有把手的斧头、装有把手的矛头,还有短剑等。这些锡铜合金制造而成的青铜器,最终传到了乌拉尔河流域,成为塞伊玛-图尔比诺人向西迁徙的证据。关于阿尔泰地区是塞伊玛-图尔比诺人原始故居的深入的线索可以在他们遗留下的图画中找到,这些图画中有许多动物,比如作为阿尔泰和天山地区动物典型代表的野羊。在他们向西迁徙的过程中,与安德罗诺沃人进行了接触,而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有可能在公元前15世纪就消失了。然而还有一种可能,塞伊玛-图尔比诺人的冶金技术在位于赛亚诺-阿尔泰地区和蒙古西部地区的卡拉苏克(Karasuk)冶金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约在公元前12—前8世纪之间,一种称为卡拉苏克(Karasuk)的新型的文化统治了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米努辛斯科盆地,以及阿尔泰地区,并一直扩展到蒙古西部的广大区域。[49]卡拉苏克人与位于中国北部的近邻一样,其经济也是混合型的。虽然他们的生活主要以畜牧业为基础,但也依靠农业和其他副业。[50]所发现的羚羊和鹿的骨头表明,卡拉苏克人经常进行狩猎活动,而牛和马的遗骸却昭示动物饲养是他们主要的生产活动。在卡拉苏克文化时期,冶金技术的提高导致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其中,青铜马具有冶炼技术的发展极大增加了马背骑乘这种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卡拉苏克这一巨大的文化综合体将其影响延伸到中国北部,并与之紧密接触,在那儿所发现的金属清单与所谓的“北方地带”文化综合体(Northern Zone complex)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我们在那儿发现了一种刀刃为弓形的刀子,上面有一个很窄的保护装置。这与在安阳和中国北方广大地区所发现的“外国”青铜刀子很相似,这也与“鄂尔多斯”(Ordos)类型的短剑相似。尖状的斧头上有一个管状的插座,是为了插把柄之用的,这与“北方地带”的斧头也相似,当然,砍东西用的刀刃是借鉴了商朝的。[51]这一系列相似之处表明,中国的“北方地带”与外界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而且有可能成为新技术输入和输出中国的枢纽。

三 欧亚大草原地区的早期游牧(斯基泰型)文化
卡拉苏克人居住在毡制的帐篷中,坐在钩状的马车中流动,日常食用各种食品,非常适宜于过流动生活。[52]然而,“真正的”以畜牧业为基础的早期游牧部落(也就是过畜牧生活的人),是赶着牧群、依照季节的变化作定期巡回流动,并且直到青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才出现的。这一现象的出现,使得马上好战游牧部落在中欧亚地区的势力急剧膨胀。人类学史上这种新型人类的出现可以从公元前10世纪伊朗和公元前9世纪亚述所遗留下来的肖像画中得到验证,而且可以从公元前9—前8世纪亚述人和希腊人的文献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亚述人和希腊人将这些不同的游牧部落分别命名为“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塞种人”(Sakas)。[53]

这些族群名称的来源与公元前8世纪居住在黑海以北和中亚地区的黑海大草原(Pontic Steppe)上的畜牧游牧民族紧密相关。从欧亚大草原地区的东部到西部,这些早期铁器时代的各民族,在文化上是一个整体,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至少在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和艺术的表达方式上是这样的。这些有时被考古学家称之为“早期游牧者”或者“斯基泰-西伯利亚民族”的人,将从事以畜牧业为基础的游牧生活作为他们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因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就依靠牛、羊和马。在这种社会中,地位最突出的就是马上武士这一贵族阶层,他们受到特殊的训练,成为轻巧的弓箭手,他们在社会上比其他阶层的人占有更为显赫的地位。希罗多德(Herodotus)对于斯基泰人的描述向我们展现了早期畜牧游牧者们的社会等级制度:王室在等级制度的最上层;其下是“农耕的”、“游牧的”或者是“自由的” 斯基泰人,他们都是平民。在这样一个尚武的社会中,生产了大量的武器,这些武器在武士下葬时就成为了随葬品。马不仅在放牧、作战中具有关键的地位,而且对游牧部落工艺技术的发展也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对于游牧文化来说,各种马具产品成为其冶金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马也是游牧民族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马牲在殡丧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他们的文化中另一个显著的组成部分是游牧金属制品的“动物艺术造型”。

为了将早期的游牧文化分类,考古学家们选取了这些特征中的几种特征作为代表。特别是,将所谓的斯基泰人的三组合,即青铜和铁制武器、马具以及祭品中“动物造型”的艺术产品,视为草原游牧文化基本的共同特性。这一点也与(在库尔甘所发现的)典型的将马和骑士埋葬在一起的古冢相同。[54]然而,对于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和公元前1千纪初期在大草原地区马上游牧文化的出现这一现象,学者们仍然没有作出确切的解释。由于有几个世纪的缺口,这一缺乏连贯性的现象就更加令人惊异了。在这几个世纪期间,以畜牧为基础的游牧生活出现的先决条件已经成立了。这些条件是指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在中亚、哈萨克大草原、西伯利亚等地区日用技术、马拉运输车具的使用、马术的利用,[55]以及公元前1千纪早期游牧文化的真正出现。[56]

对于游牧民族的出现这一问题,大多数学者的取向都是首先考虑“内部”因素,比如人口过剩、气候干旱,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在农耕者和畜牧者之间劳动者的专业化水平和分配比率的增长问题;而对于一些外部因素,比如外敌的入侵、文化的交往等则考虑较少。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以畜牧为基础的游牧生活是从高级的畜牧生活中自然进化发展而来的,其结果既是因为更大规模牧群的出现,也是因为更先进、流动性更强的畜牧经济发展中经验积累的结果。气候的变化有可能导致可耕土地的减少,这使得以前定居而耕种土地的人和饲养家畜者被迫变为游牧者。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对于以畜牧为基础的游牧生活的进化发展来说,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森林中的狩猎者,他们从定居的邻居那儿借用蓄养的动物,然后,在他们开始使用马之后,就移居到了大草原地区。[57]

然而,另外一种理论则认为,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到公元前1千纪早期的这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绿洲上饲养家畜者和农耕者人口的过度膨胀,使得大批从事畜牧业的人赶着牧群进入了周围的沙漠地区,于是该地就成为了“农耕绿洲野蛮的边缘”。[58]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一观点通常是与“移置理论”(theory of displacement)(这一术语来源于哈扎诺夫)紧密相连,[59]拉铁摩尔对这一观点作过详尽的阐述。按照这一观点,以畜牧为基础的游牧生活的出现,是由于那些早就居住在大草原的边缘和绿洲中的边缘人口“推动”的结果,是定居的农耕社会扩张所造成的。[60]然而,农耕民和欠发达的“边疆居民”之间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当前考古研究界的支持。[61]

最后,依据格雷亚兹诺夫(Gryaznov)的观点,在公元前8世纪,在大草原上不同的地区,有一些部落逐渐地将游牧生活作为其更加有意义的经济活动。其结果是,大草原上的居民日益参与到侵略性的战争之中,其目的是为了能够获得足够的、可以支撑放牧畜群之用的土地。为了寻求战利品和土地,这些部落就向定居的民族发动了进攻。就这样,一些定居的族群,为了有效地保卫自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被迫转而过上了游牧生活。于是,他们的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只在部落的冬季草场上还零星地保存着一些农业生产。[62]另一方面,鲁登科(Rudenko)则提出了一种观点,他认为这是一个更为渐进的转变过程,历经数个世纪才转变为“真正的”游牧状态。[63]今天,大多数学者都会承认,成熟的游牧文化是在先前的农耕-畜牧民族在生产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何况,游牧族群经常表现为规模更大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这些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多样化经济基础之上的,是由各自所处的特定的环境所能提供的条件而决定的。

毫无疑问,当时有各种各样的人在此流转。由于气候的变化和土地的贫瘠化突然加剧,青铜时代大草原地区的居民沿着河道,开始向南转移寻找草场。[64]这些迁徙活动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反方向的迁徙似乎也出现过,进而形成了交叉的迁徙人流的复合场面,这成为大草原游牧部落物质文化,尤其是冶金业产生的起源,同时也成为游牧部落艺术风格形成的源头。

年表及分布

一段时间以来,学者们一直认为“斯基泰”文化的最早的活动中心是在西方,也就是在伏尔加河流域,[65]而且马上游牧生活是通过中亚而“输入”进东部大草原地区的。[66]尽管有一种假定是合乎逻辑的,它认为一系列革新性的技术(包括骑马、运输工具、冶金业)是从大草原的西部和西南部边缘传入中亚的,然而,二战以后主要是由苏联考古学家从事的考古发掘,经过数十年工作已经逐步弄明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进程很有可能是由东部大草原地区所主导的,这些地区包括:南西伯利亚地区、图瓦(Tuva)、赛亚诺-阿尔泰地区以及蒙古西部。

今天,学者们一致褒扬中亚,将其视作斯基泰-西伯利亚(ScythoSiberian )文化的发源地和集散地。[67]有关游牧性斯基泰文化的考古材料,最早是在阿尔泰山和天山地区的库尔干大墓群中发现的,它们是公元前6—前4世纪的坟冢。基西略夫(Kiselev)在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科盆地和叶尼塞河谷地所进行的考古工作发现,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有一种文化取代了卡拉苏克文化,这就是塔加尔(Tagar)文化。[68]尽管在叶尼塞河地区的塔加尔社会与游牧社会相似,是一种贵族制社会,但他们仍然是一些过着半游牧生活的民族,基本上延续了卡拉苏克文化的传统。[69]

在阿尔泰和图瓦地区,早期的游牧社会有可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世纪。按照格雷亚兹诺夫所制定的年表,阿尔泰-斯基泰(AltaiScythian)文化时期的开始时间是公元前9世纪。紧接着依次是:马依爱弥尔(Maiemir)文化时期(公元前7—前5世纪)、巴泽雷克(Pazyryk) 文化时期(公元前5—前3世纪),最后是史宾斯克(Shibinsk,或称作“西贝”Shibe) 文化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1世纪)。从公元前8—前7世纪开始,在阿尔泰地区有两个不同的阶层,这可以通过他们各自的墓穴得到确认:一种是库尔干型的墓穴“库尔干”还有一层意思,是“堆坟的墓地”。在墓地上建坟,这种习俗源于印欧人古老的墓葬文化。,另一种是石质的棺材。今天,有关阿尔泰地区铁器时代初期的早期游牧文化的年表得到了普遍认可,这是模仿格雷亚兹诺夫制定年表的模式而制定的。这一年表将游牧文化分作:早期(公元前8—前6世纪)、中期(公元前5—前3世纪)、晚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1世纪)。[70]这一早期游牧文化的上限通过格雷亚兹诺夫和格雷克(Grach)在图瓦的阿尔然(Arzhan)的工作得以确认。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古冢遗址,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或许更有可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它的出现是与从黑海地域到东阿尔泰地区的整个内亚大草原地区同一层面的文化同步的,也就是铁器时代早期。[71]在图瓦的考古中发现,在那儿早期之后紧跟着的中期要比其他地区的中期时间稍微早一些,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前6世纪,而晚期则是在公元前5—前3世纪。在其早期游牧(“斯基泰型”)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在晚期临近结束时,图瓦进入了一个遍及中欧亚绝大多数地区的由“匈奴—萨尔马特”统治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基本上与伴随着匈奴帝国的扩张而从东方传入的新型的游牧文化历史时期相同。对于早期游牧文化遗址——包括阿尔然(Arzhan)、图伊特卡(Tuetka)、巴泽雷克(Pazyryk)、西贝(Shibe)——所发现的木器遗骸,用C14方法进行分析,可以矫正对于树木年轮所进行的树木年轮学的计算,从而确认格雷亚兹诺夫所制定年表的正确性。考古材料确定了早期阿尔然坟冢的日期(公元前10—前9世纪),还表明游牧草原艺术中具有典型性代表的动物风格有可能自本土传统发展而来,而不是来自于近东的艺术主题。[72]

在分析早期游牧部落的文化发展中,我们必须注意,这些现象不是直线形的,它有巨大的地域变化,这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区域有不同的生态条件,也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所有的青铜时代的农耕-畜牧族群都变为游牧部落;实际上,一些民族迁徙至河谷地带,从事农耕业。[73]更何况,早期游牧族群经常显示出对于以前的青铜时代草原族群的延续性。不仅延续了他们的文化(包括丧礼、陶器和冶金业),也延续了他们的体格外貌。在斯基泰文化时期,一般来说,大量的文化传统共存于同一个广大的地区。例如, 在公元前7—前6世纪,在霍列茨姆(Khorezm)、锡尔河低地(lower Syr Darya)和阿姆河(Amu Darya)流域之间的各个游牧民族中,不同类型的丧礼和埋葬模式在文化内涵上却具有惊人的同一性,并且都表示了他们与更远的东方(包括了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和南西伯利亚地区)有过交流。[74]或许,对于这一现象最为可取的解释是,游牧族群在阿尔泰、图瓦(Tuvinian)和哈萨克草原形成,后来以各种各样的速度形成了一股向西迁徙的潮流,然后集中在一起,逐渐地与当地的人们混居,最终形成了多种文化的结合体。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通常情况下,一个社会在由混合型经济向游牧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转变过程中,大都会伴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深刻变化。[75]实际上,对于那些经济基础各式各样,并且经济依赖于当地环境特征的民族来说,纯粹的游牧经济有助于更复杂类型社会的整合。[76]早期游牧民族的进化轨迹是沿着两个方向前进的。对内,占主导地位的游牧团体获得了更加显赫的社会地位,巨大的坟冢代表了这一点,而大量的随葬品则标志着财产的富有。还有一点,贵族武士阶层有可能剥夺了在他们统治下的各阶层人们所生产的所有剩余产品,包括:农产品、金属器具和武器,甚至还有可能剥夺了其贸易收益。对外,占主导地位的游牧团体有可能与邻近的族群(有时与远距离之外的人)有着更加频繁的交往。游牧民族与这些族群所建立的关系,既是一种商业交换和经济共生现象,同时也暗含着敌对关系,因此有时会招致冲突。当早期游牧民族的扩张遍及整个中欧亚地区时,他们中最先进的族群会使自己处于霸权地位,镇压那些非游牧民族。例如,在北高加索大草原(northern Caucasian Steppe)地区,还可以发现早至公元前8世纪的斯基泰文化的遗迹,很显然,游牧民族已经统治了当地定居的人。[77]

由于在政治上组成了具有权威性的集团和门第,军事制贵族社会就形成了,自然它们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出现的。阿尔泰坟冢遗址规模巨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毫无疑问,这座坟墓里面埋着一位具有很大权势的人。[78]很显然,自公元前7—前6世纪开始,部落联盟中心就已经建立了。例如,公元前6—前4世纪,在南乌拉尔大草原和伏尔加—顿河之间的河间地带(VolgaDon interfluvial zone)出现了部落联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公墓彼此隔离、但最终连为一片的情况做出判断,这其中有一些坟墓是为军事精英们设置的,有可能还包括了那些“超部落”的上层人士(也就是部落联盟中的贵族们)。[79]在伊列克河(Ilek River)两岸所发现的坟冢群中,那些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坟冢在位置上就与其他的相隔离,这或许可以作为这一社会结构的例证。实际上,这一特定的地方可以作为证据以证明部落联盟的形成,这一地方就是联盟的中心,而其贵族首领们的随葬品则是更为奢华。[80]

在阿尔泰地区,最早的坟墓要比巴泽雷克时期的坟冢简陋得多。[81]更为重要的是,巴泽雷克文化时期为我们遗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坟冢遗址,这表明了不同社会集团的共存。巴泽雷克早期的随葬品中主要包括了青铜武器,还有少量的用青铜或者黄金制成的珠宝;而晚期坟墓中所发现的随葬品则展示了更精致的青铜铸造技术。而且,铁的使用范围更为广阔了,特别是在制作马具中;至于黄金的制作工艺就更复杂精致了。[82]在几个坟墓中还发现了中国丝绸,这证明(然而不是直接的证据)巴泽雷克文化和中国之间有交往。[83]

蒙古西部当然与阿尔泰地区和图瓦地区处于同样的文化发展水平。在乌兰固木(Ulangom)所发现的公元前5—前3世纪的文化遗址中,巴泽雷克文化和乌尤克(Uyuk)文化具有相似之处。在蒙古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同样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种族文化集团的故乡。这一文化复合体被称作“板状墓穴文化”(Slabgrave culture),是埋葬文化的继续,在结构上,这些墓穴只是挖一个简单的坟坑,里面装有石板,而不是在上面堆一个坟墩。这一集团的人的体态很明显是蒙古人种,与阿尔泰地区属于欧洲人种的“塞种人”有着很大的差别。无论如何,这两个在铁器时代初期有杰出的文化和人种的地域,拥有各种各样的实体性文化要素:从箭头的造型到饰片和马嚼、动物造型为主题的艺术以及所谓的“鹿石”(指上面雕刻着以鹿为代表的艺术造型以及雕刻着各种拟人化造型艺术的大石板)。[84]这进一步证明了包括形形色色的冶金、艺术,还有可能包括精神要素在内的“大草原文明”的生命力,它们从一个族群到另一个族群在迅速地传播、相互交换、相互吸收。这些文化元素传播的高速性使我们可以大胆预测,有许多族群在经济、技术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接近的程度,而且他们之间的交往在不断地加深着。

有一个要素有可能影响着游牧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那就是冶铁技术的提高和传播。中亚地区铁的利用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千纪早期,早期冶铁业的中心在南部(阿诺,Anau)地区和费尔干纳(Ferghana)(即:达尔斡仁,Dal’verzhin)地区。这一新技术不久就向其他地区,包括大草原地区传播开来。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冶金业在加强中央集权、分化社会阶层以及形成更大更紧密的社会—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85]

这些规模更大的组织里面包含了各式各样的经济活动。例如,整个中国北部草原地区,虽然畜牧业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活动,但是很明显,牧民们也从事狩猎业,而且这一地区的经济包括农耕和不同集团之间的商贸活动。[86]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为了评估每一个游牧集团的经济基础,我们必须对其特定的环境及其与邻近部落之间的交往进行考察。当考察这一早期历史时期的集团时,“纯粹的”游牧者的形象经常被误解;因而阿尔泰地区的家畜饲养者在生活上表现出某些半定居的性质,他们在此从事原始农耕业。在他们定居的地方所发现的工具表明,他们居住的中心地区有一系列的辅助性的经济活动,从锄耕到狩猎、皮革制作、石质和角质工艺品的制作,一直到冶金业。[87]

在游牧集团出现之前不久所出现的定居或半定居集团影响了经济转型,这种影响既表现在社会层面,也表现在经济水平上。例如,横跨乌拉尔森林—草原地带的过定居生活的伊达基尔文化(Itkil culture),时间在公元前7—前3世纪之间,那儿留下了大量的冶金产品的遗迹。另外还在卡马河—别拉亚河(Kama and Belaya River)两岸和伏尔加河流域的森林—草原地带发现了其他一些冶金中心。在这些遗址中所发现的人工制品包括有典型的游牧金属产品,例如,武器、马具、大锅、珠宝、镜子,这些金属制品似乎是这些定居族群的工匠为游牧市场而生产的。[88]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经济集团之间紧密结合的证据在费尔干纳谷地(Ferghana Valleys)和阿尔泰山脉的高地山谷中都已经有所发现,时间在公元前5—前3世纪之间,在那儿,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坟墓中的随葬物品没有什么区别。[89]

总而言之,对于早期游牧民族经济基础的评估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同一个地区邻近的族群之间密切而又经常的交往。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复合的社会—政治组织,这些组织极有可能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它们或以门第(尤其是在游牧贵族制之中)为基础,或以族群(例如农耕定居者)为基础,或以社会集团(其特征是以社会地位——包括自由民、奴仆或奴隶等——和经济活动——比如冶金业和其他类型的手工业进行分类)为基础。

物质文化

在早期游牧民族的物质文化中,金属制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到公元前8世纪为止,整个中欧亚地区金属制品同时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从公元前8—前7世纪开始,在墓群的随葬品中所发现的主要是更多数量、更多品种的武器。能够表明死者受尊崇程度的主要物品是马具图案、传统的动物造型的工艺品、武器、青铜鼎和镜子。在武器中,最普通的是弓和箭,尽管保留下来的弓很少。[90]箭头主要可以分作两类:带有柄脚的和装入插座的。其他的武器包括短剑、剑和矛头。[91]在帕米尔和天山地区的塞种人早期历史(公元前8—前6世纪)的墓地中,我们发现,他们早已经开始制造铁质的短剑和双金属的短剑(铁制的剑身和青铜制的剑柄),还发现了一些青铜短剑和青铜或铁制的箭头。还在巴泽雷克地区的大型坟冢中发现了铁制短剑。[92]这时候的马具包括了马嚼(bit)、贴腮片(Cheek piece) 用来装在马的后托贴腮部位上,提供射手额外贴腮高度与舒适度的辅助零件,通常是青铜、石质或角质的。、马缰结(bridle cockade)、肚带扣(girt buckle)以及条形铠甲(strap plate)。马嚼子是与马口连着的,而贴腮片则是青铜、石质或角质的。

在公元前7—前6世纪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塞种人的墓穴中,我们发现了铁制的刀子。最初,铁主要是用来制作实用品,而不是奢侈品。[93]后来,铁的用途越来越广泛,制作的物品也越来越多,比如马上的装备就是用铁制成的。[94]尊贵的器具都是典型的青铜器和精致的金属制品,它们除了武器之外还包括祭奠和装饰之用的物品。在整个游牧世界中所发现的最有价值的青铜器是鼎,它有一项祭典的功用,是与动物的牺牲相关联的,很有可能是用作煮肉之用的。[95]所有这些发现都表明,这是一个成熟的父系社会,马和骑马是主要的经济元素,并且在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种物质文化也包含进口物品。在伏尔加河流域和南乌拉尔大草原地区发现了公元前5—前4世纪绍罗马特亚人(Sauromatian)制作的头盔和鳞状或金属片的盔甲,它们并不是当地的产物,这表明了邻近族群之间交换经济的增加。[96]同样,萨尔玛特人(Sarmatian)通过与塔纳伊斯河(the Tanais,即今顿河,River Don)地区和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边的法纳戈里亚(Phanagoria)也存在交换现象。[97]

游牧民族以动物为内容的艺术的类型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保留下来的风貌却是惊人地相同。表现最多的动物是山羊、麋鹿、捕食鸟和野猪;大型猫科动物为主题的艺术则是最受欢迎的。动物造型的艺术用来装饰各类武器和刀子的把柄、金属铠甲、扣子和马具。

最终,黄金和珠宝与公元前6世纪之后的墓群更加紧密相关了。在东哈萨克斯坦地区挖掘出来的一个铁器时代的塞种人的墓穴中,发现了一件一位酋长穿的衣服,上面缝着很多黄金片作为饰物。黄金制造方面先进的技术,例如镶嵌和颗粒制作等,都可以通过一系列手工艺品得以证明。其中有一个三维立体的鱼,就是用黄金片制成的,鱼的眼睛和鱼鳍是用绿松石镶嵌的,而身体则用黄金粒片进行装饰。[98]

四 结语

欧亚早期游牧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给研究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如此广袤的地区,文化发展的高水平却都极其相似。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特别强调了马、武器的丰富性、“动物造型”所主宰的艺术内容所具有的祭典和社会意义。更进一步说,早期游牧文化的形成是不能与技术的进步相分离的,尤其要重视马和马车在其中的作用,是它们提高了游牧民族的流动性,使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超过了他们定居的邻居。在他们的畜牧环境中,他们掌握了骑马和射箭技术,而因为季节性的迁徙和狩猎的需要,他们的社会必须将它们组织起来,从而成为了军事化的社会,而这则使游牧部落的人们成为了天然的勇士。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草原地区日益增加的干旱迹象,使得游牧生活才可以成功地适应内亚的草原环境,因为这种生活不仅有利于维持游牧者的生存,而且对于他们发展成为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社会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游牧社会的形成过程保留了典型的尚武特征,而且形成了贵族阶级,他们的主要职责看来就是从事战争。这一阶级的出现极有可能与迁徙过程中争夺草场和防备之需相联系的,这是游牧部落向定居、半定居族群进行政治扩张中的一股主要力量。在其他情况下,游牧者和农耕者在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就很少使用暴力。

在游牧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显示主人尊贵与否的标志性的东西,从以前的主要看武器,发展到还要参看装饰物。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精英阶层占据了稀有和漂亮的饰物,例如,四周雕刻着动物而且镶嵌着宝石的金匾,这代表着主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而不仅仅代表着军事方面的勇猛。这一进化透露了游牧精英阶层不仅在个人趣味方面,而且在社会地位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与商贸尤其是与从邻近定居族群那儿进口艺术品一样,游牧部落随葬品中珍贵的艺术同样可以证明,贵族们不仅仅完全局限于军事首领方面,在商贸和政治方面也发挥着同样的指导作用,这导致他们积累了贵金属和珠宝等形式的财产。控制着财富源泉的领导阶层的形成,例如在商贸和生产等方面,在游牧部落的政策中,是权力集中和军事扩张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还是需要论证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相似的趋势也可以在中国北部的游牧部落中出现。

注释:

[1]关于中亚定义的广泛性讨论可参见阿基涅尔(Shirin Akiner)所写的文章《中亚的地理概念》(Conceptual Geographies of Central Asia),收入阿基涅尔编辑的《中亚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纽约(New York):圣•马丁出版社(St.Martin’s Press),1988年版,第3—62页。

[2] 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在定义“中欧亚”这一概念时,不仅仅通过地理方面的术语来定义,也通过文化方面的术语来定义,参见他的著作《内亚》(Inner Asia :A Syllabus),布卢明顿(Bloomington):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1987年版,第1—5页。

[3]参见梅罗西尼科夫(L.I.Myroshnikov) 的文章“Appendix:A Note on the Meaning of ‘Central Asia’as Used in This Book”,收入由丹尼(A. H. Dani)、马松(V. M. Masson)主编的《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巴黎(Pari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92年版,第1卷,第477—480页。

[4]以下地理概况的描述主要依据:乔治•克里赛(George B.Cressy)所著《亚洲的领土和民族》(Asia’s Lands and Peoples),纽约(New York):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McGraw Hill Book Co.),1963年版;罗伯特 N.塔斐(Robert N.Taaffe)文章《地理背景》(The Geographic Setting),收入由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编辑的《剑桥早期内亚史》,剑桥 (Cambridge):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年版,第19—40页;马松:《背景》(The Environment),收入《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第1卷,第29—44页;松田寿男(Hisao Matsuda):《亚洲历史上的天山山脉》(The T’ianshan Range in Asian History),载于1981年出版的《亚洲学刊》(Acta Asiatica)第41期,第1—28页。

[5]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满洲的蒙古人》(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纽约(New York):John Day公司,1934年版。

[6] 对于蒙古地区的地形学、水文、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广泛介绍被收入The Academy of Sciences MPR编辑出版的:Information Mongolia,牛津(Oxford):培格曼出版社(Pergamon Press),1990年版,第3—49页。

[7]侯灿: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Tarim Oses as Seen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收入《青金石和翡翠之间》(Between Lapis and Jade),1996年春由黑博特(Fredrik T.Hiebert)和科斯莫编辑的《欧亚大陆的人类学和考古学》(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of Eurasia),第55—66页;保柳睦美(Mutsumi Hoyanagi):《历史上塔里木盆地古丝绸之路地带的自然变迁》(Natural Changes of the Region along the Old Silk Road in the Tarim Basin in Historical Times),载于1975年出版的《东洋文库研究所回忆录》(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第33卷,第85—113页。

[8] 希罗多德(Herodotus):《历史》(Histories),第4卷,第46页。转引自约翰•杰拉尔德•加登(John GardinerGarden)所著:“Greek Conceptions on Inner Asian Geography and Ethnography from Ephoros to Eratosthenes”,《内亚杂志》(Papers on Inner Asia)第九期,布卢明顿(Bloomington):内亚研究院(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1987年版,第5页。

[9]刘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L.A怀特(Leslie A. White)主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Cambridge Mass):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年版,第290页。

[10] S.I.Vejnshtein :“The Problem of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 of Pastoral Nomads in the Moderate Belt of Eurasia”,收入由维斯利德(W.Weissleder)编辑的《游牧选择》(The Nomadic Alternative),海牙(The Hague):穆顿(Mouton)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页。

[11]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中国亚洲腹地边疆》(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波士顿(Boston):灯塔出版社(Beacon Press),1962年版,第158—163页。

[12]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中国亚洲腹地边疆》(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波士顿(Boston):灯塔出版社(Beacon Press),1962年版,第63—64、409—412页。

[13]黑博特(Fredrik T.Hiebert):《中亚青铜时代绿洲文明的起源》(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s in Central Asia),第42期简报,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Cambridge Mass):美国史前研究会(American School of Prehistoric Research),1994年版。

[14]哈扎诺夫(Khazanov):《游牧民族与外部世界》(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剑桥(Cambridge):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年版,第89页。

[15] 岩村忍(Shinobu Iwamura):《中亚的牧民和农夫》(Nomad and Farmer in Central Asia),收入《亚洲学刊》(Acta Asiatica),1962年第三期,第45—50页。

[16] S.魏因施泰因(S.Vainshtein)所著《南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图瓦的游牧经济》(Nomads of South Siberia: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165页。

[17] 马松(V.M.Masson)、泰勒(T.F.Taylor):《苏联大草原地区的考古学•绪言》(Soviet Archaeology in the Steppe Zone:Introduction),选入1989年出版的《古物》(Antiquity),第63期。

[18]这些被认为与命名为阎摩(Yama)阎摩(Yama): 印度神话中掌管阴曹地府的阎王。文化的“大文化”(macroculture)是一样的;参见Natalia I.Shishlina 和黑博特(Fredrik T.Hiebert): 《大草原与农业:青铜时代游牧民族与农耕业者之间的相互影响》(The Steppe and the Sown: Interaction between Bronze Age Eurasian Nomads and Agriculturalists),选入梅维恒(Victor Mair)主编:《中亚东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华盛顿(Washington):人类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1998年版,第1集,第224—225页。

[19]多卢卡诺(P.M.Dolukhanov):“Paléoécologie de l’Asie centrale aux ages de la Pierre et du bronze”,in L’ Asie centrale et ses rapports avec les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des origines à l’age du fer,M émoires de la Mission ArchVologiqre Francaise en Asie Centrale, 巴黎(Paris):Diffusion de Boccard,1998年版,第1卷,第215—217页。

[20] Natalia I.Shishlina 、黑博特(Fredrik T.Hiebert):《大草原与农业:青铜时代游牧民族与农耕业者之间的相互影响》(The Steppe and the Sown:Interaction between Bronze Age Eurasian Nomads and Agriculturalists),第1卷,第231页。

[21]哈扎诺夫(Khazanov):《游牧民族与外部世界》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第19—25页。

[22]大卫( T.David): “Peuples mobiles de l’eurasie: contacts d’rne périphérie ‘barbare’avec le monde ‘civilisé’,à la fin de l’age du bronze et au ler Age du Fer”,参见 L’Asie Centrale et ses rapports, 第159—168页。

[23] 大卫•安东尼(David Anthony):《公元前2千纪欧亚大草原的开放》(The Opening of the Eurasian Steppe at 2000 BCE),收入《中亚东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居民》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第1集,第94—113页。

[24] 敦斯(J.F.Downs):《近东和中亚地区骑马的起源和传播》(Origin and Spread of Riding in the Near East and Central Asia),收入1961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63期,第1193—1203页。

[25] 特里金(Dmitriy Yakolevich Telegin):《德瑞夫卡:红铜时代第聂伯河中游养马者的居住地和墓地》(Dereivka:A Settlement and Cemetery of Copper Age Horse Keepers on the Middle Dnieper), 由马洛里(J.P.Mallory)编辑, V.K.Pyatkovskiy 翻译,牛津:B.A.R.,1986年版;玛莎•莱芬恩(Marsha Levine) :《德瑞夫卡以及马的驯化问题》(Dereivka and the Problem of Horse Domestication),载于1990年出版的《古物》(Anitiquity),第64期,第22—38页。

[26] 大卫•安东尼(David Anthony)、多卡斯•布朗(Dorcas Brown):《骑马的起源》(The Origin of Horseback Riding),载于1991年出版的《古物》(Anitiquity),第65期,第22—38页。

[27]马的这种用途一个显著的例子是鄂木斯克附近的罗斯托斯卡(Rostonska)墓地中一个用来装饰短剑把的青铜小雕像。雕像上有一个人坐在一对雪橇上,而有一匹勒着嘴的马正拉着这个人。参见车尔尼克(E.N.Chernykh)所著《苏联古代的冶金术》(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这种驯化的马的使用极有可能出现在德瑞夫卡文化时期,而且证实牙齿的磨损痕迹就是由马嚼子勒的(尽管证明其使用比德瑞夫卡地区晚),但是由于缺少确切的证据,比如刻在岩石上的物、像、文字和其他的可以看见的代表物,因而这些证据并不完全证明骑马的存在。

[28] 蒋慧珑(Claudia Chang )、Perry A.Tourtellotte :“The Role of Agropastoralism in the Evolution of Steppe Culture in the Semirechye Area of Southern Kazakhstan during the Saka/Wusun Period (600BCE400BCE)”,收入《中亚东部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第1集,第266页。

[29]芭比克娃(V.I.Bibikova):《关于东南欧的驯马史》(ON the History of Horse Domestication in SouthEast Europe),收入由特里金(Telegin)主编的《德瑞夫卡》(Dereivka),第163—182页。

[30](A.P.德里夫扬科)( A.P.Derevyanko) 和D.多尔基(D.Dorj):《中亚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部落》(Neolithic Tribes in Northern Parts of Central Asia),收入《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第1卷,第185页。

[31]利陶尔(M.A.Littauer)、克劳维尔(J.H.Crouwel)所著Wheeled Vehicles and Ridden Animal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Leiden):布里尔(Brill)出版社, 1979年版,第45—47、65—68页。顺便说一下,骑马作为一个专业化的行为,在内亚拥有马鞍和马镫并广泛推广开来的趋于完善的骑马技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何时达到这一程度仍然不能确定,或许已经进入了公元后第一个千纪的上半期,参见A.D.H.Bivar:《马镫及其起源》(The Stirrup and Its Origin),载于1955年出版的《东方艺术》(Oriental Art)新丛刊,第1卷第1期。关于马镫的问题,还可以参见小雷恩•怀特(Lynn White,Jr.),所著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牛津:克拉莱顿(Clarendon)出版社,1962年版,第14—28页。

[32]哈扎诺夫(Khazanov):《游牧民族与外部世界》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第93页。

[33] 早期的作者倾向于将大规模的迁徙看作是中亚大草原地区早至公元前3千纪游牧部落存在的证据,参见帕姆波利(Rapfhael Pumpelly)编辑:Explorations in Turkesan.Expedition of 1904.载于1908年出版的Prehistoric Cicilization of Anau,第2卷。华盛顿(Washington):卡耐基学院(Carnegie Institution)。

[34]阿尔托(Pentti Aalto):《中鸦列夫(S.V.Kiselev):Drevniaia Istoriia Iuzhnoi Sibiri, 莫斯科(Moscow):诺卡(Nauka)出版社,1951年版。

[50]阿•波•沃克拉德尼克夫(A.P.Okladnikov):《内亚历史的开端》(Inner Asia at the Dawn of History),载于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8页。

[51] 中国北方的冶金文明将在下一章中探讨。

[52] 阿•波•沃克拉德尼克夫(A.P.Okladnikov):《内亚历史的开端》(Inner Asia at the Dawn of History),第94—95页。

[53]关于大草原游牧者的历史文献,最早的是记载斯基泰人的文献,从公元5世纪开始,在古希腊的编史工作中就有了大量对草原游牧民族的记录。对于斯基泰人的编史工作,约翰•杰拉尔德•加登(John GardinerGarden)曾经另外写过几部著作,由布卢明顿的内亚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出版。它们分别是:Apollodoros of Artemita and the Central Asian Skythians,载于1987年出版的《内亚研究论文集》(Papers on Inner Asia),第3辑;Herodotos’ Contemporaries on Skythian Geography and Ethnography,载于1987年出版的《内亚研究论文集》(Papers on Inner Asia),第10期;Ktesias on Central Asian History and Ethnography,载于《内亚研究论文集》(Papers on Inner Asia),1987年第6期;Greek Conceptions on Inner Asian Geography and Ethnography from Ephoros to Eratosthenes,载于《内亚研究论文集》(Papers on Inner Asia),1987年第9期。

[54] 然而,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葬礼是各式各样的,其中强烈地存在着当地的或者说地方的文化因素,这使得埋葬类型的判断价值大打折扣。

[55]哈扎诺夫(Khazanov):《游牧民族与外部世界》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第94页。

[56] Vejnshtein:“Problem of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 of Pastoral Nomads in the Moderate Belt of Eurasia”,见《游牧选择》(The Nomadic Alternative),第127—133页。

[57] 同上,第130—131页。

[58] Mariana A.Itina:“The Steppes of the Aral Sea in Preand Early Scythian Times”,见沉雅礼(Gary Seaman)主编的Foundation of Empire:Archaeology and Art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洛杉矶(Los Angeles):Ethnographics出版社(南加州大学),1992年版,第50页。

[59]哈扎诺夫(Khazanov):《游牧民族与外部世界》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第89页。

[60]拉铁摩尔( Lattimore):《中国亚洲腹地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第328、412页。

[61] 这是对流行的“传流论者”的理论进行批评,根据这一理论,游牧民族中国家的出现是与农耕社会中国家的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参见Lawrence Krader:“The Origin of the State among the Nomads of Asia”,见:Henry J.M.Claesen 和Peter Skalnik主编的《早期国家》(The Early State)。海牙:牧顿出版社(Mouton Publishers),1978年版,第93—107页。

[62] 格雷亚兹诺夫(M.P.Gryaznov):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Southern Siberia, 纽约(New York):考维尔斯(Cowels)图书出版公司,1969年版,第131—132页。

[63]鲁登科(S.Rudenko):Kul’tura naseleniia tsentral’nogo Altaia v skifskoie vremia, 莫斯科(Moscow):诺卡(Nauka)出版社,1969年版,第197页。

[64]学者们注意到,直到公元前2千纪中期,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的北方和南方、Semirechiye、 吉尔吉斯斯坦(Kirghizstan)东北部等一些地区就被抛弃了,只是到了萨卡(Saka)时期的早期,才又有人居住。而在青铜时代人口密集的乌拉尔草原南部,到了公元前2千纪末也变得荒无人烟了。直到公元前6世纪,来自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人群才重新使这里成为有居民居住的地方。参见V. A. Alekshin:“Problème de l’origin des cultures archéologiques du néolithique et de l’Age du Bronze en Asie centrale (d’après les rites funéraires)”,in L’Asie centrale et ses rapports, 第255—264页。又见亚布罗斯基(Leonid T.Yablonsky): “Some Ethnogenetical Hypotheses”,见Jeannine DavisKimball等编著:《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伯克利(Berkeley): Zinat Press, 1995年版,第243页。

[65]卡尔•耶特马尔 (Karl Jettmar):《草原艺术》(Art of the Steppes),纽约(New York):皇冠出版社(Crown Publishers),1967年版,第215页。

[66]罗伯特•海涅—革尔登(HeineGeldern):借助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极力支持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8—9世纪期间操印欧语系语言的人进行了一次迁徙,从黑海地区迁往了东亚。参见罗伯特•海涅—革尔登:“Das Tocharenproble und die Pontische Wanderung”,载于Saeculum,1951年第2期,第225页。

[67]雅各布森(Esther Jacobson):《斯基泰人的艺术》(The Art of the Scythians),莱顿(Leiden):布里尔(Brill)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9页。要广泛而系统地了解斯基泰人部落和萨尔马特人(Sarmatian)部落的历史,可以参阅(A.I.Melyukova)所写《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The Scythians and Sarmatians),载于《剑桥早期内亚史》(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第97—117页。

[68]基西略夫(Kiselev):Drevniaia istoriia Iuzhnoi Sibiri,第302—303页。

[69]格雷亚兹诺夫(Gryaznov):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Siberia,第217页。

[70] 尼克莱•勃克温克(Nikolai A.Bokovenko):《关于斯基泰时期南西伯利亚考古学研究史和主要问题》(History of Studies and the Main Problem in the Archaeology of Southern Siberia during the Scythian Period),见《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第255—261页。

[71]关于整个早期欧亚游牧文化(斯基泰型)的全景,参见迈克•彼得罗维克•吉尔加兹诺夫(M. P. Grjaznov): Der GroBkurgan von Arzan in Tuva, Südsibirien,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84年版,第77页。

[72]马克•E.霍尔(Mark E.Hall):“Towards an Absolute Chronology of the Iron Age of Inner Asia”,收入1997出版的《古物》(Antiquity),第71期,第863—874页。

[73] 亚布罗斯基(Yablonsky):“Some Ethnogenetical Hypotheses”.

[74]亚布罗斯基(Lenoid T.Yablonsky)所著《萨卡人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 of the Saka)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载于《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d),第201—239页。

[75]马科夫(G.E.Markov):《亚洲游牧民族中的社会问题》(Problem of Social Change among the Asiatic Nomads),载于《游牧选择》(The Nomadic Alternative),第306页。

[76]这一问题在Chang和Tourtellotte所著的Role of Agropastoralism有专门的探讨。

[77] 弗拉基米尔•佩特连科(Vladimir Petrenko):《北高加索地区的斯基泰文化》(Scythian Culture in the North Caucasus),载于《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第5—22页。

[78] 这座坟墓下面是结构复杂的木制建筑,上面是环形的坟墩,里面有几个墓室,它们的规模从15平方米到150平方米不等。在中间部分,有一个大型的围栏,里面有两个小房间,有可能是国王和王后休息的地方。这座建筑里面埋葬着各种身份的贵族、侍从,还有总数达160匹的马。另外还挖掘出了大量的武器、珠宝和动物造型的青铜装饰物。参见吉尔加兹诺夫(Grjaznov)所著Groβkurgan von Arzan in Tuva,Sudsibririen;以及尼克莱•勃克温克(Nikolai A.Bokovenko)所著The Tagar Culture of the Minusinsk Basin,载于《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第302页。

[79]Marina Moshkova:“Sarmatians,Concluding Remarks”, 载于《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第185—188页。

[80] 弗拉基米尔•德沃尔尼琴科(Vladimir Dvornichenko):“Sauromatians and Sarmatian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he Bronze Age”,载于《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第106页。

[81] 巴泽雷克文化是一种非常有利于研究中亚地区早期游牧“坟冢”文化的文化。最近,黑博特又重新制作了其年表,他得出结论,说一些巴泽雷克坟墓的建造时间早至公元前5世纪,而且同一地区相类似的坟冢建造的时间或早或晚,这表明这是一个连续的文化传统。参见:弗里德里克•T.黑博特所著Pazyryk Chronology and Early Horse Nomads Reconsidered,见《亚洲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1992年新丛刊第6期,第117—129页。研究巴泽雷克文化最优秀的著作是谢尔盖•鲁坚科(Sergei I.Rudenko)的Frozen Tombs of Siberia: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伦敦(London):丹特与松日有限公司(Dent and Sons),1970年版。

[82] 尼克莱•勃克温克(Nikolai A.Bokovenko):《阿尔泰山地区的斯基泰文化》(Scythian Culture in the Altai Mountains),见:《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第285—295页。

[83] 关于最近在巴泽雷克墓穴中挖掘出来的丝绸这一问题,参见N.V.Polosmak所著The Burial of a Noble Pazyryk Woman,见:《从塞西亚到西伯利亚的古代文明》(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1998年第5卷第2期,第125—163页。

[84] 沃尔科夫(V.Volkov):《蒙古的早期游牧民族》(Early Nomads of Mongolia),见《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第324—325页。

[85]G. A. Koshelenko: “L’Asie Central au début de l’age du fer: le Probléme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见: L’Asie centrale et ses rapports, 第171—172页。

[86]尼古拉•第•科斯莫(Nicola Di Cosmo):《古代内亚游牧民族的经济基础及其与中国的关系》(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hina),见《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4年第53卷第4期,第1092—1126页。

[87] 勃克温克Bokovenko所著《阿尔泰山地区的斯基泰文化》(Scythian Culture in the Altai Mountains),见《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第285—295页。

[88]Moshkova:“Sarmatians,Concluding Remarks”, 见《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第185—188页。

[89]亚布罗斯基(Yablonsky):“Some Ethnogentical Hypothses”,第241—252页。

[90] 麦克尤恩(E.McEwen):“Nomadic Archery:Some Observations on Composite Bow Design and Construction”,见《欧亚草原的艺术》(Arts of the Eurasian steppelands),第188—202页。

[91] 关于斯基泰人的装备情况,可以参阅Bourchard Brentjes所著《萨卡人的武器》(Arms of the Sakas), 瓦拉纳西(Varanasi):睿师出版公司(Rishi Publications),1996年版,第17—42页。

[92]亚布罗斯基(Yablonsky):《萨卡人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 of the Saka),第201—239页。

[93] 同上。

[94]弗拉基米尔•德沃尔尼琴科(Vladimir Dvornichenko):“Sauromatians and Sarmatian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第105—116页。

[95] 这些东西在整个中欧亚地区,从中国北部的鄂尔多斯地区到中亚西部都出现了。厄尔迪(Miklos Erdy):“Hun and Xiongnu Type Cauldron Finds throughout Eurasis”,见:《欧亚研究年鉴》(Eurasian Studies Yearbook),1995年版,第5—94页。

[96]弗拉基米尔•德沃尔尼琴科(Vladimir Dvornichenko):“Sauromatians and Sarmatian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第105—116页。

[97] Moshkova:“Sarmatians,Concluding Remarks”, 见《铁器时代早期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第185—188页。

[98]亚布罗斯基(Yablonsky):“《萨卡人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 of the Saka)”,第211页。

第二部分

引言

在前帝国时代,没有哪一个时期像战国时期(公元前480—前221年)那样对北部边疆地区在物质和政治输出方面改变如此之大。在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军队编制的扩大要求国家资源要不断地扩张,这就迫使每一个统治者使用各种方法去扩大自己的资源,并力图抵消其对手的各种便利。在战国晚期,领土扩张的倾向稳定地持续着,三个北方国家,秦、燕和赵都在力争扩大它们自己对新的民族和土地的控制权。北方边疆地区一部分就是由这种大国扩张的进程造成的。但是与更早的世纪相比,中原各国现在面对的是一个艰难得多的新形势。

就如在本书第3章中所勾画出的那样,中国北方畜牧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骑马的游牧族贵族尚武社会的产生。作为一种新的“人类学”的类型,游牧族以“胡”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中。它们的生活方式是游牧:它们畜养动物,骑在马背上作战,擅长射箭。胡的社会组织可能是一种基于血缘联系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它们的社会分为宗族和部落,它们很快就证实了其创造类似帝国政治组织的能力。对中国北方来说,它们是全新的吗?对于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胡的情况,我们的知识当然不只是以考古材料为基础,但是也还没有绝对的年代学的判定。[1]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游牧文化的成熟可能是在公元前7—前6世纪,尽管那时它们还仅仅只有很少的几个中心,并且还混合着半定居的民族。

从它们后来的成功判断,这些尚武的社会,其军事组织,可能比中国边疆地带那些农耕-畜牧社会的军事组织强大。那些戎族部落渐渐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尽管它们的名字还在语言修辞中使用,或者作为退化词存在着——这也许不仅仅是华夏诸国对这些族群吸收的结果,也是游牧族群力量壮大的结果,力量逐渐强大起来的游牧民族将它们的统治强加于这些族群,把它们兼并入自己的政体之中。

在战国晚期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件:骑兵的使用和北方以“长城”闻名的军事设施的建立。作为现在所说的长城的前身,这些“长城”组成了北方的军事防御工事线,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将这些“长城”连成为一个整体系统。这两件事件的发展都归因于北方明显的军事化以及一种更“艰苦的”边地地形结构。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要考察的是这种转变的原因,以及游牧民族和华夏诸国直接交往的出现。

关于胡人 一

第一次遭遇

公元前457年,周诸侯国与胡人发生了第一次直接的接触:“襄主(晋国的一个家族)并戎取代[2]以攘诸胡。”[3]在《史记》110卷中稍事修改,又作了重复的记叙,其文说道:“赵襄子[4]逾句注[5]而破并代以临胡貉。”[6]赵襄子是以背信弃义的方式实现了对代的征服的,他邀请代王及其官员赴宴,在宴会中将他们全部杀死。随后,赵襄子派兵平定了代(当然,尤其是对待周政体以外的国家,使用谋杀计谋,简直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周诸侯国与代的关系,包括对代王的诱杀,是遵循着普遍存在于春秋晚期周诸侯国和非周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的。晋国与代国的关系使我们再一次联想到公元前520年,晋国对猃狁族的鼓城的平定。就像对一度曾围绕着周诸侯国的诸戎和狄的征服一样,晋国对代国的平定,又一下子把它自己的边地推向了一个被另一种完全陌生的民族——胡占领的地区。

尽管“胡”曾一度被作为一个种族的名称使用,但是在先汉的资料中,它是一个对游牧族的通称之名。[7]到了汉代,“胡”成为与“匈奴”为同一指称的名称。[8]在前面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与“貉”一起出现的“胡”,是《诗经》和《周礼》中出现的指称外族邻居的一个古老的词汇。[9]一般来说,并没有什么文本的根据能够说明“胡”或者是“貉”或多或少构成了同种类的种族或者是同语言的群体。相反,“胡”是对骑马的弓箭手的一个通称之词,他们这些人是以畜牧为其主要的经济活动的。因此,胡是不同于戎和狄的一个“人类学类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在不同的“胡”内,有着相同的语言和种族。[10]据燕王所受到的被记载在《战国策》中的一封匿名信所说:

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东之相与也,如同舟而济,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11]

很显然,这一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胡与越互相交往,在面对着共同的威胁时互相救助,而是说,“越”是用来指称南方非华夏种族的一个名称,[12]而“胡”是描述北方非华夏族的名称。我们有理由这样说,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胡”这一称谓指称的是各个北方少数族群(部落、部落联盟,甚至是国家),这些族群说的是不同的语言,一般情形下是在一个辽阔的地区分散地生活着。各个散居的部落,在情势需要时,可以转化为一种更高级的政治组织形式(一个“国家”)。为什么在“胡”出现以前,一种已经取得其存在资格的部落——这种部落我们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部落的标志,会经常以诸如林胡、东胡等名字出现,在这里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13]不管它开始时是否是一个种族,直到战国晚期,这样的一个称谓还没有出现。

根据拉铁摩尔(Lattimore)的观点,在中国文献中出现的北方民族的“新名字”反映出非华夏民族经济专门化方面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的产生是由于他们被强行驱逐到一个更为贫瘠的生态地带。拉铁摩尔坚持认为,胡和匈奴就是早先的戎和狄,当他们被扩张的华夏诸国驱逐到大草原中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转变成了游牧的生活方式。[14]这种有影响力的观点并不能永久保持,但是这种观点是根据以前出现的考古证据得出的,这些考古证据显示,在一个长时期内,中国北疆发生了从半定居的农耕-畜牧生活向游牧生活的转变。

实际上,在著名的关于“胡服”的争议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北方和游牧民族的关系,我们所知甚少。胡服是一种适用于骑马穿的服装,赵国对胡服和骑兵的采用,是标志着北方边疆对北方诸侯国中正在建设中的国家的历史进程影响日巨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关于侵入、屈服、战争和朝拜等的一系列资料是非常缺乏的,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些关于商贸关系的分散的暗示,这些散碎的资料表明,尽管在它们之间还有一些特有的难以调和的敌意所带来的距离、不和谐的关系和似乎是与已有的智慧相矛盾的东西,但是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都是喜欢和平的。[15]与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的狄和戎相比,大约是从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330年的时间内,北方游牧族还是一个驯顺的善邻,这和它们后来所成为的那种危险的族群迥然不同。

贸易

在游牧族和定居民族间相互交往的地区,它们的交往关系滋养了贸易的繁荣这种思考不仅得到了考古资料的支持,而且也有文本资料的支持。在《战国策》[16]中,虽然是小小的边注,但是这些资料也清楚地显示出周诸侯国和胡人之间的相互贸易往来,在这种贸易中,胡人向周诸侯国输出马匹和皮毛。[17]

另一个例子,是《穆天子传》(天之子穆的传记,《穆天子传》的成书年代通常被断定为公元前4世纪左右或公元前3世纪)。尽管此书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但是它提供了许多一定是来源于实际的实践和风俗的信息。[18]在这一传奇的旅行过程中,穆王和他所遇到的外族首领互相交换礼物,这可能是公元前4世纪中国和北方畜牧者通常交往关系的一种实际情形。穆天子收到的最大的礼品是数千只牛和羊,这说明了当时专业畜牧民族的存在(不管穆天子是否真正拜访过他们)。在所有礼品单的开头都提到的更有价值的礼品是数量达到几百匹的马。不论中国人还是外族人,他们都把马看得很珍贵,马在中国是用于战争和礼仪的,但是在北方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卖给中国。第三种经常但并非总是出现的礼物是谷物,特别是粟米,这表明,至少有一些北方民族是以农耕、也以畜牧为生的。其他的“赠品”还包括葡萄酒、狗和山羊。

穆天子作为回报所赠予的礼品主要是珍贵的艺术品,诸如银制或金制的鹿、银制的鸟、金项链,或者宝石珠子、珍珠、金条、装饰有珍贵的贝壳的腰带,有时还有一驾骏马车(四匹相同颜色的马),这些礼品是为了拴住北方民族的忠诚并展示中国的富盛。[19]女人作为礼物是用来巩固一种联合,这种现实说明,新娘是起着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的作用的。[20]

在战国晚期的游牧族墓葬中所发掘出的这类礼物,它们在青铜卧鹿和金制的动物纹饰牌上的相似性是如此普遍吗?在当前,我们从考古发现得出的证据和穆天子旅行的一些记载是吻合的,这表明,考古证据看起来是证实了《穆天子传》所提到的贸易的。正如那种浪漫化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样,这一文本表明了北方民族经济和生态学上越来越呈现出华夏族意识,并且这一文本还反映出在战国晚期的中国所流布的一定的知识总量。

其他一些分散的资料也使我们有可能辨析外交和经济交换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游牧产品是用来交换更高价值的物品,诸如丝绸一类的东西。在《史记》的第129卷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地方:“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21]这种地方的商贸价值没有逃过商人乌氏倮的眼睛,乌氏倮成为秦始皇时代第一个富商。他用丝织品与戎族部落首领交换饲养的动物,靠这种手段,他自己拥有的马、牛等牲畜的数量大量增加,其数量“畜至用谷量马牛”[22]。这个戎王是谁,我们无从知晓,但是这个故事证实了在公元前3世纪,大量的商贸活动已经出现。

在那时,马匹是华夏诸侯国从代地输入进来的。代是被归为狄的领域的一个地区,代地的居民有城市中心,并且组织成为各个“国家”。资料中所谈到的戎族和狄族人对马的出口,或者反映了畜牧族或者农耕畜牧族的畜牧产品情况,或者表明了间接贸易现象的存在,借此,这些部落间接地从更远的北方和西方买到了马,并把买到的马又转卖给华夏族人。

最后,除了来源于中国的其他一些物品,诸如刻有指示这些物品重量的文字的金饰牌外,在北方地区还发现了大量的硬币贮藏。[23]尽管我们对货物流通的途径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大量硬币和黄金的发现,确定无疑地显示出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货物流通的网络。不需要太大的想象力就可以想象得到,那时贵金属品,可能还有丝绸,是用来交换马匹和毛皮的,而且以这种物物交换为主,还辅以金钱交易。

但是需要探讨的有关贸易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交换的问题,还有进入市场的通道和交换的途径等问题。例如,司马迁似乎暗示出,公元前4世纪,秦向戎族和狄族领地的扩张不仅促进了与外族的贸易,还直接为晋国的后继者打开了一条直接而安全的贸易通道。这种扩张就使得诸如代地的戎和狄这样的边地民族不能在北方各国,以及北方各诸侯国和游牧族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24]后来,可能发生于公元前86年到公元前81年之间的盐铁论,也谈到了北方繁荣兴旺的商贸活动,其中涉及用从羌族人和胡人那里买到的毛皮和动物(不只是马,还有其他饲养的动物,诸如驴子和骆驼)来交换一些廉价的金饰物和廉价的丝织品等问题。[25]我们用公元前1世纪的这种争论来证明汉武帝当时的扩张计划,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因此就认为这样的贸易只是在那时才新近得到了发展。

如果我们假设中国与北方的贸易是基于中国对马匹需要的基础上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追问,为什么恰恰马是中国所需要的呢?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当中原各诸侯国开始创建骑兵队伍的时候,马就成为急需了。骑兵的采用给经济和军事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因此,骑兵部队的广泛使用深深改变了北方和中国的关系。

关于胡人 二

骑兵

有关中国采用骑兵的文本证据,最核心的一段故事就是一场著名的辩论。这场辩论是公元前307年,在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前299年在位)的王廷内发生的。[26]这场辩论是由于游牧族更高明的骑射技术的刺激而引起的、有关采用骑兵和骑射问题的辩论,富有远见的赵武灵王不顾那些保守大臣的反对意见,坚定地支持采用胡服骑射。这场辩论展示了赵国与其邻国关系的广阔图景,而且还表明了,进行这种军事改革,不仅仅是击退屡事侵扰的游牧族的特殊措施,更是加强赵国力量以对抗所有敌对国家的强有力措施。[27]

赵武灵王的主要目的在于要将他自己的华夏族人培养成为骑马的战士,以一支汉人和游牧族人兼有的骑兵队伍戍守赵国边境。但是令人怀疑的是,他的大部分新的军事配备都是用来“遏制”诸胡的,因为在那时,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赵国生存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诸胡,而是来自其他中原诸侯国。事实上,在之后的几十年内,赵国也一直受到秦国的侵扰并最终被秦国征服。

在这场辩论中,赵武灵王身处的地位不是一个绝对的、或者说主要的是一个抵抗者的地位。实际上,他的言辞是很明确地集中在军事侵略力量的发展上的。赵国既定的两个对外政策的目标是:实现赵武灵王的先人开创的领土征服事业,建立起对中山国的有效防御,其中,第一个目标显然是扩张主义的目标。对蔺城和郭狼城的征服早在大约30年前就实现了,那时赵国打败了林胡的游牧民族,[28]而且赵王相信,巩固对那些领土的占领并进一步扩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尽管可能遭到人们的嘲笑,赵武灵王依然以马基雅维里主义式的(不择手段的)决心,决定推进这种改革,他并不希望以抵抗游牧族的侵扰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是想将对胡地和中山国的征服作为自己政治计划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赵国对外政策的第二等重要的大事实际上就是防御,以下《战国策》的文章对此作出了表述:

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29]

赵国的主要对手看来不光是游牧族,还有中山国和包围着赵国的其他华夏诸侯国:北面是燕国,东面是胡,西面是林胡、楼烦、秦和韩。很显然,赵国的军事问题不光是由游牧族引起的,而且还是由各诸侯国、各部落之间的高级冲突引起的。因此,采用骑兵就是作为适合解决赵国所有的军事问题的办法提出来的,它既是防御性的,也是进攻性的。

赵武灵王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战略上的,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想上的问题。作为先王孝顺的、忠诚的后继者,赵武灵王表示,他也要像他的先人赵简子和赵襄子那样,以奋战胡和狄来取得荣耀,他希望能征服这些土地。靠教导他的人民骑马并从马上射箭,他能够很好地实现这样的目标。

引进骑兵的决定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尽管赵武灵王声称这是摆在他的时代面前的必然选择,他也同样相信他会因胡服骑射的改革而受到世人的非议。他所惧怕的批评首先来自他的叔父公子成。被召唤到王廷的公子成预言性地指责赵武灵王说,此举背离了中原诸侯国的习俗,抛弃了“蛮”和“夷”所歆羡的传统。“蛮”和“夷”这两个词在这儿无疑是用于“驯服的”外族人的,这些外族人已经与华夏诸侯国结合在了一起。相比较而言,这样一些词汇——不只是“戎”和“狄”,特别是“胡”——还继续在思想观念上被不严格地用于指“北方的外族人”,这些外族人还承载着怀有敌意的污名。公子成带有隐含着威胁的话的要旨是,如果妄想征服外族,国家将失去人民和它的联盟的支持。

赵武灵王的回答是注重实效的,他根据因时而变的思想传统说明将“外族”作为有效资源利用的合理性。他强有力地表达了这样三个主要观点:第一,也是最经典的一点,赵武灵王宣称,圣人之道就在于能够因顺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第二,他表达了一种国际主义的政治观,他说,指责其他民族不同于己的东西,或者不了解其他国家的东西而机械地怀疑,都是不正确的。第三,赵武灵王表示,赵国与齐和中山以河为界,因此他需要舟楫以守界河,与此相同,赵国与燕、东胡、秦和韩以山为界,因此他也需要骑兵驻守山地:这只是一个选择、使用恰当的工具的问题。赵武灵王明确提出他要效法先人的事业,他的先人是公开主张扩张的,赵武灵王陈述道“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30],暗示他的策略是最终征服中山。最后,赵武灵王以他的主张说服了公子成,但是他还面对着来自其他方面的批评。

其他方面的意见可以压缩为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他们是用这样的话表述的:“衣服有常。”[31]衣服和行为是密切相类似的,另一个劝谏者以此论为基础表达了他们反对采用胡服的观点:

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32]

在赵武灵王的反驳证据中,他抓住并充分利用了广为人知的论辩要害辩论道:古代的王并非是遵守着同样的法则;帝王不相袭;在古代,法因时而制,礼因事而立。赵武灵王一一驳回了那些关于服装、正确的行为和历史变化相类似的观点,最后,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文人学士们完全忽视了有关军事的问题,他引用谣谚说:“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结束了这场辩论。赵武灵王对自己在各方面把握他所处的时代的特殊需要的卓越才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也毫不羞于以这样的话回答他们:“法古学,不足以制今。”[33]

对这次辩论中形成的几个重要观点需要作一下分析。《战国策》中的论述所表明的观点是,采用骑兵,但并不赞成认为骑兵是用来击退游牧族进攻的传统观点。如果我们把赵武灵王的论辩观点作为其思想动机的有力代表,那么这种改革是指向加强赵国力量的一个广泛的议事日程。采用骑兵的理由不一定就是为了承担保护边疆抵抗所有来犯之敌的任务,但是其最终目的还是富有进攻性的,特别是征服游牧民族和中山国。战争形势和与外族关系的深刻变化决定了对骑兵的需要,采用骑兵是作为一项改革措施提出来的。但是事实上,赵武灵王此举是继承了赵国和北方非周族国家交往关系旧有的传统的,那就是将外族作为资源来开发,以增加赵国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当然,赵武灵王也因此将自己置于被人指责为“野蛮人”的境地。这种指责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指责者认为,论辩的主要理由是,赵武灵王想显示出其变化的理论基础的意愿,与正确的行为或者说是传统不一致。传统所支持的是利用外族人所代表的战争潜力的战略。

外族是实现这种改革的关键,在这种改革中,外族人不只是作为革新的军事战术的源头和赵国效仿的范式,而且还有更多的实践意义。一旦超越了政治层面,这种改革就需要立即作出补充。赵武灵王怎样来实现这一点?采用骑兵可能要严重依赖在当地招募新兵的办法,所招募的人需要有很长时间的边地生活经验,对游牧族很熟悉,与游牧族有着贸易往来,并且有好战性格,这种好战性格能使他们很好地适应于军事作战的任务。《史记》为我们提供了支持这种假设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文本证据:

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34]

这段文章暗示出,种和代的民族成为对抗胡的一个缓冲器。它还说明,种地和代地被杨和阳平的商人开拓为商业“殖民地”,杨和阳平的商人在种和代以及秦的西部地区和其他非周民族之间进行着利润可观的贸易。但是只有在赵武灵王的时代,它们才被结合在华夏国内,从此以后,就构成了一个畜牧产品的经济储蓄库,成为对抗敌对的游牧民族的缓冲器。和其他北方畜牧地带一起,这些地区都继续有戎和狄人居住,据司马迁的记载,戎和狄的牲畜,“是帝国中最富饶的畜牧”。[35]边疆的贸易化,北方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利益以及对马匹的需要,是战国末期中国北方广泛出现军事工事的前提条件,也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边疆的概念,打开了中国及其北邻间关系的全新阶段的一个重大事件。

关于胡人 三

城墙的建立

城墙的建立不始自北方,而是从中原内部引进过来的一种军事概念和一种技术。但是一旦传入另一种环境中,它的功能就发生了改变。司马迁将最早的长城的建筑归之于齐宣王,齐宣王对土地进行了勘察,之后就在小山顶和山峰上修筑起了一道墙。这段墙向东直到大海,向西延伸到冀州,有一千里长,是用来保护齐国不受楚国的侵犯的。[36]《竹书纪年》提到了威烈王统治时期一次对齐国的征讨,在那次征伐中,周朝的军队穿过了一条长长的墙(长垣)[37]。这座由齐国建筑的墙实质上似乎是用来防御的,它同时也是国与国之间的界标。[38] 不只是华夏诸侯国修建这样的墙,中山国,甚至是戎族部落也修建这样的墙来对付它们的敌人。在义渠戎那里,它们的敌人就是秦国。

这些墙有效地开创了一个新的防御系统。就像步兵军队创建的结果是可以以步兵的灵活机动性更广泛地利用和控制自然特征那样,这些长长的“墙”看起来也成了战略工事,其目的是一个国家维护其对已有地区的政治和军事的控制。这些地区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防御上,也表现在进攻上。对山口的控制和对河津的控制一样重要,都能阻止敌军的前进,保证自己军队的顺利通过。更有甚者,这些墙也像道路一样,能够提供逻辑上说是永久性的防御设施,它便利于交流和交通,对侵入或者占领外族地区的军队来说是要害的因素。这样的军事城墙是扩张主义者的“进攻”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只能在它们的具体历史环境中来评价它们的作用。

华夏各国都喜欢修筑长城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减少领土扩大的空间。春秋时期,强大的诸侯国会很轻易地以牺牲非周社会和较弱的周诸侯国来进行它们的扩张,到了公元前4世纪,这种扩张竞赛仅限于几个强有力的诸侯国了,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它们对防御和进攻能力进行改善和提高。

与“伟大的万里长城”在当代所具有的包罗万象的文化和政治隐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对中国北部边疆的长城工事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还几乎一无所知。林蔚(Arthur Waldron)推动了对作为中华文明的一种永久性固定物的长城的去神话研究,长城是秦始皇统一帝国的产物,秦始皇将以前就存在的北方各国的城墙连接为一体,从而产生了一个假定的抵御游牧族的屏障。早在公元前221年之前,中国在战争中的各个诸侯国就在中原及北方修筑了“长城”,但是这些“长城”为什么会在战国末期修筑?它们是怎样发挥其作用的?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还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对这些城墙的起源所做出的标准的解释中,有一种说法认为“长城”在华夏各国间的修建有些是开始于战国时期的。特别齐国和楚国是最早修建长城的两个诸侯国,接着是魏国。燕、赵和秦在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修建了北方的长城,这些长城是作为它们抵抗侵扰它们领土的游牧族的防御工事而修建的。这种防御手段被证明是有效的,从这一点来看,北方各国能够将游牧族阻挡在山脉的凹处,集中力量将它们包围起来进行战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拆除了内部的城墙,将外部的城墙连接为一体,这样就在华夏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构筑起了一个连续的防御工事。

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这些城墙的实际位置的考古资料,以及修建这些城墙的地区的文化环境,对这些有代表性的用来解释其历史作用的各种各样的二元构筑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疑问。这些城墙主要被解释为是一些紧张的压力下的产物,这些压力产生于华夏各战争国家和政治混乱的北方之间,农业和畜牧业之间,或者在不准确的一点上说,是文明的民族和野蛮民族之间。对于古代长城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靠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是从这些长城修筑起来以后长时间形成的华夏历史意识中产生的。特别是在明代,长城实际上是用来阻挡更远的蒙古的入侵的军事堡垒。

作为北方边疆历史中的一个要素的“长城”,对其重要意义的评价必须以文本证据为基础进行。这些作为证据的文本是由千头万绪的线索交织而成的,包括长城修建的历史,这些长城修建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等。在这一部分,我将对一些证据进行分析,在这些证据上产生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古代的长城也包含入侵的游牧族。就此而论,这些文本证据就不仅仅是长城自己的历史文本,而且也是边疆历史的文本。结果,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就会引向与传统文人所做出的迥然不同的结论。

书写的证据

在中国的历史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北方各诸侯国修建长城的实际活动的资料,这在《史记》中尤为丰富。我们知道,这部最伟大的中国历史著作的里程碑式的杰作,是由司马谈和他的儿子司马迁在北方边疆上的长城修建起来大约二百年后著成的。这期间,一个联合的游牧帝国——匈奴帝国产生了,匈奴开始于公元前209年,这是汉朝只有用尽最大的努力才能克服的一个真正的政治和军事的危机。在对司马迁对汉代和匈奴对抗情况的细节描写作出深入探究之外,[39]我们还应该注意,历史学家是在一种历史模式中刻画这样的冲突的,根据这种模式,从中国历史的开端起,“中华”(华、夏、中原、中国等)和“游牧族”(戎、狄、胡、匈奴等)就构成了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联合的北方和联合的南方之间这种对立的两极化要溯回到过去的历史中考察。

不应当把司马迁对战国晚期的记述看作是纯粹意识形态上的。司马迁记录下了一些名字和事件,这些名字和事件的复合与展开是北方和南方政治和种族复杂性的证据。北方似乎一直是有不同的族群居住着,而南方,理所当然地,华夏各国也一直在进行着国力的竞争。因此,虽然记住司马迁对北方边疆的记述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以这种观点极其简单地消解司马迁对战国历史的记述,因为司马迁对战国时期历史的记录,是基于对当时所有的一座长城,它坐落的位置现在已经有准确的界定,关于其西南部的终点,并没有经受多少旷日持久的争论。据估计,其总长度有1775千米,实际上,它是由几段分开的“墙”组成的。它开始于甘肃南部,整个长城线横穿宁夏南部,进入甘肃东部,向前伸进山西北部,而终点进入内蒙古的黄河岸边(准格尔旗)。有一条重要的分支线从靖边的南部向东延伸225千米,几乎达到黄河。

关于长城的构造有三点需要作一下强调。第一,整个长城线有40%是建筑在倾斜的地形上的:高的一面置于墙内,在外面(低的一面)则挖掘有壕沟,墙是用泥土和石头堆积而成的。第二,防御工事都是建筑在沟壑、山隙和被陡峭的沟谷围绕的河流边。我们没有发现真正用夯土制成的长城,但是发现了高起的平台和阻挡峡谷入口的堡垒。这种系统占总长度的20%。第三,在高原平地或者温和的连绵草原上,有泥土夯成的城墙。在当地,建筑者用来建筑的材料有泥土、石头,或者是二者的混合。

在长城的顶部,全长中我们发现每隔一千米就有三至四个“山丘”(高起的平台),山丘的总数接近6300个。这些山丘可能是瞭望塔和戍守的士兵居住的小屋。在整个长城线上,在长城的内墙,我们发现了一些堡垒、瞭望塔和烽燧的遗迹,其中一些还特别高。城堡和堡垒以3000米到5000米的距离间隔分布着,它们的内部面积从3500平方米到10000平方米不等。这些堡垒一般都有城墙环绕,而建筑在陡峭的沟谷、悬崖边的堡垒则没有城墙,因为自然地形已经为其提供了充分的天然屏障。烽火台坐落在离内墙1000米到2000米处,每隔2000米到3000米的距离就设置一个烽火台。在一些地区,望楼(或者是烽火台)是建立在高高的重要关隘的山顶上的,它们的间隔距离是3000米到5000米。这些建筑物的年代是根据其使用的陶瓦的风格来确定的,例如,“云形”装饰就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风格。沿着山西北部的沙漠和小山一带,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几条路。

基于历史文本、特别是《史记》基础上的长城的地形学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其中历时最长的争论是长城的西部终点问题,争论的焦点大致在甘肃地区的岷县和临洮两说之间。现在,大多数人不顾《史记》中相反的证据,认为长城实际开始于临洮(后来称为“狄道” )。[46]在对秦长城的全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后,史念海从长城的战略特性出发,发表了此种见解。史念海认为,长城之所以沿着弯弯曲曲、迂回萦绕的线路伸展,是因为它要建筑在较高的地面上。因此,长城的曲折萦回和转折都是密切依照这一地区的地形图而形成的。一些情况下,长城沿河伸展,一部分沿河构筑的长城是作军事交通线用的。按照史念海的观点,秦长城的终端在今天的托克托(内蒙古)县的十二连城附近。这是一个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黄河要塞,大黑河就在这里汇入了黄河。沿着大黑河,就能进入到阴山的山脚下,并且从那里出发,就能到达蒙古草原的每一个地方。赵武灵王建立的云中郡就正是在大黑河一带。因此,对秦国来说,控制黄河要塞以抵御赵国可能的入侵,这一地带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尽管史念海对长城是秦国用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犯这一理论是满怀信心的,但是他在此也介绍了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大片的北方长城地带实际上是进入大草原的便利通道,或者是秦用来抵御其他华夏诸侯国的防御工事。

赵长城。对赵长城的调查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依据上面提到的历史记载,中国考古学家将赵长城的建筑之始追溯到赵武灵王统治时期,但是他们还无法确定一个准确的年代。关于赵长城的位置,大部分人的意见认为,其东部终点是在内蒙古的兴和县,接着,略微向西北延伸,进入集宁和卓资地区,然后,继续向西,穿过呼和浩特的北部,最后到达包头。这一长城的主线是沿着阴山山系的大青山山脚和乌拉尔山脉行进的。特别是在靠近大青山脉的地方,还很清晰地发现了数十段上千米长的长城支线。

对于开始于呼和浩特北部,终结于黄河西北角的北端的第二条北方赵长城线,我们还没能做出很好的研究。就是在这里,黄河转而向东流去。这一终点据说是文献中所记载的高阙塞所在的位置。沿着这一位于呼和浩特和包头之间的南部地段建筑的长城都是夯土墙结构,部分墙段是石结构。其平均高度是35米到4米。在它的南边,可以看到一些小的城堡和烽火台的遗迹。关于这条工事线的东部和西部终点问题,在研究人员中间还存在着争议,特别是西部终点,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但是在包头西部乌拉特前旗发现的遗址很有可能就是西部终点的标志。

燕长城。对燕长城(也是由几条独立的“长城”线构成)的研究从19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但是它的总范围,特别是西部城段的范围,现在还没有确定。[47]这些长城的修筑年代通常认为是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它们从河北北部穿过内蒙古的昭乌达盟,最后大约直抵辽东。对大致走向为从西部的喀喇沁东翼旗到东部的阜新地区的燕长城的中心部分,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大体上平行的三条军事工事线:一条位于赤峰市北部,时间在秦代;再往南,还有一条,位于赤峰市南部,这条长城被认为是燕国北长城;第三条更靠南,时间被确定为汉代。对这些长城的东部和西部的终点还没有作出总结性的判断,但是我们已经发现这些长城主线延伸至辽东那样远的地方,并且穿越进入了韩国的北部,这条长城线暂时被归为燕国长城。在西部,许多地方都发现了一些废弃的长城遗址,这些很可能是临近赵长城的燕长城的西部终点。

燕长城的构造不同于战国时期其他长城的构造,它主要是用夯土和石头建成的。石墙宽大约有4米。这些城墙主要是建筑在小丘和高山的山顶上。夯土墙底部稍宽(接近5米),用黑泥筑成,墙外有壕沟。从喀喇沁东翼旗到阜新的一条长城的主要分支有200米长。沿着这条长城线,研究者发现了大小不同的16座堡垒,其中最大的一个似乎是在老黑河两岸。其中一座堡垒被泥墙环绕着,墙的东西长320米,南北长260米。据说这些装置是用于一个大部队的驻防的。较小的堡垒墙体每边的长度30—40米,都建筑在高起的地面上。这些城堡可能是较小的观察点或者哨所,有部队在这里巡逻。在山顶上还发现了两个石建筑的圆形平台。这些辅助工事的分布不如秦长城规则,而且还没有发现烽火台。从发现的瓦的纹饰、刀币的形制、陶器、铁器等来推测,其年代应该是在战国晚期。

所发现的有关这些长城最有意思的特征是,在分布在长城沿线地带的高起的地形上,有几座石砌的城堡和圆形的居所,在这里,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艺术品。考古学家相信,这里的原土著居民可能是东胡人,也就是说,是非华夏族的游牧民族,在文字书写的文献中,这些游牧民族居住在东北地区,他们是燕国攻伐的对象,他们曾被秦开“却兵1000里”。换句话说,这些居民也许就是那些遭到燕国攻伐后逃离了的人。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确信,不论是在这些军事防御工事线以外还是以内,惟一的文化遗存是属于也许已经向燕国臣服了的当地居民。[48]从他们居住区的位置来看,这些民族也没有例外地为燕国的军事战争服务,他们或者是被招募入伍,或者是被征召进了燕国的军队。

对这些长城坐落位置的研究使得中国的考古学家相信,长城并非是一种标志生态区域的边界,[49]也就是说,长城的建立不只是为了将草原和田野,游牧族和农人分隔开。在我看来,这些长城最有可能是为了一种战术目标而建立的(远离各诸侯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这种目标是在这里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使诸侯国可以控制各种各样人群的流动。这些流动的人群有穿越草原、丘陵和山峦,到处流动的游牧民,也有游走的商人,季节性迁移的人口,还有敌人的军队。当然,这些长城也有防御的目的,但是这种防御目的应根据他们实际所保护的对象而定。

从长城所在的位置来看,这些长城都在离或者是与秦国、赵国,或者是与燕国有关的农业定居民许多里地以外;而从其所在地区的生产特性来看,这些长城又常常是建立在不支持农业生产的地区。从这两点,我们就完全可以排除这样一种观点:中原各国建立长城的一个战略目标是保护农业。那么,很有可能的就是,长城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周围的非农业地区,也是为了建立起畅通的交通线,并且当部队在这一地区进行巡逻,强迫当地居民臣服,驱逐走难以驾驭的游牧民时,能保证部队的正常运动。这种军事力量的建立也许还可以为对这些地区的殖民提供便利,保证从中原各国的中心地区迁进人口。当我们考察由长城围绕起来的这些地区的文化构成时,这一点就更加突出。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华(也就是中原)文化或者非中华(也就是北方地区)文化的文化存在的程度进行研究,以准确地确定这些长城的作用,这就需要依靠考古证据来进行。

关于胡人 五

考古情况

北方长城建在一大片草地中间。从这些地区发现的文化遗存来看,在城堡中,除了戍卒留下的一些中国钱币和其他一些物品以外,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整个军事工事区域都居住着非华夏族人,大多数是畜牧族人。[50]在这里,我将要呈现给大家一些长城地区的物质文化证据的范例,这些例子是在前面提到的北方长城地带遗址的基础上形成的(参见本书第2章,特别是地图2,关于考古遗址坐落位置的说明),我相信这些范例能很好地指导我们对广阔的考古内容的了解。

在赤峰附近燕国长城段附近地区的铁匠沟(敖汉旗)墓葬中,发掘出的物品显示出类型化的元素,我们一般把它归入北方长城地带文化区的范围内,诸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和素称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大宗的青铜器,像带圆环把首的刀子、马和鸟纹装饰、带饰、扣子、耳环和带钩等,将这一地区放置在了完全是中原文化圈之外的一种文化背景中。铁匠沟这一墓葬地的年代归属为战国时期,而且不晚于公元前299年(这是文献记载的长城的建造时间),这一年代断定的惟一依据是一种推测,这种推测认为,非华夏民族在长城筑起后是不可能还在那儿居住的。

至于秦长城,它的区域包括一些最重要的北方地区文化复合体的早期游牧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为战国时期的后半期。秦国建筑的长城线的最西部段是南北走向的,位于临洮和岷县之间的地区。秦长城向东北方向延伸,进入宁夏,接着又伸展到固原北部。如果我们考虑到陕西的义渠地区是坐落在毗邻固原东部的地方,我们就一定会认为,长城是在秦国征服了这一民族以后建立的。从考古学上来说,这个地区在众多的遗址中是极其富饶的。众多的遗址显示出,有某个民族曾经一直没有间断地在此居住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甚至是体格特征——根据中国考古学家的说法——完全不同于中原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和体格特征。

固原地区的文化特征反映出,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固原地区的文化是一个文化复合体,这一文化复合体与青铜文化为特征的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同质性,其青铜文化与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文化非常相似。在这一文化区的青铜器物中,我们发现了具有特征性的动物纹饰饰牌,马和马车具,以及一些北方风格的武器。[51]固原遗址显示出与庆阳县(甘肃)遗址清楚的联系,这也说明其与北方地带文化复合体的密切关系。例如在红岩遗址发现了一个墓葬和一个瘗埋马牺牲的坑,其中还有青铜制品,这些青铜艺术品与诸如桃红巴拉、呼鲁斯太、西岔沟和玉隆太等遗址的鄂尔多斯青铜器非常相似。[52]在固原县西的秦安县(甘肃)发现的一座遗址,其年代也是在战国时期,这座遗址毫无疑问是属于北方地区系列的,并且也与桃红巴拉、西沟畔和范家窑子等鄂尔多斯遗址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甚至还发现了一个釜,这是一种作祭品用的青铜锅,这种类型的物品通常是与北方游牧民族,也包括匈奴族相联系的。这些遗址在固原、庆阳和秦安县的分布区域都是在秦长城的“内部”,这些遗址证明,靠近秦国西北部的地区是游牧-军事文化的故乡,这里可能发展了半游牧甚至是完全的游牧文化,但是绝对是非周族的文化。我们只有在与长城工事有关的遗址中才能发现这一地区早期华夏族人的踪迹,而长城工事正表明中国军队在此地区是一种外来的文化背景。

准格尔旗的速机沟遗址坐落在北方的秦长城和赵长城之间。在这一战国晚期的匈奴墓葬遗址中,发现了令人惊讶的大量动物纹旗杆顶。这些旗杆顶有六个是带有小鹿雕像(四个站着,两个跪着)的,两个带着鹤头,一个带有一个羊头,另一个带有一个幼狮子,两个带有跪着的马,一个是一个狼头的装饰,还有一个是管状的。发掘的其他器物还有两个带有把手的盘饰品和四个腰带。[53]尽管这一遗址起初被确定为是汉代遗址,但是现在人们已经相信这是公元前4—前3世纪战国晚期的一个墓葬。这里出土的青铜器的风格与也是准格尔旗的玉隆太遗址的风格相似。玉隆太这一较晚的遗址起初也是被确定为西汉时期,后来又确定为战国时期的。[54]极为令人感兴趣的是,秦长城围绕着准格尔旗的广大地区制作了一条曲线,因此,这些遗址完全结合在一起,成为这一时期著名的匈奴遗址。

另一个战国匈奴遗址是呼鲁斯太遗址,它的坐落位置和所属时期使其与赵国北方军事工事线的最西段的北部相邻。[55]包括刀子、斧子、箭头和饰牌的青铜器物的几个特征,将这座遗址的金属器物与在玉隆太遗址和速机沟遗址发现的金属器特征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在鄂尔多斯地区北部的秦长城和赵长城的整个区域以及远离黄河的区域内,其文化与非华夏族的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同质性。考古学家将这种文化称为匈奴文化,但是更正确的定义应该就是简单明了的“早期游牧文化”。可以确定无疑的是,长城绝不会建在华夏族的游牧族之间的地带,反之,长城是穿越了一个由外族人居住的外族领土的。这些外族人有一些被结合在长城线界之内,有一些仍然留在长城线之外。[56]
长城建立以后的边疆

长城建立以后,华夏诸侯国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充满冲突。这些摩擦在赵国的将军李牧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在《史记》中有记载。因为这一记载是一种如此重要的文献,它被广泛征引以支持游牧民族的行为是富于侵略性的这样的观点,因此在这里值得进行大段的引用: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

岁馀,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彊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

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原一战。於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馀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後十馀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57]

有关李牧在边疆的军事部署的这些事件说明了两点:第一,赵国一直想扩大它的北方边境;第二,抵抗匈奴、保护边境越来越成为一项严峻的任务,它要求比以往更多的资源来支持。以我的观点来看,对于士兵们不满于李牧保守的防御方式这件事,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赵国军队的兴趣在于进一步深入游牧族领土,至少也要对游牧族领地进行劫掠。否则,如果攻打敌军不能获得更大利益的话,李牧的行为被指责为懦弱就会使得那种为积蓄自己军队的力量而给予奖赏的军队传统很难具有合理性了。而且,从李牧调动大批军队去与匈奴作战这一事实来看,那时游牧族也很可能已经能够集中起相当大规模的部队了。据称,这些进攻是直指赵国的边境城市的,屡次抢掠的原因是可能会从中获利,或者能收复失地,或者两者兼具。很可能,因为需要在北部边境集中大量兵力,因此严重削弱了赵国与其他中原诸侯国作战的能力。同时,这也说明,匈奴最接近中国边境,在赵国的扩张中,匈奴是首当其冲的罹殃者。李牧的讨伐并非单单直指匈奴,最终,李牧的军队也打入了这一地区的其他游牧族中,这些游牧族也许离此边境已经非常遥远了。

像赵国一样,燕国与北方游牧族也有着实质性的接触,这就导致了赵国军事人口的出现,这些人是专门用来与游牧族作战的。曾被派往匈奴做人质的燕国大将秦开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据说,匈奴对秦开非常信任(或者说相当地笃信)。在他做人质期间,秦开熟悉了游牧族作战的组织和技术,当他返回燕国以后,就率大军反击东胡,据说,他将东胡击退了1000里。[58]

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期,匈奴已经成为中原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战国策》中的这一段记述了燕国最后一个王僖王(公元前254—前222年)统治时期的事情:
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讲于单于,然后乃可图也。[59]

被承认是一个地区政权组织的匈奴与华夏各国有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些外交关系包括人质交换、联合、协约以及偶尔的战争等各方面内容。这种关系类型与过去周朝和狄族、戎族和其他外族之间的关系类型极其相似,而且还暗示出,这些新的邻居是游牧民族这样的事实,对中原各国对北方的外族关系质量的影响并不比可能是半定居的旧的北方族的影响更深(尽管胡人被看作是更有作战能力的士兵)。战国时期沿北方边境一带的关系有点像中国统一以后匈奴和汉朝的关系,那时,在被称为“和亲”的“绥靖” 政策下,中国送给匈奴许多物品作为礼物(参见本书第5章的论述)。

关于胡人 六

结语:战国晚期北方长城成形的历史

春秋时期,周民族和非周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以两种相平行的倾向为特征的:寻求向戎、狄领地的扩张;在与其他周诸侯国的斗争中,利用戎狄作为联盟或者是辅助部队。在这一进程中,戎和狄的几个北方国家被周同化了。另一些戎狄部族则继续存在着,进入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前221年)。在这一时期,北方边疆历史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发生了周诸侯国与游牧民族直接接触的情况。这是因为戎狄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因为周诸侯国对它们发动征伐战争,它们最终被征服,也可能是由于北方游牧政权的扩张,而消失了。

恰当地说,长城,这一标志着北方边疆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一个新的高度的建筑物,筑造起来了。但是,这一阶段经常被理解为是一个游牧族和农业民族的紧张关系更加恶化的阶段。这种关系的恶化缘于北方游牧民族经济和社会实力的逐渐增强和扩大。与这种观点相反,我认为,长城在北方地区的存在是与燕国、赵国和秦国稳定的领土增长模式相一致的,这种模式采用在中原诸侯国间发展起来的防御技术,逐步将领土扩大到游牧族或者是半游牧族的领地内,接下来再将征服过来的土地与其他游牧族隔开。因为这些地区驻扎着中原诸侯国的军队,所以这些游牧族也在此部署兵力或者发展他们的侵略力量。长城就是华夏北方各国整个扩张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长城的建立是为了支持并且保护华夏各国向迥异于周族世界的外族地域进行政治和经济渗透。这不仅与整个春秋时期实行的外族关系的一般倾向相一致,而且也与公元前4世纪晚期北方各国面对中原各国时,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原则相一致。

在此进行了详细阐述的关于北方长城起源的“叙述”,是以对各种形式的证据所进行的讨论为基础的,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那些用来说明早期游牧族和华夏族关系特性的论点。简而言之,也就是说,这种理论认为,游牧经济依赖于华夏产品,而且游牧族的“贸易和劫掠”是为了平衡这种不足。因为只是依赖于动物产品,而不能自己生产足够的碳水化合物的资料,游牧族不得不靠从他们之外的生产基础获得可取的资源的方法来得到谷物。从这一观点出发,游牧族与农业民族的历史关系的质量和深度就被解释为是由他们“需求”的程度和他们与农业民族交换畜牧产品的能力决定的。自然,这种理论就会导向一种假设,这种假设认为,当游牧族不得不为了从他们过着定居生活的邻居那里抢掠谷物从而给定居的民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时,那种及时成为政治化和高度军事化的经济边境就产生了。

很显然,在古代的游牧社会中——像黑海大草原的斯基泰族,那里的生态条件是允许他们,即那些游牧民族将耕种民结合进他们自己的社会中的。游牧贵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他们用政治手段而不是商业手段占用了一部分农业收入。游牧族也会与华夏各国以外的其他社会进行贸易。从考古遗迹来看,很清楚,在不受北方各国政治控制的中国北方,农业生产一直在进行着,如此一来,那种认为游牧族和农业民族是由鲜明的经济分界线分隔开来的(这条分界线被长城护卫着)观念就不可能成立。

在对长城的起源问题的调查中,林蔚(Waldron)发现,这种理论是解释前帝国时代华夏各诸侯国为什么需要保护的一种有用的理论支点。但是在明确地谈到了长城的建造的中国文献的范围内,没有提及长城是作为对抗游牧族的进攻的保护设施。最终,这种理论仅仅是依靠一系列假设的联系,假设“对谷物的需要激发起了游牧族的入侵,从而产生了防御的需求”,我们不能认同这种观点,因为它没有有效的证据作支撑。不能机械地以骑射技术和骑兵的采用以及长城的建立,作为富有侵略性的游牧族对中国造成压力的证据。燕国从事长城工事的修筑是发生在其政权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情况下。赵国在遥远的北方开始修建长城的时间,也是在它的军队采用了骑兵以后。这些结果表明——这些结果可以从与长城有着直接关联的那些历史事件中合乎逻辑地推断出,是中原诸侯国的军事扩张导致了对新的领土的兼并以及对游牧族的驱逐,之后,才修筑了长城,建立了州郡。只有在长城筑成的几年之后,一个华夏诸侯国,赵国,才需要进行防御,以保护这些边境地区不受匈奴的攻击,但是匈奴的攻击很可能是对之前华夏族的扩张的一种回击。

而且资料中还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不是游牧族,而恰恰是华夏诸侯国对北方地区的商贸发展有着更浓厚的兴趣,并且最终以修建长城的方法将这些地区兼并为己有。因为这些长城正是修建在用于畜牧生产的大片草地之中。假设赵国进行扩张的一个驱动力可能是,比如,是为了其新建的骑兵队伍得到马匹和战士的迫切需要,这种想象也不会显得太具跳跃性。

另外,没有证据能够说明,长城保护了这些地区的华夏居民,而历来这些地区是居住着主要从事畜牧活动的外族人的。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假设,那就是,华夏居民大量迁入这些地区,恰恰是发生在修筑长城之前的事,那么,中原人口的迁入就是为了调整所需要的大量投入。这种戏剧性的设想也没有证据。事实上,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游牧民族和华夏中国的关系对历史记录来说还是无关紧要的。它们之间关系的发端可以确定的年代仅仅是在军事扩张期间。因此,在中国的资料中,第一次提到匈奴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世纪末,这是不足为怪的。尽管我们对匈奴在早期阶段的组织程度还不甚了解,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文献中,给予我们的关于匈奴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信息相当不足,但似乎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晚期,匈奴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了。[60]《说苑》中的另一段文章提到了,公元前312年,匈奴驱驰楼烦之下。[61]尽管大家对这条信息的可靠性表示怀疑[62],而且很可能司马迁在有关的插叙中所做的这一无关紧要的陈述是错误的,但是发现匈奴开始在中原诸侯国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时代是正确的。

就是在这时,华夏各国开始关注骑兵,并且注意利用骑兵战,但是那时还没有利用大的骑兵分队进行作战。长城沿线的堡垒是作警戒用的,用来控制这些外族地区和外族人,并保护那些“驯服的”居民不受已经被驱逐出去的游牧民族的侵扰。相反,那种认为长城是用来保护华夏农业人口不受游牧族的抢掠的观点是缺乏任何文本或者考古证据的。对长城早期功能的这种理解包含着这样几个历史含义。首先,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统治之下,蒙恬带领军队对北方民族的征伐并非是一种从防御战略到进攻战略的转移。这种观点并没有文本依据,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早期长城的功能纯粹是防御性的,我们就需要认可这种观点,并想方设法去解释。实际上,秦国对北方民族的征伐并不是一个战略转变,而是对北方的殖民化和军事化政策的继续,这种政策在将所有之前修筑的工事连为一体的时候达到了顶点。

其次,认为早期长城的基本功能是进攻功能的理论对匈奴联盟形成的历史提供了深入的视角。这种理论使得长城的功能与这些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化历程相一致。在这些地区,先是修建了城堡;随后,游牧族中贵族武士阶层的力量增强了;最后,政治权力集中到力量更强大的部族首领手中。各个中国将军,诸如燕国的秦开、赵国的李牧或者秦国的蒙恬,给边境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作为对游牧贵族可以增加其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的回答,这些将军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对领土构成的威胁。

这样,对于战国晚期中国和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模式,我们就可以勾勒出一个轮廓了。秦、赵、燕等北方诸侯国将它们的领土扩展到属于外族人的地区,并且修筑起作为军事手段的军事工事,以控制这些地区,便利其对这些地区的殖民。沿着这一模式继续下去,秦国在成功地统一了中原后,便派遣大将蒙恬征服了鄂尔多斯地区,并在此殖民。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行动是匈奴帝国形成的根基。在下一章,我们将要讨论有关匈奴帝国的创建者冒顿兴起的历史证据,并阐明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草原帝国的形成历程。

注释:

[1]关于匈奴遗址年代的关键性的鉴定,参见Sophia-Karin Psarras:《对北方的探讨:战国晚期和汉代非华夏族的文化》(Exploring the North: Non-Chinese Cultures of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and Han), 《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1994年第42期,第1—125页。需要指出的是,这位作者的年代断定是基于类型学基础上的,并且也没能免于人们的批评。对Psarras作品的评论,参见邦克(Emma C.Bunker)等编著的《东欧亚草原的古代青铜器》(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纽约(New York):萨克勒基金会(Arthur Sackler Foundation),1997年版。

[2]代是位于赵国北部的一个小国,在今天的河北省西部。见谭其骧等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册,图38, 10—14。

[3]《史记》第43卷,第1809页。E.Chavannes,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5卷本,巴黎(Paris):Leroux,1895—1905年版,第5卷,第81页。

[4]晋国的正卿,也以“无恤”(译音)之名闻名,参见《左传注》(哀公二十年),第475页。(译者注:此注《左传注》出处有误,当为“哀公二年”,第1615页)

[5]《史记注义》(译者注:即《史记正义》),第2135页。华兹生(B.Watson)译,Records,卷2,第132页。关于“句”字的读音,参见《史记注义》,第2316页。

[6]《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15—2316页,注释3。华兹生(Burton Watson)译,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y Sima Qian, 卷2,纽约和香港(New York and Hong Kong):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3年版,第132页。

[7]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ûšek), Chinese Statelets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in the Period 1400—300BC,多德雷赫特(Dordrecht): Reidel,1971年版,第224—225页。

[8]从边地卫戍部队的名称和在西部地区与匈奴作战的联合部队来看,这一点也很明显,如“令胡”(压制着胡的人)和“厌胡”(厌恶胡的人)等称呼。参见E.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牛津(Oxford),1913年版,第10页。 参见林幹编《匈奴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51页;第152页注释9;第154页注释12;第166页注释47;第167页注释49。

[9]《周礼》10,1a(Biot翻译Tcheou-li,2,第264页),参见A.W.Rickett,《管子: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哲学的文章》(Guanzi: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第2卷。普林斯顿(Princeton):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1998年版,第1册,第388页。关于这一词汇又见蒲立本(EPulleyblank),《史前和上古时代的中国及其邻邦》(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编,《中国文明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伯克利(Berkele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Uv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年版,第442—446页。

[10]同时,一定不要绝对从词汇上理解胡和戎、狄的区别。在一些情况下,“戎”这一词还会稍微有点年代失误地继续出现在涉及骑马民族的文献中,诸如林胡和楼烦。参见《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15页。

[11]《战国策》,第30卷(燕策2),第1110页。柯润璞(Crump)译Chan-Kuo Ts’e,第516页。

[12]关于越人和越国,参见秦维廉(William Meacham),“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üeh Coastal Neolithic: A Microcosm of Culture Change on the Mainland of East Asia”, 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编,《中国文明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伯克利(Berkele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Uv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年版,第147—175页。蒲立本(Pulleyblank), 《史前和上古时代的中国及其邻邦》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第438—441页。

[13]《史记注义》,第43卷,第1322页,注释20。Chavannes,Mémhist,5,第44、81页。

[14]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中国亚洲腹地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波士顿( Boston):Beacon 出版社,1962年版(1940年初版),第448—449页。

[15]对于这一点,拉铁摩尔(Lattimore)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拉铁摩尔坚持认为,这种边疆是自发划定的便于中华帝国扩张的界线,换句话说,也就是它并非是游牧民族为了抵抗华夏的侵入而被迫划定的。参见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Herds,Farmers,Urban Culture”,L’Equipe écologie et anthropoligie des sociétés pastoral编辑, 《游牧生产与社会:游牧业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Nomadic Pastoralism),巴黎(Paris),1976年11月1—3日,剑桥(Cambridge):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miversity Press),1979年版,第481页。

[16]关于这一本书,一般的观点认为,包含着许多属于逸事和小说的材料,因此当它作为历史资料使用时,不能全信。因为其中的故事是建立在一般认为是属于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之上的,因此历史学家发现它在对已有的政治和社会文本的重建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同意这种观点。更多的关于《战国策》作为历史资料的可靠性的论述,和最近的有关评价,见鲁惟一(Michael Loewe)编《中国古代典籍》 (Early Chinese Texts),伯克利(Berkeley): 古代中国研究学会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1993年版,第1—11页。

[17] 《战国策》,第5卷(秦策3),第178页,第18卷(赵策1),第608页。柯润璞(Crump)译Chan-Kuo Ts’e, 第55、324页。

[18] 鲁惟一(Loewe)编《中国古代典籍》(Early Chinese Texts),第342—346页。

[19]这种礼物可能不只是传递礼貌地表示。匈奴系雩浅带给汉帝的礼品是驾二驷(两队四匹马的车驾)。这种外交关系的传统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了。见《史记》,卷110,第2896页。

[20]参见Rémi Mathieu, Le Mu Tianzi zhuan: Traduction annoté-e:étude critique, 巴黎(Paris): Colle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1978年版,第34—36、158—161页。

[21]《史记》,第129卷,第3254页。华兹生(B.Watson)译, Records, 第2册,第434页。

[22] 《史记》,第129卷,第3260页。华兹生(B.Watson)译,Records, 第2册,第440页。(译者注:乌氏倮的贸易过程是:先以自己蓄养的大量牲畜换取丝缯等北方稀有之物,再将这些稀有之物找机会献给戎王,戎王又赏赐其10倍的牛羊作为补偿,乌氏倮因此大富)

[23]在赤峰附近发现了大量燕国铸造的钱币。参见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战国钱币》,《 考古》,1984年第2期,第138—144页(见第2章注释71的例证)。

[24] 《史记》,第129卷,第3261页。华兹生(B.Watson)译, Records, 第2册,第441页。

[25]Esson M.Gale译,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盐铁论》), 莱顿(Leiden):布里尔(Brill)出版社, 1931年版,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1967年版,第14页。

[26]称其为一场辩论可能会对人产生误导。更准确地说,那是赵武灵王对这种军事改革的坚决的捍卫,他要求大臣和贵族王室成员同意他的主张,与他达成一致的意见。《史记》,第46卷,第1806页。Chavannes, Mém.Hist.第5册,第70—71页。《战国策》,第19卷(燕策2),第653—667页。柯润璞(Crump)译Chan-Kuo Ts’e,第296—308页。

[27]《史记》,第43卷,第1806页。

[28]公元前332年,这个时候,一座“长城”竖立起来了,它东起宣化郡蔚县,向西延伸到太原郡兰县。参见Chavannes, Mém.Hist.第5册,第64页,注释1。

[29] 《战国策》,第19卷(燕策2)(译者注:应是赵策2),第657页。柯润璞(Crump)译Chan-Kuo Ts’e,第299页。又见《史记》,第43卷,第1806页。

[30] 《战国策》,第657页。柯润璞(Crump)译Chan-Kuo Ts’e,第299页。

[31] 《战国策》,第660页。柯润璞(Crump)译Chan-Kuo Ts’e,第300页。

[32] 《战国策》,第663页。柯润璞(Crump)译Chan-Kuo Ts’e,第302页。

[33]同上书,第303页。

[34]《史记》,第129卷,第3263页。华兹生(B.Watson)译, Records, 第2册,第442页。

[35] 华兹生(B.Watson)译, Records, 第2册,第441页。

[36]关于对早期长城的介绍,参见瓯燕《我国长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0—263页。

[37]《竹书纪年》,第2卷,26b。理雅各(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 Vol3:The Shoo King, “Prolegomena”,(《中国经典》,第3卷:《书经•序言》),牛津(Oxford): 牛津大学出版社(Clarendon), 1895年版;香港( Hong Kong):香港大学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年再版,第169页。

[38] 理雅各(legge):The Shoo King, “Prolegomena”, (《书经•序言》),第173页。

[39]这一话题将在本书第8章中详细讨论。

[40]《汉书》,第3748页。

[41]《史记》,第110卷,第2885页。

[42]同上书,第2885—2886页。

[43]关于对战国时期、秦代和汉代内蒙古境内的长城的考古内容的广泛研究,参见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北京:中国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218页。关于同样时代的宁夏境内的长城地区的研究,参见《宁夏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第45—51页。

[44]关于长城的书面文字资料选集,参见蒙古大学内蒙古史研究室编:《长城文献资料辑略》,《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137页。

[45]关于秦长城,参见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第68—75页。

[46]传统观点认为,旧的秦长城开始于岷县,这是司马迁曾经提到过的古临洮的所在地。而史念海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史念海解释道,在现代的临洮发现的长城遗址属于这一地区的首府陇西,陇西郡的建立是为了管理这一地区。参见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第60页。

[47]燕长城的参考资料有:刘志一:《战国燕北长城调查》,《内蒙古文化考古》,1994年第1期,第51—53、68页;项春松:《昭乌达盟燕齐长城遗址调查报告集》,《中国长城遗址调查报告集》,第6—20页;赵化成:《中国早期长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241页。

[48]特别要参见项春松的《昭乌达盟燕齐长城遗址调查报告集》,《中国长城遗址调查报告集》,第6—20页。

[49] 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5期。丁爱博(Albert E.Dien)等编《中国考古学摘要》,第3卷:《东周到汉代》(Chinese Archaeological Abstracts,vol3: Eastern Zhou to Han), 洛杉矶(Los Angeles): 考古研究所(Institute of Archaeology),1985年版,第959—965页。

[50]关于早期内蒙古长城地区及其考古文化的调查,参见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诸多考古学文化与邻境同期文化相互影响规律的研究》,《内蒙古文化考古》,1993年第1—2期,第16—22页。相似范围的另一个作品是韩嘉谷:《论前长城文化带及其形成》,《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0—72、364—365页。

[51] 罗丰、韩孔乐:《宁夏固原今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5期,第403—418页。

[52] 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年第5期,第413—424页。

[53] 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文物》,1965年第2期,第44—45页。

[54]田广金、郭素新:《玉隆太战国墓》,见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371页。

[55] 塔拉、梁京明:《呼鲁斯太匈奴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2页。

[56]关于长城地区种族关系问题的讨论,参见李凤山《论长城带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地位》,《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3—85、366—367页。这位作者认为,长城的重要地位在于经济交流,在长城地带的文化融合是一个从早期就已经开始慢慢进行的渐化的过程。

[57]《史记》,第81卷,第2249—2250页;《史记注义》,第81卷,第1895页;又见《史记注义》,第81卷,第1889页。

[58]参见华兹生(B.Watson)译,Records,第2册,第133页。Watson将“驱胡”译为“to guard against the attacks of the barbarians”(防止野蛮人的进攻)。

[59]《战国策》,第31卷(燕策3),第1129页。柯润璞(Crump)译Chan-Kuo Ts’e,第553页。

[60]司马迁记载,公元前318年,在反抗秦国的军事行动中,匈奴是与韩、赵、魏、燕、齐联盟的一部分。《史记》,第5卷,第207页。

[61]《说苑》,第1卷,1a。

[62]蒲立本(E.G.Pulleyblank)未发表的手稿:《匈奴》(The Hsiung-nu)。

第三部分

引言

在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中国以前,北方各国还“包括”游牧族。把它们驱逐出边境地区,使它们遭受到惨败,这些都还不是太大的麻烦。但是,自从从秦朝的暴政中脱颖而出的汉朝(公元前202—公元9年)建立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汉朝都不得不接受屈辱的和平协定,他们没有能力有效地保护边疆地区,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匈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蓬勃崛起。除非承认一点,那就是,在战国时期的游牧民族是与汉代的匈奴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否则,我们就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与游牧民族的斗争中,赵国和燕国比汉高祖(公元前206—前195年)、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汉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统治下的汉朝更强有力、更成功。

为了解开匈奴种族起源的谜团,我们努力寻找着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多数说法都是在匈奴的语言分支以及其他一些这个民族的指示物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在第一章中已经作过简要概述,但是至今还没有得出一定的结论。并且所有对有关匈奴的语言和种族问题的讨论,至今还存在着分歧。以人类学和历史学问题为基础的一个更有前途的研究路径,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和其他社会结构方面,这些在匈奴帝国的形成中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解释常常与对历史事件的密切详细的研究相脱离。甚至各种各样的研究在提到匈奴时,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全新的不同的政治类型来对待。标准的叙事也常常是局限在指出匈奴对中国所造成的“威胁”,它是以一种更大的游牧力量为对象,提出了一种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作为一个新生的帝国,匈奴不仅威胁到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人们,甚至还危及中国的稳定。就如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对早期中华帝国和匈奴的关系史的这种描述方式的根本在于,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假定匈奴抢掠侵袭华夏地区,首先挑起了军事冲突,这样和平关系也就遭到不断地毁坏。[1]根据这样一种解释,这样的侵袭抢掠行为就会使中国军队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而不断地予以军事回击。这样的解释结果就是,对秦国统一中国后发动的深入鄂尔多斯地区内部的远征,不能解释为是中华帝国扩张政策的一部分,而只能解释为是 “为了不受匈奴抢掠”而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措施。[2]这一系列意见的另一个极端观点认为,匈奴的终极目标是征服中国,特别是在匈奴帝国形成的过程中,匈奴首领冒顿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能够最终征服中国的国家权力机构,但是这样一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3]

不能用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也不能用病理学的理论,也就是说他们的侵略行为是根深蒂固的,来解释匈奴帝国内部各个游牧民族的统一。这一章将要讨论与匈奴统一有联系的各个事件,目的是建立最合理的历史诠释,并且阐明一种更广泛全面的假设,以此来解释匈奴帝国和战国时期的游牧民族的质的区别,解释汉代初期的游牧民族和中华帝国的新型关系。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将此与两个广泛的外族政策方面相联系:一个两极世界的形成及其明确的表述,在汉朝这边,这种表述被称作“和亲”或者说是“绥靖”的政策。尽管这种进贡关系部分是在外族政策的旧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在和亲政策的羊皮盾下建立的这种中国和游牧民族间的进贡关系是中国外族政策新理论的发展。这种政策戏剧性地背离了先前的主题,原因在于它不再依循扩张(以兼并外族的手段)或者增强国家实力(以把外族人作为资源或者联盟的方式)的计划,而是改为一种防御的姿态。这种政策与过去的概念化的政策的主要联系是,它太信奉利用迂回战术对付不相匹敌的对手的观点了。

匈奴的种族起源

匈奴的种族起源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争论的一个热点话题。[4]企图回到19世纪,用那时的观点把他们当作出现在希腊文献中的,诸如蟾蜍和癞蛤蟆(“Phrynoi and Phaunoi”)那样的人来看待的做法,会将研究引向死胡同。[5]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研究所做的勇敢的努力,至少已经确认了匈奴所属的语言分支。将匈奴确定为鞑靼(Tartar)族的是18世纪的法国学者德经(H. Deguignes),他认为鞑靼族是由匈人(Huns)、突厥人(Turks)和蒙古人(Mongols)组成的。[6]相信匈奴人正是那些入侵罗马帝国的匈奴人的祖先的观点,更促进了这种理论的流行,而且这种观点在20世纪也依然具有生命力。夏德(Hirth)、底格柔特( de Groot)、白鸟库吉(Shiratori)都同意德基涅所说的“突厥人”为其中一个因素的说法。中国文献中所说的“狄”族,也被当成是突厥人的一个早期的副本,当然这种观点也被加到流行的理论之上。他们还将匈奴的祖先看作是诸如猃狁那样的其他民族,事实上,根据普里察克(Pritsak)的观点,獯粥、猃狁、犬戎和其他所有民族都出自同一个族种,匈奴也属于这一族种的范围。[7]

高本汉(Karlgren)以语言学的证据为基础,驳斥了那种将匈奴确定为猃狁的观点。 哈龙(Haloun)和马伯乐( Maspero)则否认那种认为像狄和戎这样的中国北方的部落是突厥人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坚决主张,后者与汉族的亲缘关系比与阿尔泰(Altaic)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后来,这一观点得到了顾立雅(Creel)的支持。[8] 李盖提(Ligeti)首先对匈奴人使用的语言为阿尔泰语的这种假设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他开始沿着另一条路线进行研究,这条路线将他的研究带到了叶尼塞(Yenissei)的南西伯利亚(South-Siberian)语中,特别是奥斯加克语(Ostyak)。[9] 蒲立本(Pulleyblank)对这种理论作出了更大的发展,1962年,蒲立本作出结论说,匈奴使用的语言属于叶尼塞语组(Yenissei Group)。在匈奴语言中似乎也出现了阿尔泰语的元素,蒲立本对此的解释是,这些语汇最初是西伯利亚词汇,后来,要来到大草原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借用了这些词汇。[10] 另一方面,贝利(Bailey)认为匈奴人说的是伊兰语(Iranian)。[11] 但是德福(Doerfer)否认匈奴语和已知的其他语言有关系的可能性,他以最强烈的措辞否认匈奴语和突厥语或者蒙古语的任何联系。[12]匈奴联盟是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体系的民族的混合体,目前,我们不能超越这一结论来谈论其种族问题。尽管其官方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汉语文献中的语言为代表的,但是,匈奴语的语系目前还是无法确定。

沿着《史记》和后来的中国史书建立起来的传统,多数中国学者都接受这样一种正在起作用的假设的观点,那就是,匈奴是许多民族的后裔,这些民族出现在古代文献中,像戎、狄、猃狁,诸如此类。同时,它又是后来的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祖先。[13]王国维在其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坚持认为,商周时期的鬼方、昆夷、鲜虞和猃狁,春秋时期的戎、狄以及战国时期的胡,他们和匈奴都属于同一个种族。[14]1930年代,梁启超和其他学者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还有一些人认为,匈奴的祖先和华夏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了一个猃狁族的国家:中山国。根据这种解释,公元前295年,当中山国被赵国灭掉的时候,中山国的人民就迁移到了内蒙古的中部地区和宁夏。在那里,匈奴首领冒顿后来成为了他们的单于,并且建立了匈奴联盟。匈奴与华夏族有亲缘关系的理论来源于《史记》的文章中,在《史记》的记述中,据说,匈奴是夏后氏的苗裔。但是,有些学者并不同意这种说法。

蒙文通在1958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认为,鬼方、畎夷、荤弥和猃狁并不是真正的匈奴,但是与匈奴的祖先有亲缘关系。黄文弼也认为,鬼方、荤弥和猃狁与羌族是同族——而羌族常常被归为原藏族族类,林胡和楼烦才是匈奴族建于内地并组成了其内部核心的族类。

另一组在1940年代发表文章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匈奴不是远东的民族,相反,它是西方的民族。沿着类似的思路,林旅之试图建立起一个种族家系图,这种家系图能够对汉语文献中的外族作出解释。林旅之将外族和华夏关系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终结于匈奴帝国形成的时期。[15]马长寿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中,对北狄和匈奴的关系作出了一种假设。[16]

林斡在他的《匈奴通史》一书中在一种更传统的马列主义的框架内解释匈奴形成的历史,而不是想在匈奴和假定的祖先之间建立种族和历史的联系。根据林斡的观点,战国时期,一些戎和狄的部落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发展到了一种相当高的程度。接着,这些民族“进入了文明”并且建立了匈奴国家。而那些已经落在后面的民族(像东胡)还停留在部落阶段。匈奴国家的建立最终还是戎族部落和狄族部落基本独立自主发展的结果,他们原先居住在北方和南方的戈壁沙漠,后来,加入了一些从中山国逃亡来的难民。另一些原先居住在黄河平原的戎和狄人,后来被华夏各国融合了。因此,匈奴被构想成一种混合型的民族,它融合了所有先前在戈壁滩南北一带活动的民族(浑庾、鬼方、猃狁、戎、狄和胡)。[17]关于匈奴一开始是否就形成了一个部落,林斡倾向于认为,从语音的相似性来看,他们与浑庾、鬼方和猃狁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18]

在讨论匈奴的种族确定问题时,中国的学者也像西方的同行一样,认为,匈奴与突厥语族、蒙古语、芬尼-乌格尔语或者是印欧语分支可能有着亲缘联系。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匈奴人属于蒙古血统,但是这种观点目前还存在着争议。长期以来,蒙古学者坚持认为,匈奴是古代蒙古人,并且将蒙古人的历史追溯到匈奴。[19]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历史坚持认为,“匈人(也就是匈奴人)的社会发展、文化和习俗非常接近于古代蒙古部落的通古斯族。很有可能,匈人是蒙古人的源头\[不太确切的措辞\],但是后来,在他们占领了西方领土以后(东突厥斯坦、中亚),很大程度上就被突厥族同化了”。[20]

古代国家的建立

如果说文献学和语言学的争论还无法作出结论,那么,假定匈奴是突厥-蒙古帝国的创立者的种族上的本原,这种简单的解决方式就基本可以抛弃了。近年来,人们比较关注其经济和政治进程。因为匈奴统治了第一次载入文献的内亚帝国,因此,这个帝国为什么会产生,以及它是怎样产生的?它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它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部落联盟?对这些问题就需要作出回答。

游牧社会独立自主的发展历程中,也常常会表现出一些复杂性,并且常常会涌入大规模的迁徙人口,这种情况与“古代国家”的情况相类似。[21] 韦亚伯(Eberhard)提出了一种相当奇特的假设。关于游牧社会他设想了三种模式——藏族式、蒙古式和突厥式——并且每一种模式都是由某种畜牧专业化决定的。其中最先进的一种是“突厥式”,突厥式社会分为许多部族,而且专门养马——与此相对照,蒙古式社会和藏族式社会则专门养牛和羊——这种社会的特征是其部落中形成了社会和政治等级阶层。这种驯养马的部落,其迁徙的范围比其他形式的部落更广,这就使得他们能与其他部落相接触。结果,这些游牧部落就获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外交领导能力,这反过来也促进了国家的形成。[22]事实上,这些伴随着种族和语言分支的各个独立的专业化模式,是难以用历史分析标准来衡量的。

克莱德尔(Krader)对游牧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成问题作了更广泛的研究。他假设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的专业化社会:农业社会和畜牧社会,并且在这两种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陆地交换的网络。在这种结构中,游牧族阶层间差别的日益增长就是与用来交换农业物品的畜牧产品的盈余数量相联系的。当贵族控制着交换,并且从平民那里抽取贡赋的时候,两个对立的阶层间越来越大的差别就促进了国家的演变历程。依照克莱德尔(Krader)的观点,发生战争、抢掠和征服等非正常情况的原因就是发育不完全的交换机制所造成的贸易中断。[23]游牧社会内在的产生盈余的能力是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关键。

这种社会形态的纲目很具有吸引力,它建立的基础是,在传统游牧社会中毫无疑问地存在着社会阶层和贸易。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形成的特殊的例子上的时候,这个纲目就产生问题了。比如,当冒顿上台的时候,这种交换机制出了什么问题?冒顿在这种交换机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种广泛的陆地交换网络是怎样形成的?交换物品的规模有多大?为什么在某些时候,对贸易实行限制也不会引起军事冲突,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开放边境市场反而会有大规模的掠夺战争接踵而至?内亚人在经常发生的内战中会分成各个部落,我们真的能够把他们归为一个动物饲养的专业化社会吗?最后一个问题,一些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为什么至今还保持着无国家的状态?[24]在克莱德尔(Krader)的史纲内,无法回答这些从历史记录本身产生出来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在游牧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单位的经济基础中,通常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而其中畜牧生产是最重要的,但是畜牧生产并不是惟一的生产形式。

这种观点把我们引向对第4章中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的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一种假设,假设游牧生产方式永久的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应的对农业产品的需求,在适当的时候就会促使游牧民族形成实用的政治结构,以取得这些农产品。[25]人类学研究表明,游牧社会能够独立于其他经济,特别是农业基础的经济而繁荣昌盛的情况,如果曾经有过,也是很少出现的。而且对游牧民族掠夺定居民族的事件的描述,在历史资料中比比皆是。在上述各点的基础上,这种“依赖”理论就要求,国家形成的现象要与游牧民族对他们的经济中所缺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无休无止的需求相联系。[26]由于畜牧经济的非自给自足性,游牧民族就被迫与农业民族进行贸易,或者对他们进行掠夺。但是,强大的定居国家在边境地区建立新的秩序,以更能保证掠夺到所需要的农产品之前,这种掠夺都是小规模的行为。为了迫使这些国家屈从于游牧民族的经济要求,游牧民族就需要创建他们自己更大的政治实体,这种政治实体由超部族的政治阶层来管理,主要是负责军事战争,以及对从军事战争国家获得的掠夺物的管理。根据这种理论,作为对出现强大的定居国家的回应,超部族的游牧社会组织就出现了。因为相对于这些强大的定居国家,那些小的游牧部落的人就显得软弱无力了,于是就会迫使这些游牧民族将自己组织成为一个更大的政治联合体。[27]

那种说游牧民族依赖中国的农产品的假设是以一系列假定的情况为先决条件的。这些假定是:游牧社会组织中的产品是没有生存所需要的农产品的;在游牧民族和华夏国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换系统,靠这个交换系统,游牧民族能够用自己的畜牧产品交换谷物;华夏国有足够的剩余的农产品,可以与游牧族进行贸易;最后还有一条,对游牧族来说,除了华夏国以外,没有其他的谷物来源。因此,当我们将游牧民族和定居社会的关系放在现代背景中去考察的时候,作为一种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这种假设还是停留在纯理论上的。

实际上,看起来既没有文字资料也没有物质证据能够证实这种理论。考古发现证明,游牧社会中间也有某种程度的农业活动。[28]历史文献更是多次指示出,游牧民族的抢劫团伙——有时是像军队一样大规模的队伍,带走的是牲畜和人口,而不是农产品。[29]对传统畜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也表明,并非所有的被称作游牧族的部落都是同样的生产基础。[30]人类学研究的进一步的证据还表明,甚至就是在游牧部落内部经济不独立而交换又很通畅的那段时期内,至少在当时内亚的游牧部落中间,他们对谷物的消费是极为少量的。尽管碳水化合物确实是生存的基本性物质,但是游牧部落实际上还是以肉和畜牧制品为主要食品,而以谷物作为辅食。[31]最后,华夏国绝不可能是游牧部落惟一的谷物来源,因为从满洲到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和河岸线上也都有农业生产方式。一条结合为一体的商贸和经济关系的网络将匈奴、西部地区的城邦和生活在大草原上的非华夏族的农业畜牧社会联系在一起。一些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包括手工业和贸易活动的中心,也似乎存在于深入匈奴领地的地带,这些中心在蒙古北部和外贝加尔湖地区,已经远离了与中国的边境处。[32]

以上的分析就会带来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这些理论的历史真实性是以下面这种假设为前提的,这种假设就是,游牧族全然靠军事武力(或者说军事威胁)迫使农业民族交出游牧族所需要或者是所想要的东西,即谷物和奢侈的农产品,而内亚帝国就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事实上,当我们考察大的“游牧”国家的内部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时候,并不能在游牧民族和定居的民族之间划出这样尖锐的分界。即使游牧贵族垄断了国家的核心,在从帝国思想到政府结构,到军事组织和礼仪活动的广大领域内,游牧族和非游牧族的传统也是倾向于融合,倾向于形成原始的社会-政治型建构的。[33]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沿边疆一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关系的大部分的历史就是抢掠和战争,而这两个方面都会造成对其他民族的经济资源(诸如土地和家畜)或者是地区的兼并。最终的结果是,边境地带会成为这样一个区域,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政权不管是华夏国家还是游牧国家,当地的经济和文化都既不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化的,也不是纯粹的定居民族化的,而是两者的结合。

最后,一些历史事件也许能够说明游牧族对农产品的需要会促使他们建立国家,我们就对这些历史事件作一下研究。我们看到,蒙古的征服——一个可以论证的游牧国家的最重要的例子——被看作是一种反常现象。我们还看到,突厥人和维吾尔人在反抗他们的最高游牧领主取得成功后,获得了优势地位。另一个仅有的例子就是匈奴,他们的首领将一些贡赋强加于华夏国,这些贡品有丝绸、金银和谷类。但是这是不是就是他们创立国家的动机,在文字资料的基础上还是不可论证的。但是这些文字资料指出,他们的政治联盟的产生,是华夏族对游牧地区的入侵行为的一种回应。[34]

内亚民族国家形成的另一条研究路线特别重视定居国家所起的作用,他们把游牧民族国家的形成看作是先前建立的国家直接影响的结果。[35]这种观点认为,游牧民族国家的发展并不是独立于定居国家,而是与定居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尽管不同的理论强调的方面不同,例如,有的理论强调世界帝王观的重要性,有的理论强调他们对定居国家所有的管理知识的运用等,但是这种观点确实拥有广泛的支持者。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广泛地为人们所信奉的帝王的“神圣”性和政治领袖的权力是由一个神的存在所授予的观念,也被游牧民族所借鉴。[36]第一个证据是,在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文献中,我们发现了游牧民族中间流传着真实存在的神创造了王这样的观念。这种观念体现在匈奴所用的 “撑犁”一词中,也反映在突厥-蒙古语的“腾格里” (Tengri)一词中。另一方面,汉语词汇中表示上天之神的“天”,是周朝在灭商(约公元前1045年)以后引进到华夏来的。周民族本身就属于一个包括许多非华夏族群的周边地区,周民族和这些非华夏民族的信仰体系中可能有着同样的元素。而且,在中国,政治统治获得神圣的合法性的形式称为“神授”,这种“神授”的理论常常被归为孟子的思想,尽管这种观念在匈奴帝国产生以前的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形成。[37]假使这种理论的沉淀和实验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神授”的观念可能就渗入了边疆地区,而且在游牧民族中间深深地扎下了根。但实际上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的:那种认为政治权力是得到神的认可的观念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信仰,最初是为北方民族和华夏民族所共有的,而最终,在华夏族中产生了一种特有的神授的信条,在游牧族中则产生了超自然的神的合法化的观念。[38]

毫无疑问,内亚的政治组织为管理居民所建立的制度,主要是从中国和其他定居国家的政治传统中借鉴而来的。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像乍看上去所显示的那样清晰。很多内亚国家并没有借鉴定居国家的文明制度,但是也作为国家存在着,这样的例子有匈奴、突厥和维吾尔。那种认为除非是借鉴了文明的制度并建立起了一个国家的官僚机构,否则就不是国家的说法,是伪论点,最近关于早期国家的研究已否定了这种观点。[39]

只有当内亚国家的建立是跨游牧地区和定居地区的性质的时候——这种定居地区已经有着发达的政治统治和官僚管理传统,其文明制度问题才会变得非常重要。在一些情况下,虽然情况并不总是如此,这些地区的“游牧型”政体所用的管理形式是从早已存在的文明传统中汲取过来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观点所适用的那些内亚国家,像契丹(khitan)、金(jurchen)、蒙古和满洲国,我们就会发现,契丹从文明传统的管理中汲取了一些实质性的因素,比如,利用从被征服的渤海国那里学来的多个首府的管理形式。[40]在这种形式中,常常会产生一种假定,那就是,游牧民族所拥有的所有的文明传统都来自于那些主要的文明——华夏文明和波斯文明,这种假定容易模糊常常是更为复杂的景象,而这种例子在这种形式当中又是具有典型性的。毫无疑问,金与华夏文明传统有着更为密切的一致性,但是在许多方面,金人也还保持着在辽国发展起来的同步的游牧-定居文明的模式。在中国的蒙古,采用了维吾尔、契丹、金和其他中亚国家管理中发展起来的政府模式。而满洲的治理模式则反映了中国和内亚国家更为密切的融合,而不是纯粹的华夏治国之道的传统。一般来说,当一些制度实质上是借鉴来的,这种进程就是关键性的,并且依赖于正在谈论着的内亚国家已经形成的特殊的组成。甚至更重要的很可能是这样一种考虑,即,借鉴是发生在一种多元文化环境中,而且一种特殊的中国-内亚混合型制度的传统的形成,是这种借鉴之所以会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那种认为在定居国家发展起来的国家管理知识是内亚国家产生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的假设,只是部分正确,但是存在着潜在的误导。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所谈及的理论突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并且对国家形成的机制有着可贵的洞察力,靠着这种国家形成的机制,游牧政体和中原国家的关系作为一个核心因素而出现了。但是对于这些要运用的理论框架来说,那种内亚国家的发展与定居国家有关的论点,还需要以历史证据来证实,这些历史证据会说明这种关系是怎样开始产生的。

冒顿的军事力量的崛起

匈奴帝国的崛起是以下面三“幕”展开的。第一幕是秦国的将军蒙恬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征服,匈奴可能就是在那里拥有了他们的畜牧地区。第二幕是冒顿史诗般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升至最高首领的王者的位置。第三幕就是政府中心结构的形成。

第一幕:大将蒙恬,一个征服者

蒙恬对北方地区的征伐发生在公元前215年。下面这三段文章讲述的都是这次征伐的主要路线。

1.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41]至云阳[42],因边山险巉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43]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44]北假[45]中。[46]

2.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47]

3.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於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48]

在上面两段文章中都明确地提到了对游牧民族(胡)的攻伐,而在第三段文章中说到了戎和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地这些只是简单地指称北方民族的古代词汇。[49]一般认为,匈奴是胡人中的一支,但是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反映出那时他们是缺乏势力和凝聚力的。这次征伐是华夏国家对游牧民族地区进行的第一次深入的、大规模的征服。但是它仍然是对战国时期已经存在的一种模式的模仿,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游牧和半游牧地区修建防御工事,建立卫戍部队,但是它的规模更大,对匈奴的影响也可能更加引人注目。

第二幕:冒顿,一个弑父者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匈奴的军队。司马迁记录了冒顿这一角色的浪漫化的故事以及匈奴帝国的创建。英雄冒顿是一个极具天赋的孩子,但是他的父亲单于头曼想让他的另外的妻子的儿子继承他的王位。为了消除竞争者,他派遣年少的儿子冒顿到乌孙人那里去做人质。接着他就攻打乌孙,希望乌孙会杀死他们的人质作为报复。冒顿逃脱了他的厄运,回到了匈奴和他的父亲那儿。冒顿作为一个战士以他出众的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将使头曼走向毁灭。冒顿召集了一群武士,这些武士是一定要绝对忠诚于他的。故事继续写道,为了训练这些武士,冒顿命令每个武士都去射冒顿最喜欢的马,那些没有听从的人就立即被处死。接着,他又命令每个人都去射冒顿最喜欢的一个妻子,这一次,还是有几个人犹豫不决,这个错误使他们付出了他们自己宝贵的生命。同样的练习继续进行着,这一次,冒顿命令他的随从射向他的父亲。很显然,这一次,没有一个人不发出他的利箭。[50]冒顿用这种方法杀死了他自己的父亲,成为单于,并立即继承父业登上了王位。继而继续保护匈奴不受其他游牧民族的侵犯。他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大的匈奴帝国,这个匈奴帝国在公元前198年使汉朝蒙受了羞辱,并且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更广泛地扩大了它的统治区域:从满洲到蒙古的西部和北部,到阿尔泰地区,到天山地区,一直到更远的地方。尽管在司马迁的陈述中不乏传说和浪漫化的因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接受了冒顿在历史上的存在,我们不能排除,冒顿的势力的崛起是通过精干的卫士和对他自己的亲生父亲的杀戮而实现的。

第三幕:一个新的领袖

《史记》对冒顿崛起后匈奴的政治组织作出了权威性的记述,它第一次对早期内亚游牧族统治阶层的中坚分子的政治和管理结构作出了详尽的说明: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51]

“汗”被赋予了“神”所赐予的超凡的指挥权力。在最高的“汗”之下,是上层贵族阶层。二十四位大臣组成了一个高级政治参议会,由单于领导,单于对二十四王实行有效的管理。[52]这不是一个“部落议事会”,而是一个“王”和军事指挥官的金字塔形结构。“王”这一称谓,就像在汉朝社会一样,是对管理匈奴帝国某一地区的贵族集团的高级别成员的一般称呼,这些地区实际上是他们的封地,这些王对这些地区独立实行实质上的统治权。另一种显贵阶层,像大将、大都尉、大当户,是宫廷成员。在中央政权内,他们在民事和军事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在封地的政务管理体系中,同一官职一分为二(“左”和“右”,相应地也称东和西)。军队结构是十进制(也就是说,军队被分成十、百、千等等),议事会由有限的几位指挥官和大臣组成。这些典型的特征也都是后来我们在内亚国家能够看到的国家组织所具有的特征。

在汉语文献中所使用的“大臣”这个词汇,是指突厥帝国(公元551—630年)政府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当然,唐代的编年史家是借用这一词汇作为一种带有修辞色彩的工具在匈奴和突厥之间建立起历史的相似性。有证据证明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据说匈奴的高官有二十四位,而突厥的据说有二十八位。这种数量的差别和他们建立历史相似性的努力没有什么联系。这种差别只能解释为是关于中国编年史所证明的突厥的特殊信息的结果。匈奴和突厥行政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似性,是因为内亚国家的政治传统具有连续性。同样地,军队十进制的结构也是正在形成国家的内亚政体间一直使用的结构形式,在这种延续过程中,部落的军队被中央军队所代替。

最后,下面这段文章揭示了匈奴政权中的部落元素:

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後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53]

部落和氏族的联系是内亚政治体系的一个核心特征。只有某些世系的成员才能拥有最高的政治职位,一般来说,最高的政治权力是为一个氏族所垄断的,那是一种“神赐”的领导者,他将许多部落联合成一个国家。政府官职世袭之位的获得,作为内亚政治的一种实质性的方面,一直延续到清朝(公元1644—1911年)。

历史视野中匈奴国家的建立
从其他一些内亚民族国家形成的实例中,可以总结出匈奴国家形成的一些范例。在这些范例的基础上,冒顿崛起的故事是由这样一些看似真实的细节构成的:创建卫队,对部落贵族发动政变,将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很可能,这种连续的争斗是在匈奴社会发生危机的时候产生的。当时,蒙恬的征伐迫使匈奴离开他们的牧场,当一些人拿起武器成为专业的士兵时,冒顿创立的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就从匈奴社会大大提高了的军事运用中脱颖而出了。冒顿的崛起是与权力的集中化相对应的,明显地表现在匈奴政府的组成上,司马迁对此作出了极为详尽的描述。

在内亚历史上,对于国家形成的政治进程来说,危机、军事化和集权是普遍具有的概念。“国家建立”的最初的动力常常是来自领导阶层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挑战,继之而来的就是一般的暴力,接着就是军事动员。最后,在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领导者的带领下,政治权力集中化的进程就发生了。这种权力的集中化为地区和政治的扩张打下了基础。在我们对这种进程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并且把焦点集中在冒顿时代的匈奴之前,我们对国家形成的每一个阶段的阐释是很有条理的。[54]

危机

传统的畜牧社会典型地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分成各个族群的,这些族群有着共同的血统和区域,它的最小的社会单位是家庭单位。[55]这种社会组织为政治结合提供了基础,这是生产、防御、迁徙和战争所必需的。社会阶层的形成造成了两个独立阶层的出现,那就是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贵族阶层成员优越的社会地位是由他们的出身和个人品质决定的。一些世系的人被授予了崇高的社会声誉,并且顶端的政治人物往往是属于这些世系的人。在同一个世系内,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他们所继承的财富和身份,也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在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和对邻近族群的袭击行动的组织中,贵族阶层是领导力量,它适合于建立社会等级的目的,也可以检验他们的领导技巧。

稀稀疏疏而又分布广泛的畜牧生产,是以狩猎和有限的农业为补充的。很少的一点畜牧产品的剩余常常用于与邻近社群的交换。这种经济基础对于没有直接从事生产的阶层来说,其所剩下的盈余极为有限,不足以形成任何阶层。结果,在正常情况下,从直接生产脱离出来的部落贵族成员的数量就非常有限。[56]而且游牧生活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经济体系,许许多多恶劣的情况很容易引起经济危机的产生。[57]有关的经济危机比有限的人口更容易导致生产和消费之间微妙的平衡状态的改变。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整个部族和人民就被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或者是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了。危机感是国家建立过程进行的关键。

危机有不同的类型。在畜牧环境中,严酷的冬季、干旱,或者流行病都会减少牧群的数量,而数量有限的畜群不足以维持人们的生活。过度放牧也会降低土壤的肥沃程度和牧草的营养价值,这也迫使人们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更好的土地。但是,经济的需要不会自动地产生政治联合体。相反,在国家出现的前夕,在内亚的部落族群和首领中间,更普遍的景象是社会解体现象的产生。最贫困的人被命运所抛弃,而部落中那些勇敢的人就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些半无法无天的联合。

有关资料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当大规模的抢劫集团袭击定居国家时,他们掠走的是动物和人口。正是这种对他们自己可以生产的产品的需要显示出其正在遭遇的经济危机。一方面,通常而言,经济需求破坏了社会关系。另一方面,部落联合的瓦解使得社会的灵活性程度得到了更大的提高。领导能力比出身或者说血统更为重要,一些有才干的领导者在那样的时代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并且能够脱颖而出成为首领,因此,这也就成为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形成的催化剂。

其他原因也会引起经济危机情况的产生。比如,种族族群,或者说“被奴役”的部族和“做主人”的部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导致长时间的摩擦,最后,爆发为全面的战争。从突厥人对柔然霸主的反叛中(公元551年),从女真人反对契丹人的斗争(公元1115年)中,我们能够证实这样两种类型的危机的存在。还有一种类型的危机是由定居国家的常规部队的入侵引起的,他们会占领这些土地,并在此定居。已经建立起来的部落领袖如果不能应付这种挑战,突发的紧急情况就会产生,这样就为新首领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在社会和经济危机中,军事贵族的政治权力得到了提高。不幸的是,内亚国家产生的真实情况常常为神话所遮蔽,或者掩盖在厚厚的传说的外衣下。但是,一般来说,对传统的统治秩序和资历的漠视、个人的野心、纯粹的军事能力,以及个人的感召力,这些常常是新的领导者崛起的标志。当他们获得了成功,这些新的领袖就会靠废掉那些陈腐的旧部族阶层来施行新的政治统治。

让我们回到匈奴的问题上来,司马迁在《史记》第110卷的开始就把这种危机(司马迁称之为“急”)确定为是游牧民族政治行动的催化剂,接着,他又描述了冒顿的崛起。这就为那种认为匈奴联合的产生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的观点提供了一种文本的支持。

军事化

在社会和政治含义中,“危机”的关键方面是社会的军事化。虽然“游牧型”民族确实都习惯于征战,但他们并非是持续不断地进行战争。他们的武装冲突更经常的是限于抢劫传统敌人的军营、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报复或者是抢掠女人等方面。当危急情况发生时,战争动员就不仅仅限于组织小规模的武装力量了,而是创建实质上的部落军队,并且成倍地产生大量的军事指挥官。每一个能作战的男性都会成为战士,投身于实际的军事战斗中,与游牧敌人作战,或者与定居国家的正规军队作战,这比那些临时的抢劫行动要更长久、更复杂。当危急情况迫使那些部落族群从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迁出的时候,他们大规模的迁徙也需要严格地组织起军事护卫队来保护部族迁移。蒙古可以作为在某些特定时候,内亚社会军事化程度的例子。据估计,当成吉思汗登上王位的时候,适合服军役的成年男性的总数量在50000到100000之间,但是到了1206年,蒙古军队的数量据估计已经超过了100000。如果这些数字大体正确,那么就表明,实际上每个成年男性都被征入了军中。[58]

安德列斯基(Andreski)在军事组织的基础上设计了三个参数来详细说明社会结构:军事参与的比率;拥有部属的程度;结合的程度。根据这些标准,在国家形成的前夕,内亚部落社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军事参与的高比率;部属组织的低程度;高度的结合。在其他可能的因素中,紧张的战争冲突会以比较高的程度产生下属,这导致了一种“大范围征召”(或者称招募)的社会,这种社会是以所有这三种参数的高水平为标志的。实际上,这是一种社会过渡类型,安德列斯基(Andreski)将其归为欧亚游牧民族。[59]

只要我们意识到它的局限,这种分析方法还是有用的。当具有超凡魅力的未来首领的力量和权威在增长的时候,被打败的部落的成员就被兼并到未来的大汗的部落中,拥有部属的水平提高了,级别也就建立起来了,并且指定了指挥官。但是随着部属的增加,在军事参与率中性质上的差别也就出现了。然而在处于“常态”的前危机情况下,即使有很高的军事参与率,冲突的发生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危机”发生期间,对于大部分男性人口来说,军事冒险成为了一种常规性的、专业性的活动。

国家创立后,不会接着产生军事贵族和军人复员的现象。相反,反而会扩大军队的规模,将兼职的士兵转成全职的士兵。而且,当王室宗族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的时候,王室宗族的势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连续不断的战争会使潜在的投靠者成为他们私人随从队伍的成员,而且他们还要保持对尽可能多的工匠、奴隶和私人军队的控制权。这些非生产人员的增生扩大增加了整个消费的比例。因为生产不会增加,并且由于军事化对已经存在的危急情况产生了影响,实际上还可能是减少了,所以要想满足获得外部资源的需求,沉重的压力也就产生了。与在他们自己的经济基础内部产生的资源相比较,大草原帝国的政治中心地带的花费更巨大。

依照部落的习俗,贵族从平民和下属,或者是被奴役的部落那里提取贡物。当贵族阶层所要求的资源远远超过了传统经济所提供的资源的时候,对于社会的生产基础来说,获得外部收入的能力就是国家设备出现的关键,也是国家的生存、它的对外关系、它的超越于政治的军事计划和领土边界问题出现的关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领们就要通过军事力量寻求结合,将作为贡物承担者的其他民族融合入国家经济中。这样来弥补所需的收入,以填充国家的需求与社会主体的生产能力之间的裂隙。这些贡物将为高级领导阶层和与政府相结合的宗族所垄断,特别是那些大汗世系的宗族及其后妃宗族。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使收入的贡物和生活费用、奖励、贵族精英者的定期生活津贴、军队和国家设备等各项支出之间达到平衡。从进贡的资源中抽取税收的能力是内亚“游牧型”国家的迫切需要,它成为维护国家的单一政府结构所关注的压倒一切的问题。但是,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考察一下那种产生了富有魅力的领导和新的社会秩序的政治机制。

集权化

“超部落”首领神圣的圣礼授权是政治集权化过程的关键。在危急情况发生期间,与正在进行的社会的军事化过程同时代,领袖人物或者靠打败与其竞争的首领的方式,或者因为成功地捍卫了部落的利益,而从众多军事贵族成员的阵营中脱颖而出。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其他部落的支持,这些部落的首领把他推举到至高无上的领导者的位置上。这些竞选者正式放弃了他们作为部落首领的权力,而向他表示臣服。一个个单独的个人也能聚集起来结合成领导者,并且继而成为突然出现的新政体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说,“超部落”首领的授权是神圣的,圣礼授权的仪式将权力授予大汗,大汗有权显示自己是“受上天保护”的,或者是“上天委派”的。结果,推举首领的集会的权力(蒙古称为忽里勒台\[khuriltai\],在罗马则是公民大会\[populus\])转移到了大汗这一人物身上,大汗成为具有神赐魅力的领导者。

虽然,大汗的指派并没有限定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或者说没有限定在解决危机的时期,但是这种制度的采用似乎表明,他们是想把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的权力限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的。[60]比如,突厥人和可萨人有一种习俗,在大汗授职的时候,人们以钳制的手段使大汗丧失风度,直到他达到一种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这时,人们就会问他,他的统治将延续多长时间。大汗这时就会自言自语地咕哝,那么,他咕哝出来的这个年数,就将是他的“独裁”能够持续的岁月长度。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不会强加给大汗这样一个期限。

这种圣礼的授职仪式指向一种“备用的意识形态”的存在。这种“备用的意识形态”在特殊环境下就会被激活。[61] 在存在于部落社会中的大学组织似的接近于社会主义式的关系,与伴随着内亚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分等级的、个人主义的一套等级关系之间,克莱德尔(Krader)看到了一种明显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被强加于前者。[62]这种区别有助于突出这样的事实,在圣礼授职仪式发生的过程中,当要求人们无条件地从属于大汗和帝王宗族时,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也就产生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将社会和政治关系从半横向转变为半纵向的状态。这种观念的激活是与社会革命具有等价意义的,它迅速地改变了社会和经济关系,改变了军事和民事组织。

大汗被指定后,一种新的政治配套设施就成形了,它由永久性的流动军和护卫兵团、一种超部族的公正的行政部门和一种由帝王委派的军事和民事官员的主体组成。大汗首要的任务是保证公民的忠诚和建立一个无战争的国家(游牧民族式的和平),对此,皇室宗族是保证人。实现这个目的以后,大汗必须迅速巩固皇室宗族的权力,这一目标可以靠垄断税收,从而将其再行分配给重新集结在他周围的军事贵族的方式来达到。新的类似国家的政体建立以后所进行的军事扩张,并不是其具有新鲜旺盛的生命力的结果,相反,它是国家格式化进程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军事活动需要用这样一些手段来奖励军事首领、建立等级制,在这样的等级中,皇室成员占据着居高临下的地位。如果一个朝代的创建者不能将国家牢牢地掌握在皇室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基础将永远是衰弱的,而国家本身也极易走向衰弱并最终导致国家的消亡。

虽然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部族的人的危机问题的政治解决方式,是偶然性的事件,因此,它本身就具有固有的临时性和不规则性,但是它导致了单一的或者是双重的(还有后妃家族)血统族亲权力的巩固。就这一方面来说,新生的国家还是类似于部落本身,它常常是根据血亲的等级而建构起其组织,其中,只有一个宗族被认为是能够产生政治首领的。权力的额外补贴,诸如世袭继承的权力和抽取贡物的权力等,转移到“超部族”的国家的水平上,并且为具有超凡魅力的宗族所拥有。新的政体,“部落-国家”,并非一个部落的国家,而是一个由部落支持者控制的国家,在等级制和获取权力方面,它的构建类似于部落。

内亚政体中帝位继承制度的模糊性反映了部落本身固有的模糊性。继承权被正式确定为由直系亲属或旁系亲属拥有。但是,实际上,只要有野心者在公众中有足够多的支持者,大汗的任何一个儿子或者是兄弟都有合法的继承权。傅礼初(约瑟夫•小弗莱彻(Joseph Fletcher Jr.))认识到了这种现象, 并且依照凯尔特人(Celtic)相类似的情况,将其命名为“嗜血的塔尼斯特里”(“bloody tanistry”)。根据傅礼初(Fletcher )的解释,部落的支持者拥有推举继承人的权力,他们站在最有能力的人的一边,并且用证据证明,未来的领导者具有能够击败其竞争者的技巧。作为选举领导者的方式,继承战是必要的。[63]

但是,一旦朝代的创建者成功地利用圣礼授权巩固了宗族的权力,继承战实际上也就开始以有限的流血战争发生了,或者没有任何流血。靠遗传继承而不是靠拥立的权力的传递,也会在部落集会和新的大汗之间造成紧张的关系。外部战争也经常会发生,这些战争是一种手段,一方面缓解这种紧张,一方面通过胜利向人们显示,继承者仍旧是享有“神”的支持的。当继承战发生的时候,其结果更多地取决于继承者控制国家政府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大汗取悦于部落首领的能力。正确地管理国家的收入,就能够保证每一个部落贵族成员都能从他们对大汗的忠诚中获得利益。这些部落贵族现在已被指派到军事上的重要位置上,甚至在民事管理领域享有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还保持着部落选民资格的老式的部落贵族,常常是无力反对中央政权的。有趣的是,我们看到,由于拥有更为丰富的资源,中央政权一次又一次成功地迎接了“本能的”挑战。[64]巩固领导者至高无上的权力的需要也要求,那些武装起来的人们是永远受王族和大汗的直接领导的战斗单位。但是,那些忠诚的部落首领基本上还保留着对他们的部落军队的控制权,即使他们已经接受了大汗委派的职位。

在详尽地考察了内亚传统中的国家形成的过程后,我们现在将要转入对匈奴政体的讨论,我们将会按照同样的传统来分析匈奴国家的形成。这样一种分析,其基本的条件在于具有充足的结构元素,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能将匈奴帝国的形成与后来我们称之为草原帝国的历史联系起来。这些联系不单单是停留在我们所说的这些帝国的“游牧”特征上,而且还体现在它们在政治进程和伴随政治进程而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上表现出的相似性上。

匈奴国家的形成

学者们强调指出,作为一个统一的政体,在中国统一以后匈奴随即出现,这暗示出中国对匈奴族国家形成进程的影响。[65]而另一些人,就像我们曾经提到的那样,则看到了匈奴帝国的出现主要是经济形势决定的政治结果,也就是说,匈奴国家产生的原因是匈奴需要从其强大的邻国那儿获取农业产品。护雅夫(Masao Mori)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他认为,匈奴国家的成立是其内部政治进程的结果,借此,单于和他的宗族(以及后妃宗族)凌驾于其他部族之上的中心权力日益增长。[66]还有一些人将匈奴看作是一种松散的政治组织,它还不能称为“国家”,而是一种部落联盟,不论这个部落联盟的领袖多么优秀,实质上也还是一个部落首领。[67]

就如我们已经描述的那样,一系列赤裸裸的事件表明,冒顿领导的持续的斗争主要是针对他的父亲头曼带领的传统的部落贵族的。这些战争是由一支精干的、绝对忠诚于冒顿的、纪律严明的卫队执行的,冒顿一手创建了这支卫队,并掌握着对这支卫队的领导权。[68]这非常适合于那种从较为松散的部落结构向一个更加集中的政治结构的过渡,否则,对这种现象将很难作出解释。这一集中化的进程发生在蒙恬侵入鄂尔多斯地区(公元前215年)与冒顿登上最高的王位(公元前209年)之间的这段时间内。公元前210年,蒙恬被迫自杀。在蒙恬死去以及秦王朝崩溃以后,在南方大范围的区域内,匈奴联盟的扩张独立地表现在一系列的事件上。这种扩张的目标是直指构成匈奴的主要敌人的内亚部落的。

中国向北方大草原的推进所引起的危机就成为一种催化剂,这种催化剂导致了匈奴更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产生和更有凝聚力的军事组织的诞生。根据司马迁的观点,在统一之前,“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69]因此,匈奴的边境伸展到整个北方军阵中,包围了秦国、燕国和赵国的边境。后来,蒙恬的征讨将匈奴驱逐出了鄂尔多斯地区,蒙恬还在沿这一新的边境线的地区修筑起了军事防御工事。当是之时,按照《史记》的记载,“东胡强而月氏盛”。[70]秦国的侵入很可能使得牧场变得缺乏了,这就打破了那时在大草原和森林地区间存在的平衡,其主要的直接的影响就是匈奴遭到了削弱。因此,匈奴就成为其他内亚民族攻击的靶子,诸如东胡(这个民族以前可能是臣服于匈奴的)和月氏。在内部,这种危急形势就促生了伴随着冒顿骤然登上王位的领导阶层的剧烈变化,还有军事上的变化,这在一支帝王护卫军队的训练上可以见出,它与波斯、斯基泰和后来的突厥-蒙古帝国的情况相似。[71]有了这样一支护卫队,冒顿因而就能够高效、迅速地对这种危急的形势作出反应。[72]

匈奴主体的政治和集中化的组织结构内部的统一,主要是对中国的入侵和来自其他游牧民族的威胁的一些政治和军事反应的方式。依靠他们新的军事组织,匈奴希望打败他们在内亚的敌人,巩固他们在整个内亚东部地区的统治。同时,中国的国内战争减轻了他们所遭受的来自南方的压力,这样就使得冒顿有可能集中起他的军事力量来对抗内亚的敌人,收复被蒙恬占领的土地。[73]虽然,冒顿的崛起,不需要与匈奴部落联合毫不相似的匈奴国家的诞生相一致,但是,与匈奴部落的重组及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集中化进程是相符的。[74]因此,匈奴帝国的形成与中国的统一,本质上没有直接的关系。华夏国家和匈奴之间的冲突,后来成为防御性的中国和侵略性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之间的一种战争的形态,对其起源,我们将进行探索。更准确地说,对其起源,将在跟随着一系列的事件之后中国侵入游牧民族牧场的扩张中进行考察,这些事件可以被解释为只是在大草原政治的背景内进行的。

冒顿领导下的匈奴的扩张

当冒顿成为最高首领(单于)之后,匈奴采取了一种军事扩张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得匈奴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主权,或者至少,他们的影响所及遍及从满洲里到中亚的大草原、沙漠和山脉的极其广大的地区。匈奴首先向东扩展,以便东方(左方)王从后来成为汉上谷郡的地区,[75]向东到达秽貉和朝鲜地区。[76]整个这一地区先前是东胡人居住的地方,冒顿将他们彻底击败了。[77]毫无疑问,被匈奴击败的游牧民族承担着对匈奴的贡赋,这些贡物很可能是定期从各个部落首领那里索取来的,它们实质上是用于支持匈奴王廷、军事机构和一般的经济福利等的开支。[78]

公元前170年后十年中,在对月氏的战役进行之前,尽管我们还没有准确地弄清楚匈奴在黄河北部向西伸展到多远,但是匈奴最西部的扩展地域似乎还没有伸展到黄河河套西部边界,进入到更远的今天的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地方。鄂尔多斯地区,上郡的东部,[79] 被右方王(即西方王)占据着,其边地与月氏、氐、羌族相接。[80] 在北方,冒顿又征服了称为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的民族,他们都居住在蒙古北部和西伯利亚的地区。[81]在南方,冒顿收复了先前被秦占领的土地,并且将边境推进到黄河南部,征服了楼烦王、白洋王。[82]冒顿还将他的王国扩展到朝那、阜新。朝那位于今天宁夏固原县的东南部,阜新在今天陕西省榆林县的东南部。[83]接着,他又侵入了前燕国和代国的地区。[84]这就意味着,包括今天的宁夏,山西、陕西、河北省的北部和辽宁省的整个地区都被匈奴控制着,或者都遭到了匈奴的侵入。

那时,匈奴单于的王廷建在后来设立的代郡、云中郡所在的地区。[85]这一地区很可能是单于个人的领地,它从黄河河曲的东北角、鄂尔多斯沙漠的北部,一直延伸到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地区。[86]匈奴国内的另一个重要的地方是龙城。龙城很可能在今天蒙古的乌拉巴托的西南部,匈奴就在那里举行宗教庆典和政治集会。[87]这是一座匈奴遗址,每年五月,单于都要在这里祭祀祖先、天地和鬼神。[88]

为了从外部获得一些国家收入,以弥补社会的军事化、王廷规模和政治机构的扩大而造成的财政短缺,匈奴采取了完全的进贡制度。通过军事压力和正式的协约,匈奴强迫比较弱小的国家和衰弱的游牧国家向匈奴领导阶层进献贡物。除了中国要向匈奴纳贡以外,塔里木盆地的城邦国家和其他一些政体也要向匈奴统治者缴纳一定数量的奢侈物品和他们的主要产品,这些物品是用来支持王廷及其军事建设的,并且这些贡物还“渗漏”到更远的贵族世系中。像乌桓这样战败的游牧族也被迫向他们的霸主缴纳贡赋。但是,这种进贡制度很快就表露出了它的局限,那就是只有当贡物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时,这种政治体系的统一才能保持它的存在。因为外部斗争极易使其丧失能力的王室宗族永远具有这样的不稳定性,所以,国家的建立显然是极为脆弱的。

汉朝初期与匈奴的关系

公元前198年汉高祖的协约

在汉朝的开端,因为汉朝的皇帝与半独立的当权者争夺完全的政治控制权,军事形势极端复杂。公元前200年,在汉高祖统治(公元前206—前194年)的第七个年头,匈奴在马邑进攻韩王信(韩是一个总督的辖地,不能与“汉代”的“汉”相混淆)。[89]韩王信与侵略者签订了一个协约,他打算在太原起义背叛汉帝。而匈奴,一得到韩王信的支持,就带领他们的军队穿过句注山开进到南方,[90]攻打太原郡,并且到达了晋阳的城墙下。[91]汉高祖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匈奴,镇压韩王信的反叛,但是他的军队遭遇到了寒冷的天气,据说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士兵都冻掉了手指头。[92]尽管遭遇到了这样种种问题,汉朝的军队还是压迫到了平城。[93]冒顿于是以据说是四十万数量的骑兵向高祖开进,[94]在白登山阻住了汉朝皇帝的去路,接着在平城包围了汉朝的士兵。[95]七天之后,汉朝皇帝才得以撤退。由于使汉朝遭受了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匈奴提出了一些进贡的条件,这就促成了两个政权间第一个协约的签订。

韩王信成为匈奴的将军。与同样叛汉的其他人像赵利、王黄等一起,他们不顾高祖和匈奴首领签订的和平协定,屡次侵扰掠夺代郡和云中郡。[96]叛敌的汉将和汉地封主成为汉高祖的一个主要威胁,因此汉高祖不得不发动对这些叛贼的战争,以维护帝国领土的完整。这样,汉高祖就派樊哙去攻打韩王信等,并且重新获得了对代、雁门、云中等郡县的控制权。[97]汉高祖在平城遭受了戏剧性的失败,大量汉将和郡县王都纷纷叛汉,这迫使汉高祖认识到中国的步兵和马车队是无法与匈奴的骑兵相匹敌的,因此他便诉诸外交手段。汉朝每年给予匈奴单于相当于贡赋的昂贵的礼品,因此中国不得不承认面对其北方的邻族时,自己所处于的下风地位。[98]那时缔结的和约类型称为“和亲”,也就是通过姻亲关系达成和平。

和亲协约、政策和平等原则

“和亲”政策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简单的和解政策,是一种以物品换和平的手段。[99]事实上远不止此,虽然和亲政策实质上暗含着以贿赂的手段平定游牧民族骚扰的意义,但是它也包含着这样的元素,那就是,如果不是在本质上,至少在精神上,这种政策也能够与以前的边疆政策保持默契。“和亲”政策的设计者是刘敬,刘敬劝谏高祖不要攻打匈奴。他提出的取代进攻匈奴的政策是派一位皇家公主——高祖的大女儿——嫁给冒顿,成为他的合法的正妻。按照刘敬的计划,一旦与匈奴建立了姻亲关系,冒顿就成为了皇帝的女婿,而冒顿的儿子——这个匈奴王位确定的继承人——将是高祖的外孙,因此匈奴自然就从属于中国了。刘敬建议说,这种政策要与其他两个战略步骤相结合。第一是“腐败”战,汉代定期送给匈奴那些他们所贪图而汉朝又有富余的贵重物品。第二是“教化”战,汉朝派遣能言善辩的人到匈奴,教导他们正确的行为礼仪。因为,遵行儒家的教导,一个当外孙的人是不会背叛他的外祖父的。那么,如此一来,汉朝皇帝对匈奴首领的优越地位也就自然建立起来了,并且,这样不用费一兵一卒,匈奴就渐渐会转变成汉朝的臣民了。公元前199年,汉高祖采纳了这个政策,并且于公元前198年开始以协约的方式实现了这一政策。[100]

公元前198年签订的“和亲”协约标志着汉朝接受了与匈奴平等的外交地位,也拉开了两极世界秩序的帷幕。双方平等地位的确认依赖于两个因素:(1)两个王室之间签订了军事联盟合约;(2)汉朝同意每年送给匈奴许多丝织品、布匹、谷物和其他贵重物品。[101]后来签订的各项协约也都以同样的原则为基础,这种原则甚至还常常在表达上得到更加有力的强调。例如,“单于”这一头衔受到的是和“皇帝”这一头衔同样的外交待遇,而且两位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被定义为“兄弟”关系。公元前162年,汉文帝写信给匈奴王就用了这样的措辞:

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欢。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102]

信中所用的这些隐喻(父母、天地)暗示出,这是两个独立的政体之间的互相补充,而不是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屈服甚至是臣服。但是,外交上对平等尊严的确认并不能反映出军事方面两者力量对比的实际:汉朝需要用付出贡品的手段安抚匈奴。汉高祖和冒顿最初签订的协约规定汉朝每年必须给予匈奴丝织品、美酒和谷物,这个协约标志着中国的外族关系观念的根本的变化。这样一种明显地将汉朝置于低下的政治地位的政策,对于华夏国家来说是空前的。当冒顿更进一步对寡居的太后吕后提出求婚的请求时,汉朝更是受到了大大的伤害和侮辱。[103]这种公然的侮辱可能会刺激汉朝以捍卫国家荣誉的名义采取一种更富侵略性的姿态,但是在几十年中,汉朝仍然是采取和亲的政策。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从任何一个匈奴首领那里收回对这种政治和外交政策的认可。

虽然和亲政策是由汉朝军事弱势所决定的,但是我们不应该低估,这种政策与那些华夏国家在统一以前对北方民族所采取的政策,在精神上是有一些相联系因素的。这些因素是:第一,为了保存国家实力而发生的和平关系的论争;第二,礼物和人质的交换以及通婚。在汉朝初期的外族关系中,这种因素与对戎狄的态度是不同的。甚至是李斯,这位法家人物、秦始皇的大臣,也曾提出,与匈奴面对面地进行军事战争是不合适的。[104]这些先例为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并且似乎表明,对效果的考虑要比对强势的展示更为重要。在摒弃这种政策的前夕,公元前135年,在汉武帝的朝廷中,也曾发生过一次大辩论(这在第6章中将要论述),韩安国强烈地捍卫这种和亲政策,并且起初是获得了大多数大臣的支持的。

当然,汉高祖时候国家的软弱,是军事力量的发展还不够强大的结果。这种军事力量的弱小使得匈奴带给他们的危险远远比匈奴本身所具有的危险大得多。匈奴通过与他们的游牧族敌人的战争,将自己的领土扩大到从满洲里直到黄河西部的大片土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兼并了其他游牧部落,通过对军队进行集中化的结构整顿,匈奴在更有效的军事组织内的武装力量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汉朝这边,由于士兵们缺乏与匈奴作战的经验,由于指挥官缺乏严明的纪律约束,还由于贵族成员们对皇帝的忠诚不能得到保证,汉高祖军队的战斗力无望地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些因素使得汉朝的军队与匈奴的军队相比,客观上处于劣势。这种情势迫使汉高祖采取安抚的态度,以使汉朝最终能赢得时间建功立业立起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以保证汉朝取得最后的胜利。新娘和贿赂都没有能够阻碍得住匈奴在边境地区发动抢掠和进行迅猛的进攻,他们还在不厌其烦地要求汉朝增加贡品。但是,这种政策使得边境地区的平衡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与大规模的战争相比,其给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还是比较轻的。因此,和亲政策是保存经济力量和维护复兴的大汉帝国的领土完整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在公元前第二个世纪的开始,汉朝和匈奴决不是国际舞台上惟一的演出者。活动在国际舞台上的其他角色还有:那些既没有被匈奴征服也没有自愿加入匈奴的其他游牧民族,一些小王国,还有中亚的一些沙漠绿洲国家。这些力量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成为汉朝和匈奴之间军事斗争争夺的中心。
在汉文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前157年),匈奴帝国的发展扩大达到了它的极点。在一次外交通信中,单于对汉文帝宣称:

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彊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右贤王)定楼兰[105]、乌孙[106]、呼揭[107]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108]

几年以后,公元前162年,在与文帝缔结的条约中,同样的原则又得到了批准。这份协约规定,遵照先帝固定下来的制度,匈奴统治长城以北的引弓射箭的人,而长城以南戴着帽子、束着腰带的定居居民则由汉朝皇帝管辖。[109]这就暗示出,两个政权都确认了北方和南方地区的划分,并对此划分保证予以尊重。这种新的世界秩序可以说是与我们所称的强国首位的原则相一致的,它来源于这样一种信任,那就是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和拥有道德和文化强势的中国方面,联手拥有国际事务的领导权。在两个大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中,这种原则从两个方面得到了证明:首先,参与到这种关系中的统治者具有平等的地位;其次,这种不仅仅是关于两国的边境——边境的确定保证了他们领土的完整——而且还是关于他们各自“影响所及的领域”的解释,都轮番表明,两个强国相互间都对对方保持未引起争议的政治霸权的权力予以承认,这种霸权是凌驾于这些地区的民族和国家之上的。

在支配着汉朝初期的外族关系的二元化的观念中,看到已知的世界有效地分为二等分,一点也不奇怪。匈奴和汉朝的统治者彼此间不仅容忍对方对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有效的权力(也就是说,那些人是生活在这样的地区的:这些地区直接在双方君主的行政、政治和军事统治之下),而且还相互承认对方对生活在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其他独立社群和国家的霸主地位或者说霸权。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开始在西部地区进行军事扩张,强国首位和势力范围的观念是理解这些政治事件何以发生的关键。当公元前139—前138年,那位著名的探险家和外交使节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去与游牧民族月氏进行反对匈奴的联合的时候,他被匈奴扣留了。匈奴以下面的话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很显然,他们认为,张骞违犯了各自势力范围划定的协议。

匈奴对中亚地区(即西域,中国历史记载中的西部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远达塔里木盆地以及更远的地方,这或许是匈奴进攻月氏所得的成果,月氏起初是生活在敦煌和祁连山一带的。[110]为了躲避匈奴,他们逃到了西部,在那里,他们进攻大夏(即希腊人在中亚所建立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结果,月氏王在妫水的北部建立了他们的王廷。[111]匈奴在确定的时期里对这些地区施行其霸权统治。居住在撒马尔罕(Samarkan)以东的民族不得不受匈奴的奴役,而且楼兰和库什的一些位于贸易线上的国家,“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112]匈奴在西域的霸权地位遮掩在其冷酷无情的手段之下。每当他们听到他们的某一个进贡国投降了汉朝,他们就会立刻派兵攻击这个国家。当汉朝开始派遣外交使团到西域以后,中国的使节就开始抱怨说,当匈奴的信使带着单于的信物到达的时候,沿途所有国家都派出护卫队护送,并供给他们食物,而且从来不扣留或者是伤害他们。相反,汉朝使者不向他们付出,就得不到食物和马匹。那么很显然,匈奴把北方看作是他们的领地,因此,匈奴从这些臣服政体抽取的贡品就对其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经济的康乐起了很大的作用。

西域地区的民族,不管是游牧民族还是沙漠绿洲国家,都是一些独立的政治团体组织,他们的首领也认为自己是他们的民族和领土的惟一的领导者。在那样的时代,因为他们无法与这两个“超级强权”相匹敌,所以,他们不得不与这两个国家,或者是中国,或者是匈奴——有时是同时与中国和匈奴——建立外交关系——这表明他们从属于某一个政权的程度。因此,那时各国所参与其中的国际关系的体系实质上是由两种关系类型组成的:一种是两个强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另一种是强权国家和较小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当较小的国家向两个强权国家之中的一个宣誓效忠的时候,就要对这个国家履行一定的职责。首先,弱小的国家必须向强权国家的朝廷派遣人质,而更适宜做人质的是那些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还有,就是以货代款的贡物——食品、衣物、马匹,诸如此类——必须定期缴纳。向汉朝宣誓效忠的那些国家,其首领也被授予了标志着对汉朝的附属关系的类型和程度的汉朝的封号。那些夹在两个强权国家之间的小国发现它们自己是处在一种极为不幸的地位上的,因为它们的命运常常是完全依赖于它们的运气。比如,楼兰国(法语为Kroraina,在塔里木盆地),当匈奴和汉朝要求它向它们的朝廷派出人质的时候,它就不得不周旋于两个强权国家之间,与它们保持着进贡国的关系。虽然开始的时候,匈奴国以其迅速地让它们所保护的人质登上王位的手段赢得了外交战争的胜利,但是,汉朝还是靠秘密派遣刺客暗杀不友好的国王的手段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与匈奴的斗争中,汉朝后来所使用的策略之一就是破坏匈奴作为“强权”国家的权威。这在张骞对汉武帝的一番演讲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

今单于新困於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113]

与乌孙打开“兄弟式”——即地位平等——的关系,将会破坏匈奴在这一地区的最高权威,因此就打开了对汉朝的外交和政治渗透的大门。因而,汉朝送出一位公主去与乌孙王结婚,以此“分匈奴西方之援国”。[114]很清楚有这样一种观点:至少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匈奴政权被打破、汉朝巩固了它们对西域的控制为止,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关系只能被定义为“附庸国”的关系,因为当内部事务是完全自治时,它们在外族事务中表现出的是一定程度的附庸性和依赖性。而另一方面,强权国家的关系则是建立在对双方平等地位的认可的基础上的。

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的和亲政策

对于有效地保持的新的世界秩序而言,两个强权国家之间要达成牢固的平等关系,就需要以军事筹谋为保证。汉文帝开始采取措施,希望在一种更为现代化的基础之上重建军事力量。在这一目的下,他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115]显而易见,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止匈奴对汉朝政治权力中心的进攻,但是汉文帝需要逐渐地适应敌人的战术,逐渐地以骑兵代替步兵。虽然还不能对游牧军队建立起军事霸权,但是汉朝已经能够成功地击退入侵者,甚至还要求他们远离边境地区。但是这种充分实现了一种防御性功能的新型军队,只是集中在都城周围的地区,还仍然无法深入匈奴领地进行远距离的征伐。因此,汉文帝就继续实行以和约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继续送给匈奴大量的“秫、糵、金、帛、丝、絮、佗物”。[116]

这些和约应该能够保证边境地区的和平。但是实际上,不管签订了多少项和约,不管向匈奴输送了多么大量的贡品,匈奴还是不顾协约的规定,屡次侵扰边境。在文帝统治的后期,文帝采取了新的措施来保护边境地区的安全。他对部分汉朝军队进行逐渐地、但持续不断地重组,在边境地区增加卫戍部队,并且使其更加均匀地分布在边境各地。文帝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是想实现这样两个目标:增援边境的卫戍部队;创建一支核心的常备军,安置在都城周围。不论何时何地,一旦有匈奴大规模的入侵,这些军队就可以随时投入战斗。公元前166年冬,匈奴在朝那塞发动了对汉朝西部边地的进攻,这次战争以汉朝军队的战败和北地都尉孙卬的战死而告终。[117]不仅仅是为掠夺而发动侵略,匈奴还对汉朝北部边郡发动了像成千上万人的大迁徙一样的进攻,他们侵入汉朝某地长达几个月的时间。结果,汉朝就需要调动大量军队来击退匈奴的进攻。这里列举一个这样的“掠夺”的例子:

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118];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119];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120];祝兹侯军棘门[121]: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122]

汉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56—前141年),汉朝北部边地也同样是不安定的,北部的燕地和雁门郡不断地遭到匈奴的抢掠和攻击。[123]在和平协定里,汉朝向匈奴作了更大的让步的保证,包括沿边境地区建立市场,对违禁品贸易的控制还可能采取许可的态度。[124]这产生了一些良好的效果,景帝时,边境冲突降级为小的摩擦和有限的小冲突。而且,从匈奴这一方面来说,他们似乎也不再像文帝在位期间那样,他们没有再发动深入汉朝领土的战争。

贾谊和晁错

汉代的一些政治家对和亲政策以及用“纵向”体系取代“横向”体系的外族关系,在意识形态上深感不适,其中,政治家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的立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贾谊用一个形象的隐喻对中国和匈奴的关系提出了异议,用这个隐喻,贾谊把中国比作首,匈奴比作足。根据贾谊的观点,这样一种“正确”关系的失败,其原因在于两个因素发生了倒置,作为“绥靖”政策的后果,为天下之首的中国沦落在了底部,而为天下之足的游牧民族却高居于顶部。[125]贾谊的立场是强烈主张恢复分等级的世界秩序,主张在与外族的联盟政策中坚持汉帝为世界帝王的观念,并且有证据表明,在汉代政治的论辩中,贾谊的立场对现行的绥靖政策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他的观点中,关于文明的华夏社会和不文明的外族世界的划分将匈奴置于与汉朝两极对立的位置上。但是,贾谊提倡的这种强烈的理想主义的姿态,与通过道义行为的范例来塑造敌人的观念一点都不相调和。对于贾谊来说,礼、乐和华夏文化其他方面的成就既不是较高级社会的标志,也不是用来迷惑或者腐蚀可能远古就有的敌人的“糖衣裹着的炮弹”。相反,它们是一些用来区分两个相对立的阵营的手段:一方是一些有礼仪文明的阵营,而另一方是那些没有礼仪文明的阵营,而且两种阵营间没有对话的可能。我们注意到这种立场非常有趣,虽然它重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立场,在系统阐述方面表现得非常生硬,并且在政治层面缺乏清晰度,但是在一种情况下,它又是非常需要的,那就是,汉朝因此找到了一种外交“语言”,汉朝用这种外交语言来对付匈奴。[126]主要地,他鄙视那些背叛汉朝去辅佐、煽动匈奴,甚至走得更远还去证明匈奴的正当性的人。这些中华文明的背叛者是几个敢于打破常规的政治家攻击的目标,在此,贾谊提议,像中行说这样的人,投降叛国,成了匈奴单于臭名昭著的顾问,就应该擒来让他跪下鞭笞。这种高度的理想主义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王莽,一个建立了“新朝”的篡位者(公元9—公元23年)所采取的态度,他称匈奴(即使是进贡国,匈奴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首领为“降匈服于”。[127]但是,贾谊对妥协政策的不满似乎更多地是受到其盲目的,还是比较无力的激动情绪的支配的,而并非是一种理性的思想。贾谊倡导降服匈奴,但是并没有说明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毫不奇怪,他的这种立场并没有多少影响力,“和亲”政策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继续实行着。

晃错(卒于公元前154年),这位中央集权的拥护者和对独立派“附属王”的冷酷无情的迫害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晃错似乎是惟一一个真正在实际上对外族关系作出了陈述的人,也是惟一一位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基础上承认“和亲”政策的不易操作性的政治家。他清晰地对危在旦夕的经济和军事问题作出了辨析,并且在汉朝与匈奴的关系问题上,对当时的军事方面作出了最为全面的研究。他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军事改革,一是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改革,他的观点主要是以现代化的军事思想的需要为转移,并与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的。

晁错尤其关心面对匈奴时的安全和军事方面的问题,他的政论文章就是直接针对边疆地区的管理而写的,其中讨论了一些军事策略问题。下面这一段引文来自公元前169年他交给汉文帝的一篇上疏,这篇文章也是对匈奴骑兵的军事能力第一次作出研究的作品,晁错在这篇奏疏中阐明了汉朝对匈奴的军事问题的认识程度,毫无疑问,这对司马迁及其同时代人是非常有用的资料。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128]

对匈奴和汉朝的军事能力所做的这种描述明确而又有说服力,它是立足于对双方军事力量的现实的估价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信息在前汉时期的作品中不曾有过,它为司马迁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在晁错的时代,也许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家能够对中国的军事情况作出如此出色的论叙的。

在同样的一篇奏疏中,晁错还提出了要用轻骑兵去和匈奴作战的建议,因为很明显,只有步兵和车阵是不够的。他还建议,任用那些富有战斗经验而又熟悉外族风俗和作战技术的汉将,让他们率领士兵去降服匈奴或者其他游牧民族,诸如义渠,用这些降服的外族人来护卫边疆地区,抵抗其他外族部落的人,这种政策名为“以蛮夷控蛮夷”[129]。而在东汉时期,这种广称为“以夷制夷”的策略清楚地表明,在汉朝军队中,也兼容了许多外族士兵来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后来这种自给的军事部队单位的建立是武帝进攻策略的关键。

当匈奴继续向西方和北方扩张的时候,尽管有和平协定,也有外族辅助部队的支持,边境地区的形势也依然还是很严峻的。公元前177年5月,匈奴侵入了安定的北地[130]和上郡[131],在颖阴侯、大臣灌婴的率领下,汉朝只向高奴[132]派出了八万五千人的骑兵就击退了匈奴。据说,匈奴侵入期间,对被汉朝用来作为边疆守卫的外族人(夷)大加抢掠和骚扰。[133]这表明,那时晁错所建议的这一政策已经付诸实施了,但同时也表明,这种政策并没有收到实效。[134]不仅匈奴首领单于亲自进行攻击,具有右贤王头衔的下一级首领也发动了进攻。[135]这场战事一定是极为危急,因为皇帝自己竟然御驾亲征,巡视了从甘泉宫[136]到高奴的广大边境地区,对太原[137]的防御情况进行视察。当时的情况极为复杂,不仅仅是因为匈奴不断地进行侵扰,还因为汉朝的贵族也一直心怀不满,他们时刻准备着乘边境地区陷于军事困扰之机发动叛乱。[138]

结语

匈奴是作为一种全新的力量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它将自己强加于汉朝统治者和政治家,还有文人、军事首领,以及普通人的意识中,给汉朝带来了很大的危机,并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威胁的感觉,这是以前的游牧民族所从来不曾有过的。在北方地区,中国曾经进行的如此遥远的文化和政治扩张的空间,在此碰到了一个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外族人和土地构成的“城墙”,那是不可征服的。更令人担忧的是,游牧民族能够使汉帝国的实力和资源逐渐耗尽,或者是直接以进攻和掠夺的方式,或者是以吸引汉朝大臣中的煽动家的方式,迫使汉帝国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追逐战争之利。

在这一章中,我们探讨了导致匈奴帝国成立的几个关键因素。在秦朝向鄂尔多斯地区进行远征、同时在内部又发生了领导权之争,以及匈奴社会的军事化日益增强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出现的这种危机,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假定,这种假定是用来解释集权化的进程和一个全新的政治结构产生的原因的。但是,当时汉朝的军事力量还比较弱小,这就使得汉高祖不得不与匈奴结成进贡关系,给予了匈奴大量的外来的国库收入。如果没有这些收入,匈奴首领就不会支持给了他以深刻印象的汉朝廷,不会支持它的军事机构,也不会对其付以忠诚。而完全可以证明,这也是匈奴帝国生存和扩张的关键。

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接受了现实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实质上是一种两极的世界秩序,即使还包含着几个小的、正式独立的政体,实际上这些政权国家在政治上也仍然是附属于这个或那个强权国家的。这种国际关系的体系是基于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协约保证的边界、每年缴纳的贡物、外交联姻,以及势力范围的划定——而当“和亲”政策显然不能再保障一种稳定的局面的时候,这种平衡关系也就进入了一个危机阶段了。要分析汉武帝对“绥靖”政策的摒弃以及其对外族的侵略政策的开端,关键就是要理解造成这种危机的以上种种因素。

注释:

[1]贺凯(Hucker)坚持认为,假如有可能,匈奴会“毫不犹豫地抢掠汉朝边疆地区”。见贺凯(Charles Hucker): 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斯坦福( Stanford):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第125—126页。又见谢和耐(J. Gernet): 《中国社会文化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剑桥(Cambridge):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年版,第119页。余英时:《汉代的外族关系》(Han Foreign Relations),见鲁惟一(M.Loewe)、崔瑞德(D.Twitchett)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卷:《剑桥中国秦汉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年版,第385页。

[2]贺凯(Hucker): China’s Imperial Past,第45页。

[3]艾伯哈德(W. Eberhard):《中国历史》( A History of China ),伯克利(Berkele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1960)年版,第73页。

[4]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不再触及围绕着“Hsiung-nu ”和“Huns”的关系而进行的那些旧的争论。问题的要点在于,尽管考古证据和西方资料的描述相当具有说服力地直接指出了匈人中间的亚洲因素,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说明,拥有德国人名号的匈人中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人物与亚洲的匈奴人有关。而且匈奴人的名称,Hsiung-nu, Huna和Hun都是同词源的。\[伯希和(Paul Pelliot), 《关于科曼人》(A propos des Comans), 《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1920年,第141页。\]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那就是,在内亚作为主要的游牧政权存在了五个世纪之后,这个毫无疑问是受人尊敬的称呼可能包含了复杂多样的指称对象,并且同样的常识,它跨越了亚洲,一般地用来指明游牧民族,或者是某种游牧部落或小国,或者是指那些说着某种语言的人(我们还不知道其身份)。随着发生在欧洲大规模迁徙期间的迁移,这些民族的称号可能转移到了西亚和东欧,他们与匈奴部族首领和东亚的匈奴人没有什么明确的或者甚至是大体相似的关系。厄尔迪(Miklos Erdy)展示了一些有关Huns和Hsiung-nu关系问题的考古学证据,参见厄尔迪(Miklos Erdy)“Hun and Xiong-nu Type Cauldron Finds throughout Eurasia”, Eurasian Studies Yearbook, 1995年版,第5—94页。

[5]Paolo Daffinà, Il nomadismo dintrasiatido. Parte Prima. Roma: Istituto di studi dell’India e dell’Asia orientale,1982年版,第87—92页。参看托马舍克(W. Tomaschek)“Die Strassenzuge der Tabula Peutingeriana”, Sitzungsberichte der Wien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02(1883):第205—206页。

[6]德经(H. Deguignes):《匈人、突厥、蒙古人及其他西方鞑靼的通史》,第5卷(Histoire general des Huns ,des Turks , des Mo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巴黎(Paris):Desaint & Saillant ,1756—1758。第2册,第1—124页。

[7]普里察克(Pritsak)坚持认为匈奴所说的突厥语与今天的楚瓦什(Chuvash)语相似。支持匈奴语属于突厥语这种说法的学者有Eberhard, Bazin和较为谨慎的Samolin。参见普里察克(Omeljian Pritsak)《匈人的文化和语言》(Kultur und Sprache der Hunnen), Festschrift Dmytro Chyzhewskyj zum 60.Geburstag. 柏林(Berlin): Harrassowitz出版社,1954年版,第238—249页;同一作者的“Xun der Volksname der Hsiung-nu”, Central Asiatic Journal,第5期,1959年,第27—34页;W. Samolin, “Hsiung-nu Hun Turk”, Central Asiatic Journal,第3期,1957—1958年,第149—150页;Bazin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公元4世纪中国正史中的匈奴突厥部分的翻译文本的基础上的,参见Louis Bazin的“Une texte proto-turc du IVe siecle: le distique Hiong-nou du ‘Tsin-chou’”,《东方学》杂志( Oriens),1948年第1期,第208—219页。

[8]顾立雅(Herrlee Greel):《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1卷:《西周帝国》(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vol.1: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芝加哥(Chicago):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年版,第200页。

[9]李盖提(L. Ligeti):“ Mots de civilisation de Haute Asie en transcription chinoise”,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 1.1(1950),第140—188页。

[10] 蒲立本(E.G. Pulleyblank):《汉语和印欧语》(“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年,第9—39页; 《上古时代的华夏人与其邻族》(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伯克利(Berkele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年版,第451页。

[11]贝利(Harold W. Bailey):《印度-斯基泰研究》(Indo-Scythian Studies ),《于阗佛教文籍》(Khotanese Texts ),剑桥(Cambridge):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年版,第25—41页。

[12]德福(Gerhard Doerfer):“Zur Sprache der Hunnen”, 《中亚学报》(Central Asiatic Journal ),第17卷, 1973年第1期,第2—7页。

[13] 曼辰•海尔芬(Maenchen-Helfen)在他的《匈奴的古代称名》(Archaistic Names of the Hsiung-nu)中,对这种观点的不充分之处作出了批评。参见《中亚学报》(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61年第6期,第249—261页。

[14]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 Prek)在Chinese Statelets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in the Period 1400—300B.C.中对中国学者的地位作出了总结。多德雷赫特(Dordrecht): Reidel,1971年版,第18—26页。

[15]林旅之:《匈奴史》,香港:香港中华文化事业公司,1963年版,第17页。

[16]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

[17]林斡:《匈奴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页。

[18]同上书,第4页。

[19]Irincin: “Dumdatu ulus-un umaradakin-u uysayatan nuyud bolin monggolcud-un uysa an ijayur,”Monggol teuke-yin tuqai ugulel-ud ,呼和浩特(Huhhot): Obor Monggol-un Arad-un Kebel-un Qoriy-a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页。

[20]耶•朱可夫(Ye Zhukov)等编:《蒙古人民共和国史》(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莫斯科(Moscow):Nauka出版社,1973年版,第72页。

[21]关于古代国家的定义,参见克莱森(Henri J. M. Classen )的“The Early State: a Structural Approach” ,克莱森(Henri J. M. Classen) 和 斯卡尔尼克(Peter Skalnik)主编的《早期国家》(The Early State),海牙(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78年版,第533—596页。Classen将古代国家分为三种类型:(1)初期形态。其特征是:宗族、家族占统治地位,有社群、数量有限的全职专业人员、不明朗的特定税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着直接的接触。(2)典型形态。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地域的联系与家族的联系相抗衡;竞争和直接委派与传统继承的原则相抗衡;在政府机构中,非宗族的官员与爵位持有者共同起着领导作用。(3)过渡形态。其特征是:管理机构中的官员主要是靠委派,宗族联系只在政府的边缘方面有影响,生产方式私有制形式的出现,市场经济的出现,以及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开的对立阶层的出现,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

[22] 韦亚伯(Wolfram Eberhard):《征服者和统治者》(Conquerors and Rulers), 莱顿(Leiden):布里尔(Brill)出版社,1952年版,第69—72页。

[23] 克莱德尔(Lawance Krader):《亚洲游牧社会中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State among the Nomads of Asia),《早期国家》(The Early State) ,第93—107页。

[24]关于这个问题,参见Peter Golden的“The Qipcaq of Medieval Eurasia: An Example of Medieval Adaptation in the Steppe”,见沉雅礼(Gary Seaman)和 Daniel Marks 主编的Rulers from the Steppe:State formation on the Eurasian Perphery, 洛杉矶(Los Angeles): Ethnographics/USC,1991年版,第132—157页。

[25]在萧启庆的《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一文中,对各种探讨游牧民族侵犯定居社会的原因的观点作了总结。《食货月刊》,1972年第1卷第12期,第1—11页。

[26]对于这一重要理论的最富有雄辩的一些文章,参见哈扎诺夫(Anatoly Khazanov): Nomads of the Outside World,剑桥(Cambridge): 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年版;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牛津(Oxford): Blackwell出版社,1989年版; Peter Golden: “Nomads and Their Sedentary Nieghbors in Pre-Cinggisid Eurasia”,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7,1987—1991年版,第41—81页。

[27]关于巴菲尔德(Barfield)所表述的重要观点,参见比如The Perilous Frontier等作品。

[28] 尼古拉•第•科斯莫(Nicola Di Cosmo):“ 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hina”, 《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4年第4期总53卷,第1092—1126页。

[29]林俊雄(Hayashi Toshio)的“The Development of a Nomadic Empire: The Case of the Ancient Turks(Tujue)”, 《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通讯》(Bulletin of the Ancient Orient Museum ),1990年第11期,第135—184页。

[30] 喀尔喀(Khalkha), 察哈(Chahar), 达斡尔蒙古(Daghur Mongol)社会之间的比较,显示出从几乎是惟一的畜牧业到农业和畜牧业结合的大范围的经济变化。参见 H. Vreeland的《蒙古社会和家族结构》(Mongol Community and Kinship Structure),纽黑文( New Haven): 人类关系资料档案库(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1957年。

[31]N. Shakhanova的“ The System of Nourishment among the Eurasian Nomads: The Kazakh Example”, 见沉雅礼(Gary Seaman)编 Ecology and Empire. Nomads in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the Old World, 洛杉矶(Los Angeles): Ethnographics/USC, 1989年,第111—117页。

[32]S. Minajev, “Les Xiongnu”,《考古学文献》( Dossiers d’Archeologie),第212卷, 1996年4月,第74—83页。 A. P. Davydova和V. P. Shilov的“K voprosy o zemledelii y gunnov”, Vestnikdrevnei istorii,1983年第2期总44卷,第193—201页。

[33]关于辽、金、元之间的文化经济差异问题,以及他们与“中国化”的联系,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姚从吾的作品,可以参看《姚丛吾先生全集》第5卷:《辽金元论文集》(上),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

[34]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匈奴帝国联盟:组织和外交政治》(The Hsiung-nu Imperial Confederacy: Organiz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41卷,第1期(1981年11月),第45—61页;Nobuo Yamada的《匈奴游牧国家的形成》 (“The Formation of the Hsiung-nu Nomadic State”),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第36卷,1982年第1—3期,第575—582页。

[35]这在人类学作品中,称为附属国家的形成。参见Barbara J. Price:《附属国的形成:一种解释模式》(“Secondary State Formation: An Explanatory Model”),见于 Ronald Cohen和Elman R. Service著: Origins of the State: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 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 人类问题研究所(Ind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1978年,第161—186页。

[36]J. J. Saunders:《作为帝国创建者的游牧民族:阿拉伯和蒙古征服方式的比较》(The Nomad as Empire-Builder: A Comparison of the Arab and Mongol Conquests),见于 G. W. Rice编 Muslims and Mongols, 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 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1977年版,第36—66页;傅海波(Herbert Franke):《从部落酋长到世界帝王和神:元朝的合法化》(“From Tribal Chieftain to Universal Emperor and God: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e-historische klasse, witzungsberichte, 1978年第2期,第1—85页;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论成吉思汗帝国的思想基础》(Some Remarks on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hingis Khan’s Empire), 《远东历史论集》(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第7期(1973年3月),第21—36页。

[37]这种据此上天就成为了世俗权威的最高源头的信条只有在王莽取得政权的时期(公元9年),才获得了实际的政治联系。参见鲁惟一(Michael Loewe)的《秦汉时期的帝王权威》(The Authority of the Emperors of Ch’in and Han),见《东亚的国家和法律》(State and Law in East Asia)。Dieter Eikemer和傅海波(Herbert Franke)编的Festschrift Karl Bünger,威斯巴登(Wiesbaden): Harrassowitz出版社,1981年版,第80—111页。

[38] 关于周的神祇“天”和突厥—蒙古的神祇“腾格里(Tengri)”的鉴定,参见Shirakawa Shizuka: Kimbun Tsushaku, series “Hakutsuru bijutsukan shi”,1973年第4期,第184页。

[39] 根据克莱森(Classen )和 斯卡尔尼克(Skalnik)勾勒的类型学,这些陈述将落入早期国家的“类型学”分类中。参考克莱森(Henri Classen )和 斯卡尔尼克(Skalnik)主编的《早期国家》(The Early State),第589—593页。

[40]尽管渤海的大部分地区都有人居住,但是它的文明传统与华夏的文明传统不同。关于渤海国,参见Johannes Reckel的“Bohai: Geschichte und Kultur eines mandschurisch-koreanischen Konigreiches der Tang-Zeit”, Aetas Manjurica 5, 威斯巴登(Wiesbaden): Harrassowitz出版社,1995年版。

[41]一个郡县及其管理中心的名字,坐落在今天与内蒙古包头市西部接壤处。参见谭其骧等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图5—6、1—6。

[42]一个小镇,坐落在与今天山西省淳化县西北部的接壤处。有时候,这个地区的名称常常是指甘泉的邻近地区(早先),《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5—6、4—6。

[43]一个小镇,坐落在今天的甘肃省岷县境内。《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 5—6、4—4。

[44]一个山脉,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狼山。《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5—6、1—5。

[45]与内蒙古黄河河曲(河套地区)北部接壤的地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5—6、1—5、6。

[46]《史记》第110卷,第2886页。

[47]《史记》第6卷,第252页。沙畹(E. Chavannes): Les mémoires historiqres de Se-ma Ts’ien,5 vols. 巴黎(Paris): Ernest Leroux,1895—1905年,第2卷:第167页。

[48]《史记》第88卷,第2565—2566页。

[49]提起戎和狄,以及数量扩大到30万的军队,就会被解释为齐桓公的一个典故。齐桓公因为对戎和狄的战争,特别是他在公元前663年或者是662年领导的那次战争,获得了崇高的声誉。《春秋》中没有记载这次战争,而且《左传》也没有对这一遗漏作出解释,但是在公羊的传述中对这个事件进行了谴责(《公羊注疏》第9卷,3a)。司马迁的暗示可能也意味着对蒙恬行为的谴责,蒙恬的军事行动是代表了权力主义的骄傲自大和对权力的追逐。这两个人物形象也为一种三角剖分提供了材料,司马迁所要指向的最终的批评目标是汉武帝,汉武帝是不惜牺牲大量资源去征服北方的根源。在第八十八卷蒙恬传的末尾,司马迁指责他不顾百姓的痛苦。参见司马迁著、德克•卜德(Derk Bodde)译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家、爱国者和将军》 (Statesman, Patriot 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纽黑文(New Haven):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40年版,第62页。

[50]这个故事可能会诱使人联想到这与孙子在训练吴王的宫妃们时所采用的恐怖手段相似,但是这种相似性只是表面现象。一个将军为了保证纪律的严明而处死不服从的士兵,并非只是单纯在一个故事中出现的什么特别新鲜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与宫廷的女人们咯咯的笑声对孙子构成了嘲笑不同,冒顿创建卫队的关键目的是为政变准备一支精锐部队。孙子没有要求士兵去杀死他的任何一位亲近的人,事实上,吴王还要求孙子赦免他的嫔妃们。在孙子的例子中,纪律的需要迫使他必须这样做,但是吴王的权威还是凌驾于将军之上的,这一点无须争辩。在冒顿的例子中,创建一支绝对忠诚的卫队,是他政权颠覆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些证据之上,我们摒弃了那种认为冒顿的故事是来源于孙子的故事的臆断的观点。对孙子故事的翻译,参见Ralph D. Sawyer的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 博尔德(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3年版,第151—153页。

[51]《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18页及其后;《史记》第110卷,第2890—2892页。

[52]在Omeljian Pritsak 的“Eie 24 Ta-ch’en. Studie zur Geschichte des Verweltungsaufbaus der Hsiung-nu Reiche”中,对这种制度作出了详细的描述。载 《远东》(Oriens Extremus ),1954年第1期,第178—202页。还可以参见Masao Mori “Reconsideration of thd Hsiong-nu State.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O. Pritsak’s Criticism”,《亚洲学刊》(Acta Asiatica),1973年第24卷,第20—34页。巴菲尔德(Barfield)的描述模棱两可,因为他设想存在着三种等级,第一个等级是由单于和骨都王组成的;而第二个等级是由二十四个王组成的;第三个等级是由本地的部落首领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阶层。这种模糊性是因为骨都侯没被看作是二十四王之一,而且左右谷蠡王或左右贤王中,也没提到骨都侯。参见巴菲尔德(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第37—38页。

[53]《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18页转下页;《史记》第110卷,第2890—2892页。

[54]下面几节部分是在尼古拉•第•科斯莫(Nicola Di Cosmo)的文章《内亚历史上国家的形成及其历史时期的划分》(“State 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 Asian History”)的基础上写成的,见《世界历史》(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第10卷第1期(1999年春季卷),第1—40页。

[55]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蒙古—突厥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 Turkic-Pastoral Nomads), 海牙(The Hague): Mouton出版社,1963年版,第316—372页;伊丽莎白•培根(Elisabeth Bacon):Obo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in Eurasia, 纽约(New York): 温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1958年版,第106—119页。

[56]根据1918年在蒙古实行的对传统牧民的人口普查结果,调查的401个家庭中,只有6个家庭是贵族成员,而绝大多数都是直接的生产者。参见赫尔伯特•福利兰德(Herbert Vreeland):《蒙古社会及其血族关系结构》(Mongol Community and Kinship Structure),纽黑兰( New Haven): 人类关系资料档案库(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1957年版。

[57]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哈扎诺夫(Khazanov)在《游牧民族与外部世界》(Nomads of the Outside World)一书中提供的优秀的大纲, 剑桥(Cambridge): 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年版,第69—84页。

[58]Valery P. Alekseev:“Some Aspects of the Study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Empire of Chengiz Khan”,见Rulers From the Steppe, 第191页;德斯蒙得•马丁(Desmond H. Martin):《成吉思汗的崛起及其对中国北方的征服》(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巴尔的摩(Baltimore):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50年版,第12—15页;德斯蒙得•马丁(Desmond H. Martin):《蒙古军队》(The Mongol Army),《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3年版,第46—85页。

[59] 斯坦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Stanislav Andreski):《军事组织与社会》(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伦敦(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68(1954)年版,第150—151页。

[60]在此,我们临时可以看到,这与罗马的独裁者的制度有着相似性,一个至高无上的军事领袖被指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去解决发生的危机。

[61]关于在游牧社会中的“备用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参见菲利普•卡尔•萨尔兹曼(Philip Carl Salzman): When Nomads Settle: Processes of Sedentarization as Adaptation and Response 一书的“引言”, 菲利普•卡尔•萨尔兹曼(Philip Carl Salzman)编, 纽约(New York): Praeger出版社,1980年版。

[62] 克莱德尔(Krader):《亚洲游牧社会中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State among the Nomads of Asia”),《早期国家》 (The Early State),第100—101页。

[63] 傅礼初(约瑟夫•小弗莱彻Joseph Fletcher Jr. ):《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Turco-Mongolian Monarchic Tradi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哈佛乌克兰研究》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1979—1980年版,第3—4期,第236—251页。

[64]“本能”挑战的一个著名的历史范例是阿里布哥(Arigh Boke)和忽必烈(Qubilai)兄弟为控制蒙古国(ulus)而进行的斗争。参见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忽必烈:他的生平和时代》(Qubilai: His Life and Times), 伯克利(Berkeley):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年版,第53—62页。

[65]参见哈扎诺夫(Khazanov)所著《游牧民族与外部世界》(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第25页。

[66] 护雅夫(Mori Masao):“Kyodo no kokka”,《史学杂志》(Shigaku Zasshi),第59卷,1950年第5期,第1—21页。

[67]山田信夫(Nobuo Yamada):《匈奴游牧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Hsiung-nu Nomadic State),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tiarum Hungaricae,第36卷,1982年第1—3期,第575—582页。

[68]关于内亚护卫军团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参见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的《伊斯兰中亚护卫军团历史的方方面面》(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entral Asian Guard Corps in Islam),《中世纪欧亚内陆研究文献》(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1984年第4期,第29—43页。

[69]《史记》第110卷,第2886页。

[70]《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17页。

[71] 古代日耳曼部落的军团也有着类似的结构,参见白桂思(Beckwith)《伊斯兰中亚护卫军团历史的方方面面》(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entral Asian Guard Corps in Islam)。

[72]劳费尔(hold Laufer): Chinese Clay Figures. Part Ⅰ: Prolegomena on the History of Defenive Armor, 芝加哥(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1914年第177号,第224—227页。

[73] 《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17—2318页。

[74]作为一个松散地组织起来的政治实体,在中国统一以前,匈奴可能至少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了。尽管评论者对这种历史记录中关于其早期的年代和其隔离状态的记载还存有疑问,但匈奴还是作为公元前318年攻打秦国的国家联合的一部分被提及的。参见《史记》第6卷,第207页。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等编: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vol. 1: The Basic Annals of Pre-Han China, 伯明顿(Bloomington):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年版, 第112页。但是,有趣的是,历史记载说,是韩、赵、魏、燕和齐五个国家将匈奴引向了对秦国的攻击。换句话说,是这五个国家利用匈奴来攻打秦国。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记载中的匈奴就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帝国的联盟。他们是中原国家军队中从各部落召集起来的骑兵部队,或者是通过外交手段说服为他们服务的部队。这两种方式都与东周时期把外族作为“资源”利用的做法是一致的。

[75]《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9—10、2—4。

[76]《史记》第110卷,第2889页。秽貉被看作是一个居住在接近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古老的民族,参见《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18页。朝鲜王国坐落在朝鲜半岛的北部。

[77]《史记》第110卷,第2889—2890页。

[78]为了充分认识游牧民族给予匈奴的贡物的重要性,我们要注意,大约在公元前50年匈奴首领们赞成与汉朝讲和的一次争辩,因为他们之前的贡赋国(像乌桓)已经承认了大汉的权威,所以他们认为,最好还是向汉帝国称臣。参见《汉书》卷94B,第3797页。

[79]《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5—6、2—6/3—6。

[80]《史记》第110卷,第2891页。

[81]同上书,第2893页。参见《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19页;《汉书》卷94A,第3753页。

[82]《史记》第110卷,第2889—2890页。楼烦是一个坐落在黄河河套以东的民族,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9—10、3—3。白洋是匈奴的一个部落,居住在毗邻黄河河套南部的地区,见《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18页。

[83]《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5—6、4—5、3—6。

[84]同上书,图9—10、2—4/3—4。

[85]《史记》第110卷,第2891页。

[86]《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5—6、1—7/2—9。

[87]同上书,图67、2—4。又见《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19页。这一段文章所提及的龙城很可能不在外蒙古。根据王维懋的观点,反对龙城在外蒙古这一地点确定的证据有:(1)匈奴是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住所。(2)那时他们的政治中心在戈壁滩以南。(3)在《史记》其他段落中也提到了龙城,但是它们坐落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根据作者的观点,这一段记载提到的龙城在戈壁滩以南,上谷郡以北的地方。参见王维懋《匈奴龙城考辨》,《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142—144页。

[88]《史记》第110卷,第2892页。

[89]马邑:那时是韩王的都城,它坐落在今天的山西省朔州。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7—18、3—10。

[90]句注山:现在称为雁门山。是一条位于马邑东南方的山脉,靠近今天的山西代县。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7—18、3—10。在古代,它是著名的九大要塞之一。

[91]晋阳:位于现在山西省太原市以南的地方。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7—18、5—10。

[92]《史记》第8卷,第384—385页;《史记注义》第8卷,第214页。

[93]平城:位于今天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7—18、2—11。

[94]这个数字显然是极为夸张的。因为并非所有的北方游牧民族都包括在匈奴联盟之内的。根据后来的屡次军事遭遇战的人数,我估计,这个数字是扩大了十倍的。

[95]白登:位于平城以东的一座山。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7—18、2—11。

[96]云中和代:沿雁门山的这些地区不断地遭受战争,而且常常轮换其主。它们决不是牢牢地被汉朝占据着的,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在两国之间构成了一个广大的边境带。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7—18、2—8/2—9/2—11/3—10/2—12/3—12。

[97]《史记》第110卷,第2894—2850页;《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19—2320页。

[98]曼弗莱德•拉斯克(Manfred Raschke):“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 with the East”,特姆帕里尼( H. Temporini)和 哈斯(W. Haase)编: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omischen Welt, Ⅱ Principat, Vol.9.2,柏林( Berlin): De Gruyter, 1978年版, 第614页。

[99]关于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参见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的研究》(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伯克利(Berkele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年版,第10—12页;林蔚(Arthur Waldron):《长城:从历史到迷思》(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剑桥(Cambridge ):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年版,第40—41页;罗大云:《西汉初期对匈奴和亲的实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第44—49页;施伟青:《关于西汉政府与匈奴和亲若干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第21—29页;张长明:《试论西汉的汉匈关系及和亲政策》,《江淮论坛》,1983年第6期,第83—88页。关于汉武帝以后的时期的和亲政策,参见陈博《试论呼韩邪单于在与汉“和亲”中的主导作用》,《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第36—39页。

[100]《史记注义》第99卷,第2144页;《史记》第99卷,第2179页。

[101]《汉书》卷94A,第3754页;《史记》第110卷,第2895页;《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20页。

[102] 《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24—2325页;《汉书》卷94A,第3762—3763页。

[103]在汉惠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94—前188年),樊哙建议,以军事手段来回答冒顿写给吕后的侮辱性的信。信的内容以及吕后复信的内容,《史记》中都没有记载,但是记载在《汉书》第94卷中。单于的信写道:“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的复信写道:“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转引自皮列莫洛夫(L. Peremolov)和马提诺夫(A. Martynov) 的Imperial China: Foreign-Policy Conceptions and Methods,莫斯科(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83年版,第64—65页。

[104]Sechin Jagchid和 Van Jay Symons :《长城沿线的和平、战争和贸易》(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伯明顿(Bloomington):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年版,第56—57页。

[105]是一个西部地区的王国,位于罗布泊湖以西(在新疆),其国王的住所在扜泥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37—38、5—11。

[106]一个游牧民族,最初占据着甘肃省和青海省之间的地区,后来迁徙到伊犁河和伊塞克湖地区。他们的首都在赤谷城。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37—38、4—6。

[107]是一个居住在甘肃省和新疆之间的地区,后来迁到了北方。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39、2—2。

[108]《史记》第110卷,第2896页;《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21页;《汉书》第94卷A,第3756—3757页。

[109]《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24—2325页;《汉书》卷94A,第3762—3763页;《史记》第110卷,第2902页。

[110]敦煌以东和祁连山以西的地区。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3—14、3—2。

[111]《史记》第123卷,第3162页;《史记注义》第123卷,第2593页。月氏居住在川所西纳 (Transoxiana),阿姆河(Amu Darya)上游以北的地区;妫水是阿姆河的另一个名称。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3—14、3—2。

[112]《汉书》卷96A,第3876页。参见何四维(Hulsewé)和鲁惟一(Loewe)合编的《中亚地区的中国》(China in Central Asia),第85—86页。

[113]《史记》第123卷,第3168页;华兹生(Watson)译,Records, 卷2,第238页。

[114]《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31页;《史记》第110卷,第2913页。

[115]《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24页;《史记》第110卷,第2901页。

[116]《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25页;《史记》第110卷,第2903页。

[117]北地郡位于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的东南部。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33—44、59。

[118]飞狐关是一个位于今天河北省的涞源县和禹县之间的山隘。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7—18、3—12。

[119]细柳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东南,渭水北岸。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5—16、7—11。

[120]霸上(也称霸头)位于西安以东的灞河边。在古代,这是一个控制咸阳地区和长安的重要战略军事要地。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5—16、7—12。

[121]棘门位于今天陕西省咸阳市的东北方。《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没有标出。

[122]《史记注义》第10卷,第263—264页;《史记》第10卷,第431—432页。华兹生(Watson)译, Records, 卷1,第304—305页。

[123]《史记注义》第11卷,第277、279页;《史记》第11卷,第444、448页。

[124]《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26页;《史记》第110卷,第2904—2905页。

[125]《汉书》第48卷,第2240/2241—2242页;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Trade and expansion),第11页。

[126]现代的评论家还将贾谊的立场与儒家的华夷之辨联系在一起,这种在华夷之间划分界线的立场在孔子的《论语》中零星出现了几次。参见王兴国《贾谊评传:附陆贾晁错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127] 张磊夫(De Crespigny):《北部边疆》(Northern Frontier),第205页。

[128]《晁错集注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页。关于这篇奏疏的另一种翻译、关于它的军事含义,还可以参见李约瑟等人(Joseph Needham et al.)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Ⅵ: Military Technology: Missiles and Sieges),剑桥(Cambridge):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年版,第123—125页。

[129]《汉书》第49卷,第2281页。还可以参见《晁错集注释》,第8页及下页。

[130]北地郡位于黄河河套的西南部。秦朝的北地郡,其辖区和汉代覆盖的区域不同。汉朝的北地郡统辖着今天甘肃省的东北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东南部。它的行政中心在马领。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7—18、4—4/6—4。

[131]上郡位于陕西省的北部。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7—18、4—7/6—7。

[132]高奴位于今天陕西省延安市的东北方。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7—18、6—7。

[133]这些民族的情况可能像前面提到的义渠一样。

[134]关于对晁错反对匈奴的策略的分析,参见解放军某部九连理论组(AA. VV.):《晁错抗击匈奴的战略思想》,《历史研究》,1975年第1期,第74—78页。

[135]《史记注义》第110卷,第2320—2321页;《史记》第110卷,第2895页。

[136]甘泉宫:在甘泉山上。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5—16、4—4。

[137]《史记》第10卷,第425页;《史记注义》第10卷,第259—260页。

[138]比如,接下来的匈奴的入侵,济北王的叛乱,汉朝廷被迫停止抗击匈奴的派兵等。参见《史记》第95卷,第26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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