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河北地区的文化分区与社会分群

河朔三镇
元和年间河朔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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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后期河北地区的文化分区与社会分群

作者:陈磊 ,选自《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一书,李鸿宾主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3

中国历史上的“藩镇问题”,究其本质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此并不特为边地所独有。然而,它归根溯源是民族问题,由民族问题导致军事问题,又衍生出经济、政治、文化诸层面问题的交错①。所谓“唐代藩镇”(方镇),其核心构成是军队,本质属性是军政合一,其生成早在安史之乱(755-763)前,以节镇(节度使军队)面貌出现。不过虽然如此,藩镇作为一种自立(割据)一方的政权体制,只有在乱后才确立起来②——与此同时它也就不仅只是军事问题,而更兼重大的政治、社会意义。正因如此,自然也就只有乱后的藩镇才具有体制研究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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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检《史记》用例:“藩”指“藩篱”,针对夕卜族;“镇”指“镇抚”,针对国民。而两字连用之例,隋唐之前便已有之。不过,以正史材料而言,“藩镇”一词至《旧唐书》方才大量出现。起初,专指唐代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治实体;俟后,又转为一政权体制的概念名词。关于中国历史上王朝中央与边疆的互动关系,宏观而清晰的概括可参考[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赖德懋)《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年初版)一书,特别是其对北方长城沿线农牧中间带的讨论,参见该书第十五章《空间范围的意义——绿洲历史与长城历史》,第302-327页。对唐廷与藩镇关系的各方面概括论述可参见易图强《唐代道、藩镇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相关部分,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第二章,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I996年,第17-102页,值得注意的是其第99-102页的规律性总结。
②(宋)王应麟《玉海》卷138《兵制》三,有所谓“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据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浙江书局本,第2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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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河朔三镇”(幽州、成德、魏博)时而与其它藩镇一起,作体制性的整体检讨,时而又与之区别开来,作独特性的细致考论。作为藩镇体制之一极,其地位自不待论。由于各地藩镇的“独立性”①程度有别,且又紧密结合着长远的政治与军事背景,故而研究藩镇体制不得不从乱前开始梳理其整体脉络,甚至有从地域矛盾着眼而瞻前至北朝周齐时代者;又因藩镇体制之存在不仅关乎唐后期的王朝命运,更直接影响了五代宋辽之政治格局,是故自然不能不亦有后顾至宋初者。总之,藩镇问题不仅关乎河北,更关乎全国,不但关乎李唐,更关乎后世,遂与宦官、朋党并称唐后期三大政治史课题。

藩镇研究古已有之,唐宋明清不乏其人。至现代西学东渐、旧邦维新,课题与时代相关联,遂发创见。先辈史家陈寅恪先生(1890-1969)有云:“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并将活跃在河北藩镇系统内的人物归、总为两种情况:“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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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指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独立性”一词不属于近代民族国家的“独立”概念范畴;它只表示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带有地方崛起意味的区域自治的内在性(在中央往往称其为“割据”)。这种内在性既是割据行为的条件,也是它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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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恃别指出:“夫唐代河朔藩镇有长久之民族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去之不易。”①陈先生的上述论断思辨清晰、观念成熟,成为此后史学界公认的研究唐代河北藩镇的基本思路,影响了60年来相关研究的整体方向,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其若干层面有待补充和修正②。

自20世纪7O年代末以来,无论是针对河朔三镇的深入检讨还是对有唐一代藩镇体制的整体研究都不断推陈出新,成就斐然。长时段的藩镇个案研究以毛汉光《魏博二百年史论》一文为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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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同作者《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6-187页、第189页、第268页(此版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排印;初版重庆:商务印书馆1994年,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二十)。关于陈先生的“胡化与汉化”说内涵请参见宁永娟《论陈寅恪先生的“种族与文化”观》,硕士学位论文,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
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陈先生在书中举出(唐)杜牧《范阳卢秀才(霈)墓志》和(唐)韩愈《送董邵南序》,认为:“据前引杜牧之《范阳卢秀才墓志》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句及此序风俗与化移易之语,可知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若究其所以然之故,恐不于民族迁移一事求之不得也。”(第188页)对此结论,吕思勉先生认为:“案李尽忠叛后,异族人处幽州者甚多……安、史乱后自尤甚。然谓其人之众,足以超越汉人,而化其俗为戎狄,则见卵而求时夜矣……健武之俗,习于战斗则自成,割据久而忘顺逆,亦为世所恒有,初不关民族异同……陈氏之论,于是乎失之固矣。然谓东北风俗之变,由于其民多左衽固非,而是时东北风俗,有一剧变,则固不容诬也。”引文见作者《吕思勉文集·隋唐五代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新1版,第660-662页(初版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此外,[英]崔瑞德(Denis C. Twitchett 1925-2006,杜希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英文初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剑桥中国史》系列第3卷)一书将陈先生观点视为传统夷狄论的“另一深思熟虑的变种论点”。此书对陈先生的相关论述持怀疑态度,认为:“陈寅恪所看到的夷狄因素不仅涉及安禄山及其所属的兵将,而且还涉及整个这一地区的人口。除了这类文化解说的高度主观性连同它的模湖和带激情色彩的‘胡化’观念外,陈寅恪这一引人注意的假设没有足够的证据作为依据”引文见[美]彼得森(C. A. Peterson)撰写的该书第八章《中唐和晚唐的宫延和地方》,汉译本,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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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以时空为经纬,概述了自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至后周恭帝显德七年(960)魏博镇的发展嬗变,这不仅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魏博个案提供了一个清晰方便的线索,更重要的是,它从藩镇体制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着眼,打通了朝代之间的断限,由此树立了藩镇长时段地域研究的典范①。此外,宏观的类型性研究方面,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一书堪称集其大成者。该书不仅集中反映了8O年代中期国内唐代藩镇研究的各方面理论成果,并且辨证严密,多有发明。特别是此书将安史之乱后到黄巢起义前的唐代藩镇按其与中央关系明确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割据型——主要集中在河北地区,大多是安史旧部归降者;二是防遏型——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三是御边型——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边疆;四是财源型——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其中真正割据的主要是河北藩镇,其特点在于:“这里的藩帅不由中央任命而由本镇拥立;赋税不上供中央而由将士瓜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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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文特别指出:“田承嗣节度魏博地区,直接影响公元八世纪半至十世纪半这二百年间中国之政局。”由此可见此镇的重要性以及田承嗣个人的历史地位。见毛汉光《魏博二百年史论》,收入作者《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57页(原题《唐末五代政治社会之研究——魏博二百年史论》,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O本第2分,1979年)。
②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一章《引言——唐代藩镇的历史真相》,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3-25页。张氏此书运用了排比统计的方法,综合了藩镇体制的经济和政治层面,将杜牧《樊川文集》卷5《战论》中提出的藩镇分类观念明确化、理性化。这种排比统计的方法与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初版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9年;再版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在研究思路上是一致的,也是藩镇类型论的基础,王氏此书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出发,全面研究唐代藩镇的经济成分和政治结构,其所附藩镇与唐廷关系的各种统计表格极具学术价值。王氏认为藩镆对唐廷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类:叛逆、跋扈与恭顺;而自安史乱后迄于唐亡,河朔三镇除有极短暂的时间受命中央外,均呈跋扈、叛逆相继的状态。另可参考王援朝《唐代藩镇分类刍议》(载《唐史论丛》第5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此文将王寿南的三分法和张国刚的四分法进一步细化为五分法: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防内型、西北防边型、南方财源型。不过在类型论的整体思路上,三位学者的分类并无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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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述已然成为此后20年来藩镇研究的基本框架,其深远影响堪与陈先生所建立的研究思路相媲美①。幕府制度向来是藩镇体制之制度研究的重点,近来出版的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一书专辟一章考论唐后期的藩镇幕府,为细致研究藩镇系统的内部权力结构提供了相当可靠的平台②。总之,对安史乱后藩镇体制的研究不论在其经济成分、政治结构、还是社会形态等诸方面,都已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深人和提高③。

本文即在这些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方法论上讲,则是借鉴“种族与文化”观、藩镇类型论、藩镇长时段地域研究和系统内部权力结构研究的取向),试图借助其价值尚待开掘的出土墓志的信息,与传统文献材料相发明,对唐后期河北地区的社会状况,对不同的职业群体,作一特征上的分析,从而揭示河朔三镇得以长期割据的内在动因,并进一步提出对这一时空初步的宏观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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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显然,作者并不以陈先生的论断为是。这一态度明确表明在该书第84页,作者认为陈氏论断“抹煞了河朔割据藩镇与唐朝中央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符合历史事实”。
②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五章《唐后期藩镇幕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08-233页。
③20世纪内唐代藩镇研究的成果介绍首推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特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的相关篇章,特别是其《政治卷》第一章《政治事件与政治集团政治人物》“藩镇问题”目,第5O一58页。除国内学者外,二战以后日本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请参考高濑奈津子《第二次大战后の唐代藩镇研究》所附《藩镇研究论文目录》,文载堀敏一《唐末五代变革期の政治と经济》,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第225-253页。其中可参考:谷川道雄《河朔三镇にぉけゐ藩帅の承继について》,《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汲古书院,1988年;堀敏一《唐末五代变革期の政治と经济》前编《唐代后期の政治过程と政治形态》,第5-312页,2002年;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第68编第12号,1959年;渡边孝《唐藩镇十将考》,《东方学》第87辑,1994年;又《魏博と成德——河朔三镆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第54卷第2号,1995年(此文对魏博牙军问题有相当细致的考证);又《荥阳郑氏亵城公房一支と成德军藩镇——河朔三镇の幕职官をぬぐる一考察》,《吉田寅先生古稀纪念ケヅケ史论集》,东京:法令出版社,1997年;又《唐后半期の藩镇辟召制汇についての再检讨——淮南·浙西藩镇にぉけゐ幕职官の人的构成などた手がかりに》,《东洋史研究》第60卷第1号,2001年。本文修改过程中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航先生提示并惠借相关日文论著资料,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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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象:从“胁从”的反叛到“被迫”的割据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也就是安史之乱平息的前夕,战乱的发生地河北定州有这样一方墓志:

(程府君)既学剑游于燕赵,(缺文)以武艺绝伦,授仪州辽城府别将,累迁易州武遂府(缺文)深巨猾构衅,公陷在寇中,为元恶所迫,思全身(缺文)纾祸焉。洎(史)思明怙乱,反辱上国,公再为胁从,累迁(缺文)定州刺史北平军使。僶俛从时,远害也。公为政(缺文)以温慈惠和训俗,是以兵不渎民,民无厌兵,民兵乐(缺文)国政有经焉。天既悔祸,凶渠衄丧,公观时豹变,悟(缺文)之元勋,天子嘉□忠毅,畴其庸赏,银印铜符不(缺文)□新命元年十一月仗义归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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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墓志全称《(缺文)禄卿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成德军节(缺文)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程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皋丰编《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宝应004,第1752页。墓主死于宝应元年。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册“河北道定州博陵郡”条据《旧唐书》卷143《程中华传》和《唐文拾遗》梅33韩义宾《唐定州别驾程君(士庸)墓芯铭》考订此时定州刺史为程元皓(见第1553-1554页)。冻国栋《基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附说“伪号”的模仿问题》(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武汉:武汉大学,2003年,第176-186页)-文袭此说,并对该志有详论,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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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安史变乱中参加叛军的军校此时也不得不承认安史之乱是叛乱的性质。要承认叛乱,就要隐去自己的主动,洗脱自己的罪责,所谓“僶俛远害”就是这种被动洗罪心态的体现。虽然作为墓志的主人,定州的程某本人也许并不同意墓志对他的评价,但是毫无疑问的,至少墓志作者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当地的一般看法。换句话说,墓志本身可以视为墓志出处的社会心态的反映。由于代宗刚刚发布了针对乱后残局的曲赦(有指定的人地范围)之诏,故此历史记载上对这个特殊时间点前后的河北藩镇人物,常常执此回护之词①。这也正好说明了这种心态并非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意义。

另一种心态的例子是死于大历元年(766)且同样生活在定州的王府君:

顷天宝末,贼臣构祸,幽蓟称兵,倾覆周秦,诛夷豪杰。公避地云林,晦迹泉石,志工黄老,心期赤城。洎河朔克清,下山归业,术成扣齿,身耻折腰,遂高道不仕。②

所谓“避地云林,晦迹泉石”,无非是对变乱中无所事功,避难山林的称许,表明墓主对变乱始终排斥。其实在各个时空的动乱发生之地,这种心态总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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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又如《唐故试光禄卿曹府君墓志并序》载:“(府君)少小游侠,英雄宇内,蕴气孤邈,武略匡时,且丈夫之志,在乎斯矣。公行旅边蓟,幼闲戒律,于天宝载,遇(安)禄山作孽,(史)思明袭祸,公陷从其中,厄于锋刃,拔擢高用,为署公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俛仰随代。夫天不长恶,二凶殄丧,皇威再曜,公归顺本朝,不削官品,改授公试光禄卿,发留河北成德节下,效其忠克,守镇恒岳。”《唐代墓志汇编》(下),大历04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87页。
②墓志全称《大唐故兵部常□上柱国王府君□□□》。《唐代墓志汇编》(下),永泰007,第1761页。墓主死于54岁。参见同书建中019,第1834页。此二方墓志的墓主人实为同一人。两方墓志各有缺文,可互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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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两方定州的墓志可见,变乱结束前后,河北之人采取了相当消极的心态来面对安史之乱:或洗脱罪名,或干脆躲胆。

然而,经过唐德宗建中三年(782)的河朔连叛之后,河北地区的社会心态有了明显的变化。如幽州的宋俨:

建中二年(781)七月出蓟城,奉恩命,元戎朱公(滔)我神将,府君宋公新领甲兵,收掌恒定,围深州,克伏。其年十一月,破恒定节度张(李)惟岳十万余人……何期国家负德,不与功勋,反祸燕师……(建中三年)六月卅日,破马燧兵马廿余万,积尸遍野,血游御河(永济渠)。我府君名将节操,冲突先锋,决命于先,不顾残躯,名播后世。②

可见,在此次连叛之战中,幽州兵将的态度有一个彻底的转变,由支持唐廷讨伐转向支持河朔割据,并且特别强调这种割据行为的被迫性在于“何期国家负德,不与功勋,反祸燕师”。可以看出,此时幽州的宋俨已经不再像上文中的程某那样,以归顺中央为“忠毅”,以跟随叛军为“僶俛从时”了。此时的“节操”也已不再是对国家整体或中央政府而言,而是对地方和个人而言了。

从762年到782年的短短二十年间,河北的地方军将群体从消极看待对抗中央的割据行为,转而变为主动参与并支持一种既成事实的割据状态。这一社会心态的巨大转折是如何实现的?以下就让我们从分析河北地区的藩镇社会和藩镇系统人手,来探讨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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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一矛盾心态,请参前揭冻国栋文,第181页。
②墓志全称《故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鸿胪卿上柱国宋公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下),建中0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33页。墓主死于建中三年(782),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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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北藩镇社会的地理经济与文化分区

河朔三镇位于河北道南部,南临黄河,北控奚、契丹,西达太行山,东抵渤海①。三镇分别为:幽州节度②(又称卢龙军节度③,领瀛、莫、涿(幽、妫、檀、蓟、平、营九州)、镇冀节度(又称成德军节度,领镇、深、赵、冀四州)、魏博节度(又称天雄军节度,领魏、相、博、卫、贝、澶六州)。三镇相接壤,但其中又有易定节度(又称义武军节度,领易、定二州)、沧景节度(又称横海军节度,领沧、景、德、棣四州)、泽潞节度④(又称昭义军节度,领邢、洛、磁⑤、潞、泽五州,其中潞、泽原属河东道)三镇与之相交错。本文所说的河北地区即指以上六大节度使区的绝大部分⑥。河北地区的独立性是在其地理和经济的基础上,随着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而形成并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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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直隶》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影印,第3-4页。有:“东滨海,南控三齐,西阻太行,北届沙漠”之语。
②以下各镇领州情况以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为准。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6《河北道》一,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③按自广德元年(763)李怀仙之后,历任幽州节庋使均兼卢龙节度使。关于幽州镇的“一元二府”体制,参见冯金忠《唐代幽州镇组织体制探微》,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73-75页。
④关于泽潞节度使辖区的设置过程及其与相卫节度使、河阳三城节度使的关系,参见成一农《唐代的地缘政治结构》,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7-41页。
⑤《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田承嗣传》作“礠州”;《旧唐书》相关部分均作“磁州”。关于“磁”同“礠”而不同于“慈”,参见吴泽《〈新唐书·藩镇列传〉考校记》,载《史学史研究》I991年第4期,第15-23页。据《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河北道》“惠州”条,哀帝天佑三年(906),以磁州之“磁”音同河中慈州之“慈”而改称“惠州”。本文所据(后晋)刘陶《旧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
⑥此地域概念既不同于开元时期的河北道,也不是六大节度使区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相重合的部分。关于河北道的各节度使辖区和户数,可参见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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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言之,以魏博镇为经济代表的整个河北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交通便利①、手工业发达②、经济水平较高③的地区,故而河北地区的一大特征为“富庶”(rich);而以幽州镇为军力代表的整个地区,出于防范东北诸族的需要,高宗以来不得不在这里设置了大量的军队④,因此“多兵”(soldiery)成为河北地区的另一大特征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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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北地区具有在当时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这就突出了它的战略地位。比如有永济渠(御河)流经卫、相、魏、贝、德、沧、瀛、幽等州(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河北道南部》图,上海: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第65-66页,此图以开元二十九年<741>为准绘制)。需要指出的是,永济渠不仅在河北地区具有重要的交通作用,其特殊的防御功能也不可忽视。如《资治通鉴》卷227,德宗建中三年(782)四月壬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325页)载:“田悦恃援兵将至,遣其将康愔将万余人出城西,与马燧等战于御河上,大败而还。”而永济渠之所以被田悦所利用来防御马燧,是因为其流经魏州城下。李孝聪认为:“永济渠离城不会太远。”(作者《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61页)中华书局1955年标点本(宋)王溥《唐会要》卷87“漕运”条(第1897-1598)所记有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点校本(新1版)《唐会要》此处已更正。此外,《通典》卷180“魏州”条《旧唐书·玄宗纪》、《太平寰宇记》卷54“魏州大名县西渠”条均作“通济渠”,误。考证见严耕望《隋唐永济渠》,同作者《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东河北区》(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第1613页。
特别是魏博镇地处河北腹心,地理位置比相邻藩镇更为重要,它的兴起就是依靠了交通的便利。参加前揭李孝聪文,第61页。此文更进一步根据《旧五代史·杨师后传》注引《清异录》指出,魏州是武器枪材的出产地;同时,相州牵口冶锻制的刀、漳河沿岸的牧场马匹,魏州更是伸手可得。也正因如此,唐人便不断强调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意义。如杜牧便指出:“魏于山东最重,于河南亦最重。”(《樊川文集》卷5《罪言》,陈允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8页)
②河北道是唐代丝绢的重要产区,其中又以魏博镇的丝织业最为发达。参见《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河北道》,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09-1023页。记有魏、博、相、卫、贝、澶六州土贡和户口。此处户数和口数为开元年间数字(见《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河北道》相关部分均明言为天宝户口<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90-1497页>,《新唐书》此处袭用《旧唐书》数字;此外,《元和郡县图志》 相关部分所载为开元和元和时的户数而缺口数)。严耕望认为:“南北朝末期及隋世纺织工业,各地区情形之可知者,惟丝之纺可略得梗概如此。大约言之,以河北之博陵、魏郡、清河最为发达,河南北其他诸郡及蜀郡次之。江南豫章诸郡绝非其比也。”按博陵、魏郡、清河分别为定州、魏州、贝州。严耕望《唐代纺织工业之地理分布》,收入作者《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646页。
③特别是整个河北地区生产盐铁。唐中央曾在河北设榷盐使,但是一度因为与河朔三镇的利益发生冲突而停止榷盐之法。见《唐会要》卷88《盐铁》,上海古籍点校本,第1904页。参见陈衍德《唐代中央与地方分割盐利的斗争》,载《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④关于唐代军事布局从“内重外轻”到“内轻外重”的转变,兵力部署上的本弱枝强和军权的下移,参见潘孝伟《唐朝前期军事布局的演变》,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第37-44页。特别是由于安禄山屡次挑起边衅以邀宠,致使唐与东北奚、契丹的关系十分紧张,由此平卢、范阳节度使地位和军事实力逐渐上升,造成河北兵力远远超出中原内地。在唐长孺以西北军镇为例研究唐代军事制度演变的基础上,黄永年特别指出:“河北藩镇的产生以致消灭和奚、契丹始终有着紧密的联系。”见作者《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收入作者《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64页(原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2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此外,盂宪实认为完全可以不从府兵制的立场看待河北军事力量的变动问题:从武后到玄宗,唐廷只采用非府兵的方式增加河北兵力,这种方式一是军镇,一是团结兵。见作者《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1-109页。
⑤按《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河北道一道之内便先后设置了28军。参见《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河北道》中的各州县下小字注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lO09-1023页。共计有:河阳军(建中四年〈783〉置,盂州)、昭义军(大历元年〈766〉置,相州)、恒阳军(开元中置,镇洲)、横海军(开元十四年〈726〉置,天宝后废,大历元年复置,沧州》、义武军(建中四年置,定州)、北平军(开元中置,定州)、高阳军(易州)、永清军(贞元十五年(799〉置,易州)、经略军(幽州)、纳降军(幽州)、安塞军(幽州)、防御军(幽州)、唐兴军(开元十四年置,莫州)、渤海军(莫州)、卢龙军(天宝二年〈743〉置,平州)、柳城军(永泰元年〈765>置,平州)、清夷军(垂拱中置,妫州)、怀柔军(妫、蔚二州之境)、宁武军(妫州)、广边军(妫州)、威武军(万岁通天元年〈696〉置,檀州)、镇远军(檀州)、静塞军(蓟州)、雄武军(蓟州)、平卢军(开元初置,营州)、镇安军(贞元二年〈786〉改,营州)。另,安东都护府置怀远军(天宝二年〈743〉置),又有保定军。另可参见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卷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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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兵”这工特征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谷霁光认为:“安史乱前,河北已有强烈的反唐情绪。唐室对河北,也相当猜忌。”英国学者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蒲立宾、普利白兰克)也认为:“河北与关中的对立在北齐时代已形成。北齐时河北是一个文化最高、经济最富庶、人才最多的区域。而且当时河北与高丽往来频繁、关系密切。”故隋炀帝(604-618在位)、唐太宗(626-649在位)、唐高宗(649-683在位)相继出兵攻打朝鲜,其意在于“避免河北与高丽的结盟”。吴光华进一步论证说:在此背景下,河北北部的幽州镇在三镇中最早产生与中央对立的倾向。幽州地区最早只是意识上的消极抵抗,之后随着它的政治经济地位日隆,中央不得不屯驻重兵于此,从而使其逐步成为河北军事力量的中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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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文见《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第201-238页;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收入《谷霁光史学文集》第4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0-191页(原载《燕京学报》第19期<1936年>,第197-209页);E.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d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1995,pp.75-81(原载《东洋学报》第35卷第2、3、4号,1952年;书评见全汉昇《评普利白兰克<安禄山叛乱的背景>》,《清华学报》第1卷第2号,1957年);同作者“The An Lu-shan Rebell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ronic Militarism in Late T’ang China”,in John Curtis Perry and Bardwell L. Smith (eds.),Essays on T’ang Society, Leiden,1976,pp. 33-60.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前揭彼得森《中唐和晚唐的宫廷和地方》认为谷氏和薄氏的论点都是“从河北(在东北)对唐朝廷(在西北)的长期异化这一角度来解释叛乱,这一异化过程主要是朝廷对该区的歧视政策造成的”。但“关于朝廷和河北道之间长久分裂的证据不够充分”;“成为这一论点前提的河北地区支持叛乱的广泛基础始终不明显”。见《剑桥中国隋唐史》汉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70页。
值得注意的是,吴光华走此文中通过分析安史乱前幽州边军和文职官吏的本土化,得出结论:成德、魏博地域主义的形成是在安史乱后,而幽州地域主义在安史乱前即已形成。另外,马驰从唐代幽州境内侨治羁縻州(侨治蕃州)考察河朔藩镇的割据,认为安史乱前所谓“长官世袭、刑赏自专、赋税自私等有关羁縻府州的一整套制度”随着大量侨治蕃州的设置被植入幽州社会,使该地区出现了浓重的胡化/羁縻化倾向。不仅如此,这些羁縻州的蕃众长安史之乱中被驱策使用,使得幽州原来比较集中的蕃户、蕃兵种战乱临近结束时,分散于整个河北地区,并在“部落之名无存”的情况下,同胡化极深的当地汉人组合为类似部落和蕃州的新的共同体。所以,可将河朔藩镇割据视为“羁縻州体制在新条件下的继续和扩大”。见作者《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9、204页。李鸿宾主其著作中持与马驰相似的观点,据两唐书《地理志》得出结论为:“在安史之乱以前,这些蕃族(指幽州、营州境内)尚处在唐朝的安置之下;安史乱后,他们就任意地散处河朔各地了”。见作者《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结合吴氏和马氏的论断,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幽州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缘位置具有了羁縻性即一定程度的所谓“地域主义”,而由于安史之乱之前的波及辐射,将这种地域主义的人群因素传播到整个河北地区——而这样的一种地域主义因素与当时叛乱后初成的割据形势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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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乱后,河北地区基本上被幽州、成德、魏博、义武、横海、昭义六镇所分割,河北地区多兵的局面并没有随着叛乱的平息而有所改观,它的兵员人数甚至比天宝(742-756)时还有大量的增加①。“

多兵”的特征在河北又刚好与此地原本的“富庶”相合拍。由多兵而产生的大量军费,大都取给于本节度防御区内民户的赋税②,甚至为了扣留地方民户的赋税以养兵自肥,采取向中央户部少报户籍的方法③。可见,“多兵”的特征与“富庶”是紧紧相联系的——若没有“富庶”作为基础,便不会有“多兵”的可能。

正是“富庶”与“多兵”这两大特征(basic characteristic)分别成为河北地区分裂割据行为的物质和人员基础。此地区长期割据的现象表现出了某种强烈的独立性(independency),而正是由其“富庶”与“多兵”的特征衍生出了它的独立性。这里所说的独立性与割据行为相关,但并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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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严耕望推测,代宗德宗时代,幽州卢龙节度区兵不少于五万,管五十万户以上。宪宗元和时代,魏博有军额七万,管三十五万户以上;成德有军额五万,管二十五万户以上。三镇兵户比例约在1/5到1/10之间。而天宝年间,范阳节庋使和平卢节度使管兵数共十万八千九百人。参见严耕望《〈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1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第8、10、38页。
②参见《新唐书》卷145《杨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23-4724页。有:“至德后,天下兵起……四方征镆(军费)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又见严耕望《〈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第3页。有:“唐代前期,国家兵额布在边防,仰给户部度支者为多;安史乱后,全国境内,自西北至两河,方镇密布;延及山南、剑南、淮南、江、岭间,节度、观察、防御军亦复不少。除西北少数方镇外,大都取给于本节度防御区内民户之赋税。”
③参见前揭严耕望《〈元和志〉户播与实际户数之比勘》,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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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独立性发展到极至时便表现为割据行为;当独立性不强时,则表现为割据与妥协的反复①。

除了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所产生的“富庶”与“多兵”之外,另有重要的种族与文化基础需要阐明。

河北藩镇社会与唐中央控驭区的社会,存在着种族和文化层面的差异一一尽管唐朝巨大版图内的胡汉种族与胡汉文化杂糅融合,但在这两类地区里,胡汉种族与文化具有地位和比例上的不同——故而我们可以用“文化边缘区”(cultural border region)与“文化核心区”(cultural center region)的概念②来区分这两种社会的文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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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国刚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河朔型藩镇是具有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的双重特点的,不能把它们的割据绝对化。”作者认为藩镇体制存在的监军制和进奏院制是这种特点在制度层面的表现。见作者《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8页。李鸿宾在其著作中对这种状态作出了基于《剑桥中国隋唐史》研究成果的精辟论述:“与安禄山叛乱相比,安的目的是推翻朝廷取而代之,而德宗时期的诸镇连兵,其目的则是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地盘,使自己的活动较少地受中央的干预。诸镇大多数无意于争夺皇位,而是满足于控制各自的地区”。见前揭作者《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笫168页。笔者以为,建中二年(781)开始的河朔连叛,实际上奠定了此后河北藩镇社会独立性的实质内容——通过排斥中央势力来建立高度的地区自治。
②燕赵与关中的文化差异早在西汉时代司马迁著《史记·货殖列传》时便有所论述,但司马氏注重的是民风习惯。“区域的文化对人们的心理、性格、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质不仅造就了人们的特殊习性,而且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引自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O01年,第199页)笔者认为,所谓“文化核心区”与“文化边缘区”的概念区分实指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分处于文化优势主导地位的文化区与另外处于劣势屈从地位的文化区,所构成的两大集含。这两大集合的区别在于,出于文化特质的不同,两区域的人民价值取向不同;联系在于,尽管取向不同,却仍然存在主导与屈从的关系。由此,“文化核心区”应比照“经济核心区”(Core)的慨念,具有如下特点:文化资源比边缘区丰富,绝大多数的文化产品和作者都集中于此;在种类上各种异质文化交汇于此,有的甚至出于本文化圈之外;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政治中心高度结合,得到中央政府推崇。陈寅恪先生所谓“(河北藩镇)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晌,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实为“人民价值取向不同”的生动评论。此外,李鸿宾认为:安史乱后河北地区的割据形势有利于当地民族意识的升华,而民族意识的升华与地区内部自我中心的意识互促加强,且“民族意识强化的突出特征,是这里的人们思想观念追求的(是)与长安和中原地区不一样的东西”。这也可视为“人民价值取向不同”的另一种解说。引文见前揭作者《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笫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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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说,唐初,整个大一统国家都具有尚武之风。在经历了武后至玄宗的重文轻武政策之后,文化核心区已然走上了尚文之路;另一方面,安史之乱和其后的河北招安,使得此地区因藩镇系统的存在而保留甚至强化了尚武的社会风气①。方积六在《论唐代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一文中也曾谈到:“河北地区历史悠久的习武风尚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广泛融合,增强了河朔三镇的政治、军事势力,有利于分裂割据者进行反抗唐王朝的斗争。”②所以,中晚唐的河北藩镇社会已经成为不仅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具有独立性的文化边缘区——其突出特征就是“尚武”(militarism atmosphere)。更进一步分析,河北藩镇社会的地理范围可以在文化内涵上大体归结为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次区域③,并各自以幽州节度、镇冀节度、魏博节度的治所为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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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同作者《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第209-226页。持相似观点的如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说道:安史乱后“河北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是与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背道而驰的。”见前揭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47页。
②方积六《论唐代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载《中国史研究》I984年第1期,第44页。
③安史之乱后的河北地区可以分为三个文化次区域:北部、中部、南部。根据毛汉光的观点:以镇州-滹沱河为-条社会文化分界线,在此以北,即河北北部,“其人武质极浓,儒学甚淡;在此以南:其文化水准及文风以两京及江东士人看来颇为低下,但仍有若干士人在各地教学或任职州郡”。在此以南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其统治者并不排斥文士,且有接纳文士之意”。另外,“以社会势力而言,河北中部与南部似乎尚有差别,许多河北中部汉士族南迁至河北南部及青齐一带,邺与青齐是一条重要界线”。“继若干著房著支迁至两京以后,又有一些重要族人携回部分族人自原籍河北中部至河北南部生活,对于河北地区而言,这种转变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代表大士族在原籍社会势力之减弱;整体而论,又代表汉族大姓社会势力之分散与南移”。所以,邺郡-青齐可以视为划分河北中部和南部的另一条社会文化分界线。见毛汉光《论安史乱后河北地区之社会与文化——举在籍大士族为例》,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第99-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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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风气在河北社会受传统知识分子士家大族由北向南势力增强的影响,呈现出由北向南渐衰的现象①。即便如此,尚武之风在此地区仍然普遍迥异于文化核心区的社会风气。

以上第二章所做的描述,可以视为下面第三章对河北藩镇系统进行结构分析的背景。换句话说,这些都是藩镇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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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经作者“以官宦最盛的大士族作为研究对象……取其通朝大族”十姓十三家计全部83个著房支为单位,总其迁徙之“新贯”计得:河南府47个、京兆府24个、河中府5个、绛州2个(原籍)、郑州2个、相州、汝州、磁州等各一;特别是“河北大士族著支向两京一带迁移的迹象甚为明显”(收入作者《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29-333页;原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第3分,1981年)。吴松弟说:“就78个士族著户设籍或归葬于洛阳、长安地区的时间而言,安史乱前有49个,代宗至宪宗间有24个,文宗至唐末仅5个,可见绝大多数的著户在安史乱前都完成了‘新贯’而最大迁徙潮发生在高宗至武后及玄宗时期。”(引自吴松弟《盛唐时期的人口迁徙及其地域特点》,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笔者认为绛、郑、相、汝、磁五州不属于所谓“洛阳、长安地区”,78个数字有误,应为76个;汝州比郑州更接近洛阳,或者计算在内为,77个;当然,将郑州也视为洛阳地区则总数为79个。但这并不影响结论。)可见,安史乱前河北的士族著支已经开始向文化核心区迁移,安史乱后实际上形势已定;而磁、相两州虽分属昭义、魏博节度使,但仅一河之隔,同属河北南部,则南部次文化区的文化程度由于士族著支的存在比北、中两部为高。更兼“河北道和河东道周边民族迁人区的南界,东起今河北中北部与天津市的大清河和海河,向西穿过山西省的五台山”(前揭吴松弟文,第172页),这里所说的“大清河和海河”与毛氏所指镇州-滹沱河社会文化分界线暗合。换句话说,在河北大士族多数应帝国崇文政策而向文化核心区迁徙的时候,已经不自觉地将河北(特别是其北部地区)让渡了出来,而此时大批胡人出于帝国中央政权或其自身原因正在不断渗透并填充进去,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河北内部南北向的文化次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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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北藩镇系统的结构分层与群体特征

在进人历史学的分析之前,笔者希望在此回顾一下社会学中社会阶层(rank)和社会群体(group)的相关概念①。一般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职业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职业所包含的工作技能只具有分类的意义而不具有等级的意义。但是,职业又是人们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处的职能位工。由于人们的收入、权力、声望、特权等,大都根植于职业,一旦获得某种职业,同时也就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故此,职业往往被作为划分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标准之一。由此,通过不同的职业种类可以对社会进行分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如何不平等,以及不同群体的社会角色与功能有何不同。在本文中,笔者希望能够将群体和阶层的划分与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以使我们在看待河北藩镇社会的时候,能够在各种材料中凸显出社会的纵向流动(vertical mobility)和平向流动(horizontal mobility)的状况,从而使整个藩镇社会看上去更符合一个活动的有机体,而不是呆板的制度化石。尽管立意如此,但在下文的论述中,笔者仍然选择谨慎的分析方式——即避免使用纯粹的社会学方法,而从具有普遍意义的论证方式入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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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段概念描述参考了:朱力、肖萍、翟进《社会学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笫357页注释(2)和该书《群体》一节(第111-141页)的相关部分;[俄]弗·伊·多悔林科夫、阿·伊·克拉夫琴科《社会学》(汉译本,张树华、冯育民、杜艳钧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中《社会分层》(第156-208页)和《社会流动》(第358-406页)的相关部分。
②关于藩镇系统的杈力结构(Power structue)划分请参见王赛时《论唐朝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载《八文杂志》(西安)1986年第4期;樊文礼《试论河朔三镇内外矛盾的发展演变》,载《内蒙古人民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及前揭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三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ぃての再检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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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的河北社会可以看作是以镇为单元的数个地域性“藩镇社会”(military governed society)所组成的,且每个藩镇社会都有各自独立且彼此关联的藩镇系统。这里所谓的“藩镇系统”(systemaic military government)实际上是在以“军政合一”(military-po1itical system)为核心的藩镇体制下,由藩帅即节度使主持,由藩镇幕府和支州〈郡)内的所有武将、文官、普通兵卒所共同构成的①。为避免琐碎,在下文论述过程中将不再区分幕府与支州(郡)的制度差异,而是以职业为标准统一区分藩镇系统为三种阶层四类群体:上层节度使阶层——藩帅群体,中层武职和文职阶层一—武将群体与文官群体,下层军士阶层——兵卒群体②。由具有上下互动关系的藩镇系统和百姓群体③两方一起构成藩镇社会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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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所说的“节度使”是指事实上的节度使而言。由于情况复杂,有节度使实权的人有时并不一定带节度使的职衔。比如以亲王遥领节度大使的职衔时,藩镇内的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掌握实权,是实际上的节度使。故本文以下盖用“藩帅”之名称之。藩镇属下诸州称为支州、支郡,支州刺史全称“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但并不带节,每刺史也有若干幕职。藩镇系统中,以藩镇幕府的职官制度为代表,可分为武职与文职两类。参见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幕僚佐考》,收入前揭作者《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177-236页;同作者《唐代府州僚佐考》,同书,第lO3-176页;张国刚《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I987年,第128-133页;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08-229页;王永兴《藩镇及其他地方军事官府中的职官制》,同作者《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26页。
②石云涛认为:不应把方镇使府辖下之州府郡县官吏也视为幕府系统,因方镇使府僚佐系统与州县官系统在原则上是不同的;且藩镇幕府也不等于节度使和观察使等使府僚佐系统的简单拼合。参见前揭作者《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笫五章《唐后期藩镇幕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06-223页。
③值得注意的是,史籍中所记载的百姓群体中某一特定历史事件爆发时,往往属于偶集性的“临时人群”(aggregate),也有所谓的“行动人群”(又称“暴众”,如《资治通鉴》所载田悦所悉集之军“民”,见本章第一节的引文),无论哪种,均属于社会学上所称的“群众”(crowd),即面对面相互接触,以共同的情绪意见反应为纽带的临时聚集的人们。因此,本文中的“百姓群体”并不是根据职业种类划分出的职业群体,而是一种“准群体”(quasi-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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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以藩帅或是兵卒等任何单个群体来代表整个藩镇社会是片面而不恰当的。藩镇社会由于其内部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位置和作用,使得各群体往往互相牵制,任何一个群体在藩镇社会中的存在都要符合其它群体的需求——这是因为:当职业被作为一个划分人群的标准时,在我们的视野中,所划分的人群便和他们的职业产生了密切相关的联系,这种联系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有可能是一一对应的。换句话说,特定的职业需要由与之匹配的特定的人去做。所以,无论是谁都必须出任藩镇系统内合适他的角色,当他成为整个藩镇社会中的一员时,他必须保持住藩镇系统内外的平衡——尽管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结构,但它是矛盾平衡着的——否则,一旦他担任了不恰当的角色,必定会破坏整个结构的平衡性,整个系统、整个社会就会反对他、排斥他、甚至是消灭他。以下让我们来分别探讨藩镇系统中的藩帅、武将、文官和兵卒群体的特征与当地藩镇社会的关系。

(一)藩镇系统中藩帅群体

这里举幽州藩帅张弘靖和魏博藩帅田氏四人为例,以说明藩帅与藩镇社会的关系。

1.幽州的藩帅与河北北部

幽州镇在文化方面继承了安史变乱余绪,是尚武风气最烈、独立性最强的河北北部。据《旧唐书·张弘靖传》载:

(张)弘靖之入幽州也,蓟人无老幼男女,皆夹道而观焉。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鞍)舆之别。弘靖久富贵,又不知风土,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蓟人颇骇之。弘靖以禄山、思明之乱,始自幽州,欲于事初尽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从事有韦雍、张宗厚数辈,复轻肆嗜酒,常夜饮醉归,烛火满街,前后呵斥,蓟人所不习之事。又雍等诟责吏卒,多以反虏名之,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军中以意气自负,深恨之。刘总归朝,以钱一百万贯赐军士,弘靖留二十万贯充军府杂用。蓟人不胜其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于蓟门馆,执韦雍、张宗厚①辈数人,皆杀之。②

《旧唐书》在说到张弘靖的性格时,曾用了“雅厚信真”一语。他在来到幽州任节度使之前,在唐朝的政治文化核心区受到德宗(779-805在位)的赞赏和重用,可以说是颇受欢迎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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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人《资治通鉴》作“张宗元”:“《考异》曰:《旧传》作‘张宗厚’。今从《实录》。”(卷242,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794页)
②《旧唐书》卷129《张延赏传·附子弘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11-3612页。
这其中的“以钱一百万贯赐军士,弘靖留二十万贯充军府杂用”,提到了分配赏赐的经济问题。于是,我们便很容易问到:是否是温饱问题使藩镇兵卒犯上作乱呢?在此再引用一段材料作为说明。据《资治通鉴》载:“上(德示)遣中使发卢龙(朱滔)、恒冀(王武俊)、易定(张孝忠)兵万人诣魏州讨田悦。王武俊不受诏,执使者送朱滔,滔言于众曰:‘将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勋,皆不遂;今欲与诸君敕装共趋魏州,击破马燧以取温饱,何如?皆不应。三问,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从而南者无一人得还,今其遗人痛入骨髓。况太尉(朱泚)、司徒(朱滔)皆受国宠荣,将士亦各蒙官勋,诚且愿保目前,不敢复有侥冀。’滔默然而罢。乃诛大将数十人,厚抚循其士卒。”从这则同样发生于幽州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温饱”问题可能的确是一些突发事件的导火线,但并不一定是藩镇系统叛乱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当所谓的“骄兵”已经取得了衣食所需之后,他们就不再好战略,而是追求延续本地区的割据局面,以便维护既得利益。引文见《资治通鉴》卷227,德宗建中三年(782)四月庚申条,第7322页。
另据《旧唐书》卷133《李晟传·附子愿传》(第3677页)载:“张弘靖为汴帅,以厚赏安士心,”故此,笔者推测“留二十万贯充军府杂用”很可能作为张弘靖充任节度使的一贯政策,是其中幽州扎根的一个步骤,其目的在于笼络高级军官。而之后幽州的军事哗变,则很有可能是纯粹的低级军士所为。《旧唐书·张弘靖传》所载刘总所荐将校曾“俱在京师旅舍中”(第3612页)这一重要情况,惜《新唐书》卷127《张嘉贞传·附弘靖传》未载。尽管这批军将随张弘靖“悉还本军”,但是没有明确记载称他们策动了后来的兵变。而之所以认为此次兵变为低级军士的哗变,则在于两《唐书》记载此次张弘靖被囚后,军变头目尚有请求其宽免的举动,此迹象表明,哗变并无除去张弘靖的企图。
③《旧唐书》卷129《张延赏传·附子弘靖传》,第3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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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核心区文化观念特征的人,在幽州却被兵变士卒囚禁。弘靖初来此地,幽州藩镇社会对他不甚了解而持观望态度,他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并不像魏博的田弘正那样与成德藩镇社会存在着战争的刻骨仇恨(详见下文)。河北地区的社会风气以简朴为重,藩帅与军兵没有严格的外在差别,这一点恰恰是文化核心区所要求的内容。作为从一个尚文的地区调任的藩帅,弘靖不可避免地要和幽州藩镇社会产生矛盾了。他不仅在“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使得“蓟人颇骇之”,而且还“以禄山、思明之乱,始自幽州,欲于事初尽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造成“人尤失望”。从另-方面讲,此事发生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六月,上距安史之乱已六十余年,仍然发生失望于弘靖毁禄山棺柩之事①,可见幽州地区的文化崇尚与核心区有多么的不同。像这样的藩帅显然无法在幽州立足,故而“蓟人不胜其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于蓟门馆”的结局便也不难想象了。除弘靖的个人因素外,他的两个从文化核心区带去的从事韦雍、张宗厚也出了问题。

韦雍之妻萧氏由于在其夫被杀时挺身而出,痛斥幽州暴乱兵卒的行为,也被兵卒断臂而死。萧氏死后不仅被追封为兰陵县君,而且还被载入《列女传》。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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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127《张嘉贞传·附弘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48页。有:“(幽州)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这一点《旧唐书》显然没有提到。关于“二圣”的意义,前揭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95—196页)、前揭王永兴《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第8页)和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347页)均认为“圣人”在唐代被作为皇帝的惯称。另,田承嗣称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为四圣(the Four Sages)事,除黄永年外,蒲立本也已指出。见前揭作者“The An Lu-shan Rebell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ronic Militarism in Late T’ang China”,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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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雍妻萧氏。雍,故太子宾客。张弘靖镇幽州日,奏授观察判官,摄监察御史。时属朝廷制置未备,幽州俗本凶悍,尤不乐文儒为主帅,宾佐习于常态,忿其变通,议论不密,卒然起乱。雍时家亦从劫,萧氏闻难号呼,专执夫袂,左右格去,以死不从。及雍临刃,萧氏涕而告曰:“妾不幸年少,义不苟活,今日之事,愿先就死。”执刃者断其臂而杀雍,萧氏词气不挠,虽申悍圜视,乃不嗟叹。其夕,萧氏亦卒。大和六年(832),节度使杨志诚表明其事,因降敕追封兰陵县君。①

由这段萧氏被杀经过的记载足可见“幽州俗本凶悍,尤不乐文儒为主帅”的社会文化特点何等强烈,与文化核心区社会风气截然不同。当地“宾佐习于常态”,由于弘靖等人措置不当而引起他们的排外心理,遂“忿其变通,议论不密,卒然起乱”,则又可见当地藩镇社会的文化观念具有很强的固定性,既不与文化核心区一致,也无法妥协。尽管这种大逆戕忍之行多出自下层真卒之手,但无可否认的,这一行动代表了藩镇系统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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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丨日唐书》卷193《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50页。对萧氏此传的分析参见方积六《唐代河朔三镇“胡化”说辨析》,收入《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太学出版社,1989年,第445-446页。此文指出杨志诚赶走李载义后对萧氏事迹的作为,表明了:“河朔藩帅们一面宣扬忠君报国一类的封建文化思想,一面武力制造割据,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在不同形势下侧重某个侧面而已。”此论与笔者对田悦的分析不谋而合(详见下文)。方积六文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宁永娟指示参考,特此致谢。
另外,《资治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四年(844)八月戊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O10页)载:“自用兵(讨刘稹)以来,河北三镇每遣使者至京师,李德裕常面谕之曰:‘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归语汝使:与其使大将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奋忠义,立功立事,结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荣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载义在幽州,为国家尽忠平沧景,及为军中所逐,不失作节度使,后镇太原,位至宰相。杨志诚遣大将遮敕使马求官,及为军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祸福足以观矣。’德裕复以其言自上,上曰:‘要当妇此明告之。’由是三镇不敢有异志。”可见,无论杨志诚表奏萧氏事迹之举出于对中央的谄媚,还是出于对藩镇内部的宜教,至少在中央统治集团眼里,并不具有实质作用。因此追封萧氏一事可能在唐中央政权和杨志诚为首的幽州藩镇系统这两者而言,双方各自表演了一出心照不宜的假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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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幽州兵卒对待韦氏夫妇的行为截然相反的情况是,据《故幽州大都督府兵曹参军陈君(立行)墓志铭并序》载:

后有从事韦雍死于乱锋,琴瑟併命,老母弱子,拘诸佛寺,音信不通,樵苏不爨,君与其弟游,□若已咎,瘗其遗骸,慰其樨耋,昼乞州里,夜饷餰粥,进恐吏诃,退忧室□,后诏访遗类,官给葬事,亡者免饫于乌鸢,存者复归于乡井,名教感其仁,豪杰尚其义,此又难之尤者……于是群贤推毂,元侯授简,年过强仕,方从命官,释褐授弹州参军,非其志也……代为蓟人。祖辉父从,皆养志含贞,学而不仕。①

韦雍被杀之后,他的“老母弱子,拘诸佛寺,音信不通,樵苏不爨”。幽州当地布衣陈立行不仅料理了韦雍的丧葬,还安顿了他的家属,被时人称赞“名教感其仁,豪杰尚其义”。从墓志上看,立行出身于一个世代居在河北北部的知识家庭,其父祖两代人“皆养志含贞,学而不仕”,他自己则有着强烈的孝义观念,所以他能够有迥异于幽州藩镇系统作为的义举。

其实韦雍的所作所为——“夜饮醉归、前后呵叱、诟责吏卒、反虏名之”等等——归根结底不过是重文轻武,对幽州兵卒的职业和地位不够尊蕈。这种对军队职业的轻视,在时为布衣的陈立行看来,也许尚可理解,但它与本地区长久以来的尚武之风,却是格格不入的,因而韦雍等人也就难免与兵卒群体发生激烈的冲突。其妻萧氏的行为在文化核心区的士大夫们看来无疑是正确和高尚的,是值得尊敬和发扬的,但在幽州藩镇社会却必然落得被害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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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代墓志汇编》(下),大中1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52页。墓主死于大中十一年(857),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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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博的藩帅与河北南部

魏博镇位于河北南部,在河北之内其文化水准本为最高,但最终也成为独立性最强的军镇之一。

首任魏博藩帅的田承嗣据《旧唐书》载:“田承嗣,平州人,世事卢龙军为裨校……承嗣不习教义,沉猜好勇……而生于朔野,志性凶逆,每王人慰安,言词不逊。”①他从不问手段是否具有道德性:既曾发动扩大领地的战争,又曾追随其他河北藩镇反抗中央,甚至还多次在叛乱后又归顺,但是即使投降也不朝觐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功利心态③。而这种性格形成的关键则在于他的出身是“平州人,世事卢龙军为裨校”。换句话说,河北北部长期浓烈的尚武之风和他本人的武将出身造就了这位极度适应河北藩镇系统的藩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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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第3837-3838页。《新唐书》卷210《藩镇
魏博·田承嗣传》所记略同,有“沈猜阴贼,不习礼仪”,“而性著凶恶,愈不逊”之语。二书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②参见《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田承嗣传》,第5923-5926页。
③《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年(775)十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34贞。有:“(田)承嗣知范阳(李)宝臣乡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谶云:‘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人幽燕。’密令瘗莹臣境内,使望气者言彼有王气,宝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说之曰‘公与朱滔共取沧州,得之,则地归国,非公所有。公能舍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归公,仍愿从公取范阳以自效。公以精骑前驱,承胴以步卒继之,蔑不克矣。’宝臣喜,谓事合符谶,遂与承嗣通谋,密图范阳,承嗣亦陈兵境上……承嗣闻幽、恒兵交,即引军南还,使谓宝臣曰:|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胡注云:“史言田承嗣凶狡过于诸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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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承嗣作为魏博镇的第一任节度使,开始了确立割据局面并强化割据行为的第一步①。于是,魏博开始走上了一条独立性逐步强化为割据的进程。

继田承嗣任魏博节度使的田悦,《丨日唐书》记载他:“骁勇有膂力,性残忍好乱,而能外饰行义,倾财散施,人多附之,故得兵柄。”②由此可见,他的确秉承了田承嗣“志性凶逆”的性格,同时又超越了田承嗣的“不习教义”,而能“外饰行义,倾财散施”。此外,他尚且具有节俭之风③。无怪乎田承嗣在临终之际将权位传给了他,而不是自己的儿子④。田悦也的确在行动上继承了田承嗣独立于朝廷的路线,推动了魏博的割据化进程⑤。他强化魏博地区的独立性,一方面由于他的本性,另一方面则利用中央政府的裁军政策。他以洪经纶裁军事件⑥为转折,不仅利用职业兵的生计问题强化了个人的控制力,而且开始进一步强化魏博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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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记载他:“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赋税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38页。
②《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附侄悦传》,第3840页。
③《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附子绪传》载:“田悦性俭啬,衣服饮食,皆有节度,而绪等兄弟,心常不足。”笫3846页。
④《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载:“悦,蚤孤,母更嫁平卢戍卒,悦随母转侧淄、青间。承嗣得魏,访获之,年十三,拜伏有礼,承嗣异之,委以号令,裁处皆与承嗣意合。”(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926-5927页)可知田悦与田承嗣并无血缘关系。
⑤《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载:“悦始招致贤才,开馆宇,礼天下士,外示恭顺,阴济其奸。”第5927页。
⑥《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附侄悦传》,第3841页。有:“大历末,悦尚恭顺。建中初,黜陟使洪经纶至河北,方闻悦军七万。经纶素昧时机,先以符停其兵四万,令归农亩。悦伪亦顺命,即依符罢之,既而大集所罢将士,激怒之曰:‘尔等久在军戎,各有父母妻子,既为黜陟使所罢,如何得衣食自资?’众遂大哭。悦乃尽出其家财帛衣服以给之,各令还其部伍,自此魏博感悦而怨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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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二年(781),镇州李惟岳和淄青李纳求节钺,承袭节度使,德宗不许,于是发动了河北连叛的战争。田悦积极参加了这次旨在维护河北地区节度使“子孙嗣袭”的叛乱。当战争明显对其不利时,正是他的性格挽救了他一命。《资治通鉴》载:

(田)悦收余兵千余人走魏州。马燧与李抱真不协,顿兵平邑浮图,迁延不进。悦夜至南郭,大将李长春闭关不内(纳),以俟官军,久之,天且明,长春乃开门内之。悦杀长春,婴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满数千,死者亲戚,号哭满街。悦忧惧,乃持佩刀,乘马立府门外,悉集军民,流涕言曰:“悦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李正已、李宝臣)保荐,嗣守伯父(田承嗣)业,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袭,悦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辄拒朝命,丧败至此,使士大夫肝脑涂地,皆悦之罪也。悦有老母,不能自杀,愿诸公以此刀断悦首,持出城降马仆射(燧),自取富贵,无为与悦俱死也!”因从马上自投地。将士争前抱持悦曰:“尚书举兵徇义,非私已也。一胜一负,兵家之常。某辈累世受恩,何忍闻此!恩奉尚书一战,不胜则以死继之。”悦曰:“诸公不以悦丧败而弃之,悦虽死,敢忘厚意于地下!”乃与诸将各断发,约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库所有及敛富民之财,得百佘方,以赏士卒;众心始定。复召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缮守备,军势复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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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227,德宗建中三年(782)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314-7315页。前揭樊文礼《试论唐河朔三镇内外矛盾的发展演变》对此段史料的讨论参见该文第4页。笔者在本文中的讨论则倾向于强调史料中所暗含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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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田悦显然将田承嗣的“不习礼仪”发展为“外饰行义,倾财散施”,利用表演以鼓动士卒,争取信任:“不敢忘二丈人大恩”,是为“义”;“有老母,不能自杀”,是为“孝”;“自取富贵,无为与悦具死”,是为“仁”。而他的兵将们也纷纷表示:“举兵徇义,非私己也,是对“义”的推崇;“累世受恩,何忍闻此”,是对“仁”的效忠。具有如此的共同点,故而很快就能在帅与将之间“约为兄弟,誓同生死”;在“悉出府库所有及敛富民之财,得百余万,以赏士卒”之后,“军势复振”。如果田悦没有他自己所标榜的“仁孝”,就不会有除他之外整个藩镇系统对他的“忠义”。正如胡三省注所云:“田悦善败不亡,所谓盗亦有道。”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听众中,除了藩镇系统内部的成员外,还有普通百姓。所谓“仁孝”实际上是河北社会普遍存在的淳朴生活方式;而“忠义”则是同样在此地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观念,它与尚武之风和独立性相联系,指向本镇藩帅,而非中央。由此我们看到,事实上并无“忠义”可言的田悦却利用了自己与藩镇系统的利益共同性和与藩镇社会的文化共同性,在战争的紧急关头拯救了自己,避免了一次军队政变。

不过田悦的死也正因为他屡兴战事,造成藩镇社会对他渐生二心①。当他宴请朝廷派来宣慰的使节孔巢父时,被田承嗣之第六子田绪杀死。田悦的死并不是在叛乱战争最危急的时刻,而是在战争结束后朝廷派来使节宣慰的时候。这就说明,藩镇系统的割据行为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必须有一个限度,一旦超出,结局就是系统的内部发生动乱和重组,重新建立一个符合系统生存发展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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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附侄悦传》载:兴元元年(784)正月,“时悦阻兵四年,身虽骁猛,而性愎无谋,以故频致破败,士众死者十七八。魏人苦于兵革,愿息肩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45页)。《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932页)与《旧唐书》本传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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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弘正(兴)继田季安(田绪子)幼子田怀谏之后,成为节度魏博地区的藩帅。《旧唐书·田弘正传》载:“(弘正)少习儒书,颇通兵法,善骑射,勇而有礼,伯父承嗣爱重之。当季安之世,为衙内兵马使。季安惟务侈靡,不恤军务,屡行杀罚,弘正每从容规讽,军中甚赖之。”①从文化观念和性格上来说,田弘正与田承嗣、田悦等人有很大的不同,与藩镇社会不具有文化共同性。他“少习儒书,颇通兵法,善骑射,勇而有礼”,不喜杀罚,对历代忠孝之事十分重视,生活节俭,好儒书②。这似乎注定了他的藩帅生涯与前者的不同而要与藩镇社会其它群体发生冲突③。历史也正是由他于元和七年(812)首变两河事,归顺中央,表现出对中央的向心性——对藩镇社会则是外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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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848页。
②《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第385O页。有:“弘正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视事之隙,与宾佐讲论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公史例》十卷,弘正客为弘正所著也。魏州自承嗣已来,馆宇服玩有逾常制者,悉命彻(撤)毁之,以正厅大侈不居,乃视事于采访使厅。宾僚参佐,请之于朝。颇好儒书,尤通史氏,《左传》、《国史》,知其大略。”
③田弘正对于中央的忠顺和对藩镇割据行为的痛恨心态,可以从他受封节度使后给宪宗的上表中看出来:“臣闻君臣父子,是谓大伦,爰立纪纲,以正上下。其或子不为子,臣不为臣,覆载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臣家本边塞,累代唐人,从乃祖乃父以来,沐文子文孙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驱驰戎马之乡,不睹朝廷之礼。惟忠与孝,天与臣心,常思奋不顾生,以身殉国,无由上达,私自感伤……伏自天宝已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外抚车马,内怀枭獍,官封代袭,刑赏自专,国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载。臣每思此事,当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批亢捣虚,竭鹰犬之资,展获禽之用,导扬和气,洗涤伪风,然后退归田园,以避贤路。臣怀此志,陛下察之。”见《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第3849亠385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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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田弘正取代田怀谏成为节度使并归顺中央的原因,元和(806-820)时代的宰相李绛曾有论述。《李相国论事集》卷五《论魏博》云:

凡河南河北叛涣之地,事体大同。惧部下诸将有权,恐得便图已,各令均管兵马,不令偏在一人,使力敌权均,为变不得。若广与诸将计会,必谋泄不同;若一将为变,自然兵少不济。以此相制,先动不得。此是贼中之制置,于事为便。加以酷诛重购,故无敢发意者。今怀谏乳臭童子,领事不得,须假人权柄,托人性命。即所托者其权必重,所任者其言必行。如此厚薄不同,怨怒必起。向者权均力敌,适足生患构其祸也。何者?以兵力齐等,不相伏从,自然之势也。若军中不相伏从,主帅不能制断,即必归一宽厚简易、军中素所爱者。兵权既有所归,怀谏自须受祸。若不被处置,即须送入朝廷。部将忽领一方之权,即与两河事势大异,贼中所恶,唯此是已。惧其部中效之,以受国家之利。魏博将若有此变,既惧诸邻攻伐,必须归恳朝廷,若不倚朝廷,即存立不得,此必然之理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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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相国论事集》卷5《论魏博》,见《丛书集成初编》第075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40页;又见影印文渊阎《四库全书》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1-242页。《资治通鉴》卷238,宪宗元和七年(812)八月辛亥条所载李绛论断略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692-7693页。李吉甫与李绛的政策颇不同,李吉甫主张备战施压,而李绛主张待其自变(参同书第7692-7699页)。樊文礼从河朔三镇内外矛盾转变的角度,认为李绛所说正是河北藩镇系统内部固有矛盾在藩帅能力弱化情况下的表现。参见前揭作者《试论唐河朔三镇内外矛盾的发展演变》,第9页。李绛所言是否客观反映当时魏博的历史事实,应该如何把握当时唐廷对田弘正的态度,值得反思。另,从宪宗朝延的角度来看待魏博归朝一事的分析可参见李怀生《试论唐宪宗削藩取胜的原因》,载《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108-111页、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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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绛认为,弘正成为藩帅具有权力结构层面的原因,其归朝是因为害怕邻镇攻伐,似乎与其性格关系不大。笔者以为,他是否害怕其他藩镇的进攻,属于归朝之后的事。如果邻镇因为其归朝而进攻他,而他又惧怕邻镇的攻伐,那么他大可不必归朝。如果邻镇因为其不属田季安的子嗣而对其攻伐,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维护“河北旧事”可言。尽管有所谓的“父死子继”,但长久以来真正意义上父子相继的情况并不多。何况弘正也出于田氏家族,只不过不是田承嗣一系罢了,至少也应算是“侄终叔及”。再如果邻镇纯粹是出于对将校接任藩帅的恐惧,担心自己部属有因弘正之事遂起觊觎者,那么,他们就更不应该把注意力转向魏博,而是本镇内部。因此,绝不能说弘正归朝是因为害怕邻镇的攻伐。当然,这样说也并不是要否定宪宗利用自己继位伊始确立的唐廷与藩镇关系新模式和政治舆论压力来迫使弘正就范的重要因素①。无论如何,从内部讲,弘正之所以有变两河旧事的可能性,当归于其性格方面正好适应了藩镇系统的需要,被推为藩帅。事实上,“即必归一宽厚简易、军中素所爱者”已经道明了他成为藩帅的必然性在于其性格,体制方面只是提供了可能性。前文说过,“忠义”实际上是河北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观念,它与尚武之风和独立性相联系,指向本镇藩帅,而非中央。而弘正性格中的“忠义”带有与河北藩镇社会的地方性和私属性所格格不人的中央性和群体性,一旦他成为魏博藩帅,就可能表现出与藩镇社会相冲突的行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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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宪宗确立的与德宗截然不同的唐廷与藩镇关系新模式,需要从宪宗继位初始与西川刘闢和浙西李锜的政治博弈开始梳理。参见陆扬《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5-256页。此文不仅对宪宗平定西川和浙西、淮西和淄青等强藩的政治背景具有深透理解,其结论对元和年间的河北藩镇问题(包括田弘正归朝事件)也具有思路的启发性。不过,不论宪宗是否因其“中兴之主”的目标而特别改变其政纲,从长期的发展过程来看,“忠”在政治观念上的意味至少在宪宗之前便已发生超越河北本地的全国性转向,而不再指向中央(皇帝)。到了宪宗时代来临,“忠诚与否端赖其接受皇命的程度而定,这种对政治意识的根本性扭转必须在贞元的背景下观察才更具有意义,而这层心理因素对日后的政治发展有深远之肜响。这一标准从此几乎成为唐廷和藩镇关系的基本前提,而且基本维持到唐末黄巢之乱前为止,这才是元和中兴的首要贡献”(陆扬文,第246页)。不过也应注意到,宪宗的努力也只是使得贞元年间(785-8O5)不再指向中央的政治意识在藩帅层面重新回归,至于藩帅以下的层面,尚未有余力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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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弘正对中央的向心性就是对本地藩镇社会的外向性,不符合藩镇社会的要求和期望,终将伤害藩镇系统利益,以至激起兵变:

(元和)十五年(82O)十月,镇州王承宗卒,穆宗以弘正检校司徒、兼中书令、镇州大都督府长吏,充成德军节庋、镇冀深赵观察等使。弘正以新与镇人战伐,有父兄之怨,乃以魏兵二千为卫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镇州,时赐镇州三军赏钱一百万贯,不时至,军众喧腾以为言。弘正亲自抚喻,人情稍安,仍表请留魏兵为纪纲之仆,以持众心,其粮赐请给于有司。时庋支使崔倰不知大体,固阻其请,凡四上表不报。明年七月,归卒于魏州,是月二十八日夜军乱,弘正并家属、参佐、将吏等三百余口并遇害……弘正孝友慈惠,骨肉之恩甚厚。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崇饰,日费约二十万,魏、镇州之财,皆辇属于道。河北将卒心不平之,故不能尽变其俗,竟以此致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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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851-3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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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弘正最终被成德军卒的兵变所害。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他“孝友慈惠”的性格,而有“骨肉之恩甚厚”的感情,造成“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崇饰,日费约二十万,魏、镇州之财,皆辇属于道”,以至于使他本人脱离了藩镇系统的共同利益,“河北将卒心不平之,故不能尽变其俗”①。他的所作所为正好与田悦相反,破坏了自己与藩镇系统的利益共同性和与藩镇社会的文化共同性。归根结底,这是由于其文化观念更接近于文化核心区,而与藩镇社会的要求产生激烈的矛盾所致。

同样,弘正之子田布也没有能够像田承嗣和田悦那样在魏博站住脚,最终只能以自杀结束田氏家族主宰魏博的历史。其无法挽回局面的最大原因,就是“田弘正父子对唐中央过度忠勤,唐室常令其四出征战,这与那群职业军校的利益不合,田承嗣发展而来的职业军人,其目的是保持河北现状,军旅是其安身立命发财致富的行业,并不是真正希望作战立功,在沙场上为国家立功,为家族门望增光,故对于离藩出征,意态阑珊,而田布衔君命家仇出征镇州”实非魏州军士所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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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田弘正之所以会动用藩镇系统的财政资金作为田氏家族的开销,是有一定的背景的。《旧唐书·田弘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51页)载:“是年(元和十四年,8I9)八月,弘正入觐,宪宗待之隆异,对于麟德殿……弘正主上章,愿留阙下,宪宗劳之曰:‘昨韩弘至朝,称疾恳辞戎务.朕不得不从。今卿复请留,意诚可尚,然魏土乐卿之政,邻境服卿之威,为我长城,不可辞也。可亟归藩。’弘正每惧有一旦之忧,嗣袭之风不革,兄弟子侄,悉仕于朝,宪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当时荣之。”由于田弘正害怕父子相继传统在魏傅继续下去,才特意让众多子弟居留西京,入仕于朝。而他为稳定田氏子弟的官宦生活,必须投入大量的贾用,于是这笔钱就从藩镇系统内向外流动。这就给本来具有封闭性的藩镔系统带来了极强的刺激,所谓“河北将卒心不平之”便在所难免了。
②前揭毛汉光《魏博二百年史论》,载同作者《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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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魏博田氏家族四人中,与河北文化边缘区社会相适应的田承嗣和田悦成为河北藩镇社会成功藩帅的代表;而更接近于文化核心区社会的田弘正和田布则与张弘靖一样,属于河北藩镇社会失败藩帅的代表。同时也可看到,尽管魏博镇处于文化较发达的河北南部,但其社会同样深具河北尚武和独立的共性。

3.藩帅的特征与河北藩镇社会的风气

在这里,张弘靖和田弘正的例子充分证明了河北地区社会文化的共性,只有符合本地社会文化的藩帅才能作为藩镇社会的最高阶层而存在,也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得这种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不断强化。对于藩帅,藩镇社会的其余群体并不喜欢好战性的(比如田悦①),同样也不喜欢暴戾性的(比如张公素②),他们更喜欢那种能够将他们赖以生存的既得利益保护和巩固下来的藩帅。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极端的情况下,兵卒群体会联合武将与文官群体共同拥立新的首领,而除掉不能让他们一致满意的藩帅的原因。

通过前文张弘靖等人和田氏四人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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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前引《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附侄悦传》,第3845页;《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第5932页。二书均中华书局,1975年。
②《资治通鉴》卷252,僖宗乾符二年(875)六月辛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8O页。有:“卢龙节度使张公素,性暴戾,不为军士所附。”关于类似“人心不附”的原因,也有另外一种解释,见《资治通鉴》卷246,武宗会昌元年(841)十月条,第7956页。有吴仲舒对李德裕进言道:“(陈)行泰、(张)绛皆游客,故人心不附。”看来,出身不在本地也是造成人心不附的一方面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吴仲舒接着又说:“(张)仲武幽州旧将,性忠义,通书,习戎事。人心向之。”这就与田弘正的情况相近了,故此张仲武受到了李德裕所代表的唐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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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帅必须具有与藩镇系统的利益共同性和与藩镇社会的文化共同性,不仅物质利益要与藩镇系统共享,其文化和性格特征也必须与藩镇社会的风气相适应,否则就有被其淘汰的可能。作为文化边缘区的河北,其社会风气有这样的特点——尚武、节俭、功利、兵帅一体、具有地方性和私属性的“忠义”道德观念①。

(二)藩镇系统中武将与文官群体

藩镇系统的组织成员一般情况下是由本镇的藩帅决定的,河朔三镇尤其如此。上文已经提出藩镇系统的中下层对藩帅的要求这一问题,以下继续就武将群体和文官群体来分析他们的特征。

1.武将群体的形成

河北藩镇社会存在着大量的没有文化背景、纯粹靠军功进入藩镇系统的武将。这里有一方元和四年(8O9)沧景镇的墓志,全文如下:

乐安郡(棣州)孙马将、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兼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孙素朱,亡父云麾将军注留,婆高氏,哥前任郑州兵马使孙兴国,四(兄)孙紫华,五兄前任魏州马军大将怀真,身马军辅国大将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试殿中监、乐安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孙庭林。素朱妻李氏,兴国妻马氏,紫华妻金氏,怀真妻郭氏,庭林(妻)段氏。李(素)朱男九陵、怀玉、□璧、怀干,兴国男惠达、惠业、惠清,芬奴、黑子、美子、石头、白忆,庭林男光顺、文通、光义、光用,孙男万德、万□、万胜、何子。元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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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河北藩镇的社会风气,前人已多有论述。除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的论述外,李晓路在《论唐代的文武之变》一文中指出:唐代政权的创立者“李渊父子所依靠的军事贵族集团,基本上是以周隋关中地主集团为核心,联合了关东地区世族地主集团、豪强地主集团以及当时北部边疆少数民族的部落贵族而形成的。这个集团的重要特点,就是崇尚武力”。“关东地区,特别是河北、山东一带,由于长期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袭扰和统治之下,故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一般农民,都渐渐染上了习武之风。”文载《江海学刊》1990年第2期,第115页。
②《唐代墓志汇编》(下),元和O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I992年,第19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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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用短短的一百九十二个字记下整个大家庭四代三十三人的墓志,从头至尾没有一个行为的介绍,只是在罗列姓名的情况,恐怕在有文化背景的武将成员那里是做不出来的①。

但同时,也有不少颇具文化背景的人加入藩镇系统之中,这方面以幽州镇为代表。《唐故幽州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太原王公(时邕)墓志铭并序》载:

公讳时邕,字子泰,其先太原人也。昔囚之宦,徙家于燕,乃为燕人也。曾祖讳洪,瀛州录事参军。忠谅孝友,克宽且仁。气和质方,天所授也。当莅官之际,以庄明慈惠为政,衰止狱讼为誉。令俗殊变,人莫俦矣。祖讳解公,错综五经,深秘奥义。礼闱对策,而取十全。条奏精辩,才冠等列,首选涿州范阳县丞。察俗以明,抚众以道。滔滔德音,溢灌世路。皇考讳杲,躅其先迹,以五经及第。获瀛州河间县主簿,终幽府功曹参军。力行博学,温故知新。在理民守事之时,鉴通高远。犹巨镜新砻,而众象无逃。质素言行,序述而不备矣。侍御公则幽府功曹第三子也。幼学在志,匪怠欤。时惜寸阴,重于尺璧,徙义通经,兼富词彩。诗之秀丽,疑新锦濯丽于春江;笔术标奇,犹晴天远倚孤岛。嗜五常四教,偃仆而非忘之。年弱冠,易怀土之节,有达四方之志。辞田园,赴春闱。已行,及离乡千里,而遇德音,如得坎则止增益。厥道旅游,一十五祀。是以骤驰乡思,而怀归焉。故知克禄燕地,从仕军门。首署佩刀之职,浸成高位。时君知其廉平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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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志文内容上看,有可能是孙氏家族墓地重修记。参见孙继民、马小青《〈大周秦君墓志〉初释》,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5-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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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娶前节度押衙陇西李氏全实之女也。(末题“外甥乡贡明经李方素书”)①

这是一则典型的因科举人仕不顺而被藩镇系统吸收,成为重要幕府成员的个案②。可见,幽州藩镇社会的本地知识分子不但被藩镇系统吸纳进来,甚至是作为武将的身份进人的。当然,这也并不是要排除王时邕以武职掌文翰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在河北文化边缘区的尚武之风影响下,许多本地有文化背景的人被吸引进入了藩镇系统。于是,藩镇系统的本土性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加强。

《大唐幽州节度随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太原王公(晟)夫人清河张氏墓志》载:

夫人有子四人:长曰弘泰,见任雄武军平地栅巡检烽铺大将、游击将军、试左骁卫将军……弓开落雁,词逸横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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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钢主编、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墓主死于会昌五年(845),47岁。
②关于唐代士人入幕心态参见前揭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八章《唐代幕制与士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本文不再详述。
③《唐代墓志汇编》(下),咸通O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02页。墓主死于咸通四年(863),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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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雄武军地处蓟州。这里的幽州节度随使押衙王公的长子继续从事武将的职业,并且在同一藩镇系统内部子承父业。这种职业上的代际间流动将上文中提到的本土性进一步从父辈传递到子辈,于是藩镇系统的本土性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强化①。

2.武将群体的特征

从文化背景看,唐初的统治集团通过对关东地区地主武装集团的笼络、怀柔,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同时也保留了河北地区魏晋南北朝以来弥漫的强烈的尚武之风。尽管武则天至玄宗朝科举制大兴,文士比武人的地位高;但同时也令“武力集团被排斥于统治集团核心层之外,这就使封建政权赖以存在的支柱之一——军队出现了与中央政权相分离的倾向”。李晓路指出,武臣地位的下降,形成了两个结果,其一就是武臣向地方发展,寻找出路,于是出现了藩镇拥兵自重的局面②。这里便提到了河北地区长久以来的尚武之风。那么,河北藩镇系统中的武将群体是否受到了这一社会风气的影响呢?

《大唐魏博节度别奏刘公故太原郭氏夫人墓志铭并序》载:

夫人太原盛族,远祖因官,迁居于大名,今为魏郡人也……(夫人)父君佐使宅亲事兵马使押衙;以弓裘饰身,文武不坠,守忠事上,信义居怀,可谓丈夫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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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社会流动理论的解释,“社会等级越高,职业的继承性就越大;等级越低,越少见到子承父业的情形”。由此亦可证明河北藩镇社会武将群体的社会地位是相对较高的。见前揭多博林科夫、克拉夫琴科《社会学》汉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笫367页。
②前揭李晓路《论唐代的文武之变》,第119、120页。
③《唐代基志汇编》(下),大中O6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01页。墓主死于大中六年(852),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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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事兵马使充使宅将副将长沙茹府君(弘庆)墓志铭并序》载:

□□□先著姓于后魏,胤绪叶分于诸夏,今为燕都人也。祖讳生,□□莫比,妙略难俦。积功授节度堂前兵马使。烈考讳公弁,行高□□,才逸艺殊。委质中枢之衙,名累授于嘉职。府君讳弘庆。雅量宏□,□规自远。轻财厚义,节用谨身。诚信接于朋侪,纯孝资于屺岵。初中□□,权重北门。乃选其能,擢居牙爪。趋进合礼,门屏生风。旋迁内衙□□。□□难驻,令望孤驰。转亲事副将,充使宅将副将。部伍禀其严肃,□□委以恭勤……有子长曰令思,名隶绫坊军将□□□从。咸能修已,礼赡趋庭。泣血毁容,情深罔极。内子适随使节度押衙、□□光禄大夫①、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国黄公曰敬中。抱□□□,玉质冰资。名重金台,官参宪署。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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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录文在“光”字前点断,两缺字随前。按“随使节度押衙”为一职,其后似为“(银青)光禄大夫”。
②《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263页。墓主死于乾符五年(878),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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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唐故雄武军(蓟州)捉生将太中大夫试殿中监黄公(直)墓志铭并序》载:

府君讳直,字全直,本自江夏人也……曾王父讳文,王父讳宾,俱不仕。咸以志慕幽奇,道闲雅素。居清虚而避禄,混名姓以逃荣……皇考讳晖,巡检马步都将。毓德羡行,悖和资仁。以严训肥名,以孝悌得誉。义顺忠勇,早以洽于京华;机略惠贤,久而郁于乡里。府君忠谠从军,廉洁守职。奉上必期于尽心,临事每思于报国。自咸通四年(863),起家授定虏镇烽铺将虞候。迄八年,迁纳降军防镇副将。至九年,充招召大将使府。益弘恩渥,用奖干劳。迁雄武军捉生将。志多果敢,器抱英威,展筹谋之纵横,解营阵之舒卷。剑离霜匣,使戎夷之慑心;箭发朱弦,闻虎兕之胆碎。其艺行之有斯能矣。府君生于燕,仕于燕。衣锦之荣,十五余载。①

再有,如《唐沧州节度押衙弓高镇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詹事广平宋府君(自昌)墓志铭并序》载:

体貌魁伟,神情爽朗,性多豁达,不拘小节……且四为十将,一为都虞候,三为团使,五领雄镇。②

以上这些墓志充分表现了藩镇系统中的武将群体具有“文武不坠的素质特点,“体貌魁伟”的体质特点,以及“神情爽朗,性多豁达,不拘小节〃的性情特点,“严训”、“机略惠贤”的个人能力,1轻财厚义,节用谨身”的生活观念。同时,“守忠事上,信义居怀”、“诚信”、“纯孝”、“义顺忠勇”作为藩镇社会普遍认同特别是节度使阶层所赞赏的高尚品德被强调出来,尽管这种“忠义”的品德显然是针对地方和个人,而不是针对中央和群体的。此外,这些武将大部分出自河北本地,他们从小深受河北尚武之风的影响。“生于燕”的黄直继承了其父黄晖的武将职业长达“十五余载”,因“仕于燕”而被当地人称为享有“衣锦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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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257-258页。墓主死于咸通十三年(872),55岁。
②《唐代墓志汇编》(下),会昌O5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50页,墓主死于会昌六年(846),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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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将群体的家庭

《易定节度押衙充知军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张公(锋)故夫人(史氏)墓志并序》载:

况公天质灵敏,风仪茂秀,谦谨柔内,忠信直外,孝友敦德,廉洁自己,居游直道,不回视瞩,举奏监察御使,充易定节庋押衙知军暨都卫士。内权外柄,出入殷务,服美千卒,给用繁细,才半未展,器度深是,府班龟镜。而夫人孝勤舅姑,劳辛动静,饮膳清温,沐汤几履,寝兴侍宴,靡不新馈。顷岁公宦未芳,郁抑私怀,孑身京洛。夫人尽自房饰资用,前达显重,亦由兹肇。叉公女弟属适他氏,搜索衣玩,饯足行具,如是均施,外内荣润。①

从墓志可看出,这个武将家庭是符合当地的仁孝观念的——张锋的妻子史氏不仅“孝勤舅姑”,而且当“公宦未芳,郁抑私怀,孑身京洛”之时,“尽自房饰资用,前达显重,亦由兹肇”;当“公女弟属适他氏”之时,“搜索衣玩,饯足行具,如是均施,外内荣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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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代墓志汇编》(下),大中00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55页。墓主(史氏夫人),死于会昌七年(按会昌七年即大中元年,847),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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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家庭情况的个案,如《唐故蔡氏夫人墓志铭并序》载:

(夫人蔡氏)今为燕人焉……容服率素,德行贞淳。偃息图书,栖游箴诫……皇营州司马赐绯鱼袋勣,夫人之曾王父。皇左威武大将军、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平卢道采访使兰陵郡王倩,夫人之大王父。皇骠骑大将军、上柱国、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英俊,夫人之烈考。宋君二柄承家,六艺滋德,理戎训俗。五十年间,畏爱兼□,宽猛俱济。五佩全剑,一绾铜章;三语相州,六司佐府。鉴同晓镜,洁并朝霜。历事八主,恭惟心□……阶至银青光禄大夫,官及太子宾客。未几,又奏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职至节度押牙,候奄如故。恪慎推刻,精究其情。轸念兴怀,艰难糠枇。无容故犯,有舍误违。恭守主君严令也,亦高里门之义也。①

这里的蔡氏夫人出生于燕人武将家庭,在尚武轻文的社会风气下长大。其与前文张锋未人史氏可互参照的是“荣服率素,德行贞淳,偃息图书,栖游箴诫”,这种对图书和箴诫的态度,表明其不重视核心区文化规范,而注重本土节俭道德观念的心态。这显然与她三代军将的出身和燕蓟地区的背景有关,其夫节度押牙宋君也是武将无疑。这样的群体对“德行”的要求最为重要,不仅男子遵循“忠义”的道德观念,女子也无例外的受到波及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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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175-176页。墓主死于会昌六年(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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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职业继承方式下,由“文武不坠”的父亲到“貌盈六尺,剑敌万人”的儿子,“仁孝忠义”的特点遗传下来。《唐幽州节度步军将段骠骑(岩)墓志铭并序》载:

呜呼!此有唐骠骑之墓。贞元十有九年(8O3)秋八月戊子,幽州节度步军将、兼涿州马步都虞候、骠骑大将军、试殿中监段君(岩)……父宙,冀州阜城县丞,文武不坠,忠良继□。骠骑即阜城府君之长子。貌盈六尺,剑敌万人,哂小伎之雕虫,奋英材于画虎。少年任侠,中岁成名。金鼓凿门,出主前第之寄;旌旗入塞,还司候奄之雄。宠至若惊,寇来斯遏。克使乎卒忘骄坠,将必辑睦。每躬率千夫,若臂挥一指,大略以忠义誓己,温良待人。故能取勋于锋镝之间,归全于衽席之上。①

在这个幽州家庭里,尚武风气随着辈分的传替而逐渐加强,“忠义誓己,温良待人”的道德观念被舆论归结为“取勋于锋镝之间,归全于衽席之上”。显然,他的“忠义”是对藩帅个人而言,“温良”是对本地藩镇系统内部人员而言。

概而言之,河北地区的武将家庭在道德观念上具有极强的“仁孝、“忠义”观念和朴素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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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第84-85页。墓主死于贞元十九年,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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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武将群体对待割据行为的态度

这种不管是家庭还是本人都具有深厚“忠义”观念的武将群体,在割据与一统的选择问题上,会倒向哪一边呢?如前引《故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鸿胪卿上柱国宋公(俨)墓志铭并序》所载:

建中二年(781)七月出蓟城,奉恩命,元戎朱公(滔)我神将,府君宋兮新领甲兵,收掌恒定,围深州,克服。其年十一月,破恒定节度张(李)维岳十万佘人……何期国家负德,不与功勋,反祸燕师……(建中三年)六月卅日,破马燧兵马廿佘万,积尸遍野,典游御河。我府君名将节操,冲突先锋,决命于先,不顾残胆,名播后世……冀国工(按朱滔此时僭称冀王)封子长丰县丞,报其名父。①

由此可见,以幽州镇武将为代表的河北藩镇武将群体支持本系统藩帅的割据行为,割据性藩镇的藩帅通过提拔功臣子嗣的方式将独立性的文化、心态、观念牢牢固定下来;武将也在互动的过程中接受了割据行为的合理性,并将观念转化为行动。

5.文官群体的形成

在一个藩镇系统中,只有武将群体作为武力支撑,显然不能维持长久的割据局面,还需有管理支撑的文官群体的存在。事实上,凭借河北地区“富庶”和“多兵”的条件,早在安禄山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强化本地独立性的进程,不仅强化了武力,而且特别重视吸收知识分子进入藩镇系统。据《唐故□□□魏郡魏县令崔公(夷甫)墓志铭》载:

崔公自左千牛卫录事参军事出为沧州东光令……于时安禄山为河北采访使,虽内苞凶慝,而外奖廉平,精择能吏,唯日不足,遂奏公摄魏州魏县令……(年少时)好学懿文,卓而有立。少以门荫为太庙斋郎。②

据“好学懿文,卓而有立”,可见崔夷甫是读书人无疑。从“内苞凶慝,而外奖廉平,精择能吏”一语可以看到,河北地区虽然处在军人政治的气候之下,但是早在安禄山时就具有任命有文化的读书人为其文官官员的行为,这一行为基本在战乱之后被保留下来了。因为玄宗时的河北与代宗后的河北都需要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其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为了叛乱,后者是为了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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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代墓志汇编》(下),建中0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33页。
②《唐代墓志汇编》(下),大历072,第1811页。墓主死于天宝十五年(756),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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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文中提到的南部以田悦、田弘正为代表的“招致贤才,开馆宇,礼天下士”之外,河北地区的其他藩帅也特别注意吸纳人才,为割据积累实力。中部的镇冀藩帅王武俊可为一例。如《唐故冀州阜城县令兼□□□史赐绯鱼袋荥阳郑府君(溧)夫人博陵崔氏合衬墓志铭并序》载:

大历初,偶因薄游,滞留河北,当时国家化流八表,仁人之谊,先浸于河北,求名学宦之士,如不失强理矣。又值廉察使王武俊采掇贤彦,重仰才能,且以荐用……建中初,镇冀之间,自为一秦,颇禁衣冠,不出境界,谓其弃我而欲归还。府君与夫人男女,戢在匪人之士矣。暂谓隔王化于三千里外,离我戚于五十年间,府君至于身殁,不遂却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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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代基志汇编》(下),大和049,上海:上海古箝出版社,1992年,第2130页。基主死于贞元十二年(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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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王武俊作为河北地区藩帅的典型代表,不仅广泛吸纳地区外的人才进入本地藩镇系统,还极力避免本地区人才流失,甚至禁止系统内人员移居外徙。此外,幽州镇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唐故承务郎行瀛州平舒县主簿知蓟州渔阳县事赏绯鱼袋陇西李府君(弘亮)墓志铭并序》载:

建中初,成德军节度使、太尉王公(武俊)以公文彩峻发,温密沉雅,奏授承务郎、左卫兵曹参军。公以择木心远,非邓林不宿,振衣脂辖,聿来我疆,初命瀛州平舒主簿,凡五命赏绯鱼袋;次摄莫州任丘主簿,知瀛之束城县事。①

王武俊欲提拔任用的知识分子不仅认同加入藩镇系统的人生道路,更是流动至尚武之风最强的北部幽州镇出任文官。

由以上墓志可知,王武俊作为一个比较明智的藩帅代表,比较重视文人的作用,并将这个做法延续了下来。这与他曾经多次发动和参加藩镇混战的情况有着微妙的联系。因为只有当藩镇系统拥有武将群体和文官群体共同构成的精明强干的中层群体时,才能将整个系统中的上层节度使和下层军士联系起来。

6.文官群体的特征

《大唐河内(怀州)故常府君(克谋)墓志铭并序》载:

王父讳献,字贡宾,年才弱冠,乡举孝廉,遂遥掇檀州司户参军……公(常克谋)器量恢廓,崇义好古,性唯廉直,立操孤标。议人之所不义,评人之所不平……有子二人……长曰公杞,幼而嗜学,业至研精,洞晓何论,时推传癖,逢圣上阐文之日,当相国奖能之秋,差遥摄平州石城县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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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代墓志汇编》(下),元和1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37页。墓主死于元和十三年(818),44岁。
②《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234页,墓主死于咸通五年(864),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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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墓志可见,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幽州藩镇系统之中,以巩固强化藩镇的独立性。对这些系统内的知识分子,既会注重他们的文化素质,同时也会强化他们“忠义”的道德观念。这里可以举一反例。《唐故朝散大夫魏州贵乡县令卢公(侣)墓志铭并序》载:

公讳侣,字子益,范阳涿人也……弱冠,乡举秀才。属燕蓟僭逆,沦陷虏尘。竟负其才,不列科第。虽累遭迫胁,而志尚不回。天诱其衷,终以智免。公幼有奇节,识洞韬钤。志怀经济,尤重交结。时昭义连率薛公(嵩)有总角之旧,素相亲重,奏掇试光禄寺丞,掇卫州别驾。一郡之政,委公决焉。殿最黜陟,必核其实。寻除朝散大夫、磁州别驾。洎连率薨,公亦辞满。遂东游梁宋,啸咏林泉。后拜魏州贵乡令。时属节将(田悦)盗兵,干我国纪。公志怀忠谠,屡抗危言。繇是忌之,且畏动众,遂移摄莘县令。旋构五县,归顺国家。统帅马公(燧),褒异殊绩。方欲上闻,未出贼封,仓遑遇害,春秋五十有七……哀哉!遂权窆于洺州清漳县。①

由于投降了魏博镇的对手——唐朝中央讨伐军的统帅马燧,魏州贵乡县令卢侣在本地被杀。虽然没有对他被杀于何人的明确记载,我们却可以大概推知藩帅群体对待文官群体的态度:与武将一样,文官也是以“忠义”为道德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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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95-96页。墓主于元和九年(814)归葬于河南府偃师县先茔之次,57岁。其实由此墓志我们还可以看到元和七年田弘正归朝对当地社会的肜响有多么重大,卢侣的后人就是趁此机会将客死他乡的卢侣迁葬河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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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官群体与武将群体的互化

除了由知识群体直接进人藩镇系统,成为文官群体的成员,由武入文——先曲军功进入,再转为文职,也较平常。如《大唐故卫州新乡县令王府君(希晏)墓志铭并序》载:

(王府君)能习礼容:又闲兵法……车功出身……举公为新乡县令。①

另外,由文入武,文武兼任的情况也较常见。《故幽州卢龙节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檀州诸军事檀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充威武军团练等使汝南周府君(元长)墓志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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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代墓志汇编》(下),大历O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93页。墓主死于大历十二年(777),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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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贽,皇银青光禄大夫、秘书少蓝、邢洛二州刺史。考平,皇给事郎、幽府参军、蓟州录事参军使。君,先府君之长子……植性明敏,禀气惠和。识智才辩,天假神授。属文游艺,不师于人。发言立词,唯孝与义。居先君丧,绝浆七日,几不胜哀。故能事亲竭力,劳苦无愠,以奉甘膳。抚育弟妹,和颜怡情,视之恐伤。贞元末,旅于渔阳,太守(刘济)异席待之,一言自合。以甘旨是乏,所资及亲。遂投笔就职,受团练衙官。骥不称力,顺流同尘。元和初,侍中彭城公(刘总)嗣位,辟为衙前虞候。名雄候掩,勤励克修。旋改瀛州衙门职。侍中入觐,因劙瀛莫置观察,廉使卢公(士玫)以君才实见知,署为衙将,兼永宁军副……长庆初,瀛莫既复,节制朱公(克融)改授卢龙节度押衙。未几,丁太夫人忧,茹酸泣血,毁乃终制。改掇蓟州司马。秉司武之能,郡无狡吏。明年,即复旧职,奏正议大夫、检校太子中允`兼监察御史、权知蓟州军州事……宝历岁,横海阻命(按此指李同捷据沧景以邀袭父爵事),太保武威王(李载义)总戎,有诏伐叛。由是命君爪牙,委之心膂。或敷奏天阙,或将命邻封。陈七纵之机权,结两地之欢好……沧海既定,获凶帅四人以献,对扬天颜,备论边事。①

这里的周元长出身藩镇文职家庭,其“发言立词,唯孝与义”,“居先君丧,绝浆七日,几不胜哀”,“抚育弟妹,和颜怡情,视之恐伤”,表明他深具当地盛行的道德观念,在渔阳太守的赏识下,投笔从戎,既任过武职,也任过文职,并且为官之时“名雄候掩,勤励克修”。可见,在当时的藩镇幕府中,文武界限经常可以因现实需要而打破。确有能力,在藩镇系统中工作出色的人才是可以兼任文官和武将的。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河北藩镇系统都很重视文武官员的相互转化,使文官转为武将,不断向尚武的藩镇系统靠拢;使武将转为文官,加强武将在社会上的实力和地位。由此,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考察武将群体与文官群体的关系。

8.知识群体对武将群体的屈从和文官武将双方联姻

《唐故冯府君(广清)墓志铭并序》载:

唯府君湿润从性,信义在心,行礼则于故交,布周旋于军府。去长庆之初,廉使乌公(重胤)拥旄横海,寮其忠孝,悉其功劳,累迁职为十将②。公禀荆玉而明白,同月桂以芳香,志好外书,心崇内典,不昧薰茹,长持藏经,皆以手书,读念川注,身即上事旄钺,心且悬于释门。比莲花之相,以清净为根苗;若全石之原,以坚贞为道本。常得众列高仰,上士仰风,爰至于今,善名不朽。岂为暴徒逆命,结祸乱天,上纵凶残,下染君子。烈炎焚野,灾及云萝;雷电震空,恶盈松竹。府君时为将领,攸适莫知。时享年六十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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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145页。墓主死于开成二年(837),64岁。
②按十将为整训军队的武官,位在兵马使之下。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载《学术月刊》1989年第5期,第71-81页。另参前揭渡边孝《唐藩镇十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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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继宗天授聪颖,文藻日新,入事旌旄,便荣驱策,授义昌军(沧州)节庋驱使,官婚陇西董氏。①

由此可以推知,许多进入藩镇系统的知识群体多因迫于生计,是为勉强②。而“岂为暴徒逆命,结祸乱天,上纵凶残,下染君子”则似乎表明他们在幕府中的遭遇——在军人政治之下,与一群“暴徒”朝夕相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事情。但即便如此,其子仍然“人事旌旄,便荣驱策”。

由上文可见,藩镇系统内部有时因背景不同,会出现具有知识背景的人员被迫屈从武将的心态。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员还是留下来了;不仅他们自己,他们的子孙也同样留下了。不仅如此,据《大唐涿州范阳县主簿兰陵萧公夫人侯氏墓志铭》载:

(夫人)皇考讳证,登仕郎摄涿州固安县令……(其萧公)皇考讳德源,河东节庋押衙牧野使、左右厢军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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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代墓志汇编》(下),大中0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64页。墓主死于大中年间,62岁。按太和五年(831)正月赐沧德节度使曰义昌军。
②士人迫于生计而入幕的情况参见前揭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八章《唐代幕制与士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唐代墓志汇编》(下),大中098,第2326页。墓主死于大中九年(855),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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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萧德源是藩镇系统中的武将,侯证为文官,但双方子女却结为夫妇。又据《唐故朝议大夫前行幽州大都督府录事参军幽州节度押衙使持节蓟州诸军事守蓟州刺史静塞军营田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吴郡陆府君(曰岘)故夫人王氏墓志铭并序》载:

(夫人考)行瀛州河间县令……(夫人)以初笄之岁,归于幽州节庋押衙、使持节蓟州诸军事守蓟州刺史、静塞军营田等使、银青光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吴郡陆公曰岘。①

这里的陆曰岘是藩镇系统中的武将,而其夫人的家庭出身则为文官。

由以上两方墓志可见,文官群体和武将群体之间具有很平常的联姻关系②。

总之,原本在文化核心区处于上升阶段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河北地区适应客观环境,加入军事色彩明显高于行政色彩的藩镇幕府,或任文僚,或任武佐;甚至不得不屈服于藩镇幕府内部的武将主导的运作风格和社会关系。文武两群体不仅具有相同的道德观念,还互相通婚,这就更加强化了由本地招募和父子相继方式形成的藩镇系统的本土性,对藩镇独立性的强化有重要的意义。它和禁止境内的人才迁徙外出一样都可以保证藩镇系统内部的核心精神——独立于中央之外——不被破坏。住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越来越和当地藩镇系统利益趋于一致,藩镇社会更具独立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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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代墓志汇编》(下),大中1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61页。夫死于元和九年(814),48岁;妇死于会昌二年(842),67岁。
②吴光华在《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一文中援引《新唐书》卷198《谷那律传》对这一点作了论证,他指出“河北士族与幽州将领间又有姻亲关系,此与后来成德与魏博政权之形成有很大关系”。文见前揭《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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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镇系统中兵卒群体

1.兵卒群体的形成

早期的藩镇兵卒基本靠兵募而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为兵募出征,于战争结束后不立即遣还,而是由行军转为留镇;一为直接发遣兵募充镇军。兵募长期留镇,不仅造成兵卒的大量逃亡,同时也逼迫许多留镇兵士在当地落籍,甚至娶妻生子,称为兵客①。随着国家军事政策的转变,兵募逐渐被雇佣兵制所代替。这样一来,兵卒出身于本地,服役于本地,更加剧了藩镇系统的自我独立性。李鸿宾便指出:“9世纪初期的藩镇军士,他们早已脱离了土地,以征战戍守为职业,与节镇将领命运与共,不可分离。割断这种关系,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生业。这些人与前期府兵时代的军士不同,那时军士们以土地为生存条仵,他们平时务农,闲时受训和宿卫,与土地关系密切;而现在这些人原本就没有任何土地及其他的生存条件,他们一旦离开军队,就失去了谋生的手段,所以被‘消兵’的军士们‘皆聚山泽为盗’这不能不对唐朝政权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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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张国刚《关于唐代兵幕制度的几个问题》,载《南开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第40-49页、第59页。正史中有一条是关于幽州兵卒的,《旧唐书》卷145《刘全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38页)中说:“刘全谅,怀州武陟人也。父客奴,由征行家于幽州之昌平。”刘客奴初为兵卒,后困战功升任柳城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赐名正臣。另外一例如《旧唐书》在记载侯希逸(卷124本传)加李惠登(卷185下本传)的籍贯时只云是“平卢人也”(二人均为平卢军裨将起家)。由于营州一地只在平卢军设立于此后才有此“平卢”之号,故而这很有可能表明军将对籍贯的模糊——由于长期在边地为兵,已将军镇作为自己的籍贯所在。由此可见这些将士对平卢地域的心理认同。参见扬晓燕《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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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不仅藩镇兵卒如此,他们的家庭也与藩镇系统紧密联系起来。正如唐长孺所指出的:“藩镇官健除本人衣赐口粮以及伤残退役后的生活保障之外,又发放兵士家口的粮饷,即由国家保证兵士家属的生活来源。我们知道兵防健儿家属只有情愿者才随迁边镇,由国家给田宅安置,而藩镇官健的家属则大量随军,由国家供应粮饷,从而使投募官健成为养家活口的一种方式,较之兵防健儿,其职业雇用性质更为浓厚……藩镇官健多募自没有固定职业的流民,一旦挂名军籍,便全家随军,主要依靠粮饷衣赐及赏赐维持生计,所谓‘仰缣廪养父母妻子’,如果突然罢兵归农,便会无以为生。即使藩镇兵中有的最初征自农民,由于入伍后‘有役干戈,无田耕稼’,亦脱离农桑,所谓‘皆成父子之军,不习农桑之业,一朝罢归农亩,顿绝衣粮’。可见不仅官健本人终身以当兵为职业,而且由于全家随军,脱离农耕,子孙也只能把从军视作出路,从而出现父终子继、世袭为兵的现象,这在唐代中后期十分普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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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揭李鸿宾《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同作者《唐代的民族互动与政治发展》,收入作者《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原题《唐代的民族交融与政治发展》,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4期)。
②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35-436、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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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张国刚指出,安史乱后唐代藩镇内部的统兵体制大体分三个层次:一是方镇治所的牙兵(衙军),二是方镇属下各支州(支郡)的驻兵,三是州下各县的军镇。一些领州较多的藩镇,又按军事需要或地形便利划分出若干小的军区。晚唐时诸县镇将已经大范围侵夺县令职权,更显示出地方基层在藩镇系统下日益军事化的趋势①。由此考虑到上段所说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见唐后期的河北社会处于一种广泛的军事社会体制下:

大量的无土地雇佣兵存在着,并且无法以中央政令裁撤的方式得以解决;地方藩镇统治集团也不希望丧失人数众多、作风凶悍以为其统治基础的兵卒。特别是自平卢侯希逸开始,节度使可由军中废立②,这就更加强化了军卒和将校的地位与权利。

2.兵卒群体的特征

如《渤海严氏墓志》载:“先君军于魏,而名不称,常厚酒为意。此女生妓肆。”③可以想见,在以魏博为代表的河北地区,尚武之风和藩镇兵卒优厚的生活待遇使得他们有可能存在这种饮酒狎妓的行为。

那么,兵卒群体的特征又是什么样呢?如前文《资治通鉴》所引,田悦标榜自己“仁孝”,以号召整个藩镇对他“忠义”。可见藩镇职业兵的文化观念特征正体现在地方性和私属性的“忠义”观念上。故此可知兵卒群体具有如下特征:他们有强烈的尚武之风,认同于河北藩镇社会的“忠义”观念,并强烈地希望维持割据现状而不愿有稍许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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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整个藩镇系统内的军队可以分为衙军、外军镇、支郡兵、县镇等四类。其中衙军由节度使藩帅直属;外军镇多置于支郡州县,其军使挂节度副使衔;支郡兵由本州刺史统领,其下另有专职副使一员;与支郡兵马并属本州刺史的情况相反,藩镇于管内诸县设置的镇兵则不由县令,而是由专门的镇将统领(其中重要的军镇仍由节度使直接统领)。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军队的统兵体制》,载《晋阳学刊》1991年第3期,第37-4O页、第48页。
②参见杨晓燕《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王小甫主编:礞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
③《唐代墓志汇编》(下),大和07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48页。墓主死于大和七年(833),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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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藩镇社会中百姓群体

那么,藩镇系统作为整个河北社会的主宰,它的意识形态“仁孝”和“忠义”是否和其治下百姓的观念相同呢?藩镇社会申百姓群体的观念特性又是什么样呢?现在以庶民阶层的墓志为代表来考察河北的百姓群体。

庶民阶层的概念在唐代范围很广,包括自耕农、工商业者和处于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等。这其中也包括地主阶层中因家境破落沦为贫民的子弟,和隐居草莽不愿为官的民间人士0。

《唐贝州永济县故马公(恒)郝氏二夫人墓志铭并序》载:

公以礼为度,以德为车,衣著篇章,饮食经籍,谢家鲍氏,羞当章句之流,耻在文学之列,金石为节,松竹表贞,乱代逃名,庸君隐迹,怀宝不仕,韫道迷邦,于是通德互门,仁者为里。②

这里的“饮食经籍,谢家鲍氏”似乎显示着河北南部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崇拜,这可能是某种对于门第观念的印象经由祖辈遗传下来的结果;同时更有可能的是,当略有文化的人得不到重用时,他们便联系到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的现实,借助于对经籍古学的褒扬来给后人一种对其生平的合理解释——因为客观环境不允许,所以没有入仕。由此我们看到,汉魏遗风在“隔王化于三千里外,隔我戚于五十年间”的河北地区并未彻底消失,至少在观念上,它像基因一样被遗传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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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庶民阶层的范围和文化问题参见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第182-189页。
②《唐代墓志汇编》(下),开成O5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I992年,第2208页。墓主死于元和七年(812),4O岁。“在”原录文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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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原本在藩镇幕府任职的官员家庭,为躲避战乱而从河北逃往京洛地区的现象。如《□□皇城(缺文)》载:

烈考骑都尉独禀河岳之灵杰……故成德军节度使相国王公(武俊)寄重……授宁远将军、守左武卫翊府中郎将、员外置同正员骑都尉……公(赵元晟)性禀宽厚,行惟敏克,干蛊□□□恭之敬,未尝有渝庭训之诫也。及罹骑都尉之衅,公攀□□□毁瘠过制,营大事毕,以河间多患,乃挟侍太夫人及携室家儿女子西就京洛,权居于河南平阴。①

可以想见,为躲避战患而迁徙他处的普通百姓会比这样的官员家庭人数更多。河北割据形成之后,部分民众的心理仍然存在这种躲避心态。在其父亲亡故后“以河间多患”而“西就京洛”的赵元晟一家即为代表。但应该注意的是,这里并不存在对藩镇割据本身的不满:躲避不是出于对割据的反对,而是出于对家庭人员安全的考虑。可见,在藩镇割据发展的过程中,百姓群体对藩镇独立性的强化已经在心态上认可了。

另一方面,与河北藩镇割据初期的那种承认叛乱性质、并想方设法为自已辩护和讳饰的心理截然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到了支持本地区游离于中央之外、甚至是与中央对抗的阵营中去。这方面以河北北部最为典型。如《大唐故北平(平州)田府君(在卞)墓志铭并序》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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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代墓志汇编》(下),大中0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06页。墓主死于会昌二年(842),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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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以上党(潞州)寇(按此指泽潞刘稹之乱)平之明年(会昌五年,845),公率然有北思,抵于魏。魏帅何公(弘敬)因问曰:“吾近以属郡献天子版籍祗于牡,天下人谓我何?”公辟色对曰:“天下人为非也。公当气其军,尽其守,横兵以南指则已矣,燕赵间闻其言,驰风以出仕,爱君亲以恶其后也。”①

可见开成会昌年间(836-846),河北之人,确切地说是幽州的知识分子,不仅明确地接受了所谓“镇冀之间,自为一秦”的观念,更甚而明确地反对归顺中央,反对用实利的损失换取名义的效益。这里我们再也看不到像冀州阜城县令荥阳郑府君的墓志中的悲愤和哀痛的情绪了:“建中初,镇冀之间,自为一秦,颇禁衣冠,不出境界,谓其弃我而欲归还。府君与夫人男女,戢在匪人之士矣。暂谓隔王化于三千里外,离我戚于五十年间,府君至于身殁,不遂却反。”②由此可见,以河北北部为代表,“忠义”的地方性和私属性已经发展到了偏激的极至。

总之,河北地区百姓群体的文化观念特征不仅与藩镇系统所倡导的“仁孝”和“忠义”相适应,而且藩镇系统的割据行为不断加强着他们头脑中的独立性。正如前文所引张弘靖、田悦、田弘正等人记载里所反映的,河北藩镇社会的百姓无疑也与其他群体一样恪守藩镇社会的风俗习惯,持有相似的社会心态,不愿意改变固有的传统,尤其是业已形成的割据行为。凡此种种,可知河北文化边缘区的民风不同于文化核心区。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百姓群体同样具有尚武、节俭的行为,具有地方性和私属性的“忠义”道德观念,这些特征又引出了他们对藩镇社会独立性的认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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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代墓志汇编》(下),会昌04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42页。墓主死于会昌五年(845),32岁。
②见前引文《唐代墓志汇编》(下),大和049,第2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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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引申:多重视角下的河北独立与地方崛起

综合以上各部分,笔者认为,河北地区之所以会游离于中央之外并多次反叛,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既需要物质的视角,也需要文化的视角;既需要系统的视角,也需要群体的视角;既需要特征的视角,也需要共性的视角。尽管对历史现象的概括往往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历史规律(即便是没有规律的规律)的抽象性使其只能依靠不断的抽象概括来表达,这同时也是史学的魅力所在。多维的视角,正可有利于我们看清唐代藩镇问题的本质。

如前文所述,自秦汉至唐前期,河北是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内地与东北各族接触频繁的场所。但就是这一富庶发达的地区,却经历了多次种族、集团和阶级的战乱,故而在河北地区民众普遍接受战争锤炼、产生持久而强烈之尚武风气的同时,形成了该地“富庶”和“多兵”的两大特征。基于此一风气和两大特征,该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藩镇系统和其治下民众的互动作用下,具有了独立性。虽然河北地区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南向北分化出北部、中部、南部三个次文化区,尚武之风向北渐强——不过它们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结构具有藩镇社会的共性。

此地的藩镇社会可以看作是一个由藩镇系统和其治下的百姓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具有上下互动的关系。所谓“藩镇系统”,实际上是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由藩帅主持,由藩镇幕府和支州郡内的武将与文职成员、普通兵卒共同构成。在系统之内,藩帅是最高层的职业群体,其下是武职和文职阶层,最下是军士阶层。藩镇系统再加上其治下的普通民众,就是整个藩镇社会。藩帅作为系统的上层,应该是“抚骑士如子,招绥有礼,赏罚必中”①的。他的特性是否与当地的民风相和,是其能否在藩镇中树立威望的基础;藩帅与兵将的关系是否融洽,是藩镇能否平稳存在的必要条件。河北地区长期以来处在军人政治之下,早在安禄山时代就有任命读书人为其文职官员的现象,这一行为在变乱之后被保留下来。随着局势和社会心态的发展,文官和武将在相似的生存压力下和共同的道德观念上逐渐合流。通过本地招募(父子继承、藩镇系统内部通婚,这种系统变得更加封闭,独立性更强。藩镇兵卒出于生计的考虑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支持并维护藩镇的独立化。百姓群体曾采取不同的办法来面对安史之乱和其后的藩镇割据:或支持,或躲避。但随着独立情势的发展,他们也越来越认同现状。以上五大群体,在河北藩镇社会的风气(尚武、节俭、务实、兵帅一体)影响下,无论哪个群体,都具有“仁孝”和“忠义”的价值观念。然而,这一并不指向中央或群体而是对于地方和个人而言的“忠义”,其地方性和私属性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在藩镇系统和百姓的共同作用之下,河北地区特别是河朔三镇的独立性确立并强化下来,构成该地区社会心态中的核心特征。这种藩镇社会内广泛存在的独立性心态对该地区藩镇的长期割据具有不容忽视的维系作用。

结论之外,尚有一点余论需要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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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故凤翔节度押衙兼知排衙右二将银青光禄大夫兼太子宾客弘农杨公(赡)墓志铭并序》载:“贞元初,洎常山(恒州)连帅太师王公(武俊)弘狂焘之心,抚骑士如子,招绥有礼,赏罚必中。公之家君(孝直),远慕风教,投事麾下……及仆射出常山之日,公特献诚恳,皙从旌旗。仆射美其父作子述,俯乃允从。”见《唐代墓志汇编》(下),宝历0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91页。按《旧唐书》卷142《王武俊传》载(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76页):“(贞元)十七年(8O1)六月(王武俊)卒,时年六十七,废朝五日,群臣诣延英门奉慰,如浑瑊故事。诏左庶子上公持节册赠太师。”又,同传载,贞元初年,王武俊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恒州大都督府长史、成德军节度使,故所谓“太师王公”即王武俊。正是由于他治军有道,招徕有方,所以扬孝直杨赡父子两人相继投奔其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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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一文的见解,我们可以将安史乱前的羁縻州和乱后的河北藩镇社会连贯起来看待,这一视角宏观而有力,体现着作者的卓识。的确,乱后确立的河北藩镇社会,其社会特点许多是承早先唐廷的羁縻政策遗传下来的。然而,这篇论文进一步认为:

这套有关中央同河北边州、蕃州关系的严密制度,在唐后期被放弃,原因是朝廷对河朔诸藩镇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没有也不愿看到河朔藩镇的蕃州性质,从而一开始就把河朔诸镇等同于内地藩镇,及至河朔按蕃州模式行事,朝廷始而大惊小怪,继而大张挞伐,无效,又将其弃之于“王土”之外。①

笔者在此很难信服引文将羁縻州体制可以在乱前行用于幽州而不能在乱后行用于整个河北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对河朔诸藩镇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没有也不愿看到河朔藩镇的蕃州性质”。一旦我们检讨过宪宗朝宰相李绛《论魏博》一文(已前揭,参见本文第三部分第一节引文),便可了解以其为代表的唐廷对河朔藩镇的认识是何等的清醒,对它们的“蕃州性质”又洞察得何等的深刻。不过,如果我们借用这篇论文的视角,利用羁縻州体制,将变乱前后的河北社会看作一个与关中地区有别的发展中的整体,就可以看到,令唐廷不安的并不是羁縻州属性在地域上的扩散,而是河北地区作为帝国版图内一极的地方崛起。而所谓羁縻州体制不过是这一崛起所借用的外壳,其属性的扩散不过是这一崛起在外观的表现。没有这一极的崛起,就没有江淮地区如此迅速的作为另一极崛起的机会。河北的地方崛起之所以比江淮更加令唐廷感到恐惧,不仅在于它强大到足以对抗中央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控扼东北少数族裔势力的地缘政治地位,同时也在于曾经的东西两政权(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之对立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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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揭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l998年,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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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毛阳光所评论的:“关于安史之乱影响,虽已有些研究,但还不够深入透彻。尤其是这场动乱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对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心理的作用究竟如何、情况怎样,还需进一步的研究。”①藩镇体制作为河北地区“后安禄山时代”的首要表征,其研究如何能摆脱前人窠臼,在新的框架内看问题,是摆在每个唐史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诚然,研究安史之乱影响的着眼点集中在唐廷的职官制度、财政制度、政治态势和运作等方面的转变之上,对架构唐宋帝国的整体历史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也部分地造成对中国传统国家空间概念上理解的片面和被动——毕竟唐廷虽是整个国家的代表,但远不是它的全部。随着现阶段历史学研究课题和方法的社会学化,越来越多的史学著作开始着意于“向下”和“向内”的研究取向。作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这一传统命题,如何使之具有新的内涵,亟待学界理清。更进一步说,今后的研究是否依然要走“站在中央看地方”的老路,笔者深感疑虑。有时候换个角度看问题:会使研究状态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李鸿宾《尉迟迥事变及其结局——新旧时代转变的表征》一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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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戟等《二十世纪唐研究·政治卷》第一章内“安史之乱”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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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政治上的转变与经济上的发展和需求在其前期是同步发展的轨迹。到玄宗晚年安史叛乱爆发后,随着中央王朝威力的下降,全国不再成为一体,代之以不同的发展趋向,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开始分化出不同的区域:王朝的象征——长安,同以往一样,是国家政权的所在;江淮是经济繁荣富庶之地,它源源不断地向西北供应粮草;河北则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地方节度使统辖的范围,尤其是所谓的卢龙、成德和魏博三镇,更是与朝廷对抗,俨然自成一统。①

尽管这一看法源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的经典论述(已前揭,见本文篇首引文),但是它的表述仍表明作者已经开始将研究视角从中央高居地方之上的“辐射模式”转化到各地域平等且互动的“多元模式”上。笔者认为,无论是“河北地区政治上对唐廷的长期异化”说,还是“河北地区文化上对核心区的长久胡化”说,无论是“深思熟虑的传统夷狄论的变种”,还是“理性化的原有藩镇类型论的翻新”都是以唐廷和关中、汉人和汉化、崇礼和尚文为基准,来看待其它地域(不只是河北)的发展,因而都可归列于“辐射模式”之下②。“辐射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一旦研究者陷入到“河朔三镇”何以长期割据的追问之中,便不难得出某些相似的结论,于是,藩镇体制的根本动因也就淹没在各种必要条件的展示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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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收入前揭作者《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185页(原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为求通顺,引文首句和末句处略改,文义未变。
②笔者所归纳的四种“辐射模式”,其严密分析有待详论,现特概述如下:“政治上长期异化”说,其核心是探讨唐廷与河北长久的政治博弈;“文化上长久胡化”说,其核心是塞外民族内迁导致了文化风尚的改变,或者胡汉双方的混合;“夷狄论的变种”原指陈先生的“胡化与汉化”说,但是从他的观点出发而抛开文化问题,进一步讨论塞外民族在人口和社会上的实际作用的,则属于此类;“类型论的翻新”则指在唐人李吉甫、李绛、杜牧等的观念基础上,对唐代藩镇的整体类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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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藩镇体制,是不能用简单的必要条件列举法来界定其存在的意义的——因为任何研究者都不能将必要条件直接视为充分条件。而借由“多元模式”的重新审视,河北所具有的“独立性”将不再纯粹只是安史之乱带给这片古老土地的直接遗产,而是作为某片地域在历史长河中缓慢发展的内在本质而始终存在着。换而言之,安史之乱不过是河北地方崛起的机遇,绝不是它的主宰。即便没有这一变乱,地域内在的“独立性”也会推动河北逐渐摆脱唐廷的控制自行发展;且这种地域内在的“独立性”,并非河北所独有,而是各地域的普遍属性。这一研究立场的不同终将导致价值判断的迥异。由此当我们再联系到隋唐大一统帝国结束后的五代十国和辽宋夏金,便可看到这个分裂的时代与其说是某个中央王朝自身的衰落造就了某些地方势力的割据,不如说是各个地域的分别崛起减弱了中央王朝的控制力①。正是这种地方崛起的实现,从而有可能在13世纪于一个更新更高的层面将中国历史重新推入又一轮的大一统时代——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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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往史家多从“辐射模式”出发,或阐述中央王朝控制力的起伏,如前揭李鸿宾《唐代的民族互动与政治发展》,同作者《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亦或阐述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重心的位移,如前揭毛汉光《魏博二百年史论》的结论部分,同作者《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15-517页。无论哪种,均以“站在中央看地方”的立场来把握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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