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初王朝统辖之下的河北

李鸿宾
2004-07-13 16:15:45
作者提供,原载《史事探微——陈连开教授从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第107-136页

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在隋朝时期,是中原核心地区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河北始终是中原文明赖以存在的中心区域之一,用冀朝鼎先生创立的“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来概括,河北就是属于这个基本经济区的范围之内。[1] 对于王朝而言,所谓核心区域,就是“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2] 从历史上看,中国王朝的本部核心地区,自秦汉确立的定都关中,到北宋会聚的中原开封,再到元明清的迁移河北,可以看出,元朝以前的时代,王朝都城所建,始终在黄河的中游和下游地区;元朝以后则溢出该地,向北发展。[3] 本文所论及的隋朝时代,河北(南部)属于王朝的核心之地,但它距离都城还是十分遥远的。这个地区在隋朝如何发展和变迁,特别是隋朝用兵高丽,河北所发生的各项事件,不论对该地区还是整个王朝,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说它重大,是因为河北地区在晚期发生了一系列的农民造反和叛乱,使隋朝最终灭亡。说它深远,则是引发出唐朝中期以后河北的自行独立,并演化成晚唐五代河北契丹等民族势力的崛起和王朝的再建,并与中原王朝鼎峙而立,即所谓10世纪以后中国南北对峙局势的重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中,王朝的都城从关中转向黄河东部的开封地区。所以,河北地区在上述时代内,它自身的功用和地位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古时代整个王朝转化变迁的状况。本文所议论的河北,也正是从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但是,我在下文里主要着眼于隋朝的河北,隋朝以后的则有待于其他论述。[4]

关于河北的地理分区,唐人和唐以前有一定的区别。《通典》卷172《州郡二·序目下》记云:
自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贞观初,并省州县,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 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5]

就在此书的前一卷叙述隋朝地理划分时则说:“隋文帝开皇三年,迁都大兴城,遂废诸郡,以州治人。自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大业初,移治阳城,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三年,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布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大凡郡百九十,县千二百五十五,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矣。”[6] 这里丝毫没有涉及隋朝的地理区划问题,说明十道或十五道是唐朝的概念。《隋书·地理志》只是按照郡的级别进行排列,《通典》则是以古代的九州区划将河北划在古冀州的范围之内。又《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说:

至隋灭陈,天下始合为一,乃改州县为郡,依汉制置太守,以司隶、刺史相统治……。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7]

这段文字与上引《通典》的记载意思相同。说明十道的概念是唐太宗时出现的。若按此说法,隋朝在统一南北后,为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隋朝政府曾经进行多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条理制度,而且对地方体制也进行清理和整顿,这里并没有道的设置。看来,道的产生应该是唐初的事情。隋朝没有对此有所作为,是否是社会尚未有所需求,抑或隋朝未及措意?我认为应属前者。《隋书》卷29《地理志上》记云:

高祖受终,惟新朝政,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洎于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

这里将高祖和炀帝二人经营全国各地的措施说得清清楚楚,可见,当时对道的分化似乎尚无必要。[8] 那么,隋朝建立后,它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和经营是如何进行的?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第一,扬坚的隋朝是直接承袭北周,他没有通过战争一点一点打下来的,因而继承的是整个北方地区。在他当政前后,除尉迟迥、司马消难等数支力量起兵反叛后,基本上没有遭遇太大的波折。第二,杨坚朝廷经过8年稳定,又兼并了南朝陈。而在此之前后,隋朝又拿出很大的精力处置边疆问题。这持续文帝和炀帝,到它灭亡之际仍未解决。处在这样形势之下的河北问题,必然受整个局势的制约和影响。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有讨论。在第三节里,我们简要地论述上文第二个问题。

《隋书》卷70史臣曰:
高祖北却强胡,南并百越,十有余载,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然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时雍,师无怨讟,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焉。炀帝嗣乘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雠,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天夺之魄,人益其灾,群盗并兴,百殃俱起,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讯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者也。可不谓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

同书卷82《南蛮传》:
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篡业,咸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中之败。

这两段是将高祖和炀帝经营周边的政策和效果进行对比,指出高祖与炀帝的区别。过去史家对炀帝边疆政策多有指责,甚至征发高丽导致亡国,这样的批评史不绝书。但撇开炀帝周边政策及行为不论,这里都展示出隋朝的统治者对周边四夷之地有着全盘的战略意图的。[9] 崔瑞德说:

作为重新统一的中华帝国的主人,隋唐两代都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汉代的继承者。在六和七世纪,它们想收复汉朝领土的野心为中国在越南北部的扩张,为一再发动旨在恢复中国对以前汉朝在南满和朝鲜的领土控制的征战,和为占领位于通往中亚和西方的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王国的行动提供了动力。[10]

如上所言,文帝继承的是中原北方完整的土地,他所遇到大阻力不大,很快就将反对者消灭。所以文帝向周边地区深入,即开展第二层次的拓展,就成为隋朝立国强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隋书》卷62《刘行本传》:
(开皇初)于时天下大同,四夷内附,行本以党项羌密迩封御,最为后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闻南蛮遵校尉之统,西域仰都护之威。比见西羌鼠窃狗盗,不父不子, 无君无臣,异类殊方,于斯为下。不悟羁縻之惠,讵知含养之恩,很戾为心,独乖正朔。使人近至,请付推科。”上奇其志焉。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隋朝向四周开拓的政策,但是“天下大同,四夷内附”无疑地指明王朝强盛所必须具备的特征和传统。刘行本向文帝的上表我们虽不清楚是否被采纳,但从文帝收表后的态度可以想见,他所谈及王朝四土经略,的确是文帝的一项战略。就当时的局势而言,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形势也迫使统治集团做出决策。[11]《隋书》卷50《李礼成传》云:“时突厥屡为寇患,缘边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宁州刺史。”同书卷84《北狄·突厥传》说:

(突厥)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12] 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榆镇。上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13]

早在隋朝建立以前,突厥就立国与北方草原,北朝后期中原分割为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对立,突厥人各自支持二者,而北周和北齐也竟相结好突厥以备奥援。突厥可汗他钵不无得意地对其属下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14] 然而隋朝承袭北周统辖黄河地区建立起强大的王朝,也正是突厥一分为二,力量格局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厥面临着南部王朝的直接威胁,它原来的战略意图遭到重大挫折,所以代周而立的隋朝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也正是北方草原的东部突厥。[15] 对隋朝而言,不管它主观是否意识到还是忽略,北方的形势是很明显的,这种局势必然迫使隋朝的统治集团做出安排。《隋书》卷53《刘方传》云:

开皇时,有冯昱、王树、李充、杨武通、陈永贵、房兆,俱为边将,名显当时。昱、树,并不知何许人也。昱多权略,有武艺。高祖初为丞相,以行军总管与王谊、李威等讨叛蛮,平之,拜柱国。开皇初,又以行军总管屯乙弗泊以备胡。突厥数万骑来掩之,昱力战类日,众寡不敌,竟为虏所败,亡失数千人,杀虏亦过当。……充,陇西成纪人也。少慷慨,有英略。开皇中,频以行军总管击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国、武阳郡公,拜朔州总管,甚有威名,为虏所惮。……武通,弘农华阴人,性果烈,善骑射。数以行军总管讨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卫大将军。时党项羌屡为边患,朝廷以其有威名,历岷、兰二州总管以镇之。……永贵,陇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亲爱之,数以行军总管镇边,每战必单骑陷阵。官至柱国、兰利二州总管,封北陈郡公.兆,代人业也,本姓屋引氏,刚毅有武略。频为行军总管击胡,以功官至柱国、徐州总管。

事实上,隋朝为了防备突厥的南下,在北方边区各地都派驻精锐军队防守,其将领的任用几乎充斥着《隋书》各传。譬如:《隋书》卷52《韩擒虎传》云:
以行军总管屯金城,御备胡寇,即拜凉州总管。

同书卷52《韩僧寿传》云:
(擒虎弟)寻以行军总管击突厥于鸡头山,破之。后坐事免。数岁,复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惮之。十七年,屯兰州以备胡。明年,辽东之役,领行军总管,还,检校灵州总管事。

同卷《韩洪传》:
(擒虎季弟,开皇中)时突厥屡为边患,朝廷以洪骁勇,检校朔州总管事。寻拜代州总管事。仁寿元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刘隆、大将军李药王拒之。

同书卷53《达奚长儒传》:
(开皇二年)起为夏州总管三州六镇都将事,匈奴(突厥)惮之,不敢窥塞。以病免。又除襄州总管,在职二年,转兰州总管。高祖遣凉州总管独孤罗、原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卒备胡,皆受长儒节度。长儒率众出祁连山北,西至蒲类海,无虏而还。复转荆州总管三十六州诸军事,高祖谓之曰:“江陵要害,国之南门,今以委公,朕无虑也。”

同卷《贺娄子干传》:
开皇元年,……高祖虑边塞位安,即令子干镇凉州。明年,突厥寇兰州,子干率众拒之。……高祖以子干晓习边事,授榆关总管十镇诸军事。岁余,拜云州总管,甚为虏所惮。后数年,突厥雍虞闾遣使请降,并献羊马。诏以子干为行军总管,出西北道应接之。还拜云州总管,以突厥所献马百匹、羊千口以赐之,乃下书曰:“自公守北门,风尘不警。突厥所献,还以赐公。”母忧去职。朝廷以榆关重镇,非子干不可,寻起视事。

同书卷55《杜彦传》:
(开皇初)云州总管贺娄子干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谓侍臣曰:“榆林国之重镇,安得子干之辈乎?”后数日,上曰:“吾思可以镇榆林者,莫过杜彦。”于是征拜云州总管。突厥来寇,彦辄擒斩之,北夷畏惮,胡马不敢至塞。……十八年,辽东之役,以行军总管从汉王至营州。上以彦晓习军旅,令总统五十营事。及还,拜朔州总管。突厥复寇云州,上令杨素击走之,是后尤恐为边患,以彦素为突厥所惮,复拜云州总管。

同书卷55《乞伏慧传》:
(开皇初)迁凉州总管。先是,突厥屡为寇抄,慧于是严警烽燧,远为斥候,虏亦素惮其名,竟不入境。

同书卷60《于仲文传》:
(开皇初)诏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备胡。明年,拜行军元帅,统十二总管以击胡。……明年,复官爵,率兵屯马邑以备胡。

同卷《段文振传》:
(开皇中)寻转并州总管司马,……后数年,拜云州总管,寻为太仆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军总管拒之,遇达头可汗于沃野,击破之。……明年,率众出灵州道以备胡,无虏而还。(仁寿时)拜灵州总管。

同书卷61《郭衍传》:
开皇元年,……突厥犯塞,以衍为行军总管,领兵屯于平凉。数岁,虏不入。……(五年)选授朔州总管。所部有恒安镇,北接蕃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剩粟万余石,民免转输之劳。又筑桑乾镇,皆称旨。

同书卷65《吐万绪传》:
(开皇初)寻转青州总管,颇有治名。岁余,突厥寇边,朝廷以绪有威略,徙为朔州总管,甚为北夷所惮。其后高祖潜有吞陈之志,转徐州总管,令修战具。及大举济江,以绪领行军总管,与西河公纥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陈平,拜夏州总管。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说明一个问题,即隋朝对北方边地进行了严密的防守,这说明隋朝受到北方突厥人的强大压力(反过来说隋朝也构成对突厥人的压力),北部形势的严峻迫使隋朝做出上述举措。与此同时,隋朝在其他边区所受到的压力就小得多。譬如西北,《隋书》卷65《慕容三藏传》:
(开皇)十二年(592),授廓州刺史。州极西界,与吐谷浑邻接,奸宄犯法者迁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纳抚绥,百姓爱悦,襁负日至,吏民歌颂之。……
十五年,授叠州总管。党项羌时有翻叛,三藏随便讨平之,部内夷夏咸得安辑。[16]
慕容三藏被派到廓州(治化成,今青海化隆西)当刺史,主管当地政务,他对吐谷浑等势力缴抚并用,特别着重招纳,使当地局势好转。这种情况之快速出现,显然在北方是办不到的。因为那里的势力虽多,但彼此不一,力量分散,对隋朝够不成强大的威胁,所以隋朝对西部采取的政策也多加安抚,或征缴与安抚并重。[17] 而对南方,情况也与此相似。《隋书》卷80《列女·谯国夫人传》:
后遇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高祖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外,陈将徐‘王登’以南康拒守。洸至岭下,逡巡不敢进。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献于陈主,至此,晋王广遣陈主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令其归化,并以犀杖及兵符为信。夫人见杖,验知陈亡,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遣其孙魂帅众迎洸,入至广州,岭南悉定。表魂为仪同三司,册夫人为宋康郡夫人。

同卷《钟士雄母传》:
钟士雄母者,临贺蒋氏女也。士雄仕陈,为伏波将军。陈主以士雄岭南酋帅,虑其反覆,每质蒋氏于都下。及晋王广平江南,以士雄在岭表,欲以恩义致之,遣蒋氏归临贺。既而同郡虞子茂、钟文华等作乱,举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将应之,蒋氏谓士雄曰:“……汝若禽兽其心,背德忘义者,我当自杀于汝前。”士雄于是遂止。……上闻蒋氏,甚异之,封为安乐县君。

同书卷62《卫玄传》:
仁寿初,山獠作乱,出为资州刺史以镇服之。玄既到官,时獠攻围大牢镇,玄单骑造其营,谓獠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勿惊惧也。”诸贼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而去,前后归附者十余万口。高祖大悦。

同书卷82《南蛮传》史臣曰:
南蛮杂类,举与华人错居,……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
隋朝对南方的和缓政策,主要出于双方力量不平均的形势,易言之,南方没有类似突厥那样与隋朝抗衡的势力,隋朝的战略意图是只要南方降附,就达到目的。所以采取安抚或缴抚并重的政策自然是首选。在这种政策的支配下,隋朝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经营除北方以外边区的任务。

处于这种形势之下的河北地区,其具体情况如何呢?这是本节要讨论的问题。

如上所述,河北道属于冀朝鼎先生所划定的“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之内,但这是指河北地区中南部而言。根据《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的记载:

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今怀、卫、相、洺、邢、赵、定、易、幽、莫、瀛、深、冀、贝、魏、博、德、沧、棣、妫、澶、营、平、安东,凡二十有五焉。其幽、营、安东各管羁縻州。东并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关、蓟门。

《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和卷43下《地理志七下》分别记载了河北道南部和北部羁縻府州的情况,与《唐六典》相互印证。这里引用的文献虽然说的是唐朝的情况,但就当时形势而言,隋朝的情况应该与此差别不大。可见,河北道从地理条件上看,是分作南北两个区域的。史念海先生说,自西汉时起,河北道所在的地区北部有一条农牧分界线,即由现在的河北省秦皇岛附近经北京和太原之北而至于山西河津县的龙门山,到隋唐时稍向北推移,至燕山山脉之下。这以南是农耕地区,以北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再北就是游牧地区了。[18] 他说:

既然有了半农半牧地区,那么,它和游牧地区的界线在什么地方?对此,隋唐两代都曾经尽力探索,并加以巩固。隋代在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和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省绥德县)之间修筑了一条长城。另一条长城是由蔚汾县(今山西兴县西),东经幽州(今北京市),延袤千余里。还有一条是由繁畤县(今山西繁峙县)东入飞狐县(今河北涞源县)。长城的修筑可以说是人为地构成的一条农牧界线。这显示出当时在这条长城之北的突厥族人依然从事游牧生涯,而没有什么改变。[19]

从上面的研究可知,河北地区在隋唐时期是分成南北两大区域的,即以今北京地区燕山山脉为分界线,以北是半农半牧和游牧地区,以南则属于农耕地区。[20] 隋朝对这两个地区的经营是不同的。首先,南部地区属于冀朝鼎先生所划定的“基本经济区”之内。史念海先生也将河北南部视为黄河流域富庶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他的说法就是:

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富庶地区,大致可以分为四处,最为广大的当推黄河下游。这是由荥阳(今河南郑州市西)以下,以至于东海之滨,北起于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和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县),南至于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和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市)。[21]

河北的中部以南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开发最早,气候温和,雨量适中,适合于灌溉农业生产,农业发达,精耕细作,人口稠密,物产丰饶,《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条说:河北道“厥赋绢、绵及丝;厥贡罗绫、平绸、丝、布、绵绸”。《唐六典》的

记载反映的是唐朝前期的状况,河北道以生产丝绸业著名,是唐朝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发达、富庶之地。隋朝之前的北齐,河北与山东、河南,构成北齐的腹心,其经济之发达,自古已然。严耕望先生也说:

大河南北自古为桑蚕区域,丝纺工业之发达,亦以此区为盛。……是则汉世丝纺织业最盛之地为齐梁地区,在大河之南。而《隋书·百官志》述北齐尚方署领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绸局、定州绫局。又《太平广记》一七四引《谈籔》述北齐末年事云:

“定州人以绫绮为宝。”《太平广记》引《隋图经》云:“清河绢为天下第一。”《隋文帝纪》,开皇十五年,“相州刺史贡绫文布,命焚之于朝堂。”按定州(博陵郡,今河北定县)、贝州(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县北)、相州(魏郡,今河南安阳县)皆在大河以北。是南北朝末年,丝纺织业最盛之区在大河以北,与汉颇异。……南北朝末期及隋世纺织工业,各地区情形之可知者,惟丝之纺织可略得梗概如此。大约言之,以河北之博陵、魏郡、清河为最发达,河南北其他诸郡及蜀郡次之。江南豫章诸郡决非其比也。[22]

就人口的分布讲,据学者研究,唐朝初年,全国有四个较大的人口密集分布区,即四川盆地、汾渭平原、江南地区和华北平原。这四个地区的面积约为全国的八分之一,人口却占全国的四分之三。[23] 隋朝河北地区的人口情况,目前记载较好的材料是《隋书·地理志》。现将有关河北地区人口户数统计如下表:

《隋书》卷30《地理志中》所载兖、冀二州部分郡户数统计表

郡 名 ; 户 数
辽西郡(治柳城,今辽宁朝阳)751
安乐郡(治燕乐,今北京密云水库东北)7,599
渔阳郡(治无终,今天津蓟县)3,925
上谷郡(治易县,今河北易县)38,700
北平郡(治卢龙,今河北卢龙)2,269
涿郡(治蓟县,今北京城南)84,059
博陵郡(治鲜虞,今河北定县)102,817
河间郡(治河间,今河北河间)173,883
恒山郡(治真定,今河北石家庄东北)177,571
赵郡(治平棘,今河北赵县)148,156
襄国郡(治襄国,今河北邢台)105,873
武阳郡(治贵乡,今河北大名东北)213,035
武安郡(治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118,595
信都郡(治长乐,今河北冀县)168,718
清河郡(治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306,544
魏郡(治安阳,今河南安阳)120,227
汲郡(治卫县,今河南淇县东)111,721
渤海郡(治阳信,今山东阳信西南)122,909
平原郡(治安德,今山东陵县)135,822

按照《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兖、冀二州还包括兖州属下的东郡、东平、济北等郡,冀州属下的今河南境内的河内郡,今山西境内的长平、上党、文城、西河、马邑、河东、临汾、离石、定襄(在今内蒙古境内)、绛郡、龙泉、雁门、楼烦和太原等郡。这些与本文所讨论的河北地区并不在一起,故而舍弃不用。本文所讨论的河北,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时期》划定的为准。[24]

冻国栋先生对隋朝的户口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统计的结果,“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大都在北方。其中冀州即今河北一带,兖、青、豫、徐州等今河南、山东一带为最高;雍州即关中含渭、泾、洛水流域其次;梁州和荆、扬两州较疏阔”。[25] 在冻书统计的全国大业五年各州郡户数中,冀州(包括今河北、山西及河南部分地区)的户数达267万,高居全国之首。[26] 我们再来看上表。

在上表统计的21个郡中,如果以今燕山山脉为分界线,则上谷、涿郡、南部均属于农业地区;上谷、涿郡北部和渔阳、安乐、北平、辽西等郡则是半农半牧的地区。史念海先生上文划定的定、瀛二州即隋朝时期的博陵、河间二郡,如果以此为计算,则二郡与恒山郡以南属于农业区,即除三郡外,有渤海、平原、信都、赵郡、襄国、清河、武安、魏郡、武阳和汲郡,共计13郡;北部地区包括上谷、涿郡、渔阳、安乐、北平和辽西6郡。南部13郡户数之合是2,005,871,北部6郡户数之合是137,303,南北之合为2,143,174户。南部户数所占19郡总户数的93.6%,而北部户数只占总户数的6.4%,两者不成比例。应当说,这个统计只是表明官府所能控制的在编户数,至于不在隋朝管辖的外族或游牧、渔猎人口则不在统计之列。[27] 尽管如此,河北地区南北人口的分布是极为悬殊的。这与史念海先生上文划定的农牧区分是吻合的。

那么,隋朝对河北南北部的经营措施是否有所差别?我认为是有差别的。

从区域上看,隋朝对河北的经营可以分作南部和北部两方面。南部地区属于核心即所谓本部,而北部则是边疆。

就南部而言,隋朝面对的形势并非一帆风顺。早在杨坚柄执周政之时,他遭到北周地方势力的强烈反抗。据《周书》卷21《尉迟迥传》记载:

(周)宣帝即位,以迥为大前疑,出为相州总管。宣帝崩,隋文帝辅政,以迥望位夙重,惧为异图,乃令迥子魏安公惇赉诏书以会葬征迥。寻以郧公韦孝宽代迥为总管。迥以隋文帝当权,将图篡夺,遂谋举兵,留惇而不受代。……迥弟子勤,时为青州总管,亦从迥。迥所管相(治今河北磁县南)、卫(治朝歌,今河南淇县)、黎(治今河南濮阳西)、毛、洺(治广年,今河北永年东南)、贝(治武城,今河北南宫东南)、赵(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旧城)、冀(治信都,今河北冀县)、瀛(治赵都军城,今河北河间)、沧(治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勤所统青(治益都,今山东益都)、胶(治今山东诸城)、光(治今山东掖县)、莒(治今山东莒县)诸州,皆从之。众数十万。荥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东潼州刺史曹孝达,各据州以应迥。迥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28]

与尉迟迥同时起兵的还有益州总管王谦、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等,范围涉及到西南部和长江中游北部。[29] 尉迟迥的管辖范围以今河北中南部,特别是相州为核心,包括今河南北部地区;他的弟弟尉迟勤则统辖今山东中部偏东南,加上其他几个协同者,叛军的势力以河北南部为中心,涉及西南、南方等多处地点,这对杨坚而言,是一次空前的挑战。然而,叛乱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迥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达拏为长史。达拏,暹之子也,文士,无筹略,举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败”。[30]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尉迟迥用人不当而导致失败,但是从整个形势看,叛乱的一方不论是军事实力还是政治局面,都不能与杨坚这一方相比,失败是迟早的事情。[31]

杨坚在剪灭尉迟迥势力的过程中,相州治所邺城遭到严重的破坏,而杨坚也不想让邺城继续成为相州的核心之地,于是就分割相州,另建毛、魏二州;相州的治所南移至安阳城(今河南安阳)。[32] 杨坚的这个措施,对当时的地区格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在上文里看到,河北分为南北两大地区,以及两个区域的不同。事实上,河北地区在东魏和北齐统治时代,是其核心之地。尤其南部的邺城是北齐的首都,[33] 清人顾祖禹说:邺城所居之地,“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要膂”。[34] 邺城即相州为北齐之都城,河北南部是都城周围,其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守住河北亦即屏障河南,两河之地在古代王朝经营之位置,自为人所重,这是十分明显的。谭其骧先生说:

邺处于古代“山东”(一般指黄河流域东部大河南北、太行山东西)地区的中心,背靠山西高原,东南北三面是古代经济最发达的黄淮海大平原,所以它在军事上是无险可守的,不及长安,也不及洛阳;在地理位置上不如洛阳那么适中;但以经济条件而言,则在长安、洛阳之上,凡是控制山东地区而不能奄有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一般都要宅都于此。[35]

所以历代东部区域王朝对河南河北的看重,都首当其冲。处在河北南部的邺城,它南倚河南,北进东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周攻灭北齐后,邺城的地位下降成北周政权的一个州。现在杨坚又借着剪灭尉迟迥的机会,将相州分裂,治所南迁。杨坚的这个举动,如果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上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同谭其骧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凡局限在东部地区的政权,它们多数选择邺城作为首都控制所属地区,其原因十分简单,即该地位于中原偏北,可南下洛阳,直至黄淮海;西进关中,北上河东,这在以东部为核心腹地的东魏、北齐王朝表现得十分典型。然而,以关陇为核心的北周灭亡北齐,其统治中心亦在关中,邺城的战略地位与前相比大为降低。尉迟迥的叛乱,至少给杨坚造成河北地区政治势力对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杨坚在不能忍受这种威胁的同时,也大大地削弱了以邺城为核心的河北南部的地位,而这种地位的下降,是与杨坚将要代替北周建立隋朝以关中为核心统辖全国的战略意图是同步的。在那个时候,统治者不希望全国有若干个政治中心以威胁自己。所以邺城战略地位的下降是自然的。[36]

然而,河北作为隋朝统辖范围之内的重要地区,它也丝毫没有脱离王朝的管制。但这个重要与邺城那种政治上的核心地位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它的重要,更多地体现在作为中央王朝控制地方的角色之上。《隋书》卷46《长孙平传》云:

(平深受高祖信任,开皇中)以尚书检校汴州事。岁余,除汴州刺史。其后历许、贝二州,俱有善政。邺都俗薄,旧号难治,前后刺史多不称职。朝廷以平所在善称,转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隋书》卷46《赵煚传》说:

及践祚,煚授玺绂,进位大将军,赐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户,拜相州刺史。……俄转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冀州俗薄,市井多奸诈,煚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杨坚)闻而嘉焉,颁告天下,以为常法。尝有人盗煚田中蒿者,为吏所执。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风化,彼何罪也。”慰喻而遣之,令人载蒿一车以赐盗者,盗者愧恧,过于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类也。上幸洛阳,煚来朝,上劳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实,卿之为政,深副朕怀。”

同书卷46《元晖传》云:

开皇初,拜都官尚书,兼领太仆。……顷之,拜魏州刺史,颇有惠政。在任数年, 以疾去职。

同书卷48《杨文思传》:(杨素从父)开皇元年,进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户。后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职,吏民思之,为立碑颂德。转冀州刺史。

同书卷55《和洪传》:

时东夏初平(指尉迟迥),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领冀州事,甚得人和。……属突厥寇边,诏洪为北道行军总管,击走虏。

上述五条史料说的是相州和其临近魏州以及冀州的情况。第一条材料赞扬长孙平有管理才干,将平素难于治理的邺都管理得井井有条。第二条说赵煚先是充任相州刺史,后调到冀州,这二州都有“俗薄”的称号,赵煚转到冀州后,“百姓便之”,将该州也管理得非常好,并深受文帝的赞赏。第三条和第四条则称赞元晖、杨文思在魏州的善政。第五条材料说和洪在冀州“甚得人和”,说明他也有十分出色的政绩。可见,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有治理河北南部州县的能力,而且深获当地百姓的支持,代表朝廷有效地治理,州务处置得当,获得民心。用《隋书》卷46史臣的话说,都属于“内外所履,咸称贞干,并任开皇之初,盖当时之选也”。这正是隋朝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同书46卷《韦师传》:

高祖受禅,拜吏部侍郎,赐爵井陉侯,邑五百户。数年,迁河北道行台兵部尚书,诏为山东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

同书46卷《李雄传》:

高祖总百揆,……后数年,晋王广出镇并州,以雄为河北行台兵部尚书。上谓雄曰:“吾儿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诚相委,吾无北顾之忧矣。”

46卷《张煚传》:

煚性和厚,有识度,甚有当时之誉。后拜冀州刺史,晋王广颇表请之,复为晋王长史,检校蒋州事。及晋王为皇太子,复为冀州刺史,进位上开府,吏民悦服,称为良二千石。

同书卷56《令狐熙传》:

(开皇初)拜沧州刺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类不以实。熙晓谕之,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在职数年,风教大恰,称为良二千石。开皇四年,上幸洛阳,熙来朝,吏民恐其迁易,悲泣于道。及熙复还,百姓出境迎谒,欢声盈路。……八年,徙为河北道行台度支尚书,吏民追思,相与立碑颂德。

这四条史料反映的是韦师等人都是晋王杨广属官。据《隋书》卷62《元岩传》记载:

时高祖初即位,每惩周代诸侯微弱,以致灭亡,由是分王诸子,权侔王室,以为磐石之固,遣晋王广镇并州,蜀王秀镇益州。二王年并幼稚,于是盛选贞良有重望者为之僚佐。于是岩与王韶俱以骨鲠知名,物议称二人才具侔于高熲,由是拜岩为益州总管长史,韶为河北道行台右仆射。

按晋王杨广充任并州总管是在杨坚刚刚即位之时,与此同时,元景山任安州总管、贺若弼任楚州总管、韩擒虎任庐州总管、窦毅任定州总管、尔朱敞任金州总管、元衮任廓州总管。次年春正月,隋廷设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杨广为尚书令;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阳,秦王俊为尚书令;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蜀往秀为尚书令。[37] 从这些任命的情况看,隋文帝篡权建立政权之后,在安排中央官职的同时,也对地方行政体制作出安置。尤其是关中东部的河南、河北,是政权稳定不可缺少的基础,他特别指派杨广担任并州总管,管理河东、河北之地。而辅佐杨广的属下,也都属于一时的俊杰之辈。[38]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隋朝对河北地区进行治理的特点表现在:

第一,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设立州县进行管理;第二,在重要地区设置总官府,其上则有并州道行台机构,监控河北、河东。

对于河北北部地区,杨坚也指派重要人物但当地方官。河北北部以幽州为核心,是中原王朝东北边地重要的战略城市,此地扼守东北边外与中原衔接之处,素为中原王朝所重。[39] 据《周书》卷30《于翼传》记载:

及尉迟迥据相州举兵,以书招翼(时任幽州总管)。翼执其使,并书送之。于时隋文帝执政,……翼又遣子让通表劝进,并请入朝。……开皇初,拜太尉。

同书同卷《李穆传》也提及李穆之子李荣欲联结尉迟迥对抗杨坚,但是被并州总管李穆所拒绝,李穆遣使联通杨坚,其态度与于翼一样,最终选择了杨坚。看来,幽州与并州在尉迟迥的心目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对杨坚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隋书》卷50《庞晃传》记载:

(北)周武帝时,晃为常山太守,高祖(杨坚)为定州总管,屡相往来。俄而高祖转亳州总管,将行,意甚不悦。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高祖握晃手曰:“时未可也。”晃亦转为车骑将军。

杨坚与庞晃都在河北做官,杨坚南下转往亳州,很不情愿,其原因就是河北、河东之地布有精锐部队,这些人马是控制天下不可或缺的力量,杨坚若离开河北,就与他们脱离干系,这当然是他所不能承受的。这段文字非常清晰地解释了河北与河东地区的战略位置。这些地区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北部突厥等游牧势力对中原的威胁,迫使中原王朝配置重兵防守,这些地区自然就为掌政者注意。就河北地区而言,除了上述尉迟迥等人发生的叛乱外,高宝宁事件也足以引起隋朝当政者的关注。

高宝宁本为北齐大将,驻守营州(治昌黎城,今辽宁朝阳),北周攻灭北齐之后,高宝宁拒不投降,与突厥联合,抗衡北周。[40] 北周在河北地区设置了幽、定(治中山,今河北定州)等总官府,以此控制河北北部地区。然而北齐文宣帝第三子高绍义逃入突厥后,被突厥推立为齐帝,高宝宁为丞相,纠集北齐残余势力发动复国战争。578年,突厥进攻幽州,高绍义、高宝宁等借机复国,而北周武帝宇文邕又病逝,政权处于交替当中,幽州人卢昌期亦趁机起兵范阳,迎合高氏。[41] 周军进攻范阳,高宝宁亦援兵范阳,但因卢昌期失败,遂退兵。北周直至灭亡,仍未能有效地控制河北北部及今辽宁西部。隋朝建立后,倍感受到威胁的突厥曾一度联络高宝宁南下骚扰,“隋主患之,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命上柱国武威阴寿镇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以备之”。[42] 开皇二年(582)初,隋又在并州设置河北道行台,杨广为尚书令;蜀王杨秀任西南道行台尚书令。“隋主惩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莅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选贞良有才望者为之僚佐”。[43] 次年,杨坚命令卫王爽等分八道出击突厥,幽州总管阴寿率步骑十万进攻高宝宁,高失败逃亡契丹,为其麾下所杀。[44]

但是高宝宁死后,幽州局势并未平定。突厥人向该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继阴寿之后任幽州总管的是李穆族人李崇。李崇率领3000人抗击突厥,后被围,力战而死。[45] 隋朝又任命周摇主掌幽州。周摇“修障塞,谨斥候,边民以安”。[46] 在这之间,文帝吸收大臣长孙晟的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分化瓦解突厥内部力量,突厥分裂成东西互不统属的对立关系,隋朝则联络一方,打击另外的势力,极大地削弱了突厥势力。[47]

幽州以北的营州,是隋朝另一个战略要地。这以前的东北都在边区政权的控制之下。自高宝宁失败后,营州掌握在隋朝手里。《隋书》卷47《韦艺传》:

为政清简,士庶怀惠。在(齐州刺史)职数年(开皇初),迁营州总管。艺容貌环伟,每戎狄参谒,必整仪卫,盛服以见之,独坐满一榻。番人畏惧,莫敢仰视。而大治产业,与北夷贸易,家资巨万,颇为清论所讥。

同卷《韦冲传》:

(开皇中)寻拜营州总管。冲容貌都雅,宽厚得众心。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惧,朝贡相续。高丽尝入寇,冲率兵击走之。

营州地区的民族成分主要是靺鞨、契丹等势力,他们与隋朝之间并不象突厥那样战争频繁,他们与隋朝的厉害关系也没有凸显出来,隋朝的目的是尽可能地维持该地区的稳定,指派较有能力而性情平和的官员管理。像韦冲那样,宽厚平和,抚慰当地各族民众,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韦艺与外族贸易交流,用经济贸易的方式联络各种势力,则极大地满足了东北边地各势力的需求。事实上,至少在这个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交往争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他们的经济和贸易需要。[48]

隋朝对河北地区南部和北部统治的手段因其形势不同而有区别。南部地区是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核心区域,是王朝得以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给予特别的关注。在控制的方式上,以州县为核心,重要地区设立总管府,由晋王杨广管理。在北部,因为突厥的强盛,则增加军事防御,修建长城、边城要塞设施,出派通晓军事事务的重量级人物掌管边州,尤其是总管府机构。[49]⑧从后来的情况看,隋朝的措施是相当成功的。隋朝在短期内之强盛,边疆地区的建设所带来的稳定是其强盛的必要条件。

从上面的讨论情况,我们可以略作总结如下:

河北地区,在北周与隋朝的嬗替转变之中,其地位的转移,不仅反映出6世纪后期中国政治力量和政治中心变化的特质;而且它在这样的转变过程里还能保持自身的重要地位,同样也十分清晰地展现它在割据性王朝和全国性王朝中的地位。当然,这两者的角色定位是不一样的。

隋朝建立之前的河北,自从东汉王朝衰弱后,河北先后出和经历现过袁绍势力、曹魏政权、后赵、冉魏、前燕、后燕、北魏、东魏、北齐等政权,这些政权或势力均系地方性或区域性王朝,河北地区是他们经营的中心腹地,其地位之重要,实系王朝建立稳固之基础。换句话说,河北地区的占有,是这些东部政权能否成功的关键。

就地理位置而论,河北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历代王朝在这里设置的地方机构也都如此。其南部地区自古以来属于中原王朝的核心腹地,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南部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气候温和,雨水适中,适宜灌溉性的农业生产,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稠密,是王朝的支柱地区。其北部地区则呈现出与此迥异的特征。自燕山之北至辽东迤北,生活着众多的游牧、半游牧和渔猎民族,鲜卑、契丹、奚等势力频繁南下,特别是鲜卑各部西进南下,建立了若干政权,分布于河北等地。他们以此向中原拓展,失败后则由此退回北方。河北的战略位置使它成为众多民族建立政权的有利条件,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发挥的地理优势。

北周兼并北齐,统一了北部中国,北周以关中为其腹地,北齐旧地往昔的战略地位被削弱。杨坚掌控北周朝政时,爆发了尉迟迥等人的叛乱,这至少蕴示出河北南部地区还存在着政治性的对抗势力。杨坚不能允许异己的政治势力存在,在消灭尉迟迥叛乱的同时,以行政变革的方式进一步削弱了以邺城为核心的河北南部地位。对即将出现的隋朝而言,邺城的削弱,是建立长安为都城的全国性政权的必要条件。这种政权的建立必须是在削弱长安以外特别是河北的战略地位为前提的。但是,作为王朝兴盛不可或缺的核心腹地之一,河北在新王朝的经营者们眼里,仍旧为他们所关注、重视。不过这种关注只是以河北作为朝廷经营全国的地区之一来看待的。在北周与隋朝的嬗替过程中,河北(特别是北部)又承担着防制突厥等游牧势力而被朝廷刻意关注。河北南部为新王朝输送优质的粮食、丝绸、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北部则为新王朝保卫疆域、拱卫黄河中原腹心,这样的作用不仅贯穿于整个隋朝,而且持续到唐朝,只是到唐朝中期,河北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不过这种变化伴随了中央王朝整个局势的转变,这个问题我打算另文撰述。

注释:
[1] 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9-10页。
[2] 同上书,第10页。
[3] 中国内部各地区因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不同而呈现诸多差别,历史上一直成为各个王朝经营运作基础,其地区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所谓本土、边地,或腹地、边疆就是非常明显的区位划分。许倬云先生在《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一文中提出“核心-中间-边陲”的模式讨论各地区之间的层次,对深化这个问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该文载同作者《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
[4] 就河北地区而言,今人和前人都有不少的研究。明清和民国时期修撰的河北省、地、县志无疑是我们研究该地区可利用的资料,但对于本文所讨论的时代,隋唐及宋朝遗留下来的文献显然更有权威。此外,金毓黻《东北通史》(台北乐天出版社1971年版)、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南河北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近年编著的《河北省志》、严兰绅主编的《河北通史》中的(牛润珍主编)《魏晋北朝卷》(主编)《隋唐五代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邓绶林《河北省地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都是对该地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本文的出发点是从隋朝中央王朝的角度论述河北,与前文略有不同。
[5] 本文所用《通典》系王文锦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版。
[6] 参见《隋书》卷29《地理志上》。
[7]参见《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
[8]道的出现是在唐朝。史念海先生认为,道之创立,类似与西汉中叶州的制度,目的是派遣官吏以时巡查,强调国家对地方的治理。见《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载同作者《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页。谭其骧先生认为唐代初期的道是地理观念,中期时转变成具有检察的职能,并向节度使体系转化。见《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载同作者《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994年版,第41页。又见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70页。参见郭锋《唐代三级道》,载同作者《唐史与敦煌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9]日本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更多地是从东(北)亚整体格局的角度着眼,譬如西嶋定生先生提出“册封体制”的观点,论证中国与周边各政权之间的关系(见氏著《六-八世纪的东亚》,同作者《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堀敏一先生从中、日、朝鲜三方论述亚洲东部各国的交往(见氏著《隋唐帝国与东亚》上篇第一章,韩昇、刘建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继此之后,港台学者相继地发表论文,其视野扩展到隋唐帝国之外,如林天蔚、黄约瑟编《古代中日韩关系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等。国内学者近年也多打破隋唐单一视角,开始更多地从当时国际关系方面着眼。如韩昇《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载《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1995年)、《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四卷)等(唐朝的情况从略)。
[10]见[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隋朝的整体战略,在墓志铭里也有反映。据《唐故赵君墓志铭并序》记载:“皇隋并吞八荒,奄有万国,因官流派,迁寓神都。”墓志的主人赵义之祖是德州条县的县丞,父亲不载,按一般惯例属于无仕之人,他本人也没有官职,大概属于乡绅之列。墓志的上述记载虽然不是主要内容,但文中所说的现象则反映出民间社会对隋朝的周边战略也有所了解。看来这在当时是人们所习知的事情。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505页。
[11]关于隋朝国际政策,可参见高明士《论倭给隋的“无礼”国书件——兼论隋代的天下秩序》,载《中国与亚洲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
[12]关于高宝宁事件所展示的隋朝与东北高丽等势力的关系,参见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四卷。
[13]《隋书》卷60《崔仲方传》也有记载:开皇初,“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二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
[14] 见《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传》。参见林恩显《突厥对隋唐两代的分化政策研究》,载《民族社会学报》17卷,1979年5月。
[15]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97页。
[16]慕容三藏的墓志铭也已出土,参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564-465页。墓志记载的内容较《隋书·本传》详细,但《隋书》上面的内容不见于墓志。按墓志记载的内容多于《隋书》乃属正常,后者因系官修史书而对撰主有相应的规定,这是可以理解的,唯二者有些记载相互抵牾,本人拟撰他文以详辨。
[17]参见王民信《隋唐对于吐谷浑之经营》上下,载《大陆杂志》18卷6、7期,1959年3、4月;李存福《隋唐与吐谷浑关系述略》,载《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陆庆夫《略论隋朝对丝路的经营》,载《兰州大学学报(中国古代史论文专辑)》1983年1月。
[18]见《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载同作者《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1-130页。
[19]见《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载同作者《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0-271页。
[20]唐代的文献专门对河北道北部边地的州作过规定,《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记载了全国边州的名称,其中属于河北道者有:安东、平、营、檀、妫等五州府。实际上,河北地区的南北两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以隋朝以前的魏晋北朝为例,河北南北之间界限一直分明如此。有关的情况,牛润珍撰著的《河北通史·魏晋北朝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有详细的说明,具体参见该书第136页。
[21] 同2。
[22]见《唐代纺织工业之地理分布》,载氏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关于魏晋北朝时期河北的丝纺织业、瓷器制造等情况,参见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第240、260页。
[23]见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24]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6页。
[25]见《中国人口史》第2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但文中所谓的冀州即今河北一带,按照《隋书·地理志》的划分,应该包括今山西,冻书仅指河北不确。
[26]同上书,第185页。另有洪廷彦《对〈隋书·地理志〉所记南北户数的分析》一文,可参见,文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7]这部分人口在隋朝河北的情况不明确,现存的文献也没有记载。有一些学者关注过
唐朝东北内迁到河北等地外族的情况,而且数量也不算少,但是这些都是唐朝的事情,隋朝时期东北以外的民族势力内迁似乎不明显。所以河北北部地区的外族分布是不能与唐朝等量齐观的。关于唐朝外族内迁河北等地的研究,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35页;马驰专门探讨了唐朝幽州境内的外族人口,见《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213页。
[28]参见《北史》卷62《尉迟迥传》。按《资治通鉴》卷174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七月条《考异》曰:“《周书迥传》又有毛州。按迥灭后,隋高祖始置毛州。《迥传》误也。”
[29]见《周书》卷21《王谦传》、《司马消难传》。
[30]《资治通鉴》卷174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九月条。
[31]尉迟迥等人反叛的性质,清人王夫之认为他与杨坚一样,都是争权者,并非出自维护北周的利益。他说:“尉迟迥可以为宇文氏之忠臣乎?……迥可为忠臣,则刘裕之讨刘毅,萧道成之拒沈攸之,使其败而死也,亦晋、宋仗节死义之臣乎?杨坚无功而欲夺人之国,于是乎有兵可拥者,皆欲未坚之为,迥亦一坚也,司马消难亦一迥也,王谦亦一消难也。”见《读通鉴论》卷18《宣帝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胡如雷先生亦有同论,见《周隋之际的“三方之乱”及其平定》,载《河北学刊》1989年第6期,又收作者《隋唐政治史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参见汤承业《论隋文帝勘平三方之乱与剪除六王之谋》,载《幼狮学志》(台北)7卷2期,1968年4月。而英国学者杜德桥是将尉迟迥作为北周政权的维护者看待的,他所撰写的《尉迟迥在安阳:一个8世纪的宗教仪式及其神话传说》(王立群译文)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文载乐黛云等编选《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杜德桥的观点实际上继承了西方学术界主流的看法,参见[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汉译本第60-62页。
[32]见《资治通鉴》卷174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九月条。
[33]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解释,见毛汉光《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原载《史语所集刊》第57版。参见牛润珍《河北通史·魏晋北朝卷》第六章。本第2分,又收录同作者《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34]见《读史方舆纪要》卷49《河南四》,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343页。
[35]见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载同作者《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参见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12页;按该书当承续谭说。
[36]我认为,隋文帝借平尉迟迥的机会削弱邺城,将其治所南移安阳,就此打破了邺城先前的战略地位。从隋朝建国定都关中,旋又大修洛阳城的时间来看,隋朝的意图是以长安制衡全国,以构筑洛阳而展露东向发展的意图,其战略是以西部制衡东部,进而控制全国。在这种情况下,邺城的战略地位不被削弱,就不可能实现全局意图。所以杨坚借消灭尉迟迥之机削弱邺城,表明以地区割据性为特征的王朝时代的结束,以关中为核心的覆盖全国性政权时代的开始。
[37]并见《隋书》卷1《高祖纪上》。
[38]这种情况在出土的墓志铭里也有反映,参见《□□□国洛州长史金乡县开国公杨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12页,下同)、《大唐故田夫人墓志并序》(第36页)、《大唐潘府君墓志铭》(第49页)、《隋故越王府司兵参军事贾君墓志铭并序》(第31页)等。
[39]关于幽州城的战略地位,程存洁有论述,他着眼于唐朝东北边防的体系,论证幽州的战略位置,此文虽然没有涉及隋朝,但是唐初的情形有助于我们观察隋朝。对于东北地区而言,隋唐二朝有诸多相似之处。程文见氏著《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第五章《唐王朝东北边城防御体系的形成》,中华书局2002年版。
[40]《隋书》卷39《阴寿传》说:“时有高宝宁者,齐氏之疏属也,为人桀黠,有筹算,在齐久镇黄龙(今辽宁朝阳)。及齐灭,周武帝拜为营州刺史,甚得华夷之心。高祖(杨坚)为丞相,虽连结契丹、靺鞨举兵反。”
[41]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可参阅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89-91页。
[42]见《通鉴》卷175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十二月条。参见《隋书》卷51《长孙晟传》。
[43]同上引《通鉴》。
[44]见《通鉴》卷175长城公至德元年(583)四月条。关于高宝宁事件,参见王小甫《隋初与高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
[45]见《隋书》卷37《李崇传》。
[46]见《隋书》卷55《周摇传》。
[47]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97-105页。
[48]同上,第93-94页。
[49]同上,第96-97页。

原文: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2/5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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