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

【作者】 王海
【关键词】燕秦汉时期 辽西走廊 东北民族关系 民族交流
【出版日期】2013-01-10
【摘要】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密切联系着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在地区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卢龙—平刚”道的盛衰与汉匈关系变化有关,汉族和乌桓、鲜卑曾在”白狼水—渝水”谷道展开激烈纷争,辽西”傍海道”是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辽西走廊是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交流的通道,民族人口、特色鲜明的民族物质文化借此南来北往,甚至在此碰撞融合,对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刊名】南都学坛

辽西走廊历来是连接中原与东北的咽喉。燕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以军事扩张为基础掀起开发东北的第一次浪潮,走廊大部属右北平、辽西郡[1](第2册,P9-10、27-28、61-62),在考古学区划上属辽西区[2]。它主要由“卢龙—平刚”道、“白狼水—渝水”谷道和辽西“傍海道”三干道组成,形成多线并行、主次分明、布局合理的高效交通网[3]。“北边”是燕秦汉国家机体之一部,华夏政权与周边各族多在此碰撞交流,民族关系复杂多变[4]。作为“北边”重要组成部分的辽西走廊,不仅肩负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历史重任,更促进了中原汉族与东北各族的交流,为多元一体汉文化的形成发展作出贡献。探索该时期辽西走廊在东北民族关系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对于民族史、边疆史、军事史等领域的研究有积极意义。

一、走廊交通与东北区域民族形势

东北历来是多民族地区,燕秦汉时期,这里活跃着东胡、匈奴、乌桓、鲜卑等民族或族团。它们与华夏(汉)族政权间交流频繁,区域民族形势复杂多变,其中,连接中原与东北的辽西走廊发挥着关键作用。《东北古代交通》一书说:“汉魏时代辽西、右北平郡境内交通地理的开拓,总是与中原北出边塞的军事行动以及北方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相联系。”[5](P43)实际上,交通与民族关系的相互作用适于整个历史时期,不仅“交通地理的开拓”,乃至整个交通系统的演变都与民族关系息息相关。
(一)汉匈关系与“卢龙—平刚”道的盛衰

“卢龙—平刚”道的开辟当与战国中后期燕国“袭破走东胡”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秦末汉初,匈奴势力迅速强大,《史记·匈奴列传》载,“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6](P2890、2891)。汉朝北疆不断遭受匈奴寇掠,“上谷以往”受匈奴“左方”攻击,损失惨重。如:

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6](P2895)
(文帝时)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6](P2901)
(元光六年)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6](P2906)
(元朔元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胡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6](P2906)
(元狩三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而去。[6](P2909-2910)

汉廷亟须加强边防并予以反击,交通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太平寰宇记》卷四九“青坡道”条引《冀州图》,说到“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的三条道路,其中“一道东北发向中山,经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冈,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7](P1036)。该道后半段当是燕秦汉时期的“卢龙—平刚”道。

汉朝在“卢龙—平刚”干道(今老哈河谷道)及辅线上设平刚、薋、廷陵三县城和多个带有军事、交通中转性质的据点。作为右北平郡治,平刚可谓该道核心。据勘查,它位于老哈河与其支流黑里河交汇处,平面长方形,东西1800米、南北800米,墙基现宽达10.7米,墙外有护城河遗迹[8]。在迄今的辽西考古发现中,规模如此宏大的汉城址仅此一处,足见其在当时的重要地位,表明“卢龙—平刚”道在西汉走廊交通中的突出作用。

该道在汉军“直向匈奴左地”的军事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

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咸击匈奴。[6](P2925)
(元朔二年)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皆击匈奴。[6](P2930)

汉军“出右北平”,说明“卢龙—平刚”道在汉匈关系上的突出地位。汉匈战争阶段,“卢龙—平刚”道迎来繁盛发展期。

汉朝取得对匈战争阶段胜利,如,“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导致匈奴国家格局变化,元封六年(前105)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6](P2911、2914)。匈奴“左方”由“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西迁而“兵直云中”,走廊所受外部威胁大减。此后,汉匈关系好转,《汉书·匈奴传》说,“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9](P3826)。昔日烽火频举、兵马熙攘的“卢龙—平刚”道渐趋平静。

从新朝开始,东北民族形势再度紧张。“(乌桓)结怨于莽……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卢龙—平刚”道运转自然难以维系。此后,东北民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言“乌桓击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10](P75)。匈奴基本退出东北民族关系舞台。

《续汉书·郡国志》载右北平郡辖“土垠、徐无、俊靡、无终”[10](P3528)四县,与《汉书·地理志》载该郡辖“县十六”相比,竟有十二县被省并!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右北平郡四县均位于今燕山以南。包括“卢龙—平刚”道沿途县邑在内的该郡西汉时的燕山以北诸县被全部废弃。这主要应与东汉国力和边疆民族政策有关,而匈奴势力西迁导致“卢龙—平刚”道战略军事意义锐减,或许也对此有一定影响。《三国志·魏书·田畴传》载右北平豪杰田畴所言,“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11](P342)。说明该道于东汉的衰败。

(二)“白狼水—渝水”谷道的民族纷争

该道(今大凌河谷道)西汉时的战略军事意义并不突出,东汉时,沿途县邑被大量省并,广成、石成、白狼、字、柳城、新安平等不见于《续汉书·郡国志》,呈衰落之势。与汉廷弃用“卢龙—平刚”道不同,“白狼水—渝水”谷道继续运行。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辽西郡五县,四县位于今燕山以南,郡治“阳乐”置于走廊要地。《东北历史地理》一书认为后汉辽西郡郡治阳乐“应在今朝阳东南百里,即义县西南百里之处。当为今朝阳、义县间,北票县南境”[12](P387)。阳乐控扼“白狼水—渝水”谷道中下游,是连接中原与东北的交通枢纽。

汉族政权与乌桓、鲜卑和战成为东汉东北民族关系主流。据研究,“乌桓、鲜卑出现于中国文献记载的时代,他们主要是活动在西辽河流域的森林草原游牧人群……在这区域内,主要包括西辽河(西拉木伦河)及其支流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燕山山地等地理区”[13](P198)。东汉初,乌桓服属汉廷,被安置在包括走廊在内的“北边”多郡塞内,“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鲜卑南下至塞外,因无法获取塞内资源而面临困境,它是东汉社会稳定后最先入寇的北方民族之一。

“白狼水—渝水”谷道沟通塞内外丘陵森林地带,特别是富庶的燕山以南,其于东汉的衰弱客观上利于鲜卑入寇。《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

(永元九年)辽东鲜卑攻肥如县,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10](P2986)
(元初四年)辽西鲜卑连休等遂烧塞门,寇百姓。乌桓……共郡兵奔击,大破之,斩首千三百级,悉获其生口牛马财物。[10](P2987)
(熹平六年)冬,鲜卑寇辽西。[10](P2994)

另据《后汉书·独行列传》载:

(赵苞)迁辽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苞率步骑二万,与贼对阵……即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为所害。[10](P2692)

辽东鲜卑攻肥如最便捷路线,莫过于循“白狼水—渝水”支流入干道,溯源抵今凌源或建昌,沿青龙河谷道南下即入肥如境。鲜卑长途奔袭肥如,沿途未遇有效抵抗,或许是“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的根本原因。柳城本是谷道枢纽,鲜卑从此至阳乐很可能沿“白狼水—渝水”干道行,继而循支流南下。塞内军民顽强反击,双方在交通线上激战。辽西郡兵与乌桓联合追击“辽西鲜卑连休”部,人口、财物失而复得。面对鲜卑万骑,太守赵苞舍家卫国,“与贼对阵”、“即时进战”。

东汉末,乌桓强大,《三国志·魏书·乌丸传》言:

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丘力居众中……为三郡乌丸元帅,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蹋顿有武略,代立,总摄三王部……遣使诣绍求和亲,助绍击瓒,破之。绍矫制赐蹋顿、峭王、汗鲁王印绶,皆以为单于。[11](P834)

同书《武帝纪》载:

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11](P28)

帝国衰败为乌桓(丸)崛起创造良机,三郡乌桓结盟并勾结中原军阀,“入塞为害”、“杀略吏民”。

建安十二年,曹操亲征乌丸。《三国志》记载:

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尚、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11](P29)

同书《田畴传》亦载:

太祖令畴将其众为向导,上徐无山,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虏乃惊觉。单于身自临阵,太祖与交战,遂大斩获,追奔逐北,至柳城。[11](P342)

曹操采取出敌不意战术,进军路线的选择成为胜利关键。

曹军由“卢龙(塞)”抵“白狼山(堆)”再达“柳城”,必循“白狼水—渝水”谷道。在白狼山(堆)一带,曹军与乌桓、袁氏残余激战,“虏众大崩”,蹋顿阵亡,曹军追奔逐北。该道在汉末决定东北民族形势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中原政权出奇制胜。

(三)辽西“傍海道”———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

辽西“傍海道”直抵渝水(今大凌河)西岸,渡渝水乃辽东郡境,更可往朝鲜。它是走廊通行效率最高的交通线[14],是中原政权稳定东北乃至朝鲜局势、掌控地方民族关系的有力凭借。《史记·朝鲜列传》说:“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6](P2985)全盛的燕国将真番、朝鲜作为附属,对其采取政治军事管理,燕国中心区蓟(今北京)与真番、朝鲜发生联系,辽西“傍海道”可能已发挥作用。
秦汉时期,该道在帝国处理东北民族关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首先,帝王曾踏足于此。《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二世于元年春“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遂至辽东而还”[6](P251、267)。《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武帝出巡,有“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9](P192)。帝王出巡有粉饰太平、满足私欲等需求,巡幸远至“北边”的“碣石”、“辽东”,当有更现实考虑。二世出巡前对赵高说:“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6](P267)武帝在出巡前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9](P189)帝王巡行边疆也意在处理民族关系,“之(到、至)碣石”、“至辽东”亦在震慑东北塞外民族。这恰好借助适合帝王出巡的“高速路”———辽西“傍海道”。

该道在中原政权对东北民族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史记·朝鲜列传》说,武帝“募罪人击朝鲜。其秋(元封二年),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又说“左将军素侍中,幸,将燕代卒”[6](P2987、2988)。《汉书·昭帝纪》“元凤三年”条有“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9](P229)。荀、范所部必经走廊,从地理位置看,朝鲜、辽东乌桓更偏东,汉军取道辽西“傍海道”可能性最大,该道地势平衍,通行效率最高,行军时间最短,符合远征军求快的战术要求。

二、走廊与东北民族交流

战争抑或和平年代,走廊都是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交流的通道,不同族属的人口、特色鲜明的民族物质文化借此南来北往,甚至在此碰撞融合,影响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

(一)走廊与民族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

边疆民族人口流动、文化交流最大特点是双向性。一方面,中原华夏(汉)族人口、物资外流,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异族寇掠。除前文所引,与走廊明确相关的还有:

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10](P2990)
(建安十年)袁熙大将焦触、张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乌丸……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11](P27、28)

二是自主流动。主要指人口流动。如,西汉初“(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6](P2985)。灵帝时,对于鲜卑频寇,蔡邕说:“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10](P2991)社会动荡、关禁不严时,人员、物资多流向民族地区。从朝鲜、鲜卑居地与走廊的交通关系看,当有较多人口由此流出。张纯、袁氏逃入乌桓也属此类情况。三是有组织流动。主要指物资流动。中原政权与边疆民族有关市贸易,双方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燕秦汉时期,“北边”关市贸易普遍[15],走廊自然包括在内。中原政权对边疆民族的赏赐也可归入其中。如,东汉初,光武帝“以币帛赂乌桓”,乌桓入塞后汉廷“给其衣食”。东汉末,“(袁)绍遣使即拜乌丸三王为单于,皆安车、华盖、羽旄、黄屋、左纛”[11](P834,注引《英雄记》)。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物资也流入边疆乃至内地,主要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中原政权的安置。主要是人口流动。涉及走廊的有:

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11](P833,注引《魏书》)
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顿于柳城……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11](P835)

二是进贡、关市贸易。主要是物资流动。如:“(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鲜卑“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诣邓遵降,奉贡献”[10](P2982、2985、2987)。以上当是与走廊有关的进贡行为。中原民族还通过关市贸易获得游牧民族特色物资,这比进贡频繁且惠及面广,也体现民族物质文化双向流动。

考古资料亦反映走廊在上述历程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研究战国燕墓陶器中的非燕文化因素,认为与燕国扩张有关,外围地区燕民中存在他民族,这些墓葬可能是他民族遗存[16]。又有学者据辽西区战国燕文化遗存中少量非燕文化因素推论,燕国击东胡后并未将该地原住民驱赶殆尽[17]。可见,燕国占领期间走廊即存在民族共处、文化交流。

西丰、巴林左旗、科右中旗、科左后旗等地发现汉魏北方游牧族遗址、墓葬,出土陶器明显分两类,粗糙的手制夹砂陶和精细的轮制灰陶[18](P397-406)。有学者认为:“秦汉以来在内蒙古地区一般认为是非汉人墓葬或住址中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制陶工艺……同一人群遗存中制陶工艺方面,表现出相距甚远的两个技术发达水平,而且是两种技艺传统……应是有熟悉这种生产技术的人口在北方当地生产的。”[19](P365-368)掌握先进轮制法的人口应是由塞内流入的汉人。以上遗址、墓葬位于走廊之外,他们很可能经走廊出塞。西岔沟西汉早中期游牧族墓群出土大量汉族文物,如弦纹陶壶、绳纹陶罐、灰陶豆,木柄长剑、带镡和带玉王奉的剑、刻有汉字的铜矛、汉式铜镞,变形蟠螭纹、草叶纹、星云、日光、四禽四螭纹铜镜等。这可能以战争、关市方式得自塞内汉族,走廊或许是其出塞通道之一。

走廊以南今冀东典型汉墓出土具有北方游牧族特征的文物。如,抚宁邴各庄汉墓出土饰物多件,包括金银手镯、玛瑙粒、绿松石串饰等,另有两件陶俑,跪式,高鼻深目[20]。迁安于家村汉墓出土两件庖厨俑,跪姿,粗眉大眼,大鼻[21]。玉田大李庄汉墓出土两件侈口舌唇陶壶,属早期东部鲜卑典型陶器[22]。滦县塔坨乡发现具有游牧族文化性质的墓群,出土把杯、金制马形嵌件、金花、金泡、石珠等文物[23]。它们可能是汉人经关市贸易获得;“高鼻深目”、“大鼻”、“粗眉大眼”的跪姿陶俑可能反映汉人以胡人为仆,游牧族墓群则反映较大规模的民族人口迁徙。这些游牧族人口、物资的流入应与走廊密切相关。

(二)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

中原与东北民族人口、物质文化频繁往来,势必影响各自的社会发展。农耕文化对游牧社会影响最为显著。

农业方面。《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卫青击匈奴,至阗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余粟以归”。《汉书·匈奴传》说匈奴杀死李广利后,居地“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农业在匈奴社会中占较重要地位。乌桓社会也存在农业,“其土地宜禾祭及东牆。东牆似蓬草,实如禾祭子,至十月而熟”[10](P2980)。通过走廊进入北方游牧社会的汉人的生活情况虽无史载,游牧族却很可能利用其从事农耕①,很难想象三郡乌桓略有的“合十余万户”汉人会全部从事手工、畜牧业。

手工业方面。上文所述两类制陶工艺反映汉人对游牧社会手工业发展的影响。而游牧民族金属(尤其铁器)制造水平发展迅速。西岔沟墓葬出土马具多为铁制马衔,衔镳皆熟铁锻制,共60余副。榆树老河深东汉初或略晚鲜卑墓群中,M1、M11、M56、M57、M58出土大量铁器,有马镳、马衔、刀、锥、臿、钁、镞、铠甲及甲片、环、带卡等[24]。兴安盟、通辽、赤峰发现2世纪初至3世纪中鲜卑墓葬,亦出大量铁器,有刀、环、镞、斧、剑、甲片等[25]。北方游牧族社会内部本有金属制造业,如乌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10](P2980),但随其与中原汉族交往日深,金属制造业必得到较大发展。蔡邕所言“精金良铁,皆为贼有……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说明鲜卑获得汉地大量“精金良铁”,用其达到“兵利”效果。推想其他民族亦然。上述墓葬中铁器的制造原料可能有经走廊流出者。与铁器相关的生产力发展必促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变化。恩格斯就铁器广泛使用与蛮族社会发展关系指出:“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26](P164)

思想意识、社会管理方面。主要对游牧社会统治者而言。蔡邕分析鲜卑强大的原因,其一是“汉人逋逃,为之谋主”。灵帝时,“前中山太守张纯畔,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10](P2984)。献帝时,袁氏残余逃奔乌桓蹋顿。这些汉人经过走廓与游牧社会上层联系,将汉文化某些意识(如重农)、先进社会管理方法(如人口财物统计)传播给对方,影响社会发展。
文帝时,贾谊建议“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颜师古释曰:“末业既困,农人敦本,仓廪积实,布帛有余,则招诱胡人,多来降附。故言制吾弃财逐争其人也。”[9](《食货志下》,P1156)“匈奴好汉缯絮食物”,降人中行说为单于分析:“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6](P2899)农耕文化产物受游牧族青睐,通过人口、物资流入,农耕文化渐浸于游牧社会,对许多游牧族汉化作出贡献。

游牧文化对汉族社会影响也不能忽视。牲畜、毛皮等特产的流入丰富中原汉人社会生活。众多东北游牧族降者,除少数成为仆隶,多被用于军事行动,或协助戍边出击,如东汉初乌桓归附,汉廷“令招徕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或跟从征伐天下,如曹操征乌桓得胜,“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这会对边疆、内地社会产生一定影响。走廊对游牧族物产、人口流入发挥作用。

综上,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在东北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借助走廊进行广泛深入交流,双向流动的人口与物质文化对游牧、农耕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
@王海$渤海大学历史学系!辽宁锦州121000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密切联系着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在地区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卢龙—平刚”道的盛衰与汉匈关系变化有关,汉族和乌桓、鲜卑曾在”白狼水—渝水”谷道展开激烈纷争,辽西”傍海道”是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辽西走廊是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交流的通道,民族人口、特色鲜明的民族物质文化借此南来北往,甚至在此碰撞融合,对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东北民族关系;;民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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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刘观民.从一类发现谈一个认识问题[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20]秦皇岛市文物管理处,抚宁县文物保管所.河北抚宁邴各庄古墓清理简报[J].文物春秋,1992,(2).
[21]迁安县文物保管所.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清理[J].文物,1996,(10).
[22]郑君雷.乌桓遗存的新线索[J].文物春秋,1999,(2).
[23]唐山市文物管理处,滦县文物管理所.滦县塔坨鲜卑墓群清理简报[J].文物春秋,1994,(3).
[24]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长春市文管会,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部分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85,(2).
[25]孙危.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1).
[2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①20世纪四五十年代,蒙古乌兰乌德发现数件铁镰、铁铧,林幹先生认为是公元前1世纪遗物,分析说:“从镰、铧的出土和治楼藏谷之使用汉人看来,匈奴人的农业,受到了汉人很大的影响,农业技术可能就是从汉人那里传入,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我以为大多也是汉人。”(林幹:《匈奴社会制度初探》,载《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9页。)

参考文献
[1] 王立新. 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J]. 考古学报,2004(03):3-30.[2] 王子今. 秦汉时代的并海道[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02):36-51.[3] 滦县塔坨鲜卑墓群清理简报[J]. 文物春秋,1994(03):1-8+98.[4] 郑君雷. 战国燕墓的非燕文化因素及其历史背景[J]. 文物,2005(03):70-76.[5] 闫乐耕, 邱和顺, 王俭. 河北抚宁邴各庄古墓清理简报[J]. 文物春秋,1992(02):9-13.[6] 王海. 秦汉时期“北边”略说[J]. 史学月刊,2010(06):123-125.[7] 郑君雷. 乌桓遗存的新线索[J]. 文物春秋,1999(02):12-15.[8] 冯永谦, 姜念思. 宁城县黑城古城址调查[J]. 考古,1982(02):45-54+121-122.[9] 刘观民. 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J]. 考古,1964(01):46-53+63.[10] 孙守道. “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J]. 文物,1960:27-38.[11] 王子今, 李禹阶. 汉代北边的”关市”[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17(3):24-31.[12] 孙危.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01):99-115+119.[13] 田立坤. 科左后旗新胜屯鲜卑墓地调查[J]. 文物,1997(11):51-52.[14] 王子今, 李禹阶. 汉代北边的“关市”[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03):27-34+151.
引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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