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反共军事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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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公教青年报国团
公教青年报国团,是比利时籍神父雷震远在1946年于北平市创建的一个天主教反共军事组织,到1956年被中国共产党政府全部镇压而消亡。
1946年7月,黎培里指示并资助比籍雷震远神父(Raymondde Jaeghei)在北平组织建立了”公教青年报国团”(又称民众自卫团、民众建国协进会)武装组织,援助国民党的反共战争,由雷震远担任团总指挥,姚光远与任佩泽为副主任,刁化仁为秘书长。最初设立山东和察哈尔两个分团,后增设河北、绥远、山西分团,各分团设主任、指导司铎和书记等职务,分团以下设工作队。有石家庄、保定、涿县、天津、泊头、通县、芦台、束鹿、宣化、唐山以及山西太原11个情报站。河北分团最初有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涿县六个工作队。察哈尔分团于1946年末由王若鹏负责,另名察哈尔省民众建国协进会,成员分布于境内各县。1947年5月后河北分团由刁化仁担任主任,毕卓云为秘书长,增加落垡、泊头两个工作队。1948年6月,报国团受“剿匪总部政工处”指挥,将民众自卫团改名为青年救民戡乱先锋队,河北和察哈尔分团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各分团所属工作队改编为中队,第一大队由刁化仁担任大队长,下设北平、落垡、天津、唐山、保定、涿县、石家庄、藁城八个中队。北京教区王章神父担任落垡中队长,组织了宝坻、武清境内教友百余人,成立还乡团剿匪。
在石家庄由骆毅宾负责组建了武装组织石家庄公教队,后由国民党第三军改编。1947年7月,正定教区陈启明主教、杨鸿志神父、陈道生神父与石门的荷兰籍罗贯之神父等策划,由杨鸿志和教友赵子云将500名教友组织武装起来建立还乡团,于7月中旬守卫正定县城有45天,并在近郊的三邱村、大林济、朱河村等地逮捕处决300多名共产党员。1948年初教友任国顺将共军在平山县西柏坡设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报告给吴雅阁神父,吴随后到北平联系刁化仁,商议行刺毛泽东与朱德等人的计划,并派特使赵德祥教友赴藁城桥寨与赵雅各、冯连相、宋本笃联络安排。1948年8月10日,雷震远与刁化仁将吴雅各此前的报告及毛泽东已于5月27日抵达西柏坡的情报,通知国民党华北剿总与军统,随后又根据部分情报对平山县郭苏镇一带展开轰炸,9月13日再次对石门和灵寿等地进行轰炸,但毛泽东最终还是逃脱。1948年冬,共军陆续控制了华北各地,公教青年报国团转入地下。
1948年冬,河北境内大部沦陷,境内报国团成员退守北平,由刁化仁指挥继续抵抗。于当年12月25日召开会议,将团改组为地下工作队,下设1个联络处,4个大队,17个区队,52个分队,总指挥部在北平,刁化仁为总队长,陶嘉信为副总队长,王涣世为指导司铎,屈国华为联络站站长,北平东堂的宋维礼神父担任联络站指导司铎,各大队亦设队长和指导司铎,后分散于燕地各处在地下隐秘活动。到1949年北平沦陷前,刁化仁流亡香港,继续指挥燕地的地下工作队,王章神父化名汪国安留在北平,被捕时曾被搜出枪支弹药。
1950年10月16日,石家庄多位公教青年报国团成员被中共逮捕,吴雅阁神父被处决。1951年7月,北京、天津、唐山、昌平、南口等地报国团成员陆续遭到逮捕。到1956年,在北京、石家庄、保定、天津、唐山等地秘密活动的公教青年报国团各主要成员均已被中共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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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远神父简介:
雷震远(Raymond J. de Jaegher,1905年-1980年)。1905年出生于比利时韦尔维耶(Verviers),父亲是一位采矿工程师,在38岁时逝世,丢下母亲和五个孩子。他是最大的孩子,母亲自然便让他做了「这家里的小家长」。父亲死后一个月,战争爆发了,母亲带著他们到了伦敦。他和弟弟法兰克在伦敦进小学读书。两个妹妹和另一个弟弟由母亲在家庭施以教导。后来有几个比利时耶稣教会教士在哈斯丁开设一所学校,他和法兰克便到那里读书。他们曾看到德国的徐柏林式飞机袭击伦敦,他们害怕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是远离祖国的孩子,他们晓得家乡已被敌人蹂躏殆尽了。但直到停战后他们在1919年返回比利时的时候,才看到房屋毁于炮火,家产全归一烬。外祖母家住在东部边境的小城里,是比利时与德国交界的第一个城市,她带着一群孩子们回到那里,他们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钱。但是母亲还把他和法兰克送到佛维尔(Verviers)的耶稣教会学校读书。她时常说:「我们可以在旁处省钱,但不能牺牲教育」。
1920年,当他才15岁的时候,遇到了当时43岁的雷鸣远神父,他刚刚从中国回来,他在中国已经住了许多年。那时他正在欧洲协助二千多名由于中法银行倒闭而断绝经济来源的中国留学生。中法银行便是在法国支持共产党组织的银行。在所谓「毛泽东计划」下来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不再能从法国的社会主义党及共产党手里获到金钱,虽然法国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曾欢迎甚至鼓励他们来法国;他们也无法从国内家庭方面获到接济,因为那时的中国正陷于军阀混战,孙中山建立民国,刚刚开始九年,从帝制到民国的演变正在进行中。那时他年纪还青,对一切事情的意义还很模糊。后来雷震远进入卢芳神学院修读神学硕士。
1930年12月4日经雷鸣远神父介绍,来到中国,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副执事,并于次年晋铎,在安国教区王增义(Bishop John Baptist Wang Zeng-yi, C.M. 1937-1951)主教及方神父手下任神父。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一度代理安国县县长,并在次年中期被任命为雷鸣远神父创办的两个修会的临时会长。当时安国成为中共解放区,他与中共实际接触对谈,尤其是中共在当地解放区领袖吕正操,亲眼目睹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暴力革命行为。1940年2月与雷鸣远神父会面,商议制订修会的会宪,同年6月24日雷鸣远神父去世。1943年雷震远被日军逮捕后囚于山东潍县集中营。1945年获释后仍在华北传教。1946年组织建立了天主教反共军事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1949年初流亡香港,致力于改善当地难民营的状况,之后又前往美国。1952年他写了一本书《内在的敌人》(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回忆他在中国的经历,表示对暴力革命的强烈不满。1955年后任南越吴廷琰政权顾问。1957年他与牛若望副主教在台湾协助于斌枢机。1963年经台湾回美国。1980年2月6日在纽约病故。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7%E9%9C%87%E8%BF%9C
http://mypage.direct.ca/w/wfung/heshantongyi/Aboutvietnam/AboutVN-36.pdf

内在的敌人》1937-1949,下载地址点此:《内在的敌人》-雷震远,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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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转载数份出自共匪党媒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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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青年报国团”是反动的武装特务组织》,人民日报 1953-07-16第3版

编者按:一九四九年三月到一九五一年七月,我华北各地人民公安机关先后在石家庄、北京、天津、唐山等地破获了“公教青年报国团”反革命案。经过长期周密的调查和审讯的结果,完全证实“公教青年报国团”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特务机关所直接掌握和控制的一个庞大的武装特务组织。它的目的是协助国民党匪军进行反革命内战,破坏人民解放区,进行暗杀活动,破坏人民革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的这一极端卑鄙恶毒的阴谋诡计,在我国人民的铁拳的捶击下已经粉碎了。这是我国人民反帝斗争中的一大胜利。今天我们把这一反革命案件的全部材料发表出来,必将有助于我国广大人民、特别是爱国的天主教徒,进一步认识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狰狞面目,从而提高自己的警惕性,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坚决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破坏活动。

“公教青年报国团”是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雷震远(比利时人,天主教神甫)和国民党匪帮特务共同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武装特务组织。这个组织是以天主教中的反动神甫为基础,裹胁一部分天主教徒组织起来的。它直接受国民党“军统局”的指挥,以地区为单位,设立各级组织,分布到华北各地。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匪帮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协助国民党匪军进行反革命内战,破坏人民解放区,进行暗杀活动,破坏人民革命。

“公教青年报国团”的特务匪徒,主要是依托华北各地的天主教堂,利用天主教会深入广大的城镇和农村,进行反革命的武装活动。这样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深得蒋介石匪首的重视,认为这是国民党匪帮在华北保持反革命统治的基础之一。到全国解放之后,作为蒋介石匪帮残余势力之一的“公教青年报国团”,即改变其组织形式,编组“地下工作队”潜伏华北、华东各地,进行造谣破坏、刺探情报及策动武装暴乱等特务活动。

这个武装特务组织,从一九四九年起,在石家庄、北京、天津、唐山、昌平、南口、张家口等地先后为我人民公安机关所破获,逮捕了这些特务匪徒,搜获其大批文件、武器、炸药等反革命罪证。“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整个反革命组织是基本上被摧毁了。我们现在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情况和主要罪行介绍如下:

罪恶的合作
抗日战争刚告结束,国民党匪帮即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一向在华北一带为帝国主义作间谍的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甫雷震远(Raymond J.de Jaegher),为了帮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进行反革命内战,即自动投效,经过国民党特务和天主教败类于斌的介绍,会见了匪首蒋介石和戴笠,合谋组织所谓“公教青年报国团”,利用天主教在华北各地进行反革命的武装特务活动。
雷震远是有名的国际间谍,一九三○年到中国,以传教为名,在华北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一九三一年升任天主教神甫,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参加雷鸣远(国民党特务、比利时人)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在山西、河北、山东及陇海铁路沿线,刺探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情报,自称这是作“反共前哨的尖兵”。
雷震远和特务匪首戴笠密商合作之后,所谓“公教青年报国团”即在一九四六年初成立于北平,以雷震远为总负责人,直属国民党“军统局”,由该局拨发所谓“基本干部”的薪饷。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为了扩大组织与活动范围,“公教青年报国团”先后与国民党匪帮当时在华北的最高机关“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北平行辕”、“华北剿匪总部”取得联系,兼受其指挥及经费补助,并以“民众自卫团”和“青年戡乱救民先锋队”的名义,对外作公开活动。一九四七年七月,匪首蒋介石发布所谓“总动员令”,雷震远又以“民众建国协进会”的名义,招揽华北各地天主教神甫参加其反革命组织,据他说:“民众建国协进会,为适应时代的社团组织,负有历史的重大使命,政府中枢及公教当局均寄以无限殷切之期望。……当兹开展伊始,尤值总动员令颁发、剿匪救民之际,事体艰伟,非集贤能,难期成功”。就这样把一大批天主教神甫网罗到他的特务组织中去了。
“公教青年报国团”由雷震远充团主任,姚志远(天主教徒)、任佩泽(天主教徒)充副主任,刁化仁(军统上校特务,天主教徒)充秘书长。总团部之下,分设河北、绥远、察哈尔、山西、山东五个分团,各分团设有所谓主任、指导司铎和书记等职位,充当这些职务的有天主教神甫和职业特务。分团之下设工作队,河北分团设有北平、天津、保定、石门、唐山、涿县等六个工作队。
一九四八年六月,“公教青年报国团”兼受匪“华北剿匪总部政工处”指挥,将“民众自卫团”改为名“青年戡乱救民先锋队”,取消分团的名义,将山东分团合并于匪“军统局济南站”,山西分团取消,河北和察哈尔分团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各分团所属的工作队改编为中队。第一大队由刁匪化仁兼大队长,下设北平、落垡、天津、唐山、保定、涿县、石门、藁城等八个中队。
一九四八年冬,华北各地相继解放,“公教青年报国团”的特务匪徒陆续从解放地区群集北平,当时雷震远已逃往南京,该团乃由刁化仁负指挥之责。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近郊时,刁化仁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所谓“非常时期会议”,决定将“公教青年报国团”改组为“地下工作队”,下设一个联络站,四个大队,十七个区队,五十二个分队,总队部设于北平,由刁化仁充总队长,陶嘉信(天主教徒)充总队副,王渔世(天主教神甫)充指导司铎,屈国华(天主教徒)充联络站站长,宋维里(北京八面槽天主堂神甫)充联络站指导司铎。各大队亦设有队长和指导司铎。这些区队、分队分别潜伏于华北各地进行活动。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解放前夕,刁化仁逃往香港,继续指挥所谓“地下工作队”的潜伏活动。

一个巨大的阴谋案
“公教青年报国团”成立之后,在华北各地进行了一连串的反革命活动:进行暗杀活动,指示匪机轰炸目标,组织武装侵扰解放区,杀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
一九四八年,“公教青年报国团”在河北平山和石家庄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暗杀阴谋。这个阴谋是“公教青年报国团”匪首刁化仁和天主教正定教区神甫吴雅阁所指挥和发动的。一九四八年初,吴雅阁得到特务教徒任国顺的密报,得知我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吴雅阁即将此项情报转告“公教青年报国团”秘书长刁匪化仁,并共同拟就暗杀计划,呈报匪“北平行辕”和“军统局北平站”,随即派遣天主教教徒赵德祥潜赴藁城,与桥寨村天主堂神甫赵雅阁及冯连相等布置暗杀行动。藁城桥寨村天主堂是“公教青年报国团”在解放区潜伏活动的据点之一,据该团向匪“北平行辕”所作的报告中说:
“桥寨村村民全系教友(教务即由赵神甫主持,另外尚有四位神甫潜居,外人尚不知悉),赵神甫任我方工作联络之责,赵德祥将证件交彼后,彼已分头派员将有关之同志召集至该村,领受命令,俾便进行工作”。
这个阴谋不过是匪徒们的一个荒谬愚蠢的妄想而已,根本无实现之可能。但是昏愦透顶的国民党匪帮首脑机关,得到这个报告却如获珍宝。从一九四八年三月到七月,五个月之间,国民党特务机关完全陶醉于这个梦想,不断向刁化仁发出催促查问的函电。例如: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匪“北平行辕第二处”处长张家铨写信给刁化仁:
“化仁兄:某事(按指暗杀行动)关系甚大,务请以全副精力贯彻到底。进行情况如何?不论有事无事,均希逐日以书面向行辕报告,迄完成为止。万勿间断为荷”。
六月六日,张家铨又以代电通知刁化仁:
“三月三日函计达,我兄运用冯某行动匪酋一案,已电移北平站(按指“军统局北平站”)乔家才兄核办,速往洽办为盼”。
七月八日,“军统局北平站”以代电通知刁化仁:
“刁化仁兄:一、准张家铨兄移送运用冯连相行动匪首一案到站,同时奉局令查询本案进行情形;二、即希将本案最近发展情形详告,以便转呈为荷”。
七月二十三日,“军统局北平站”又以代电询问刁化仁:
“关于该案最近发展情形如何?兹奉局令查询,并饬积极进行,即请迅予办理见复为荷。”
其间,匪南京“军统局”本部,亦不断对“公教青年报国团”直接给以指示,督促其积极进行。
但是,这个罪大恶极而又盲目愚蠢的阴谋,在解放区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周密防范之下,终告破产,成为泡影。
这个阴谋失败之后,“公教青年报国团”又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和九月,指示匪机滥炸平山、石家庄、灵寿等地,仍企图危害解放区领导机关和首长。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雷震远和刁化仁根据吴雅阁的报告,以代电密报匪“华北总部”、“军统局北平站”和南京“军统局”本部,说我高级首长“于前数日偕干部数十人,抵平山县西北八十里郭苏镇北六里许之讲里村,住于该村东北角天主堂内,系一幢瓦房”。又根据特务教徒米二海的情报,将平山、郭苏镇、讲里村的机关、工厂、仓库的位置绘成地图,报告匪“华北总部”,指示匪机轰炸目标。国民党匪帮即根据他们所指示的目标派遣匪机滥炸平山,毁民房七百余间,炸死炸伤群众三十余人。同年九月,国民党匪帮又根据“公教青年报国团”的特务教徒李杰贞和杨东来的报告,并由这些匪徒施放信号,指示目标,派遣匪机连续滥炸石家庄和灵寿等地,炸死炸伤群众一百三十多人。

组织武装暴乱
组织武装特务,协同国民党匪军侵扰解放区,这是“公教青年报国团”主要的活动方式。一九四七年七月,“公教青年报国团”在正定解放区曾进行了一次武装暴乱,在正定的城郊一带,杀害了三百多个干部和群众。
这个暴乱是“公教青年报国团”潜伏在正定天主堂的指导司铎杨鸿志和该堂的主教陈启明、神甫陈道生,石家庄天主堂荷兰籍神甫罗贯之等共同策划的。这个计划经国民党匪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批准之后,杨鸿志即与赵子云(反动地主还乡队队长)将天主教教徒五百余人组成武装还乡队,在七月中旬乘虚占领正定县县城。他们在盘踞正定的四十几天中,连续到近郊的三邱村、大林济、朱河等村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被他们杀害的群众在三百人以上。
“公教青年报国团”除本身的特务武装之外,还协助天主教的其他反动分子组织武装,参加国民党匪军作战。一九四八年五月,天主教北平教区神甫李志仁、曹立珊等,经过“公教青年报国团”绥远分团主任白祥(天主教绥远教区副主教)的介绍,得到匪“华北总部”的协助,组织所谓“华北总部民众服务团”。这个反动组织曾收罗匪徒一千二百余人加以武装,以反动的天主教徒为骨干,编为“守护第七团”,由匪“华北总部”派遣军官指挥训练,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开赴天津,编为国民党匪军第一○四军第三二六师的第九七八团。当时该团驻天津西营门,其中约一个营驻扎于杨柳青一带。这批匪徒在杨柳青烧杀抢掠,作恶多端,至今还被当地人民所切齿痛恨。同年十一月人民解放军围攻天津,这批天主教的反动武装在天津西营门一带拆民房,修工事,负隅顽抗,结果为我人民解放军予以全部歼灭。

投靠美国特务
一九四九年冬华北各地相继解放之后,“公教青年报国团”在雷震远和刁化仁的指挥之下,改组为所谓“地下工作队”,继续进行反革命的阴谋破坏。
匪首雷震远在一九四八年由华北逃往南京,转赴美国,一方面在美国到处讲演、写文章,招摇撞骗,制造谣言,诬蔑新中国,为国民党匪帮呼援;一方面指示刁化仁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保持联系,指挥内地的残余匪徒继续潜伏活动。雷震远在美国的主要活动是向美国政府的特务机关钻营投靠。在一九五○年冬到一九五一年初,雷震远通过美国传教会的林主教(Bishop Lane)与东京麦克阿瑟总部联系,又通过美国前战略情报局(O.S.S)局长杜诺万(William Donovan),先后与麦克阿瑟和李奇微总部的情报机关、华盛顿的最高特务机关、美国空军部队的情报组织发生关系。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雷震远由美国亲笔写信告诉刁化仁:
“你所提述的事情,当然非常重要,但国民政府将对于此问题如何?假如能想法子报告我们正在办一件大事情,将来政府还能明了一切。为进行此事,我给美传教会林主教(Bishop Lane)秘密提述这件事情,因林公这几天在日本,林主教去日本前,我求他向麦帅提述几个问题,林公上主日来信,说他还没见总司领(令),因此昨日给他寄一挂号信,述说此事,但没说您的名,只说一个中国朋友。我请林公说,求麦帅指使一个可靠的人,将能同你连合(联络”办理。但提述两件事:一、办事的人应有相当好的待预(遇)。二、派的连合(联络)人应该十二分可靠。因在美国一个秘密机关C.I.A.(按即美国“中央谍报局”)有共产党的,因此应该特加小心。昨天我也给前O.S.S首领打电话说,我愿见他。他是General Donovan(天主教徒),前给戴先生(按即戴笠)办事在抗战时期。二月我见他一次,说了半天,昨天他的密友也没在,也没来回电话。可是我今天再打电话联合(络)将给您写信述说结果。你该十分小心,别冒失……”。四月七日,雷震远又写信给刁化仁:
“昨日我去拜望General Donovan德将军(按即杜诺万),我们谈一小时的工夫这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是麦帅的同学,并常在一起作过事情,因此他先想自己去一趟,但因在纽约事情忙碌,不易亲身去一趟。他请我写一个报告书交给他,他有办法把此报告书直接交麦帅……”。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雷震远写信给刁化仁,叫他提出潜伏活动的计划,雷震远在这封信中说:
“可爱的化仁:今早晨,有华盛顿要人给打电话,规定时间见我,谈了工夫很大重要事。上次我给您寄来的信,述说一位德先生,德公(按即杜诺万)给东京寄我的报告书,东京非常高兴,愿意作此生意,因此今派华盛顿的大生意人来商谈买卖。谈了很久,为商谈做生意的方法及报告总公司。大概六月十号总公司及东京分公司将有最后答复。大概为此生意我同总公司的要人去同您在港谈谈一切。大概为做此生意大魁谋(规模)需用多少美金,小魁谋(规模)办大概需要多少,请您答复我说一下。为事情的重要及生意的好处,他们完全明了,他们愿意做成功此生意……”。
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日,刁化仁把他的反革命活动计划,从香港寄给雷震远。这个计划包括武装破坏和刺探情报等。刁化仁在这个计划中说明:
“需要的款项,小规模的作法,单为办理情报工作,每一个月的维持费和工作费,最少需要美金五万元;中规模的作法,除情报以外,连宣传、策反、联络游击队等,每月需美金十万元;大规模的作法,担任整个反共第五纵队的任务,其所需款项数字,依工作需要的程度而定”。
据刁化仁说:“国民党为何不能争取这些人(按指“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残余匪徒)?是因为他们(按指国民党)失掉了政治吸引力,换言之,如果美国还没有积极反共的态度,则这些人还是埋头待机。再换句话说,这些人为何愿意接受我们的领导,就是相信了我们的政治观点和反共逻辑”。
雷震远在六月十二日回答刁化仁:“昨日接到了航挂的拉丁信,述说经济的需要费,我感觉到数目很大,但假如真成功这些事,数目就不大。今我去报信,希望不久能得到最后的答复。”六月二十八日,雷震远又写信叮嘱刁化仁:
“德公告诉我再忍耐些日子,并且告诉别相信C.I.A,因该美国秘密组织有共产分子。当然共(产)分子不多,但为成功我们的事情,他不能把我们的同志介绍给C.I.A。假如德公向C.I.A提述我们的同志,他们必定欢迎,但将来为我们不利。德公前介绍的组织,是C.I.A以上的最秘密组织。我们同志应该完全保险,才可以办理。”
雷震远在七月十四日写信给刁化仁,又指示他:
“请您在港多给郑先生(按即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帮忙,因为郑先生在政府中是最爱国的人员。为在华北工作,该十二分小心,找最能受(守)密(秘)密的人,不然将来不断(但)没好处,只有害处。不怕人少,并且这些同志只能与您联合(络)。当然这样工作很慢,但妥当”。
七月十六日,雷震远写信通知刁化仁,他已经经过杜诺万的介绍,与美国空军的特务组织发生关系,据他说:
“昨天午后,德将军给我电话,请我到他的办事处,因有要事给我商谈。虽然那时我正要出去办事,我先到德公处。一见他非常高兴,说他愿意介绍两位航空队秘密组织最高二位上校,其中一位教友,在菲(律宾)群岛工作,我们先在德公谈话,后在他们二位所住的旅馆谈的工夫很长,明天前半天我将再谈。可是这此(次)事情比上次有希望,因德将军给他们说明应该实实办。美(国)有四五个秘密组织,每个组织独立办事,但要紧消息贡上政府最高人员。海路(陆)空独立行(性)组织,以为(外)还有美中央C.I.A.秘密组织,还有F.B.I.国内秘密组织(按即联邦调查局),前德公介绍的(是)路(陆)军最高的组织”。
雷震远在美国的这些活动,充分证明“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残余匪徒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伸展的魔爪之一。

残余的活动
“公教青年报国团”匪首刁化仁,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解放之前逃往香港,一方面通过雷震远与美国政府的特务机关发生关系,同时接受国民党特务匪首毛人凤的指示和郑介民的协助,继续指挥所谓“地下工作队”的活动。一九五○年四月,国民党“保密局”命令“公教青年报国团”改称为“中国青年报国社”,并指示:“以普通社团立场,从事反共抗俄之民众运动,并照所订计划,先以情报及心战(包括宣传)为工作重心,俟机进行策反及行动工作。……希对内地教友尽力密取联络,以便开展敌后工作,并物色适切人员建立潜伏情报组。在香港方面应多方搜集国内外情报,并利用‘益世报’,加强心理作战及对外宣传工作”。四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保密局”又指令改任雷震远为“中国青年报国社”理事会理事长,刁化仁为社长。
一九五○年五月,刁化仁在台湾向国民党“保密局”提出“公教青年报国团”在内地进行暗杀活动的计划,五月十七日即得国民党“保密局”批准,发给活动经费,并指示刁化仁以谋杀我高级负责人为主。
一九五○年七月,刁化仁由香港秘密派遣赵培群(化名赵群生、丁茂昌)来北京,与八面槽天主堂神甫宋维里取得联系。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年十月,刁化仁曾由香港分作四次汇来活动经费并布置破坏阴谋。
潜伏于八面槽天主堂的宋维里,是所谓“地下工作队”联络站的指导司铎,从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宋维里先后向逃往香港的刁化仁发出有关我国政治、军事、经济和天主教革新运动的情报四次,并以金钱收买政府某机关的干部窃取机密文件,刺探政府首长的住址,寄往香港。潜伏于北京耕莘中学的天主教正定教区神甫萧晋升,是所谓“地下工作队”第三大队驻北京联络站的联络员,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六月,萧晋升收买留用警士高连升,刺探机密,并搜集正定石家庄等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供给法国间谍狄俊义(西什库天主堂神甫)。京西白家疃天主堂神甫叶保禄,是所谓“地下工作队”第一大队第四区队的指导司铎,从一九五○年一月起,即与日伪时期的“清乡大队”队长姜泰,密谋纠合反动的天主教徒组织特务武装“忠勇爱国队”,由姜泰充大队长,叶保禄充参谋长。一九五○年六月,在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之后,叶保禄和姜泰妄图配合美军进攻大陆,进行武装暴乱。
“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残余分子,除开进行这些武装破坏活动之外,在农村主要是破坏土地改革,散布谣言;在城市就搜集情报,阻挠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反革命宣传。例如边汉元(所谓“地下工作队”第一大队指导司铎,西什库天主堂神甫)、王向洁(第二大队第三区队队长)、杨鸿志(第三大队第五区队指导司铎)等,在潜伏期间,曾以“土地改革是政治问题,教徒不能分地”来威胁参加土地改革的农民教徒;以“开除教籍”来威胁参加天主教革新运动的教徒,并阻挠他们控诉天主教帝国主义分子的罪行。

粉碎反革命挣扎的幻想
“公教青年报国团”的罪恶活动,早为我人民公安机关所掌握,从一九四九年三月到一九五一年七月,先后在石家庄、北京、天津、唐山、昌平、南口等地,将“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残余匪徒陆续捕获。在北京捕获的匪徒陶嘉信(“地下工作队”总队副)、屈国华(联络站站长)、宋维里(联络站指导司铎)、边汉元(第一大队指导司铎)、叶保禄(第一大队第四区队指导司铎)、王向洁(第二大队第三区队队长)、杨鸿志(第三大队第五区队指导司铎)、萧晋升(第三大队驻北京联络站联络员)等,对所犯的罪行,都已全部承认。这个由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外国间谍和国民党匪帮共同成立的武装特务组织,现在已经被基本上摧毁了。这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在中国大陆进行反革命挣扎的幻想,这种幻想,在中国人民的捶击之下,再一次破灭、粉碎!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他们以各种方式、利用各种爪牙来从事破坏和捣乱。“公教青年报国团”就是他们利用天主教在中国伸展的魔爪之一。现在这个魔爪被我们中国人民斩断了。但是一切爱国的天主教徒必须继续提高警惕,继续把这个魔爪的残余,彻底干净地切断、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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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眸]破获“公教青年报国团”一案的回忆,石家庄宗教历史疑案
[2012-03-12 03:59] 责任编辑:louxiaojian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即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原来一直在华北为帝国主义搞间谍活动的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甫雷振远,马上通过国民党特务天主教徒与特务头子戴笠接上了关系,接受合谋组织所谓“公教青年报国团”,在华北以天主教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有庞大的组织和阴谋计划,通过华北地区的教区,如河间教区、正定教区,组织武装还乡团进行破坏活动。一次在正定地区就袭击我解放区,烧杀人民群众达300余人。他们在平山、石家庄。阴谋暗杀我基层干部和中央负责同志。他们在每个教区组织一个工作队,实际上是武装还乡队、破坏暗杀队。正定教区神甫吴雅阁和藁城教堂、桥寨村天主教堂神甫赵雅阁,在国民党特务刁化仁指挥下拟成暗杀计划,由一个工作队负责实施。他们还广泛利用教徒深入我解放区,接近我领导机关,收买我基层人员刺探情报。1948年秋,他们了解到我中央负责同志住地,迅速通过他们的特务网河间教堂,电报国民党“军统北平战”。国民党很快地派飞机前来轰炸平山的沟里、东柏坡、西柏坡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机关住地以及石家庄市。
1947年晋察冀社会部对这个组织已有所察觉,布置了工作。在许建国同志指挥下,先后组织冀中公安局(后为河北省公安厅)和唐山、天津、河间、石家庄等公安部门,经过约4年时间的侦察,于1952年夏破获了“公教青年报国团”在河北、天津的全部组织,搜获了许多罪证,如反动天主教神甫写给国民党特务刁化仁的报告,军统北平站的指令、密电,以及指示飞机轰炸目标的方位地图等等。我们为了教育群众,揭露国民党特务与反动天主教神甫勾结的破坏阴谋,进行了全案公开审判。由石家庄市公安局起诉,人民法院受理,组织特别人民法庭审判。在审理中,主犯吴雅阁、赵雅阁等开始否认其反革命特务罪行,一口咬定他们是宗教合法活动,及至当庭揭露了他们的罪恶活动,出示了搜获得罪证后,他们才低头认罪。特别法庭判处三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人心大快。这个案子破获前后,公安局还破获了其他几个潜伏特务案。从此石家庄市的治安大大稳固了。
这个案子的侦查破案,石家庄市公安局是立了大功的。宣判处理后,石家庄市公安局还专门聘请美术工作者,制作图片翻制像片,在文化馆进行专题展览。《河北日报》、《石家庄日报》都作了报道和发表了社论。
1953年初,上海市公安局也破获了在上海的“公教青年报国团”一部分成员的特务组织案,并在上海市组织了展览。那时《人们日报》也作了详细的报道,发表了社论。

(石家庄市公安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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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远间谍集团的覆灭:夜晚聚众交流被监视

2012年03月29日 16:36 来源:人民政协报,作者:王俊彦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托马斯·梅根借传教之名在我国进行特务活动,他的得力助手是雷震远。比利时籍间谍雷震远早于1930年就来到中国,在正定、石家庄、北京等地,打着传教的旗号进行间谍活动。1946年,他们在北京宣布正式成立“民众建国协进会”,雷震远为“会长”,军统特务陈镇华为“副会长”。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蒋特务机关把雷震远一伙人改组为“公教青年报国团”,其总部设在北京,在山东等地建立“分会”,陈镇华后来被毛人凤派到山东潜伏。

新中国成立后,雷震远逃到香港,与美蒋特务机关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为窃取抗美援朝情报,美蒋特务机关指示他联合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一起进行特务活动。

1950年4月,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把雷震远从香港找到台湾,密商窃取抗美援朝情报及反共合作事宜。毛人凤答应提供大量活动经费,雷震远同意把“公教青年报国团”,改称“中国青年报国社”,毛人凤任命雷震远为该社“理事会理事长”,刁化仁为“社长”,要他们配合美国侵略军以朝鲜为跳板进攻大陆。

得到美蒋的活动经费,雷震远和刁化仁干劲十足,十几天后就向毛人凤报送了准备在北京等地实施的暗杀计划。毛人凤欣喜若狂,又批准并拨给活动经费,强调要以刺杀中共高级干部和窃取抗美援朝情报为主。

于是,雷震远、刁化仁秘密派遣赵培群(化名赵群生、丁茂昌)来到北京八面槽,把活动经费分给宋维里、萧晋升和叶保禄、边汉元等潜伏特务,要他们加紧窃取抗美援朝情报和中国领导人情报,伺机发动武装暴乱。

宋维里是受到美蒋特务机关“重点培养”的特务,他混入北京八面槽的教堂,诱惑一些宗教信众到中南海、南池子、府右街一带刺探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住址。美蒋特务机关认为他的情报“颇有价值”。而萧晋升以语文教师身份潜伏在北京某中学,并与同伙狄俊义和边汉云在老师、学生中发展下线,企图通过他们搜集情报。

雷震远决定重点扶持的,是叶保禄的“忠勇爱国队”。叶保禄以神甫的身份潜伏在京西,接到宋维里转发的大笔钞票,喜笑颜开,便以“地下工作队第一大队第四区队指导司铎”的名目,把在日伪时期当过“清乡队长”的姜泰请来,许以金钱、“高官”。姜泰见钱眼开,很快联络了几个土匪恶霸、不法分子,到处搜集军事情报,还阴谋策划武装叛乱。

日伪时期“清乡队长”姜泰的“反常活跃”立即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公安部门立即调配力量密切监视,发现了“忠勇爱国队”策划暴乱活动的证据,于是顺藤摸瓜,挖出了叶保禄。经过周密侦查后发现,“忠勇爱国队”已经发展到50来人,其反革命组织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便决定将“忠勇爱国队”成员一网打尽。

在审讯叶保禄、姜泰等为首反革命分子的过程中,中国公安机关掌握了美蒋特务机构“公教青年报国团”、“地下工作队”的全部活动线索,既而把潜伏在八面槽的宋维里“神甫”、萧晋升“神甫”以及狄俊义、边汉元等美蒋特务全部挖了出来。在审讯这些人的过程中,我公安部门又缴获了美蒋特务破坏抗美援朝的大批罪证。

雷震远、刁化仁得到宋维里等人被捕的消息,顿时如五雷轰顶。雷震远让刁化仁留守香港,自己飞往美国,拟定了一个“报告书”,硬着头皮吹嘘他在大陆仍然有数目可观的潜伏特务。这时候,美国在朝鲜战场节节失利,急需来自中国的情报。美国官员说,正在指挥朝鲜战争的东京“联合国军总部”对此消息非常高兴。雷震远立即给在香港的刁化仁写信。刁化仁马上拟定出包括武装破坏和刺探抗美援朝情报等内容的活动计划,提出分别为5万、10万美元的“预算”。

但不把急需的有价值的抗美援朝情报交出来,美国情报机构是不会给钱的。雷震远、刁化仁万般无奈下,只得命令潜伏在北京的“硕果仅存”的特务冒险活动,但事与愿违,不但没得到“成果”,且这些家伙一露面,即被我公安机关起获。于是雷震远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山东,指示潜伏在济南的陈镇华展开行动,尽快做出令美国满意的“业绩”。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亲自委任军统特务陈镇华为“济南特别潜伏站”站长,要他在“山东省民众救国团”内选拔“精干”人员作为潜伏骨干。陈镇华选中了郭传道、赵子平、刘静山等11人,分成四个组构成“潜伏站”,分布于济南、德州、临清等地。

陈镇华还“自谋职业”,开办了一家永年烟草公司,以贩卖香烟为名掩护反革命活动,后来又增设了“特务潜伏站副站长”,增架电台一部,并将原四个潜伏组加以整编,同时计划在奉安、潍县设立两个情报据点,特务发展到21人。抗美援朝开始后,他们加紧进行抗美援朝情报搜集及破坏活动。

得到指令,陈镇华赶紧把收集到的抗美援朝“情报”送到雷震远手中。为此,雷震远受到美国和台湾的“嘉奖”,得到了一部分紧缺的“经费”。

有了钱,雷震远又开始活跃起来,他指示潜伏在济南的“山东省民众救国团”骨干分子杨天赉和文质彬,组织起一支反动武装,任命赵子平为头目。

哪知长期潜伏的赵子平等人接到命令和经费后过分激动,立刻公然跳出来鼓吹美军在朝鲜越过“三八”线,马上就要进攻新中国,在群众中制造恐怖气氛,好伺机拉人入伙。其言行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纷纷向公安机关揭发他们的罪行。公安人员经过侦查,得到了赵子平等人的真实身份,很快发现了他们的上线陈镇华。

公安人员根据跟踪监视发现,每当夜幕降临之际,陈镇华等人便纷纷来到济南,聚在一起“交流”所得情报,由陈镇华选出一些有价值的归纳整理,再用电台向在香港的雷震远发报,由雷震远分别发给美国和台湾的情报机构。

济南市公安机关经过周密的侦察,一举破获了美蒋间谍机关豢养的“山东省民众救国团”和“济南特别潜伏站”,1951年1月和1952年3月先后将陈镇华、郭传道、刘静山、赵子平等罪犯逮捕。至此,雷震远间谍集团主要潜伏成员全部被俘,新中国公安机关在与美蒋的较量中再次获胜。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当局不甘心失败,派遣大批特务潜回大陆,联合潜伏特务收集情报、企图从事爆炸、暗杀活动。这些特务虽然久经美蒋训练,但往往从潜入大陆的一刻,就发现在新中国,国民党的死灰不可能复燃的道理,以至于个个提心吊胆、精神崩溃,不久即原形毕露,或自首、或迅速被擒。如潜入负责刺杀陈毅的刘德全,一到上海就发现找不到什么朋友,觉得每个人都在监视自己,不久即被向公安机关自首的特务分子揭发而被捕。而潜入广州、负责暗杀叶剑英的钟嘉,竟然在刺杀实施的前夜悄悄来到广州市公安局侦查科,将暗杀叶剑英的阴谋计划全盘托出,并供出同伙。

【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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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华北的“八一三”特务案》,资料整理:潘正公

一个巨大的阴谋

“公教青年报国团”成立后,在华北各地进行了一连串的反革命活动,尤其险恶的是,企图谋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吴雅阁逃往北平,继续指挥其党羽对我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1948年1月间,吴雅阁亲自向其收买的我冀晋区供给部采购员任国顺布置:“详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之行动”。并令其收买平山县封城村(当时朱德总司令在此居住)贫农团长王连祥,以蒋币7000亿元巨款为诱饵,企图对朱总司令进行谋杀。同时,吴又令特务杨东来通过教友关系,企图策反毛主席随员,对毛主席进行谋刺。

1948年2月,吴雅阁又亲派特务赵德祥以500万元法币做路费,携带蒋特机关“北平行辕二处”所发通行证和谋刺朱总司令的证件(即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二处证明书)以及用于策反毛主席随员的3支自来水笔、2盒木螺丝钉(做手榴弹用)等,潜入北桥寨与赵雅客密谋策划暗杀的行动计划。吴雅阁复又派宋本笃回解放区督导实施该项阴谋。

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得到这个报告如获至宝。从1948年3月到7月5个月内,不断催促刁化仁,通过他指令“八一三”抓紧实施。然而,在我公安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严密防范和打击下,他们的阴谋终告破产。

敌特的阴谋失败之后,贼心不死,活动更加猖獗。1948年2月1日,特务米二海(天主教徒)与李冬昌到北平东煤厂2号,由王耀民介绍会见了吴雅阁,吴交给米李二人5项任务:①探查我军政机关、工厂、学校所在地,尤其是毛主席、党中央驻地情况;②调查我军部署和行动情况;③搜集我党和政府的文件、布告;④发展特务人员;⑤搜集我方的政治活动。后吴雅阁给其二人20万法币,购买了100个灯泡、2副自行车外带、两打车轴。回来前,在吴处米、李二人见到了宋本笃;吴介绍说:“是一家人,回去后由宋负责。”吴又开了一张“差假证”,米、李与宋本笃于2月24日一同回到北桥寨。

回来后,米、李二人一边将带回之物卖出,一边开始出探。当走到灵寿县木佛村西时,遇上两个人,在谈话中得知二人也是天主教徒,他们也认识吴雅阁。米、李二人即打听毛主席的住处和我军情况,他们说:“毛泽东在平山柏坡住,现在有病,正在养病哩。讲里村能制造枪炮和手榴弹。”1948年2月底,米二海、李冬昌二人去北平向吴雅阁汇报了调查情况,吴说:“报告得不清楚,以后报告要细致,要画详图,不然飞机轰炸很难发生效力”。并督促他们赶紧买东西早点回去,继续调查。米、李二人又买了150个灯泡、2000个袜子针以及西药等物,吴又给开了“差假证”,回到了石门。

1948年农历4月初,米二海、李冬昌二人以赶集卖粗布为掩护,到平山县的东回舍、城烟堡、鲍庄、李庄、郜家庄、讲里村等村庄进一步察看,发现我党政军机关住房、人民日报馆、晋察冀日报社、电台天线等情况。于是李冬昌买了800万元的猪鬃,接着李又到灵寿县找其表兄徐永福,谎称去京贩卖猪鬃,在县公安局开了通行证。米、李二人于4月16日,第三次到北平向吴雅阁汇报,他们绘制了图样,以当地“尖尖山”为轰炸标记。1948年8月13日,蒋机对平山县的东回舍、城烟堡、鲍庄一带进行轰炸,共炸死炸伤村民45人,炸毁房屋709间。

1948年春,吴雅阁派遗特务李杰贞、刘顺来潜回石家庄,组织特务刺探我军政情报,进行破坏。同年8月吴雅阁将其二人报告的“华北军区总司令部(住获鹿南新城)以及石家庄各党政军机关住址”等,绘制样图马上转交给刁化仁。确定9月15日轰炸石家庄,规定以红白被子为标记,如果是两红,南新城和石家庄都炸,如果是两白都不炸;如果一红一白,红在白的西边炸南新城,红在白的东面炸石家庄。指挥地点在石市民族街李杰贞朋友家的房顶上。

由于敌人迫不急待地实现其阴谋,故由原定9月15日提前为9月13日开始,由李杰贞在其朋友家的房顶上亲自指挥,刁化仁派蒋机数十架(有时多则20余架,少则2架),对南新城、大郭村、肖家营和石家庄各机关、工厂、学校等处,连续轮番轰炸5日,共炸死炸伤我干部群众217人,炸毁房屋2679间,致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组织武装暴乱

组织特务武装,协助国民党军队侵扰解放区,这是“公教青年报国团”主要的活动方式。特务岳类斯按照敌特机关“北平行辕二处”甘建斌的指示,于1947年7月,伙同天主教正定总教堂主教陈启明、神甫陈道生、指导司铎杨洪志、天主教石门教堂荷兰籍神甫罗贯之等共同策划,经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批准,勾结反动地主、还乡队长赵子云,将500余名天主教徒组成还乡队,乘虚占领正定县城,进行武装暴乱,多次到正定近郊三角村、大林济、朱河等村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共杀害我干部、群众300余人。

吴雅阁于1948年10月,亲率党羽刘同居、张傻海等人随蒋军南下,计划潜入石市进行破坏活动。同时,吴雅阁与赵雅客、宋本笃等积极网罗党羽,策动北桥寨、西门、小奉等村庄的天主教徒,组织反动武装,企图暴乱。因蒋军窜扰失败,阴谋未逞。

“公教青年报国团”除本身的特务武装之外,还协助天主教的其他反动分子组织反革命武装,参加国民党军队作战。1948年5月,天主教北平教区神甫李志仁、曹立珊等,通过“公教青年报国团”绥远分团主任白万桑(又名白祥,天主教绥远教区副主任)的介绍,得到国民党“华北剿共总部”的协助,组织所谓“华北剿共总部民众服务团”。这个反动组织曾收罗匪徒1500余人,以反动的天主教徒为骨干,编为“守护第七团”,由“华北剿共总部”派遣军官指挥训练,在1948年10月开赴天津,编为国民党军第一0四军第三二六师的第九七八团。当时该团驻天津西营门,其中的一个营驻扎于杨柳青一带。这批匪徒在杨柳青烧杀抢掠,作恶多端,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同年11月,人民解放军围攻天津时,这支反动武装在天津西营门一带拆民房,修工事,负隅顽抗,结果被我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

侦 破

法网恢恢,罪责难逃。敌人伪装再巧妙,也蒙不过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罪犯再狡猾,也逃脱不了我公安人员的铁拳。1947年11月,石家庄被我军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即将来临。一批漏网的敌特分子和顽伪人员恐慌万状,纷纷潜入北桥寨,在赵雅客、高贵米等人的掩护下,向北平逃窜。

1948年,我新乐县公安机关检查站工作人员发现北桥寨一车夫,经常赶着胶轮车运送由石家庄到保定、北平去的旅客。在进行检查时,有的为蒙混过关,对我检查人员王义同志进行贿赂,后查明在运送的旅客中有吴雅阁、骆嘉宾、牛若翰、李济士(均系天主教神甫)等敌特分子。当时华北公安部和冀中公安局正在组织侦察天主教内“公教青年报国团”特务案。新乐县公安局根据这一车夫的活动,经报九专署公安处批准,对其车夫进行了秘密审查。通过审讯掌握了吴雅阁、赵雅客、宋本笃、米二海、杨东来、岳类斯等人的活动情况。

华北公安部根据各方面汇集的情况,决定由冀中公安局统一组织石家庄、藁城、正定、平山、灵寿、行唐、新乐、无极等市、县公安机关,对北桥寨“八一三”特务据点立案侦察,由郭一民、林丛、吴庆城等同志负责这一工作。采取发动群众、大搞生产和宣传等形式,展开了全面的秘密侦察活动。在掌握大量证据之后,华北公安部和冀中公安局集中九、十一专区的全体公安干警,于1949年4月25日凌晨,将天主教北桥寨教堂神甫特务赵雅客逮捕。与此同时,潜伏在石家庄、北京、天津、唐山、昌平、南口以及华北各地的“八一三”特务分子纷纷落网。在北京捕获的匪首陶嘉信、屈国华、宋维理、边汗元、叶保禄、王向洁、杨洪志、萧晋升等人,对所犯的罪行,均已全部供认。

判 决

这起国民党特务案,从立案到破案直至判决,经历了4年多时间。此案仅涉及北桥寨村内外和教堂内外,共100多人,其中特务和不法分子近百人。

公教报国团头目吴雅阁、吴雅客在正定被押赴刑场前的情景。

根据他们的罪行,石家庄市人民法院于1950年依法判处吴雅阁、赵雅客、米二海、杨东来4名罪犯死刑。藁城县人民法院分别于1950年、1951年遵照河北省人民法院石家庄专区分院的改判判决,将剧娥子、张八怪、郭金生、李风藻、刘玉、剧庆寅、吴国顺、李秃群、张群、杨风辰、高贵米等罪犯执行枪决。截止到1953年6月,仅石家庄专区共处决“八一三”特务分子24名,拘押17名,其它罪犯从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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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后,敌机轰炸平山县烟堡村的真相

2007-12-20 16:57:08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作者:张志平

194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来到了阜平县城南庄。5月18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了城南庄,毛泽东险遭不测。

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移驻平山县西柏坡。同时,中央各机关也进驻了平山县的100多个村庄。9月13日,国民党空军集中B-24型轰炸机5架,B-25型轰炸机3架,p-51型战斗机12架,p-38型侦察机一架,对我华北中央局、华北军区和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烟堡村和平山县城一带进行狂轰滥炸。炸死群众17人,炸伤19人,炸毁房屋375.5间,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城南庄一样,这次轰炸也是由国民党特务机关密谋策划的。这个武装特务组织成立于1946年,对外的名称是:“公教青年报国团”,代号“813”,1948年6月更名为“华北剿总青年勘乱救民先锋队”,直接受南京“军统”指挥,总头目是雷震远(比利时人),人员以天主教中的反动神甫为骨干,以宗教活动为掩护。1947年秋,反动神甫吴雅阁(平山县梁家窑人)为首,在石门周边的19个县市的天主教徒中发展成员70多人,组成了石门“813”特务组织。1948年初,他们将刺探到的“朱总司令住平山封城村”等情报上报特务机关。后又收买封城村贫农团代表王连祥,密谋刺朱总司令,由于我保卫工作严密,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

1948年8月,特务分子吴雅阁,米二海等潜伏到烟堡村,发现尖尖山下的开阔地上,建起了一片新房,像是机关驻地,出出进进的人也都像是大机关的。于是他们把这些住地绘成详图,确定了烟堡村东尖尖山为轰炸标记,给飞机指示轰炸目标,导致了9.13大轰炸。后有人分析,由于特务对我烟堡党政军机关的详情不太了解,敌机这次轰炸可能有更大的企图和目的。轰炸城南庄,敌人出去了3架飞机,投下5颗炸弹,而此次轰炸烟堡则出去了21架各类飞机,实行密集型的轰炸,共投下了近百颗炸弹。

这起以宗教为掩护的国民党特务组织,首先是由新乐县公安局于1948年下半年发现的,经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批准立案,由冀中公安局统一组织,石家庄、平山、灵寿、新乐、蒿城、无极等县市公安局共同侦破,逮捕和抓获“813”特务分子70余名,先后将特务吴雅阁、米二海等四名主犯处决,王连祥死于狱中。至此,烟堡大轰炸的真相大白。

(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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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破获以宗教为掩护的特务组织

人民日报-1951年03月14日:天津市破获以宗教为掩护的特务组织该市天主教人士拥护政府帮助清除教会中的败类

【新华社天津十三日电】
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于二月间破获以天主教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美蒋特务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地下工作总队平津区队”和“民众建国协进会天津支部”。两案共捕获主从犯金玉培、刘西满、何德民、张维(又名张思温)、赵鸿雁、徐凤翔、赵炳忠等十九人,搜获电台一部、手枪二支和其他反革命证据多件。

匪“公教青年报国团”主犯金匪玉培(天主教徒、匪三青团员)曾于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间,组织反动地主武装,与匪军配合袭击我冀中解放区,在任邱一带残杀、抢劫人民,奸淫妇女等,无所不为。天津解放后,金匪接受潜伏任务,任匪“公教青年报国团地下工作总队平津区队长”,指使其爪牙墨维祺以教书为掩护,暗中进行破坏活动。去春上海遭受美蒋飞机轰炸后,金匪更积极联络旧部,散布谣言。该特务组织的成员刘匪西满,河北任邱人,系天主教神父,曾经常供给法籍神父尚建勋(尚匪为一九四七年在献县破获的国际间谍案的主犯)等情报。刘匪于天津解放后化名刘弗溢,伪装谦德庄福源煤栈职员,在教堂内散布美蒋重来的谣言。刘匪并指使张匪思温(天主教神父)进行假签名,阴谋破坏天津市天主教徒的反美爱国革新运动。

匪“民众建国协进会天津支部”主犯赵鸿雁系天主教徒、国民党中统特务分子。赵匪于天津解放后潜伏天主教教会振声小学任体育教员。去年七月后,赵匪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分子徐匪凤翔共同组织匪“民众建国协进会天津支部”,先后拉拢了特务分子赵匪炳忠、王匪积铸、马匪俊青等,分组“暗杀”、“联络”、“宣传”三组,进行反革命活动。该匪等曾阴谋破坏我某发电厂,未能得逞,即被捕获。

金匪等就捕后,天津市宗教界人士对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措施一致表示拥护。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赵振亚说:无论是谁进行危害国家的反革命活动,都必须坚决予以制裁。教会中有了和帝国主义勾结的特务分子,对教会的名誉是不好的。现在人民政府逮捕了这些坏分子,天津市的天主教徒都是拥护的。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促进会筹备会主任委员吴克斋说:人民政府逮捕了以天主教做掩护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是非常正确的。我们感谢人民政府帮助教会清除了受帝国主义利用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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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罪证,介绍上海市“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罪证展览会”》节选:

1953-07-16-3 专栏,作者:屠培林

参观“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罪证展览会”,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次有益的深刻的反帝爱国教育。许多由外国派遣来华、分布各地的“传教士”,表面上道貌岸然,满口“仁爱”,实际上呢?看一看他们隐藏在道袍后面的鬼把戏吧:展览会场里陈列的迫击炮、手榴弹、枪械、刺刀、谋杀计划、反共宣传品、无线电收发报机、气象测量仪器、情报稿子、密码本子等罪证实物和图片,以及这些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分子在被揭穿假面具后向中国人民俯首招供的自白书,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百倍地增加了我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看过展览会,使我们深切地又一次记起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对我们说过的话:“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事实正是这样。在展览会里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后潜伏在上海市泰山公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天主教神甫田望霖、林仁(比利时籍),他们在寓所布置了一所小圣堂,摆上圣像、十字架,供奉白烛,鲜花,俨然真是个“圣洁”的地方。实际呢?他们在大门上安装了警眼、暗号灯,还加上三把锁,鬼鬼祟祟地躲在屋里,经常把从各方面刺探搜集来的各种情报,用密写药水和密码向国外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机构递送。这些“热心”的“传教士”有一本印着圣母像的天主教上海教区的瞻礼单小册子,原来是他们进行罪恶活动的密码底本。
在展览会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天主教陕西总堂代理主教葛露膏和神甫边寄宁(意大利籍),从一九四四年起就和美国间谍组织建立了关系;在西安解放后仍私设电台,刺探搜集有关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情报,供给帝国主义。他们密藏武器,企图进行武装破坏,并利用天主教堂窝藏了伪西安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王耀先等蒋匪特务罪犯。他们为了进行传递情报的罪恶勾当,装置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天线铁管,而这一天线铁管就隐蔽在悬挂耶稣圣像的背面墙上!
展览会有力地揭露了:这些隐藏在中国天主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贯和国内外反动派相勾结,利用教会作为侵略工具,进行危害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历充德、日法西斯和美国间谍的天主教兰州教区主教濮登博、神甫赵承明(德国籍)等,就曾得到法西斯魔王希特勒奖给他们的“铁十字勋章”和刻着“在危急中要忠信”的刺刀。他们阅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把这个法西斯魔王的像经常挂在房里。他们自己招认:在抗战时期当日寇飞机轰炸兰州时,他们曾挂起丑恶的卐字旗,给他们的“盟国”飞机指示轰炸目标。曾参加过意大利法西斯敢死队的太原教区总主教李露嘉,在抗战期中积极帮助日寇搜集八路军情报;抗战胜利后,又和阎匪锡山勾结反共反人民;解放后,仍旧隐藏武器,阴谋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天主教加拿大耶稣会徐州教区主教邰轶欧(美国籍),在徐州沦陷后,曾无耻地邀请日寇、汉奸到教堂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命令教友都参加听讲,他自己还亲自登台替日寇宣扬
“中日亲善”、“皇道乐土”等反动谬论。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来标榜“超政治”的“传教士”,在各个不同时期,曾经笑容满面地分别和佩着军刀的日寇军官、汉奸郝鹏举、国民党伪徐州市长、国民党伪江苏省第九行署专员等一起合影。在他升任主教举行就职典礼时,战犯顾祝同、于斌等都亲自赶来祝贺。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徐州市军管会下令逮捕这个伪善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时,当场抄获了收发报机、测量仪器、各种重要军用电话器材等二百余件和一部分情报底稿及反动文件。邰轶欧进行“传教”的真面目就这样全部暴露了。
展览会详尽地揭露了在湘西破获的美国间谍欧克澜(加拿大籍)案的罪行。从照片上可以看见,这位天主教湖南沅陵教区主教,曾和大刽子手蒋介石亲切地在一起并坐会谈。一九四七年夏天,正当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时,这位“主教”匆匆忙忙地飞到了北平,向杜鲁门政府派遣来中国帮助蒋介石挽救失败命运的“特使”魏德迈和美国间谍机关北平支部汇报湘西情况,商讨解放后进行阴谋活动的计划。欧克澜供认:“他们告知我美国政府帮助国民党击退共产主义的意向,并和我讨论过共产主义如果胜利了时,如何实行我们的计划。”湖南解放后,欧克澜和神甫武平舆、韦中庸、惠泽民(以上三人都是美国籍)等接受指示“全部留下”。他们利用各种方法收集有关我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情报和反动武装活动的情况,转递给外国帝国主义,总数约五百九十四件。他们还勾结湘西特务土匪武装,派遣沅陵教区神甫贾威(美国籍)赴沃溪、柳林等处,以过复活节为掩护,勾结匪湖南人民救国军军长胡芝邱、反共九路军大队长胡大武、匪湘西人民救国军总司令宋官荣等(均已伏法),资助他们金钱、武器、粮食、医药,阴谋武装暴动,颠覆人民政权。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间谍特务供认:“为了阻碍湘西的解放运动,我同情湘西的土匪,并鼓励他们”,“沅陵教区与土匪们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坚强的‘友谊联盟’,他们有个共同的敌人,他们都怀着把解放军从湘西赶出去的同
一希望。我们推崇土匪为教会的朋友,是中国的真正爱国者”,“我们期望着这些人压迫共产主义,所以当他们被彻底镇压了时,我非常失望!”
这些潜伏在天主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从来就是和中国人民为敌的,他们不仅进行情报间谍活动,还公然组织武装暴乱,妄图谋刺我人民领袖。展览会揭露了“公教青年报国团”的各种罪恶活动,它是由帝国主义间谍雷振远和蒋匪帮戴笠亲自策划成立的天主教内的庞大的武装特务组织。这个反动武装特务组织以华北各地天主教内的反动神职人员
为基础,以华北各地天主堂为掩护,深入广大城镇乡
村进行活动。一九四七年七月解放战争期间,该团潜伏在石家庄天主堂内帝国主义分子罗贯之(荷兰籍神甫),和天主教正定教区主教陈启明、指导司铎杨鸿志、神甫陈道生等一起,曾经勾结反动地主还乡队,乘虚侵扰我正定县;在二十多天中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杀害了干部和群众共三百多人。展览会并以各种实证,有力地揭露了一九四八年间这个反动特务组织多方刺探我军政首长在河北平山县一带的住地的阴谋活动,他们函电往返,布置凶手谋刺和为蒋匪飞机指示轰炸目标。他们妄想杀害我人民领袖,而且为了防止这一阴谋暴露出去,还凶残地捕杀了两名爱国天主教徒。这一罪大恶极的平山阴谋案,终因我解放区人民政府及广大群众严密防范,而没有实现。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死心,人民政府在两年以后又破获了美国特务间谍李安东等阴谋炮轰天安门的案件,再一次暴露了他们的凶恶野心。参与这个罪恶计划的有曾任天主教河北易县教区主教和前“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北京代表”马迪懦。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间谍和李安东、山口隆一等,都接受前美国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的指挥,马迪懦并把一部分杀人武器隐藏在北京乃兹府六号前“教廷驻华公使馆北平办事处”内。现在,这一罪恶计划,炮轰天安门的草图和迫击炮等杀人武器,都公开陈列在展览会场里了。我们认清了这些穿着道袍的“传教士”,原来是披着羊皮的狼。
这些潜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还以举办
“慈善事业”为掩护,残酷地虐杀了我国无数的孩子和婴儿。展览会陈列了北京、南京、广州、天津、芜湖、武昌、嘉兴、太原等地已经揭发出来的帝国主义所办慈善事业的真相。当我们从照片上看到那些皮包骨头、奄奄一息、被作践得像骷髅一样的孩子们,看到那些虐杀婴孩的阴暗的“地窖”、
“枯井”、“死仔井”和成堆的白骨,再回头看看图片上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却住着光线充足的洋楼,吃着火腿、奶油、牛奶、咖啡,你能不从心底里感到深切的悲痛和极端的仇恨吗?帝国主义把杀人说成“拯救灵魂”。让我们听一听天主教武昌教区负责人艾原道、郭时济(美国籍)在寄回美国的报告中有关武昌花园山育婴堂情况的自白:“从开办以来,它已经采集了一种有增无已的灵魂的收获,并建立了一种记录,成为教会的光荣和愉快。……一年到头,每天没有例外地,堂里的人收集果实——拯救灵魂,总数每天急剧上升,达到令人惊异和欣慰的地步。……这个堂所收容的婴儿,约有百分之九十在受洗礼后立刻死掉了。”想起这些无辜的孩子,站立在武汉市各界人民为他们建筑的万婴墓照片前,我们每个有良心的人,都会对毫无人性的帝国主义产生无比的仇恨。让我们永远记念着这些被帝国主义残害的无数小生命吧,为了今天在阳光下欢乐地生活着的无数孩子们的幸福,我们是绝不能站在斗争之外袖手旁观的。
反帝爱国是每一个人民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天主教徒的责任。从展览会里,我们看到:在过去,爱国天主教徒马相伯老先生和宋国宾教授等,就曾经和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解放后,全国各地天主教徒更纷纷勇敢地站起来,愤怒地揭发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许多爱国的中国主教、神甫和修女等,也参加了这一正义的反帝斗争。爱国天主教徒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各界人民的广泛支持与声援。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对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阴谋坚决予以打击,对于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则依法予以保障。共同纲领上记载着这些条文,展览会陈列的图片中也具体地说明了这些道理。我们看到: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等已被人民政府驱逐出境,而各地的爱国天主教徒,则在教堂里自由地进行着他们自己的宗教活动。
展览会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破坏活动的狰狞面目。看罢展览会,我们每个人想一想志愿军战士正在前线浴血奋战保卫着祖国安全的情形,看一看全国人民正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劳动,忘我地建设着伟大祖国的热烈气象,我们难道还能容忍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分子在我们新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捣乱,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吗?让我们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不管是教徒与非教徒,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清除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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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志(上) >> 第二章 惩治反革命犯罪 >>第五节 镇压反革命运动》节选

1.侦破“公教青年报国团绥远总分团”案

“公教青年报国团”是外国敌对势力与军统特务组织合谋,以天主教为掩护,于民国35年(1946年)成立的间谍特务组织,总部设在北平。其任务是组织暗藏在天主教内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搜集中共情报,进行策反活动,组织武装配合国民党军事行动。民国36年(1947年)7月,“公教青年报国团”渗透到绥远,积极进行活动。

(1)建立组织,部署任务

一向从事特务间谍活动暗藏在绥远天主教内的反革命首要分子白祥,抗日战争时期即加入军统特务组织,与军统特务头子马汉三建立了工作关系。民国36年(1947年)7月,接受“公教青年报国团”总部头目部署的任务,成立“公教青年报国团绥远总分团”,内设主任、书记、秘书、交通及总务股、情报股、文书股;下设武川、托克托、陶林分团。总分团主任白祥,白祥潜逃后由高若山继任。“公教青年报国团”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情报、策反与武装活动;其经费来源一部分由军统拨付,一部分依靠外国“救济物资”。

(2)搜集中共情报,提供特务机关利用

绥远省公安机关从陶林分团主任宋连明处缴获《情报搜集实施要领》、“公教青年报国团察哈尔分团”主任王若鹏给宋连明的“代电”、绥远省军政首长名单底稿等3种情报资料。另据绥远总分团书记高赓虞、文书股股长汪进河供称:该组织曾令武川分团主任张升文、托克托分团主任赵国范广泛搜集解放军和解放区的情报;张升文收集情报“有功”,受到白祥“夸奖”;托县分团于民国37年(1948年)二次绥包战役后,收集了解放军遗留的大批书报杂志送往归绥。

(3)组织武装,配合蒋军军事行动

民国38年(1949年)2月,白祥趁绥远当局成立“绥远警卫团”之机,以该团名义组建3个团,自称“教友兵团”,号召动员青年参军,作为建立反革命武装的基础。先后网罗起千余名土匪、特务、兵痞、流亡地富及不明真相的天主教徒集中到归绥训练。后因绥远和谈,“教友兵团”分别编入刘万春、鄂友三部队,白祥潜逃。此前,宋连明以“民众自卫团”名义,在陶林等地组织武装。民国35年(1946年)深秋,傅作义军事集团占领绥东解放区,宋连明奉白祥命令,在集宁、玫瑰营子组织自卫队,向第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领取步枪49支、手雷、手榴弹各两箱”。翌年秋又向绥远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领导的“党政总队”第四大队购买步枪25支、轻重机枪4挺、手枪3支、手榴弹60枚、子弹15 000发。“陶林县民众自卫队”直属“公教青年报国团”领导。

(4)接受任务,进行策反活动

民国35年(1946年)秋,白祥保荐宋连明接受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部署的任务,在绥东、察北策反乌勒吉敖其尔部队未逞。此外,宋连明在陶林县大脑包村依仗反动势力反攻倒算,强迫群众空室清野,策应内战。

民国38年(1949年)绥远省和平解放前夕,白祥畏罪潜逃。潜逃前焚烧了“公教青年报国团”的全部材料,布置了潜伏任务。指定“公教青年报国团绥远总分团”由高若山领导,高赓虞潜伏北平,汪进河潜伏包头,赵国范、马殿儒潜伏归绥,张文升潜伏武川,以天主教为掩护进行活动。

绥远省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察,在掌握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于1951年年底破案,先后依法逮捕高若山、宋连明、张升文、王永山、高赓虞、汪进河、马殿儒、曹荣阁、李方平,缴获收报机一部、特务证件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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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志·政法卷·公安志》节选:

1950年,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北京市军管会明令征用东交民巷的外国兵营地产,在京外侨限期上缴所存枪支弹药,限期拆除电台。查封了原美国领事馆的收、发报机。经过深入调查,于1951年7月25日,公开逮捕了34名证据确凿的间谍分子。破获了隐藏在5个天主教堂或书院内的“公教情报组”、“公教青年报国团”等一批间谍特务案件,缴获手枪、雷管、炸药、电台、战刀、匕首、反动证件、情报底稿等大量罪证。接着,又先后取缔了天主教非法机构“外地教区驻京办事处”和反动组织“圣母军”,比较彻底地清除概述·7·了帝国主义在北京的残余势力,教育发动了群众,促进了天主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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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解密:北京朝内81号身世之谜》节选:

文并供图/王兰顺

2014年09月22日14:45 来源:北京青年报
朝阳门天主堂的命运与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密切关联。1951年7月,曾在朝阳门天主堂任副堂的宋维里因“公教青年报国团”事件被抓获。同年9月16日至17日,北京天主教召开了近500人参加的第一届代表会,成立了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员会,组织各堂区代表揭发反动传教士组织参加圣母军的罪行。这些事件使管理朝阳门天主堂工作的宋乐山顿时感到政治气氛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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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国化历程考察》节选:

到了抗日战争期间 ,罗马教廷公开承认伪满洲国 ,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 解放战争期间 ,罗马教廷及 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修会支使中国天主教会内部的反动分子进行反革命破坏 ,煽动教会群众仇恨共产党 ,仇视解 放区 ,组织 “天主教十字军” 公教青年报国团” “ 、 等反革命武装 ,协同国民党与解放军作战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 , 罗马教廷指使教会进行颠覆人民政权的破坏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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