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燕教会

幽燕天主教会圣统制-堂口坐标地图:

另见:天主教河北教省堂区名单

幽燕民族的灵魂是天主教信仰,也是幽燕西亚的国教,这是燕人与诸夏其他民族最重要的区别。整个东亚都再没有其他民族像燕人如此产生对真理的热心皈依,并虔诚守护信仰不受敌人侵犯,只能说是天主甄选了我们的民族,是赐给我们的特别恩宠。这信仰让幽燕获得了重生,真正地成熟起来,建立起了文明的秩序,也没有任何势力再能摧毁它。

(一)燕族宗教信仰

幽燕民族最为重要的凝聚力是天主教信仰,这是最晚形成的。

1.燕地的优越地理条件:

在弥撒圣祭中,司铎将小麦饼圣化为基督圣体,葡萄酒圣化为基督圣血,教友们借此在弥撒中与基督共融,这是天主在最后晚餐时亲自要求给教会的。其中小麦在燕地的种植历史已有数千年,是殷商族人通过与萨迦游牧部落的贸易从美索不达米亚带来的,是燕人的传统粮食作物,至今燕人多流行吃饼,饺子则是燕人最热爱的美食。小麦在东亚的分布南界就是长江流域。而葡萄在燕地的种植历史同样久远,是与小麦一同被胡人带来的,燕地也是东亚葡萄酒的重要产区,有宣府沙城、房山、卢龙-昌黎三大优质产地。葡萄在东亚的种植南界就是秦岭-黄河一线。当年天主教修会在南支、日韩一带传教时,就发现弥撒圣祭里面祝圣基督圣体所用的小麦面饼在当地难以找到,需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十分不便,当地人也不喜欢这种面粉食物,加上葡萄酒也难以获得,所以当地的传教工作一直很难展开。相接于内亚优越位置的幽燕沃土就完全符合这两种作物的种植条件,让燕人能够领受到这两样天主钦定的尊贵食物,也必然能成为基督信仰兴盛之地。
除此之外,燕地作为欧亚草原丝路的最东端,以及诸夏的最北端,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远东最早开教的地区。而近代海路兴起以后,燕地又因为拥有天津港的海运优势,传教士也是云集燕地,以至于幽燕能成为诸夏拥有最多基督徒的地区。

2.幽燕教会规模:

早在1298年,就已有方济各会传教士孟高维诺在当时的元大都城内建立了燕地有史以来第一座天主教堂,在十七世纪的明末清初时天主教开始在燕地乡间扎根,到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剿灭拳匪之后迅猛发展。圣教会将福音传入燕地后,便被幽燕人民广泛接纳,逐渐成长成为天主教会在诸夏最大的传教区,实在是天命所为,至今已有两百万之众,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五,部分县市的比例可能早已高于10%,呈现教堂林立情景,如献县境内除去本斋回族乡,几乎村村都有教友。北洋军政府时期的北平代牧区到1928年北伐前天主教徒比例已达6%,为支内最高,有26万教友。据1990年中国政府统计,河北省有公开教会的天主教徒100多万,穆斯林49万,基督教徒12万,佛教徒19万,由于没有确切的统计,天主教地下教会加上有统计的官方教会信徒数量,幽燕14市中天主教徒的总数可能已有两百万,其中河北省的天主教徒数量占据了中国大陆天主教徒总数的四分之一,也拥有中国最多的神职人员和教区。燕地的16个教区,包括北京总教区、天津教区、保定教区、易县监牧区、安国教区、正定教区、赵县教区、顺德教区、献县教区、景县教区、永平教区、热河教区、赤峰教区、林东监牧区、宣化教区、西湾子教区。河北教省也是中国大陆天主教地下教会最为活跃的地带,其规模和影响力远高于爱国会控制的官方教会,多年来当地政教关系都比较紧张,时而发生冲突,有许多地下教会的司铎与主教常年遭受政府方面的监控和干扰,甚至常被拘捕,还有许多神职因此成为了殉道者,比如著名的忠贞教会领袖,保定教区的范学淹主教。
虽然整体比例还并不高,天主教却是燕地首要的宗教信仰,其规模和影响远超同样流行于燕地的佛教(主要是境内满蒙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基本上只有回族信奉)、新教等,且潜力巨大。除这些制度性的正式宗教外,燕地至今仍然流行传统的民间多神崇拜,其规模超过天主教,本地人俗称“大教”,无神论者在本地人口中居少数。

3.燕人捍卫着纯正的天主教信仰:

严格的来说,如今诸夏各地的教会绝大多数都是作为共产党傀儡工具的伪教会,都是需要再次进行传教的地区,唯有幽燕的教会通过忠贞教会较为完整地延续了下来,因而只有幽燕民族才是诸夏各国中真正信仰天主教的民族,是幽燕与其他民族的最重要区别。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大修会在诸夏的传教成果,已基本在共匪搞的三自革新后毁灭了,那些爱国会管理下的信徒都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唯有不服从共匪的忠贞教会继承了当初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信仰,而诸夏各民族忠贞教会的中心就在燕地,如果当年没有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通过祝圣本地主教以恢复圣统制,就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忠贞教会。而邻居齐和晋都是爱国会,处于异教徒之中的幽燕教友,只能是一个民族。所以说幽燕民族的信仰,就是要做教会在远东的堡垒,要像波兰民族一样在现代世俗主义和异教徒的入侵中捍卫传统的基督文明,并且以后还要派遣传教士,恢复当初欧洲传教士的努力成果,代替这些堕落的欧洲人,将诸夏各民族从野蛮中继续带进基督的文明秩序。
为什么说幽燕周边的各族教会已丧失了真正的天主教信仰:数十年来,与幽燕相邻的晋人历史上居然没有一位忠贞教会主教,仅有一位在文革时殉道的汾阳教区雷震霞主教,当地的忠贞教会司铎也只是绥远一带较多,已充分表明其民德之低下;齐人除与燕地相邻的个别教区有过忠贞教会主教外,其最为出名的人物却是爱国会的铁杆宗怀德,以所谓“周村教区主教”为名为“一会一团”祝圣了最多的伪主教,俨然与我们幽燕民族的范学淹主教截然相反;满洲也是爱国会重镇,少数较为知名的如齐齐哈尔教区的魏景义主教后来却也叛离了忠贞教会,但其危害最大的还是盛产异端邪教,如鼓吹神恩复兴运动的现代主义异端组织“门徒班”就诞生在满洲,如今已经流窜到燕地,破坏我们传统的信仰;诸夏各地能与幽燕忠贞教会相媲美的民族乏善可陈,相距不远的关陇民族要优于晋人,特别是其民族英雄张刚毅神父,1989年在三原发起召开诸夏忠贞教会第一届会议,幽燕教会多位领袖赴会,是燕秦两族在当代友谊的开始,王弥禄主教也是范主教所祝圣的第一批使徒,是关陇民族忠贞教会的中坚力量。其次与幽燕教会有较深关联的是闽越教会,特别是闽北福州一带,当地教友同样信德顽强,尤其可贵的他们是梵二以后最早复兴传统的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将幽燕教会也恢复传统,为幽燕民族传承真信仰功不可没。再有就是吴越/上海民族也拥有许多忠于信仰的信友与神职,除此之外的各地忠贞教会力量都很微小。至于那些在燕人里因为软弱而服从了共匪,隶属于一会一团的所谓“公开教会”教友,虽然在规模上他们不及忠贞教会,但只要他们能够公开悔罪并进行补赎,他们还是可以被接纳进来,因为宽恕是基督徒的美德,不过很显然,他们在复国以后的政治权力会是受限的。
人类文明的天花板无疑是耶稣基督亲立的教会,异教徒支那人作为文明世界之外的野蛮人,除了认罪悔改,皈依圣教,没有任何方式可获得救赎。但其中有能力的很少,从这一百多年来的各种考验来看,只有幽燕、关陇、上海、闽越、巴蜀等民族拥有些个虔信教友能够真正脱支,免遭将来天主对罪恶支那人的惩罚。当初开始觉得我的同乡们是一个与周边邻居迥异的真正民族,身为一个燕族人而自豪,正是因为幽燕民族坚守信仰,有诸夏最顽强的忠贞教会,有那么多宁死不屈的 圣徒,在一群叛教者之中傲然独立,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流淌着一个高贵民族的血液,有虔诚的民族之魂,这是邻居们都不具备的。

4.天主教民族主义的必要性:

天主教传统的政权形式为封建君主制,但随着西班牙王室在19世纪初将中世纪延续下来的萨利克习惯法抛弃以后,便宣告着天主教世界传统的封建时代终结。那之后只有越发沦为边缘团体的卡洛斯主义者(Carlism)以“Dios, Patria, Fueros, Rey”(即天主、祖国、宪章、君主)四大信条继续维护这一古老的天主教政治秩序,其中的“Fueros”就特别指的是地方自治传统,限制君主权力,赋予教会充分的自治权。可以说近代民族主义的正轨就应该是遵循这一条准则,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早期的民族主义者都是由此而来,只是后来才被左派分子冒名顶替。所以民族主义是不会与天主教的政治传统相矛盾的,当代的民族主义就是要开创新的封建时代,因而我们必须要运用真正的民族主义来保障如今教会的利益。
作为人类文明秩序的边缘区,远东并没有形成像罗马帝国结束后中世纪欧洲的稳固封建制,而是早在暴秦吞并东方六国以后就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绝对君主制。可谓是人类最早诞生的邪恶制度,此后的远东便处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性朝代更替中。后来只有少数时期依靠北方游牧民与西域胡人将古老的封建自由复兴。可即便有蛮族的数次换血,大一统的毒瘤依旧顽固,直到暴明帝国时期,由于海路的兴起,东方专制帝国的恶劣文化直接被阿拉伯穆斯林传播到了欧洲,正是因为欧洲基督文明的叛徒们在东方取经以后,将远东无神论者的绝对主义用在了瓦解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上。以启蒙运动为代表,其中的伏尔泰特别推崇东方儒家的人本主义,以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到了17世纪,经过启蒙运动荼毒的法兰西已经彻底瓦解了封建自由,国家已将世俗政权的权威凌驾于罗马教皇之上,特别是以黎塞留枢机与法王路易十四为代表,后来到拿破仑时代则达致登峰造极,由此已充分说明大一统绝对主义对教会的危害。而绝对君主制之后兴起的民族主义,正是为针对大一统的危害而出现,可以说民族国家就是对中世纪封建制的恢复,其共同特征都是尊重地方群体的权力,只不过是由此前的家族转换成了民族而已,这两者本质上也并无区别,这一转变只是因为基础教育的普及而造成,平民与贵族的差异已随着技术的演化而日益缩小,基于民族的民主制就成了必然的历史进程。而正是有了多民族并立的局面,才能保证天主教会的权威不受一家独大的任何世俗政权的威胁。简而言之,教会应该统一,但是国家政权就绝对不能是大一统,那些集权的世俗政权往往也是剥夺其统治下教会权力的,因而一个信仰虔诚的民族国家,绝对要好过那种大一统的集权帝国。
天主教信仰与许多宗教即便都是普世性的,也并不妨碍各地拥有不同语言与文化习俗的天主教族群,为保障自身能够自由信仰天主教的权力,尤其是在自身面临异教徒严重威胁的时候,以发展民族主义进行抵抗。比如西班牙、爱尔兰、波兰、克罗地亚等地民族主义的形成,就是为了对抗伊斯兰、誓反教、东正教、纳粹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为了不被异教徒奴役,当时只能是借助信仰的力量,强化自身的民族认同。如今幽燕教会也面临同样的局面,周围都是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统治,以爱国会的自立革新运动分裂教会,严重危害了幽燕教会信仰自由的权利,为了燕地人民脱离奴役,只能借助天主教信仰强化自身力量,发展民族主义。但是正由于宗教信仰往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共同信仰之下的各民族彼此之间是一种更为亲近的同盟关系,而不是绝对的与其他民族对立,孤立自己,像是天主教信仰同样顽强的关陇民族、闽越民族都是我们在诸夏的盟友,波兰民族则是我们在全球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我们全世界所有天主教徒都公认罗马是普世的信仰中心,天主教的民族主义正是在对抗异教徒的时候所激发起来的信仰热忱。
民族主义不与教会传统相悖的另一点就是圣经创世纪中巴别塔的典故,已明确指出天主是不允许人类以普世一样的语言,通力合作,达到与天主平权的。换做近现代,其实巴别塔对应的就是那种大一统的吏治国家甚至世界政府,或者共产国际,以集权制消灭地方民族独立语言文化的邪恶行为。任何自发形成的语言与文化等都是天意/自然的体现,任何违背自然而想依靠人力以进行强制改变的都不被天主允许。另外,耶稣基督的宗徒们在五旬节教会建立的时候也是圣神赐予他们说方言的能力,而没有让他们去支持大一统国家消灭各民族,通过强权传福音,也是说明天主支持人类多元的文化,只是需要教会让这些不同文化的民族都要顺服天主,皈依基督,信仰真教,否则也都是野蛮人而已。教会当年之远东传教时期也是对各地方言或者说诸夏各民族语言都是支持的态度,因天主教的教会语言是统一的拉丁语,但是这一神圣语言一般教友并不用,只是神职人员在礼仪中使用,来远东的传教士当时都得精通各地土语,为了便一般教友祈祷,就特别为各地教友分别发明了独特的使用本地语念诵的经文,被我们燕人俗称为“恭敬调”。另外朝鲜民族主义者为脱离汉字圈而发明的谚文,天主教会也是当时最先正式承认其价值的。
虽然只有天主教的民族主义是正统,异教的民族仍然需要归化,但在当前的世界来说,许多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成型,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信仰,也很难再通过像是20世纪前那样大规模地派遣传教士到海外开辟新教区了,教会应以保守那些已信仰天主教的人民为主要工作,必须要积极地鼓励民族主义,不然会面临更严重的损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幽燕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主张人人平等或绝对民主的,而是首先以天主教的圣统制为前提,对神职人员地位的尊重仍然是必要的,并且其政治权力应高于平民。因为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相当一部分是受法国大革命和共济会的启蒙运动所影响的,其代表就是反教权的公民民族主义,主张人权至上,要自由、民主、平等,而我们为了避免此类有害于教会的民族主义,所以采用以天主教为核心的宗教民族主义,这也是圣教会面对世俗主义入侵一个有效的防御方式,属于被动的民族主义。与之相应的,幽燕独立后也适合实行君主制,以卡洛斯主义原则保障地方的自治权。
天主教信仰与幽燕民族精神如今已十分完美地融入到了幽燕教友之中,是今日幽燕民族的精神支柱。但教会亦应当放弃此前追随国民党政府的旧观念,因为依附世俗政权带来的危险是显著的,国民党政权推行那些错误的民族观念,搞大一统主义,反对西方,甚至直接打压教会,搞所谓的本地化,这些违背天主正义秩序的行为是必然不会成功的,再说如今蜷缩于福摩萨的国民党早已衰败,根本不可能再反攻大陆,如今福摩萨人民的主流呼声就是建立自己独立的台湾国。而且也不要寄希望于共产中国自己通过改革变得民主,那是不可能的,即便苏联解体了都没有实现民主。再者说,我们绝不应该像是穆斯林统治下的埃及科普特基督徒一样,以为仅仅拥有教会内部的自主权就够了,想依靠给统治者纳税以苟活,这种群体正是典型意义上的“费拉”。所以说我们幽燕的忠贞教会只拥有了自己教会内的自主权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在普天之下捍卫基督的主权,不仅不应该漠视政治,更应该主动寻求能够真正保障教会自主权的政治权力与军事力量,以达到完全的自治,能够以自己的武力保卫信仰。在1900年的庚子战争时期,东闾圣母已经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做,当时面对拳匪仇教暴民与满清骑兵的围攻,东闾教友并不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地拿起武器反击,不能上战场的老幼妇孺就在大堂里面专心念经祈祷,而年轻力壮的教友们则在堂外英勇抗敌,正是东闾教友们以勇武与虔诚的精神才能够获得天主的喜悦,使得圣母能够亲自显圣帮助战士们退敌,成功保卫圣地。我们现在面临共匪的压迫也应该效仿当年,必须以武力反击,而非只是消极抵抗。因而我们幽燕的教会如今必须主动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共同体,作为拥有诸夏信仰最强盛的土壤,便可积极介入到现代幽燕民族的复兴上来,并应成为主导力量,组织教友们建立光复幽燕的骑士团,这样才是即利于教会自身发展,又利于本地人民福祉的抉择。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民族国家,由天主教徒领导天主教徒,而不是什么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那么也就永远不会出现什么本地化或爱国会之类乌七八糟的玩意了。这自由就是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崇高权力,必须亲自争取。
天主教徒因其优越的组织力和教友素质,无疑是让现代幽燕民族复兴的首要力量。幽燕天主教友面对数次教难,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抵抗力,我们共同经受住了满清朝廷的百年禁教、拳匪仇教的庚子之乱、共产赤匪的残酷打压,而顽强地将信仰延续到现在,无数的殉道者展现出了幽燕先民的悲壮情怀和气节。幽燕天主教友也是当今唯一能够光复祖国的有生力量,我们将依靠幽燕民族守护圣徒东闾圣母的庇护,踏碎赤魔的头颅!

(二)幽燕教会简史

1.最初的民族信仰:

上古诸夷部落信奉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以黑色的神鸟为部族象征。与较为世俗的华夏族有明显不同,诸夷部族热衷于崇拜造物主,这在后来殷商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中有充分体现。
被周族殖民后,春秋战国时代的燕人遵从周礼,有相应经典《周礼》,该书成于燕战国时代,系统地总结了周代封建制度,托名作者于周公旦,为当时燕贵族应对周制日渐瓦解而编纂,另有一说为燕地汉河间王所著。除此还有燕地孤竹国后裔墨子建立的墨家学说,其与中原人推崇的儒家人治不同,与暴秦推崇的法家更不同,明显继承了殷商的传统,如对造物主的崇拜热情、其“兼爱”主张更是与基督教思想一致。
汉魏统治者搞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燕人自己原有的文化与信仰被打压,墨家弟子成为游侠,融入到了后世燕人尚武的精神传统。另一些燕人后裔则继续拥护古老的周制礼仪,但儒家并没有拯救幽燕,其在燕地的影响也敌不过随后来自西方的数个胡人宗教。原本的儒家思想其实属于雅利安武士哲学在东亚本土化的产物,而孔子本人便是殷商贵族后裔。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就来自于此。后来的朱明理学则是南支人篡改的产物。
燕地民间很早时就盛行多神崇拜,比如在保北地区以易县洪崖山的后土崇拜为中心,流行于易县、涞水、涿州、定兴、新城,以及京津等地,当地也属于燕民族起源地区,至今当地的相关宗教活动仍然十分兴盛。

2.西域三教的传入:

公元7世纪来自外伊朗呼罗珊地区的粟特人迁居燕地之后,将祆教、摩尼教、景教三支源自西方的全新宗教信仰传入燕地。其中尤以祆教信仰为首,在河朔三镇时代,粟特人的祆祠遍布燕地,其信仰逐渐融入燕地文化,参与年终驱傩等本土习俗,至今在燕地仍然流传有许多与火有关的民间习俗,比如蔚县的“打树花”。祆教属于二元论宗教,相信善恶势不两立,又与基督信仰类似,相信救世主和末日审判,这与流行中原与江南的佛道大相径庭,更新了幽燕人民的灵魂,也是今日燕人黑白分明的性格、誓与邪恶势力毫不妥协的精神来源之一。摩尼教与祆教相似,又称明教,后来演变为了明清时期流行于燕地的白莲教,其对历代帝国政权都有严重敌视态度,频繁发动起义,与沦为帝国之囚的中原费拉顺民有明显不同。景教原为东方亚述教会聂斯托利派,本被大公会议定为异端,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与天主教会共融,今属东仪天主教会一支的加色丁礼天主教会,当时也主要由粟特等胡人信奉,并在燕京、涿州、河间、大名等地建有教堂,至今在燕地的房山地区仍然存在一处景教修道院遗址。这几个宗教一直延续到元末才逐渐式微,融入到了当地民间多神崇拜信仰。

3.第一次皈依圣教:

直到天主教传入燕地后,燕人才获得了自己真正的民族信仰。因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期法王圣路易的支持,1246年罗马教宗依诺增爵四世派遣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首次前往东方寻求军事同盟,共同对付伊斯兰的扩张,同时在蒙古诸部族中传教,后来还将一些景教徒改宗。1298年,那不勒斯人方济会士孟高维诺在燕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此为燕地开教伊始,幽燕民族也成为远东第一个皈依罗马天主教的民族。1307年,教廷设立汗八里总教区,统管整个远东教务,方济会士孟高维诺为远东首位主教,主教府便设在燕京元大都,当时皈依者三万余人,是当时天主教会距离罗马最遥远的一个教区,因此汗八里总主教拥有很高自治权,除非重大决定,否则无需取得罗马教宗的准许令。1328年孟高维诺在大都去世,成为首位安葬在燕地的西方传教士。本来燕地教务在蒙古统治者善待的情况下可以顺利发展,甚至获得了很多贵族的支持,可惜开教一百多年后来自中原的流寇攻入了大都,胡人与外来宗教均被排斥,教务由此中断。

4.第二次皈依圣教:

天主教信仰在第二次传入后才真正在燕地打下了根基。因为当时的天主教自身已经历了脱利腾改革,成为了信仰虔诚而又组织严密的教会,为与新教徒竞争而大力派遣传教士到远方传教,来自教皇国耶稣会早期的传教士利玛窦便是在此背景之下前往远东传教,也注定会比上次更为成功。1601年利玛窦等几位耶稣会士抵达当时归属于明帝国的北京,重建教堂,恢复教务。利玛窦将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福传事业。在京传教时期,利玛窦皈依了一户安氏家庭,安姓属昭武九姓之一,其祖先可能是融入燕文化的粟特人。随后安氏教友便把信仰带回了家乡保定府,利玛窦又将其附近几个村庄福音化。这信仰的种子一落地,便顽强地扎下了根,并茁壮成长,至今那位教友所在的安家庄仍然是燕地规模最大的天主教村庄之一。耶稣会士们也将燕京众多社会上层人士皈依了天主教,其中属燕地大兴人庞天寿最为重要,他几乎将整个晚明皇室全部皈依,并且向西方天主教国家寻求军事援助以抵抗来自关外的满人蛮族入侵,无奈天命该绝,也是天主对帝国的遗弃,衰朽的帝国终被满人摧毁。而因满人的野蛮与自大,对真理毫不认识,满清朝廷借礼仪问题在1721年发布禁教令,圣堂被官府霸占,大量传教士被遣返,燕地教会首次转入了地下,但在葡萄牙等国传教士秘密的领导之下,保定、正定、宣化、河间、永年一带的教会仍然在艰难中日益壮大。

5.第三次皈依圣教:

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衰朽王朝的大门,1846年重获传教自由之后,在法国传教士的努力之下,燕地教务获得了迅猛地发展,幽燕人民如久旱逢甘霖,福音化势不可挡。这也是因为燕地社会在明清数百年的奴化统治下,底层已越加费拉化,仅存少数士绅阶层维护原有文化,天主教信仰填补了许多人的信仰空虚,但造成了这些守旧派的排斥,引发许多教案,诸多邪教也借此滋生。由此展开了天主子民与魔鬼势力之间的圣战,而面临再次的危机,这次幽燕获得了天主的眷顾,战胜了敌人。
1900年爆发了默示录一般的庚子教难。发源于中原地带鲁西南的几个邪教流民集团,以义和拳为名如瘟疫般向北迅速扩散,燕地一些仇教者也群起响应,尤其是在燕地一些本土文化较强的地带,当地拳匪与山东那些流寇相比其组织力和战斗力都要更强一些,继承了燕人传统的尚武精神,因此其破坏性也是最大的。加上当时就属燕地的教会最为兴盛,因而成为主战场。面对生死存亡的抉择,燕地教友勇敢地团结在一起,在传教士们的领导下积极建立防御工事应敌。依靠精良的战术和武器,以及最重要的因信仰而生的勇气和毅力,燕地众多大型据点均成功抵挡住了拳匪的进攻,仅有少数几个因意外事故以及清兵的加入才抵御失败,比如发生于景县朱家河的大屠杀便震惊了世界,而在其间殉道的几位教士至死都与教友不离不弃,战斗在最后一刻,这些殉道者有几位在战后被教宗良十三世册封真福。拳匪的野蛮行径令处于文明世界的有良知者无不痛心,因此后来欧美诸国不惜远赴重洋而来消灭邪恶,拯救陷于危难中的文明种子。在庚子年间众多的战役中,最被燕地教友广为传颂的便是东闾保卫战,因为在当时厮杀的战场上,圣母玛利亚亲自显现多次,让英勇的战士们更加斗志高昂,敌人见状则无不惊惧溃散,落荒而逃。
战后的东闾遂成为幽燕的信仰中心,各地的朝圣者纷至沓来。当时幽燕教友热心念诵“天主圣母,东闾之后,为我等祈!”经文,并且由一位本地修女绘制了具有本民族风格的圣像,此为当代幽燕民族主义初现端倪。但教会当局却错误地迎合后来民国政府发明的虚假的中华民族观念,不仅把一个在上海的法国画家模仿慈禧肖像的版本定为了正式的东闾圣母像,还将其奉为中华圣母,实为不妥,因她理应只为幽燕民族的主保!而且这个版本的圣母像也被幽燕教友所排斥,燕地教友至今仍然喜欢念诵最初的短诵经文,再者虽然东闾被教宗庇护十一世正式册封为国家级朝圣地,但基本上当时只是方圆几百公里之内的数个教区时常前往朝圣,由于没有特别的民族感情,外省教友并不热心恭敬东闾圣母,在吴越有当地的佘山圣母,晋地有阪泉山,荆楚有沈垭等等,都是各民族的圣地。也许是对于教会执迷不悟的惩罚,天主不再允许这种支那大一统色彩的谬误,尤其是对促成当代独立的幽燕民族的阻碍,东闾圣殿在中日战争中被乱军焚毁,东闾朝圣陷入瘫痪,而支那大一统的恶行也在其后得到了被全面赤化的下场,我们当代幽燕教友必须从中明白天主所指引的真道,绝不能再痴迷于谬误。
1926年,幽燕民族终于有了首位本地主教,即宣化教区首任主教赵怀义,与安国教区的首牧孙德桢,他们都是生于燕地,长于燕地,一辈子服务于幽燕教会,教宗庇护十一世在罗马亲自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祝圣晋牧典礼,这实在是幽燕教会的无上荣耀。教廷又于1946年在华建立圣统制,幽燕教会是以北平总教区为主体,划分为了14个教区,分别为北平、天津、永平、宣化、保定、易县、安国、正定、赵县、顺德、献县、景县、永年、大名教区,燕地北境则分属热河、赤峰与西湾子教区。幽燕教务由此日趋完善。天主教信仰在今日诸夏之中,尤以幽燕最为兴盛,约有200多万教友,占据大陆天主教徒的四分之一,还有数百位司铎及十几位主教。

(三)燕地的忠贞教会:

与诸夏其他地方教会有显著不同,不仅福音广传,幽燕教会亦拥有极为顽强的信德,虔诚维护信仰不受侵犯。在赤匪掌权以后,燕地教友绝大多数都没有成为降掳,即便面临肉体精神的各种拷打折磨,甚至死亡的威胁,仍然坚持忠于自己的信仰,绝不乞求苟活而背叛上主。50年代后期中共政府建立了爱国会,大搞独立自办教会脱离罗马教宗领导的裂教运动,除了少数几个叛徒,燕地绝大多数的主教神父都拒绝参与这种裂教行为,因而他们均被处以监禁或劳教,有的甚至在狱中殉道。文革时圣堂被摧毁了,大家就如罗马帝国时代的教会一样,藏入地洞或民宅之中继续祈祷。但即便如此强力镇压仍然没有将信仰消灭,后来赤匪便假意给予教会宗教信仰自由,重建了教堂,但实际上仍然以消灭真信仰为目的,离间教会,因而一些教友禁不住诱惑从地下走出了。但占据多数的广大教友仍然坚守此前一贯立场,拒绝服从赤匪的任何政策,在众多忠贞牧人的领导下继续抵抗,范学淹、苏志民、陈建章、刘冠东、师恩祥等燕地主教均为大陆忠贞教会的著名领袖。其中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他不仅是幽燕教会的圣徒,忠贞教会的中流砥柱,其临危不惧,杀身成仁的高风亮节也是幽燕民族精神的完美化身,不愧是我燕当代的民族英雄,当被后人永世纪念称颂。
天主对幽燕竟有如此的厚爱,燕地众多抵抗共产暴政的殉道圣徒们虽然离去了,但为我燕日后的复兴埋下了种子。先人激励着你我,满怀希望,相信在上主的眷顾之下,我燕必不致永远沉沦,将依靠圣教会的薪火再次恢复往日光荣!

(四)幽燕民族教会:

虽然天主教原本是普世统一的教会,与誓反教自由分裂的情况不同,根据圣教会传统,凡是真正的天主教徒都必须与罗马圣座保持共融,必须效忠于教皇陛下。由于赤匪当年为了维持自己的绝对统治,极力控制中国大陆教会,建立了傀儡组织爱国会,凡是从属于爱国会名下的神职教友均已构成裂教,与效忠英国王室的圣公会一样属于国家官办教会,只不过爱国会效忠的却是无比邪恶败坏的赤匪,是一帮流氓暴民建立的僭主政权。因而我们幽燕的忠信者们作为天主子民绝不会臣服于这样低贱的,普世忠义良善之士所唾弃的政权,被这些暴民统治本身就属奇耻大辱了,我们蔑视这些僭主,效忠于罗马,顽强抵抗而拒不屈服。忠于基督信仰、据不妥协于赤匪的邪恶统治,便是当代幽燕民族的外在标记,是幽燕民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慷慨悲歌之民族性格的延续。大陆的天主教会中没有哪里的教友能够比得上幽燕忠贞教会,当代大陆忠贞教会所有主教以及大部分司铎的圣秩统续也都是继承自我们保定的范学淹主教,光荣天主的殉道圣人,尤其在东闾圣母的庇护下,在当代各地忠贞教会纷纷倒戈的情况下,唯有幽燕还能坚守阵地。
如果现在的罗马还是百年前那个罗马我们的抵抗一定会获得罗马的全力支持,可惜如今圣教会却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梵二会议以后的教会实质上已经四分五裂,现代主义异端者已经成为僭主,而维持纯正信仰者却不被沦陷后的教廷所接纳,如坚持传统的圣庇护十世会(SSPX)就惨遭驱逐,忠信的教廷保守派也陆续被篡位者纷纷铲除,现代主义教廷已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如没有外力强行干预已基本没有希望恢复原貌,其自称圣伯多禄的继承者,却并没有忠于天主,践行其捍卫真理的使命。如今这信仰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幽燕民族,我们民族的抵抗运动被现在的教廷所贬低。现代主义罗马与赤匪沆瀣一气,早已背叛了我们的信仰,不仅不再坚决支持忠贞教会的抵抗,不任命新主教,反而屡次认可爱国会主教,配合中共的自选自圣,让虚假的伪教会一步步蚕食忠贞教会的领地,将真正的教会几乎要消灭掉了,在他们里应外合的夹击之下,幽燕忠贞教会已经被折腾的奄奄一息,眼看传承数百年的信仰堡垒就要轰然倒塌。然而感谢天主,现在仍然有忠于信仰者勇于违抗异端的罗马,延续信仰的火种,如正定的董冠华主教,虽不得已私圣主教而与罗马分离,很讽刺地违反了我们忠贞教会自己原本极力拥护的“服从圣座”原则,但是却守护了真正的天主教信仰,让幽燕民族的精神支柱能够屹立不倒。因为真信德绝不是盲从,也只有这样不服从教廷的错误,坚决不归入爱国会,即使自己也被迫的“自选自圣”,才能让信仰有效的延续下去。我们必须继续进行一百年前法蒂玛圣母所要求的让教会“奉献俄国”,也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反共,恰恰是因为现在的教廷亲近共匪,背叛了圣母的许诺,我们就应该加以制止,尽己所能保留纯正信仰,由此才能获得天主的喜悦。
由于不被罗马所认可我们的抵抗,我们也只好建立本土自治的民族教会,在不更改传统的天主教信仰和礼仪的基础上,我们建立民族教会就是应对信仰危机的有效办法,目前在梵二现代主义与忠贞教会被迫投降于赤匪的双重危机下,只有与异端的背叛信仰的罗马划清界限,才能免于在幽燕延续了近千年的基督信仰彻底灭亡。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种自治的教会不会是长久的状态,只是临时的解决办法,否则就会成为誓反教,真正的裂教,所以要按照如今圣庇护十世司铎会的形式,承认教宗的合法地位,但绝不服从教廷明显的谬误,合理的才可以服从,如果教廷能够把传统真正恢复起来,不再推行那些谬误,那么顺理成章地就可以重新与普世教会共融。
总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执行起来也会很艰难,但也是挽救幽燕忠贞教会之存续唯一可行的办法了,这绝不是我们想主动裂教,而只是不愿意以“愚忠”纵容慈母教会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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